造良好的印象也确实很重要。问题是除了外表这张牌以外，罗伯和乐娜拿不 出其他任何东西来争取名利。就如私底下所承认的，他们已对办公室里的日 常活动完全丧失兴趣。然而，他们又急切地渴望升级与加薪。如果他们的工 作不会替他们发言的话，他们的衣着就得如此做。罗伯甚至学会如何拉松他 的领带，就如他说的：“拉开的程度要刚刚好，让人觉得我很忙碌。”
　　当他们迈入 30 岁的阶段时，他们开始公开地谈论着要在管理阶层获得一 个职位。“我以前不能做这种要求，”罗伯 32 岁时说。“因为那时我看起来 太年轻了。”乐娜也觉得自己的年纪已大到可以要求一个经理的职位。“你 知道，我在这儿已待了一段时间，”她说，“我有资格做这种要求。”他们 对这件事的看法非常简单：在工作世界里，时间就是最好的资格证明文件。 他们已工作了十年，因此有资格要求一个值十年时间的经理位置。不过，不 管他们怎么施展交际手腕或在外表上下工夫，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仍没 有获得什么升迁的机会。这是一个他们会定期抱怨的话题。
　　尽管如此，在不断的失败中仍有令罗伯和乐娜感到胜利的地方。年轻时 期，当他们背弃分数时，他们获得同辈朋友的赞许。在公开场合假装自己并 不在乎学校的成绩，使罗伯和乐娜可以和他们的同学打成一片，并一起讨论 打败学校的制度。“我把考试的答案写在手腕上，”罗伯在 15 岁时得意洋洋 地告诉他的朋友。
试着打败工作制度就和试着打败学校制度一样，有其社交上的利益。只
是在 10 到 15 年后的今天，它却变成和朋友谈话的主题。当我们想到那些试 图打败任何制度的人时，我们总想像着他们正在找寻一个能立刻产生成效的 伎俩来。但在工作世界里，人们为了打败工作制度而做的每一件事，并不见 得都是有意识的行为。也许在罗伯和乐娜这方面，不卖力工作以报复雇主给 他们的薪水太少是一种蓄意的作为，但注重穿着及夸口该有个经理职位却不 见得是蓄意的。事实上，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而且也无法真正地明白原因为何。想迅速地往上升只是他们下意识里想打败 工作制度的一种方式罢了。如果一切真如他们所愿，他们就可以享受自己所 渴望的财富与地位。“我可以想像自己每天早上被司机用豪华轿车接去上班 的情景，”罗伯 34 岁时说。
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奇怪的景象：罗伯和乐娜这两位有才智的人，
情愿把想像力与创造力全部放在打败工作制度上面，却不愿花在工作本身 上。虽然到头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成果极其微小，但毕竟仍有点收获。在遭 遇到一连串所谓的“事业挫折”以后，罗伯和乐娜却在社交圈里得到一点意 外的收获——他们找到一个话题，使他们可以不断地和朋友，及工作态度与 他们一致的人谈论。如果寂寞是一个他们在工作及闲暇时都无法忍受的东 西，那么“打败工作制度”这个题目更可在社交场合中拉近他们与朋友及同 事之间的距离。
　　　　　　　　　　选择职业方面的决定 我们相信不仅是在我们的样本里，而且在社会上，罗伯和乐娜都代表着
占绝大多数的某一类型工作者，但他们却绝不是唯一的类型。在后面，我们
将会讨论到一些其他类型的工作者。然而，由于有太多的人是像罗伯和乐娜 这个样子，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心态背景。

　　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部分人的成年生涯，虽然它和以 往在学校时的活动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完全不同的地方更值得我们重视。 许多学生对学校漠不关心（好获得同学的赞许）或只想随便混过，这在校园 生活时并不见得会是一种悲剧。理由有二：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校只 是短时期的活动；它在大多数人 25 岁以前就已结束。第二，在这段期间，还 有一大堆其他的事情发生，譬如说生理上的成长、性成熟及社交、运动等各 方面技能的发展等。他们这时内外所受的压力都很强烈，可是由于师长、朋 友的从旁辅助，他们仍能维持在平衡的状态中。
　　然而，一旦学生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以后，以往能给予他们协助的人都 退了开来。大多数我们研究过的人，在实质上倚赖自己的程度比他们觉察到 的还要多出许多。那些父母还健在的人，会觉得父母张开的保护网（虽然经 常令他们感到憎恶）能使他们不受伤害。在某些方面，这也许是实情，但在 工作上却非如此。
　　和欧洲及日本的学生比起来，美国的学生在选择职业方面，决定的时间 往往太迟，以致有许多人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任何决定。不管祸福如何，在完 成学业以后，他们照样踏入社会工作，并在那里再度用大学新鲜人的态度来 对待他们的工作，就好像自己仍有充足的时间慢慢选择职业一般。虽然许多 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在工作 10 年后，他们仍无法决定自己在职业上该 走的方向。他们到这个时候，唯一能下的结论是：“我想做个成功的人物。”
但在哪一方面呢？
　　总而言之，那些乐意认同某一职业的人，视“工作”为一个有机会让他 们在本行成名的场合。另一方面，那些想在每一行都吃得开，并因此规避某 一项专业的人，往往是用金钱的角度看待工作世界。在学生时代过度重视社 交生活的人，进入社会容易变得过度重视金钱；迟早，他会完全以金钱报酬 的多寡来衡量工作。
与制度为敌
　　对子女在成长时期的变化，为人父母者常会感到惊讶。但最感到惊讶的， 还是那些住在远处的亲戚。他们没有天天看到这些年轻人，只是偶尔造访一 下，而在岁月递嬗的期间，这些年轻人似乎已转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对一群仍在可塑阶段的人做长期研究，就好像是一个定期来探访的远亲
一般。经常，我们不但感到讶异，而且还很震惊。一些过去看起来很害羞、 内向的少年，竟会蜕变成很有自信心、做事独断的人。一些曾告诉我们自己 整天都在做性幻想的青春期男女，已不再浮躁，而且能以更认真的态度来面 对他们自己，以及往后工作的问题。
　　由于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们无法从一开始就选择出那些未来事业发 展型恰巧与罗伯及乐娜相反的青少年。就算我们真试着这么做，事实仍可能 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然而现在回顾一下，我们就知道何以某些青 少年能达成起初我们对罗伯和乐娜的期望，以及了解他们之所以成功，而后 两者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贝利·史考特——我们将要研讨的三个案例之一——就提供我们一个很 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那些事业有成的人，于 15 岁到 30 岁的过渡期间，在 态度上及志向上所经历的各种变化。他和前章谈论到的罗伯及乐娜最大的不 同点是：后两者在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有抱负，实际上却与自己的工作有一 段情感的距离，有趣的是，这段距离的存在反而使他们更能摆出一副专心工
　　
作的姿态来。工作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个获取名利的工具罢了。而另一 方面，当贝利接受一份工作，并从此安定下来以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自 己份内的工作上，而并不在意工作所可能提供的报偿。因此，他并不像罗伯 及乐娜那样容易意识到自己未来的目标，也较少想到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 缘故吧，贝利和罗伯及乐娜表面上那种充满决心的态度比起来，就显得缺乏 决断力。
　　另一个相关的要点是：在闲暇的时候，贝利很少对自己施加压力，也许 以罗伯及乐娜的标准来看，贝利会被视为一个懒虫，因为他并没有好好安排 自己的休闲时间。但在贝利的下意识里，他明白这个时候是使他养精蓄锐， 在工作上能继续冲刺的最有效办法。

专业人士的困惑


　　14 岁时，初入中学的贝利对自己的功课似乎不感兴趣。这一点可从他头 两年平庸的成绩上看出来。可是到了初三，尤其是念高一时，他却开始用功 念起书来，而且他的平均成绩也由原来的 B 及 B1 进步成 A1。虽然来自同辈 朋友的压力——即要他背弃分数——依然存在，但贝利在这时却有很好的理 由在公开及私下的场合抗拒这种压力。“我想进好的大学念书，”他说。这 使他失去一些朋友，而他也知道这一点。“我相信有些同学会认为我已变成 书呆子，”他表示，从他的表情看来，他似乎对这个想法有点不安，但仍决 定坚持到底。到了高三最后半年里，同学的意见对他再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 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更远的目标上。
虽然贝利进的大学并非他的第一志愿，他仍高兴地做入学的准备。“你
打算主修什么？”我们在他离开前问。“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他答道。 可是在念完一学期以后，他开始考虑主修历史。他对上学期修的一门历史深 感兴趣，但为了确定这不是偶然，贝利在下学期又修了另一门历史课，结果 发现它更令他感到着迷。为什么呢？“它有‘行动’，”他热烈地说道。比 较起来，其他学科就显得太静态了点。“它们显得很枯燥、没有生命，”他 断然地说。
从大二开始，贝利不但每学期念历史课堂上指定的书籍，也自行找了一
大堆历史书籍来念。“这是一种享受，”他说，“比看电视更能松懈身心。” 到贝利念大三时，一件从来没有发生在罗伯及乐娜生活中的事发生在他 身上了——他变得专业化起来。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他开始把自己想成历史 学家。他经常想像着自己是历史这一行里的精英，读书、著述、表现活跃。 “有时我会在看书中途停顿下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并假装我是 这本书的作者，或能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如果贝利明白他这种想法只是 认同过程中很正常的一种现象的话，他就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了。渴望获得某 行专业人士的赞许，促使贝利这类年轻人热烈地追寻那一行的时尚与传统， 而非与之对抗。没有这种认同的步骤，那些他寻求认可的人士会把他视为外
人，而非他们这一行的精英。 贝利看书时对自己未来产生的幻象并非只是空想而已；因为他正尽力实
现这个理想。由于博览群籍，他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增长得很迅速，而他写的 报告或考试也一直获得很高的成绩。光是这一点就显示出他与罗伯及乐娜不 同。后两者这些年来虽然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却没有具体的行动。很显然地，

没有什么专门的行业或知识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他们乐意埋首于其中，并 就此留在那里。“我想做个什么都行的人，”罗伯 28 岁时仍这么说。
　　贝利第一次对自己的志向产生怀疑，是在念大四的时候。大学四年里， 他的表现一直很优异。高中快毕业时，他申请入学的七所大学中只有一所接 受他。而现在，他申请的六家研究所里就有五家接受他，每一家的标准都比 他高中时所申请的大学更严。芝加哥大学是他的第一志愿；当他们的入学许 可委员会来函通知他时，他兴奋极了。
　　他兴奋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心中就开始产生 疑虑。一般历史学者要到高龄才能成名的现象，令他感到心情沉重。“我可 不希望年纪到了一大把才成名，”他有点气馁地说道，“我更不希望自己在
40 岁，正当盛年时，听到人们这么对我说：‘莫扎特在你这个年纪早已享尽 盛名，魂归九泉了。’”
　　然而，真正影响他重新衡量对未来的决定，以及使他担心成名年龄的关 键因素是，因为美国大学生的人数正逐渐地减少，一般大学对教职员的需求 量也因此戏剧化地往下降。这种现象使贝利觉得自己可能选错行业。现在正 是他冷静思考这个问题的最佳时机。诚如他毕业前所说的：“唯一会大量雇 用历史学者的地方是大学，而现在这些学府却自顾不暇。”这种情况使他感 到非常忧虑，因为一旦他开始做自己喜爱做的事，就不希望受到干扰。
他写信告诉芝加哥大学，自己 9 月份会准时入学；但在 6 月却接受一份
正式的工作，同时并没有告诉他的雇主自己秋季就会离开。“我想赚点钱，” 在开始工作两星期后，贝利解释他的动机，“学费很贵，其他东西也是如此。” 尽管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但还有一个真正的理由他并没讲出来：他想两 方面都尝试一下，看看哪一方面较行得通。他很想知道工作世界的情况，但 同时又想保留进入研究所的取舍权。他明白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不见得 会是最好的职位，但仍想体验一下在商界工作的实际情况。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对企业机构有什么贡献，”他搔着头说。虽然在生
产部门已工作了两个星期，他仍与自己工作的这家纸业产品公司有很深的隔 阂。贝利在学生时代并不是没在假期工作过，但这回的情况却不相同。这回 很严肃，可能意味着他未来的人生都是如此。他的反应如何？他心里有什么 感受？“很不舒服，”他答道。他现在所处的环境对他而言，是那么地陌生， 使他十分难过。这不是因为他蔑视这个新环境，而是因为自己一时之间无法 适应。“在这儿，我觉得自己像条离开水的鱼。”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两件事一直让他印象很深刻，而他也经常提到
它们。他过去所受的训练使他看事时习惯于综观全局，并由此赋予每件事一 些意义。但在办公室里，他却看不出每个人做的事有什么意义。就如他所言： “这些人做的事实在很荒谬，荒谬极了！”在他眼中，办公室里的每一件事 都缺乏意义与目标，更别提整体的价值与目标了。
　　第二件事与第一件有关，但对他则更为重要。历史这一行之所以一开始 就吸引他，是因为它充满了“行动”。大规模的行动在他脑海里制造出来的 活动画面，要比任何电影更令他心醉。“它使我忘却自己，”大二、大三时 他兴奋地说，“并把我带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但现在一切却突然停顿下来。不管他怎么努力，他仍无法不去注意他周 围同事行事琐碎的现象。“他们谈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他憎恶地说道， “而且做的也都是一些琐碎、无聊的事。”研读历史所带来的壮观景致此时
　　
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他眼里所谓的“琐碎”行动。 令他朋友感到吃惊的是，夏天结束以后，贝利并没有去芝加哥，“去做
什么？”他在 9 月底问道。“去拿一个比我现在更不容易找到工作的博士？ 与其那时候再考虑转行，倒不如趁着还年轻时这么做。”诚然，分析家可以 轻易地说，工作市场状况影响到职业的选择，并举出一些统计数字做说明。 但对贝利而言，决定改行并不是一件单纯、容易的事。而且这件事的影响也 不会因为做好决定而立刻消失。相反的，在大多数我们研究的例子中，最严 重的后果往往要在日后才会显现出来。
　　贝利对他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并没有什么感情，而且仍昏眩于新环境所给 予他的那种琐碎、无意义的感觉，这甚至也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到后来 他甚至觉得自己仅有非常微小的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我现在的 情况（在企业界）绝不会比我将来（在学术界）糟，”他就事论事地说道。 此外，他原先那种难过的感觉到了 9 月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轻度的嫌 恶感。“我还可以忍受得了，”他在 10 月时这么说他的工作，“如果别人都 能，我也能。”

守本分就有升迁加薪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 3 年里，贝利继续留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可是却被转到另一 个部门，原因和他们公司买进另一家公司有关。随后，他又跳槽到一家对手 公司上班，并在那儿待了 4 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一个例子，说明在社会工作的头 10
年里，有些人虽不喜爱自己的工作，但仍可以表现不错。我们常以为，光是 按部就班地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并不足以使自己快速升迁，实际上，这是 因为我们没有仔细观察许多有能力的人在事业上发展的情形，而产生的误 解。只要守本分，不管对工作是不是真有兴趣，都不会妨碍他升迁加薪的机 会。
贝利辞职以后，我们到他原先工作的公司访问几位高级主管。我们向克
特——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问及这种现象。他笑着说：“我们如果要求聘 用的人都要真正热爱工作，那么这里就会只剩下 5 个人，而非 500 人了。” 由于这种要求员工热爱工作的期望太高，所以很少有雇主会做这种要求。这 使和贝利一样仍处于过渡阶段的人，能自在地逃避被人看穿的可能，同时能 获得升迁的机会。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及适当的报酬来帮助自 己下定决心，看看自己是否乐意把下半辈子花在企业界里。
　　有趣的是，在我们的样本里，仅有少数几个人察觉自己内在的感情生活 与所从事的工作之间有一大段距离——他们等于置身于舞台上；而贝利就是 其中的一位。“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像个演员，只差没在百老汇的舞台 上表演罢了，”他在工作第 5 年时说。这使他两年后以一种崭新的眼光看他 父亲。
　　“我过去一直不明白我的老爸怎能忍受得了，”贝利 28 岁时说。“我早 上起床上学，他起床去工作。看得出来他并不爱自己的工作，但他仍每天去， 毫无怨言。这使我很困扰，因为这似乎毫无意义可言。我那时希望自己的人 生不仅是如此而已；但我想我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
这个发现使贝利心情轻松不少。虽然他从来没和他父亲谈过这件事，但

在隐约间，他仍觉得自己一定会得到后者的赞同，这又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放松自己的情绪。在同一年，他换到一家规模小很多的公司上班（原先工 作的公司有 500 个员工，这家只有 56 个），并一直留在那儿。
　　他现在工作的这家公司并不是没有遭遇过业务上的问题。近年来，纸产 品工业有景气和不景气的时候，但到了贝利 31 岁时，他个人与办公室工作的 距离再也不会影响到他的事业生涯。有几回他会突然静下心来向自己提出质 询（“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做这些事？”），但逐渐地，他的注 意力开始集中在工作上（“我喜欢做这些事，”他说，“我真的很喜欢。”）。 这段过程花费了他 9 年的时间。
　　这是一段冗长而又辛苦的过程。也许和主修数学、语言、艺术或哲学的 人比起来，贝利的经历还不算辛苦；但和学会计的人比起来，他显然遭受更 多的压力。通常，学会计的人所经历的过渡期为时最短，就如一位主修会计 的人在工作 14 个月以后说的：“替教授做或替客户做审计的工作，并没有多 大的区别。”
　　


大学主科

表一：转换工作的过渡时间

会计（职） 0.5 护理（职） 0.7 药剂（职） 0.8 教育（职） 1.2
服装设计（职） 1.3
图书馆学（职） 1.3
建筑（职） 1.4
电脑程式设计（职） 1.7 化学（学） 1.8 企业管理（职） 1.9 新闻（学） 2.0
工程（职） 2.2
生物（学） 2.4
地质（学） 2.5
心理（学） 2.9 统计（学） 2.11

物理（学） 3.1
经济（学） 3.4
数学（学） 3.10
人类学（学） 4.1
舞蹈（学） 4.1 社会学（学） 4.7 艺术（学） 4.11 外国语文与文学（学） 5.2 宗教（学） 5.3
政治（学） 5.7
音乐（学） 6.6
历史（学） 7.5
英语（学） 8.2


　　　主科性质：学=学院训练，职=职业训练，过渡时间是以年及月来表示，5.7=5 年 7 个月。表中数字为中位数而非平均数，因为到 1984 年，样本中的成员中， 22%有“之前” 的人在离开学校 20 多年以后，仍没有熬过过渡期。 表中的数字是用担任某一工作“之前”和转换工作“之后”来计算的。
“之前”是下列 3 个项目的加权平均数：（1）个人从大二到大四主科的平均
成绩；（2）在这 3 年当中，个人为了加强自己的主科而自动奉献出来的余暇 时间；（3）个人愿意继续做这类工作的年数（把分别在大二、大三及大四春 季收集来的答案加以平均）。比重为 35∶35∶30。由此观之，那些在主科方 面表现不好的学生，常不愿自动奉献一点周末或暑假的时间，来增进自己在 这方面的知识。此外，那些不愿意奉献很多年或一生在所学这一行的人，由 于无法衡量其担任工作之前所下的工夫，因此也就无法衡量其转换工作所需 的过渡时间。
“之后”是下列 3 个项目的加权平均数：（1）回答者对他们正在从事的
工作喜爱的程度（以 100 分为标准）；（2）余暇在这一行自动付出的进修时 间；（3）回答者宣称为了继续在这一行工作而愿意接受的减薪百分比。比重
为 30∶30∶40。
不安分的下场 罗伯及乐娜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试图击败现有的制度上，但却没有
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另一方面，贝利却不想打败工作制度；他希望与工 作制度认同，并做到这一点。第三种例子——史坦利·古柏——比较像罗伯 及乐娜，但他却很明确地摆出与任何制度作对的姿态来。“我没有必要忍受 这种狗屁！”史坦利在 16 岁时愤怒地向我们谈到他的一位老师。
　　史坦利在学校的成绩很不稳定。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少做家庭作业，另一 方面是因为他不愿静下来反刍在课堂里学到的东西。“谁有那么多时间啊！” 他说道。事实上，他只是太缺乏耐心罢了。
　　在社交场合，他却不像是没有耐心的人。虽然在余暇花费 5 分钟时间看 课本对他而言，就像要他的命似的，但他却可以无所事事地和朋友相处 5 个
　　
钟头，而丝毫未注意到时间的消逝。“他是个好人，”他的一位朋友评论道。 另一位则说：“他很有趣，对人很体贴。”
　　从念中学的第一年到最后一年，史坦利并没有改变多少。他考试经常作 弊，而且也乐于承认这一点。仅有一回他被抓到过，那是他高三参加法文期 中考的时候。虽然因此得了个零分，他却没有感到畏缩。在那学期剩下来的 日子里，他上课比较注意听讲，在家里也念了一点书，因此到了学期结束时， 他在这门课得了个 C。
　　但他不但没有因此感到高兴，反而把他的老师当成傻瓜。在他的眼里， 法规就是法规，没有通融的余地，如果有人只为了他做的一点事就试图让法 规让步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个笨蛋及懦夫。虽然他经常反抗现有的法规， 但却又缺少不了这种法规，原因有三：（1）他需要一个可以反抗的对象来证 明自己；（2）帮助他整顿内心中的混乱；（3）使沸腾在他内心中的敌意能 宣泄出来——如果一直把这种怨恨积压在心中的话，他会变得对自己更加不 满，甚或更加沮丧。因此，每条法规在他的眼中都变得比实际情形还更冷硬， 也更难以通融。
　　这种看法使他能肆无忌惮地大声斥骂各种法规，并因此赢得许多朋友。 但到了大学时代，他的做法却不再生效，突然之间，所有那些他一向习惯于 在公开场合嘲笑的法规都突然消失了。现在，没有人规定他穿什么衣服；他 可以随自己的喜好穿着。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他大可不必洗澡、刷牙及梳头。 房间整齐或脏乱也是他自己的事。在这个离家 800 里的地方，他甚至可以凭 自己的喜乐来决定是否和同学们打招呼。在偌大的校园里，很少有人会去注 意到一两个学生。
至于学业呢？高中时代学校规定的一星期三次自习时间已不复存在。史
坦利现在已失去打破这种规则的乐趣；只要他把课业弄好，学校任由他自己 决定自习的时间与场所。
在这样一个缺乏纪律的环境里，他并不能找到几位大学公认的敌人来宣
泄自己内心的怨恨。这使他非常焦虑。史坦利是一个对什么事都不能长期集 中注意力的人，更别提念书这码子事了。“我想我会被当掉，”他在大一结 束前的两个月恐慌地说道。但他却没有被当掉；由于在期末考前苦拼了一阵 子，史坦利终于使自己那学期的平均成绩得到 C。但他并不兴奋，反而更加 感到不安。“我不知道自己以后是否仍能做到这点，”他在两个星期以后说。 但到了下学期，他又回到学校，准备再做一番尝试。注册时，他选择企业管 理做为主科。
　　人们花在打倒制度的精力与时间，是我们用以衡量他们是否喜爱工作的 主要依据之一。那些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只是单纯地尽他们的本分；那些不 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来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他们正在做 事或已完成了某些事。此外，他们也可能找寻一个伎俩或策略，以尽速、轻 松地完成工作。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抄袭别人的工作，或采用各种形式 的欺骗；举例言之，装病、偷看答案、让别人替你写作业或考试等。
　　在可能的范围内，史坦利也尽量地使用这些伎俩，但客观的环境却不容 许他再经常运用它们；中学时代孕育在同学们之间的同盟气氛（“我们一起 对抗老师，”）在大学时代已大大减弱。“这儿的人都太拘谨了，”史坦利 在念大二的那年说，当时他向一位朋友索取一些功课的答案，但却被拒绝。 “都是些古板的人，害怕被抓到。”
　　
　　到了学期中，史坦利的功课早已落后了一大截。“我似乎已跟不上其他 的人，”他在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担忧地说道。由于从一开始他就没法配合教 育环境，所以他有击败制度的强烈欲望。现在这种欲望更是高涨。那些在某 方面表现良好的人，并不需要想办法去排挤别人；他们早已做到这点。反倒 是那些自觉是输家，或实际上处于劣势的人，比较容易想用不公平的手法与 人竞争。他们所要找的只是一个能击败他人的神奇办法，而非真的想出人头 地（虽然他们口头上会宣称，这是他们采用这个方法的目的）。
　　到了 11 月底时，史坦利的想法有了急遽的转变。大多数他认识的学生都 是玩归玩，用功起来时却很卖劲，并且把上学和获得好成绩很当成一回事看 待。但在史坦利眼中，这些学生突然间不再是使他处于劣势的竞争者，反而 是一群被社会欺骗的傻瓜，愚昧地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光凭啃书本， 他们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他说道，脸上显出几个月以来头一次有的快乐 表情。“他们被这个社会欺骗了，”他几乎是吼叫着说出这句话来。
　　这个新看法使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和这些学生做相同的事：读书。他 已找到一个能超越他们的办法：离开学校。尽管别人并不赞同他的做法，但 史坦利却相信自己走的是正确的路径。“何必把自己的人生这样可怜兮兮地 浪费掉！”接着，他又满脸笑容地补说一句：“我为这些笨人感到遗憾。”
在 12 月 10 日那天，他带着胜利的心情正式离开学校。
　　　　　　　　　　　　汲汲于名利 毫无疑问地，在史坦利的心目中，他已达成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公开
地打败学校制度。但他却没有料到这样做的结果，只使他倒栽葱似的掉进另 一个更大、也更难以逃脱的制度里。现在他无需像在学校时那般地担心分数 问题，但却必须担心如何维持生计。在他的想法里，这一点应不是大问题。 “这总比待在学校里好多了，”他在离开校园的前四天说。
当我们开始做这个研究时，并不认为史坦利的想法有何不对，因为在学
校里表现不好的人，不见得日后在社会上就无法发达。每个人的天分不一样： 学校成绩好的人日后也许做教授，在学术界发展；不热衷课业、但有生意头 脑的人则可在企业上出人头地。各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都有成功的机会，这似 乎是件很公平的事。
但我们却没有料到一件事：在我们的样本里，许多像史坦利这样因为无
法适应学校环境而中途辍学的学生，在日后也无法适应他们的工作。从学校
（在那儿他们感到不自在）转入工作世界（一个被假定成更能让他们发挥才 能的场所），对他们不啻是从煎锅跳入火里。他们不但没有开花结果，反而 迅速地凋萎了。
　　值得人深思的是：当工作出了差错，或他们不能获得自己所想要的工作 时，这些大学念了一阵子便辍学的人会立刻把责任归诸于他们没有大学文 凭。在某些情况下，事情的确是如此，但在大多数的例子里，真正的问题往 往出在他们自己的目标上。什么目标呢？“我想赚钱——很多的钱——愈快 愈好，”史坦利在找第一个工作时说。他终于找到一个侍者的工作。这个工 作听起来似乎并不能带来什么财富，但史坦利却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在 办公室里工作，我知道自己的薪水是多少。但在这儿，谁知道呢？”由于拿 的并不是固定的薪水，也无法预先测知确实的数目，史坦利任由自己的想像
　　
力扩张到令他兴奋的地步。
　　做了 7 个月的侍者以后，他兴奋的感觉很明显地降低了。换到另一家餐 馆工作使他的收入增加了一些，但却没有改善他的情绪。“我赚的钱仍是少 得可怜，”他很失望地说，他实际上的收入与他的梦想仍有一大段差距。有
15 个月的时间，为了贴补收入，他也做点贩卖大麻的小生意（“每个星期可 带给我 70 元甚至到 100 元的额外收入，”）可是在一个同行被捕以后，史坦 利立即洗手不干了。“我可不想坐牢，”他说。
　　在离开大学 3 年以后，一位常光顾他餐馆的主顾向史坦利提供了一个推 销员的职位。“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推销员，”这位衣着光鲜的客人这么告 诉他。“你知道如何应付人，如何和他们讲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星 期二下午 4 点钟来看我。这是我的名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史坦利就变 成了一个向各个商店兜售成衣的推销员。“我喜欢到处跑，”他一年以后说。 “经常在路上奔波对我并不是苦差事。”
　　直到 12 年后的今天，史坦利仍留在这一行里。在这段期间，他替 5 位雇 主工作过，并结婚及离婚两次。不论他的雇主是谁，他最感兴趣的永远是如 何打败现有的工作制度；对他而言，与其说这是一个目标，倒不如说是一个 顽固的迷信。他对自己的工作最感到自豪的一点是：他可以到处旅游，其他 的工作者却被关在办公室里；他不断地见到新面孔，他们却得天天看同样的 人；其他的人有一份固定的薪水，他却有一个相当大的开销帐，这使他“可 以玩数字游戏，期骗国税局及上司。没有人知道我实际上赚多少钱。”
在我们的眼里，这并不是一笔好交易。就像辍读大学一样，史坦利获得
的只是心理上的胜利罢了。
没有真正从学校过渡到社会 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琳恩·威尔森。她和我们所遇到
的人都不一样。罗伯及乐娜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试图打败工作制度；史坦利则 蓄意这么做；至于贝利呢？他愿意接受现有的工作制度，并做个有成就的人。 在这方面，琳恩和贝利很像。她的个案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她代 表一大堆从来没有真正从学校过渡到社会阶段的男女。
身为一个 14 岁的中学新鲜人，琳恩的智商及精力比一般同学都高，但她
却是个表现平凡的学生。像史坦利一样，她在那个时候对任何事的注意力都 不能持久，但她会乖乖地按时做她的家庭作业。
　　她有许多朋友，其中包括由三个女孩及一个男孩组成的死党。他们谈论 的事情既非知性上的问题，也非恶意的是非，而是对他们认识的人做一些有 趣的评论。“爱咪的母亲脸上拉过皮，”琳恩向她一位同学说道，“现在只 要一张开嘴说话，她的眼睛就会闭起来。”
　　也许光从她随和的举止与轻松的闲谈中，我们看不出琳恩是个有野心的 人。但她实际上却是个相当有冲劲的女人，有冲劲的程度比她自己了解的还 要多。在念中学的最后两年里，我们曾分别问过她大学要主修什么科目，而 每一回她都毫不迟疑地回答：“英文。”可是在高中毕业、进大学前的那个 暑假，她却因为念了两本有关社会学方面的书而深受影响。她改变主意，决 定在大学主修社会学。
但在念大学的头两年，她却不觉得自己所修的课程有多吸引人。这点使

她感到很困惑。“也许这和他们采用的教科书有关吧！”她不只一次这么解 释。真正维持她对这方面兴趣的原动力来自她课外自行找寻的读物。“我可 以走进一家书店，”她在大二上学期时说，“然后找到 10 本写得比这更好的 书，”她手里拿着一本泰寇特·巴森写的书。这是教授指定的教科书，但她 却弃之如敝屣。然后她又加了一句她下一年度又会重复讲的话：“有时候我 会觉得他们正试图扼杀我们对这个科目的兴趣。”
　　琳恩当然不愿意让这种情况发生。虽然到目前为止，由于课程内容缺乏 吸引力，她对自己主修的科目多少感到有点失望，但课外阅读的书籍仍支撑 着她朝社会学这个方向走下去。她的成绩非常好，而她也计划大学毕业后念 研究所。但到了真要申请表格的时候，她反而改变主意了。
　　这使我们感到很惊讶。过去 3 年以来，我们看到琳恩一直很努力地在她 选择的这一行发展。在努力的过程中，她曾遭到很多的阻碍。夸大、内容贫 乏或枯燥的社会学教科书不只一次使她感到困扰，并减弱她对这一科的热 忱。但她不但没有放弃这一行，或对它肆意嘲讽，反而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而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素却突然出现，且左右着她的想法。“没有必要 念研究所，”她说，显然已做好决定。“当我念出来时，可没有什么学校的 工作会等着我。”她在 6 月毕业的时候，心中已没有一丝再继续深造的念头。
在接下来的 19 个月里，琳恩替美国一家数一数二的大保险公司工作，但
她却觉得自己与所做的工作有一段距离。“我并不关心自己做的事，这不是 好现象。”琳恩在工作 10 个月后，带着歉意的口吻说道。抛开个人的感受不 谈，她觉得自己欺骗了她的雇主。这使她决定换到另一家公司工作。她的第 二任雇主是一家玩具制造公司。打从一开始，琳恩就立志要表现得比前一份 工作更令自己满意。
她把自己完全投入工作中，做完自己份内的工作，又急匆匆地找寻别的
事情来做。“在这儿有好多事情要做！”她在那里工作一年后，苦恼地说道， “我真不敢确定自己能跟得上。”她的勤快和她同事平常做事的步调成了强 烈的对比。一位同事评论道：“她做起事来像着了魔一样，总是那么忙碌。” 琳恩以这种快速的步调连续工作了 3 年多。“我不能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 也不做，”她不只一次说道。“我不是这样的人。”
然而做了 3 年多的事以后，琳恩不得不承认自己遭遇到一些问题，这和
她的婚姻无关，她很确定这一点，但她表示，“当工作不如意时，我的家庭 也会受到影响，”于是她试图再继续寻找问题的根源。
有一件事令她极端困扰，那就是她所学的和她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关
联。刚从保险公司转到玩具公司上班的确令她感到兴奋，因为闲暇时她要读 一些关于娱乐器材、玩具方面的书，这些书对她来说都十分新鲜有趣，而念 有关保险额的文章却令她感到非常无味。就这点来看，她换工作是对的。可 是日积月累，她大学时代所读的与她日常的工作愈来愈缺乏关联，以致她总 觉得自己的工作缺乏意义。在 27 岁时，她仍无法与自己的工作认同，这使她 很不安。
　　然后，琳恩决定去念研究所，并很欣慰自己找到了所谓的答案。她把填 好的申请表格送出去。“我只希望自己仍能进得去。我那时实在该去念研究 所才对。”对获得社会学硕士与博士的人而言，这时的工作市场比 6 年前更 不景气，但这一点并没有困扰琳恩。她所要找寻的是学校本身，而非它日后 所可能带给她的工作机会。
　　
　　4 个月以后，她很兴奋地进入一家离她办公室还不到 30 分钟车程的大 学。“我会全力以赴，”她由衷地说。然而，回到校园里没几个月，她的心 情又有了转变。“我觉得自己好老，”她指着一群年轻的学生说。但她真正 的意思并不是指年龄，而是觉得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虽然以前念大学时，琳恩对系方安排的课程很反感，但她也明白身为这 一行的入门者，她的看法或许是错误的。“十几岁的年轻人又能知道什么？” 她在 19 岁时说；很显然地，她是想抹掉自己一刻钟以前所说的那些贬损课程 的话。现在，她的态度却不大相同。经过几年社会的洗礼，当她以过来人的 眼光再度衡量学校的课程时，以往的激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 的一种肯定感。
　　“这简直是场闹剧，”念研究所的第二学期她平静地说道，“那些教授 根本就不切实际。”什么事情是她最反对的？“他们只会不着边际的谈论一 些抽象的理论，这些理论既无实质意义，也无内容。他们简直是生活在象牙 塔里，难怪他们的意见听起来这么贫乏、空洞。”但她大部分的批评仍是针 对她自己，而非那些教授。“我过去一直以为自己能回到大学时代的生活，” 她在拿到社会学硕士的那一年说道。“我错了，我再也无法回去。这个地方 和那家玩具公司一样，也是个商业场所——只是规模较小罢了！”
事情到此似乎也该告一个段落。根据我们的观察，当一个人对学校或工
作世界的任一方产生反感时，会自然地去接受他认为还有救药的另一方。琳 恩两方面都尝试过。在 29 岁时，她对学校的敌意已大到足以令她乐意地把注 意力再度放回到工作上。大多数我们研究过的人都是这个做法，而起码有阵 时期，琳恩也这么做。可是到了她 32 岁时，以往那种不满的感觉又再度浮上 心头。尽管她把自己全副的精力都投注在工作上，她仍无法得到成就感。她 虽然能在别人面前掩藏这个事实，但却欺骗不了自己。“我就像是个旁观者 那般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她说，心中对自己这个想法感到很不快乐。“也 许我该做些别的事。”
她决定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这一回，她可不像上次那么兴奋，以为
自己又回到一个舒适而且令人心醉神驰的知识世界里。现在她可是完全从现 实着眼，希望凭一纸博士文凭增加她在工作世界的威信。她决定不做正式的 学生，每学期仅选修 9 个学科。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距拿到学位还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最近问她。
“也许还要 10 年吧，”她答道。 琳恩并不是一个特例，事实上，徘徊在学校与工作之间的人不计其数。
虽然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回到学校选课，甚至放弃工作正式回学校做 学生，但大多数人都曾想过这个问题。有些人仅是想获得另一个学位，以便 利自己的升迁，或获得别人的尊敬。其他的人是因为离开学校太久，已对它 产生了不实际的幻想。他们心中想到的是一个能让他们感到轻松、愉快而且 又增长智慧的场所。有些人可能幻想成真，但大多数的人（包括琳恩在内） 就没这么幸运了。不幸的是，许多人在面临学校与工作的抉择时，往往拿不 定主意，一会儿决定朝这个方向走，但在遭到一点挫折后，又决定换另一个 方向。由于他们无法一直快乐地留在其中的一个世界里，因而他们永远不能 成为其中的一员，也就无法专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人花费了一二十年的时间，仍徘徊在学校与工作之间，深为自己的何去何从 而苦恼着。


冲向名声与财富


　　讨论完个别的案例之后，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回这一整群人身上。看 完上面各种不同的案例，我们该了解人们从学校过渡到工作的这段冗长时间 里，所经常遭遇到的各类问题及因应之道。
　　在学校的时候，不管一个人的成绩有多差，他毕竟还是有进步的感觉。 每经历一个学年度，他就在教育的阶梯上明显地向上升了一级。比较起来， 工作世界就显得太静态了；往往在过了许多年以后，一个人才能在事业的阶 梯上向上爬一级。更糟的是，在完成学业以后，许多学生发现自己必须面对 一个令他们感到吃惊的事实：一切必须从头开始。这件事本身也许令人兴奋， 但对他们的自尊心来讲，未尝不是一个打击，所以在下意识里，他们会稍微 扭曲事实，好使自己心里舒服点。由于他们都还很年轻，很容易把事情看得 太乐观。乐观并没有错，因为抗议或抱怨不但不能改变现状，反而会让人注 意到他们卑微的职位。问题是过度乐观也会产生一些反效果，其中最严重的 就是，他们认为工作世界会很快地提供他们各种报偿。
　　乍看之下，乐观是这个国家的瑰宝之一。然而，事实却不像表面上看起 来那么简单。一旦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无法立即得到预期中的报偿时，他们 的态度就会产生 180 度的大转变。在 20 来岁时，受过大专教育的工作者会认 定学校是满足心灵生活的场所，而工作则是图利的行为。前者是高尚的，而 后者则是鄙俗的。这种看法基本上和他们的自卑感有关：在社会工作的头 10 年里，他们可以借此宣称他们的职位并不卑微，卑微的只是金钱罢了。他们 并未降低自己的身分，只是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罢了，他们爱好真理、美德的 纯洁天性仍没有遭到污染。
问题是这种保全颜面的说法忽略了两个要点，第一，近年来毕业的大学
生偏偏很喜爱金钱；第二，这种说法妨碍了他们与新的工作环境妥协的能力。 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发展并不如原先想像的那么如意，他们会在心目中把学 校美化成一个充满诚实与美德的场所，而把企业界视作是一个充满欺骗与邪 恶的大染缸。这种夸张的比较虽然能令他们心里舒服点，但也使他们不能以 正确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工作环境。
许多人曾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过去他们一直以为学校是个干净的发射基
地，能使他们光明正大地冲向名声与财富。而现在他们却必须为了区区的金 钱，做些微不足道的事。为了逃离这种命运，大多数人会试图反抗工作制度。 于是，他们会不自觉地把学校的印象加以美化，因为他们需要一个道德基础 来支援他们往后完全利己却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他们又觉得在学校所学的 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发展。他们不希望自己是那种赤手空拳敲企业界大门的
人。
　　在过去，语文及古典文学被视作是珍贵的资产。然而，这些学问仅适合 于那些毕业后早有好职位等候着他们的富家子弟。一旦大学教育不再是富贵 人家的专利品时，这些学问实在不足以使平常人家的子女应付一个科技日趋 进步的工业社会。
　　对于第二次大战以后，象潮水般涌进大学的中等家庭的子女而言，光是 用一些形而上学的观念来衡量大学教育仍是不够的，因此，金钱就成了衡量 的标准。“大专教育具有 10 万元的价值，”这是 60 年代早期流行的神话，
　　
就算这种说法在当时是正确的，70 至 80 年代的学生却知道它已经过时了。 他们心里很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就像一位学生在 1983 年所说的——当时他刚 付完一年 10000 元学费的帐单，并另外准备好 5000 元做一年食宿及其他杂项 支出的开销——“想想看，往后我得赚多少钱，才能在财务上弥补回这项念 大学的投资。”他所想到的不只是自己这四年所必须支付的一大笔学费及生 活费，还包括他在这段期间内是一毛钱也没赚到。
　　由于他们明白完成学业并不意味会有大笔的金钱报酬自动上门，于是他 们必须找个更新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继续念大学甚至念研究所。考虑 1970 年代
及 1980 年代初期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这点更是格外重要，因为除非家境富 裕，或是心理上早已准备好将来不赚大钱，否则光凭知识上的乐趣不足以构 成人们上大学的动机。抛开法律、医药这类需要大学及研究所文凭的行业不 谈，是什么新的理由促使人们愿意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呢？其实理由仍是一 样，只是一般人把他们对金钱报酬的期望稍微做了一番调整。
　　我们样本中的年轻学生相信，一旦他们工作之后，就算他们在金钱上所 获得的报偿与他们在教育上的投资不能成正比，但起码当一些管理职位出缺 时，他们会优先获得擢升的机会。大体言之，“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古老 的观念仍维持着原状，只是稍经修正罢了。总之，在他们心目中，升迁机会 变得比薪资多寡更为重要。
许多雇主与经理因此感到非常懊恼；他们显然不明白现代的年轻人为什
么会变得这么急功近利。一个常听到的批评是：“他们才离开学校，在这儿 只工作了 3 个月，就妄想自己成为公司的董事长。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前糟多 了。”不错，他们说的是事实，但别忘了背后的理由：“大学教育值 10 万元” 这个神话粉碎的结果，迫使大学生以其他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总而言之，当学生们毕业并开始工作以后，发现他们的教育程度并不能
带给他们预期的利益时，他们决定自己采取可以打败工作制度的措施。当然， 并不是每位大学毕业生都会有这种反应，但它却是最普遍的现象。
由于这些年轻人当初对教育抱了很高的期望，但却没有获得他们所渴求
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世界亏欠了他们。不说别的，光凭他们花了许多年的时 间在学校里，就使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受到青睐。在办公室里试图三级跳， 以便一下子就超越同事的心理，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想收回应有的报酬。 我们不应该贸然地指责他们在工作上有不诚实的行为，因为他们仅是遵 照内心中的一个假设行事：只要你愿意留在学校，学校这个发射基地就会把 你当成火箭般地发射出去，使你在名与利方面，都远远超过同辈人物。他们 的要求很简单：“我已经达到你的要求，因此值得获得应该属于我的奖赏。
把它给我吧，如果不是薪酬，那么就是升迁的机会。”
老是在移动的标的 由于有太多能力相当的人争吵着索取同样的东西，个人的要求很快地就
被淹没在一片喧闹声中。然而——这是重点所在——真正的伤害往往是自找 的。很少人会承认自己在工作上有欺骗的行为，相反地，他们往往会怪罪周 遭的生活环境。他们会变得完全能接受一些自己以往所谴责的行为。举例言 之，如果他们想说谎或欺骗，他们现在会有足够的动机鼓舞自己这么做。有 一个人就曾以异常坦白的口吻说道：“我当然恨我的老板。我非恨他不可。

我总不会偷一个我喜欢的人的东西吧。”他当时正准备把公司里的一台电脑 削铅笔机偷偷带回家。
　　大多数有他这种态度的人所偷到的只是一些无形的东西：时间与对工作 的热忱。但这种偷窍的行为却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因为它使他们更加疏远一 个原可使他们安身立命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会把自己想成是纯洁、 无辜的受害者。而企业界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兽窟。有些人终其工作生涯都 会沉湎在这种幻觉中，而失去了自我成长的机会。
　　人们可以用一个测验来决定自己在这方面是否会遭遇麻烦，不过，要说 明这个测验何以有效，首先我们必须稍加说明。
　　如果把大多数人早年工作的感觉作一番分析的话，会找出两个极端来： 一是“专心投入”，一是“欺骗”。有些人显然热爱并投入他们的工作，而 且每天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相对地，另外有一些人并不喜爱他们的工作，能 敷衍了事就尽管敷衍。对他们而言，每天工作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缓慢。为 什么我们不单纯地称呼这些人在“捱时间”，而要用“欺骗”这种损毁性的 字眼来形容他们呢？理由很简单，如果他们受过大专教育的话，这正是他们 自己的感受。而且教育受得越高，他们也愈容易把自己从事不喜爱工作的行 为视作是一种欺骗。
也许有人会提出抗议，认为就算是最认真的人有时也会厌倦自己的工
作；相反地，最不热心工作的人有时也会突然地认真起来。我们承认这点。 但十年来，每天两次、每年持续三星期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出：有些人的确是 比别人对工作更感兴趣，而且能数十年如一日地维持着相同的态度。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就工作这方面而言，人们每天有多少
时间会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光是问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吸引人，并不是 个问问题的好办法，因为在试图回答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答案。
（这种情形也经常会在人们感到快乐时发生；一旦他们说自己感到很快乐以
后，他们就发现自己不再快乐了。） 另外一个问这问题的方式和恐惧感有关，而大多数我们研究过的人也比
较知道该如何回答它。它就是：你每天花费多少时间等着被“逮个正着”？
　　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我们的样本中，有将近 37%的人承认他们经常生活 在这种恐惧中。许多人在年近 30 的时候，才察觉一件事：即从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他们便期望着能逃过别人的侦察。就如其中一个人说的：“我总是在 祈祷，千万不要让那些老师发现我实际上知道得很少。”然而，这种态度不 仅是出现在学生时代。在五位说这种话的人当中，有三位从学校过渡到工作 世界的时候，会在不自觉中把他们逃避老师侦察的态度用到他们的上司身 上。他们原先的恐惧感并没有随着离开学校而消失，反而跟随他们到社会上。 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只笼统地感到焦虑。有趣的是，他们在 下意识里却阻止自己弄清楚这种焦虑的感觉。因为如果他们说：“老板在身 边的时候，我必须留神点——我必须确定他不会发现我到底做了多少，或知 道多少，”下面一个问题自然是：“为什么？你想掩藏什么？”为了避免他 人或自己问这个问题，他们总生活在一种难以名状的紧张状态中，同时又尽
量地表现出很尽责的样子。 他们怎么应付自己这种情绪呢？那就是不断地采取快速的行动。那些觉
得自己有些事情必须隐瞒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相信，保卫自己最好的办法就 是不断地行动——动作上或口头上都可以。他们在这件事上最常发表的意见

是：“你无法打中一个老是在移动的标的。” 停下脚步，在一个地方驻留长久一点的时间，可能会促使不利的后果产
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看穿你这个人，”一个 29 岁的青年这么说， “这时你就完了。你会丧失你的魅力（在这里指的是有能力的形象），没有 人会想和你来往。这可能使你失掉工作。”
　　从所有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年累积下来的恶性循环。这些人在 学生时代并不觉得自己学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很高兴自己能够毕业，或留 下自己大部分的缺点不为人发现。可是当他们正式进入社会工作时，他们又 觉得自己尚未做好适度的准备。为了支持自己身为专业人士的形象，他们不 得不伪装自己，然而很快地，他们所戴的假面具就不再足以使人信服（人们 正逐渐看穿它），于是新的蒙骗手段又应运而生。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使 他们的职位与能力、知识之间产生愈来愈大的裂缝，终使他们不得不想法转 换工作环境。但这样做将使他们更难以静下心来填补原有的裂缝，为更高一 级的职位做准备工作——即使他们已获得了更高的职位。
　　我们在这儿所要强调的并不是他们名不副实，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不 断地调动工作，他们没办法真正安定下来，了解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是什么， 并全力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们不但不能专心工作，而且还必须耗费大量的时 间去隐藏自己技不如人的秘密。
因此我们对下面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就工作而言，每个人每天花多少时
间在担心自己的底细被揭穿上？就算有些人的回答仅是一天 15 分钟那么短 的时间，我们仍看得出这对他们事业的发展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然，这类 潜在的损害因素必须隔一段相当长的时日才会显现出来。那些害怕自己能力 不足的人，往往会做下面两件事，致使他们自己及他们事业的成长受到伤害。 第一，他们不想法增长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第二，他们在加强自己能力 方面所做的努力微乎其微。就算有些人早具备良好的基础来尝试不可知的事 物，但他们仍觉得这是孤注一掷的冒险。他们避免在公开场合学习，因为他
们认定这样做很可能会把他们的无知暴露出来。
　　结果是他们必须假装自己拥有这些技能，甚至可顺理成章的要求升迁。 这听来也许很奇怪，但如果我们了解他们的心理，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有什么 怪异了：他们私底下希望自己能被提升到“不会再被人质询”的位置。
但他们现在却发现天底下没有这档子事。

二、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独特性

独立与反抗
　　当人们年幼时，经常需要父母提醒他们说“你好”、“再见”、“请”、 “谢谢”及“我可以吗？”等礼貌语。等上小学以后，这种礼貌语变得格外 重要：师长会根据这些来决定他们的操行成绩。在父母及师长眼中，操行成 绩不好就和学业成绩不好似地一样令人不快。
　　进了初中之后，一般人对学业的重视开始凌驾于品行之上，到了高中， 这种转换变得更加明显。虽然行为的好坏有时仍会影响到成绩，但它已不像 小学时那么重要了。
　　到了大学，品行已无法完全左右一个人的成绩了。前述史坦利的反应就 是一种典型的例子。学生们经常会因为自己一下子被容许有这么多个人自由 而感到惊讶与兴奋。学校当局除了学业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所以有 些名列前茅的学生穿得像乞丐一般也没人管。
　　大学生所需服从的范围逐渐缩小，且通常以学业为主。他们必须熟悉课 堂上所教的，否则就有被当的危险。然而一旦踏入社会，一个人行为举止的 重要性却又忽然增加了，甚至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不守规矩的孩子， 为人父母者可能会斥责甚至于体罚，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却不会因此而破 坏。对于年纪较小的学生的调皮捣蛋和恶作剧，为人师长者也能适度容忍， 知道这是这个阶段所无法避免的。然而做老板的人，却不太可能宽恕员工在 工作上有太多逾矩的行为。事实上，每个公司都存在着一些无形的行为准则，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然而公司却期望每个成员都能遵守。如同琳恩所说的， “从前上课时我只需要对老师微笑，然而现在我却必须不断地对所有的上司 微笑。”罗伯的感受更是难堪，科长要求他每天经过办公桌前要说“早安”， 他懊恼地告诉我们：“简直又像回到了七岁！”其实罗伯还算是很幸运的。 我们发现有些上司虽然讨厌某个属下粗鲁的行为，但却不会坦诚相告；反之， 他们会向其他的同僚提及这件事，或是在这位部属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借题发
挥。
　　总之，工作世界中存在着一种反民主的气氛。而美国许多公司的规模日 趋扩展及近年来流行的企业接管，更扩大了这个问题。虽然美国人并不喜欢 独裁，但在工作世界里，服从被视为必要的条件，不服从则会遭到处罚。
一般的工作者和学生并非不知道这种现象，但他们总认为，只要能够及
早打算，他们一定可以设法逃避。“如果我喜欢听命于人，我早就去当兵了。” 亨利·柏克说，但他并不想这么做。念完研究所以后，亨利进入一家小规模 的顾问公司工作，在那儿可以像隐士般地独自解决电子工程方面的问题。“大 部分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像陈尸间般的安静，”亨利快乐地说道。除了工作 环境安静这一点令他很满意以外，能在穿着上依然不修边幅也令他很高兴。 他的头发又长又油腻，身上总是穿着一条褪色的牛仔裤及一件肮脏的汗衫。 在这家公司工作了 4 年以后，他决定转到别家规模较大的电脑公司做系 统工程师。在新环境里，他的办公室比原先的大三倍，而更重要的是，一打 开门就可以看到许多人。他原先工作的公司里只有 10 个人，而这家公司的员
工却超过 1000 人。 光看亨利的行为表现，我们绝无法了解环境不同对他的差别。他注意到
新环境的噪音（“这儿比较吵，但如果我觉得受到干扰的话，关上门就行了。”）

除此之外，他觉得新公司和前一家公司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在他心目中， 这两家公司都像学校一样。就像他所说的：“我之所以喜欢在研究发展部门 工作，是因为在这儿，你仍是‘你自己’。他们只在意你的研究成果。”
　　在亨利念大学及研究所时，情况的确如此。事实上，我们得承认这使亨 利更能专心一志地做他的研究工作。就如他在大四时发表的意见：“如果我 不需要费神去想我牛仔裤是否肮脏的问题，我就可以更专心些。”由于亨利 及校方都只在意他成绩好环，因此并没有什么麻烦发生。但这却使他贸然下 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不但在学校情况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应该是如此。他 以为任何公司如果希望他全力以赴，就得参照学校的方法行事，并且不在意 他的穿着。这是一种不用言喻的互惠交易：在工作上他会全力以赴，创造优 良的成果，唯一的条件是公司不要管他邋遢的外表。
　　公司也没有管这些，起码没有对亨利如此表示。在这个时候，亨利已是 一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对工作投入的程度实在令人没话说。每个星期他 工作的时间比公司要求的还要多出 10 至 20 个钟头，且经常为雇主做些连他 们都不知道的额外工作。
　　不过，我们仍想知道享利在这家公司的发展。薪酬及升迁对他很重要， 但他的独立性也一样重要。如果保持独立意味着他必须接受较低的薪酬或较 不易被升迁的话，他可能也会接受。问题是亨利根本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 么冲突。别忘了，他之所以选择在公司里的研究发展部门工作，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觉得只有绩效才是最重要的。
就某种程度而言，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一年年过去，他在公司发展的
情形并不像其他能力和他相当的同事那么顺遂。在这家公司工作的第 6 年， 一位同事建议亨利买套西装。“为什么？”亨利反问道，“我又不是要参加 葬礼。”在同一个月之内，他又听到类似的讯息，但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表达出来的——他在无意中听到一位上司说：“不，我不想派亨利到外面（去 见顾客）。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我们不能给别人这种印象。”
自此，亨利终于了解自己无法完全任意而为，虽然，他仍不打算改变自
我。在他的心中仍深印着以爱因斯坦为首的传统科学家形象：杰出，但衣衫 褴褛。在偷听到他上司评语的同一年里，亨利说：“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该做 什么——我是指怎么穿着。”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听到他脱口说出这种话来； 但他把工作和穿着混为一谈却让我们明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本书并不想讨论有前途的主管该如何穿着，而亨利为他破烂的牛仔裤
小题大做，也不是我们在这儿想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亨利把他的服装当 成是一种独立的宣言，他的服装代表他这个人。也许在很多地方，亨利都显 得很宽容，很愿意与人合作，但在衣着这方面，他是一点都不肯让步的。他 认为，如果在这方面做丝毫的妥协，就是对他个人完整性的一种威胁。“一 旦我让别人支配，谁知道以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他不只一次问道。这是 一个他一心想防卫的领域，哪怕因此失去工作。
　　当然，他并没有失去工作，但这并不见得是好现象。在工业界里，好的 科学家如果到后来不能升到主管的位置，那就像是棒球场上的老球员退休后 不能获得教练职位一般地糟糕。两者很快地都会被年轻的竞争者取代。亨利 感到最痛苦的是，下列这种情形就发生在他的眼前：一些资浅的同事已超越 他，并在最近被升到他认为自己早该获得的管理职位上。
　　
做一个有“个性”的人


　　亨利的许多同事认为他的薪水及升迁问题出在他的衣着上。他们错了； 因为我们发现许多十分注重穿着的男女也发生和亨利一样的问题。
　　“我喜欢让人看起来觉得很舒服，”格儿·史梦思说，而她也的确努力 这么做。她并不觉得花时间买衣服、鞋子及化妆品有什么不对，她认为职业 妇女本来就该打扮一下才对。“我会计划好第二天该穿什么衣服，”她说。 “这只需花几分钟的时间。有时我会把先要穿的衣物摆出来，这样我第二天 早上就可准备得更快一些。”
　　格儿在一家资产数十亿，拥有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大众传播公司工 作。在大学时代主修英文时，她的态度及外表经常看起来很随便；然而一旦 毕业，并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以后，她在这两方面都改变了。“怎么回事呢？” 我们问她。“我希望好好表现——”她答道，“在某些方面。但我还不知道 是哪些方面。”
　　在她工作的头 8 年里，格儿换了三次工作，而每一回她对工作厌恶的程 度都比以前更严重。“这里的组织一点都不完善，”她在第一及第三个工作 任期内时都这么说。“在这儿，我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这是她对三个工 作共有的评语。这几年虽然过得不怎么得意，但她在不知不觉中还是从学校 过渡到工作世界里，她不再像学生时代那么不知天高地厚了。
熬过这段过渡期以后，她准备安定下来，这回格儿特意选择一家规模大
而且多元化的公司，因为它可以提供她各种不同的事业途径。生产部门对她 的吸引力最大。“这是业务的神经中枢，”当她决定接受这家公司提供的职 位时说。
格儿做这份工作还不到 4 个月就与人发生争吵，而往后的岁月里，这类
型的争吵也经常发生在她身上。她的上司莎莉，一个肥胖的女人，对某项工 作计划有些意见，而格儿极端不同意她的看法。“我告诉她我觉得这很荒谬，” 格儿得意地说道，同时又补充了一句：“那个胖女人连皮毛都不懂，却自以 为什么都知道。”莎莉得知后很生气。从那个时候开始，她们之间就经常发 生摩擦。“谁在乎啊？”事隔几个星期以后格儿说。“如果他们够聪明的话， 就该早点让她走路。”
这种微妙而又长期性的冲突，不仅发生在格儿与莎莉之间，同时也开始
出现在格儿与其他同事的人际关系上。就某些方面而言，这种现象并不令人 感到惊讶，因为格儿完全是以强烈的个人角度来看工作世界的：不是朋友， 就是敌人，很少有人能处在中立的位置。格儿大学时代的室友就发现她是个 很好辩的人，经过这些年后，这种情形更加严重了。也许在谋求生计方面， 她很乐意做某些让步，比如说早上早点起床、准时上班，并认真工作等。然 而，有一方面是她绝不肯做任何妥协的，那就是她的意见。“我觉得怎样， 就该是怎样！”她经常这么说。“我知道自己的想法。”而她也相当乐意让 人们“领受”她的看法。
　　除了同事外，她对上司也是这个态度。只要牵涉到任何判断问题，格儿 就希望能把自己的意见以强而有力的方式陈述出来，并使人们认真考虑它。 她和小她两岁、但职位和她相当的爱咪，就为了谁该管理新进来的行政助理 而发生口角。“她是个白痴，”格儿在事后生气地说道。“我们一天做的事 比她那一组人一个月做的还要多。”
　　
　　我们并不想让人们对格儿有错误的印象，她绝对不是那种把所有上班时 间花在与人争吵的人。相反地，她算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虽然有些地方 有点保守。就像亨利一样，她很愿意在企业界好好工作，也愿意成为公司的 一份子。但在这儿，我们所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如同亨利用他的穿着表达自 己的独立一般，格儿也用她的意见做为达到独立的手段。
　　在 35 岁的时候，她仍坚持 19 岁时的方式。“如果你相信自己的想法是 正确的话，不把它讲出来实在是一种罪过，”她这么说，她的话听起来也许 很有道理，可是把她过去 15 年来发表的意见仔细做一番分析以后，我们就会 发现，要嘛就是她的意见像天气那么变换不定，不然就是她故意摆出坚决的 姿态，以使自己看起来像是有强烈的信念。
　　有趣的是，大学毕业后，她曾到法国玩了六个星期，回来以后发表了很 敏锐的看法。“法国人经常把别人（在政治或知识方面）的意见据为己有， 好使自己看起来很世故的样子。”她带着微笑说道。但她却没有察觉到 10 年之后，自己在工作上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对她提及这点（我们并没有这么做，但她几位同事却这么做了），就如 同亨利的朋友对他提及他的衣着一般，只会获得激烈的反应。她有一个强烈 的信念，认为一个人若不能尽量把握机会表达个人的意见，就不能算是风格 独特的人，更糟糕的是，安静地坐在那儿，聆听别人讲一些你并不苟同的话。 前一项作为会损害到个人的特性；后一项则意味着一个人并不配拥有任何独 特的人格——或者根本就没有。
根据格儿的标准来看，她的所作所为无异于定期地向人宣扬她的独特
性，尤其是当她和同事及上司之间产生激烈争执的时候。这些争执虽然不会 造成彼此互相咆哮的场面，但却有两个特点，那就是它们会使人情绪紧张， 而且是持续地紧张。那些激怒她的人会让她感到非常气恼，而这种气恼的感 觉在几个月后仍停留在她脑海中，使她感到痛苦。不过不管怎么说，它们总 算让她有了表现自己独特个性的机会。就如她在 34 岁时所说的：“光是安静 地坐在那儿，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无名氏罢了！”
格儿的态度固然能使她达到个人的目标，但对她事业上的目标却造成很
大的伤害。在过去 12 年里，她一直在这家公司做事，但进展的速度却比公司 里其他资历及经验和她相当的人缓慢。“为什么呢？”我们问她一位已经离 职的上司，回答是：“我和其他几位同事都认为，她有个性方面的问题。” 这个回答一定会使格儿大吃一惊。就她个人的观点而言，她是公司里难
得的几位算是“有个性”的人。
　　　　　　　　让别人停下来，感受你的存在 约翰·哈特是我们要提出的第三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例子。他和亨利格
儿不一样：不象亨利，因为他总是穿着很整齐；也不像格儿，因为他是个相 当有礼貌的人。我们不久就可看出，这是其来有自的。
　　“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当一位同学催逼着当年 20 岁的约翰回答一个 问题时，他这么答复着。每当约翰要做一个决定时，总会再三思考。人们经 常责备他行动迟缓（“他总是花费很多的时间来下决心，哪怕只是为了一些 小事，”他的女友说，）但你必须承认一点：从没有人曾经指责他行事轻率 或冲动。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则认为他胆小如鼠。这种形容词并不适用在约翰
　　
的外型上，他身高 6 尺 3 寸，体格非常强健；但就心理方面而言，这项形容 词有几分真实性。他一向就不愿和人们打架，更尽量避免与人有任何口头上 的争执。
　　大学时候他主修企管，这是一个他很喜爱的科目。“我可以预期自己将 来正可好好利用这些学到的东西，”他大三时说。他不但对这个科目感兴趣， 也喜欢伴随着它而来自我形象。他并不觉得把自己的未来人生花在忙碌的办 公室里有什么不对。“那是发展事业的地方，”他大四时说。
　　在获得企业管理的硕士学位以后，他加入一家国际性的化学公司工作， 并对自己刚开始获得的职位很满意。薪水还算不错，而升迁的机会也很大。 “不须从基层干起实在很好，”他在提及自己的好运时说。“我原先的期望 没有这么高。”由于约翰主要的兴趣是在管理方面，而学生时代他也主修这 方面的课，他亟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诸实行。“我觉得这儿有很多事可以 做，”他在工作 4 个月后说。
　　然而，直到约翰在这家公司工作 15 个月以后，他才开始察觉自己的弱 点，而这也是他以后经常会遭遇到的麻烦。他被邀请加入一个委员会，专门 负责审理公司里的源源不绝的活动报告。“这家公司的问题出在：必要的消 息传达不到最高阶层，”约翰这么说。这家公司的规模非常庞大，分支机构 遍及全世界各地，所以需要很多人集体努力，提出一个有效的审理报告。
不幸的是，这使约翰的上司有机会把他的表现和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做
一番比较，在工作计划开展的头几个星期里，他们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约 翰的进度比其他人缓慢许多。“快点，约翰，动作迅速点吧？”他的顶头上 司友善却认真的说。
约翰的速度不但没有因为这句话加快，反而停顿下来。“速度，”他憎
恶地说道，“这是这儿唯一重要的事。每个人都期望你昨天就把事情做完。”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他速度缓慢这个问题很快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因 为事实显示虽然最高管理阶层能获得全世界各地的活动报告，但这些消息总 是到得太晚，以致他们不能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在这种情形下，约翰谨慎而 又慢条斯理的行事方式很教人头疼。他组里的一位同事讽刺的说：“如果你 有什么坏消息，并希望它像蜗牛走步般地传出去的话，把它告诉约翰。”
由于在这个工作计划快结束时，约翰突然加起劲来，工作得和别人一样
快，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多大的伤害。“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工作 得和别人一样快，”他懊恼地说，“但这并不表示我喜欢这么做。”在接下 来的 5 年里，他被擢升了两次，但升的幅度都不大。在一次会谈中，他的上 司告诉他升迁的消息以后，对他说：“你的工作表现不错，虽然有时缓慢了 点，但是很好。”
　　约翰觉得自己如果换一家化学公司工作，发展的机会会更大一些，因此 便开始做换工作的准备。当时，他 31 岁，并在另一家公司再度获得一个比他 原先预期还要好的职位。“我很喜欢这儿的环境，”他在接受这份工作的几 个月以后说。“这个地方很适合我。”然而，在后来 13 年里，他的同事和上 司却在约翰身上看到一些他们当初没有预料到的、也不喜欢的特性。
　　如果在约翰加入这家公司两年以后举行一个人缘比赛的话，他一定拿最 后一名。这并不是说他的能力比那些较受欢迎的同事差。但毫无疑问的，在 其他同事的眼光里，约翰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为什么呢？且听一位办公室与约翰隔两个门的同事离职后的说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