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胡适素有“书癖”，一生爱逛书店、跑图书馆，爱买书、收藏书，尤爱 搜集古本、孤本、善本书。他的搜集，不是单纯的为了收藏，而是为了考证 研究。
　　胡适一生看书，研究书，谈书，写书。他所谈的书，方面广，数量多。 这里仅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凡三十九篇，编为四辑：一、“前尘书影”十 四篇，分别梳理若干古典文学作品的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诗词、小说、戏 曲皆有涉猎；二、“文史小集”九篇，凡涉春秋、诸子、释道，大抵为传统 读书人关心的话题，亦属文化承传问题；三、“新知叙录”十三篇，为同时 代人之著作所写的序言和书评，反映了作者对新思潮的高度敏感以及构建新 文化的宽阔视野；四、“余之书癖”三篇，关于觅书、读书的经验之谈，书 人之癖，可见自有一趣。各辑的辑名系编者所加。
　　胡适谈书，形式多样。有读书的心得体会，有对书的考证，有新书评介， 有应人之请为新版或重版的书作的序文。
胡适书话，具有专深研究和广博知识的基础，所以他的书话有些是资料
翔实、论证严谨、见解独到的学术论文，有些则是叙事清楚、说理透彻、清 新活泼、别开生面的散文，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学术性和很好的可读性。
胡适谈中国传统小说，侧重于作者、版本的考证，以及历史故事演变过
程的追踪研究。他把一向被视为“小道”的传统小说与传统的经学、诸子学 放在同等地位，做同样研究，开创了以科学精神和考证方法来研究传统小说 的一代新风。他一生研究《红楼梦》，谈《红楼梦》，创立了“新红学”， 使《红楼梦》研究突破了穿凿附会的模式，走上了近代实证科学的道路。同 时，胡适也很重视艺术的赏析，这只要读一读他的《〈三侠五义〉序》、《〈老 残游记〉序》、《〈儿女英雄传〉序》、《〈海上花列传〉序》、《〈官场 现形记〉序》，即可明了。
胡适谈新旧诗、词、曲和剧本，处处从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着眼，从白话
文学、平民文学、活文学必然要取代古文文学、贵族文学、死文学为“正统 文学”立论。他要人破除旧观念，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看待《诗经》、《楚 辞》。他高度赞扬花了大功夫搜集整理出版的《宋金元人词》、《宋人话本 八种》和《缀白裘》，充分肯定那些新出版的诗集、小说和剧本为创立和发 展新文学所作出的贡献。
　　早年的胡适，立足于时代的前沿，以科学和民主精神来分析和评价图书。 尤其是政治、哲学、史学、教育等方面的书。他为《吴虞文录》作序，毫不 含糊地说：“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 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热烈称 赞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他以“疑古精神”和“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来看待一切古籍的 整理和出版。他认为整理国故约有三条途径：“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 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他很推重刘叔雅对《淮南子》一书作总账式之 整理，著成《〈淮南鸿烈〉集解》，说刘著此书“最精严有法”，“其成就 独多”。
　　
　　胡适一生提倡写传记和回忆录，以为将来研究历史留下真实可靠的第一 手资料。因此他对张孝若为他父亲写的《张季直先生传记》，十分赞赏，欣 然为之作序，并说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少人物，“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 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 斧的远大见识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总之，胡适书话，反映了那个时代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价值取向。他对一 些书籍的分析和评价，常常比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分析得更深更广。 他常常以简明的语言，把原作提纲挈领地陈述出来，使读者在一片迷雾中一 下子把握了头绪，看清了全局。他或者把原作的深层意思，甚或连作者尚未 意识到的意思很清楚地揭示出来，使读者顿晓文中之意，甚至言外之意；或 对原作中人物事理的历史背景、文坛掌故、风俗民情，如数家珍地作出交代， 使读者在原作之外，又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或在对原书作一般介绍的同时， 撷取其中最典型、最精彩的情节，加以巧妙的组合，使人从中直接感受到原 作的精妙处；或对原作独具匠心的选材、剪裁、结构，勾魂摄魄的描写，出 神入化的艺术语言，加以画龙点睛的评析，使人觉得原来妙在如此！
　　但胡适生平“对于社会滥用名字的行为，最为痛恨”①。因此，他一生无 论是应邀为他人的书作序，或一般地写书评文章，“立誓不徇情面，不说违 心的应酬话”，也不说没有研究的空话套话，更不愿用自己的名字去参加“炒” 什么的。他对原作中的问题或缺点，向来是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批评。 他的批评是客观冷静的，但往往也是很严厉的。
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早期的一位领袖人物，胡适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富
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此，需要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深入研究， 这样也才有利于我们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有一种合乎理性 的认识。


　　曹伯言 曹杨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日


























① 见 1921 年 5 月 19 日日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胡适的日记》（上）。下同。

总 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 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 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 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 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 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后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 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 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 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 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
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
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
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 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 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 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 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 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 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 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 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 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 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 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 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
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 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 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胡适书话

◇前尘书影——【近人书话】

谈谈《诗经》


　　这是民国十四年九月在武昌大学讲演的大意，曾经刘大杰君笔记，登在《艺林旬刊》（《晨 报副刊》之一）第二十期发表；又收在艺林社《文学论集》。笔记颇有许多大错误。现在我修 改了一遍，送给顾颉刚先生发表在《古史辨》里。
二十，九，十一。


　　《诗经》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谁也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古的有价值的 文学的一部，这是全世界公认的。
　　《诗经》有十三国的国风，只没有《楚风》。在表面上看来，湖北这个 地方，在《诗经》里，似乎不能占一个位置。但近来一般学者的主张，《诗 经》里面是有《楚风》的，不过没有把它叫做《楚风》，叫它做《周南》、
《召南》罢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周南》、《召南》就是《诗经》里面的
《楚风》。 我们说《周南》、《召南》就是《楚风》，这有什么证据呢？这是有证
据的。我们试看看《周南》、《召南》，就可以找着许多提及江水汉水汝水
的地方。像“汉之广矣”，“江之永矣”，“遵彼汝坟”这类的句子，想大 家都是记得的。满[汉]水江水汝水流域不是后来所谓“楚”的疆域吗？所以 我们可以说《周南》、《召南》大半是《诗经》里面的《楚风》了。
《诗经》既有《楚风》，我们在这里谈《诗经》，也就是欣赏“本地风
光”。
　　我觉得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确能得着很有趣味的效果。 一字的古音，一字的古义，都应该拿正当的方法去研究的。在今日研究古书， 方法最要紧；同样的方法可以收同样的效果。我今天讲《诗经》，也是贡献 一点我个人研究古书的方法。在我未讲研究《诗经》的方法以前，先讲讲对 于《诗经》的几个基本的概念。
（一）《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
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
《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 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 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
　　（二）孔子并没有删《诗》，“诗三百篇”本是一个成语。从前的人都 说孔子删《诗》、《书》，说孔子把《诗经》删去十分之九，只留下十分之 一。照这样看起来，原有的诗应该是三千首。这个话是不对的。唐朝的孔颖 达也说孔子的删《诗》是一件不可靠的事体。假如原有三千首诗，真的删去 了二千七百首，那在《左传》及其他的古书里面所引的诗应该有许多是三百 篇以外的，但是古书里面所引的诗不是三百篇以内的虽说有几首，却少得非 常。大概前人说孔子删《诗》的话是不可相信的了。
　　（三）《诗经》不是一个时代辑成的。《诗经》里面的诗是慢慢的收集 起来，成现在这么样的一本集子。最古的是《周颂》，次古的是《大雅》， 再迟一点的是《小雅》，最迟的就是《商颂》、《鲁颂》、《国风》了。《大 雅》、《小雅》里有一部分是当时的卿大夫作的，有几首并有作者的主名；
　　
《大雅》收集在前，《小雅》收集在后。《国风》是各地散传的歌谣，由古 人收集起来的。这些歌谣产生的时候大概很古，但收集的时候却很晚了。我 们研究《诗经》里面的文法和内容，可以说《诗经》里面包含的时期约在六 七百年的上下。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诗经》不是那一个人辑的，也不是那 一个人作的。
　　（四）《诗经》的解释。《诗经》到了汉朝，真变成了一部经典。《诗 经》里面描写的那些男女恋爱的事体，在那班道学先生看起来，似乎不大雅 观，于是对于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学不得不另加种种附会的解释。所以汉 朝的齐鲁韩三家对于《诗经》都加上许多的附会，讲得非常的神秘。明是一 首男女的恋歌，他们故意说是歌颂谁，讽刺谁的。《诗经》到了这个时代， 简直变成了一部神圣的经典了。这种事情，中外大概都是相同的，像那本《旧 约全书》的里面，也含有许多的诗歌和男女恋爱的故事，但在欧洲中古时代 也曾被教会的学者加上许多迂腐穿凿的解说，使它们不违背中古神学。后起 的《毛诗》对于《诗经》的解释又把从前的都推翻了，另找了一些历史上的
——《左传》里面的事情——证据，来作一种新的解释。《毛诗》研究《诗 经》的见解比齐鲁韩三家确实是要高明一点，所以《毛诗》渐渐打倒了三家 诗，成为独霸的权威。我们现在读的还是《毛诗》。到了东汉，郑康成读《诗》 的见解比毛公又要高明。所以到了唐朝，大凡研究《诗经》的人都是拿《毛 传》、《郑笺》做底子。到了宋朝，出了郑樵和朱子，他们研究《诗经》， 又打破毛公的附会，由他们自己作解释。他们这种态度，比唐朝又不同一点， 另外成了一种宋代说《诗》的风气。清朝讲学的人都是崇拜汉学，反对宋学 的，他们对于考据训诂是有特别的研究，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他们以 为宋学是不及汉学的，因为汉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宋只在七八百年以前。 殊不知汉人的思想比宋人的确要迂腐的多呢！但在那个时候研究《诗经》的 人，确实出了几个比汉宋都要高明的，如著《诗经通论》的姚际恒，著《读 风偶识》的崔述，著《诗经原始》的方玉润，他们都大胆地推翻汉宋的腐旧 的见解，研究《诗经》里面的字句和内容。照这样看起来，二千年来《诗经》 的研究实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了。
《诗经》的研究，虽说是进步的，但是都不彻底，大半是推翻这部，附
会那部；推翻那部，附会这部。我看对于《诗经》的研究想要彻底的改革， 恐怕还在我们呢！我们应该拿起我们的新的眼光，好的方法，多的材料，去 大胆地细心地研究；我相信我们研究的效果比前人又可圆满一点了。这是我 们应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上面把我对于《诗经》的概念说了一个大概，现在要谈到《诗经》具体 的研究了。研究《诗经》大约不外下面这两条路：
　　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功夫，对 于《诗经》的文字和文法上都从新下注解。
　　第二，解题。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 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从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
　　所以我们研究《诗经》，关于一句一字，都要用小心的科学的方法去研 究；关于一首诗的用意，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会，自己有一种新的见解。
现在让我先讲了方法，再来讲到训诂罢。 清朝的学者最注意训诂，如戴震、胡承珙、陈奂、马瑞辰等等，凡他们
关于《诗经》的训诂著作，我们都应该看的。戴震有两个高足弟子，一是金

坛段玉裁，一是高邮王念孙及其子引之，都有很重要的著作，可为我们参考 的。如段注《说文解字》，念孙所作《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等；尤其 是引之所作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对于《诗经》更有很深的见解， 方法亦比较要算周密得多。
　　前人研究《诗经》都不讲文法，说来说去，终得不着一个切实而明了的 解释，并且越讲越把本义搅昏昧了。清代的学者，对于文法就晓得用比较归 纳的方法来研究。
　　如“终风且暴”，前人注是——终风，终日风也。但清代王念孙父子把 “终风且暴”来比较“终温且惠”，“终窭且贫”，就可知“终”字应当作 “既”字解。有了这一个方法，自然我们无论碰到何种困难地方，只要把它 归纳比较起来，就一目了然了。
　　《诗经》中常用的“言”字是很难解的。汉人解作“我”字，自是不通 的。王念孙父子知道“言”字是语词，却也说不出它的文法作用来。我也曾 应用这个比较归纳的方法，把《诗经》中含有“言”字的句子抄集起来，便 知“言”字究竟是如何的用法了。
我们试看：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驾言出游。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这些例里，“言”字皆用在两个动词之间。“受而藏之”，“驾而出游”，?? 岂不很明白清楚？（看我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十三版《胡适文存》页 335
—340）
　　苏东坡有一首“日日出东门”诗，上文说“步寻东城游”，下文又说“驾 言写我忧”。他错看了《诗经》“驾言出游，以写我忧”的“驾言”二字， 以为“驾言”只是一种语助词。所以章子厚笑他说：“前步而后驾，何其上 下纷纷也！”
上面是把虚字当作代名词的。再有把地名当作动词的，如“胥”本来是
一个地名。古人解为“胥，相也。”这也是错了。我且举几个例来证明。《大 雅·公刘》一篇有“于胥斯原”一句，《毛传》说：“胥，相也。”《郑笺》 说：“相此原地以居民。”但我们细看此诗共分三大段，写公刘经营的三个 地方，三个地方的写法是一致的：
（1）于胥斯原。
（2）于京斯依。
（3）于豳斯馆。 我们比较这三句的文法，就可以明白，“胥”是一个地方的名称，假使
有今日的标点符号，只要打一个“—”儿就明白了。《绵》篇中说太王“爰 及姜女，聿来胥宇”，也是这个地方。
　　还有那个“于”字在《诗经》里面，更是一个很发生问题的东西。汉人 也把它解错了，他们解为“于，往也。”例如《周南·桃夭》的“之子于归”， 他们误解为“之子往归”。这样一解，已经太牵强了，但还勉强解得过去； 若把它和别的句子比较起来解释，如《周南·葛覃》的“黄鸟于飞”解为“黄 鸟往飞”，《大雅·卷阿》的“凤凰于飞”解为“凤凰往飞”，《邶风·燕
　　
燕》的“燕燕于飞”解为“燕燕往飞”，这不是不通吗？那末，究竟要怎样 解释才对呢？我可以说，“于”字等于“焉”字，作“于是”解。“焉”字 用在内动词的后面，作“于是”解，这是人人可懂的。但在上古文法里，这 种文法是倒装的。“归焉”成了“于归”；“飞焉”成了“于飞”。“黄鸟 于飞”解为“黄鸟在那儿飞”，“凤凰于飞”解为“凤凰在那儿飞”，“燕 燕于飞”解为“燕燕在那儿飞”，这样一解就可通了。
我们谁都认得“以”字。但这“以”字也有问题。如《召南·采蘩》说：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这些句法明明是上一句问，下一句答。“于以”即是“在那儿？”“以”字 等于“何”字。（这个“以”字解为“那儿？”我的朋友杨遇夫先生有详说） 在那儿采蘩呢？在沼在沚。又在那儿用呢？用在公侯之事。在那儿采蘩
呢？在涧之中。又在那儿用呢？用在公侯之宫。 像这样解释的时候，谁也说是通顺的了。又如《邶风·击鼓》“于以求
之？于林之下”，解为“在那儿去求呢？在林之下”。所以“于以求之”的 下面，只要标一个问号（？），就一目了然了。
《诗经》中的“维”字，也很费解。这个“维”字，在《诗经》里面约
有二百多个。从前的人都把它解错了。我觉得这个“维”字有好几种用法。 最普通的一种是应作“呵，呀”的感叹词解。《老子道德经》也说“唯之与 阿，相去几何？”可见“唯”、“维”本来与“阿”相近。如《召南·鹊巢》 的：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维鹊有巢，维鸠方之。


　　若拿“呵”字来解释这一个“维”字，那就是“呵，鹊有巢！呵，鸠去 住了！”此外的例，如“维此文王”即是“呵，这文王！”“维此王季”即 是“呵，这王季！”你们记得人家读祭文，开首总是“维，中华民国十有四 年”。“维”字应顿一顿，解作“呵”字。
我希望大家对于《诗经》的文法细心地做一番精密的研究，要一字一句
地把它归纳和比较起来，才能领略《诗经》里面真正的意义。清朝的学者费 了不少的时间，终究得不着圆满的结果，也就是因为他们缺少文法上的知识 和虚字的研究。
　　上面已把研究《诗经》训诂的方法约略谈过，现在要谈到《诗经》每首 诗的用意如何，应怎样解释才对，便到第二条路所谓解题了。
　　这一部《诗经》已经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了。诗是人的性情 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诗经·国 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 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 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譬如《郑风》二十一篇，有四分 之三是爱情诗，《毛诗》却认《郑风》与男女问题有关的诗只有五六篇，如
《鸡鸣》、《野有蔓草》等。说来倒是我的同乡朱子高明多了，他已认《郑 风》多是男女相悦淫奔的诗，但他亦多荒谬。《关雎》明明是男性思恋女性

不得的诗，他却在《诗集传》里说什么“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 之配”，把这首情感真挚的诗解得僵直不成样了。
　　好多人说《关雎》是新婚诗，亦不对。《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他 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种种勾 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乐以钟鼓，这完全是初民时代的社会风俗，并没 有什么希奇。意大利、西班牙有几个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 取欢于女子。至今中国的苗民还保存这种风俗。
　　《野有死麕》的诗，也同样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初民社会的女子多欢 喜男子有力能打野兽，故第一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写出男子打死 野麕，包以献女子的情形。“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便写出他的用意了。 此种求婚献野兽的风俗，至今有许多地方的蛮族还保存着。
　　《嘒彼小星》一诗，好像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我们试看《老残游 记》，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再看原文：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

我们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可知道她的职业生活了。
　　《芣苢》诗没有多深的意思，是一首民歌，我们读了可以想见一群女子， 当着光天丽日之下，在旷野中采芣苢，一边采，一边歌。看原文：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著》诗，是一个新婚女子出来的时候叫男子暂候，看看她自己装饰好 了没有，显出了一种很艳丽细腻的情景。原文：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我们试曼声读这些诗，是何等情景？唐代朱庆馀上张水部有一首诗，妙有这 种情致。诗云：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你们想想，这两篇诗的情景是不是很相像。 总而言之，你要懂得《诗经》的文字和文法，必须要用归纳比较的方法。
你要懂得三百篇中每一首的题旨，必须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 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但你必须多备一些参考比较的材料：你必 须多研究民俗学、社会学、文学、史学。你的比较材料越多，你就会觉得《诗 经》越有趣味了。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

读《楚辞》


　　十年六月，洪熙、思永们的读书会要我讲演，我讲的是我关于《楚辞》 的意见。后来记在《日记》里，现在整理出来，作为一篇读书记。我很盼望 国中研究《楚辞》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见，修正它或反证它。总期使这部久 被埋没、久被“酸化”的古文学名著，能渐渐的从乌烟瘴气里钻出来，在文 学界里重新占一个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 屈原是谁 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
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
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子）传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 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何能知 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 二可疑。
（丑）《屈原传》叙事不明。先说：“王怒而疏屈平。”次说：“屈平
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 张仪不及。”又说：“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 行。’”又说：“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 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又 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屈 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既“疏”了，既“不复在位”了，又“使 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并不曾说“放流”，出使于齐 的人，又能谏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说“虽放流”，忽 说“迁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 昭睢谏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 张仪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
《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
竟是汉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称屈平，而后半忽称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汉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
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我这个见解，虽然很空泛， 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 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只有那笨陋的汉朝学究能干 这件笨事！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 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 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 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说是黄帝发明 的。中古的，都说是周公发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了！ 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学，也就归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个假名）几个人
　　
身上去。（佛教的无数“佛说”的经也是这样的，不过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 与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箭，故我叫 他们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 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 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 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怀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伤心的事。故当时有“楚虽三 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后来亡秦的义兵终起于南方，而项氏起兵时竟用楚 怀王的招牌来号召人心，当时必有楚怀王的故事或神话流传民间，屈原大概 也是这种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个故事里，楚怀王是正角，屈原大概是配角，
——郑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后，楚怀王的神话渐渐失其作 用了，渐渐消灭了，于是那个原来做配角的屈原反变成正角了。后来这一部 分的故事流传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故刘向《说苑》也载此事，而补《史 记》的人也七拼八凑地把这个故事塞进《史记》去。补《史记》的人很多， 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原贾生 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这个理想的忠 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 《楚辞》是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断定《楚辞》的前二十五篇决不是一个人作的。那二十五
篇是：《离骚》一，《九歌》九，《天问》一，《九章》九，《远游》一，
《卜居》一，《渔父》一，《招魂》一，《大招》一。这二十五篇之中，《天 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 的。《卜居》、《渔父》为有主名的著作，见解与技术都可代表一个《楚辞》 进步已高的时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变体。《大 招》似是模仿《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决非屈原作的。
《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
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 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作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作的。
《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
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 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 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们可以把上述意见，按照时代的先后，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 《九歌》
（2）稍晚——屈原？ 《离骚》、《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时或稍后 《招魂》
（4）稍后——楚亡后 《卜居》、《渔父》
（5）汉人作的 《大招》、《远游》、《九章》的一部分。《天问》

三 《楚辞》的注家

　　《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 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 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 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 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 刺一样！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 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 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 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 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们应该从朱子入手，参看各家的说法，然后 比朱子更进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创造一种新的《楚辞》解。
　　　　　　　　　四 《楚辞》的文学价值 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
但不是文学。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本是白
描的好文学，却被旧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王逸）， “喻小人用事则君子弃逐”（五臣）等荒谬的理学话，便不见它的文学趣味 了。又如：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这四句何等美丽！注家却说：


　　屈原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 适九夷也。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犹求高贤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 与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说：


　　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复背己，无所用也，故弃遗之。??杜若以喻诚信：远 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说：


既诒湘夫人以袂褋，又遗远者以杜若，好贤不已也。（洪兴祖）


这样说来说去，还有文学的趣味吗？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 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 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


　　赵万里先生校辑宋、金、元人词，计词人七十家，凡得词一千五百余首， 除一小部分（如《稼轩词》丁集）之外，都是毛晋、王鹏运、江标、朱孝臧、 吴昌绶诸家汇刻词集所未收的。他自序说：“汇刻宋人乐章，以长沙《百家 词》开始，至余此编乃告一段落。”这话不是自夸，乃是很平实的估计。他 给宋、金、元词整理出这许多的新史料来，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都应该对 他表示深厚的感谢和敬礼。
　　这部书的长处，不仅在材料之多，而在方法和体例的谨严细密。简单说 来，有这几点：
　　第一，辑佚书的方法，清朝学者用在各种方面，收效都极大。但词集的 方面，王鹏运、朱孝臧诸人都不曾充分试用过；有时偶尔用它，如四印斋的
《漱玉集》，又都苟简不细密。到万里先生才大规模地采用辑佚的方法来辑 已散佚的词集。他这书的成绩，便是这方法有效的铁证。
　　第二，辑佚书必须详举出处，使人可以复检原书，不但为校勘文字而已， 并且使人从原书的可靠程度上判断所引文字的真伪。清朝官书如《全唐文》 与《全唐诗》皆不注出处，故真伪的部分不易辨别。例如同为诏敕，出于《大 唐诏令集》的，与出于契嵩改本《六祖坛经》的，其可靠的程度自然绝不相 同；若不注明来历，必有人把伪作认为史料。万里先生此书每词注明引用的 原书，往往一首词之下注明六七种来源，有时竟列举十二三种来源，每书又 各注明卷数。这种不避烦细的精神，是最可敬又最有用的。
第三，辑佚书的来源不同，文字上也往往有异同。万里先生此书把每首
词的各本异文都一一注出，这是校书的常法，而在文学史料上这种方法的功 用最大，因为文学作品里一个字的推敲都不可轻易放过。即如此书第一首词
——宋祁的《好事近》——的上半首，各本作：


睡起玉屏风，吹去乱红犹落。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帷箔。

《阳春白雪》本只换了四个字，便全不同了：


睡起玉屏空，莺去乱红犹落。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罗薄。


从文义上看来，《阳春白雪》本远胜于各本。在这种地方，虽有许多本子之 相同，不可抹煞一个孤本的独异。异文的可贵正在此。
　　第四，此书于可疑的词，都列为附录，详加考校，功力最勤。试举《漱 玉词》作例。《漱玉词》的散佚，是文学史上的绝大憾事，所以后人追思易 安居士的文采，往往旁搜博采，总想越多越好。王鹏运说：“吉光片羽，虽 界在似是，亦足珍也。”其实辑佚书所贵在于存真，不在求多。万里先生重 辑《漱玉词》，所收只有四十三首，余十七首列入附录。他所收的，也许还 有一两首可删的；但他所删的是决无可疑的。
　　第五，向来王、朱诸刻都不加句读，此书略采前人词谱之例，用点表逗 顿，用圈表韵脚，都可为读者增加不少便利，节省不少精力。
　　以上略述此书的贡献，但此书亦有一二可以讨论之点。此书所收词人， 除了极少数之外，多是普通读者向来不大认得的。万里先生既做了这一番辑
　　
逸钩沉的大工作，一定收到了不少的传记材料，他若能给每位词人各撰一篇 短传，使我们略知各人的生平事实，师友渊源，时代关系，以及各人所作其 他著述的版本存佚，那就更可以增加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了。
　　还有一点也可以讨论。词与曲的分界，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实在不容 易解答。万里先生所收的词，有一些词调是元人各种乐府选本，如《太平乐 府》和《阳春白雪》都收入的。既可以收《黑漆弩》，何以不可以收《清江 引》、《耍孩儿》等等？朱孝臧先生既可以收史浩的大曲，万里先生也可以 收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何以不可以收金、元人的套数？既可以收刘敏 中、卢疏斋，何以不可以收贯酸斋、马东篱等等？在文学演变史上，词即是 前一时代的曲，曲即是后一个时代的词，根本上并无分别。山谷、少游都曾 作俚俗的曲子；此书中的晁元礼《闲斋琴趣》，曹组的俳词，与金、元曲子 有何种类上的分别呢？万里先生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所见的书极多，何不更 进一步，打破词与曲的界限，用同样辑佚的方法，校辑金、元人的曲子，合 成一部《金宋元人乐府总集》呢？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私愿，不知万里先生可 有这兴致么？

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

《宋人话本八种》序

钱曾的《也是园书目》的戏曲部有《宋人词话》十二种，其目为：


灯花婆婆 风吹轿儿 冯玉梅团圆 种瓜张老 错斩崔宁 简帖和尚 紫罗盖头 小亭儿 李焕生五阵雨 女报冤 西湖三塔 小金钱


这十二种书很少人见过，见过的人也瞧不起这种书，故《也是园》以后竟不 见于记载了。
　　王国维先生作《戏曲考原》初稿（载《国粹周报》第五十期，与《晨风 阁丛书》内的定本不同），提及这十二种书，他说：


　　??其书虽不存，然云“词”，则有曲；云“话”，则有白。其题目或似套数，或似杂剧。 要之，必与董解元弦索《西厢》相似。


后来王先生修改旧稿，分出一部分作为《曲录》（《晨风阁》本），也引这 十二种词话，他有跋云：


　　右十二种，钱曾《也是园书目》编入戏曲部，题曰“宋人词话”。遵王（钱曾）藏曲甚富， 其言当有所据。且其题目与元剧体例不同，而大似宋人官本杂剧段数，及陶宗仪《辍耕录》所 载金人院本名目，则其为南宋人作无疑矣。（《曲录》一）


　　民国十年（1921），我作《水浒传后考》，因为百二十回本《水浒传》 有一条发凡云：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

所以，我疑心王国维先生的假设有错误。我说：


　　《灯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浒》的“致语”，大概未必有“曲”。钱曾把这些作品归在“宋 人词话”。“宋人”一层自然是错的了，“词话”的词字大概是平话一类的书词，未必是曲。 故我以为这十二种词话大概多是说书的引子，与词曲无关。后来明朝的小说，如《今古奇观》， 每篇正文之前往往用一件别的事作一个引子，大概这种散文的引子又是那《灯花婆婆》一类的 致语的进化了。（《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这段话也有得有失：（1）我不认这些词话为宋人作品，我错了；（2）我 说“词话”的词字大概是平话一类的书词，这是对的；（3）我又以为这些词 话多是说书的引子，我又错了。——当日我说这番话，也只是一种假设，全 待后来的证据。但证据不久也就出来了。

　　第一是《灯花婆婆》的发现。民国十二年二月，我寻得龙子犹（即冯犹 龙的假名）改本的《平妖传》，卷首的引子即是“灯花婆婆”的故事。我恍 然大悟，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发凡所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 婆等事”乃是一时记忆的错误。“灯花婆婆”的故事曾作《平妖传》的致语， 而杨定见误记为《水浒传》古本的致语。相传《平妖传》也是罗贯中作的， 故杨氏有此误记。（谢无量先生在他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里也提及这 篇引子，但谢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而后来周亮工《书影》说的“故老传 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又是根据杨氏百二十回《水 浒传》发凡之说，因一误而再误。多年的疑团到此方才得着解决。
　　用作《平妖传》的引子的，不是《灯花婆婆》的全文，只是一个大要。 全文既不可得见，这个节本的故事也值得保存，故我把它抄在这篇序的后面， 作个附录。


　　最重要的证据是《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此事是缪荃孙先生（江东老 蟫）的大功，在中国文学史上要算一件大事。
　　民国十一年的旧历元宵，我在北京火神庙买得《烟画东堂小品》，始见 其中的《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其中《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 见于《也是园书目》。原刻有江东老蟫乙卯（民国四年）的短跋，其中记发 见此书的缘起云：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
《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 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旧物。《错斩崔宁》，
《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 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


　　后来《金虏海陵王荒淫》也被叶德辉先生刻出来了。故先后所出，共有 八种，其原有卷第如下：


第十卷 碾玉观音 第十一卷 菩萨蛮 第十二卷 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 志诚张主管 第十四卷 拗相公 第十五卷 错斩崔宁 第十六卷 冯玉梅团圆
第二十一卷 金虏海陵王荒淫


看这卷第，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这种小说的数量之多，但其余的都不可见了。 江东老蟫的跋里说“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刻本只有《菩萨蛮》一篇 卷首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图章。《菩萨蛮》一篇也不见于《也是园书目》，
可见这几篇都是钱曾所藏，编书目时只有十二种，故其余不见于书目。 我们看了这几种小说，可以知道这些都是南宋的平话。《冯玉梅》篇说

“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 “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先朝一个宰相”，又说“我宋元气都 为熙宁变法所坏”；这些都可证明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是在南宋。《菩萨蛮》 篇与《冯玉梅》篇都称“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纪之末 了，故知这些小说的年代在十三世纪。
《海陵王荒淫》也可考见年代。金主亮（后追废为海陵王）死于一一六
○年，但书中提及金世宗的谥法，又说“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于一 一八九年，在宋高宗之后二年。又书中说：


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


端平是宋理宗的年号（1234—1236）；其时宋人与蒙古约好了，同出兵伐金， 遂灭金国。但四十年后，蒙古大举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书之作在端平以 后，已近十三世纪的中叶了。
　　但《海陵王荒淫》一篇中有一句话，初读时，颇使我怀疑此书的年代。 书中贵哥说：


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铃，只有人才是活宝。


这句话太像明朝人的口气，使我很生疑心。缅甸不见于《宋史》外国诸传， 但这却不能证明当时中国民间同缅甸没有往来的商业贸易。《元史》卷二百 十说：


世祖至元八年（1271）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遣奇塔特托音等使缅，招谕其王内
附。


其时宋朝尚未灭亡。这可见十三世纪的中国人同缅甸应该可以有交通关系。
又《明史》卷三一五说：


宋宁宗时（1195—1224），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


此事不见于《宋史·宁宗本纪》。《宁宗本纪》记开禧元年（1205）有真里 富国贡瑞象。但《宋史》卷四八九记此事在庆元六年（1200）。真里富在真 腊的西南，不知即是缅甸否。《宋史》记外国事，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 故南宋一代同外国的交通多不可考了。若《明史》所记缅甸通中国的话是有 根据的，那末，十三世纪中叶以后的小说提及缅甸，并不足奇怪。
　　又元世祖招谕缅甸之年（1271），即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东游之年。中国与“西洋”的交通正开始。不过当时所谓“西洋国”并不很 “西”罢了。大概贵哥口中的“西洋”，不过是印度洋上的国家。
　　故我们可以不必怀疑这些小说的年代。这些小说的内部证据可以使我们 推定它们产生的年代约在南宋末年，当十三世纪中期，或中期以后。其中也 许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之前，最晚的也许远在蒙古灭金
（1234）以后。 这些小说都是南宋时代说话人的话本，这大概是无疑的了。（参看鲁迅

《小说史略》第十二篇）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和吴自牧的《梦粱录》 等书所记，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有四大派，各有话本：
（1）小说。
（2）讲史。
（3）傀儡。“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
　　（4）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以上说“四 家说话人”，与王国维先生和鲁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专篇论 这个问题）
大概“小说”一门包括最多，有下列的各种子目：
（a）烟粉灵怪传奇。
（b）说公案。“皆有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
（c）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d）说经。“谓演说佛书。”
（e）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我们现有的这八种话本，大概是小说和讲史两家的话本。《海陵王》和
《拗相公》都该属于“讲史”一类。《冯玉梅》一卷介于“说公案”和“铁 骑儿”之间。《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和附录的
《灯花婆婆》），都是“灵怪传奇”。《错斩崔宁》一卷是“公案”的一种，
开后来许多侦探小说式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先路。 崔宁冤枉被杀，起于十五贯钱，后来“十五贯”也成了侦探小说的一个“母 题”，如昆曲中有况太守的《十五贯》，便是一例。《菩萨蛮》一卷虽不纯 粹是“说经”，却是很进步的“演说佛书”的小说。“说经”的初期只是用 俗话来讲经，例如敦煌残卷中的《法华》俗文之类。后来稍进步了，便专趋 重佛经里一些最有小说趣味的几件大故事，例如敦煌残卷中的《八相成道 记》，《目连》故事，《维摩诘》变文等。到了更进步的时期，便离开了佛 书，直用俗世故事来演说佛教的义旨，《菩萨蛮》便是一例。
这几篇小说又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说话人”的神气，和说话的情形。
陆放翁有“小舟游近村”的诗云：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乡村的说话人。京城里的说话人便阔的多了。他们有“书会”，有“雄 辩社”（均见周密的《武林旧事》）。至少他们有个固定的说书场。他们自 称为“说话的”（见《菩萨蛮》）。他们说一个故事，前面总有个引子，这 个引子叫做“得胜头回”。本书《错斩崔宁》一卷说：


　　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 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

鲁迅先生说这种话本的体制：


　　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 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
　　
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 故冠以吉语曰得胜。


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 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到齐，必 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词，《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 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 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碾玉观音》用诗词 作引子，《西山一窟鬼》连用十五首词作引子，但《错斩崔宁》使用魏进士 的故事作引子，《冯玉梅》便用徐信夫妻团圆的故事作引子，这都是开场的 “得胜头回”。
　　这个方法——用一个相同或相反的故事来引入一个要说的故事——后来 差不多成了小说的公式。短篇的小说如《今古奇观》、《醉醒石》等都常常 保存这种方式。长篇的小说也往往有这样的引子。《平妖传》的前面有《灯 花婆婆》的一段；《水浒传》的前面有《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一段。《醒世 姻缘》更怪了，先叙晁家的长故事，引入狄家的故事，而引入正文之后，晁 家的故事依旧继续说完。后来清朝学者创作的小说如《儒林外史》，如《红 楼梦》，如《镜花缘》，如《老残游记》，各有一篇引子。有时候，这种引 子又叫做“楔子”，但这个名称是不妥当的。元人的杂剧里，往往在两折之 间插入一段，叫做“楔子”，像木楔子似的。元曲的“楔子”没有放在篇首 的。在篇首如何可用“楔”呢？
不但这个引子的体裁可以指示中国小说演变的痕迹，还有别的证据可以
使我们明白“章回小说”是出于这种话本的。本书《西山一窟鬼》的引子说：


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变做十数回蹊跷作怪的小说。


《西山一窟鬼》全篇不过六千字，那有“十数回”呢？大概当时说话的人随 时添枝添叶，把一个故事拉的很长，分做几回说完，也有分做十数回的。《西 山一窟鬼》本是一片鬼话，添几个鬼也不嫌多，减掉几个也不算短，故可以 拉长做“十数回”说完。但写成话本时，许多添的枝节都被删节了，故只剩 得六千字了。
一“回”不是一章，只是一“次”，如明人小诗“高楼明月笙歌夜，此
是人生第几回”的“回”字。说书的人说到了一个最紧要的关头，——一个 好汉绑上了杀场，午时三刻到了，刽子手举起刀来正要砍下；或者一个美貌 佳人落在强暴之手，耸身正要跳下万丈悬崖，——在这种时刻，听的人聚精 会神，瞪着眼发急，——在这个时候，那说书先生忽然敲着鼓，“镗，镗， 镗”，他站起来，念两句收场诗，拱拱手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他说了这句话，收了鼓，收了摊，摇头去了。这便叫做“一回书”。 本书的《碾玉观音》分上下两回，上回之末说崔宁和秀秀逃到潭州同住，
这一天崔宁到湘潭县官宅里承揽了玉作生活，回路归家，


　　正行间，只见一个汉子，头上带个竹丝笠儿，??挑着一个高肩担儿，正面来，把崔宁看 了一看。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这个人却见崔宁，从后大踏步尾着崔宁来。正是：
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


这正是全书的吃紧关头，但说话人说到这里，念了两句收场诗，忽然停止了。
“第一回”便完了。下回说话人却远远地从刘两府的一首词说起，慢慢说到 崔宁的东人郡王派了郭排军送钱与刘两府，路上遇着崔宁。这种分段法，和 后来的小说分“回”完全相同。如《水浒传》第八回之末写林冲被绑在树上，


薛霸便提起水火棒来，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可怜豪杰束手就死！正是： 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
毕竟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又如第三十回之末写武松和庵里那个先生相斗，


两个斗到十数合，只听得山岭旁边一声响亮，两个里倒了一个。但见： 寒光影里人头落，杀气丛中血雨喷。 毕竟两个里厮杀倒了一个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拿这两条例子来比《碾玉观音》的分段之处，很可以看出“章回小说” 是从这些短篇话本里演变出来的了。


　　我有一天问汪原放先生道：“你看这几篇小说之中，那一篇作得最好？” 原放说：“我看《拗相公》一篇最好。作者要骂王荆公的新法，要写一位“拗 相公”，便捏造出一个故事来，处处写新法害民，处处写出一种天怒人怨的 空气，同时处处写一个执拗的王荆公，总算能达到作者的目的了，所以我说 这篇最好。”
原放的话颇有见地。这八种之中，《拗相公》一篇必是智识阶级中人所
作，章法很有条理，内容正代表元祐党人的后辈的见解，但作者又很有点剪 裁的能力，单写王安石罢相南归时途中亲身经历的事，使读者深深地感觉一 种天怒人怨的空气。《宣和遗事》里也有骂王安石的一大段，但毫无文学意 味，比起这篇来，真是天悬地隔了。我们在今日也许要替王安石打抱不平， 为他辩护，但我们终不能否认南宋时代有这种反对他的舆论，也终不能否认 这篇《拗相公》有点文学的趣味。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一种艺术。此篇中写 王安石踏月而行，在一个老妪的茅屋内借宿。第二天——


　　将次天明，老妪起身，蓬着头，同一赤脚蠢婢，赶二猪出门外。婢携糠秕，老妪取水，用 木杓搅于木盆之中，口中呼“罗，罗，罗，拗相公来”！二猪闻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鸡，“喌， 喌，喌，王安石来”！群鸡俱至。
　　江居和众人看见，无不惊讶。荆公心愈不乐，因问老妪道：“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 老妪道：“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诨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 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 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便预借丝钱用了；麻未上机， 又借布钱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 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今世没奈何他，后
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荆公暗暗垂泪，不敢开言。??


这个老妪的政论固然是当日士大夫的议论，不见得一定代表民间的舆论，却
也未必完全出于捏造。王荆公在几年之中施行了许多新法，用意也许都很好， 但奉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大臣可信，而小官未必可靠；县官也许有好人， 而吏胥里保未必不扰民敲诈。在一个中古时代，想用干涉主义来治理一个大 帝国，其中必不免有许多小百姓受很大的苦痛。干涉的精神也许很好，但国 家用的人未必都配干涉。不配干涉而偏要干涉，百姓自然吃苦了。故王安石 的敢做敢为，自然可以钦敬；但当日一班正人君子的反对新法，也未必完全 没有事实上的根据。
　　《拗相公》一篇里有许多诽谤王荆公的故事，都是南宋初年的元祐后辈 捏造出来的，读者不可深信。如苏老泉的《辨奸论》全是后人的伪作，曾经 李绂和蔡上翔证实了。又如荆公恍惚见儿子王雱在阴司受罪，如邵雍天津桥 上闻杜宇而叹，如“误吞鱼饵”的故事，都是伪造的话。读者若有兴趣，当 参考李绂的《穆堂初稿》（卷四十六），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此书 原本不易得，有杨希闵刻《九家年谱》中的节本）及梁启超的《王荆公》。


　　以小说的结构看来，《拗相公》一篇固然很好，但此篇只是一种巧妙的 政治宣传品，其实算不得“通俗小说”。从文学的观点上看来，《错斩崔宁》 一篇要算八篇中的第一佳作。这一篇是纯粹说故事的小说，并且说的很细腻， 很有趣味，使人一气读下去，不肯放手；其中也没有一点神鬼迷信的不自然 的穿插，全靠故事的本身一气贯注到底。其中关系全篇布局的一段，写的最 好，记叙和对话都好：


　　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挨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 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 声：“来了！”起身开了门。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 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 “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 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 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 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 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 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 他的酒才来的。”
　　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 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 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 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 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的一 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 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
　　
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过了 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


这样细腻的描写，漂亮的对话，便是白话散文文学正式成立的纪元。可以比 上这一段的，还有《西山一窟鬼》中王婆说媒的一段，同《海陵王荒淫》中 贵哥、定哥说风情的一大段。这三大段都代表那发达到了很高的地步的白话 散文；《五代史平话》里，《宣和遗事》里，《唐三藏取经》里，都没有这 样发达完全的白话散文。
　　我从前曾很怀疑宋元两代的白话文学发达的程度。在我的《水浒传考证》 里，我曾说：


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

我又说：


　　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 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
（《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在那时这样怀疑元代的白话文学，自然更怀疑宋代的白话文学了。 但我现在看了这几种南宋话本，不能不承认南宋晚年（十三世纪）的说
话人已能用很发达的白话来做小说。他们的思想也许很幼稚（如《西山一窟
鬼》），见解也许很错误（如《拗相公》），材料也许很杂乱（如《海陵王 荒淫》，如《宣和遗事》），但他们的工具——活的语言——却已用熟了， 活文学的基础已打好了，伟大的小说快产生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夜

《胡适文存三集》卷八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一 《水浒》版本出现的小史 这三百年来，大家都读惯了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很少人知
道《水浒传》的许多古本了。《水浒传》古本的研究只是这十年内的事。十 年之中，居然有许多古本出现，这是最可喜的事。
　　十年前（民国九年七月）我开始做“水浒传考证”的时候，我只有金圣 叹的七十一回本和坊间通行而学者轻视的《征四寇》。那时候我虽然参考了 不少的旁证，我的许多结论都只可算是一些很大胆的假设，因为当时的证据 实在太少了。（《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页 81—146）
　　但我的《水浒传考证》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遂开了搜求《水浒传》 版本的风气。我的《考证》出版后十四个月之内，我便收到了这些版本：
　　（1）李卓吾批点《忠义水浒传》百回本的第一回到第十回，日本冈岛璞 翻明刻本（1728 年刻）。
（2）《忠义水浒传》百回本的日文译本，冈岛璞译（1907 年排印）。
　　（3）《忠义水浒传》百十五回本，与《三国志演义》合刻，名为《英雄 谱》，坊间名为《汉宋奇书》（有熊飞的序，似初刻在崇祯末年）。
（4）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光绪己卯，即 1879 年，人道堂藏版，
有乾隆丙午年的序）。 此外，我还知道两种版本：
（5）百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也是与《三国志》合刻的《英雄谱》本
（日本铃木虎雄先生藏）。
　　（6）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明刻本（日本京都府立图书馆藏，有杨 定见序）。
这两种我当时虽未见，却蒙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先生把他们的回目和序例
都抄录了寄给我。 我有了这六种版本作根据，遂又作了一篇《水浒传后考》。《胡适文存》
初排本卷三，页 147—184）这是民国十年六月的事。
　　民国十二年左右，我知道有三四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出现， 涵芬楼得了一部，我自己得了一部，还有别人收着这本子的。后来北京孔德 学校收着一部精刻本，图画精致可爱。
民国十三年，李玄伯先生的侄儿兴秋在北京冷摊上得着一部百回本《忠
义水浒传》。据玄伯说：（《重刊忠义水浒传序》）


　　观其墨色纸色，的是明本。且第一册图上每有新安刻工姓名，尤足证明即郭英（适按：当 作郭勋。）在嘉靖年间刻于新安者。明代《水浒》面目，遂得重睹。


我不曾见着兴秋先生的原本，但此书既名《忠义水浒传》，似非郭武定的旧 本，因为我们从百二十回本的发凡上知道“忠义”二字是李卓吾加上去的。 新安刻工姓名，算不得证据，因为近几百年的刻图工人，要算徽州工人为最 精，至今还有刻墨印的专业。故我们只能认李先生的百回本是李卓吾的《忠 义水浒传》的一种本子。（玄伯的本子没有“引首”一段，只从张天师祈禳 起，与日本翻刻的李卓吾本稍不同，不知是否偶阙这几页）

　　玄伯先生于民国十四年把这部百回本标点排印出来，于是国中遂有百回 本的重印本。（北京锡拉胡同一号李宅发行，装五册，价二元七角）
　　前年商务印书馆把涵芬楼所藏的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也排印出来，因 为我的序迟迟不能交卷，遂延到今年方才出版。
总计近年所出的《水浒传》版本，共有下列各种： 甲、七十一回本（金圣叹本）； 乙、《征四寇》本（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 丙、百十五回本（《英雄谱》本）； 丁、百十回本（《英雄谱》本。铃木虎雄藏）； 戊、百二十四回本（胡适藏）； 己、李卓吾《忠义水浒传》百回本；
（1）李玄伯排印本；
（2）日本冈岛璞翻刻前二十回本；
　　（3）日本冈岛璞译本。 庚、《忠义水浒全书》百二十回本。
二 十年来关于《水浒传》演变的考证 十年前我研究《水浒传》演变的历史，得着一些假设的结论，大致如下：
（1）南宋到元朝之间，民间有种种的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有《宣和遗
事》和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可证。
　　（2）元朝有许多“水浒”故事，但没有《水浒传》。有许多元人杂剧可 证。
（3）明初有一部《水浒传》出现，这部书还是很幼稚的。我们叫它作“原
百回本《水浒传》”。这部书也许是罗贯中作的。
　　（4）明朝中叶，约当弘治正德时期，另有一种七十回本《水浒传》出现。 我假定这部书是用“原百回本”来重新改造过的，大致与现行的金圣叹本相 同。这部书也许是“施耐庵”作的，但“旋耐庵”似是改作《水浒传》的托 名。
（5）到了明嘉靖朝，武定侯郭勋家里传出一部定本《水浒传》来，有新
安刻本，共一百回，我们叫它作“百回郭本”。我假定这部书的前七十回全 采“七十回本”；后三十回是删改“原百回本”的后半部的。“原百回本” 后半有“征田虎”和“征王庆”的两大部分，郭本都删去了，却加入“征辽 国”一大段。据说旧本有“致语”，郭本也删去了。据说郭本还把阎婆事“移 置”一番。这几点都是“百二十回本”的发凡里指出的郭本与旧本的不同之 点。（郭本已不可得，我们只知道李卓吾的百回本）
　　（6）明朝晚年有杨定见、袁无涯编刻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出 现。此本全采李卓吾百回本，而加入“征田虎”、“征王庆”两大段。但这 两段都是改作之文，事实与回目皆与别本（《征四寇》、百十五回本、百十 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绝不相同；王庆的故事改变更大。
　　（7）到金圣叹才有七十一回本出现，没有招安和以后的事，却多卢俊义 的一场梦，其他各本都没有这场梦。
　　（8）七十一回本通行之后，百回本与其他各本都渐渐稀少，于是书坊中 人把旧本《水浒传》后半部印出单行，名为《征四寇》。我认《征四寇》是
　　
“原百回本”的后半，至少其中征田虎、王庆的两部分是“原百回本”留剩 下来的。
　　这是我九年十年前的见解的大致。当时《水浒》版本的研究还在草创的 时期，最重要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我都不曾见着，故我的结论不免有错 误。最大的错误是我假定明朝中叶有一部七十回的《水浒传》。《胡适文存》 初排本卷三，页 171—176）但我举出的理由终不能叫大家心服；而我这一种 假设却影响到其余的结论，使我对于《水浒传》演变的历史不能有彻底的了
解。
六七年来，修正我的主张的，有鲁迅先生，李玄伯先生，俞平伯先生。 鲁迅先生的主张是：


原本《水浒传》今不可得。??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
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本未见。??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 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又有一百十回之《忠义水浒传》，亦《英雄谱》 本。??别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浒传》，文词脱略，往往难读，亦此类。
　　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今未见。别有本，亦一 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文辞乃 大有增删，几乎改观，除去恶诗，增益骈语，描写亦愈入细微。如述林冲雪中行沽一节，即多 于百十五回本者至一倍余。
　　三曰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全书自首至 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辽小异，且少诗词，平田虎、王庆，则并事略亦异。而收方 腊又悉同。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特于字句稍有更定。??诗词又较多，则为刊时增入。?? 发凡云：“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 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 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是知《水浒》有古 本百回，当时“既不可复见”；又有旧本，似百二十回，中有“四大寇”，盖谓王、田、方及 宋江，即柴进见于白屏风上御书者。郭氏本始破，其拘，削王、田而加辽国，成百回；《水浒 全书》又增王、田，仍存辽国，复为百二十回。??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 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复多异说，不能合符，于是后之 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违异。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 名同而文迥别，殆亦由此而已。惟其后讨平方腊，则各本悉同，因疑在郭本所据旧本之前，当 又有别本，即以平方腊接招安之后，如《宣和遗事》所记者，??然而证信尚缺，未能定也。 总上五本观之，知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胡应麟（《笔丛》
四十一）云： “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
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应 麟所见本，今莫知如何。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 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
　　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于宋江受 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嵇叔夜终。??其书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惟 刊去骈语特多；百廿回本发凡有“旧本去诗词之繁累”语，颇似圣叹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删 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中国小说史略》，页 141—148）
　　
　　鲁迅先生之说，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故值得详细征引。他的主张， 简单说来，约有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