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左传》的文学价值

　　认识《左传》的文学价值，首先是要对其文学性作充分的剖析。±《左 传》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它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它形象地记述了历史的事件 和人物，±通过生动的描写来展示历史的画面，使历史的记录具有浓厚的文 学色彩和意味。±具体而言，《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记言三个方面，都表现 出明显的文学特点。±本编即从这三方面入手，对这部长达十八万二百七十 三字的巨著作一细致的分析(14)，以展示其鲜明的文学性质。
　　在此，我们将不只是简单地说出它们的特点是什么，±更要对它们之所 以如此作出一定的说明和解释，指出它们在文学发展史上将产生的重要价 值。
　　
第一章 《左传》的叙事

　　中国史官制度的建置历时久远，源远流长。“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 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帝王靡不同之。”(15)±自社会进入 文明时代以来，史官随时记录国家的朝政大事、帝王君主的言行，±已是统 治阶级国家政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编年史著《左传》，±详细地记录了春 秋时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公元前722至公元前468年，±即鲁隐公元年至鲁哀 公二十七年）发生在中原大地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以往简略的“大事记”式 的历史记录不同的是，±《左传》不仅记下了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更以 生动而明快的文字向人们描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春秋时代的大千世界。
　　首先，《左传》记事的内容是丰盈而富赡的。它记录了春秋时期诸多侯 国(16)政治上的动荡和变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强宗大族的争权夺势，± 以及执政者的阴谋权术。侯国间频仍的战争、重大的盟会、庄严的约誓常常 是作者记写的重点，日常的朝觐聘问、与国往来也都有详细的记录。±所有 发生在贵族群中的大小事件以及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都集聚于《左传》作 者的笔端，±向我们作了最生动的表述。
《左传》还记录了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对社会习俗、
±人们的心理作了多方面的记载。从盛大的祭典、燕享，±到等级森严的宗法 和礼制；从婚丧嫁娶等各种风俗，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都在作者的 记写范围之内。并且，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各方面，
±《左传》也都有可靠的著录。(17)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若称之
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再者，《左传》的记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仅对历史事
件、社会生活作了如实的记录，而且进行了真切、具体的描绘；±不仅记叙 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且重视人与事的联系。在探寻人们得失成败的原因 中，±对历史进行了文学的加工，艺术地再现生活。如果说读《春秋》，±我 们仅能得到二百余年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纲目”，那么《左传》的描述，
±分明是让我们看到一幅精描细绘的生活画卷。
　　从全书来看，《左传》叙事的详略是有明显的差异的。鲁国君十二世，± 前略后详。襄、昭二世共计六十三年，而所记文字近八万，±占了全书篇幅 的二分之一弱(18)。所记事件，详则浓墨重笔，略则寥寥数语，所谓：“论 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史通·二体》）书中
重点记写的除周天子之外的诸侯国有十几个：鲁、齐、晋、楚、秦、郑、卫、
宋、吴、越及陈、±蔡、曹等。书的前半部多记大国，后半部则多记二、三 等小国；春秋五霸详于前，±而后多记列国强宗及执政大夫。这或恰如冯李 骅所言：“春秋之局凡三变，±隐桓以下政在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 以下政在陪臣。”（《左绣·读左卮言》）随着时代形势、主宰人物的变化，《左
传》作者相应地变换记写的重点，±以展示春秋时代不同阶段的真实画图。
下面拟就《左传》叙事的两个最突出的特点略作论述。


　　一、《左传》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能运用近乎“白 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
《左传》所要描述的对象是一个纷杂、动乱的社会，±因此怎样将矛盾
对峙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繁复的王侯、±宗族关系以及诸多异常的变故

表述得条理分明、井然有序，如何使种种不可言告的颠覆活动、密谋暗算昭 然若揭，±就成为作者行文记事所要达到的第一要求。《左传》的作者是成功 地做到了这一点。
　　广泛地占有材料是详尽记叙的前提。《左传》作者悉心关注各国的经济 情况、政治局势、天象地理、风土人情，对这一切皆有确凿可靠的知识和情 报，±故其笔墨所至遍及中原侯国及夷狄疆域的大情小事。晋国的将帅、楚 国的令尹，±每一任的变换，《左传》都详列其职位、姓氏。即使是郑、宋、 卫这样的二等小国，±每任执政也必定一一介绍他们的姓名。从书里的记述 不难看出，±《左传》的作者是一名充分掌握时代信息的智者。他眼界开阔， 不仅博览各国史籍，±更随时注意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官方的或民间 的情报。一切有关国家存亡、±政局成败的消息都在他的关注之中。（春秋时 代的交通、通讯情况可能已颇发达，±远比我们想象的为好。）
其次，材料的分析与取舍、剪裁与组织是写作成功的关键。面对纷乱、
±变幻的社会，《左传》作者是个能牢牢把握各种“关系”的人。±诸侯国与 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诸侯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国君与执政大夫间的关系、± 大夫之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决定政治关系的经济 关系等等，±都是作者把握的重要内容。敏锐的观察力、精细的思维，使他
如掌握了一把批郤导窾的利刃，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牵一动百的社会矛
盾线索作了最明晰的分析。条理清晰的叙述，首先是作者认识的清晰和洞达。
±《左传》能将错综复杂的事件记叙得井井有条，说明作者认识的明断和思 维的条畅。±书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记叙都证明了他的成功。比如郑西宫之难
（襄公十年）、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崔杼之乱（襄公二十 五年）、齐人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吴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
宋桓魋之乱（哀公十四年）、±楚灵王之死（昭公十三年）、白公之乱（哀公 十六年）等，±都是《左传》叙事颇为出色的段落。
尤其是在谋杀、行刺、颠覆、政变一类突发性的事件中，±各种矛盾冲
突急剧变化，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参与的各派势力间甚至刀兵血刃，±记叙 此类事件时，作者的叙述才能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施展。下面举数例略作分析。
鲁襄公十年郑西宫之难：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尉止获，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 礼也。”遂弗使献。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 公子之徒以作乱。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 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子 孔知之，故不死。??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 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 于北宫，子?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奔宋。

这是郑国国内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乱。暴徒劫持国君，血洗朝廷，
±当政三卿死于一朝。在这次暴乱中，“郑七穆”中的驷氏（子驷及其子子西）、
±国氏（子国及其子子产）、良氏（子耳）是被攻击的主要对象。±而事件引 起的直接原因是由驷氏造成的。作者用两个“初”字领起，在暴乱发生前交 待了子驷与尉止的争执、子驷因开凿田洫与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结下 的怨仇。±“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由于平素的积怨（主

要是土地、±财产的争夺），终于引起流血的变乱，其中的因果关系作者是交 待得很清楚的。±暴乱发生的时间、地点、参与的人员，作者都作了最简捷 而准确的说明，±暴乱中各股叛乱势力与驷氏之间，公子之徒、群不逞之人 与五族之间的利害关系，±都在简括的记述中让读者一目了然。“公子之徒” 的事已见于襄公八年(19)，±所以作者在此没有作重复的叙述。
　　暴乱发生之后，朝廷内外一片混乱。作者没有泛泛地记写混乱的场面和 平乱经过，而是着重描写两个人“闻盗”以后的反应：子西“不儆而出，± 尸而追盗??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则“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 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在两种不 同的应急状态的对比中，使读者不仅感觉到朝廷内外混乱和厮杀的紧张气 氛，±而且看到为平叛而奋勇作战的人。子产此时尚未从政，但他遇乱镇定 自若、±果敢应战的表现已初次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才干。
作为历史事件的记录，作者特别重视事件发生、发展到结局的完整过程，
±所以在“盗众尽死”之后，又记写了肇事五族各家子孙出逃的去向。±对四 位执政中唯一的幸存者子孔，此处作者没有作过多的描述，而以“知之，± 故不死”五个字为襄公十九年子孔的死埋下了伏笔，成为郑国人“讨西宫之 难”的引线。《左绣》对这段记事的评论是：“明明认定子孔是戎首矣，此处
偏不肯明白写出，±但用几笔旁敲侧击，写得若隐若现，而其阴谋乃愈明，
罪状乃愈白。”（卷十五） 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一事较西宫之难情节稍复杂，篇幅亦
稍长，但是作者叙述的方法是基本相同的。原文如下：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 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庞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 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汝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 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 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 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 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 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从事件发生的起因叙起；在事变之前将参与谋杀的三股势力的谋反原因 作明确交待；通过记录三个小人物以完成事变经过的描述；±最后补叙齐襄 公初立时鲍叔牙的预言及变乱的结局。作者之所以“百忙事叙得极清晰又极 变换”，±“摆布之妙如千军万马坐作进退”（《左绣》卷三），关键是他抓住 了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使他在特殊、个别的社会现象中，看到 这一事件的内幕和实质，并将它们条理清晰地表述出来。我们说，《左传》 的主题是什么？±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主题即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的封建贵 族为了土地和权力无休止的争夺。±《左传》作者的记录，正是反映了他对 某些历史事件的本质的认识。
　　再举一例，鲁宣公二年晋灵公谋刺赵盾的故事。±这是人们早已熟知的 篇章，此事在《春秋》中仅有“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一条大事简记，±而在
《左传》中却是一篇情节完整、惊险、生动的历史故事。原文如下：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腼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 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 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犹不改。宣子 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秋九月， 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 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初，宣子田于 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 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赵穿 杀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这段记事大致可分为七个层次。晋灵公不君三事；赵盾、士季进谏；鉏 麑行刺；晋灵公饮赵盾酒；首山饿人救赵盾；赵穿杀灵公；±晋成公立。晋 灵公与赵盾是贯穿事件的主要人物。以他们的矛盾为线索，±事件的叙述按 照事态的发展过程进行：肇端（第一、二层），经过（第三、四、五层），± 结局（第六、七层）。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勇士的果敢行为，是构成事 件经过的主要内容。在情节的高潮阶段──赵盾性命攸关的时刻，±作者以 “初”字一笔打住，插叙了灵辄的故事。这一叙述手法的灵活运用，±形成 事件发生的强烈戏剧性氛围，增添了记事的文学色彩。
　　在此，值得顺笔提及的是《左传》中“初”字的用法。±“初”字在《左 传》中八十六见，其使用频率极高。以“初”字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
±遗闻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原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述、±补记各类内
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剪裁、± 组织写作素材方面所具的匠心。正如林琴南在论及《左传》的插叙笔法时所 说：


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其 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左传撷华》自序）


　　可以说，此即后代小说中最常用的“倒插笔”手法的滥觞，±在《左传》 中恰是以“初”字领起的形式出现的。
从以上数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大略得知，±所谓《左传》叙事运用“白
描”手法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有严格的时空观念。《左传》中每一事件的记录，±作者都必定以
极简练的文字明确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于 某国某地某处，明白无误。每一年的记事中从“春王周正月”到“夏四月”、
±“秋七月”、“冬十月”，作者的叙述必遵守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
　　第二，明确交代参与事件的人物。《左传》中重要人物的姓氏、国别、 行辈、职务，作者皆有说明。诸人物在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论其关系如 何错综复杂，《左传》必予以明确的表述。
　　第三，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对每一历史事件的记叙，±作者必详其 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事情的前因后果，常选用追
叙、±补叙、倒叙等手法（以“初”字领起），以达到叙述的完整无缺。

　　第四，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 其中几个人物的具体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写活一个场面。
这些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叙事作品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而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用书面文字的形式将它们固定下来，±
《左传》却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早于《左传》的《尚书》是记言的，《春秋》是记事的，《国
语》亦以记言为主。是《左传》，±通过具体的历史记事将人们认识生活的方 式和反映现实的方法用文字表现出来，±这于后代叙事文学的发展是具有极
深远的意义的。可以说，由《左传》形成的叙事方法和结构，±为我国古典 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而最初为适应保存和提供历史借鉴的需要 所形成的某些特点，±也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

　　二、《左传》长于将史实的记录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凭借作者自身的感受和想象，使历史记叙故事化。
　　关于《左传》叙事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结合具体记事进行 论述。
1.《左传》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大量采撷民间口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 内容，并且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进行文学的加工。
　　仍以“晋灵公谋刺赵盾”为例。在这段记事中，±除了事件发展主线的 叙述，其中晋灵公从台上弹人、杀宰夫、赵盾与士季进谏、鉏麑行刺、灵公 饮赵盾酒，以及首山饿人救赵盾等六个情节，都是作者根据传闻增入的内容。 正是通过这些本于传闻的情节，晋灵公之所以被杀、赵盾之所以幸免的原因，
±都在故事里得到了最形象的表述。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记了这件事，然而同样是取材于传闻，±记 写的文字却大有精粗高下之分。《谷梁》重在解释《春秋》为何书“赵盾弑 其君”，±只记了“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避丸也”一事；±《公羊》 则在宣公六年解释《春秋》为何复见赵盾时，详细记了事情的经过。但是详
则详矣，±情节却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如《左传》记晋灵公“从台上弹
人”，±而《公羊》作“使诸大夫皆内朝，然后处乎台上，引弹而弹之”（《谷 梁》同）。台在宫内，±所弹者又为大夫，疑不足信。又《左传》记“盾曰：
‘弃人而用犬，虽猛何为！±’”而《公羊》作：“赵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
之獒也。’”言语之鄙俗，±似与赵盾平日谦逊礼下的行事不一致。再试看“鉏 麑行刺”的一段，±《左传》原文已见于前，《公羊传》则作：


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其户，方 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 焉，是子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 不可复见吾君矣。”遂刎颈而死。

　　如果说赵盾平和、俭朴，朝内外应多有所闻，不必勇士亲登其门、因见 其无门者、食鱼飧才为之感动。显然，《公羊》的记述是既繁琐又难以让人 相信。±而《左传》所记“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的细节，±却是描写 了一位大臣对国君忠心耿耿的最真实动人的一幕，因此当鉏麑±看到这一幕 时深受感动。关于这一段文字，历来评论较多，林琴南认为：
　　

初未计此二语，是谁闻之。宣子假寐，必不之闻，果为舍人所闻，则鉏麑之臂，久已反翦，何
由有暇工夫说话，且从容以首触槐而死。??想来鉏麑之来，怀中必带匕首，触槐之事，确也。因匕 首而知其为刺客，因触槐而知其为不忍。故随笔妆点出数句慷慨之言，令读者不觉耳。（《左传撷华》 卷上）

　　他的推度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妆点出数句慷慨之言”的“功劳”却 并不能全归于《左传》的作者，这应是当时传闻的细节，只是作者在笔录这 些细节时，±在诸多的传闻中作了精心的选择和文学的加工。（《晋语五》记 “灵公使鉏麑杀赵宣子”一节与《左传》基本相同）
　　类似“晋灵公谋刺赵盾”的例子在《左传》中还很多，±如各次重大战 役的描写、伴随国君废立而发生的事件的描写等。在《春秋》里，±只有像 “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齐无知弑其君诸儿”这样“使圣人闭门思 之，±十年不能知”（《桓子新论》）的记录，而在《左传》里，±作者皆将它 们作了故事性的叙述。
又有一些记事，是《左传》作者在叙述一般史实时，穿插了民间的传闻。
±如宣公十五年“魏颗受结草之报”一段：


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 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 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 余是以报。”


　　晋将魏颗在一次对秦的战役中俘获了秦国大力士杜回，这在人力就是战 斗力、个人的武艺和膂力在搏战中有重要作用的时代不能不算是一大战功。
±但是魏颗是怎样俘获大力士的，作者并没有直接交待，±而是用一“初”字
将记叙拉到战前一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上去。作者追叙了魏武子病重、留遗 嘱及死后的情形，±引出了嬖妾的老父“结草以亢杜回”的故事。事实上，± 结草亢杜回的老人是否就是那嬖妾的父亲，根本无从得知；魏颗“夜梦之曰” 如何如何，又谁能与其同梦？±因此这只能是一则伴随着魏颗立功捷报的传
闻。±而《左传》作者将其与魏颗的战功一同记录下来，以生动的传闻丰富 了历史的记事。±在《国语·晋语》里也有魏颗立功的记录：“昔克潞之役， 秦来图败晋功，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 显然，这是一段纯粹的历史记录，±既没有传奇色彩，也看不到魏颗活生生 的形象，较之《左传》的文字是大为逊色了。
《左传》中还记了不少国君、卿大夫死去的情景，他们或阵亡、病故，
±或暴卒、死于非命，作者在记录各种各样死亡原因的时候，±也为我们讲述 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这些记事很像人物传奇，也像志怪故事。±比如成 公十年所记“晋景公之死”的一段文字：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 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 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 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

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 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 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全篇所有的情节都是有因果关联的：晋景公“因梦而病，±继复病变为 梦”（《左绣》卷十二）；其小臣则因梦而殉葬；±而最初晋景公梦大厉又是因 为杀赵氏功臣之后所致。故有人称此篇为“以梦成章”（同前），无一处无着 落，±无一事无起因，“相映处使人绝倒”（同前），颇有小说的味道。±因为 这一节于全书之中又是因晋景公杀赵同、赵括而发的，±所以它是晋国记事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晋景公为君，在位十九年，但《左传》记其行事却寥 寥无几。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晋为主要参战国，但是作者 都用了更多的笔墨描写晋国的将帅们，而对晋景公只是提到而已。±或许是 作者不满于晋景公听信赵庄姬谮言，杀掉赵同、赵括，±不过这种不满情绪 和对庸碌无为的景公一生的评价，作者都没有直接表述出来，只是记录了这 些有关晋景公不得善终的传闻，±以此来概括他的一生。正如有的评论所说： “献麦杀巫，±景岂能贤”（赵青藜《读左管窥》）。显然，在这里作者是将史 实与传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故事化的历史中，赋加了自己的情感，表达 了对历史的评说。
还有关于晋国大将荀偃之死的描写，见襄公十九年：


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 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 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 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荀偃头生痈疽，死不暝目、不纳含，这是患恶疾而死的人的一种特殊生 理现象，但是作者却记下了这段奇妙的故事。桓谭说：“荀偃病而目出，初 死，其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释文》引）然而作者之所 以如此记录是有他的用意的。荀偃是晋国大将荀林父的孙子，是晋悼公复霸 时期的主要军事将领，±他曾伐郑、灭偪阳，屡建战功。平阴之役，他率诸 侯之师伐齐救鲁，±连克数城，师达齐都临淄的外围，但是不幸在凯旋途中 病死。±对这样一位武功赫赫的将军猝然身亡，晋国民众中是会有许多传说 和佳话的，±《左传》的记录正是反映了人们对这位将军的赞美和哀思。荀 偃没有能够完满完成伐齐之事，±这是他终生的遗憾，这里所记栾盈的话：“主 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一语道出了他生前的夙愿。作者借此 渲染荀偃之死的悲壮色彩，从而表现他“战志未酬”、“含恨而终”的坚贞精 神。
　　从上下文的联系来看，这段记事又是和襄公十八年记叙平阴之役开始的 段落遥相呼应的。那虽是一次重大的战役，±然而作者的记叙却是以荀偃的 一场梦起笔的：


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 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

以两则传说作为一场激烈、残酷的战争的开头和结尾，使记事虚中有实，
±实中有虚，达到史实与传说的浑然融合；并且以同一人物作记事的开场和 收尾，±这使叙事更为完整，更为故事化。
《左传》中与此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僖公十年狐突路遇太子申生、
±昭公六年的“郑伯有为鬼”、宣公三年记“郑穆公刈兰”等等。±“伯有为 鬼”之事纯系子虚乌有，±但在作者的记叙中却披露了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 信息：“或梦伯有介而行”的时间分明是在“铸刑书之岁二月”。郑国铸刑书， 震动遐迩，±当时国中人惶惶不安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作者以写鬼来反映
郑国的政治形势、±表现失势家族急切的复仇心理；通过子产妥善地平息骚 乱，显示他精明的政治才干，±其用笔是十分巧妙的。又“郑穆公刈兰”，则 是“别成郑穆公一小传”(20)，±充满了传奇色彩。
　　若以现今历史著作的标准来看，《左传》里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中的“虚 妄”传闻，显然使《左传》够不上严格意义的历史著作。但是，从另一方面
看，±这样的记录形象地表现了春秋时代的人及他们的思想，±这恰恰反映了
《左传》作者对历史记录所作的文学加工，完全可以使《左传》成为一部出 色的文学作品。
2.《左传》的记事中有许多关于卜筮和灾祥的记录，作者在如实反映春秋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的 同时，增添了历史记事的趣味性。
　　占卜是古代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左传》中，±有关龟卜或筮占 的详细记载就有十九次(21)，日常的占问不计其数。这十九次占卜，±都有 具体的卦象和长篇的爻辞。人们或用它裁断重大的军事行动，或依此对婚嫁 作出抉择，±或预测某人宦运仕途的情况，或借以排除某种疑虑。而颇为奇
妙的是，±所有的预言全部在实践中应验。
　　另外，在《左传》中各种灾祥物兆的记录也极多。比如庄公十四年、± 文公十六年所记“内蛇外蛇斗于门中”，昭公八年所记“石言于晋”，±昭公 二十五年所记“鸜鹆来巢”，昭公十九年所记“龙斗于渊”，±昭公二十二年 所记“雄鸡自断其尾”，哀公六年所记赤色云“夹日以飞三日”，等等。±还
有纯属市井奇谈的，如谍杀于市“六日而苏”（宣公八年），宝珪变石头（昭
公二十四年）。此外，±《左传》记录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陨石（僖公十 六年）、毛孩（襄公二十六年）、虎孩（宣公四年）及白痴（成公十八年）的 情况。
看起来《左传》作者好像是一个对奇谈琐闻津津乐道的人，其实并不然。
±在仔细考察《左传》的这些记事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他所笔录的种种奇 闻异事并非无关紧要的赘笔，±而是与表现当时的政治形势或首脑人物的活 动密切相关的。试看“有神降于莘”的一段记事，见于庄公三十二年：


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 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神居莘六月。 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 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在这段记事中，虚妄的“神”是与国家的兴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内史过和史嚚的议论，±不仅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对“神”的认识（“聪明正 真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而且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国将兴，±听于
　　
民；将亡，听于神”）。此事并非《左传》作者的杜撰，±而是被当时人们十 分看重的周王室的一件“政事”，因此在《周语》里也有详细的记载。
又如昭公八年“石言于晋”的记录：


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不然，民听滥也。 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雕尽，怨?并作， 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叔向曰：“??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 有咎，夫子知之矣。”


　　在师旷的一番解释中，真切地反映出晋平公统治的末年，±晋国内民怨 鼎沸的实际情况。“民力雕尽，怨?并作”，繁重的劳役，±使民众难以维持 生存，所以连石头也不禁要为之呼喊。“怪事”并不怪，±就是因为它与现实 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现实的非现实表现。±这也正如清代学者汪中 所说的：《左传》有关卜筮和灾祥的记录，皆“未尝废人事也”(22)。
　　这些记事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认为作者记写了许多事情发展的偶然 因素，这正好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的认识和认识的水平；
±若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在记录这些占卜预言和物兆的同时引出一段生动的 记事，它们穿插在历史的记叙中，增添了历史记事神秘、新奇的色彩，±因
此使《左传》更具有浓厚的故事趣味。 由于《左传》的记事大量取用传说和传闻，对历史事件作了较多的文学
加工，为此它也受到了许多非议。
　　对《左传》持有偏见的学者或历代尊经的学者，±常常在肯定《左传》 的“经传”地位时，指出它的“疏失”。如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
±”（《谷梁传集解》自序）韩愈说：“《春秋》严谨，《左氏》浮夸。”（《进学 解》）又有些人说：“左氏失之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引崔子方《春 秋经解》）、“左氏之失专而纵”（《困学纪闻》卷六引晁说之《三传说》）、±“事 莫备于左氏??失之诬”（《困学纪闻》卷六引胡安国言）、“浅于公谷，±诬
谬实繁”（赵匡《春秋啖赵集纂例》）、“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
事未必实”（《困学纪闻》卷六引叶梦得《春秋传·自序》）。有如此议论，± 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基本立场都是从《春秋经》出发的，以《公羊》、
±《谷梁》为参照物，而《左传》“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
（王充《论衡·案书篇》），他们显然是不能赞同的。 事实上，批评者们所谓“诬”或“浮夸”的议论，不外是两层意思：
一是认为《左传》记了不真实的事，±一是指《左传》对于一些事件的描述 有虚构夸张的现象。事实上，《左传》中的记事，是春秋时代人们观念形态 的表现。±虚妄的传说，也是社会生活、人们情感、愿望的折光。从某种意 义上说，±传说也是历史，人们对自然界、社会以及自身的许多未被认识的
领域，±都免不了以想象作补充。对于我们从文学角度的分析来说，重要的
并不是《左传》是否写了鬼神、±灾祥，或者说所记虚妄传闻的可信程度如 何，±而是作品在鬼神或虚妄的传说故事里是否再现了时代的生活、表现了 时代的人。毫无疑问，±《左传》是一幅扩大了的社会生活的图画。春秋时 代的社会矛盾、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状态，都在作者笔下
得到了生动的再现。所以，批评者们凭直观觉察到的一些特点，±恰恰是《左
传》文学性的体现。“艳而富”，说明《左传》的记事丰富且多彩；±“浮夸”、

“专而纵”，正说明它的描写有合理的夸张和形象的创造；“浅”，±则是比较 通俗的标志，说明《左传》的记事更贴近生活。±它们恰好从一个侧面显现 了《左传》的文学特征。
　　在此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左传》作者的想象在叙事中的作用。批评《左 传》“失之诬”的学者们是排斥想象的。而《左传》作者在选择、组织、铺 排、±记录和描绘大量的史实和传说、传闻材料的过程中，±丰富的想象是他 贯穿始终的思维方式。这种想象既有历史家推求事件因果、解喻事理的想象，
±又有文学家出于自身感受的虚构的想象。它一方面，将历史事件的经过、
情状、人物的言谈、±行动具体化，赋予史著以真切生动的情节；另一方面， 又使生动而丰富的民间传说和传闻与史实相沟通，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 故事性的表现，以此表达人们的心理和情绪。如果说，前者至今还在为历史 学家撰写史著所采用，±那么后者就已超出历史的范畴，践越文学的领地了。
±而这正是《左传》成为一部文学著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左传》采录了如此多的传说轶闻，那么作者是怎样搜集这些材料，± 全书史料的来源又如何呢？可以推断，±《左传》的材料主要来自文字典籍 和口头传说两个方面。
　　在《左传》中被引用的文献资料不下十数种，有《周志》、《周制》、±《周 秩官》、《周书》、《周易》、《周礼》，有《夏书》、《夏训》、±《商书》、《郑书》，
还有《军志》以及各种箴铭等等。根据《国语》、±《左传》的记载，楚史倚 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申叔时说太子 除学习《春秋》和《语》以外，还要学习《世》、《令》、《诗》、《礼》、《故志》、
《训典》（《国语·楚语》）。由这些情况可见，±《左传》作者在写作的时候 能够凭借和阅读的典籍是很丰富的，远比书中引用的文献要多。±从《左传》
记事范围之辽阔，±判定它“采列国之史而作”（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曾 见当时国史”（黄震《黄氏日钞》卷三十一），也是切实可信的(23)。±唐人 啖助称左氏得“数国之史”，“又广采当时文集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 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
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春
秋啖赵集传纂例》）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对于《左传》来说，除文字的史籍之外（这是基本依据），±史料还
来源于广泛流传的口头传诵的材料。各国的历史、各氏族的历史，±用文字
记录下来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像董狐记“赵盾弑其君”的文字一样，不会更 复杂。±更多的内容是保存在代代相传的口头传诵中。在民间，随时随地都 会有新鲜而生动的传闻，或是有关国家政事的趣谈，或是某些著名人物的遗 闻轶事。±《左传》作者有可能在同各国官员或贵族的交往中得到这些材料，
±也可能从故老的闲谈旧事中了解到这些材料，或者就像司马迁热衷于实地 调查、重视搜集民间传说一样，±他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只是不可能有一 篇“太史公自序”来说明罢了。
　　我们在《左传》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依据。《左传》所记的许多卿士、±大 夫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本国或本氏族的历史。如襄公二十二年郑国子产对 晋人征朝，子产就从十五年前说起，逐一列述了十五年间郑国与晋国交往的 历史：


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

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敝 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 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 池？楚亦不竞，寡君尽其土实，重之以宗器，以受齐盟。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贰于楚者， 子侯、石盂，归而讨之。湨梁之明年，子?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燔焉。间 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 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

　　又如晋史墨言鲁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左传·昭公三十二 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左传·宣公三年》），±吕相绝秦言及秦晋交往的 历史（《左传·成公十三年》）等等，都是人们熟悉历史的例证。同时，±《左 传》中保存的许多珍贵的古代历史传说和神话传说也是有力的明证。关于黄 帝、少皞、颛顼、帝喾的传说(24)，关于武王克商的传说(25)，以及各侯国 先王、±先君的传说(26)，皆在书中多次出现，它们大多数是通过国家的执 政大夫、±史官，或君主谋士之口来叙述的。应该说，在《左传》将它们笔 录下来之前，±除极简略的文字记录之外，它们主要保存在人们的口头传诵 中。传说，±在没有文字著作的远古时代，或文字记录还不甚发达的时期，± 都是人们传授历史知识的唯一手段。《左传》叙事的故事化倾向是和它广泛 取材于口头传诵的历史分不开的。
　　可以推测，即使《左传》本身，±所记述的内容也有可能就是由瞽史传 诵下来的。(27)徐中舒在《左传选》后序中引述了我国卡佤族传述村史的方 法(28)，±他提出：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木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高度发 展，但有关历史的传习也还未能脱离这样原始方式。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矇，他们所传述的 历史，原以瞽矇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所谓“史不失书，矇不失诵”， 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的历史，如《春秋》之类，还要通过瞽矇以口头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


　　他的说法是可取的。《左传》不是没有这种瞽矇传诵的可能。(29)瑞典 学者珂罗倔伦在考辨《左传》真伪时注意到中国古书口头传授的情况。他说：


在我看来，讨论中国古书的历史时，太少注意到这种口头的传授了。理论的时候好像默认古代 文件的抄写是古书传授的唯一方法似的──这实是个错误的观念。（《〈左传〉真伪考》）

虽然，从整体上说他的方法和结论都是我们难以接受的，然而他那认定
《左传》在成书以前有口头传诵的可能 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综上所述，我们之所以充分肯定《左传》在叙事方面的文学成就，±就 是因为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口传的故事化的历史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 来，±并作出了艺术的加工。它是先秦史著叙事样式的集大成之作，±它对叙 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以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来说，±后代小 说作品的结构基本继承了《左传》编年记事的形式；作品的内容即使是虚构 的、最荒诞的故事，±也要千方百计地与历史史实相联系，相附会；±记叙事 件则完全用白描的手法以表现主题。特别是那些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作者
　　
直接取材于野史遗闻、民间传说，《左传》更是他们随时汲取的“武库”和 翻新创造的“土壤”。(30)

第二章 《左传》的写人

　　《左传》中记写了众多的历史人物，不论其地位贵贱、职务高低，±据 不完全统计，约在一千四百人左右(31)。这些人物包括了春秋时代社会各阶 级、±阶层的成员，有天子、诸侯、卿士、大夫，也有将相、武臣、学者， 有说客、祝史、±良医、商贾、娼优，也有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等。 各种历史人物，形形色色，多彩多姿。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物有较详 细的事迹记录或鲜明的形象描绘。整部《左传》，犹如一幅人物层现叠出的 彩画长卷，±展示了风云变幻的春秋时代的社会历史面貌。
　　封建统治集团中的贵族成员，是《左传》中人物描写的主要对象。在《左 传》一书里，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卿士大夫，形成一个庞大的贵族群，±主 宰着各侯国的命运，决定着政局的安危。这其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大批生 动、±可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许多成就卓著的霸主君王、辅臣宰相，在他 们称霸、±当政或仕运亨通的若干年内，《左传》留下了他们所作所为的生动 记录。±在此我们可以举出十数位赫赫有名的国君：如春秋之初的枭雄郑庄 公，±世称“春秋五霸”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32)， 中兴复霸的晋悼公，±逐鹿吴越的夫差、阖庐、勾践，以及因昏聩、奢侈闻 名的楚灵王、齐襄公、齐景公、卫献公、±卫庄公。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列 出几十位形象丰满的卿士大夫：在晋国有跟随重耳颠沛流离、历尽艰辛的狐 偃和赵衰，有辅助晋悼公复霸的韩厥、荀偃、士匄、魏绛和韩起，有尽忠进 谏的赵盾，有久负众望的叔向；在鲁国，±季氏的四位宗主都是出众的要人， 他们是始祖季友、连相三君的季文子(33)、±实专鲁政的季武子和逐昭公独 主朝政的季平子，还有臧文仲、叔孙豹、叔孙婼都是国家政治上举足轻重的 人物；在齐国，有威势显赫的管仲和谨言慎行的晏婴，±还有弑君的乱臣崔 杼；此外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华元、子罕、向戌，±都是小国执政中的佼佼 者。只有号称大国的楚国有些特别，《左传》对其诸多将领的描写较为平淡， 子文、子玉、子西、子反、子重都是作为晋、楚对峙中的比照形象出现的。 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 主要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集中融合而完成的。±如果把这种写法再作简 单分类的话，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
±构成完整的形象；二是仅记写一件事就勾勒出某一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其某 一方面的性格要素。在此，我们姑且称前一类情况所描写的人物为“累积型” 人物形象，±称后一类所描写的为“闪现型”人物形象。
下面拟就这两大基本类型进行分析。

一 “累积型”人物形象分析


　　所谓“累积型”人物形象，±主要是因为有关他们的事迹的描述是分散 在《左传》各年的记事中的。对于某一个人物来说，±必须将连续出现在若 干年记事中的有关内容集中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因此综观 全书，大凡《左传》所记大国的国君、重要的卿士大夫都属于“累积型”。±
《左传》中描写得最为生动、成功的人物形象，也多是“累积型”的人物形 象。随着分年记述的积累，±他们的性格特征也渐次鲜明而突出。
在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本文拟选择三个著名历史人物作为分析的

例证，即晋文公、楚灵王和郑子产。从作者对这三个形象的描绘中，±我们 可以得到《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的主要特点。
1.晋文公
　　晋文公重耳的事迹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在此不作过多的复述，±想说明 的是《左传》作者为什么要描写这样一位英明的霸主，他是如何描写的。
　　±重耳生平事迹和活动的记写分布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 二年的记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遇难出奔、周游列国；二，复
国即位、±励精图治；三，功成业就、称霸中原。±这是一名贵族公子由落难
出亡而逐渐走向成熟、最后终于称霸天下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位贵族成员 如何经过磨炼而成为统治者的过程。作者在展现这一曲折过程之中，向人们 提供了一位英明、威武、±为民拥戴的一代霸主的形象。
　　作为统治者所应具备的品格，并非封建贵族的每一个成员天生就具备 的，±而是经过生活的磨炼造就的，这是《左传》作者通过重耳罹难、±出逃
的经历首先向人们提示的经验。 重耳遇难的完整经过是作者以倒叙的笔法一一交待的，±《左传·僖公
二十三年》以“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一语起，±直写到他在秦国受到秦 穆公的招待。在此期间，重耳“处狄十二年”，“过卫”，“及齐”，“及曹”，±
“及宋”，“及郑”，“及楚”，“送诸秦”，一路风风雨雨、历尽艰辛，±十九年
足迹所至北起黄河、南到长江、西至渭水、东及海滨。千里行程中每到一地，
±作者都记下一、二件有代表性的事例，±表示重耳从生活中学会的方方面面： 在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时如何忍耐暂时的屈辱（野人与之块）；±在舒适的环 境里如何不能贪图安逸、失却四方之志（姜氏促行）；±对别人的馈赠或礼遇 要给予适当的酬答（僖负羁馈盘飧置璧、宋襄公赠马）；对无礼的行为必定
要予以报复（曹共公观浴、±郑文公不礼）；对大国要谦卑（楚成王求报、怀 嬴愠怒、秦穆公宴享），如此等等。如果说出亡时十七岁的重耳(34)±仅仅是 出于“君父之命不校”而避免了重演长兄申生的悲剧，那么流亡十九年之后 他已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责任，知道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人际关 系，奠定了他一生政治生涯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所以，流亡生活虽使他 离开祖宗之国，失去了昔日的领地和都邑，±中止了优裕的生活，但这一灾 难性的奇变，使他在几经挫折中得到了学习的机会，±遍游上国名都，广交 大国之君、列国能臣，接受理国治政的示范，±这些都使他开阔了眼界，逐 步坚定了复国图霸的心志。
其次，作者通过重耳事业的成功，提出了春秋时代一个国家巩固统治、
±建立霸业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在“国际”上，必须和各诸侯国建立普遍 的联系，±特别是征得大国的支持；可以用联姻的方式扩大势力范围，±获得 强大的军事援助；要维护周天子的权威，不论他是否真有实力，±一切行动 必须在表面上得到它的首肯；在国内，要有一批患难与共、和衷共济的贤臣
谋士；±必须执行奖罚分明的制度；必须取信于民。在这些条件一应俱备的
情况下，还要善于谋划和策动，±因为任何忠信、尚公的行动并不排斥阴谋 诡计。±《左传》描写了重耳如何凭借秦国的武装力量返回国土；如何刺杀 晋怀公（他的侄子），诱杀瑕甥、郤芮，粉碎了国内反抗势力的阴谋；如何 依靠秦所赠三千“纲纪之仆”（实为“禁卫军”）和流亡从臣开始莅国执政。
在达到复国目的之后，±重耳又是如何恰当地执行了奖赏制度、±正确地对待
留守人员（以守藏者头须为代表的）和曾经危害过自己的人（寺人披为代表

的）；他平定王子带之乱，扶助周襄王归还王城；±他实行与民怀安的政策， 降原以示信，被庐大蒐以示礼。±最后终于城濮一战胜楚，周天子“策命晋 侯为侯伯”，告成霸业。严峻的政治经验，±就是通过这样一位活生生的君主 的传奇式经历向人们表现出来的。晋文公的所作所为，±为所有统治阶级的 成员提供了一种可效法的典范。
　　在春秋时代，周王室岌岌可危，诸侯蜂拥而起，以大兼小、以强凌弱的 战争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国王是整个封建等级制的最上级，±是附庸不 能撇开不要的最高首脑，而同时他们又不断反叛这个最高首脑。”（《马恩全 集》二十一卷）在这种混乱之中，霸权就是一种进步的因素，它是无秩序中 的秩序、±混乱中的权威。王室凭借霸主的实力维持表面的统治，±霸主借助 王室的偶像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左传》之所以对霸主倾注了如此多的笔墨，
±正是作者对时代的强者给予了最大的注意。“春秋五霸”在《左传》中都占 有重要的地位，±而晋文公是作者笔下最为完美的一位。
　　同是国之君主，郑庄公（隐公元年至桓公十一年）、±楚庄王（文公十四 年至宣公十五年）也是作者基本肯定的形象。特别是“郑伯克段于鄢”一事，
±作者对郑庄公既占据和保有君位，又尽了孝子之道的行为作了细致入微的 刻画。±楚庄王拒为京观、对武功七德的议论，是这位一生从戎的君主的最
好总结。±对齐桓公和秦穆公，作者都突出了他们晚年的失误。齐桓公虽然
霸业显赫，±但在立嗣的问题上违反了嫡长子继承制，以至造成“尸在床六 十七日，尸虫出于户”的悲惨结局。秦穆公一生扶困济弱、以德怀民、谦恭 礼下，但是死时用子车氏三良殉葬，±却做了一件最不合乎礼的事，所以终 “不为盟主”。在这些缺憾、±不完美的形象中，寓含着作者向人们提示的历
史借鉴。
2.楚灵王
　　楚灵王是《左传》着重描写的国君中的反面形象。±关于他的记事集中 在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间，从他做王子的时候开始，直写到他悔恨自 缢而死。
作者借郑游吉之口对楚灵王的评价是“汰侈”，《左传》便是围绕他的骄
纵和奢侈，记叙了他一生所为不仁不义、贪婪无信的事实。然而“汰侈”，± 并不能完全概括楚灵王形象的性格特征，±它只是《左传》作者依照春秋时 代“礼”的标准衡量楚灵王行为得出的结论。因为他不本分，僭越礼的规定，
±又觊觎盟主的地位，所以自取灭亡。今天看来，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势 欲狂，倒是更合适一些。对于权利和地位的追求，使他狂妄、贪婪、无所不
为。±正像《左传》所描写的那样，在他没有取得君位之前，朝思暮想，跃 跃欲试，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僭用君礼；为了攫取君位便不择手段，竟借问疾 之机缢王自立；一朝君权到手，他势欲愈烈，立即扣压许男、郑伯以谋求霸 权；申地匆匆会合诸侯，±又急不可耐地行使盟主的权力，率师伐吴、灭赖、
取鄫，虽然庆封徇师很使他丢人现眼，±但也丝毫没有减弱他征伐出战的兴
致。±势欲狂的骄纵淫虐和急功近利是不顾及后果的，只有他在现实的面前 撞得头破血流，或被逼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会发出一点哀叹。因此在国 内积怨已久的反对势力突然勃起，彻底打破他的梦想时(35)，±焚灵王从轻 狂、得意的顶峰一下跌入现实的深渊。
乾谿与右尹子革的一番对话，是经过作者精心安排的，±它是楚灵王“知
过自悔”的前奏。“自投于车下”后的几句剖白，±道出了他对以往行为的懊

恨。但是《左传》的这些描写，并非楚灵王性格的必然发展，±我们认为这 是作者借助人物自省的形式，来寻求历史的教训。因为他描写楚灵王的直接 目的，±是要以他自取灭亡的一生从反面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借人物 自省来刻画人物心理，并从中总结历史经验的形式，后来为其他历史著作所 袭用。±如《史记》中写项羽败了，他疾呼：“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刘邦胜了，±写他自觉“所以有天下者”的原因，是因为能用人杰。而李广 “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唯与单于接兵迷失了道路，作者写他慨叹道： “岂非天哉！”
《左传》在描写楚灵王形象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楚灵王每出现一次，
±都会有不同身份的人，±特别是各国的权威人士或属于国君“智囊团”的成 员给予一番评论或预言。如楚申无宇说：“王子必不免。”卫北宫文子说：“虽 获其志，±不能终也。”晋叔向说：“若获诸侯，其虐滋甚。”“天将假手于楚 以毙之，±何故不克？??虽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郑游吉说：
“汰侈而自说其事，必合诸侯。”子产说：“汰而愎谏，不过十年。”晋司马 侯说：“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等等。随着楚 灵王一次又一次的表演，±这些评论便一步紧似一步地预示他必然失败的命 运。我们也不难发现，±《左传》中楚灵王的行为，不论大小巨细，他没有 做过一件合乎“礼”的事，±没有说过一句合乎“礼”的话（正像晋文公做 过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利于他事业的成功一样）。即使楚灵 王是成功了，那也不过是“天欲逞其心”；±以盟主的身份会合诸侯，《左传》 作者却记了他对会盟的礼节仪式一无所知、±任人摆布；难得慷慨大方地送 人一张弓，可没等客人回国就“既而悔之”，又设法追了回来。还有和穿封 戍计较十几年前争俘的小事等，±处处都表现出楚灵王狭隘的心胸和气量。
　　此外，±需要提到的是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一段中关于楚灵王 服饰的描写。这段服饰描写是《左传》全书中唯一的人物装束描写。±虽是 简单的几笔：“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舃，执鞭以出。±”但楚灵王从头 到脚华贵的服装、艳丽的色彩以及悠闲自若、踌躇满志的神态却被表现得淋 漓尽致，±它们和作者笔下所表现的楚灵王“汰侈”的性格特征是相一致的。
±这与现今文学作品中人物外貌的描写不同，这些描写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而完全是记写历史人物品格的需要。这一最初为历史著作的要求所制约的写 作特点，±后来成为中国小说人物描写的特点之一。
　　《左传》中与楚灵王相近的人物形象有晋灵公、晋厉公、齐景公、±卫 献公等等。只是晋灵公的“侈”，更多地表现为凶残、暴虐，是暴君的形象；
±晋厉公的“侈”，是奢侈而淫乱，他多外嬖、听信谮言，是淫乱之君的形象； 齐景公、±卫献公皆昏愦无能之辈，仅仅依靠臣宰的辅助维持统治，是庸君 的形象。±《左传》在描写他们的形象时是各有侧重的，然而和楚灵王的描 写相同的是，±这些人物从他们第一次在《左传》中出场，作者就给他们确
定了“基调”，±而此后的记事则无一不在证明他们的失败和毁灭。
3.子产
《左传》全书除了君主，作者着墨最多、表现最为充分的还要数卿士、
±大夫一类的人物，尤其是当政的辅臣宰相。而在管仲、晏婴、叔向、±狐偃 等一群中，子产又是作者笔下最为光彩夺人的形象。作者不仅把他写得尽善 尽美，±而且倾注了深厚的敬慕之情。恰如近人所言：“《左传》载列国名卿 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

人。±”（王昆绳《文章练要·〈左传〉评》） 作者描写子产，首先是将他作为封建官吏的理想典范来颂扬的。±因为
官吏在封建权力机关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家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官吏的选择、培养和任用都是统治阶级政治经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左传》记子产行事七十条，自鲁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从他少年 时代第一次对国家政事发表见解到因疾病而死，±一生“鲜有败事”（事实上
《左传》所记全部为子产成功的事迹）。虽然看来只是一个小国的执政者，± 然而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显著功绩、在大国中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都使他
不亚于大国重臣，±可称为春秋时代颇具声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作者注重人的才干，对子产过人的、多方面的才能作了充分描写。±在
作者笔下，子产博学多闻，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他不但能回答 “史莫之知”的实沈、台骀神的来历，厉鬼、魂魄的出没，±而且能在应对
大国征朝或在论辩时侃侃叙述本国的历史，将所问之事的来龙去脉、纪年日
月讲得清清楚楚。±子产有相当的社会活动能力。虽然只是一个小国之相， 但广泛结交各国大臣，±在各种朝聘、盟会的场合，左右周旋，应对自如。 子产有雄辩的口才，对不同的谈话对象，或婉词谦语，或措辞激烈，为国家 的利益必据理力争。他敏捷的反诘、±证据充足的辩驳常常使大国使臣无言
以对，大国因此不敢对郑国轻举妾动。子产干练明达，擅长管理。不论理家、
治国，处理事务都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平定西宫之难、指挥救火赈灾、 相郑伯如晋，都是最好的例证。他知人善任，主张“学而后入政”，有一整 套理政用人的经验。
　　同时，通过一桩桩具体的事件，±作者表现了子产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 坚定的志节。作为领主贵族阶级中的一员，±子产对自己出身所赋予的“一
种特定的社会地位”（《马恩全集》第一卷）保有高傲的自尊，由此而对家族、
±宗国的利益十分关切，有特殊的责任感。如果说襄公八年时，±尚未成年的 子产已对维护国家、宗族利益表现出敏感和最初的热忱，±那么襄公二十五 年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昭公十三年平丘之会班贡争承，都表明他视捍卫 国家利益、±挽救国家危亡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子产是政治家，他洞察时事、谙悉国情，不甘于维持现状，勇于大胆创 新。《左传》记录了他在执政期间，对郑国实行的三次重大改革。襄公三十 年，±为建立安定的秩序、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子产推行“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 之”的措施，±彻底改变国内制度混乱、等级僭越、农事荒疏的状况。四年 之后又“作丘赋”，±在国家经济明显好转、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之时，改革军 赋制度。继尔昭公六年“铸刑书”，首次将成文法公布于众。±每一次改革都 遭到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猛烈攻击。《左传》记下了那些恶毒的诽谤，± 也记下了子产斩钉截铁的回答：“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不能及子孙，吾 以救世也！±”作者虽没有对子产作一句直接的评论，但是记下这些金石之 言，一位有胆识、有魄力、±锐意进取的政治家形象便跃然纸上。
　　再者，作者笔下的子产又是长于权谋、颇有心术的。子产大公无私、± 刚直不阿，但是险恶的政治生活还需要他善于使用策略和权谋，只要“谋不 失利，±以卫社稷”，并不排斥阴谋手段。郑一个蕞尔小国，±能在春秋列强 势力的缝隙中长时间顽强地生存下来，“郑七穆”大族之间勾心斗角、±明争 暗夺而能长久地保持政局的基本稳定，都是和子产精心的运筹和谋划分不开
　　
的。
　　襄公三十年子产初为政，国内的政治局势很不安定，七大强宗并与国政。 罕、驷、丰三氏为同母兄弟，关系密切，更为强中之强。“安定国家，±必大 焉先”，使三氏顺服是安定局势的关键。此时罕氏已与游、印氏同为执政， 唯有驷、±丰不服。所以子产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有事伯石，赂之与邑”。
±他非常懂得人“无欲实难”的道理，±因而采用“贿以利”的方式制服丰氏。
±然后，±在处理子晳（子驷之子）、子南（子游之子）争婚的纠纷中大大削 弱了驷氏的气焰。争婚案的裁断是十分微妙的，明明是子晳的不是，子产却 判了个“直钧，幼贱有罪，罪在楚也”，定了子南五条罪名，发配到吴地去 了。±因为在各大族都干预这一纠纷的棘手情况下，必须首先稳住驷氏的情
绪，欲擒故纵，±等待时机再将其置于死地。调解、平衡各大族间的关系， 保持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这就是子产内政的基本策略。不毁乡校的宽容， 也主要是考虑到本阶级成员的利益，±而对于一般民众他则是主张用严法： 如德不足，为政“莫如猛”(36)。
　　在对外事务上，更可见子产的机敏和应变能力。他审度晋楚两霸对峙而 又相互制约的形势，为郑国选择了依附晋国又不开罪楚国的两全之策，±在 避免轮番遭受侵害、蹂躏的同时，又保持较多的自主权利。他凭借郑国绾毂 南北、±联络东西的重要枢纽位置，争得国家的自守自立。为了应付大国贪 得无厌的索求，±子产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拒绝大国的无理要求，或争（班 贡争承）、±或严辞声明（遗范宣子书）、或婉言推托（辞韩宣子求环）。对大 国鄙夷郑国的任何行为，±则策略地予以违抗（坏晋馆垣、答晋问驷乞之立 故），不卑不亢地维护国家的尊严。
　　子产是一个完美的贵族执政的形象，凡是理想官吏所应具备的品质，± 在子产身上都得到了最具体的表现。《左传》作者对他没有一句空泛的赞词，
±没有一处抽象的评论，±子产的性格特征完全是通过描述他在政治生活中的
一言一行表现出来的，读来生动而感人。或如冯李骅所言：“读其文连性情、 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左绣·读左卮言》）
从以上三个“累积型”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左传》人物描
写的一些基本特点，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物，在记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 事例。这种选择，体现着作者描写人物的能力。
　　具体的记事首先必定是有关国家安危存亡的政治事件。±因为只有在政 治事态最为紧迫的时刻，才能充分表现人物的性格和能力，±这正如后代文
学作品中的以“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一样。因此写晋文公就一定要写骊 姬的谋乱、±晋公子的出亡、城濮大战；写楚灵王就势必要记他弑君自立、± 大会诸侯和蔡公因乱夺权等大事，写子产就必须记录春秋史上第一次“作丘 赋”和“铸刑鼎”。±虽然这些本来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但是它们在表现历
史人物方面却成为人物形象活动的“典型环境”。可以说，在记事中写人、
在写人中记事，±这是《左传》的重要写作特点。
第二，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是和时代的政治标准（即“礼”）密切相关的，作者的审美观念在人 物描写中表现为明显的倾向性。
　　大凡言行符合“礼”的就是好人（明主、仁君、贤相、良臣），±违反“礼” 的就是坏人（昏君、暴君、庸君、乱臣、贼臣）。而且好人便处处好，±坏人
便事事坏。晋文公生来就注定要为王称霸，子产的足智多谋是自小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