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普遍性符合于：（1）与等级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统治
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玄想家的欺骗和分工）”。—— 编者注

　　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 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 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 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 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人中能引伸出人们的一切关系， 也就很自然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 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一般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 正的神正论”（第 446 页）。①现在又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 复到理论家、玄想家和哲学家，并作出结论说：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 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 格尔表述过了。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 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
　　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 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 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 一个而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 点就得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 思想凭借自己的经验的基础，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被仅仅 当作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差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差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
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 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 玄想家，而这些人又被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①。这 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 之马自由奔驰了。
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说明它为什么主要
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玄想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 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务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必须从这些家伙 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而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出 发，是很容易说明这些幻想、玄想和曲解的。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
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 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

[Ⅳ]


[??]①从前者产生了发达分工和广泛贸易的前提，从后者产生了地域局 限性。在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本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见《黑格尔全集》1837 年柏林版第 9 卷。——编者注
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一般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编者注
① 这里缺四页手稿。——编者注

身已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因此，这里出现了自然 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耕地（水，等等）可 以看作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 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受劳动产品的支 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 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 统治。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 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互不依赖， 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 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 进行的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具备普通常识就够了，体力活动和脑力 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 际上应该已经实行分工。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 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Gemeinwesen]；在后一种情况 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在前一种 情况下，存在着小工业，但这种工业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因 此这里没有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 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
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indus-trie extractive]中私 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 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 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
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 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
[71]）。——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
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 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 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 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 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 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 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 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 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 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 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城市和 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 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在中世纪，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 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他 随身带着的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就只
　　
有他的特殊的劳动。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 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 艺而形成的联系；在手工业者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必须有在公共场所出卖 自己的商品以及与此相联的禁止外人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各业手工业间利 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性；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 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谈论以 后历史发展所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在整个中世纪，农奴不断地逃入 城市。这些在乡村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农奴是只身流入城市的，他们在这里 遇见了有组织的团体，对于这种团体他们是没有力量反对的，在它的范围内， 他们只好屈从于由他们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由这 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这些只身流入城市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成为 一种力量，因为，如果他们的劳动带有行会的性质并需要培训，那么行会师 傅就会使他们从属于自己，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他们；或者，如果这种 劳动不需要培训，因而不带有行会的性质，而是日工，那么劳动者就根本组 织不起来，始终是无组织的平民。城市对日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这些城市是真正的“联盟”[72]，这些“联盟”的产生是由于直接的需 要，由于对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卫手段的关心。这些城市 的平民是毫无力量的，因为他们都是只身流入城市的彼此素不相识的个人， 他们无组织地同有组织、有武装配备并用忌妒的眼光监视着他们的力量相抗 衡。每一行业中的帮工和学徒都以最适合于师傅的利益组织起来；他们和师 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师傅具有双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 接的影响；第二，帮工在同一师傅手下做工，对这些帮工来说这是一根真正 的纽带，它使这些帮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师傅手下的帮工，并使他们与后者 分隔开来；最后，帮工由于关心自己也要成为师傅而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 了。因此，平民至少还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不过由于他们软弱无 力而没有任何结果，而帮工们只在个别行会内搞一些与行会制度本身的存在 有关的小冲突。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起义都是从乡村爆发起来的，但是由于 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成熟，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73]。
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
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 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 币计算的资本——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一样——，而是直 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资本，因此就这 一点来说，它是等级资本。
　　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少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 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用他的工具 能够做的一切，他必须都会做；各城市之间的有限交往和少量联系、居民稀 少和需求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 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劳动 和熟练技巧还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可以达到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然而也是 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每一个手工业者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安于 奴隶般的关系，因而他们对工作的屈从程度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 现代工人。
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

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 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 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 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 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 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
　　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 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 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 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 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 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 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 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 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 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 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 于这个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它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 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 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 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
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 是在佛兰德——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国家，例如在 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除上述前提外，工场手工业 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为前提。资本开始积 聚到个人手里，一部分违反行会法规积聚到行会中，一部分积聚到商人手里。 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 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 在乡村中附带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 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是最早的工场手工业，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场 手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 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并由于交往逐渐扩大而日益增长 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 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继续从事纺织的 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被指定供应
整个国内市场，而且大部分还供给国外市场。 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能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
自己的整个特性，它抵制行会的束缚。因此，织布业多半在没有行会组织的 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 繁荣的城市。
　　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 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
　　
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 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 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 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
　　同时，工场手工业还成了农民摆脱那些不雇用他们或付给他们极低报酬 的行会的避难所，就像在过去行会城市是农民摆脱土地占有者的避难所一 样。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同时也就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个时期的形 成是由于：取消了封建侍从，解散了拼凑起来并效忠帝王、镇压其诸侯的军 队，改进了农业以及把大量耕地变为牧场。从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 种流浪现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早在 13 世纪就曾出现过的个 别类似的流浪时期，只是在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才成为普遍而持久的现象。 这些流浪者人数非常多，其中单单由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绞死的就有 72 000 人，只有付出最大的力量，只有在他们穷得走投无路而且经过长期反抗之后， 才能迫使他们去工作。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在英国，渐渐地 吸收了他们。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 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 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
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继续存在，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 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 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 宗法色彩。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
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 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 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 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关于这 个阶段的一般情况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多谈。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 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在那些没有受到
刺激去扩大生产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现 在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里占统治地位了，而是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 手工工场主的统治①。由此可见，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 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里，各国在彼此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具有两 种不同的形式。起初，由于流通的金银数量很少，这些金属是出口的；另一 方面，工业，即由于必须给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不可或缺的、 大部分是从国外引进的工业，没有特权不行，当然，这种特权不仅可以用来 对付国内的竞争，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通过这些最初的禁令， 地方的行会特权便扩展到全国。关税产生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



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小资产者——中间等级——大资产阶级”。——编者注

征收的捐税，即客商交的免遭抢劫的买路钱。后来各城市也征收这种捐税， 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捐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美洲的金银在欧洲市场上的出现，工业的逐步发展，贸易的迅速高涨以 及由此引起的不受行会束缚的资产阶级的兴旺发达和货币的活跃流通，—— 所有这一切都使上述各种措施具有另外的意义。国家日益不可缺少货币，为 充实国库起见，它现在仍然禁止输出金银；资产者对此完全满意，因为这些 刚刚投入市场的大量货币，成了他们进行投机买卖的主要对象；过去的特权 成了政府收入的来源，并且可以用来卖钱；在关税法中有了出口税，这种税 只是阻碍了工业的发展，纯粹是以充实国库为目的。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 17 世纪中叶，它几乎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末。商业和 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 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 期是从航海条例[74]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 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 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 面都占据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
　　对工场手工业一直是采用保护的办法：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 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 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 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 在海上贸易和殖民实力方面占据优势的国家，自然能保证自己的工场手工业 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工场手工业一般离开保护是不行的，因 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只 要在稍微有利的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个国家建立起来， 正因为这样，它也很容易被破坏。同时，它的经营方式，特别是 18 世纪在乡 村里的经营方式，使它和广大的个人的生活条件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 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因此，工场手工业就它能 够输出自己的产品来说，完全依赖于商业的扩大或收缩，而它对商业的反作 用，相对来说是很微小的。这就决定了工场手工业的次要作用和 18 世纪商人 的影响。正是这些商人，特别是船主最迫切地要求国家保护和垄断；诚然， 手工工场主也要求保护并且得到了保护，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他们始终 不如商人。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并带有大 资产阶级性质，而在工厂城市里仍然是小资产阶级势力占统治。参看艾金① 等。18 世纪是商业的世纪。平托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确：“贸易是本世纪的 嗜好。”他还说：“从某个时期开始，人们就只谈论经商、航海和船队了。”
②
虽然资本的运动已大大加速了，但相对来说总还是缓慢的。世界市场分 割成各个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由单独一个国家来经营；各国之间的竞争的 消除；生产本身的不灵活以及刚从最初阶段发展起来的货币制度——所有这 一切都严重地妨碍了流通。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时一切商人和一切经商 方式都具有斤斤计较的卑鄙的小商人习气。当时的商人同手工工场主，特别 是同手工业者比较起来当然是大市民——资产者，但是如果同后一时期的商



① 约·艾金《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记述》1795 年伦敦版。——编者注

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小市民。见亚·斯密①。 这一时期还有这样一些特征：禁止金银外运法令的废除，货币经营业、
银行、国债和纸币的产生，股票投机和有价证券投机，各种物品的投机倒把 等现象的出现以及整个货币制度的发展。资本又有很大一部分丧失了它原来 还带有的那种自然性质。
　　在 17 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 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 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 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 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 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 顿所完成的力学在 18 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 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
1640 年和 1688 年的革命，法国 1789 年的革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 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
（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税之下兴办大工业。尽 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保 护关税在竞争中只是治标的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大工业 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 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 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 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 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 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 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 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 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 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 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 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①是自动化体系。[它造]①成了大量的生 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 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 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 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一般说来，大 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 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 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 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 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 堪忍受的东西。
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



①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伦敦版。——编者注
① 手稿破损。——编者注

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 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 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 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 的斗争中。
　　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在 每一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 要的。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 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 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 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从狭隘的观点出发， 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且因为革命 所由出发的各个人都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对他们自己的活 动本身产生了种种幻想，这样做就更容易了。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 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 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 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 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尽管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
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因此这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这些个人能够联合起 来，更不用说，为了这种联合——如果它不仅仅是地域性的联合，——大工 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因此只 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战胜同这些孤立的、生活在每天都重复产生着孤立状 态的条件下的个人相对立的一切有组织的势力。要求相反的东西，就等于要 求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要有竞争，或者说，就等于要求各个人从头脑中 抛掉他们作为被孤立的人所无法控制的那些关系。
住宅建筑。不言而喻，野蛮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洞穴和茅舍，正
如游牧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独自的帐篷一样。这种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由于 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而成为更加必需的了。在农业民族那里，共同的家庭经 济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样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但是，在过去 任何时代，消灭单个分开的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 能的，因为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组织共同的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 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采 暖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的经济本身将不会 再成为新生产力，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基础上，就是 说，将是一种纯粹的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还可能有什么呢？—— 这就是城市里的集中和为了各个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公共房舍（监狱、兵营等） 的兴建。不言而喻，消灭单个分开的经济是和消灭[Aufhebung]家庭分不开 的。
（在圣桑乔那里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每个人通过国家才完全成其为人①，



① 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编者注

这实质上等于说，资产者只是资产者这个类的一个标本；这种说法的前提是： 资产者这个阶级在构成该阶级的个人尚未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②）
　　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 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 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域性市民团体中，只是非常 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 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 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 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 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 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 同样的风俗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 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 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③
（同时资产阶级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 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 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 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 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 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 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①才能消除。至于个人隶属于阶级怎 样同时发展为隶属于各种各样的观念，等等，我们已经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 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产 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 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很容易设想，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 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样设想，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这样一来，就可以 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看作是普遍表达方式的一些类别，看作是类的一些亚种，
看作是人的一些发展阶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 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
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 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①。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 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 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 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



② 马克思加了边注：“在哲学家们看来，阶级是预先存在的”。——编者注
③ 马克思加了边注：“它首先吞并直接隶属于国家的那些劳动部门，接着又吞并了一切±[或多或少的]思想 等级”。——编者注
① “消灭劳动”（AufhebungderArbeit ）这种说法的含义，见本卷第 90—91、120—121、127—131 页。—— 编者注
① 恩格斯加了边注：“（费尔巴哈：存在和本质）”。费尔巴哈关于存在和本质的论点，参看本卷第 97—98
页。——编者注

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 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 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 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 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 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 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 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 间出现了差别。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 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 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对他们本身来说， 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这种现 象还是隐蔽的：例如，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关系如 何；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 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本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 才出现。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本身。 因此，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 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 屈从于物的力量。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 中。当市民等级、同业公会等等起来反对农村贵族的时候，它们的生存条件， 即在它们割断了封建的联系以前就潜在地存在着的动产和手艺，表现为一种 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对立的积极的东西，因此起先也具有一种特殊的封建形 式。当然，逃亡农奴认为他们先前的农奴地位对他们的个性来说是某种偶然 的东西。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只是做了像每一个挣脱了枷锁的阶级所做的 事，此外，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解放出来的，而是零零散散地解放出来的。 其次，他们并没有越出等级制度的范围，而只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等级，在新 的处境中也还保存了他们过去的劳动方式，并且使它摆脱已经和他们所达到 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桎梏，从而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相反地，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
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 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使他们加以控制。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 他的生活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对无产者本身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因为 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 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
　　注意。不要忘记，单是维持农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经济的不可能性（包 括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很快就使农奴对封建主的赋役降低到中等水平的 代役租和徭役地租，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便于逃出自己领主 的领地，并使他有希望上升为市民，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可见逃亡农 奴已经是半资产者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获得 动产的可能性最大。
　　由此可见，逃亡农奴只是想自由地发展他们已有的生存条件并让它们发 挥作用，因而归根结底只达到了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 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
　　
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 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 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①，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 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 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 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 这种共同关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 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 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 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 立的。这正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 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已的联 系。过去的联合决不像《社会契约》①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只是关于 这样一些条件的必然的联合（参阅例如北美合众国和南美诸共和国的形成）， 在这些条件下，各个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这种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 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现存 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
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 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 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 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 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 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 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然而他们并不以为 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给他们提供资料，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 造它们的个人来说是无机的。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 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 例如，等级在 18 世纪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 是如此。这种差别不是我们为每个时代划定的，而是每个时代本身在它所发 现的各种不同的现成因素之间划定的，而且不是根据概念而是在物质生活冲 突的影响下划定的。一切对于后来时代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对于先前时代来 说则相反，亦即在先前时代所传下来的各种因素中的偶然的东西，是与生产 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 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 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当然，物质 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 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



①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在每一个历史时代获得解放的个人只是进一步发展自己已有的、对他们来说
是既有的生存条件”。——编者注
① 让·雅·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 年阿姆斯特丹版。——编者注

里是没有的（这是施蒂纳顽固地提出来反对人的主要论据①），尽管羊或狗的 目前形象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诚然，不以它们的意愿为转移。）个人 相互交往的条件，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以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 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 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 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 活动产生出来的②。这样，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 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 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 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
代。
　　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 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 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 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 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 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 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 展的历史。
由于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
共同计划，所以它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域、部落、民族和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 点的，其中的每一个起初都与别的不发生联系而独立地发展，后来才逐渐与 它们发生联系。其次，这种发展非常缓慢；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 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延 续下去。由此可见，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各个人，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 不谈，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 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 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 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由此也就说明：为什么在某些可以进行更一般 的概括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 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
相反地，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
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 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 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 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 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 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 11 世纪和 12 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类似的关系在征服的情况下也可以看 到，如果在另一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交往形式被现成地搬到被征服国家的



① 麦·施蒂纳《施蒂纳的评论者》一文中的议论；并见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 年莱比锡版
第 443 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加了边注：“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编者注

话。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 累，而它在这些地方就能够而且应当充分地和不受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 是为了保证征服者有持久的政权（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75]之 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
　　征服这一事实看起来好像是同整个这种历史观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 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这里我们只能谈谈主要之 点，因此，我们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以及与此相联 系重新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罗马和蛮人，封建制度和高卢人，东罗 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进行征服的蛮族来说，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 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粗陋生产 方式下，人口的增长越来越需要新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交往形式越来越被 加紧利用。相反地，在意大利，由于地产日益集中（这不仅是由购买和负债 引起的，而且还是由继承引起的，当时一些古老的氏族由于生活放荡和很少 结婚而逐渐灭亡，他们的财产转入少数人手里），由于耕地变为牧场（这不 仅是由通常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经济原因引起的，而且也是由掠夺来的和 进贡的谷物的输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意大利谷物没有买主的现象引起的），自 由民几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隶也在不断地死亡，而不得不经常代之以新的 奴隶。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平民，始终 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总之，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城市，它与各行省之间 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 破坏。
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通
的了。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种占领的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 封建制度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占领国家此时是否 已经像现代国家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它的生产力主要是否只是以它 的联合和共同体[Gemeinwesen]为基础。其次，占领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 的。如果占领者不依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就完全无法占领 银行家的体现于证券中的财产。对于每个现代工业国家的全部工业资本来 说，情况也是这样。最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占领都是很快就会结束的，已 经不再有东西可供占领时，必须开始进行生产。从这种很快出现的生产的必 要性中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Gemeinwesen] 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 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 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 语言、教育和风俗。
　　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 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 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这种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 产力的制约，这从企图仿效古罗马来建立其他形式的失败尝试（查理大帝， 等等）中已经得到证明。
待续。—— 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
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 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

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 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 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现代的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 舍尔比利埃①等人自己就把个人的联合同资本的联合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 面，个人本身完全屈从于分工，因此他们完全被置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 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来说，是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 起来的。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Geimenwesen]的形式，但是在以后 的发展中越来越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
—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 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 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 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各个民族——德国人和美国人——的个人能力，已经通过种族杂交而 产生的能力，——因此德国人是白痴式的；在法、英等国是异族人移居于已 经发达的土地上，在美国是异族人移居于一块全新的土地上，而在德国，土 著居民安居不动。）
　　因此，这里显露出两个事实。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 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 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 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①因此， 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 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 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 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完全无关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 身还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 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 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
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 他们的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 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 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现在它们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 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 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 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
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 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 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 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因此，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 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 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



① 安·埃·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0 年巴黎—日内瓦版。——编者注
① 恩格斯加了边注：“西斯蒙第”。——编者注

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进 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 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 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 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 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 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 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 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 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全体个人支配，不可能 归各个人支配。
　　其次，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 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 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 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 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 抛弃它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
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 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 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 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 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
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 “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 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 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 于先前的个人。①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 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
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 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 社会”这一用语是在 18 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 中世纪的共同体[Gemein-wesen]。真正的市民社会②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 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 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① 上层建筑的基础。

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



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自我异化”。——编者注
② “市民社会”的原文是“bürgerlicheGesellschaft”，这个术语也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思。——编者注
① 原文是 idealistische，本意是唯心主义的。这里应指观念的、意识形态的。——编者注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
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 牧业决定的。在古典古代民族中，一个城市里聚居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 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权利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但是这 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地产。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 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开始的。—— （奴隶制和共同体
[Gemein-wesen] ） （ 古 罗 马 公 民 的 合 法 的 所 有 权
[dominiumexjureQuiritum]）。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经 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 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
[Gemeinwesen]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 有制。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税收而逐渐被 私有者所操纵，由于国债而完全归他们掌握；现代国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 所内国家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 的商业信贷。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 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 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Gemein-wesen]，国家获 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 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 式。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 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 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 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德国的情况就正是这样。现代国家的最完 善的例子就是北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作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只 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
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 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 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 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私法和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Gemeinwesen]的解体过程中同时
发展起来的。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引 起进一步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整个生产方式没有改变。①在现代民族那里，工 业和商业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Gemeinwesen]，随着私有制和私法的产生，开 始了一个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在中世纪进行了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第一 个城市阿马尔菲也制定了海商法。[76]当工业和商业——起初在意大利，随 后在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又立 即得到恢复并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君主们开始照顾它 的利益，以便借助资产阶级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所有国家中—— 法国是在 16 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在所 有国家中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



① 恩格斯加了边注：“（放高利贷！）”。——编者注

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完善，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原则。（不应忘 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
　　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仅仅使 用和滥用的权利[jus utendi et abutendi]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经完全不 依赖于共同体[Gemeinwesen]，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 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实际上，滥用[abuti]对于私有者 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从而他滥用的权利转入他 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 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一种关 系，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①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 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 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某一 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虽然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包括享有 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只要他还未占有足够的资 本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法学家们的这种错觉 说明：在法学家们以及任何法典看来，各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缔结契 约这类事情，一般都是偶然的；他们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随意建立或不建立， 它们的内容完全依据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
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
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
—— 分工对科学的影响。
　　镇压在国家、法、道德等等中的作用。资产者之所以必须在法律中使自 己得到普遍表现，正因为他们是作为阶级进行统治的。
自然科学和历史。
没有政治史、法律史、科学史等等，艺术史、宗教史等等①。
—— 为什么玄想家使一切本末倒置。
笃信宗教者、法学家、政治家。 法学家、政治家（一般的国务活动家）、伦理学家、笃信宗教者。 关于一个阶级内的这种意识形态划分：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 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关于自己 的手艺和现实相联系的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 法律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
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运



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观念。他们只知道‘一般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
看来，一切现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编者注
① 马克思加了边注：“同表现为古典古代国家、封建制度、君主专制的‘共同体’[Gemeinwesen]相适应的， 同这种联系相适应的，尤其是宗教观念”。——编者注

用法典，因此法官认为，立法是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尊重自己的商品，因 为他们的职业是和公众打交道。
法的观念。国家的观念。在通常的意识中事情被本末倒置了。
—— 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
要更通俗地表达这一点。

—— 法，宗教等领域中的传统。
——


　　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 过程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关系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 他们自己生命的力量会成为压倒他们的力量？
总之：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土地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 等级的所有制。手工工场所有制。工业资本。


写于 1845 年秋—大约 1846 年 5 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9—87 页、第 42 卷第 364—370 页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 年版第 1 卷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77]（节选）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第一节 方 法


　　现在我们是在德国！我们在谈论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要谈论形而上学。 而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 英国话，使我们差不多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 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 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 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 这个人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法国资产阶 级即将取得必然胜利的代表。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 己的著名的《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 1001 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作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 明”的《经济表的分析》。
蒲鲁东先生是另一个魁奈医生，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
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所以 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 因此，我们作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 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形而 上学方法解说》。[78]

第一个说明


　　“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 致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在出现时有时候是同时代的，有时候又是颠倒 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夸耀的是， 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已被我们发现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 1 卷第
145 和 146 页）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是想吓唬他
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 黑格尔。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 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 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 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

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们只要把这些 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 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 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 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作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 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 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 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 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 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又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立的客 体，也没有可以与之相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设定自己， 把自己与自己相对立，自相结合——设定、对立、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 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 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辞的含意。固然这不是 希伯来语①（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
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
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
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
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 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 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抽 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 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 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 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 以至于深入物体。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有一个逻各 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则有无数化身。既然如此，那么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 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 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 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 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 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 的纯粹逻辑公式。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作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也就 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作是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 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