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最后，交换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 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
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 含在生产之内。
　　第一，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 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品交换，只要产 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 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实业家之间的交换 17，不仅从它的组织方 面看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活动，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 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旁，与生产漠不相 干。但是，（1）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 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2）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3）交换 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 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 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
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 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 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 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索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 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 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 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 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 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 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 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 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 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 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 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 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 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 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 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 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 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饨的 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 世纪 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 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 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 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 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
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 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 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
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 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 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 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 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 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 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 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
（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 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 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 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 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 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 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 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

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 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 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 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 18，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 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 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 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 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 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 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 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 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 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 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 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 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 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下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 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 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 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
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 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 19。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 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上， 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作原始构成因 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 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 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 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
—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出现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
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 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 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 得到充分发展。20 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 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 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
——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 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 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 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 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

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 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 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 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作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 品。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
——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 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 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 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 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这也许会造成 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 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 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 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 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 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 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 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 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 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 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 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 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 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 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 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 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 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例如在俄罗斯人那里，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但 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 切，是大有区别的。其次，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 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他们只是由 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 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 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 性。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 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 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 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 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 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
　　
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 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 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 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 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 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 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 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 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 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 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 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 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 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 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 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
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 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周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 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 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
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 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 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 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 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 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
偶尔从事某种形式的耕作。这样就规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这种形 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 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己是一大进步），而且这种 耕作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 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 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 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 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 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 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
　　
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 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 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 互关系。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 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 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 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 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 21）（在关于历史运动 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 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 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 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地位，这就 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
期就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
　　17 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 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
在 18 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
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 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
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 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 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 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 “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 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 和危机。

4.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 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1）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 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 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2）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 的文化史 22，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 23。（顺便也可以说一 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 哲学的。）
　　（3）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 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4）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 的关系。
　　（5）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 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6）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
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就艺术等等而言，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 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那样困难。例如教育。美 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 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 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
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 历史是结果。）
（8）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1）24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 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 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 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 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 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下发达阶段上才 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 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 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 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例如先说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 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 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 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 25 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
26 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 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

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 27 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 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 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 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 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 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 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 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
28 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 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 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 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 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 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 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 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 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 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 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 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写于 1857 年 8 月底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年卷（1902—1903 年）第 第 12 卷第 733—762 页
1 卷第 23—25 期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29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 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 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 30 形 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 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 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 31 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 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 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 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 科来研究。1842—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32 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 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 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 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 问题的最初动因 33。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 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 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34 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
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 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 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 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35 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 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 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 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5，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 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 居布鲁塞尔 36，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 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 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 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 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 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 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 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 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

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 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 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 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 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 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 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 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 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 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 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 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 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 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 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 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37（在《德法年鉴》
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①）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 1845 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 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 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 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 38 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 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 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 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 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 问题的演说》①。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 1847 年出版的为反 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②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 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39 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 志工人协会 40 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 41 和我 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 年和 1849 年《新莱茵报》42 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
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 1850 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 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 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 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 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 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 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269—587 页。——编者注
①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271—307 和 215—229 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71—198 页。——编者注

坛报》43 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 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的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 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 节。
　　我以上简短的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 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 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 人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44






载于 1859 年在柏林出版的 原文是德文

卡尔·马克思
1859 年 1 月于伦敦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 卷第 1—11 页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45》

1859 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版

一
　　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 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 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 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 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 46，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 47 以来的几 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 48，把德国从世界贸易中排挤 出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规模；当德国人如此艰辛如此缓 慢地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把从来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 力耗费于毫无结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主和帝国小贵族强加在他们臣民 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横的贸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城市在行会习气和贵 族骄横中衰落下去的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 开拓了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 最后，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前 列。但是，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 1830 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 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 只是随着关税同盟 49 的建立，德国人才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从这时起，英 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才实际上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不久， 学者和官僚就抓住了输入的材料，用一种并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别增光的 方式把它加工改造。于是，从那些耍笔杆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的杂 凑班里，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著作就其乏味、肤浅、空洞、冗长 和抄袭情况来说，只有德国的长篇小说才能与之相比。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 们当中，最先形成了产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 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 50 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 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 51。同这一派相对立，在
40 年代产生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贸易派，他们怀着幼稚的然而
自私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 52 的论据。最后，在从理论方面研究这门 学科的学究和官僚中，有像劳先生那样子瘪而无批判能力的采集家；有像施 泰因先生那样把外国的原理译成没有弄懂的黑格尔语言的自作聪明的思辨哲 学家；或者有像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从 这一切最终得出的是官房学 53，这是一种浇上了一些折衷主义经济学调味汁 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的。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 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 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 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 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①。这 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54 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



① 见本卷第 31—35 页。——编者注

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 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 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 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 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 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 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 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 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 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 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 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 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 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②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 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 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
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 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 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 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 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 喊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 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
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干事的，只 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 任务。二月革命 41 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 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 这些文献中，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 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 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 来影响德国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吵——因为这成了唯一 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中于争吵，今 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 接着立刻在瓜分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 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 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观点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



② 见本卷第 32—33 页。——编者注

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55 那样深的程度。 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二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 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 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 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 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 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 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 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 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结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 所说，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情况的确如此， 这些先生们虽然自命不凡，却深感自己的虚弱，因此尽可能回避一切重大的 问题；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具有实证知识方面的优势而保持着它的地盘；只是 在费尔巴哈宣布废弃思辨概念以后，黑格尔学派才逐渐销声匿迹，于是，旧 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
这个现象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 56 的统治在空谈
中结束之后，自然就出现一个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 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 1848 年以来资产阶级 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 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为止，也就 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 主义在理论上同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 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 毕希纳和福格特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 版，甚至信奉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简单的范畴 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 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当然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 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
　　由此可见，在这里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 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 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在这种形式上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 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 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 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 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 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 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经过无，到无”57 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 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
　　
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 的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 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 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 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 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 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 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 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 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 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 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58 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 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 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 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 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 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 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
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 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 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 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
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 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 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 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 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 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 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 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 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 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 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 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 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 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 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

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 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 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 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 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 解决。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 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 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 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 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 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 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 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 且作为物出现 。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 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 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达了的商
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共同体之间的自然形成的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 着的商品，那么，它在我们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 里，我们立即进入了经济学的争论范围。谁想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 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 至少像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 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 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这些人来说是 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对比一下。
在说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商品就被按照它进入交换过程时那
样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来叙述。这里产生了怎样的矛盾，读 者可以在第 20—21 页①上看到。我们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不只有理论的抽象 的意义，而且同时反映出从直接的交换关系、即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本性中产 生出来的困难，反映出这种最初的粗陋的交换形式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能性。 解决这种不可能性的办法，就是把代表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性转给 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然后，在第二章中阐述货币或简单流通，即（1） 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并且在这里，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即价格得到了更切近 的规定，（2）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3）作为两个规定的统一体，作为实 在的货币，作为资产阶级一切物质财富的代表。第一分册的叙述到此为止， 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留待第二分册叙述。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 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插入了各种各样的 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 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 面的或混乱的见解的批判，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31—33 页。——编者注

叙述得很简略。 在第三篇论文中，我们将说明本书的经济学内容。 写于 1859 年 8 月 3—15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9 年 8 月 6 和 20 日《人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民报》第 14 和 16 号 第 13 卷第 524—535 页

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 59

［引 言］


公民们！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允许我先说几句开场白。
　　目前大陆上有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闹着要求增加工资。这个问题将 在我们的大会上讨论。60 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 有确定的见解。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甚至不怕引 起你们的不耐烦。
　　我要预先说明的另一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他不仅向你们提出一些他 明知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之辩护，还自以为是在维护工人 阶级的利益。这种表现为道义上的勇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表尊敬。尽管 我这篇报告措辞直率，我希望，在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将会发现，我同 意的是在我看来正是构成他的论点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不得不认为，这 些论点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
我现在就来谈正题。

　　　　　　　　　1.［生产和工资］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首先，国民产品量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像数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常量
或常数； 其次，实际工资总额，也就是说，按照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
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
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 必需的货币数量也在不断变化。对全年或对相互比较的各个不同年度来说是 如此，对一年中平均的每一天来说也是如此。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在不断 变化。它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姑且不论人口的变化，它也必然如 此，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确，一旦工资水平 普遍提高了，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立即改变产品量。 这种提高最初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在工资提高之前，国 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么，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 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假定说，国民产品量不是变数，而是常数。即使如此，我们的朋
友韦斯顿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已知数， 比如说是 8，那么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 如果利润为 6，工资为 2，那么工资可能增加至 6，利润减少至 2，而总数仍 然是 8。因此，产品量的固定不变，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是固定 不变的。那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固定不变的呢？ 不过是武断而已。
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论断，那么它也应当在两方面都说得通，然而公民
韦斯顿却使它只能说明一个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它就既不能增 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是很愚蠢，那么资 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也很愚蠢。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在一定的 情况下，工人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固定 不变的，工资增加后必然会有一个反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资本家能够 压低工资，而且确实经常想压低它。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 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随后有一个反作用。所以，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 图，或者，对工资已经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 加工资，也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 工资的行动。依照公民韦斯顿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 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如果他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那个所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他 就不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尽管不能而且不该提高， 但是它随时可能而且应该降低，只要是资本家想把它降低。如果资本家想给 你们吃的是马铃薯而不是肉，是燕麦而不是小麦，你们也必须接受他的愿望， 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一条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 国家的高，例如美国的比英国的高，你们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的愿望和英国 资本家的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这个方法看来不仅会简化 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工作，而且也会简化对其他一切现象的研究工作。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的愿望不同于英国 资本家的愿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超出愿望的范围。一个牧师会说： 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解释这种愿望 的两重性，他会厚颜无耻地回答，上帝愿意在法国抱一种愿望，在英国抱另 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决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推理 的论证。
　　诚然，资本家的愿望是获取尽量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 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那股力量的界限以及那些界限的 性质。
　　
　　　　2.［生产、工资、利润］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作的演说，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了。 他的全部推论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
付 5 先令，而不是 4 先令，那么，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的，将会是值 4 先 令的东西，而不是值 5 先令的东西。工人阶级就不得不用 5 先令去买在工资 增加之前用 4 先令就能买到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资本家把只值
4 先令的东西要卖 5 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被 固定在值 4 先令的商品上？为什么不是值 3 或 2 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上 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条既不依资本家的愿望又不依工人的愿望为转 移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条规律，并加以证明。 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 全符合必要的工资额而决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 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或取决于他的贪欲的界限，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 有什么必然性，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愿望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愿望而 改变。
　　公民韦斯顿对他的理论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一 定数量的人分食，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增多。真让人觉 得这个例子未免有点笨拙①。这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 当罗马平民反抗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贵族的胃养活着国家 躯体上的平民的四肢。61 阿格利巴却没能证明，填满一个人的胃就可以养活 另一个人的四肢。公民韦斯顿想必忘记了，在工人们喝汤的那个汤盆里盛着 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他们不能舀出更多的汤，既不是因为汤盆的容量小， 也不是因为汤盆里盛的东西少，只因为他们的汤匙太小了。
资本家用什么诡计能把只值 4 先令的东西卖 5 先令呢？就是靠抬高他出
卖的商品的价格。那么，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 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呢？或者相反，是 否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如果不需要，那么市场价格的涨落 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
既然我们假定，在劳动生产力中，在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中，在
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没有变化，而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么 这种工资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商品的价格呢？只要能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 供求关系，就能影响商品的价格。
的确，整个来说，工人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并且不得不耗费在 生活必需品上。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提 高，从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支付的 工资提高了，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 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决不要以为他们人数很少。你们仔细想一 下，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被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最近一位下院议 员说只被七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大的一 批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生活必



① “匙子”的原文是“spoon”，也有“笨汉”的意思；“笨拙”的原文是“spoony”是“spoon”的形容词。
——编者注

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 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总是要大受限制的。
　　那么，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的处境究竟会怎样呢？工资的普 遍提高必然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他们不可能靠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来求得 补偿，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是不会增加的。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从这种已 经减少的收入中，他们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数量的高价的生活 必需品。不仅如此。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就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 因此他们彼此对于各自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需求额缩减了，他们的商品的 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利润率就会下降，不仅与工资水平 的普遍提高成比例，而且与工资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和奢侈品价 格的下降都成比例。
　　对于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那些资本来说，这种利润率的差别会有 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 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 部门，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延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上升到 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下降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 求量时才会停止。经过这种变化，一般利润率才会在各个工业部门中重新 平均化。整个这种转变，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这个原 因一旦消失，它的作用就会停止，价格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 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会局限于某些工业部门，一定会成为普 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 只是这一定量的产品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大部分产品将以生活必需品的形 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结果一样，小部分产品 将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结果也一样，大部 分本国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因此工资水平的 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 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说，在上述论证中，我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花费在生活必需
品上，我就回答，我作的这个假定是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的。如果工 资增加数花费在从前不是工人们消费的物品上，那么，他们的购买力的实际 提高就无需证明了。可是，他们购买力的提高只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这种提 高就应该恰巧相当于资本家购买力的降低。因此，对商品的总需求量不会增 加，但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可能会改变。一方增加的需求会被另一方 减少的需求抵销。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商品的市场价格无论如何也不 会变动。
　　因此必须二者择一：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耗费于一切消费品，于是 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该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减来抵偿；或 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费于某几种市场价格将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一些工 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上升，以及另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宰的必然下降，就 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供给量在一 些工业部门中增加到符合于增长的需求量，在另一些工业部门中降低到符合 于减少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变动。在后 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波动之后，又会降到原先 的水平。在这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终究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
　　
果，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 为了唤起你们的想象力，公民韦斯顿要求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
工资普遍从 9 先令增加到 18 先令，会引起哪些困难。他大声疾呼，请想一想 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和接踵而来的价格的惊人上涨吧。当然你们都知 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 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资本与劳动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 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 只不过是为了回避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 9 先令增加到 18 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 100％。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 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 100％的问题。我们完全不必讨论提高的数 量，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应该取决于并适应于一定的情况。我们只想

弄清楚，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超不过 1
100

，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姑且不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 100％的幻想，我想请你们注 意英国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确实提高过工资。
　　你们都知道 1848 年实行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更确切地说，十小时半工 作日法案。62 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重大的经济改革之一。这是一次突然和强 制性的提高工资，并不是发生在某些地方行业中，而是发生在英国赖以统治 世界市场的那些主要工业部门中。这是在特别不利情况下的提高工资。尤尔 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发言人都曾证明—
—我应该指出，他们的论据比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更有力——这是为英国工
业敲丧钟。他们证明说，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这种工资的增 加起因于并依据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他们断言，人们想从资本家手里 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唯一的一个小时。他们危 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引起工 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 限度法令 63 与这个法案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得有理。但 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尽管工作日缩短，工厂工人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 工厂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降低了；工厂工人的 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扩大了。1861 年在曼 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我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他本人、尤尔博 士、西尼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人士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 确的。我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生 64，因为他在 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托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 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 1793 年至 1856 年的价格史的佳作 65。如果我 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的观念，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 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愿望，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 论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那么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将是正确的， 而早在 1815 年就宣布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
66、不惜违反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新拉纳克的棉织工厂里真正予以实行的罗 伯特·欧文却是错了。
　　在十小时法案颁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资提高的时候，在大不列颠，由于 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曾有过一次农业工人工资的普遍提高。
虽然这不是我的直接目的所要求的，为了不使你们误会，我要在这里预

先说明几句。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 2 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 4 先 令，那么工资水平就提高了 100％。若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看，这可以说是 很了不起的，尽管实际的工资数额，每星期 4 先令，仍然少得可怜，难以温 饱。所以不应当陶醉于动听的工资水平提高的百分比。必须经常问：原来的 工资数是多少？
　　其次，不难理解，如果 10 个人每星期各得 2 先令，5 个人每星期各得 5 先令，还有 5 个人每星期各得 11 先令，这 20 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 100 先令
或 5 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 20％，那就是
从 5 英镑增加到了 6 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
20％，尽管实际上其中 10 个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 个人的工资每人从 5 先令 增加到 6 先令，另外 5 个人的工资总额则从 55 先令增加到 70 先令。其中半
数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 1 的人稍有改善，只有剩下的 1 的人，才真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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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善。然而，再以平均数来计算，这 20 个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 20％， 就雇用他们的全部资本而论，就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论，就仍然好像 他们真的均等地分享了工资的平均增长额。在关于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中， 英格兰和苏格兰各个郡的工资水平极不相同，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的影响 也很不平衡。
最后，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有些事起了抵销作用，例如对俄战争①
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 67，等等。 我就先说这么多，现在就来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大约提高了 40％这件事。我可以举出大量的详细材料来证
明我的论述，但是，就当前的目的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一看已故约 翰·查·摩尔顿先生 1859 年在伦敦艺术和手工业协会 68 宣读的《用在农业 中的力量》那篇诚实的批判性的报告 69，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引用的材料， 是从苏格兰 12 个郡和英格兰 35 个郡内大约 100 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 文据中搜集的。
按照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意见，再加上工厂工人工资的同时提高，农产
品的价格在 1849—1859 年问应该有惊人的上涨。但实际情况怎样呢？虽然发 生了对俄战争，1854—1856 年又连续歉收，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却
从 1838—1848 年的每一夸特约 3 英镑，降到 1849—1859 年的每一夸特约 2
英镑 10 先令。这就是说，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 40％的同时，小麦的 价格降低了 16％以上。在同一时期，如果把末期同初期，即 1859 年同 1849 年比较一下，正式登记的贫民已从 934419 人减到 860470 人，即减少了 73949 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而在以后几年又未见减少，但毕竟是减 少了。
有人会说，由于废除了谷物法 70，1849—1859 年外国谷物的进口比 1838
—1848 年增加一倍以上。结果怎样呢？根据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国外市场上 发生这样突然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猛涨， 这种增长的需求无论是发生在国外或者是国内，影响都是相同的。实际情形 又是怎样呢？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法国在这段时期，粮价惨跌已成为人们 的经常话题，美国人不得不屡次焚毁他们多余的产品，而俄国，如果相信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