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稳定。”①可以说，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家中最富于建设性，也最能赢得真正 热爱和平声誉的精辟之见。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重大改变，酝酿于 1984 年至 1985 年之间。 而这个理论判断性的重要更改，是在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然对中国构成军 事、政治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正是它的极其可贵之处。因为它表现出一 种对世界形势发展底蕴所进行的精确研究和准确把握。1984 年 2 月 19 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我们总的看法， 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 70 年代、 80 年代的头 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 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再次讲到：“总 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所以，我们多年来 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 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②同年 9 月，邓小平在会 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菜格时再次指出：“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了变化，现在 我们的看法大概一致了（指原来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今天分析， 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避免的。”以此为标志，我们对世界性战争可 以避免的判断趋于明朗化了。此后，由邓小平提出和确立的中国对世界形势 的总看法，采用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表述。可以这样 说，这是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对中国与 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深刻把握世界和平力量正在稳步增长这一历史性潮流的同时，中国先
后进行了多次外交努力，以推进世界和平的发展进程，同时在世界面前牢固 地树立起自己“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形象。这些重大举措包括：同美国 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同前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同周边国家如印度、韩国、 越南、蒙古等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同欧、 亚、非、拉丁美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惠互利； 积极加入世界性组织，参与国际性多边合作，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裁军 百万，以此向世界“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新形象，就是这样在历经了深刻反思、冷静判
断和果敢抉择之后，才最终树立的。然而，一国形象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和涉 及的方面仍要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 探讨。

二结盟与战略相处


　　事实上，不管维护怎样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它 生活在集体相处的国际大家庭之中。于是，就有了大家庭成员问错综复杂的 关系。由于各自需要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各国间关系的性质也表现出色彩纷 呈的面貌。而一个国家的形象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人们所理解和 认定。



①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0、105 页。

　　新中国 40 余年的外交实践，在根本的意义上奠定了中华民族从一场伟大 的社会革命中重新崛起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处 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确立自己国际形象的过程中，仍然历经了几次重大的历 史性变动。大体上，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变动为“结盟——强调战略关系—— 全面实行独立自主”等三个主要阶段。


（一）关于结盟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必须结盟。对于饱受战火摧残，经济遭到严重破 坏，并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敌视的新生政权说来，采取“一边倒”政策， 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规定性的需要，更是保卫国家安全，展开国内经济建设所 必须。应该说，这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但结盟也有许 多弊端。首先，我们自身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了极端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中。 这里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我们必须无条件地 置身于同另一阵营的激烈斗争，以逐渐削弱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其二，必 须无条件地（有一个时间过程）维护和保持本阵营内部的团结、统一，以壮 大阵营自身力量。显然这在两军对垒中也是绝对必要的。然而，也正是这种 结盟的规定性，限制了结盟者自身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削弱了他们的自 由度（在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严禁“自由”的，一切服从纪 律，一切服从大家庭，违者甚至有被“革出教门”的危险）。因为大家都要 按照同一个指令和同一个方案行事，需要遵从一个共同的纲领，于是也就有 了同一种面貌和同一种形象。
但事实上，这种绝对的“统一”是不可能存在的。各个国家对世界形势
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理解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都存在着 相当差异。因而表面统一的阵营，实际潜伏了许多深刻的矛盾。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诸如 1948 年共产党情报局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似及在
其后对待若干重大国际事务的行动中，同苏联保持了相一致的立场，但实际 上，新中国的外交目标并非刻板地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所谓“同一性”，而是 谋求同一切愿意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和人民建立联系。在这一点上，中国 同东欧许多国家有重要区别。正如毛泽东在宣布“一边倒”的同时向世界申 明的那样：中国是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 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实践上，我们在建国初先后同印度、瑞典、 丹麦、缅甸、瑞士、芬兰等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确立了 在通过谈判手续之后同更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的政策。这一切都 是在中国宣布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情形下进行的，它 为新中国树立了既严守独立自主又不失政治原则的国际形象。
　　然而，五六十年代激烈对抗的世界冷战格局，毕竟使我们在意识形态和 现实外交选择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特别是当国内政治中“左”的错误 越加滋长时，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片面性。那种过于强调世界 大战的迫近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提法，那种着重强调和支持世界革命的不切实 际的宣传，都影响到中国作为追求世界和平和寻求睦邻友好力量的最初形 象。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同苏联结盟关系的最终走向破裂（这种破裂首先是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某些人顽强地企图以“家长”自居，对别国主权和
　　
内政施以粗暴干涉的结果。中国与前苏联的“闹翻”，最根本的是反对“老 子党”对中国主权的干涉），造成了中国对外方针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方面， 我们独自更高地举起了反帝和革命的大旗，成为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阵营 的主要力量。这一形象事实上表现为对原本社会主义阵营政治立场的执著坚 持与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对世界政治力量作了新的划分，相继提出了“广 大民族主义国家有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中间立场”，“中间地带仍然是 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中心”，以及最后形成的关于“第二世界”、“三个世 界划分”等重大的理论观点。
　　应该说，同苏联盟友关系的实际破裂所产生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变 化，给当代中国外交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在摆脱了原有的“集 团政治”性的所谓阵营之后，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广泛地接触和团结民族主义 力量乃至第二世界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国际统一战线，向着压迫、剥削别国 的主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抗争。这个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 赢得了很高声誉。正是在这种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坚持一切国家 应当享有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中，中国争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好评
（1971 年中国终于在无理地被排除 20 余年后，重返联合国）。同时，在世 界从此由两极走向多级化的意义上，中国外交所促动的全球性战略格局的变 化，对战后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此看来，因实质上并不平等和由更多意识形态色彩维系起来的社会主
义阵营的破裂，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政治家寻求和开拓中国新的外交 战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联系。在新的对外政策调整中，中国外交的主 要特征是，更加务实和采取一种战略相处式的关系，从而使中国外交形象有 了新的意义上的改变。


（二）关于“战略相处”关系


　　所谓国家间的战略关系，是指人们基于某种战略需要，或从某种战略角 度出发，建立起来的比较紧密的相互关系。它不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作基础， 也没有相互间必须承担的盟约义务，但在对付共同的敌人和危险时，会采取 相配合的战略性姿态。
70 年代初期，中国打开对美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这代表了中
国外交同大国建立战略相处关系的开端。毛泽东曾形象地称这种战略关系为 “一条线”、“一大片”。即为了对抗苏联霸权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中国主 张建立一条经过日本到西欧，再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的联合战 线，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一大片”），共同遏制对全球和平与安全 形成巨大威胁的苏联扩张主义。在实质上，这是一条“联合反霸”的统一战 线。
　　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联合反霸”的战略关系，有效地遏制 了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政策，对推进全球的稳定和进步发挥了重大作 甲。但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调整， 原来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开始改变了自身的态势和意义，中美间的战略关 系也随之变化。在这种国际关系复杂演变的转折点，中国的战略地位问题和 它所代表的对外形象，也需要重新予以厘定。
首先，维护战略关系，但不能受制于人。80 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了一

定程度上的倒退。其原因是美国决策者中形成了四个错误的观念：1.认为中 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 家；2.认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而美国却无求于中国；3.认为如果美国政 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4.认为 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大约与此同时，美 国对台湾政策严重逆转，发生了售台武器和试图建立美台官方关系的严重问 题。显然，这些事件不能不极大地涉及到中国在战略关系中的地位和形象。 台湾问题无可争议，任何企图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妄图改变台湾政治地位 的作法，都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对此，中国作出了强烈反应。邓小平代表 中国政府向世界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认为“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 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同时，邓小平对上述涉及中国战略的重大原 则问题一一申明了坚定的立场：第一，中国愿意维护同美国的战略关系，但 并非有求于美国，我们是从制止霸权主义，反对扩张的全球战略意义上着眼 的。早在中美两国关系解冻之初，中国政府就反复向尼克松总统说明，中美 关系缓和是全球战略的需要，因而也是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的需要。邓小平 指出：“正因为如此，我们很欣赏尼克松总统到北京来向毛主席讲的第一句 话：‘我是为美国自身利益而来’。中国同美国打交道，发展贸易关系，但 并不抱什么幻想。因为中国同美国没有关系的时候，日子也过下去了，而且 还过得不坏。”邓小平严正指出，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有求于美的观点是危
险的，因为这首先就破坏了全球战略①。
　　其次，如果国际上的政治家、活动家把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 和平中的作用估计过低，就不会对世界形势作出正确估计，也不会有正确的 政策，更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指出，中国本身落后，军事装备更不先进。但 中国也有一点长处，中国不怕包围，有长期进行持久战的经验，有用劣势装 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作战经验。中国地方大、人多。有“大块头”这个好处。 还有，就是中国人“不信邪”，“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 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10 年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也说明，中 国不是“一块豆腐，拿指头一戳就垮了”，否则“为什么能够形成一条线” 呢②？这些强有力的申明，澄清了战略关系中一系列深刻的道理，为我们维护 战略关系而又不受制于人奠定了政策和策略基础。
确立反霸战略关系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关系不应损害同第三世界
国家的关系。一般说来，发达国家都有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侵略和掠夺剥 削的不光彩历史。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它们怀有警惕、鄙视的心理是正常的。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一员，在处理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关系 时，对第三世界所形成的影响常常处在很“微妙”的状态。这其中包含两层 意思：其一，我们在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确立战略关系的同时，不应轻视、缩 小和疏远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二，进行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但 对第三世界各国却不能“以苏划线”。显然，这两种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当、 适度，将直接涉及到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地位和形象。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当我们需要同发达国家建立紧密的战略关系 时，就容易产生同发展中国家疏远的印象；当我们强调“三个世界”划分中



① 参见邓小平 1980 年 12 月 25 日同巴基斯坦外长夏希的谈话；1981 年 4 月 6 日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
② 参见《邓小平谈中苏战略形势和苏联的全球战略问题》1980 年 6 月 3 日。

“制衡”的思想，更侧重于宣传联合反霸时，就容易忽略反映第三世界的要 求；特别是当我们感到苏联威胁增大而霸权主义确在进行对第三世界的争夺 时，就容易造成“以苏划线”的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说来，这些问题 都带有重要的“原则”性质。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外交政策策略的一些偏 向进行了及时纠正。1982 年底，中央明确提出，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 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对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要旗帜鲜 明地支持。 1982 年 4 月，中央提出，我们要利用美苏矛盾，侧重反对苏霸， 在有些问题上也要侧重反对美霸。“一边倒”不利于利用美苏矛盾，不利于 反对霸权主义，对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也是不利的。上述这些论断不仅确立了 我们在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关系中所应坚持的立场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它 已酝酿了对外战略方针上的一个重要转变。1985 年 6 月 4 日，邓小平在明确 提出中国要树立自己作为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形象，并在实际上担当这个 角色。的同时，也正式宣布，中国将对自己的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这就 是放弃使用“一条线”的战略策略，而真正将对外方针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 础上。
　　无庸讳言，现存国际政治关系仍是一种持久和稳固的体系。因而，在全 球范围内，人们不应过于意志化地追求某种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变革，而重要 的是寻求作为主权国家同别国的和平共处，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权利。对 于这种历史性的昭示，邓小平曾赋予了它经典性的断语：“处理国与国之间 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
‘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
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历经了国际舞台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我们今天更加成熟。
这成熟意味着，我们应该把“和平共处、独立自主”更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
帜上，把“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的形象长久地坚持下去。
（作者李向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
　　　　　　　　　　　　　　张中云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密不可分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
展。其中，基本理论中的有关当今的时代、时代主题、世界矛盾、世界结构、 世界格局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一当今的时代


　　时代问题是国际战略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观察国际问题的立足点。 国际风云的变幻，都是特定历史时代发生的现象，只有弄清时代的根本性质、 主要内容、发展方向以及历史背景等，才能从规律上对它作出解释并加以把 握，从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处于什么历史时代，这是近年来人们有争议的问题， 也是非常敏感的、不易取得共识的问题。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马克思在《资本论》所揭示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进一步 加以发展，并由十月革命胜利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得到证明的 论断，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 代。当然这个历史时代，要延续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正如列宁所指出 的，任何历史时代它“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 退的运动。”①这就是说，作为历史的大时代，是不可能直线向前发展而没有 曲折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有关国际问题的论述，虽没有明确肯
定或否定党历来关于时代问题的论断，但从他考察和论证当今社会主义的意 义和人类历史发展前途中就能发现，他完全立足于我们正处于这个新时代。 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握和理解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一系列论断的时代背景和 时代意义。
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
义建设的胜利，就是在已经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发生的合 乎规律的现象，它使这一历史总进程的标志更加明显。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35 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 “35 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 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① 所谓“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 始。
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证明，已经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在 1987 年同来访的捷 克斯洛伐克总理代特劳加尔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但 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第 143 页。
①

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②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这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还只是刚刚 开始，由于整个帝国主义仍然十分强大，由于人民还缺乏经验，因而前进中 碰到逆流，发生曲折是难免的，但是人类历史前进的这一总方向是不会逆转 的。邓小平针对 1989 年“六·四”风波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 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 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③苏联、东欧发生 演变后，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不行了”，“没有前途了”。邓小平正 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社会 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 的总趋势，但是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 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 方向发展。”①
　　邓小平正是把握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性质、特征和发展方向，才满怀 信心地宣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②“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倒， 社会主义在世界始终是站得住的。”③

二时代主题


这是指历史大时代的核心内容。 本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青把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内容即主题，概括
为革命和战争。认为，这是由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现实特点
所决定的。1918 年，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说：资本主义已经“使 生产力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 要么一连几年内，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 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①这一基本观点一直被共产党人继承下来，直到 1977 年党十一大仍然沿用这
一基本提法，说：“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 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 和平。”②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以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实际发 展为依据的。事实上，在人们作出这一判断时期内，世界确实长期面临着战 争和革命两大问题。远的不说，最近发现的前华约集团的军事地图、演习计 划及报告的秘密材料也能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持久和平，而是面临新的战争危险。第三次世界大 战逼近的最危险时刻是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华约组 织的备战已到这种程度：17 万民主德国军队可以在 2 小时内应战。华约海军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9、225、311 页。
①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3、321、346 页。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2 版，第 20 卷，第 325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33 页。

舰只在 1 小时内可以出动，预备师在 2 天内即可组织好。完全是处于临战姿 态。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是停留在“冷战” 上，它们随时准备由冷战转变为热战。
　　马克思主义者将革命与战争联系起来，也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因为战争 会激化社会矛盾，并导致革命。例如 1870 年的普法战争引起 1871 年的巴黎 公社革命，1904 年日俄战争引起 1905 年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俄 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挣脱殖民 统治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
　　尽管以往人们在革命和战争程度的估计上，有估计过高的偏误，也有把 时代的性质和主题本来是不同的两个东西等同起来的不确切的定式，但不可 否认这两大问题始终是人们一度面临的迫切问题、主要问题。
　　70 年代初期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然而在“友”的指导思想下，人 们看不到或不承认已经出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指 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 1984 年明确 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提到世界两 大问题的高度，无疑就是时代的新内容或称之为主题。这是对新形势作的新 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的这一科学论断是以事实为根据，包含着极其重要的思想：1.突
出了时代新的主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内容。邓小平认为随着形势 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了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非常突出”的问题、 “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就是说，在历史大时代不 变的情况下，时代的核心内容已由革命和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2.纠正 了我们对战争的过分担心，要求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还在 1982 年，他就说： “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 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 得过分了，我看至少 10 年打不起来。”①3.断定世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明显 增长和东西方国家关系得到改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说，过去鉴于 “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 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 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 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 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②4.强调发展问题不只是南北经济关系问题，而且 是世界发展的问题。邓小平说：“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 题就是世界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 的高度来认识。”③“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相 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 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 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④因此，“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




①

②

③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105、281、96、56 页。

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①


三世界矛盾


　　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当代世界上，矛盾 很多，各种矛盾都起作用，不过作用和影响大小有所不同。邓小平全面分析 了历史和现状，反复强调和论述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 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因为，当前全世界人民受到的主要威胁，解决世 界面临的许多问题，特别是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根本阻力是来自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实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此可见，当 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美国等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 治与世界各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的矛盾。邓小平谈论国际问题时，出现频 率较多的词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虽然没有用这是“主要矛盾”这样 的概念，但是意思是清楚的，它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制约和影响着其它问题 或矛盾的解决。
　　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邓小 平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的中国人民在 80 年代的三大任 务，可分为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其中两项是国内任务，即加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另一项是国际任务，即反对霸 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国内和国际任务是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若不反 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就难以顺利进行。 而且当刚刚进入 80 年代时，邓小平就已提出：“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 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①他还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 我们的“国策”、“总政策”。可见其所占的位置。
第二，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要问题的对立面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邓小平说：“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②西方七国也就是西方七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过去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现在又搞新殖民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的 力量虽有所削弱，但仍占主导地位，而且本质并未改变。邓小平指出：“中 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 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在横行，现在它们 又打出“人权、自由、民主”的旗号任意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恃强凌 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① 所以“世界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②
第三，现在世界上同时要做的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这两件事，所 遇到的阻力就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当前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 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形势下，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但是，困难重重，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6 页。
①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0、345、104 页。
①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5、383 页。

阻力很大。帝国主义旧殖民统治是瓦解了，然而原来的旧秩序并没有被摧垮， 原来的宗主国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竭力维护旧秩 序。只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消除，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就难于建立。 第四，占世界经济主体的西方大国竭力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对外 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几个大国，控制着世界经济的 70％，这是它们奉行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经济基础，这一实力基础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明显的 变化。而且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是某届政府的政策，而是由这些国家
社会制度本质所决定的。

四世界结构


　　世界结构，即是世界划分的状态和形势。对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弄清楚世界的结构，也就是弄清楚世界上敌友我的阵势，做到心中有数。只 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没有结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 上敌友我三方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抹煞的。
　　关于世界结构或划分，列宁把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也 即两个民族：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 60 年代，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普遍认为，世界形成为两个对立的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 主义阵营。
60 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终于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到 1974 年 2
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 不再使用原先两个阵营的提法。毛泽东提出：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 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 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 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同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和政策。 他还对超级大国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 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邓小平当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
在《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中，曾多次提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井给
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指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 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它为我国去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开 辟了道路”；它“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 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 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①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思想，明确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团结谁、 争取谁、反对谁的基本问题，摆正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改善了中国 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虽然没有出现“三个世界”的概念，但是他在分 析国际问题时，反复使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中的三个基本概念及其含义， 即霸权主义、第三世界，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相联系。如， 在界定世界的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增长时说：“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7、127、160、127 页。

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 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①此外，邓小平还认为，我们的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是同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基本 态度和立场是相一致的。他在 1986 年 3 月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 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 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 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 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②苏联发生变化 后，还有没有第一世界？是不是还存在三个世界？回答还是肯定的。只不过 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成员有所变动。美国依然存在，搞霸权主义、强权 政治的已扩大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邓小平在 1989 年 11 月的一次谈话中指 出：“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③无疑，在第三世界和七国首脑会议之间，还存在一批发达国家， 也就是第二世界。今天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仍不失其意义。

五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随着主导和影响国际秩序的力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结果。改变了原有力量平衡的体制，形成了凡尔赛体制。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结果，建立了新的雅尔塔体制。这两次格局的变动，都是世界大战 的结果。80 年代末，随着苏联的衰落和最终解体，宣告以美苏两极主宰世界 事务的雅尔塔体制的瓦解，世界各种力量发生分化和重新组合，出现新格局 的趋势。
邓小平十分重视世界格局的新旧交替和最终形成。因为，一定的世界格
局决定或影响着国际事务的处理和发展，每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都会受到 这种格局的牵制。每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占有的地位，关系到自身在国际 上的作用。
在当今世界格局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第一，格局的变动，会引起世界新的动荡不安。邓小平明确指出：“现 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 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①与此相联系， 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旧格局下掩盖的一些深刻矛盾便会逐步暴露出来。 新动荡便在情理之中，动荡中，什么矛盾又会突出起来，新；日格局交替的 过渡时期需要多久，邓小平对这些问题没有急于下判断，需要我们作“冷静 观察”。
　　第二，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过渡，形势对我们有利。世界格局向多极 转变，是国际形势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世界多极化，意味着决定国际大事的 参与者更多，可防止少数大国专权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世界各种力量 互相牵制，世界和平更有保障。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



①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7、156、345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3 页。

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 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①
　　第三，中国是世界向多极格局转变中的一极，应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世界究竟向几极格局转变，众说纷坛。邓小平认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 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 怎么样也算一极。”②中国不做超级大国，但决不不关心自己在未来多极格局 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有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有自己判断国际是非的标准 和行动的准则。任何其他各极不能不考虑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中国在国际中 的作用发挥越大，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也就越有保障。
（作者张中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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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4、353 页。

邓小平“一国两制” 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谢春涛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提出的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构
想，也是党和政府确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多年来，它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 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历史 地考察这一构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进一步理解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大有 裨益。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台 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提出的和平 解决台湾问题等原则设想，为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一国两 制”构想，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1949 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大量国
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12 月，国民党政权正式迁往台北。此后，中国便形 成了国民党政权偏安台湾、与大陆新中国政权相对峙分离的局面。对于台湾 问题，中共中央开始打算以武力方式乘胜解决。1949 年 10 月和 11 月，人民 解放军先后发起攻击金门岛和舟山登步岛的战斗，因缺乏有力的海、空军配 合，严重受挫。此后，放慢了攻取台湾的步伐，转而以很大精力加紧建设和 发展海、空力量。1950 年 5 月，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相继解放，台湾战役进入 战前准备阶段。然而，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 27 日，美国宣布出兵朝 鲜和台湾，中共中央不得不中止了乘胜夺取台湾的计划。
朝鲜停战以后，由于美国支持法国进攻越南，对中国造成了新的威胁，
中共中央没有马上重新提出解放台湾的计划。1954 年 7 月日内瓦会议解决印 度支那问题后，毛泽东等担心美国和台湾间正在进行的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 谈判，会导致以法律形式将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决定重新提出解放 台湾的问题，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1954 年七八月间，先在政治上发起 了解放台湾的宣传攻势。接着，从 9 月开始，又进行了炮击金门等一系列军 事攻击性行动，引起了美国政府及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在对国民党集团 进行了沉重打击，表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和分裂中国的决心后，鉴 于攻取金门和台湾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且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担心 台湾海峡事态扩大会影响世界和平，中共中央适时地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 措施，并在英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的促成下，从 1955 年 8 月开始，在 日内瓦与美国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实质 性结果，但毕竟使双方有了一条正式的外交接触渠道，为日后两国改善关系 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国内 外形势，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 1955 年 5 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亚非会议情况时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
　　
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 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①1956 年 6 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重 申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 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 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②7 月， 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又表达了与国民党进行第 三次合作的愿望，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 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 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 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 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①毛泽东在几次会见外宾时，都提出要准备进行第三 次国共合作。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关于政治 报告的决议》中，还明确提出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
　　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不但顽固拒绝中共的和平建议，而且，还不断派 兵对大陆进行骚扰。在此情况下，为了惩罚台湾当局，打击美国的侵略，支 援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 1958 年 8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福建 前线部队突然开始猛烈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并出动海军封锁金门等岛与台 湾岛之间的海上运输，使国民党的陆、海军力量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觉察 出美国以使国民党军队放弃金门、马祖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停 火，企图以此将大陆和台湾分开的阴谋后，中共中央决定让金门、马祖留在 台湾当局手中，并对其进行象征性的炮击，以战争状态保持海峡两岸的接触。
10 月 6 日和 25 日，中国政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先后发表了《告台湾同
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 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 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①“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 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②中国政府用特殊的方式维护了一个 中国的局面，奠定了祖国统一的政治基础。
此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具体办法。他表示，台
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 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 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毛泽东还请人转告台湾当局：蒋介石不 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 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 表示，可以保存，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毛泽东的 这些思想，后来由周恩来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 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 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




① 《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14 日。
② 《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29 日。
①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7 页。
① 《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6 日。
② 《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25 日。

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① 除作出上述表示外，中共中央还采取了释放国民党战犯等措施，来和缓 海峡两岸的关系。但是，这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 响应。1962 年，趁大陆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之机，国民党军队还在“反攻大陆” 的口号下，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武装袭扰，为大陆军民所击退； 由于这种气氛和中国共产党党内不断发展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 革命”的影响，进入 60 年代中期以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有所减弱， “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口号反而大大加强。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 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由鼓吹 “台湾地位未定”，转变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使台 湾问题的自主解决出现了一定的转机。但是，由于美国政府迟迟没有根据中 国政府的要求，在与台湾的关系方面采取断交、撤军和废约等措施，仍然顽 固地坚持要以中国政府保证不以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废除美台《共 同防御条约》的先决条件，从而使中美建交遇到很大阻碍，台湾问题也一直
没有解决。 香港和澳门问题则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香港和澳门是被英
国和葡萄牙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及强行租借过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中国政府曾宣布不承认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声明将在适 当的时机收回主权。但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保留与西方交往的国 际通道，暂时维持现状，没有立即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主权。 1957 年 4 月， 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指出：“香 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 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 们是有利的。”“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 吸收外资，争取外汇。”①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是打算以和
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并为此而提出了比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对香港和澳 门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尽管这些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有一些不完备之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产生很大的作用，但为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内容，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美 正式建交前后；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出的。它的提出， 有着重要的背景。
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 义的伟大转折，它决定和影响着党和政府在内政外交等方面一系列重大方针 政策的转变。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这样，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① 廖心文：《1958 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36 页。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53、355 页。

实现祖国统一成为党和政府的理想选择。 二是中美正式建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72 年尼克松访华以
后，中美两国迟迟不能正式建交，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1978 年，卡特政府 改变了过去的立场，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 的建交三原则。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下述协议：（一）美国承 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 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 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于 1979 年 4 月 1 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 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
（三）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 月 1 日 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尽管谈判中双方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美国 售台武器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表明美国没有完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 算，但中美建交毕竟消除了中国在实现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最大障碍，使和平 解决台湾问题有了可能。
　　在中美谈判建交的过程中，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设想。 1978 年 10 月 8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评 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 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 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①11 月 14 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 统吴奈温时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 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 以不动。但是要统一”。②11 月 27 日，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 时，邓小平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并指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 题。①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正式建交，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的前夕。全会正确地估量了中美建交对中国统一进程所产生的影响，适 时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任务。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 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 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 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②
1979 年 1 月 1 日，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告台 湾同胞书》表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 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 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告台湾同胞书》还建议尽快实现通商、通 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 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③同日，为了给双方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



①

② 《邓小平等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选载》1978 年 10 月—1990 年 9 月，《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
第 15 页。
① 晓晴：《“一国两制”的构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特色》，《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第 25 页。
② 《人民日报》，1978 年 12 月 23 日。
③ 《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2 日。

和安全的环境，中国政府还以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 起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邓小平在 1979 年 1 月下旬访问美国期间，反复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和平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他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 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①“一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
②针对美国方面希望中国政府作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这一情况，邓 小平特别强调：“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 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 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 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 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③
　　由此可见，早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提出了尊重台湾的现实和 现行制度、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这一设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得到了正式宣布和说明“。应该说，此时 邓小平已经讲出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提出。 对此，邓小平曾在 1984 年 7 月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谈话中说：“‘一 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①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


　　1979 年以后，随着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推进，特别是 1982 年开始的中 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不断取得进展，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 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和具体化。 1984 年春夏，邓小平正式提出“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概念，并对其含义进行明确阐释，这标志着“一国两制”的构 想正式形成。
1979 年 12 月 6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比较清
楚地表达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指出：“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 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 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 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台湾作为一个地 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 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 治权。”①此后，“一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具体化。1981 年 9 月 30 日，经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 谈话，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最 有关键性意义的有以下四条：（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



①

② 《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1 日。
③ 《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6 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7 页。
①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6 页。

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二）国家实现统一 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 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三）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 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 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四）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 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②
　　不久，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内容又被写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为 1982 年 12 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正 式通过。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 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①至此，“一国两 制”构想的实质内容被法律化，为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2 年 9 月 24 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首次明确提
出 1997 年收回香港主权后在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香港继 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 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 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 保持。”②这就把“一国两制”构想实施的范围由台湾扩大到了香港。
随着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特别是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不断取
得进展，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的认识越来越深化，语言表述也越来越 明确。 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 字时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 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 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 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 留出名额。”还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 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①
1984 年 2 月 22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主任布热津斯基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 提法。他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 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 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②4 月 28 日， 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邓小平又说，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作了最大努 力，就是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制度。③ 这里，邓小平又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改为“一个国家，两种 制度”，使之更具有普遍意义。5 月 27 日和 2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 对台工作座谈会，也重申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此后，“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便成为党和政府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81 年 10 月 1 日。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82 年 12 月 4 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 页。
①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49 页。
③ 《人民日报》，1984 年 4 月 29 日。

一方针的正式的概括性语言，也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4 年 6 月 22 日和 23 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 人士钟士元等人时，全面阐释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指出：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 10 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 度。”“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 度，比如香港、台湾。”①至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式形成。

四“一国两制”构想的继续发展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对于党和政府确定更 加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促进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大作 用。 1982 年 9 月开始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取得了很大的成 功，于 1984 年 9 月和 12 月先后草签和正式签署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 题的联合声明。1986 年 6 月至 1987 年 3 月，中葡两国政府进行了关于澳门 问题的谈判，于 1987 年 4 月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海峡两岸的关 系也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 1987 年 10 月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 后，两岸的交流与交往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总之，和平统一祖国的实践证明 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
在“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性得到实践检验的同时，1984 年到 1987 年，
邓小平又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次总结和阐述，进一步发展了“一国两制”的科 学构想：
第一，说明了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原因。1984 年 12 月，邓小平在
会见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时指出，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 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 能解决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 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 港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 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中国人民能够接受，英国人民能够接受，香港 人民能够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人民不会接受，英国人民也不 会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 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 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 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①
第二，阐述了在实现祖国统一后保持香港、澳门和台湾现行的资本主义 制度长期不变的根据。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说， 1997 年后还要保持 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 50 年不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要 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 30 年到 50 年的时间。 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 50 年内中国 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 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50 年’，不是随随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59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版，第 101、103 页。

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 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 50 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 世纪前 50 年不变，那么到了后 50 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 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①
　　第三，强调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把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 视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基本前提和首要条件，他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指出： “‘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 亿人口 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 10 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 香港是 550 万，这就有个 10 亿同 2000 万和 550 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 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 10 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 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 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①他还在 1987 年 4 月会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 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 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 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②”
第四，认为解决国际争端也可以用“一国两制”的办法。邓小平在 1984
年 10 月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 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 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 是一种和平共处。”③他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指出：“我认为有 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 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 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④
第五，提出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排除使用武力。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 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 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 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 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①
邓小平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的
科学构想，使其成为一个比较系统和完备的理论。


五邓小平“一国两制”的 构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版，第 101 页。
①

②

③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版，第 103、219、96、6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6、87 页。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整个中华民族 统一大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一构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 重要的深远的意义。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首次提出了在同一个 国家内社会主义可以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思想；它创造了实现国家和平统 一的新模式，使香港和澳门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开辟 了一条现实的道路；它还为在世界范围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 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邓小平提出这个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广泛称道的创造性构想，并不是偶 然的，而是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原因。综观“一国两制”构想形成、发展的过 程，以下几方面因素起了重要作用：①
　　第一，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对此，他在 1984 年 12 月会见撒切尔夫人时也曾 说过：“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 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 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产如果考虑中国 统一问题不从香港、澳门和台湾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情况出发，那 就不可能提出比较现实的能为各有关方面可能接受的统一方案。
第二，考虑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
平一直把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作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 要的条件”，认为“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 把自己的事情搞好。”②在邓小平看来，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然 我们可以利用国内的公有制以外的其他各种经济成份，也可以开办经济特 区，大量引进、吸收国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然也可以在长时期内更大 程度上保留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便更多更好地利用它们的 资金、技术、管理以及与西方的联系等多方面的优势，为大陆的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服务。因此，可以说，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是提出“一国 两制”构想的认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发展基 本上与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深化同步，邓小平把开放政策长期不变作为论述 统一后保持香港、澳门和台湾现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根据，也都说明 了这一点。
第三，着眼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如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为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邓小平考虑较多的 问题。 1984 年 2 月，他在会见布热津斯基等人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 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 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方 式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 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 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 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①1984 年 11 月，邓小平在会 见挪威首相科勒·维洛克时还说：“为了完成现代化战略发展目标，国内条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0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 页。——99——

件是全国上下 10 亿人口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国际条件是要求有 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是根据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原则解决香港问题， 也是根据这一原则力图用香港方式解决台湾问题。”①因此，也可以说。邓小 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也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总方针紧密相关。
　　总之，“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为实现中 国统一而提出的创造性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这一理论体系中最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1995 年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代 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看法和主张，使“一 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也更有现实可行性。有理由相信，“一 国两制”的构想将在和平统一祖国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者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
















































① 晓晴：《“一国两制”的构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特色》，《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第 24 页。

从“战争与革命” 到“和平与发展”
　　　　　　　　　　　　　　柳建辉 任何政党、国家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必须对自己的国际战略有一个较长
期的、全局性的宏观考虑。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曾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分析、
观察世界形势的变化，探索自己的外交战略方针，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在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 折的演变过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基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逐渐 对当代世界主题作出科学的概括，从而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建国后党对时代特征 问题的认识及其曲折


　　总体而言，建国后党和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基本沿用了列宁、斯大林关 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提法，立足于战争与革命。然而， 时代特征的某些具体内容必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呈现出时代阶段性的 特点。由于战后①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影响，加上各国共产党 人主观上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致使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特征问题 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这期间，毛泽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提出了一些符合历史现实的战略构想，但也得出了 某些与实际不符的结论，教训深刻。
（一）由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形成的威胁，
60 年代以来党和毛泽东改变了建国前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估计，越来越 强调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对战后的国际政
治、经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 阵营的形成与对立，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以美苏两大国的争霸为主要特点的 两极世界格局。战后初期，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斗争，是 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美国称霸受到阻碍。 5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上升 为另一超级大国。于是，美苏两霸相争成为世界局势动荡不宁的主要根源， 并对中国的周边环境造成相当的威胁。新中国成立之初及此后的许多年中， 面临的就是这样一幅世界时局图。
战后帝国主义的依然存在和后来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以及第三次世界 大战能否发生的问题，一直为各国的政治家所瞩目。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 党人对此更为关注，并提出自己的战争和平观。早在 1946 年 8 月，毛泽东在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提出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时曾认 为：战后由于美苏两国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美国还谈不到进攻苏联 的问题，因此，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世界 人民的民主力量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1950 年 6 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 会上，毛泽东虽然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突出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