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来看开放后对国际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设备的需求。 发展中国家从原来的闭关守国走向对外开放，在经济行为上的最大变化
就是对国外消费品、产品的强劲需求。如果控制稍松或有漏洞，很可能产生 逆差。这在任何国家都不例外，中国也是如此。
　　一个走向开放的国家，为什么在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对进口 的强大需求？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国内消费品的质量较低，功能较少，款式 单调，品种较少，不能适应由于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需求变化。而 开放后，由于国外产品的进入以及经济、文化交往的扩大，对国外消费品的 需求只要有能力就具有转为现实的可能。在我国最为突出的实例是 80 年代初 期、中期大量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如电视机、收录机、冰箱、洗衣机、汽车 等。二是随着开放的发展，一些出口企业生产或新兴产品因国内生产的原材 料、零部件等不能适应出口市场或国内市场的要求，必须靠进口才能解决。
80 年代初中期，电子产品元器件的进口是很突出的例子。目前，我国石油化 工、造船工业的很多用料仍然需要进口，因为国内产品在技术性能上达不到 使用要求。当然，也有一些进口扩大是因国内服务存在问题。如造船用的钢 材，有相当部分国内能生产，但交货期却不能保证，又不能获得赔偿，只好 进口。三是为了提高整个经济的技术水平，也需要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和设备，其途径或是直接用外汇购买，或是借款购买，或是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这三种途径都有，只不过侧重面不同。直接用汇或借款进口的相当大部 分是钢铁、汽车、化工、石化、电器产品（包括电视机、冰箱等）、成套设 备或生产线，而企业进口的多为机械设备。三资企业设备多是直接投资。实 际上，需求量最大和最稳定的是设备和技术引进，消费品的进口往往是经过 一段时间会消失（可能改为其它产品，如电脑、电讯产品），出口企业产品 的进口和特定用途的进口也是稳定增长的，它和技术、设备引进构成了进口 需求的主体。一般情况下，在进出口控制较多的时候，出口创汇收入可以用 于保证这块主要需求，即可以保证收支平衡。但国内、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变 化很容易扩大进口需求，从而使贸易失衡，这些变化包括国内需求过旺，供 给不足，或者是进口自主权下放，进口有利可图；或者是供需渠道不畅；或 者是其它因素（如有些人，为了个人能够出国，而不惜牺牲利益，进口国外 产品而不用国内产品。这与企业体制有关）。我国的贸易逆差很多是由这些 因素造成的（指上述诸多因素外），而顺差在于这些因素的消失、缓和或制 度、管理上的完善或政策制约。
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平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的一项既定目标和政策，在 1995 年之前，我国 一直在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争取恢复缔约国地位。1992 至 1993 年国 内舆论大都认为复关在即。然而，1994 年谈判进展不顺利，年内未能入关。
1995 年以来，美国虽在外交辞令上欢迎中国复关，且继续谈判，但 7 月份的 谈判宣布了最后复关的破天，谈判对方不仅要求中国将关税降到 5％，而且 要求全面开放市场，中国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当然，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还有很多其它问题。
　　应当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有很多好处，使我国出口产品更具有 竞争力。但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业已指出，出口 产业高级化的国家左右着世界贸易体制，所以，你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必须 符合他们的规则，这样，他们可以确保自己是赢家。美国的横行霸道也在于
　　
此。因此，不必过高地估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实际上，原来的关贸 协定，也并不是没有贸易保护，只不过程度、方式不同而已。
　　那么，经过这么长时期的谈判，美国最终没有让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 缔约国地位其原因何在呢？今后，我们又将在什么时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又如何对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的看法有如下 4 点。
　　(1)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以前乃至到 2000 年，我国很难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因而可采取冷处理态度，我们的条件不变，但态度上要温和。我国很难 重返关贸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因是：
　　①美国坚持中国“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不会改变， 至多是将“发达国家”改成“发展中国家”，但却附加“发达国家”的条件， 即所谓“特殊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为什么坚持这样做？这主要还是出于政 治上的考虑。美国要改变中国制度、攻破共产主义最后堡垒的战略没有改变。 苏联的瓦解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既增加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信 心，也加大了他们要改变中国的决心。他们再也不必像冷战时期那样利用中 国来遏制苏联了。因而，自 1989 年以来，美国和中国谈判要价不断提高，态 度非常强硬。其目的在于迫使中国按其要求和进度改革。1994 年的谈判破裂 后，1995 年 5 月 9 日起，所谓的恢复谈判以及所谓的表现“灵活”不过是外 交辞令和外交形象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让中国作为“观察员”，不过 是面子问题。不让中国复关，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治阴谋经济化的表现。因 而，不必寄希望于美国能对中国“开恩”。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对中国等社 会主义国家的最惠国待遇每年讨论一次，这是美对华战略的基石，而对台湾 问题的立场（承认一个中国，但要扶持一个反共、反大陆的势力）也足以说 明美国对中国的政治阴谋。
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有关焦点问题在香港回归后不再有争论，但
对美国更有利，对我国更不利。例如，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香港回归后，从 香港的出口将计算为中国的出口。有关透明度、政策统一性以及服务业的开 放程度（电讯、保险、银行是美国重点要价）、关税减让幅度和时间表方面， 美方都更有理由，而我国更多地处于被动、不利地位。因此，美国自然要拖 延、阻挠。“欢迎中国复关“只是在口头上不交恶而已。因而，对目前的复 关谈判不必很热心，条件也不应再让。但对香港回归后的谈判则要很好考虑。
③从经济战略上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因而他们不
会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为这样无疑是培养竞争 对手。二战后，美国“培养”了西德和日本，已很后悔，现在，它不会再去 培养对手了，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事实上，我国过去 10 多年来的经济 快速增长，对外贸易的扩张已引起西方的担心和害怕（他们散布的“中国威 胁论”就是证明），这也是他们谈判要价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要价高， 可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况且，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数量极大的低价 销售确实足以打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这自然威胁到其政 府的稳定，反倾销的原因也在于此（当然，由于出口体制问题，确实存在竞 相削价销售问题）。
　　从上述几个因素看，在 1997 年乃至到 2000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的可能性不大。
　　(2)从我国的经济条件看，不必过早与国际经济接轨。现在，国内舆论关 于“与国际经济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的呼声很高，上海提出“金融
　　
尽早与国际接轨”，这恐怕与中国的国情不相适应。
　　①价格。在价格（尤其是原材料价格）没有放开以前，国内有些人就主 张放开价格，与国际价格接轨，以使价格均衡。但事实如何？很多放开价格 的产品质量远低于国际，而价格水平却远远超过国际水平，甚至高出国际价 格（家用电器、服装都存在这一问题）。而进口往往抬高国际价格，以致国 际上都很清楚“中国因素”的影响。只要听说是中国进口，价格立即上涨。
　　②股票市场。深圳搞股市，股价翻了几十倍，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 后来是一蹶不振。而新加坡自 1978 年搞股票上市，股市一直平稳，红利也极 稳定，略略优于利率。
　　上述两个例子都说明，目前我们并没有与国际经济接轨成功的把握，也 没有研究国外成功接轨的条件，往往是将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东西拿来就用
（如股票市场），这很容易出问题。
③我国目前并不具备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的条件。 首先，目前我国主要生产行业都缺乏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较低（电子、
汽车、石化、钢铁、有色等），而且，产品质量较低，很难进入国际市场， 目前具有竞争力的仍然是纺织和服装，但主要是以数量和价格优势占据市 场，这将是目前、今后国外反倾销的重点，前景并不妙。其它工业制成品也 是以数量和低价格竞争（如大多数轻工产品、机械产品等）。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形成自己出口的拳头产品和名牌产品，也没有能带动国内经济成 长和技术水平提高的出口产业（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得利的必备条件）， 国外对中国产品没有好印象，因而，即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税收优惠、销 售也增加不了多少。况且，我国目前出口的 60％是在亚洲市场，只有 40％真 正在欧美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欧美获得的利益亦非很大。故此，不能 放弃原则，急于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利用这段时间发奋图强，努力改 变产品、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平，提高竞争能力。
其次，我国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寻找到一条成功的出路，即使中国不以发
达国家而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有企业也将面临强大的国 际竞争（各行各业都有这一问题），搞不好就会把国有企业、民族工业搞垮。 三资企业冲击民族工业已很明显，更何况全国对外开放！如要论保护，需要 保护的恐怕太多了。与其让外部压力来改变，不如自己先转变机制，然后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更有成功的把握。
最后，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具体操作上，我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很好
地研究国外的经验和具体做法，更缺乏相应的人才，如果过早加入或开放资 本金融市场，只能听人家摆布，结果只能是好处国外拿走，问题和困难由我 们来承担。
　　(3)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加入关贸或世界贸易组织，将会出现持久性的大 规模贸易逆差，这将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因为，一方面，我国没有保证出口 规模和出口增长稳定的机制，另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进入我 国市场的条件与我国出口到国外的优惠条件对等，因而，其占领我国市场的 能力会很强，改革开放十几年，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如汽车、食品、药 品、电子产品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经常出现进口大于出口的情况，导致进 口规模失控。墨西哥就是如此。墨西哥自 1986 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贸易出 口并无进展，乃至徘徊、后退。 1984 年出口 244 亿美元，1985 年出口 221 亿美元。而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当年出口降为 163.5 亿美元，1987—1989 年 3
　　
年中出口始终未超过 1984 年的水平。从顺差来看，1986 年以前 3 年，贸易 顺差在 80—100 多亿美元，加入关贸协定后，进口逐年增加，到 1988 年则只
有 12 亿美元顺差。1989 年则开始出现 14 亿美元逆差。此后的 4 年，贸易逆 差进一步扩大，1990 年、1991 年、1992 年出口一直维持在 270 亿美元左右， 逆差分别扩大到 28.4、108、204.4 亿美元。 1993 年、1994 年出口增长加快， 但逆差并没有好转，1993 年逆差仍达 199 亿美元，1994 年，加入北美自由贸 易区以后，逆差进一步扩大到 280 亿美元。由此可见，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加 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没有给墨西哥的贸易带来福音。
　　故此，我们不要盲信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好处，而要更多地看到不 足，从而尽快地改善不足，提高竞争力和技术水平，为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创造条件。
　　总之，我认为香港回归之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不会有多大进展， 不必对美国的要求让步。在国内，应利用这段时间更快更好地转变企业机制， 提高竞争能力，保证在未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具有充分的应战能力和条 件。作为决策部门，应深入研究国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成功的经验和条 件、失败的原因和做法，以此为鉴。
　　与国际经济成功接轨是一个自然和创造条件的过程，不能单凭主观愿 望，主观的要求太高了，很难成功。
(4)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何保持进出口平衡？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并不影响我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对等条件贸易。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更多 地开拓亚洲（包括日本、韩国）市场、欧洲市场。开展双边贸易及与地区贸 易组织的贸易，同时，应当转变出口结构，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子，应走提 高价格和技术含量的出口路子。

　　　　　　　　　　　　　　　　　第三节 未来贸易趋势

一、贸易顺差能否持续下去
　　1995 年的贸易顺差是否还能持续下去，对此，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出口退 税到位问题。这里暂不讨论，留待下面讨论。
　　那么，目前的贸易顺差能否持续下去呢？应当说，短期内还可以持续下 去，乃至到 1996 年可以保持贸易收支基本平衡。但长期看，贸易将趋于逆差 或逆差扩大态势。 1995 年 1—6 月，贸易顺差 139.8 亿美元，1—7 月顺差
158 亿美元。今后几个月即使略有逆差，也不会改变全年顺差状态。1995 年
7 月 1 日起降低出口退税率主要是出于减轻财政负担的考虑，对出口积极性 影响并不会很大。因而，1995 年下半年几个月虽不会像上半年那样出口疯 长，但出口不会低于进口增长。这种趋势至少可以维持到 1996 年上半年。1996 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贸易逆差，但规模大小则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环境。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今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出现过热现象（指政策引 起），经济增长比较平稳，进口增长会在适度水平上。因而，1996 年贸易将 是基本平衡，略有顺差或逆差。总起来看，1994 年汇率并轨及出口退税及外 汇自主权下放所产生的出口刺激 1996 年将基本结束，中国的贸易有可能又将 进入逆差阶段。其根源在于到目前为止或到 1996 年为止，贸易增长或顺差的 动力因素已不存在，但又没有保持顺差的经济机制和竞争能力，仍然靠低价 格和大批量的数量扩张来创汇，这很难在当今的世界贸易体制和状况下再持 续下去。因而，如果不改变机制和竞争能力，从长远看，贸易走向逆差是必 然，除非我们能长期保持谨慎的需求政策并有效抑制进口，但这又是何其难！
二、出口退税真的影响出口吗
　　目前，国内各方面甚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出口退税不到位。1994 年，应 退税的出口额为 577 亿美元，其中工业品 519 亿美元，农产品 58 亿美元，应 退税额 745 亿人民币。实际退税 450 亿元，结转 300 亿元。1995 年 7 月 1 日 起降低退税率，原 17％的降为 14％，原 13％的降为 10％，煤炭、粮食为 3
％，按照新的退税率，退税预计也在 700 亿元左右，1995 年实际退税约 1000
亿元。目前，一种说法认为国家没有征收到那么多增值税，750 亿元退税有 很多是骗税所致，有人说骗税有 160—170 亿元甚至更高，因而，国家无力退 税。也有分析认为，国家财政无力承担 1000 亿元的退税。对此，有舆论警告， 出口退税不到位将决定外贸企业的生死存亡。那么，出口退税问题的症结到 底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症结不在骗税或没有征收到那么多税，而在于退 税率过高，财政无力退税。
　　(1)出口退税中的骗税从现象看也很突出。1994 年 577 亿美元的出口， 根据 750 亿元的退税换算，其综合退税率为 15.2％〔745÷(577×8.5)，8.5 为汇率〕，这个比率正好处在国家规定的退税率 17％和 13％之间。剔除农产 品出口 64 亿元退税，工业品退税 681 亿元，工业品综合退税率为 15.44％。 假定 519 亿美元工业品中，1/3 以农产品为原料，2/3 以工业品为原料，计算 的退税分别为 191 亿元和 450 亿元，合计 640 亿元，低于 681 亿元。由此， 可以怀疑有 41 亿元的骗税。另外，根据海关证实，1994 年出口虚报价明显， 仅仅是第四季度出口价格指数比 1993 年同期上升 1.9％，而往年价格指数是 下跌的。1994 年全年按 1％推，有 57 亿美元出口是虚报价格，由此可获取的 退税可达 87 亿元。这两项合计约 130 亿元。有关部门估计达 160—170 亿元
　　
是有一定可信度的。1994 年能统计的骗税才 1.4 亿元左右，这 130 亿元几乎 扩大了 90 倍，其结论无疑是企业在很多环节都骗了税。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按扣除 130 亿元推算，出口退税也应是 615 亿元，已退税 450 亿元，还差 165 亿元，财政还是有困难。实际上，退 450 亿元就已经是有点吃不住了，因为 财政本来就是赤字。
　　(2)出口退税的主要问题是退税率过高，财政承担不起。原来 17％的退 税率，实际上就是 17％的成本费用利润率，15％左右的资金利润率。而 1994 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乡以上）成本费用利润只有 4.79％，资金利润率
（不是利润）才 10.56％，可见 17％有多大的诱惑力。750 亿元的退税超过 了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这对企业来说真是一块肥肉。骗税、 虚报价格必然会产生，因为无需生产产品，无需花费多少成本就可以获取高 于生产利润数倍的退税！1995 年 7 月 1 日起，退税下调 3 个百分点，但这仍 然高于企业资金利润率，还是不能改变骗税、虚报价格现象。财政还将困难 重重。因而，退税率仍然偏高，应当继续下调，国务院决定 1996 年 1 月 1 日起出口退税率进一步下调到 3％、6％、9％是明智的决策。
　　(3)出口退税是否真的影响出口？从理论上来说，出口退税是退给生产企 业，外贸部门并无盈利可赚，没有必要因出口退税而扩大出口。但事实发生 了，这说明，外贸部门确实从退税中获得了大量利润，要不然，1995 年上半 年不会出现出口疯长的情况。我认为出口会从疯长转向正常增长。实际上，
1994 年的汇率下调本就足以刺激出口，它产生的收益是 1100 亿元，而同时
辅之以退税 745 亿元，等于外贸部门增加收益 1845 亿元（也是社会通胀）。 也正因为如此，出口退税不能到位，只是出口企业从财政获得利益的减少， 并不会真正影响正常出口行为。
(4)出口退税的初衷是让企业以低价或降低价格在国际上进行价格竞
争，但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已是世界廉价之品，而且，每年都在降低。到处充 斥国际市场，再降低价格，扩大数量竞销，不会增加多少创汇收益，反而容 易引起国际反倾销。因而，不应再以这种方式去创汇。实际上外贸公司的对 外销售并不需要降低价格，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降价主要是相互杀价引起 的，承销商对此也很不满意，财政又没有能力退税。
为此，建议将出口退税率调到 5％以下，以 2％—3％为宜，按出口金额
退给外贸企业。作为外贸企业经营出口的管理费和奖励。这一比例也远远超 过了国内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这样，既可根绝骗税，也不会对出口 产生多大影响。
三、贸易的结构趋势（海关统计口径）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进入“九五”以后，国际贸易又将进入一个持久性
的逆差阶段，若要出现顺差则必须以国内经济微弱增长或市场、经济收缩等 为代价。这种特征的产生显然是源于我国国际贸易的特征，这在前面已作了 分析。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会出现贸易逆差，但贸易规模仍将扩大， 结构也将发生变化，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结构问题。
1.出口
就地区结构而言，“九五”和 2010 年，出口的主要部分仍将在亚洲地区
（参表 2-3），亚洲地区仍然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市场，“九五”时期，在亚 洲地区的出口比重可能会稳定在 60％—65％，欧洲地区的出口将维持在 90 年代初的水平，即 13％—18％，并会略有提高，尤其是随着法国、德国等与

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对这两国的出口比重会有所提高。而对北美洲 尤其是美国的出口比重将会下跌，不会超过 15％，这主要取决于中美的外 交、政治关系及汇率变动。目前，美国对台关系升温，这在今后几年直至 1997 年不会发生改变，由此也将影响对美出口。而且，汇率（人民币）将趋稳， 对美出口也将相对下降。
　　在对亚洲国家的出口中（参表 2-4），出口到日本的比重还会继续稳定， “九五”估计维持在 35％左右，但对韩国、台湾的出口将会增加，尤其是对 泰国、越南的比重也将提高。出口比重下降最大的可能是香港。如果香港能 平稳回归，在对亚洲出口中，1997 年以后，对香港出口仍可达 30％—40％左 右，即使有影响，也不会低于 30％。
　　然而，2000 年以后，如果出口竞争能力能得到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 平得到改观，并能逐渐增加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比重，那么在亚洲的出口比 重将比“九五”降低，而对欧洲以及前苏联主要国家的出口比重将有一个较 大幅度提高，北美洲的市场将会稳定在“八五”时期的比重（9％—10％）。 在亚洲国家中，从香港出口比重将降低，对日本出口比重将会提高。
　　但无论是“九五”还是 2000 年以后，我国的出口结构将会不断变化，尤 其是 2000 年以后，将会有一个质的变化，从改善的粗放加工出口向精细、深 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阶段转变。总的来说，工业制成品比重仍将提高， 初级产品比重将进一步降低。在工业制成品中，轻纺、服装及衣着类的比重 将继续下跌，而冶金、机电及杂类商品（不包括服装）比重将提高，但在“九 五”时期，仍将是以数量大规模增加为主。进入 2000 年以后，初级产品和服 装类产品出口数量不会继续增长，甚至可能下跌，但出口金额有可能上升， 这一方面得益于出口产品直销比重提高，价格水平比过去经过中间商的价格 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价格总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因素，在工业制成品中， 出口数量将增加有限，而产品质量、技术水平提高将使产品附加价值大大提 高，从而也使得出口额的增长速度高于出口数量增长。尤其是，在工业化市 场经济国家的产品销售有可能获得信任，从而获得相对稳定的市场，而在非 工业化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主要在亚洲地区）的销售也将迅速增长，并 获得丰厚的外汇利润。
出口结构仍将继续变化，但这种变化不一定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相适
应，它大体上与国内产业、产品生产能力结构变化相适应，即国内生产能力 过剩、需求有限而竞争力强的产品产业将首先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 际分工和竞争。
由于国内经济政策及经济增长的平稳，出口增加和竞争能力提高将使
2000 年以后（至 2010 年）中国的贸易开始走上持久性顺差的发展阶段（指 国际收支统计中的贸易），但这最终能否实现，则完全取决于“九五”和 21 世纪初的政策选择。但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出口，因 而贸易虽有顺差，但数额不会很大。但这种升值将导致国内物价稳定，人民 实惠增加。
　　2.进口从地区结构来看（参表 2-13、2-14），从亚洲国家的进口比重将 提高，其比重将在 60％—65％左右。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后，从香港进口 比重（占亚洲进口）比重可能减小，进入 2000 年以后，随着亚洲其它国家的 经济成长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从香港进口比重将会进一步下跌，亚洲 其它国家的比重将会有较大提高。但从日本进口比重只会下降，不会提高。
　　
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并无多少原料可供出口，另一方面，
表 2-13 1981—1994 年我国进口区域结构变化（％）
地区 1981 1983 1985 1987 1989 1991 1992 1993 1994
亚洲 41.24 40.67 53.44 49.92 51.89 58.93 60.84 60.22 59.44
　非洲 1.65 1.94 0.76 0.41 0.72 0.67 0.6 0.79 0.77 欧洲 19.34 25.12 23.08 27.31 24.94 19.91 19.97 23.06 21.64 拉丁美洲 4.18 7.01 4.61 2.87 4.09 2.45 2.36 1.86 1.94 北美洲 27.07 20.42 14.78 14.41 15.12 15.13 13.44 11.61 13.66 大洋洲 4.25 3.79 3.12 3.65 3.03 2.73 2.56 2.27 2.52 总计① 100.00 100.00 10O.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O.00 100.00
资料来源：同表 2-2 。 注：总计数中包含的“其他”项未列入表中。
表 2-14 1981—1994 年我国在亚洲地区的进口结构（％）


是技术、设备的需求在那时对中国来说已显得不甚重要，而冶金、机电产品 在那时中国已可在很大程度上自给。从亚洲其它国家进口比重的提高，一方 面是因为可能出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另一方面可能是石油进口将会增加，尤 其是从中东产油国的进口，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应早作策划。从欧美国家 在“九五”时期的进口比重将会基本稳定，且可能时有上升。但在从欧美国 家的进口结构上可能变化较大，尤其是欧洲。从德国、法国进口的比重将会 提高，而从英国的进口比重将会因香港问题而继续下跌。从美国进口比重的 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外交、贸易政策和态度，美中关系紧张 则比重下降，关系缓和则比重提高。2000 年以后，从非洲的进口比重将会有 所提高，尤其是非洲产油国，但比重也不会超过 1.5％，而从拉丁美洲和大 洋洲的进口比重和目前相比，不会有多大变化。
从产品结构来说，“九五”时期，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将基本稳定，而 2000
年以后，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将会有所提高，尤其是粮食、石油进口较大， 而在工业制成品中，“九五”时期进口结构变化不会很大，进口的大额主要 仍然是化肥、钢材、有色、汽车及轻纺原料、机电设备等。但 2000 年以后， 尤其是 2005 年以后，进口的产品内容将多样化，进口主项将会变化，钢材、 汽车的进口将大大缩小，机电设备、产品（包括消费用）的进口也将大大减 少，但纸及纸板、医药品、医疗器械及一些新兴产品进口提高较快，其它产 品和产业的进口也将随总额扩张而增大。
　　总之，“九五”时期的进口主要还是满足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而 2000 年以后，贸易具有交换、分工、竞争性质，而且对进口产品、设备技术和质 量的要求都将有所提高或变化很大。
　　
第三章 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平衡研究


　　资本项目平衡，实际上是资本的国际流动问题，也就是资本的流出和流 入，它对国际收支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而言，发达国家贸易上的 持久顺差必然导致汇率升值，并鼓励资本输出，从而从债务国逐渐转变为债 权国。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因贸易收支长期不能平衡，需要通过资本输入来改 善短期的国际收支，或者是贸易收支的长期平衡。因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 因贸易赤字成为债务国。由此，也可以看出，资本流动与贸易平衡的关系。 这一点，我们在国际收支政策中将详细讨论，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资本流动 问题。
　　
第一节 资本流动的变化原因分析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趋向及影响 资本流动是随着商品流动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资本市场的兴
起和发展，尤其是大量资本的流动又促进了贸易的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经济 发展。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国际资本的流动在来源、结构、规模上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以发展中国家为例，1970 年净流入的资本为 110 亿美元，1993 年达 2131 亿美元，13 年增长了 18.4 倍，年均净流入增长 25.6％，这种趋势 目前还在发展。在流入的资本中，70 年代以前由于各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大多数来自官方——双边的或多边的。但是，随着 70 年代初美元与黄金不再挂钩，固定汇率开始转向浮动汇率以后，一些货币的 升值（如日元）促使跨国公司资本输出增加并扩大。尤其是第一次石油危机 冲击，使得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资本输出进一步扩大。从此以 后，私人资本流动日益扩大，到 90 年代以后，官方资本与之相比已相形见绌， 私人资本开始左右国际资本市场。它不仅影响一国汇率、利率，同时还影响 一国的经济稳定，甚至经济安全，有时甚至产生政治影响。政府的经济主权 已受到明显制约，利率、汇率的调整已不再是一个国家自身的事情，它已成 为一个国际问题。一国范围的资本市场干预已很难奏效或很难实施，必须采 用国际联合干预，政府干预开始走向国际化。1995 年以来，对日元升值的干
预以及 1994 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都是极好的事例。
　　在私人资本净流入中，80 年代中后期以后，商业贷款已无多大地位，而 债券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和各种有价证券的流入占据了主导地位。1985 年，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贷款为 85 亿美元，占私人资本 332 亿美元的 25.6
％，而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达 114 亿美元，占 34.3％。而到 1993 年，后者
达 1035 亿美元，占私人资本 1592 亿美元的 65％（见表 3-1）。其中最为突 出的是证券投资。1990—1994 年，发展中国家的有价证券投资增加了 6 倍多，
从 72.7 亿美元增加到 538.5 亿美元。目前，国际上有数千亿美元的游资，日
交易量在 2 万亿美元以上，这些都是流动性极大的短期资本。 资本从来是以谋取高额利润和回报为目的的。因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
以及私人化、证券化。就要求更为广阔的资本市场，更加自由、便于流动而
又受限制较少的资本市场，从而使资本能更自由地更好地获取高额回报。也 正基于此。关贸总协定所不能解决的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需要进行新的谈 判和确定新的规则，这也是 1986 年开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在1994 年决定于 1995 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重要背景。资本市场的更加国际化 和自由化，本质上也是从发达国家利益出发获取发展中国家利润的实施途 经。它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自然要求，而是发达国家经济对外扩 张渗透及经济发展对高额利润的需要。因而，资本市场如果产生问题或危机， 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问题更多地是与汇率， 利率变动有关，与投机有关，而发展中国家则与开放、开放的条件、驾驭资 本市场的能力有关。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走上工业化道路，资本市场的过早 发展和开放肯定是一个主要原因。因而，资本市场的开放一定要慎重，要看 能力和条件。因为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有关的，它也是经 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过早发展、开放不利。这个问题后而将详细 讨论。

二、我国资本流动状况总体分析及结论 资本项目尤其是长期资本往来的长期顺差是我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主
要手段。
　　从 1982—1994 年的 13 年中，长期资本中只有 1984 年、1991 年处于逆 差（见表 3-2）。而在帐户上反映最明显的是中国在海外的证券投资巨大（见
表 3-3），1982 年高达 25.8 亿元，而 1991 年则更达到 81.4 亿美元。正是巨 额的海外证券投资，才导致当年长期资本略有逆差。为什么长期资本独独在 这两年出现逆差？这里有其共同的经济特征。1984 年虽然是中国经济趋于高 速发展的起始一年，但从时间上来讲，却是在第四季度。而 1982 年、1983 年中国正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经济结构，正是资金出现剩余而国内没 有出路的时候。1991 年同样如此。自 1988 年四季度治理整顿开始以来，1989 年下
表 3-1 1990—1994 年发展中国家净流入资本的总额（10 亿美元）
项 目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公有资本来源 5.3 18.2 35.2 37.8 57.9 61.9 50.3 53.9 54.5
官方发展援助 4.6 13.9 24.6 26.6 44.9 48.0 43.0 42.4 44.6 其它官方融资 0.8 4.3 10.6 11.2 13.0 13.9 7.3 11.5 9.9
私人资本 5.7 25.8 55.1 33.2 45.5 62.9 102.7 159.2 172.0
　商业银行贷款 2.3 14.4 33.9 8.5 0.1 3.9 12.8 -2.2 债券 0.0 0.2 2.6 5.6 3.4 12.5 12.9 42.1
其它私人资本 1.1 3.7 13.4 7.7 11.5 2.1 15.7 5.8 外国直接投资 2.3 7.5 5.3 11.3 26.7 36.8 47.1 66.6 77.9 有价证券股票 0.0 0.0 0.0 0.1 3.8 7.6 14.2 46.9 39.5 净资本流动总额 11.0 44.0 90.3 71.1 103.4 124.8 153.0 213.1 227.4
注： 1994 年为估计数。
资料来源： Yan Wang 、 John D.Shilling 《 Managing Capital Flows in
EastAsia 》第 4 页，世界银行， 1995 年 5 月。


半年经济开始收缩，市场疲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91 年，长时间的经济 低增长使国内资金出现剩余，因而 1991 年的资金大量流出也是必然的。至于 过剩的资金流出到海外，为什么主要被用于证券投资而未进行直接海外投资 或作为贷款借出，显然是由于我国资金持有的特殊性决定的。即中国的新投 资者在海外从事直接投资经验不足，缺乏把握。这一点，从中国在海外直接 投资占全部资本流出的比重低可以看出。1982—1994 年，中国在海外直接投 资，一直增长有限，比重不高。这表明不是无法把握机遇，就是缺乏经验， 比较谨慎。作为新投资者，这是很自然的。选择证券投资可以拥有资产、股 权，而不必直接经营，风险要低得多。流出资本之所以没有作为贷款显然与 资金外流的政策有关，除中国银行外，其它银行无权借出资金。也与资金持 有者有关，即资金为投资者持有。这 13 年来的经验也说明。只要国内经济不 出现持续性的不景
表 3-2 1982—1995 年我国国际收支简况（亿美元）

年 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总 计 62.9 36.5 1 -23.5 -12.8 48.5 22.4 -6.1 121.3 140.9 -21.2 25.1 1.经常项目
贸易
非贸易
2.资本项目
长期资本
短期资本
3.错误与遗漏
4.储备资产变动
外汇储备变动 56.7 42.4 20.3 -114.2 -70.3 3.0 -38.0 -43.2 120.0 132.7 64.0 119.0 76.6
42.5 19.9 0.1 -131.2 -91.4 -16.6 -53.2 -56.2 91.7 87.4 51.8 106.5 72.9
9.4 17.4 15.7 14.6 17.3 17.4 10.9 9.2 25.6 37.0 0.6 -24.3 3.7
3.4 -2.3 -10.0 89.7 59.4 60.0 71.3 37.2 32.6 2.2 -2.5 234.8 326.4
3.9 0.5 -1.1 67.0 82.4 57.9 70.6 52.4 64.5 -1.4 6.6 274.1 357.6
-0.5 -2.8 -8.9 22.7 -23.0 2.1 0.8 -15.2 -32.0 3.6 -9.1 39.4 -31.1
2.8 -3.7 -9.3 0.9 -1.8 -14.5 -10.9 -0.2 -31.3 6.0 -82.7 98.0 -97.8
-62.9 -36.5 -1.0 23.5 12.8 -48.5 -22.4 6.1 -121.3 -140.9 21.2 -17.7 -305.
-63.5 -33.5 0.6 25.1 14.0 -47.2 -23.1 5.3 -115.8 -140.1 22.7 -17.6 -304.
注：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990 年的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顺差为 82.04 亿美元，而不是表中所
亿美元，由此资本项目结构差异很大，影响储备资产额，见《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大全 1979 — 1
②表中 1995 年数字为预计数。


表 3-3 中国长期资本流出、流入状况（百万美元）


气，中国的长期资本不会大量净流出，原因是资金在国内可以寻找出路。况 且投资国内的利润要大于海外。但即使出现一段时间的不景气，只要经济能 稳定成长，中国长期资本的流出也将非常有限。
那么 1992 年以来，每年的长期资本流出都差不多是 1991 年流出的 1 倍，
数额在 250—270 亿美元，1995 年可能更高。但为什么没有出现长期资本项 目逆差？这里的问题在于国内投资环境对外来资本过于优惠而对本国资本过 于歧视，其结果必然是国外资本大量涌入而国内资本过剩。从而迫使过剩资 本流出，或迫使国内资本通过转移途径转为外资。因为对外资、外商的过于 优惠，使外资、外商很容易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1992 年、1993 年开发区的 房地产交易和土地买卖投机一夜之间赚上数百万上千万美金的都有。各种生 产减免税、低廉的地价都是内资无法获得的）。这种情况下，国内外汇资本 必然要转移出去作为外资而回流。（这在具体途径上没有问题）。据香港银 行的估计，自香港向大陆的投资有 25％是回流资本。
因而，1992 年以来大量资本流出而没有出现净流出，反而出现大规模净
流入是外资规模过大、国内资本过剩以及内资作为外资回流的结果。这几年 年资本流出的差别表现为 1992、1993 年以企业资本过剩、企业资本流出为 主，1994 年表现为银行、地方、部门资本过剩，银行和地方、部门资本流出 占主导地位。这种状况 1995 年还在继续。因为 1993 年宏观调控以来的突出 问题是企业资金紧张，而银行贷款规模受到控制，但存款又不断增加，银行 资金过剩。实际上，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再缺乏资金，也不 需要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这个问题我们单独讨论。
　　从 1982—1994 年的 13 年中，我国基本上是净资本流入。在 1987 年以前， 资本流入以官方资本来源为主，1987 年以后私人资本净流入加快，尤其是
1991 年以来尤为突出，私人资本已成为净资本流入的主体。在私人资本中， 商业贷款在 80 年代中后期仍占有主导地位，它仅次于直接投资。但从 90 年 代开始，商业贷款作为净资本流入已较少，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资本的过剩和 商业贷款的流入、流出相抵销。而证券投资流入在我国极不稳定，这主要与

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波动、开放程度有关。1993 年以来，证券投资净流入规 模的加大主要是国内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在海 外筹资的增多。总起来看，私人资本在我国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 这可能是由于它的风险性较小。详见表 3-4。
表 3-4 1982—1994 年中国长期资本净流入 结构（百万美元）
项 目 1982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官方资本 556 1470 1751 2253 3654 4894 比重（％） 148.66 26.73 235.98 58.47 11.52 13.34 私人资本 -182 4030 -2493 1600 24206 47926 比重（％） -148.66 73.27 -235.98 41.53 88.48 86.66 直接投资 386 2657 3453 7156 23115 31787 证券投资 21 -241 -7577 -57 3049 3543 商业贷款 -589 1614 1631 -5499 -1958 -4524
合 计 374 5500 -742 3853 31713 36681
注：官方资本为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私人资本 仅是三项合计，没有计算其它私人资本。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长期资本的净流入在 1992 年以前并不十分稳 定，其根源在于直接投资规模有限，只是在 1992 年以后才可看出资本净流入 中私人直接投资的主导地位，但是综合帐上并不很明显，只有到平衡表上才 可看出。这种情况表明，私人资本流入中国是否要以净流入形式出现很值得 怀疑。
三、资本流入的解释
　　长期资本持久性的顺差得益于大量海外资本流入，海外资本又何以能大 量流入而导致巨额净资本流入？这主要取决于如下几个因素：
（1）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较高的经济增长。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普遍处于不景气之中，而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与之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增长必然带来利润，这是国外资本大量流入我国的首要国际、 国内背景。
（2）中国的利用外资和吸引外资政策也极大地鼓舞刺激了海外资本的流
入，政府对利用外资的各种政策优惠（包括出资条件、产品免税、进口免税、 雇工条件等），使得外资、外商在中国经营获利比之在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 要容易得多。尤其是早期政府对合资、外资企业关于国内市场、国外市场的 比例限制和要求的规定，到后来因无法实现而实际放弃，限制和规定不起作 用，外资、外商在中国盈利、赚钱几乎是轻而易举，以致国内企业强烈呼吁 要求同等国民待遇。而对外资、外商严重缺乏管理经验或管理过于松弛、迁 就，也使得外商、外资从中国随处可获取巨额盈利。
　　（3）人民币的不断贬值和汇率双轨体制。汇率中人民币的贬值与吸引外 资似乎没有直接联系，其实并不然。首先，人民币贬值，可以提高外资的购 买力，提高外资在中国投资比重。其次，汇率中的人民币贬值幅度大大超过 同期国内通货膨胀，可以大大减低外商在中国支付的美元劳工费用（外资企 业工资水平是参照国内企业给的），降低劳工成本，从而获取更多利润。最 后，汇率中的人民币尽管贬值幅度很大，但人民币的平价购买力水平却不低，
　　
据估算，即使在 1991 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价购买力至少也在 1：6。低估 的人民币购买力，使外商在以国内为原料的产品出口中，生产成本极低，而 出口到海外的市场价则按当地价格，结果，外商从中获取高于一般利润的高 额盈利。正因为如此，外商、外资极愿意到中国来投资。此外，人民币在 1994 年以前的双轨价使得外商从中有利可图，这也是外商到中国投资热情高的一 个原因。可以肯定，1994 年 1 月起的人民币汇率并轨及大幅度贬值，还将在 一段时间内吸引外资到中国来，但能持续多长时间，要看汇率变动及其政策 变动状况。
四、资本流出的分析与判断
中国长期资本的流出在 1990 年以前并不显得非常突出，大体上在 30—
40 亿美元，即使 1990 年也只有 56.5 亿美元。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 1991 年和 1992 年，资本流出一年增长一倍以上，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在这种突 变的资本流出中，其中突出的因素有 4 个：一是在海外直接投资比重急剧上 升，二是证券投资，三是中国银行的借出款，四是其他资本流出。在这 4 个 因素中，证券投资 1991 年达 81.42 亿美元，1992 年虽下跌，仍达 45 亿美元， 与过去 10 年中长期低投资形成鲜明对比。 1993 年比 1992 年又增加 14 亿美 元，1994 年的证券投资下跌显然与企业资金用于国内投机有关。其余三个因 素，1991—1994 年的增长是稳定的，并没有因国内经济气候变化而改变，如 果这不表现为对国内外汇投资回收的不信任（在银行外汇储蓄资产增加的情 况下），则必然是中国的资金存在过剩（尤其是在大量海外长期资本涌入的 情况下）。实际上，我国的高储蓄和高投资及投资浪费、投资效率低下，也 说明中国并不缺乏资金。而没有表现为更大量的资金过剩，显然是因为资金
使用存在问题。但资金过剩 1994 年国内已很突出。
　　中国长期资本的流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十分突出，其中的海外 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银行贷款流出除个别年份外，相对比较平稳，为什么
在 1991 以后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呢？这其中是否具有某种必然性？我认为
恐怕还是具有必然性，即中国的储蓄规模越来越大，储蓄率高且较稳定，另 一方面，消费领域又比较狭窄，而近几年国内投资率的上升以及对投资规模 的控制也影响了国内投资的预期收益。因而国内投资收益状况不佳是导致外 币存款被用于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要看到，资本的流出与流入总 是一种平衡和选择，中国经济经过 10 年的持久发展，走向国际市场也是必 然。而作为信誉担保的中国银行保证资金的信誉从而保持借贷上的平衡也是 必要的，因而不必要一概否认资本流出，更不必限制流出，甚至应当鼓励， 只是在海外投资上应多加引导，提高水平。另外，还应当看到，中国资金流 入海外，对了解对方，进入对方市场，尤其是从事直接贸易也大有好处。我 国出口额的相当大份额是通过中间商实现的，而没有直接到消费国。因而， 如果需要调整的话，则应调整外资流入的国家、地区，使中国资本的流出与 中国产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结合起来。
五、短期资本分析
　　在资本项目往来中，短期资本流入、流出自 1985 年以后规模较大，只是 在年度间的规模变动不很规则，时高时低（见表 3-5）。但是，无论是资本 流出还是资本流入，借款所占比重较低，只是个别年份比重大些，占短期资 本流入、流出比重最大的是短期资本的延期收款，这在短期资本往来的经济 分析
　　
表 3-5 1982—1994 年中国国际收支短期资本流入、流出状况（百万美元）


中，尤其是宏观经济分析中意义不大，故此我们对短期资本的分析予以省略。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 1993、1994 年的平衡表上延期收付款的净流出却没有， 而代之以其它，不知是合并问题，还是其它问题。但每年 40 多亿美元的流出
或 30—40 亿美元的净流出应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是否存在什么具体问题，它 至少可以反映出企业贷款不能收回。国内对出口退税不能到位很重视，而追 不回的贷款人民币规模也不亚于这个数额，在这方面为何不可多下功夫呢？

第二节 中国不需要如此大规模的外资

一、问题的提出
自 1992 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越来越大。1992 年为 192 亿美元，
1993 年为 390 亿美元，1994 年则达 483 亿美元。1995 年的规模估计至少也
在 400 亿美元。目前，企业、地方政府利用外资的积极性和热情很高，每年 在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招商团数百上千。理论界也有人积极倡导外资 进入 A 股市场，外资购买国债，倡导和外资一起搞股份制。外资利用大有从 直接投资或设备投资转向间接投资或有价证券投资的趋向。而政策上，还在 积极诱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或重点项目，外资过去不能进入的领 域亦可以进入了。
　　应当说，利用外资确有必要，而且，对我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目前，热情大于理智，利益（企业、个人、地方政府） 动机多于战略考虑，长期下去，很可能走上南美国家利用外资的模式：社会 贫富差距较大，国内产业被外资控制，经济发展缺乏后劲，通货膨胀节节升 高。有鉴于此，我们要冷静地思考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转变问题，不应再像 开放之初那样利用外资了。
二、利用外资目的分析
1.利用外资的目的 利用外资发展国内经济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一般而言，发展中国
家利用外资有三个目的或原因：一是国内经济起飞缺乏足够的国内储蓄，因
此需要利用国外资金来启动国内经济成长；二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技术、 设备水平，从而达到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目的；三是国际收 支平衡需要。即在贸易持续逆差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净流入来弥补贸易收支 失衡和外汇储备不足，从而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而外资进入的目的也很明 确；一是获取高额利润（如直接投资、商业贷款）；二是占领产品市场。由 于引进外资国家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外资方往往进行实业投资来获取利润； 三是其它目的，如援助性质的政府贷款。但也有试图左右别国经济和政治的 外资（如国际金融组织机构的贷款、特定性质的政府贷款）。
那么我国利用外资的目的或原因是什么呢？从外资结构和规模变化看，
1992 年以前，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目的比较明显，即对外资确实是利用，因 而，当时外资利用规模并不大，这主要是外资不愿进入。故此，对外借款占 主导地位。1979—1991 年，共计利用外资 796.3 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 527.4 亿美元，占 66.2％。年均规模 61.25 亿美元。其中，1983 年以后的 9 年，年
均 74.64 亿美元。但 1992 年以后情况则不同了。1992 年，外商直接投资一 改过去 10 多年增长转慢的状况，暴增 1.5 倍，从 43.7 亿美元增加到 110 亿 美元，而且，也改变了过去规模一直小于对外借款的局面，进而一跃超过对 外借款（对外借款 79.11 亿美元）。1993 年外商投资又一跃而达 275 亿美元，
1994 年又升为 338 亿美元，1995 年预计还要提高，而 且，都远在对外借款规 模之上。这说明，1992 年以后，外资进入中国的目的占据了主导地位（即获 取利润，占领市场），中国利用外资的目的已居次要地位。因为这时外资直 接进入已具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转变，也正是我们提出外资利 用战略要转变的重要原因。
2.我国外资利用目的模糊化

从实际分析来看，我国利用外资的目的并不十分清晰。
　　（1）从资金来说，中国国内储蓄率目前在 17％—27％（见表 3-6）；如 果考虑企业贷款呆帐而造成的流通现金增加，国内储蓄率将达 20％—30％； 而如果用资金流量平衡表来推算国内储蓄率，国内储蓄率可达 25％—40％， 因而，我们并不存在资金匮乏，也不是储蓄不足。按照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 论，有 12％的储蓄率就可以了，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
表 3-6 1988—1994 年我国的储蓄率（亿元）


　　也许有人要说，既然有充足的储蓄，为什么还是资金不足？这里关键的 问题是资金使用效率太低，资金使用中的浪费太大。在这种状况下，即便 50
％—60％的储蓄率，资金还是不够。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应从外资上来解决， 而应从资金利用效率上去解决。
　　（2）从提高设备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来看，效果并不突出。应当说，外 资利用对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设备的技术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 消费品方面。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些技术和设备在国际上都是二流水平甚 至以下（在引进时，有相当大部分甚至是国际已淘汰的设备、技术），在中 国进入广泛使用时已成为三流水平。因而，尽管三资企业出口在中国对外出 口中的比重在提高，但中国目前在国际上很少有技术过硬、竞争能力强的名 牌产品，也没有形成出口的主导产业，仍然属于以数量和低价销售的粗放型 出口，照目前的外资利用发展，再过 10 年中国产品在国际上仍然没有竞争能 力，而低价销售的数量扩张将因国际反倾销而萎缩。因而，尽管我国利用外 资的出发点旨在提高产品、设备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但实际上没有 做到。这种偏差到目前为止尚未引起在政策上的重视和调整，从而也使得外 资利用的目的（实现的）变得模糊起来，这个问题在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 方面很突出（指宏观目的）。
然而，在我国利用外资的目的模糊的同时，外资到中国占领市场，获得
高额利润的目的却实现了。即外商用大量的二流、三流设备乃至不入流的设 备作为直接投资，而另一方面，出口规模远远低于直接投资，造成三资企业 持久的越来越大的进出口逆差。高价买进，低价卖出，从而获取暴利，逃避 税收已是普遍现象。由此也可以看出，外资不可能主动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工 业化、现代化，不可能主动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对此尤其要有 清醒的认识，不能抱有“利用”幻想。由此也可得出结论，外资利用政策和 发展战略必须调整，而且已是迫在眉睫了。
（3）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在政策上虽然考虑较少，但实际上却已存在，
如 1985—1989 年，我国贸易持续 5 年逆差（国际收支口径），资本净流入（外 资利用）起到了平衡国际收支或降低国际收支逆差的作用。实际上，1987 年 以后进一步鼓励外资流入也起到了平衡国际收支的效果。但是，严格说来， 利用外资来平衡国际收支，应是短期调节，长期下去是很不利的，它意味着 贸易不能顺差，外资利用又不能带来贸易顺差，这样，国内经济受外部经济 和汇率冲击的影响较大。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正在于此——持续几年大 规模贸易逆差，外汇储蓄不足，最后被迫靠吸收外国资本平衡收支，而汇率 贬值则引发了金融、经济危机。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目标已变得模糊或极 不清晰，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产生问题，重蹈南美、墨西哥利用外资的覆
　　
辙。当然，目前政策上有一个目标是明确的：利用外资加快发展基础设施和 国家支持的产业，但这属于结构问题，并没有回答是否要利用如此大规模外 资的问题。
3.企业、地方利用外资目的明确 在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目标模糊的同时，利用外资的实际目的在地方政府
和企业却是非常明显的。从地方政府来说，主要是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 收益。因而，近几年来，有一种呼声：利用外资发展内地经济（包括贫困落 后地区），以解决地区经济差距。自 1992 年以来，内地各省份乃至市、县都 推行一个比一个优惠的利用外资政策，甚至纷纷组团到国外招商（主要在香 港、新加坡）。而在企业主要是出于利益动机和企业权力动机。只要一合资， 产品价格、服务收费可以提高几倍，因而，连厕所、公墓也合资建设、开发； 只要是合资，管理人员的工资可以高于国内几倍，工人工资也不受政府管制， 而且有很多优惠条件（如地皮价格低廉，免税，减税等）。因而，企业都想 合资，都盼合资，想方设法合资。至于中央政府的目标和民族利益，不是它 们考虑的问题。也正因为利用外资目的不明，因而，不顾条件倡导外资进入 资金市场的要求也出现了。
三、利用外资战略要转变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外资利用战略要转变，目标应清晰化，并落
实到具体政策上。
　　（1）现在我们不需要如此大规模的外资，尤其是 300 亿美元以上的外资 规模。发展中国家的利用外资（包括外债）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不是越多、 越大越有利，这里有一个合理规模问题。有些在短期内看不出来的问题，长 期发展可能会产生，一旦产生问题，可能已经晚了。现在地方上招商引资的 积极性非常高，但他们对招商以后产生的长期经济影响考虑比较少，很可能 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形成阻碍。因为无论是借款还是直接投资，都将导致经 济发展的长期后劲——利润以各种形式流失，从而使企业缺乏发展资金或者 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况且，我国并不属于资金缺乏国，国内资金紧张主 要是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所致。要是效率高，我国现阶段就可出现资本净输出。 故此，“九五”时期引进外资年均规模宜控制在 200—250 亿美元规模之内。 实际上，外资规模过大，也造成资本顺差过大，增加外汇储备，加剧国 内通货膨胀压力，但另一方面，出口换汇成本上升人民币不能贬值，对出口
企业也极为不利。
　　（2）要控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引导外资投向，要增加能带来高新技术 的大企业集团的资本流入。“九五”期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应控制在 120—
150 亿美元。对欧美（包括新加坡）资本长期投资较多，他们很重视公司的 信誉和形象，违法、暴利事件较少，规范行为较多，可适当多引进一些。
　　（3）利用外资目的应清晰化，应把提高产品、设备的质量和技术水平， 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对国外直接投资不能来者不拒，对 非高新技术、不是一流设备投资（当时国际使用技术）应不准进入，并统一 各地利用外资政策（这也是将来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应重申外商投资的 国际销售比重，不能迁就姑息。对外商、合资企业的产品质量、设备水平、 国际销售加强检查、监督。
　　（4）外资不应导入长期（5 年后）不能创汇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个别、 少量除外），而应导入创造出口产品的产业为主，从而可以达到提高国际竞
　　
争能力和国际地位的目的，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将外资导入基础设施建设 是违背我国外资利用目的的，因为我国并不缺乏资金，只有资金不足的发展 中国家可以如此选择。如将外资导入不能创汇的基础设施、产业，由于没有 偿还能力，会转变成债务危机以及本国的信誉危机，极有可能走上南美模式。 而要用创汇来偿还，则有限的外汇不能用于技术和必要的进口，从而制约国 内技术、设备水平的提高，并造成外汇平衡中的矛盾，对经济长期发展很不 利（如果本币成为国际货币可以）。基础设施发展应主要依靠国内资金。在 出口创汇产品和产业中，目前应当从消费品、一般加工业转向深加工和高附 加值的产品和产业。在这方面，应当很好地研究国际产品、产业需求变动趋 向，从而明确我国的重点。
　　（5）对外商不应给更多的优惠，应统一国民待遇。1992 年以后，外商 直接投资为什么大量主动流入？主要还是国内开发区热，各种优惠条件极 多。因而，港澳资本蜂涌而入（他们熟悉中国国情）。1992 年，外商直接投
资 112.9 亿美元，其中港澳台资本达 89.6 亿美元，占 79.4％；1993 年占 76
％（港、澳、台 211.7 亿美元）。实际上，成功利用外资的国家，并不是靠 条件非常优惠。如新加坡，吸收外资主要不是靠优惠，而是靠效率极高的一 揽子服务和良好的法律保障。而且，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强调，新加坡不是免 税区（有税收优惠，但时间不长），外资企业也需要纳税。对外资、外商应 该优惠，但目前恐怕是太多了，与国内企业在不平等地位上竞争，造成的矛 盾也较多。中国利用外资已经 10 年多了，恐怕应当统一待遇了，今后进入的 外资不应再有优惠（个别行业可以例外），应和国内同等待遇。
没有优惠外商是否会不来？港澳台资本确实会大大减少，但欧美资本则
不同，他们往往对没有法律保障的优惠持怀疑态度，因而条件越优惠，越不 敢去，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因而，没有或减少优惠，可以达到真正提高技 术水平和竞争能力的作用。
（6）利用外资解决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的期望不能过大。外资进入中国的
目的很明确，不可能靠外资解决地区差距。当初沿海地区开放时就已经对外 国给出了很多优惠条件，不发达的地区如果要吸引外资，开放的条件更差， 给人的优惠条件可能更高。这样，资本的经营很可能在实际上被人家接管， 很危险。况且，外资也不一定愿意进去。
（7）目前不能让外资进入金融市场，尤其是短期资本市场在不成熟的时
候不能对外开放，或者说对外开放的条件一定要非常严格，应防止国际游资 冲击中国。中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上没有成熟的条件，也没有成熟的经验，不 能随便开放。B 股市场目前不宜大规模发展，要发展必须有管制，不能自由 放开。目前中国没有条件和能力驾驭国际金融动荡，也没有条件将国际经验 运用好（如股票市场，新加坡自 1978 年股票上市就搞得很好，红利只略高于 存款利率），所以不能随便跟着国外盲目发展资本市场，而应当根据我们的 条件和能力、素质、社会法律条件逐步走。要成熟一个开放一个，要是不成 熟，不如不搞。所以，外资在今后 3—5 年内都不应进入 A 股市场和国债市场， 待条件成熟时才能开放。

第三节 外国投资与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


　　资本项目平衡的现象问题是如何吸引外资问题，而实质问题是如何利用 外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以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这两个问题是就外资利用的益处而言的，但利用外资能否真正产生好处，或 它可能带来什么不利问题是资本项目平衡中的管理问题。这个问题目前已显 得非常重要，墨西哥金融危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短期资本和资本市场开放所 致，而巴林银行的毁灭是由金融期货投机判断失误所引起的。南美国家利用 外资导致沉重的债务危机及经济长期发展受阻已成为世界各国引以为戒的典 型。其它国家在利用外资时会不会重复南美模式？或爆发再次的金融危机？ 这些问题在利用外资时不能不予考虑。因此，外国投资与资本市场的开放在 资本流动中显得非常引人关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出现大的问题， 但有些问题亦已很严重，这在第二章和本章的第二节都已有所探讨。
一、外国投资的收益与风险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有一利，则有一弊。利用外资或外国投资亦是如此。
明智的决策就在于兴利除弊。但“弊”是利本身具有的，要除也很难。问题 是如何防止这种不利酿成一种祸害或危机，或者说，把它的不利影响缩到最 小程度。
那么，外资的风险与收益又是什么呢？世界银行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主任
办公室经济专家 Yan wang 和 John D.shilling 先生认为，外国投资对非发达 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可能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但是，如果管理不当，它 也会阻碍发展的进程。他们认为，外国投资的好处是（这里主要是指外国直 接投资 FDI 和外国证券投资 FPI）：
·为生产性投资提供额外的可利用资源；
·与世界其余国家共担风险收益（股票）；
·对宏观政策施加更强的外部市场约束；
·增加接触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的机会（FDI）；
·通过外国合作伙伴扩大出口市场的渠道（FDI）；
·培训和扩大国内员工才能（FDI）；
·满足国内融资需求的更大的资产流动性（FPI）；
·拓宽并深化国内资本市场（FPI）；
·改进金融部门的技能（FPI） 外国投资带来的危险是：
·货币升值；
·缩小宏观政策独立行动的范围；
·面临更大的外部冲击；
·需要保护当地市场（FDI）；
·一定程度上丧失对外国人拥有的国内工业的控制（FDI）；
·扰乱国内资本市场，资产膨胀（FPI）；
·增加金融和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性（FPI）；
·昂贵的费用（FPI）。 他们认为：“很显然，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外国投资，国家也能取得这
些益处，也会面临这些危险，只是随着外国投资水平的提高，这些益处和危 险会更大。精明的政策能够增加益处，而当局明确的政策指导和慎重的法规

可以应付外国投资构成的危险。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市场可以会自我调节”。 我很赞成世行两位专家的分析。但是，好处毕竟是理论分析，不是现实 的结果。在现实中，很多好处并没有实现（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不要外资）， 甚至转为不利。这当然要看各个国家的管理如何，要看各个国家是否认识到 外国投资所能带来的好处，或它的出发点。以下，我们试图扩大范围来分析
外资的好处及存在的不利，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加以分析。 二、几种不同外资的收益与风险评析 外资的形式很多，我们这里主要分析官方资本，银行贷款，直接投资和
有价证券投资。这 4 种资本也是目前我国统计口径所指的“引用外资”。1995 年我国在海外市场已开始发行商业票据筹资，但规模很小，无关大局，这里 不去讨论。
　　（1）官方资本。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了官方资本在世界资本流动中的趋 向。在我国，官方资本仍然占一定比重。1994 年流入的官方资本达 67.7 亿 美元，占全部流入外资 483 亿美元的 14％，而在 1982 年达 33.4％（官方资 本流入 5.56 亿美元）。官方资本的主要来源是国际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提供 的贷款，它的好处是贷款利率较市场利率低得多，而且贷款期限较长。但它 一般都是指定项目，不能挪作它用。有时还会有进口要求或其它补偿贸易的 要求。但这些要求并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因而，一般认为，这种贷款多多益 善，只要能争取到就可以尽量争取。但是，这种贷款的竞争性也很强，因而 其规模有限。而且，有些贷款甚至有影响国内宏观经济决策的要求。如世界 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有时伴有要求改革价格体系或其它经济政策 的要求，这就要慎重决策。有些政府贷款附有对需求国的其它经济意图，如 美国对墨西哥金融危机提供的援助（参看第四章第四节）。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政府贷款一定有益。有些升值货币，借款时利率虽不高，但到还 款时，相比之下不仅利率高，而且债务负担也因货币升值大量增加。如我国 从日本获得的日元贷款，商定以美元还款，而日元升值显然加大了还款负担。 亚洲其它国家也有这个问题。因而，借用外国官方资本并非一概有益。拉美 国家之所以债务负担沉重，也因为借款之时利率很低，而还款时利率很高。 因而是益是险，不可贸然决策，要作详细研究。为避免风险，多元化币种可 能好些。
官方资本的不足是它一般不带有什么先进技术，仅仅是借款而已。如果
带有设备进口要求，可以提高技术，但这种情况在 70 年代以前较多些，70 年代以后不多见。而且，官方资本的贷款很多是投向不能创汇或长期内不能 创汇的产业，因而，对还款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因而，这种借款规模要视 外贸出口创汇能力而定，视外汇储备而定，并非都是多多益善。
　　（2）商业贷款。这种贷款不仅利率较高，而且还款期限较短，使用的成 本较高，如果不是特别需要，一般不用。通常情况下，具有出口收益的部门 才借商业贷款。但也有不是出口创汇部门或有外汇收入的部门，如中国石化 总公司“八五”期间利用外资 40 亿美元，基本上是国外商业贷款。由于公司 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规模很小，只能通过国内调剂外汇来还款。商业贷款 的使用有几种情况：一是不能创汇但政府支持的产业，政府统借统还，但这 要与外汇管理体制相适应，即政府要能够掌握外汇；二是创汇企业或产业， 只要合适，也完全可以借用；三是不能创汇但效益好的企业，可以通过调剂 市场还款。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国内通胀率或利率高于国外利率的情况下，
　　
或者是外汇由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要有还款能力和途径，商业 贷款完全可以使用，尤其是在利率低于国内的情况下（或低于国内通货膨胀 率）。
　　商业贷款成本高、风险大，可以使经营管理者注重和加强管理水平，提 高出口竞争能力，而且由自己自由选择进口技术、设备或原材料，对提高技 术和设备水平最具效果，对增加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也大有裨益。日本、韩国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并没有选择直接投资，一方面在于 70 年代中期以前的私 人直接投资较少，另一方面也在于其要控制外资对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的冲 击，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而且事实上他们成功了。这与他们从国内缺 乏资源和需求市场出发，确立以输出立国的方针是分不开的。因此，也不要 认为商业贷款利率高，就不用。如果由政府担保借款，用于必要的高新技术 引进和提高产品在质量、性能上的竞争力，完全可以用。但对能否提高技术 和竞争能力要有把握。应当说，我国目前利用商业贷款的效益是好的。
　　（3）直接投资。直接投资由于它不构成对政府的外债负担而且能促进本 国经济增长而备受欢迎，它已成为当今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部 分。但世行专家所分析的危险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程度轻重不同地存在，在 中国更为突出，甚至影响了企业长期发展。目前，除了具有增加投资的优势 外，直接投资很少存在其它利益，这个问题应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足够重视。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根本不必要靠外资。当然，由于直接投资可产生资本 项目顺差，因而，各国可能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尤其是在国际收支中 的经常项目逆差较大时，恐怕要吸引外资。但别忘记，直接投资本质上是国 外资本从商品贸易获取利润转化为从生产过程获取利润。要看到它对长期发 展的危害。资金不足，可以通过将本国债务转化为投资即发行本国货币来解 决。对直接投资，还要注意它对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的冲击。
（4）证券投资。在工业发达国家被认为是最好的投资形式之一，因为其
流动性强。但它实际上是潜在危害性最大的投资。如墨西哥金融危机，很大 程度上是短期资本抽逃造成的。但是，这种资本投资和抽逃从未发生在墨西 哥，资金根本就没有离开纽约、伦敦的计算机。这种交易方式已发展成一种 计算机交易，完全脱离了物质经济活动过程，变成了一种金融自身的交易。 目前，世界金融交易只有不到 2％是为生产、商业或贸易服务的，其余都是 金融自身的交易、增值。因而，各种有价证券这些金融衍生品已成为投机的 绝好工具。因此，不要盲信证券市场开放的好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 于缺乏经验和能力，一旦开放，很快就可能爆发危机。因为这些外国资本很 快可以将国内的有价证券、房地产价格炒起来，将股票价格炒起来，他们可 以从中大捞一把溜之大吉。当证券市场价格下跌时，则出现国内高通货膨胀， 银行坏帐。因此，不可盲信对证券投资益处的宣传。
　　就上述外国投资而言，对官方资本要积极利用，并且要有远见。对商业 资本只要有把握，就可以利用。而对直接投资的引进，则要不断调整实施战 略，尤其是要适应技术、产业结构、国内市场需要和外资利用总规模，不断 调整政策和优惠。对证券投资则应严格禁止，或限于境外流通，等条件成熟 或有驾驭能力时再引进。
三、中国长期资本流入的结构 我国目前统计上所指的外资利用是指前面所提到的 4 种资本，不包括其
它利用外资形式。比如，中国民航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实际上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