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原载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日天津《益世报》。
要战舰,则吾人当立予以同意。 此一段话,完全为针对英人而发。盖法国之海军计划,重在增筑潜航艇,
此英人大不愿者。美国务卿休士规定潜航艇为八万吨之提议,英国犹嫌其多, 岂能愿法人亦增至此数?英国于大战中,备受德国潜航艇之苦,致其巨大军 舰多无用武之地。而各洲商业上之联络,亦因之蒙极大之损失。今德舰消灭, 各国潜航艇又建造不多,乘此裁减军备之机,一举而毁弃之,乃其大愿。惟 所难望实现者,乃美日之观念不同,潜航艇之功用,于英虽为害多而利少, 于美日之对待,则颇具效力于太平洋上。因此英国极力主张减少其吨数,而 美国则持之甚坚,不稍退让。法国睹其利,乃以八万吨之同样比例请。此举 不仅显示与英国为难,且就英人眼光观来,直谓法人有防英之嫌。其主要着 眼点,乃谓德俄已无舰队,法人筑此潜航艇果将何用,非对英而谁归?此论 在英国几乎一致承认,普通报纸多著论相洁,偶有三四表面表示联法之报纸, 尚能为法之原谅。因此英国文学家威尔斯之华府通信,遂为英伦巴黎两《每 日邮报》停止登载。盖威氏攻击法人处,过嫌激烈,亦可谓过嫌率直,颇妨 其报纸之营业也。
英人谓法为对英,而在法人自解,则谓法人亦非无悔权须保护者。以地 中海情势论,北非与小亚细亚在在足以引起争端,使无巨大海军力以镇慑之, 法国属地之前途殊甚危险。法人此言,自亦实情。惟地中海之风云,又岂仅 一法国属地之危险?其所关联者,法希问题也,法土问题也,法意问题也, 何一不足以激动风云。今法土交绥矣,法希之关系当更恶。法意于地中海亦 非能相安者,法意两国代表且公然指出之。彼此相忌相防如是,然则法国之 不能忘情于海军力之增长也可知。惟必谓法国此举,一无防英用意,则地中 海之最大势力范围,果为谁属?法意希之争,断不能逃于英入关系以外,而 近者意国联英政策,又日进不已,此亦足使法人生惧者。
总之,欧事乱如麻,各国除自身外,其彼此相交相攻之点,迄无一定。
吾人欲于其中,必寻出防御联络所向之迹,则舍德法世仇,可以略明其对待 方法,他均不易言也。英法今日之不谐,已彰彰明甚,然一旦苟有变动,仍 可复为大战中亲密之联络,此亦可敢断言者,惟今日尚非其时耳。
英外相之愤言 白里安氏在美既因极力表白法国所持之态度,敌对于英人之讥消与攻
击,遂不能不有所回报。而同时与此回报作响应者,则有英外相克寇松[1]
之演说。寇氏于本月二十四日在伦敦联合监护会午餐席上发表其个人政见, 中有云:
设使吾人熟视此陆上巨大军额之堆积支持如故,则海上裁减军备之事将归无 用。一种公例,必不当仅使一国实则,虽多至两三国,当使各国按其地位与能力 为比例,以追随公例之下,此决不应仅使大下列颠接受允许为此牺牲,而他人之 逸去。设使吾人真愿裁减吾人之海军力者,则亦当永无其他国家可以被允许以建 筑其他攻人之机械于空中海厂,因此种机械足以使吾人之牺牲为无效,尤足以远 离人当世立法之自豪地位,而予吾人以蒙有冒险之危境。
况此海峡,吾人伟大同盟国之实力与其保御,实当包有一种情状,即世界之 良知与世界之联合实力。??吾人应引德意志人为国际场中之平和人员,假使诸 强亦已结合,尤无顽强迫此条约,但求廓清此报复政策不再为彼等所默认,则彼
等之助此德意志以偿付其赔额者,必克表示其真实与用。大不列颠与法兰西、意 大利之互相团结,固已如是其矣,吾尤愿此结束之长存。
寇氏此言,虽非纯官式,但彼以外交要人发此议论, 是知英政府 对法国裁兵意见。已明示极端之不满意矣。
白里安氏之回声 英外相之言既出,好事之新闻记者,乃持以叩诸白里安氏,渠将作如何
回答。时白氏已由华盛顿之纽约,其答此问之言曰:吾将无所回答于寇松氏
之演说,因吾固未获得寇氏演说之正式全文也,此为外交官慎重发言之惯技。 白氏盖鉴于前此因上西里西亚问题与劳合乔治一场舌战之不利,故不复再以 恶声反报矣。同时波又声言曰:吾终坚吾信心于贝尔福氏在最近华府公开会 议时之声言,彼因与其他代表同为坚决之承认,知法兰西之地位其所需以保 护其安全者为例外,吾英国诸友应知实在情形。德国舰队已沉海底,而七百 万之德意志军士,固仍得复生而现其效用也。此数语反诘,亦颇饶趣味。当 二十一日白氏演说之后,贝尔福氏因曾声言英代表对法国之苦衷,实抱无限 同情。而英伦方面,竟于数日后出以反对之论调,是英政府中各人之政见不 和邪,抑外交家欲擒故纵之惯技邪?证以数日间之情形,乃知当日贝厌之言, 实出于应酬,且事出仓猝,事前既无磋商,乃不得不以空洞不着实际之语慰 法人也。至寇氏于英伦之言,殆有所为而发,其言一出,法国舆论界为之哄 传,而英代表之在华府会议中者,其态度亦骤变。此关于英法之外交策略者 至大。法总理虽以未得寇氏演说之正式全文为辞,不发表若何批评,然其声 言中,所谓德国舰队己沉海底之言,固已明明洁英人保留主要战舰究作何用 矣。于此英入或亦不难答曰,吾人之保有主要战舰,盖为保护吾人之商业用 者,非若法国之保留增筑潜航艇,舍战事外殆一无用处。此议英国报纸已有 持之者,英伦《星期日时报》即持此论以攻击白氏,两国舌战笔战同时开场 矣。舌战因外交作用故,或小试其锋便止。今白里安氏已在道中俟其归来后 之第一声,便知今后两国于华府会议中所取之态度究何若矣。至笔战情形, 则英国报纸除少数保守联法政策者不事攻击外,其他报纸殆无不认法政府之 恐德系根于军国热狂者。法国舆论则除作恶声回报外,多为其自己解说,然 亦有攻击政府政策之不当者,是又属之于社会主义者所为矣。两国关系之究 竟如何,亦决非此次华府会议中所能解决、所能确定,是则又由其数百年来 之历史关系,有以养成此若即若离之情状也。
注释
[1]寇松(一八五九~一九二五〕,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一九一九—一九二四年 任外文大臣,曾参加策划武装干涉苏俄。
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①
(一九二二年) 世界革命的钟声自从在北欧之野响起来后,到现在整是五个年头了。在
这五年中,俄罗斯无产阶级努力创始的功绩和孤军转战的精神很值得我们予 以极大之注意。现在我们当这五周纪念声里,特将往事追论一番,此盖不仅 能使我们知而生敬,且更将闻风兴起,好来完成这世界革命的伟大工程。
十月革命的使命 在过去历史中,革命的事件本屡见不一,最大的如法兰西革命,美利坚
独立,也颇能震动一时,各有其历史上的相当价值,但一持与俄国十月革命
相较,则广狭远暂的不同,又不难立见。前二者革命的范围只限于谋各个民 族的有产阶级的利益,而后者便转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身来了。有产阶级的革 命,他对内要推倒封建制度或君主独裁政治而建立民主主义的代议政治,垄 断资本,运用工业革命后的科学能力来图私利;对外实行侵略的政策,以维 持其本阶级在国际间的优越地位。如此情形,支持了一百多年,现已算人到 他的崩溃期了,过去四年多的大战,近四年的世界破烂情形,便是他的实证。 恰巧在这期中,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便应时而起,这个革命所负的使命整 个与民主革命相反,在历史上只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共治团能取来与他相比, 只是巴黎共治团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朵昙花,稍现即灭,而俄国十 月革命确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了。再,十月革命之所以能与 旧日革命相异的,乃因其立足之点在于全般的社会革命,而非仅限于一国一 种一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起首,本含有阶级争斗重大意义,且因其发 动于一种民族,故国力的运用,也并不可缺少,但他的革命进程,却决不以 此自封,且不得以自封。共产社会完全实现时,人人都是无产者,还有什么 阶级界限可说?世界革命完成时,全世界的无产者都联合起来,他们还要什 么国和政府?这样子一个革命,经济和政治革命实做了全社会革命的先锋两 翼,除掉无产阶级外,谁能担当起来!俄罗斯十月革命实在是负有重大使命。 不过他才做得世界革命的起首罢了!季诺维也夫[1]说得好:“在俄国并不是 一个共和问题,只是一个革命问题。”“俄罗斯革命的不朽之功事实上在他 为世界革命的起首啊!”
革命的原因与其成功之道 一个革命的爆发,其内幕总要含有生产状况变动和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
在内:这本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革命学说所尝召示我们的。俄国十月革命
之先有三月革命[2],此两个革命的来源甚远,从产业观点上看来,十九世纪 的农奴制和其后的地主制,与工业发达后的生产力变化和外资竞人有极大关 系。其在阶级观点上,则俄国历来的政权都只是操于俄皇和贵族高僧之手; 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除掉依附权贵,阿其所好外,很少能崛起自组成一雄
① 原载旅欧《少年》杂志第五号。
厚的有产阶级以与俄皇贵族对抗的。农民虽是占全俄人民的最大多数,但他 们因产业情势和大地主的压迫终不能有什么组织,不过他们反抗地主的心却 总是烈的。至劳动阶级则自工业盛兴以来,他们的组织和活动能力,的确是 日见进步,外方更加以俄皇专制的压力与们以种种练习反抗的机会,他们的 战斗力遂益加伟大,终成为俄国各阶级中的最强阶级了。此两点既明,我们 再归论到革命近因,则俄皇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三年大战实与以直接影响。 俄皇室的亲德嫌疑,在民族问的憎恶性又适足以增其助力,三月革命本此遂 抢得民主革命的一时胜利。惟是另一方考之实际,当俄皇尚未宣告退位之时, 彼得格勒实己有劳兵苏维埃的兴起,继之者为莫斯科苏维埃,三月革命告成 后,各地苏维埃蜂起,于四月中旬便开成全俄苏维埃会议,自是革命临时政 府的举动乃常为苏维埃的向背所转移了。五月初皇冠城苏维埃宣言承认临时 政府,克伦斯基[3]遂据之人阁而为陆长。其后,叶喀德琳堡苏维埃开始反对 战争,农民会议赞助苏维埃、皇冠城苏维埃亦继起不服从临时政府,民主革 命的根基乃见动摇。至七月,彼得格勒的工兵先后声言“政权归苏维埃”, 形势更见紧迫,克伦斯基显出他的反革命本领,捕获些多数派的首领,镇压 一时空气,更改组了内阁,他改坐在第一把交椅之上。但这种情势终是不稳 的,接着便是莫斯科工人为反抗民治会议而罢工,九月中彼得格勒苏维埃更 接受了多数派抢夺政权的动议,黑海舰队继着有同样的主张,至十月北方劳 兵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又相继响应,最后乃由彼得格勒兵工发动,于是政 权终归苏埃了。
这种劳动阶级组织和活动的发展情势,与农民兵士赞助之功,在三月革
命至十月革命中间我们既已找出如许痕迹,惟其成功之因,尚不止此,尚有 更远的肇端可说。在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中盛你的赤星期日便是俄都造船 工人的血染成的,同时接着起的各地骚扰,造船所的破坏,彼得格勒等城和 波兰诸市的兵工血战,巴库煤油矿工的大规模同盟罢工,十月底八十万铁路 邮电工人的大罢工,十月立宪令发布后的普选运动,殆没有一事不是劳动阶 级为之主的,且苏维埃的制度,也是彼时创生的,兵工联立的情势也由那次 黑海舰队的变动而立其始基。彼时革命骚扰,差不多延长到一年之久,事虽 未成,但其与人心上的刺激和旧势力的打击,已给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暗伏下 不少助力了,其中自更以无产阶级所得之教训为最大。总这十三年前后三番 革命的因果关系来看,我们当知俄国革命中含的阶级争斗意义至为明显了, 且每次革命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农兵从旁赞助,而中等阶级和小 资产阶级既无真实力量又无团结训练,以致宪运动民主革命均无建树,国力 政权终落到无产阶级手里,使十月革命独著其功勋了。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学说 当十月革命成功后世人尝说共产革命不先出现于工业发达的英美,而首
见于俄国,乃是马克思学说上所未曾料到的事;但这是只见其一未见其二的
话,也可说人还未懂得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争斗两说打成一片来看。一 般工业发达的国家,他的资本制度已不能再与生产力适合,崩坏之期本己很 近,但是他国中一般有自觉性有组织力的有产阶级却不甘束手待毙,他必要 千方百计来救济这个恐慌,过得一时算一时。他方,无产阶级在这决战期中, 困于种种情势,一时也还未能取胜,然而这决不是无胜之可望,只是暂时的
相持不下。俄罗斯虽是个工业后进国,惟他生产状况的变动己不复能与君主 独裁、地主专横的制度相适合,于是乃必然地需要一个革命。恰巧应这革命 而起的阶级,只有劳动者是富有阶级争斗性较有训练的战士,他们眼看着这 资本战争的惨祸从恐惧的自觉中,乃终能一跃而握住了政权,造成无产阶级 专政的局面,超过了欧美先进国中兄弟们向来成就的纪录。但这样,不过仅 是一个革命的起首。我们当知工业发达之国共产革命虽难,革命之期实短, 半开化之国则革命易而革命期长,换句话解说,便是:共产社会的真实完成 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的。但,这话却不是说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 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我们一方也当知道在共产革命期 中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其成效当超过有产阶级竞争的资 本主义万万;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且一方也不当 忽视易于革命和无产阶级易于握得政权的时机,因此才更易促成全世界资本 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工 业后进之国焉得不从而效法?又焉得不看情马克思学说的真实价值?
十月革命中的一个忠实的指导者
十月革命成功之因已如前述了,但我们还当追想下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 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 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 的指导,唯一的指导。俄罗斯的劳动阶级中也实只有共产党称得起他的忠党, 这不独俄国为然,各国的劳动阶级中也无不皆然。当着一九○五年的俄国革 命,立宪党人也多是运动中的参与者,但等到俄皇《十月敕令》下了之后, 他们便都弃了劳动阶级,眼巴已等着次年的国民议会召集了。一九一七年的 三月革命成了功后,社会民主党和少数派又复卖尽劳动阶级,大踏步地走人 联合内阁,讲起民主共和来了。剩下来的只有多数派他始终是百折不挠,以 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他自己的利益,一九○五年,他的党员也多参加在运动中, 托洛茨基[4]且做了一时的劳兵会长,惜因人少势弱,终归失败。他们饱受了 这种经验,加以十余年亡命国外时的奔走,三月革命一来,他们便极力注意 到劳动阶级的指导和苏维埃制度的运用上头。革命初起时,各地苏维埃内部 政党派分子还很复杂,四月中列宁初归,便向社会民主党提出革命中无产阶 级的任务以清党略。自此后,各地苏维埃的会议中,遂渐渐增加了多数派从 中指导的分子,最显著的例是七月一日彼得格勒工人示威运动中所发出的“一 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那确为多数派取得胜利的象征。这个口号且立时传 遍了全俄,克伦斯基着了忙,竟诬多数派为德探机关,赶走了列宁,擒获了 托洛茨基及其他党员。但这种压迫终无效果。九月十六日托洛茨基出狱,次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便接受了多数派《抢夺政权》的动议,因是执行委员会辞 了职,再选举,多数派变成多数,他开始宣布“抢夺政权”的时候已经来到。 接着,列宁、季诺维也夫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赴民治会议的代表,要求政 权归诸苏维埃。十月俄都市政选举,多数派又获多数,托洛茨基做了彼得格 勒苏维埃的会长。从此,革命的酝酿日熟,各地苏维埃的响应也均以多数派 之动议是从;最后红旗一挥,无产阶级专政之局开始,多数派忠实指导的功 勋乃得大白于世,十月革命遂得在历史上建了不朽之功了。
注释
[1]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一九一○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 国无产阶级政党)。俄国二月革命后参加编辑《真理报》、《无产者报》和《工人报》。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一九一九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 席。一九二四年列宁病逝后,与加米涅大结成“新反对派”,一九二六年与托洛茨基结 成联盟:同年被开除出政治局,共产国际亦免除其职务。一九二六年被开除出党,一九 三四年被捕,一九三六年被处决。一九八八年,苏联最高法院为季诺维也人恢复名誉。
[2]月革命发生十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是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第二次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今通称为俄国二月革命。
[3]克伦斯基(一八八一~一九七○),一九一七年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加入社会革命党,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国家杜马临时委员 会委员。同年七月起任第二届临时政府总理,九月起兼俄军最高总司令。执政期间代表 资产阶级、地主利益,对内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 时,化装逃出首都,发动武装叛乱。一九一八年亡命法国。一九四○年起定居美国。
[4]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 一九一二年联络过盂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 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在战争、和平以及革命等基本问题上 以“左”的立场反对列宁的正确方针政策。一九二三年秋集结同伙,提出反对派纲领, 要求派别活动的自由。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 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和破坏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联共
(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清除出党。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在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
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
——质工余社三泊君①
(一九二二年) 在九月号的《工余》上有三泊君一文,名《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
其补救的方法》。此文题及其内容颇能惑昧于俄事之人于一时,本志对此似 不可不一加驳论。
在三泊君文题中最足惑人的便是“俄国共产主义失败”八字。俄国自从 革命后直到今日纯是在共产主义革命中讨生活,这谁也不能否认。取例来说, 大产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土地交给能自种的农人耕种,废除遗产制 和土地占有权,消灭有产阶级遗留下的恶制,??凡此种种,全是过去五年 中俄罗斯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活动换得来的。因此活动,所以才引起内部皇党、 有产阶级、自私的农人的反革命结合和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行为。并且 他们更互相勾结起,继续不断地来图捣乱,而各国的无产阶级又因困于情势, 都按兵不动,于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遂不得不独自地持续下去了。革命事 业本是要经长期努力长期奋斗才能保住成效的。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 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 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世界革命呢!我们若因要急观事 的成效,便忘掉革命的时效,或更忽视了四周反革命的空气,则只能怪我们 性急,若硬加俄国以“共产主义失败”之言是不当的。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争斗的根本见地来理解共产主义只有 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我们应知俄国现正在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 义的过渡期中,换言之,便是正处在共产革命期中。
在革命期中,最初建设是要少于破坏的,五年来苏俄的努力多一半是用
在铲除旧毒,内防叛乱,外拒强敌的工作上头。我们若肯平心静气地研究研 究俄罗斯五年革命的记录,则知他们并不是不图建设的,也不是没有建设的, 只是旧势力的反动迫得他们不得不在破坏上多下功夫。且他们从事破坏,又 岂无意义?扫除了旧的障碍,新的制度方得逐渐实施。未来共产社会的实现, 须要有共产制度为他做保障,俄国无产阶级今日的努力,乃正因要立此保障 之基,所以他们的破坏才非盲目。
明乎此,乃知三泊君“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一言,是极不合于事实的闲
话。
三泊君既错立了题目,因是他开宗明义第一句便俄国施行新经济政策为 “共产主义在俄国试验失败”的佐证,这真太背事理。俄国之施行新经济政 策,其在事的根据上实有极重要的来源可说。1.俄国在革命前工农业上的生 产机关和工具都大腐败。2.大战发生后,生产运输机关的破坏和壮丁的损失 更是直接地增加经济恐慌。3.十月革命过后反革命派的骚扰,一方既使大战 中的情状愈加延长,一方更使无产阶级无暇修补此危急的灾害。4.全世界资 本主义政府所与的压迫。5.落后工人在工作纪律上的怠弛。6.政府因经济的 恐慌,无法供给农民以工业品。7.无知识而只图私利的农民不仅不肯供给麦 于并且还因受反革命派的煽动要图反抗。总此诸因,生产状况遂呈现出一个
① 本文原载旅欧《少年》杂志第六号。
极大的不稳,最后且更激出皇冠城和唐波省的农民军暴动,于是新经济政策 乃在这种事实的要求上势所必至地产生出来。
事实是不可侮了,我们且再转向理的根据方面来看。在新经济政策中最 受世人非难的要算是重建私人间小工商业一事。他们常爱以废除私有制一义 来反证俄国今日共产主义已经失败,其实他们却未尝明白俄国今日尚是在共 产革命期中,离着共产制度的全部建设尚属很远。私人间小工商业的恢复在 共产社会中自然是不容留,容留了便是还没到共产社会,但在共产革命过渡 期中,遇到此种情形却不足为惧。新近英报访员兰沙未曾问列宁,说有了这 般小商人,他们不将觊觎政权么?并且买卖兑换的利大,握在商人手中,国 家多管些无利的事件,此无论从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见地上,全可看出有 后退之虞。列宁回答他的大意是说这些小商人犹之伦敦市上的小贩,买卖虽 然极好,究离着政治很远。若说他们利大,则未免忘了俄国尚是个农业之国。 本年政府收入,粮税乃为大宗,农业丰收,更影响到卢布价格近来的安定。 轻便工业己多振兴,国家银行近又有余裕可计,行将用他来振兴机械工业。 这样情形,不仅从资本主义见地看来可以乐观,便是从共产主义见地看来, 也可抱同样乐观,因为现在俄国的政权固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啊!后退是不 可能了,俄国今日已决不能走回“封建专政”之局,他只是要以国家资本主 义来领路好走向共产主义(兰、列两人的问答,全文见曼彻斯特卫报十一月 二十二日份)。列宁此言很可指明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也决不会妨害共产革 命进行的。并且就一年多实施的效果看,也的确可以增加无产阶级国家的财 富。在政策中征收农民粮税是与农民自种其地据为己有相呼应的,若农业共 治园之以产业归公,则其组织自与国有的工场相同无所用其粮税了。对外通 商,是现状所必须,且大权握在苏维埃政府之手,更无所恐慌于资本主义国 家的诱惑,热那亚[1]和海牙[2]两会议的结果与乌尔圭哈突[3]对英商约的 延签,不己明示我们了么?
以上的事理我们皆根据于经济状况的必然性和共产革命的可能性而来断
定新经济政策决非能作三泊君所的“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佐证。且不但不能 为其佐证,我们更信这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呢!三泊君 也肯研究此事实上?
上述两点既明,三泊君文中一切论点遂多失了根据,其所谓乐观派的话,
我们既可置诸不论,便是悲观派之言,也多受了各国有产阶级蒙蔽、社会党 人欺骗而后发出来的“杞优”,其实俄国今日的劳动阶级岂真是“除了换过 几个统治者外实际上一无所获”么!凡稍注意俄事的人,当皆知其谬!
三泊君闻也是赞成阶级争斗的人,严格说来,既赞成阶级争斗,则因缘 而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专政期中一切必然的设施,有何可以反对呢?除非他 是站在“有智识的入仍然多属于资本阶级”的地位来说话。
三泊君所最批难俄事之点是“中央集权”与“产业国有”。中央集权为 无产阶级革命期中所必不能免的事实,这是凡稍懂革命战略的人都知道的。 且全俄苏维埃所集的是什么权;各邦苏维埃所分的又是什么权,我们若不加 以实在考察细心地研究,便笼统地以“集权”二字来反对,亦嫌未当。至说 权力集中是多数党争权的结果,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尤属武断。多数党当 三月革命方发生后,便力嚷“所有权力归苏维埃”,十月革命是全俄苏维埃 应着这个口号而起的,要说争权,便是俄国无产阶级来与有产阶级争权,要 说无政府党、社会革命左党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退出联合,那是他们昧于
阶级争斗之义,却怪不得多数党。 “产业国有”是生产集中的必然现象,俄国这儿年的经济恐慌正因为他
生产运输机关的集中还未作到十分好处,不是因为他不能碎分产业而生出的 反动结果,此就经济现象与原理看来,都能证其无误。依三泊君意,总以“饥 则耕而食,寒则织而衣,劳则筑而居”的自由境界与产业国有相反,此话说 来何尝不好听,其实就生产趋向说,历史是不重复的,如要硬来碎分生产机 关,返之上古部落生活状况,则因实质的条件难合,必要引起更大的经济恐 慌。如此人必有不得食,不得衣,不得居的了,更何从言其自由!
注释
[1]热那亚会议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五月十九日在意大利召开的讨论欧洲经 济问题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德、意、苏俄、波。法、日等二十九个国家的代 表。苏俄代表团列宁为团长(后未出席)、契切林为副团长。会上,资本主义列强提出 了旨在苏俄恢复资本主义并进而变苏俄为殖民地的备忘录。苏俄代表坚决拒绝了帝国主 义者的无理要求,并要求西方列强赔偿因武装干涉和封锁苏维埃国家带来的损失。会上 未达成任何协议,只决定将部分问题移交海牙会议审查,苏俄通过这次会议第一次登上 国际外交舞台,并成功地利用协约国与德国的矛盾结束了外交孤立的局面,扩大了国际 影响,打开厂同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新局面。[2]海牙 会议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九日在荷兰海牙召的国际会议,是热那亚会议的 继续。有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主要由工商界代 表和专家组成。苏俄代表团团长是李维诺夫。会上,资本上义国家代表拒绝了苏俄代表 关于建立国际合作的一切建议以及向苏俄贷款的问题,他们坚持要苏俄政府偿还沙皇政 府的债务和归还已被没收的外国企业与财产。苏俄代表坚决拒绝了这些要求。最后,会 议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比利时代表的一项建议,即禁止各国代表同苏俄进行谈判和签订 协定,于是会议失败。
[3]乌尔圭哈突,也译作乌尔卡尔特,是当年参加海牙女议英国代表团中曾任十月 革命前开发鸟拉尔和西伯利亚富源的俄亚银行经理处经理的大企业主,他在海牙会议上 投票赞成禁止与苏维埃俄国签订个别双边协定的协议,而另一方面却于一九二二年九月 九日在柏林商妥了关于乌拉尔和连那金矿的承租权。苏维埃政府鉴于英国政府对苏维埃 俄国所采取的敌对政策,没有批准这个协定。
军阀统治下的中国①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 北洋军阀[1]的势力在中国历史上已占有二十多年纵的地位。近数年来,
吴佩孚[2]更以北洋正统为号召,打倒段棋瑞[3],赶走张作霖[4],傀儡一 阵黎元洪[5],然后以先宪后选的手段拥曹锟[6]进了三海。他自己也随即正 位直鲁豫巡阅使。吴秀才这样一气呵成的北洋正统之争,浩浩荡荡地南征北 伐四五年,似乎北洋派正统横的地盘又可继袁世凯[7]之后而更行扩张了。但 这不过是吴秀才一种梦想吧!我们且先看看曹锟窃取总统、吴佩孚作了“传 统长子”后祸国殃民的成绩:一、曹锟贿买猪仔议员用了一千三百多万元资 本。这笔大选费的来路是,王承斌从直隶各县摊款,金丹罚款[8],直隶省公 债二百万元,预征直省地丁二百万元和井径矿务局向外国银行抵借现款九百 万元等项中支出的。
二、曹锟为要博得列强的欢心,列强也以交换觐见为名,于是临城案[9] 的通碟北京伪政府全部承认了。
三、曹锟的总统本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一手造成的。伪政府深恐日本吃醋, 竞于曹锟登台旬日之间承认了日商擅发的俄发债票利息和参战借款的转期。 四、威海卫退还交涉经山东人民再四奋争,而结果洋奴顾维钧[10]回答 山东人民的批示竟说:“??归还威海卫系属英国善意,故无条件交还,自
难强英人以必从。”于是威海卫又继青岛而去了。
五、吴佩孚为要贯彻他的武力统一迷梦,不借指使北政府卖国以快己意。 美国军舰助赵恒惕[11]在长沙示威,日本宜阳丸替吴佩革运军火入川,北政 府暗示外舰占据粤海关。这全是此事铁证。
六、王克敏[12]为要替曹家政府买好于法国,竟收买报纸三十家,以图
金法郎案[13]得于暗中恢复。 七、直军人川入湘,孙传芳[14]攻人浙境,陈炯明[15]、沈鸿英[16]
在广东骚扰,山西阎锡山[17]将受直派的排挤,这全是吴大将军殖兵政策的
德政。
八、外交系以孙宝琦[18]老板作幌子的卖国内阁于本年一月中组成了。 开台第一出戏便是顾维钧演。他的拿手好戏卖了三条铁路——山东的烟潍, 直隶的津赤和沧石一给英国财团借英金二千万镑,成为袁世凯后的第一次大 借款(事载《工人旬报》三十七期)。
够了,够了!这些祸国殃民的强盗洋奴,我们若不将他们赶走净尽,无 法无天的罪恶将更从此层出不穷了。
* * * 是的,但赶走他们是反直派诸人们能胜任的么?我们知道黎元洪为要过
足总统痛而南下,于是托庇日人,勾结政学会,接近唐绍仪[19],收买议
员甫下。但结果竟因金钱势力远不及曹吴,弄成买空卖空的僵局,而自己也 不得不跑到日本去藏拙。次之,皖系奉系都只为日本受了九月一日地震的影
① 这是在旅欧期间写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出版的《赤光》第一期。
响,不能尽力助段祺瑞、张作霖的响械,于是马厂誓师[20]的活戏乃不得不 于曹锟贿选成功后演出。虽说现在浙卢沪何有蠢然欲动之势,但孙传芳若不 逼之于南,齐燮元[21]若不以漱沪警察厅长事逼何丰林[22〕,则老奸巨滑的 卢永祥[23〕决不会点起反直之师。再次,则四川的熊但、滇唐、贵刘[24] 都在自顾不暇,而且更是不足与谋之人。总之,这一干军阀官僚政客们的反 直运动,不但一时不是曹吴对手,而且即使真能倒曹倒吴,他们又何尝不可 继续曹吴的卖国工作,这种循环的军阀祸国之局,真将我们教训够了!
* * * 新旧军阀既都不足恃,所可恃者,能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
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而现时中国国民党[25]实在领袖此国民革命
群众的地位上。我们试看年来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在广东奋斗的经过,便知 全中国中真能集实力与北洋军阀抗争的实仅此一支孤军。假使陈炯明不几次 阻挠北伐,现时南方革命势力至少也可伸张到长江南北。即就最近说,曹锟 贿选成后,孙中山方将举兵北代,陈炯明又出死力将中山困住。虽近报广州 已转危力安,陈军已败退下去,但死灰尚可复燃,况甘心从贼媚外的陈炯明 后方又有英政府、吴秀才作靠山,前途的胜负亦正未可预料,然而孤军转战 的孙中山却已疲于奔命了,负有革命使命的国民,果忍长此作壁上观么?
* * * 不,国民革命运动亦将兴起了。
第一,全国有觉悟的工人,自从京汉路流血后,大都看透了北方军阀和
外国强盗的恶毒,表同情于革命派国民党的日见其多,因为他们深知香港海 员罢工胜利得到南方政府助力不少。
第二,自曹锟图谋总统开始,全国学生总会即通电否认北京国会政府,
并请孙中山指日北代。及曹锟贿选告成,安徽学生对猪仔议员首先激起了群 众的惩戒运动。
第三,中国农民本来是最称驯良的,但近因迫于军阀的祸害,亦渐渐知
道团结反抗了。上年广东海丰农民因飓风大水为灾要求地主减租,田主竟勾 结陈家军捕去农会职员二十五人,遂激起十余万农民的反抗运动。又湖南衡 山的岳北农会已拥有会员四万余人复能四出宣传,颇引起地主的极大恐慌。 这两桩事实全是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
第四,《向导》报载:“最近山东省政府强迫征收产销税,税则之苛及 于青菜大蒜,于是激起沿胶济路十余县人民剧烈的反抗,全体罢市,殴毙税 吏,拒绝官厅,结果停止征收才没有酿成大变。”其后“山东好商丁敬臣以 三百万元运动包办青岛一带盐田,与日人狼狈为奸,事为盐户侦悉,即起反 抗。”又有“吕某在山东财政厅承揽山果税,遂引起历城、长清、滕县、南 山??等处山果商贩之反对,以性命力孤注阻止征税之进行。”及年底十二 月,山东滋阳、泰安、宁阳等七县花生商人又因财政厅私委省议员王某包办 津浦路济南段的花生税,举行全体罢市,反对增长印花税价。这几件事一方 面足以证明列强欺凌、军阀压迫最甚的山东商人已涌起革命潮了,他方面也 实足与全国商人一个团结反抗的暗示。
好了!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 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注释
[1]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 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一年袁世凯任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八年袁死 后,这个集团分别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力争权夺利 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棋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 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
[2]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二九),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 一八年反对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时,曾以“爱 国军人”姿态,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九二○年联合奉系推翻段祺瑞政府,随 后曾与苏俄政府建立联系。一九二二年将奉系逐出关外后,支持曹馄控制北京政府。一 九二三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所部在湖北被北伐军击溃。
[3]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北洋皖系军阀首领。安徽合肥人,一八九六年 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任江北提督等职,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年历任北京政府陆军 总长、参谋总长和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国务总理把持 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二○年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下台。一九二四年直系政权垮 台,段被奉系及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 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
[4]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北洋奉系军阀首领。辽宁海城人。一九一六
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一九二四年打败直系军阀后,他的势力伸入关内。 一九二六年又联系直系军阀吴佩孚人据北京。后来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一九 二八年六月在退回东北的路上,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
[5]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 学堂毕业,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曾任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 新军中多次破坏湖 北革命党人的活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 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篡政后,又伙同袁镇压革命。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解散国 会,篡改约法,设参政院,他被任为院(议)长。袁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与国 务总理段棋瑞发生府院之争。段利用张勋将他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一九二二年 受直系军阀支使,复任总统。次年被直系军阀驱走。
[6]曹锟(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北洋直系军阀首领。直隶天津(今天津市)入。 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北洋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 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丁,与吴佩孚同为直系军阀首 领。一九二三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奉系后,曹锟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 五百九十人,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被囚 禁,后直奉两系联合,获释。
[7]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北洋军阀首领,河南项城人,清末曾任山东 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 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 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投降卖国。一 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十二月称帝,一九一六年三 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六月六日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忧惧
而死。
[8]一九二三年曹锟公开贿选总统工作逐步展开,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 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员二十余人,分赴各地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九的制毒犯百余入, 把他们解到天津来,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 其余则令缴纳数千元至数万元予以释放。
[9]临城案指临城劫车案。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夜,土匪孙美瑶在山东临城(今枣 庄)至沙沟站抢劫由浦口开往天津的客车,将车上行李财物悉数枪去后,把二百余名旅 客(内二十六名外国人)虏至峰县(今枣庄)抱犊崮,作为“肉票”。帝国主义乘机对 北洋政府进行要挟,扬言出兵干涉和“共管中国”。曹锟政府向帝国主义屈节谢罪,允 许外国人干涉中国路政,并将山东第六混成旅长兼衮州镇守使何峰珏革职查办,收编匪 乓而“和平”解决。
[10]顾维钧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公使,也是参加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 成员之一。
[11]赵恒惕,湖南湘潭人。清举人。曾肄业武备学堂,继入日本陆军仕官学校炮 兵科学习。一九一六年任湖南第一师师长,不久任湖南水陆军总司令。一九二一年任湖 南省长。一九二三年前后,镇压湖南地区农民运动,破坏农会。
[12]王克敏(一八七三~一九四五),浙江杭县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历任中法 实业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等职。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 帝国主义指使下、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后又两度担任伪华北政 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捕,畏罪服毒自杀。
[13]一九○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四忆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 款,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派一两白银。欧战后,法国金融混乱,通货膨胀, 法郎暴跌,纸币一法郎只值现金三分之一。按一九○五年换文规定的赔款偿付方法,中 国用较少的银两,即足偿付法国之庚款。但是,法帝国主义以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 炮制了所谓金法郎案。法国根本没有金法郎这种货币,如果按照金法郎偿付,中国将损 失关银六千二百多万两。紧随着法国之后,美、比、意等国也向中国提出照会,要求各 国赔款一律按硬金计算。在帝国主义的联合压力下,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曹锟任命 与金法郎案有密切关系的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打算秘密承认此案,不再提交国会审议。 由于全国人民和“反直同盟”再接再厉地发出反直的呼声,曾锟不敢一意孤行。此后, 北京当权人物再也没有人敢于出面来主张承认金法郎案了。
[14]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四年 江浙战争爆后,驱逐了皖系卢永祥,任浙江军务善后督理兼闽浙巡阅使。一九二五年又 起兵驱逐了苏皖等地奉系势力,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直系后期最大的军 阀。一九二六年镇压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同年冬其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被北阀军 打垮,后投奔奉系军阀张作霖,任安国军第一军团长,一九二七年八月率部渡江反扑, 在南京龙潭被国民党军打败。一九三五年在天津被刺死。
[15]陈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广东军阀。广东海丰人,一九一一年参加 辛亥革命,被推力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一九一七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一九二○年 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六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 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一九二三年被粤军许崇智击败,率部退守东江。一九二五年所 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16]沈鸿英(一八七四~一九三八),佳系主力之一。广西雒容(今鹿寨人)。 一九二一年乘孙中山讨伐陆廷荣之机,宣布自治,所部称“救桂军”,欲取陆廷荣而代 之。阴谋败露后,退入湖南,投靠吴佩孚。一九二三年逐走陈炯明后,再次背叛孙中山,
进攻广州大元帅府,一九二四年二月彼击败请降,率残部返佳。
[17]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人。辛亥革命时任山西都督,从 此长期盘踞山西,依违于北洋军阀皖、直、奉三系之间,投机自保。九一从事变后,支 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阻挠中国工农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参 加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一九六○年死于台湾。
[18]孙宝琦(一八六七~一九三一),浙江杭州人,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三 月连任熊希龄、徐世昌年阁的外文总长,一度兼任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一月任国务总 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19]唐绍仪(一八六○~一九三八),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辛亥革命时代表 袁世凯参加南北议和。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任国务总理,六月辞 职。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一九一九年任护法军政府代表,与北佯军阀政府代表 朱启铃在上海议和。此后任国民党政府的国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山县长, 一九三八年在上海被刺死。
[20]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入京解散国会,驱走总统黎元洪,拥清废帝溥仪复辟。 七月,段祺瑞借助全国人民反复辟的声势,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自任总 司令。三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十二日讨伐军五万余人沿京津、 京汉两路分兵进攻北京,张勋兵败。段以“再造民国”的“功臣”,复任国务总理,兼 陆军总长,重掌政权。
[21]齐燮元(一八六九~一九四六),直隶宁河(今属天津市)人。直系军 阀, 曾任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等职。一九二四年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混战获 胜。同年因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被北洋军阀政府免职,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 爆发后投敌,配合日军“扫荡”,残杀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被捕,一九四六年枪决。
[22]何丰林,山东平阴人。原为袁世凯新军教练官,一九二三年任浙江宁台镇守 使。一九二四年九月江浙战争爆发,任浙沪联军第一军司令。一九三五年左右任东北边 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首席参议。
[23]卢永祥(一八六七~一九三三),山东济阳人。原系曹锟旧部,后投靠段祺 瑞,成为皖系干将之一,曾任北洋军师长和淞沪护军使。一九一九年任浙江督军,一九 二二年标榜“废督裁军”,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一九二四年因争夺上海地盘与江苏 督军齐燮元发生战争(江浙战争),兵败下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上台,被任 命为苏皖宣抚使,借奉系军力逐走齐燮元,占据江苏,后又被奉系排挤下台。
[24]这里指的是西南军阀,即四川的熊克武、但懋辛,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刘 显世。
[25]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一九○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华兴 会、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由孙中山任总理,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同 盟会联合四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 集团。一九一四年,为厂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孙中山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员组织中华革命 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改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一九二四一月在中国共产党 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 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 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依靠这一合作进行了北代战争。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 革命政变,国民党变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革命救国论①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国的界限,自从各民族间开始商业交通后,各个统治阶级,遂都用它作 成对内号召统一、对外兼并他国的武器。及资本主义勃兴,各国的资产阶级 更是挟其方兴之势,运用这个武器——国——对内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切反 抗和革命,对外抵御强敌并凌辱那产业未曾发达的各弱小民族。于是,全世 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同样的两大阶级:一是压迫 阶级,一便是被压迫阶级。
压迫阶级是以各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中心,各产业落后国的封建军阀只不 过是他们的爪牙;至被压迫阶级即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弱小民族,都是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的。且在他们中间,以经 济地位论,不说无产阶级,便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也都为国 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故,迟早都要走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来。所以全世 界的被压迫阶级,若是看明白了此事,正宜速行运用这个国的利器来攻打敌 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群起来做国民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工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要日夕图谋阶级争斗,以便打倒国内资本主义;同时 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也正如压迫阶级以国际的资本进攻被压 迫阶级而不分国界的一样,而且当着他们自己引起不可免的国际战争时,被 压迫阶级的解放日子便到了。只要弱小民族的国民力量胜过一时的侵略者, 无产阶级的团结力胜过当时的统治者,则一个革命的爆发,也成了自然之势。 前者的例子是土耳其[1],后者便是俄罗斯。而俄、土在土耳其国民运动中的 相互关系,更足证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实有联合的必要和可能,且世界革命 的伟大工作,也正要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
* * * 至我们中国呢,凡是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己夷为
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
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 国,或竟“左”倾于毁坏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在其国内无可发展 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尾间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 何能忍此!
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 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
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 最大的仇雠。他们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役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 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于是借款 约成,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 全部财政共管,乃便要完全实现共管中国了。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 爪地一无忌惮!要不是清廷昏庸,庚子之变[2]何致损失如斯之巨!袁世凯[3] 若不急图帝制,“二十一条”[4]何致签成!段祺瑞[5]苟非志在卖国,中国 人民的肩上何致压上一笔巨大的参战借款!曹锟[6]、吴佩孚[7]若不是一志
在总统,一志在武力统一维持什么北洋正统,又何致开门揖盗,自华盛顿会 议[8]席上迎来些自家承认的太上政府!陈炯明[9]果非志在排斥国民革命领 袖,又何致勾结英国香港政府,延长广东内部的战祸至今未熄!有了这一干 图私的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再加以专做牵线人的外交系,做掮客的洋 行买办和趋炎附势的滥官僚,于是卖国的勾当乃越发做得兴旺,而帝国主义 的列强亦遂特加他们以青睐。有时几个帝国主义者吃起醋来,或是几个军阀 恃宠而骄,于是军阀相互间的战争,乃遂在列强的嗔笑中一来一往,而中国 人民遂匍伏在枪弹底下讨生活了。总之,他们的罪恶祸害是数不尽的,我们 只要认清这全是国际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我们便能找到我们共同的敌人, 而且相信,他们进攻我们——全中国民众——是永远站在同一战线上的。
我们既做国民运动,我们必须先认清国民革命的势力,然后才能有团结 之可能。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辛亥革命[10] 又曾将共和招牌挂张起来,但我们如要从中找出一派可靠的革命势力,则我 们相信只有海外华侨可足当得起一支革命的主力军。因为只有他们接触国际 帝国主义强盗为最早,故他们希望一个必须保护侨民的民治国来做他们海外 发展的后援,乃属当然的需要。无论入保皇党[11]或同盟会[12],其心理上 的希望皆属一样,不过清廷政治的教训使他们倾向革命的心易于胜过改良的 错误观念就是了。第二派革命势力直至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时起,始渐 渐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涌出,一年多的膨胀,至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工人 大流血后,北方的劳动势力,虽稍受一时挫折,但全中国的劳动阶级——特 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 国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第 三派中国的知识界,自从五四运动[13]后,顿呈活气,中间虽因受新文化运 动中的恶影响消沉了两三年,但近一年来又复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其中尤 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第四派便是新兴的工商 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论,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虽说是他 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 除非他们甘于卖国,甘与外人合办。但他们中间的开明分子也渐能与革命派 表同情了,自己也知要起来过问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好的现象。而不久的将 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人救国的革命队中。第五派革命势力现在方在酝酿期 中,这便是庞大的农民阶级。农民的势力果成与否,全视努力之人多寡为断; 至农民本身,国际强盗之为害,他们或还感觉较少,但军阀的祸国殃民,他 们已是确信无上述的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 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 太为辽远。在历史的使命上说,中国国民党[14]是负有这个革命统率之责的。 过去它因为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致革命十二 年,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旗帜之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 海外华侨也有动摇之虞,这不能不算是国民党至大的失计。
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 但我们所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申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 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 力[15]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最后,我们要说道,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可引为友之国,自不外与我 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
斯。这些,我们是要与他们以统一前敌的国际联合来企图世界革命而促成我 们国民革命成功的。
* * * 如此,我们才不致染上旧日列强所运用的国的武器的祸害,而能使我们
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了新的意义,人类历史上展开了新的记录。
注释
[1]这里是指由穆斯塔法·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土耳其政府追随德奥帝国主义集团,使土耳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矛盾加剧。 战败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土耳其,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一九一九年,以 穆斯塔法·基马尔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反帝民族解放斗争 并取得胜利,于一九二三年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人民在这一斗争中,得到列宁 和苏俄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二○年苏俄政府承认基马尔建立的安纳托利亚民族政 权,次年三月又签定了苏俄土耳其友好条约。
[2]庚子之变即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事变。一九○○(庚子年),英、美、法、德、 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瓜分中国,借口 清政府“排外”,组成侵华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大肆烧杀抢掠,践踏中国主 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于同年十二月全盘接受合帝国主义国家提出的《议和大纲》, 并于次年九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3]袁世凯,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7]。
[4]二十一条,参见本书《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一文注[3]。
[5]段祺瑞,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3]。
[6]曹锟,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6]。
[7]吴佩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
[8]华盛顿会议,参见本书《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一文注[1]。
[9]陈炯明,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5]。
[10]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 王朝的革命。一九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 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 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 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 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 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但是,辛亥 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 民族民主革命,为以后一系列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
[11]保皇党指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海外的政治团体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 皇会”。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次年七月在加拿大 创立“保皇会”,并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建立组织,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 革命为宗旨进行活动,拉拢华侨入会。一九○七年为了迎合情政府预备立宪,保皇会改 名国民宪政会,不久又改称帝国宪政会,成为推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团体。
[12]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简称。一九○五年八月,兴中 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
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 同盟会除了在国内各地建立支部和分会外,还分别在南洋、欧洲和檀香山等地建立支部 和分会,积极联络华侨。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并联合会党、 新军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形成推翻清王 朝的辛亥革命运动。
[13]五四运动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 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 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却准备接 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元理决定和北洋 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 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 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 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 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 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 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14]中国国民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5]。[15]指由北洋封 建军阀集团在袁世凯死后分裂成的直、皖、奉三派旧军阀,和南方的背叛孙中山投靠帝 国主义成为新军阀的陈炯明。这四派新旧军阀势力,得到帝国主义的金钱和武器的支 持,扩充实力,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妄图以武力消灭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
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①
(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 段祺瑞赶走了张勋,日本的势力随即霸占了北京政府。吴佩孚赶走了张
作霖,英美的势力当即继承了日本一向在中国的地位。陈炯明叛卖了孙中山, 英国的香港政府乃即成为广东的太上政府。这些过去的事变,都是国际帝国 主义者在中国所施行的乘火打劫的惯技;我们本已受够了这些教训。但惯爱 做和平梦的中国人——特别是江浙人——却依然昧于此类情势,有时还不免 要跪在洋大人面前请他们来解中国之围,至少或也要请洋大人的傀儡来图谋 那不可能的和平,如赞助和平会议一类事实。这种“倚仗洋势”的心理说来 真是可耻可叹!
但是,眼前又快横着一个事变了。据最近法报电讯: 江浙的战机因着苏 齐增防和以海军防沪闽军窥浙的举动将逼使浙卢沪何不得不出于一战[1],于 是外交团决议个条件:(一)沪宁铁路不得运兵,上海不得发生战事;(二) 各国速行组成联合舰队;(三)警告中央政府及军事当局者不得损害外人生 命财产并须负责赔偿战事中外人某种损失。这是三个明明白白乘火打劫的条 件:扩大的联合舰队借着这个题目实现了,铁路共管又正可扩张到沪宁路, 转瞬便将到沪杭路,而赔偿损失又正好作为将来敲诈一笔大款取得某项权利 的张本。惟事变虽如此明白,然而我们不敢说惯爱做和平梦的多数中国人—
—特别是江浙人——不会像上欢直皖战争时天津寓公以天津幸有三十里内不
许驻兵的外国条约的同样心理来“欣然承受”此三个要求。国人们!以我言 为苛么?请各回省下:“倚仗洋势”的心理在我们中间较鸦片的流毒胜得几 何!注[1]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发生于一九二四年九月,是盘踞江苏的直 系军阀齐燮元为争夺盘据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的上海而爆发的战争。 双方军队在嘉定黄渡、大仓浏河一带相持。其后,盘踞福建的直系军阀孙传 芳率兵入浙。奉系车阀张作霖则表示声援何丰林的浙沪联军。
① 这是在旅欧期间写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赤光》第三期。
北洋军阀[1]的内哄①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封建阶级的武人因各谋私利争为雄长演成互相征伐之事,常较资本阶级
因自由竞争而引起的国内战争多得无算。此其故:一由于封建武人利在兼并 土地,横征暴敛,好广积金钱;而资本阶级则利在图谋其本阶级在政治上的 权力分配及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或携手合作;二由于封建武人所恃者武力,资 本阶级则恃资本。本此,现时中国的封建余孽军阀乃遂兵祸连年,互相残杀, 成为不可避免的内哄,非至覆灭不止了。
在中国军阀中,自以北洋军阀为主于,自曾李练兵湘淮[2],满清帝制的 金瓯便已生了裂痕,及袁世凯小站练兵[3],更树立了北洋军阀的始基。至帝 制倒,袁世凯兴,随袁氏而起的“王龙段虎冯狗子”[4]便顿时有各树一帜的 异心。惟王士珍[5]手无重兵,虽一试国务卿两试总理,终无多大发展,卒让 冯国璋[6]段棋瑞[7]造成了直皖两系以争北洋正统。袁世凯死,冯段互相争 霸,结果军师徐世昌[8]虽坐收了一时渔人之利,但重要政务仍不得不仰鼻息 于皖系军阀。继着吴秀才[9]捧着曹锟[10]为直系军阀复仇,于是一战胜段, 再战胜张,驱徐驱黎,终至浩浩荡荡地将曹锟拥进了三海。这样一气呵成的 直系天下,宜可以使北洋正统的招牌在曹锟手中稍延时日了,殊不知四围的 军阀还未倒,而直系的内部亦起了正统之争。本来,此次拥曹首功为保津两 系的冯玉祥[11]、王承斌[12]和王毓芝[13]、高凌蔚[14]、吴景濂、[15]、 边守靖[16]等,洛系吴佩孚、宁系齐燮元[17]不过尽赞襄之助,乃论功行赏 吴佩孚、萧耀南[18]、齐燮元各得一巡阅使,王承斌得副使,而冯玉祥“竟 不与焉”。及组阁,高凌蔚又排吴景廊,终至吴景濂连一议长也失掉逃津。 孙主琦[19]阁成,知孤立无援可危,乃内联津系外结段卢以张声势,然因此 却得罪保系要人,于是内王(王毓芝)外王(王克敏)[20]协以排之。但孙 宝琦亦自不弱,居然能两使国会提出查办王克敏案,而金佛郎案[21]与中俄 交涉亦遂成了他们政争的武器。金佛郎案王克敏实主大谋,近日,王更以非 金佛郎案解决中国财政将无办法为言,以暗示孙阁非承认不可。至中俄交涉 则因东交民巷日、法、美大上政府之反对,法国在道胜银行收买的中东路股 票事和苏俄在蒙古撤兵条件与冯玉祥垦边雄图有碍故,顾维钧[22]、陆锦
[23]、王克敏、王敏芝、冯玉祥乃在外院内府大事挑剔,硬行延搁中俄协定
不与通过。北京城中的内哄是如此了,至外方呢?吴秀才自拥曹登位以来, 隐然以长子将承正统自居,这种态度自然醋起了与他平日比肩事曹的直系军 阀,而他所提拔的后辈亦知急起直追模仿昔日吴对曹的态度,渐欲自成一系。 好个奸阴狠毒的吴佩孚如何不看懂此剧,于是撤王承斌、张福来[24]、郑士 琦[25]、萧耀南的师长兼任,使他们各自成个光杆督军;留蔡成勋[26]督赣 赞助,安徽设军务帮办,遣使赴浙联卢,助温树德[27]与杜锡珪[28]争衡以 牵制苏齐新起的势力,尊段所以制奉;联陈降赵所以制粤;重用周荫人[29], 驱逐两王(王永泉[30]、王永彝)正所以防闲孙传芳[31];用杨森[32]、刘 湘[33]、刘存厚[34]、邓锡侯[35]协以图川。及成都重庆既下,而又以刘存 厚督川,邓锡侯长川,以启刘湘杨森之争,俾北军得以长久留蜀,此与以北
① 这是在旅欧期间写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赤光》第八期。
军驻扎岳州同一心事。吴秀才的锦囊妙计如此,但一般军阀也非尽是蠢才, 吴既以撤师长兼任倡,于是大家也就请君入瓮,吴亦不得不辞兼第三师师长, 而各个督军更眼灵手快,师长由旅长升,旅长依旧补了亲信之人;冯玉祥、 王承斌、齐燮元更谋保津宁,三系的亲密联合。在长江流域,萧耀南、马联 甲[36]、齐燮元更有联盟的传说。在豫,张福来为换省长师长事己曾一度负 气至京与冯玉祥有所联络。山东郑士琦为换师长熊炳琦[37]为换青岛商埠督 办与吴佩孚强占胶济路收入事亦对吴极感不快。似此种种,直系的内部未等 曹锟“龙归北海”便已破裂得如此之甚,一旦曹真死了,吴有何力能进三海? 且就广义的北洋派看,皖派在浙在闽力尚不薄,臧致平[38]近已连克漳泉二 州了。奉派虽在养精蓄锐时,但不久必力直系的劲敌。在山西,阎锡山[39] 虽无四略野心,但直系终不能指挥自如,故今春有京遣刺客的秘案发现。在 陕西,刘镇华[40]坐镇关西,近已不复为直系所有。四川湖南的军阀虽多降 直,但北军如长久留川,吴佩孚如迫令湖南取消省宪,或迫令赵恒惕[41]供 给军饷,则夔门以内和三湘七泽问的反直风云必仍层出不已。论滇黔,虽唐 氏兄弟[42]和刘显世[43]已为新兴军阀,但必为直祸无疑。广西陆荣廷[44]、 马济固又已降直,然因此迫得沈鸿英[45]、林俊廷近又向孙中山输诚,虽其 成否不可知,要亦属于直为不利。至破坏革命最力的陈炯明[46],虽与洛吴 早已私通,只是他终不敢揭破他的联省自治假面具,亦适足为将来不能真正 助直之证。
由此一段军阀祸国史上看来,北洋军阀的内哄,非但直系无术自解,即
反直系亦同样无法解脱。今日的反直军阀,又何一非当年曾一度当权的军阀! 总之,时至今日——亦即是生产力发展到这个时代——封建军阀的末运已 至。北洋军阀的内哄亦不过证明此混乱之局,军阀自身决无能力整理,尤其 是受帝国主义列强煽动勾结的军阀更无能力整理。代之兴的,只有国民革命 派。
只是军阀内哄是他们自身的事,一旦国民革命派苟稍抬头,他们必会捐
弃前嫌,一致来压迫国民革命势力,正如资本阶级在彼此的竞争期中时刻会 转来一致压迫工人阶级一般。因此,我们国民革命派在此北洋军阀内哄的混 战中,须要严密我们的战线,严防我们的敌人——军阀和其所勾结的帝国主 义的列强——才不致力敌所乘而打散我们的集中势力。注 [1]北洋军阀,参见 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
注释
[1]北洋军阀,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
[2]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为清末湘军首领。一八五三年初为对抗太平天 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展为湘军。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一) 为清末淮军军阀。一八六一年编练淮军,次年调至上海,在英法美侵略军的支持下与太 平军作战。
[3]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为试练新式陆军,派 胡燏棻在离天津七十里的新农镇即小站地方训练”定武军”。后由袁世凯接办扩编,分 步、骑、炮、工、辎重五个兵种,聘德国人任教习。袁世凯掌握这一支新式军队后,支 持那拉氏发动戊戌政变,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被摧为直隶总督。此后扩充为六镇
(相当于师),形成为北洋军阀势力。
[4]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有“北洋三杰”之
称。有人对这种形象化的说法解释道: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喻之 为龙;段祺瑞常发虎威喻之为虎;冯国璋狗头狗脑喻之为狗亦无不宜。
[5]王士珍(一八六一~一九三○),直隶正定人。一八九六年投靠袁世凯为督操 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辛亥革命后,在袁政府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和 陆军总长。袁死后以北洋派元老身份调停皖系、直系、奉系的冲突。
[6]冯国璋(一八五八~一九一九),直隶河间人。袁世凯小站创办新建陆军时, 被任为督练营务处总办。一八九九年随袁至山东参与镇压义和团。辛亥革命爆发后,被 情政府任力第一军总统,率领北佯军至湖北镇压革命。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争 时,袁命攻下南京,任江苏都督。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他为直系首领,与湖北督军王 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对抗控制北洋军阀政府的皖系首领段祺瑞,称“长江三督”。 一九一六年当选副总统,一九一七年代理总统,一九一八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
[7]段祺瑞,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3]。
[8]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直隶天津人。一八九五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 时,兼管营务处,成为袁的主要策士。武昌起义时,助袁窃取总统职位。一九一八年十 月总统冯国璋下台,由安福国会选为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标榜“偃武修文”, 主张南北议和与段祺瑞发生矛盾。一九二○年段下台,企图依靠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 持。一九二二年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遂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下台。
[9]吴佩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
[10]曹锟,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6]。
[11]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旅长、师 长、督军、督办等职。一九二四年十月发动北京政变,并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十一月 五日取消清废帝傅仪的皇帝称号,将溥仪逐出皇宫。一九二六年九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 参加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曾参加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一 九三一年九一人事变后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现在分属 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继续乎 取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一九四八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政治委员会 主席。同年九月一日在由美国回国参加新政协途中遭遇火灾逝世。
[12]王承斌,今辽宁兴城人。一九二二年任直隶省长。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总统 时,总管贿选工作。后任直隶督军,直鲁豫巡阅副使兼直隶督军、省长。
[13]王毓芝,以前是军中的老“司书”,随着曹锟的升迁,做到巡阅使署秘书长。
[14]高凌蔚(一八七○~一九三九),直隶天津人。一九二一年任内务总长,后 助曹锟贿选,代国务总理。一九三七年任伪天津治安维持会委员长、“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议政委员会委员、“天津特别市”市长兼“河北省”省长等职。一九三八年五月因 附敌卖国遇刺,次年死于北京。
[15]吴景濂,今辽宁兴城人。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投靠直系军阀,为 众议院议长。帮助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抨击。
[16]边守靖,曾任直隶省议会议氏。
[17]齐燮元,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1]。
[18]萧耀南(一八七七~一九二六),湖北黄冈人。一九一八年追随吴佩孚进攻 湖南。一九二三年,参与镇压京议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同年十一月继吴佩 孚任两豢巡阅使。
[19]孙宝琦,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8]。
[20]王克敏,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2]。
[21]金佛郎案,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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