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顾维钧，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0]。
[23]陆锦，直隶天津人。一九二四年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
[24]张福来，直隶交河人。北洋军阀曹锟部第二十四师师长。一九二四年第二次 直奉战争时任直军援军司令。
[25]郑士琦，安徽定远人。历任北洋第五镇军官，后升任第五师旅长、师长。
[26]蔡成勋，直隶天津人。直系骨干。一九二二年被吴佩孚派往江西，任江西督
军。
[27][28]驻粤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投降北方前，吴佩孚许以不受海军总司令的节
制，后又保荐他为渤海舰队司令，直接隶属北京政府。这一事件引起海军总司令杜锡珪 的不满，因此忿而辞职。海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齐燮元的态度完全站在杜的一边，杜、 温之争演进而为吴、齐之争。
[29]周荫人，直隶武强人。北洋军阀直系将领，历任福建护军使、福建军务督办、 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
[30]王永泉，直隶天津人。一九二一年与徐树挣合作在福建成立军政制置府，同 年十一月任省长。一九二三年三月任福建军务督办。王永泉与孙传芳是结拜弟兄。
[31]孙传芳，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4]。
[32]杨森（一八八四～一九六七），四川广安人。一九二四年任陆军上将，督理 四川军务。一九二五年与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部发生冲突，杨兵败出川，被吴佩孚 委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
[33]刘湘（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四川大邑人。一九二一年被推为四川各军总 闭令。
[34]刘存厚，四川简州（今简阳）人。毕业于日本陆军七官学校步兵科，归国任 云南武备学堂堂长。依附北洋军阀为争夺四川督军职务，与滇黔军进行长期混战。一九 二七年投靠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一九三三年在四川堵截红军，兵败 被撤职。
[35]邓锡侯（一八八八～一九六四），四川营山人。四川军阀刘存厚的部属。一 九二五年，吴佩孚任邓为川黔讨贼联军副闭令兼四川联军第二路总司令。一九二七年蒋 介石叛变革命后，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一九三七年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 部出川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四川省主席，西南公署副长官。一九四九 年十二月十日在四川彭县起义。起义后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水利部部长，四川省 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36]马联甲，安徽军阀，曾任安徽军务督办。
[37]熊炳琦，山东人。曾任禁卫军参谋、直隶都督署参谋、江苏都督署军务课长、 直鲁豫巡阅使署参谋长、山东省长等职。
[38]臧致平，安徽太和人。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时，任浙沪联军第一路副司令。 一九二五年一月任江苏宣抚使署参谋长。
[39]阎锡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7]。
[40]刘镇华（一八八二～一九五五），河南巩县人。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时，任 陕西后方筹备总司令。一九二五年任陕西军务督办。
[41]赵恒惕，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1]
[42]唐氏兄弟指唐继尧和唐继虞。唐氏兄弟为云南会泽人。唐继尧（一八八二～ 一九二七），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运动，借护法自保，排挤孙中山，暗通北洋军阀。为 了称霸西南，多次出兵川黔，并召开联省军会议，自称“联帅”。一九二七年彼胡若愚、 龙云威迫去职。唐继虞（一八九○～一九二四），一九一八年先后任滇黔靖国联军总参

谋长、昆明卫戍总司令，权重一时。后历任东南巡阅使、贵州督军等职。
［43]刘显世（一八七一～一九二七），贵州兴义人。一九二○年追随滇系军阀唐 继尧汪滇黔靖国军副司令，参与川滇黔三省军队混战。战败后为部属驱赶下台。
[44]陆荣廷（一八五九～一九二八），广西武陵人。原系桂系军阀，一九二○年 直皖战争爆发，投靠吴佩孚。是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他企图依靠直系支 持，进行反对，因桂系溃败，所部倒戈，逃上海。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发动叛乱时，又潜 回龙州，北洋政府任之为“广西军务督理”。
[45]沈鸿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6]。
[46]陈炯明，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5]。

共管中国江河的新形势①
　　　　　　　　　（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 自外国的军舰商船可以自由行驶于中国内地的江河后，中国的港湾河
流，久已置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下了。及长江外舰联防，外国商船可以武 装的事件发生，中国的江河更进一层变为列强的共管物，沿江沿海的中国被 压迫民众遂永远在列强的炮口下讨生活了。但即此，列强尚以为未足，最近 北京东交民巷大上政府更借口保护外侨安宁的名义决定：（一）由各国在华 军舰组合三个舰队，以第一舰队任辽东直鲁沿海之警备，第二舰队任长江一 带之警备，第三舰队任浙闽粤三省之警备，分任巡戈，以资保护；（二）凡 西南各省及长江一带并奉吉黑三省各大商埠地方由各国之领事团征集精壮外 侨组织商团以资防卫，??同时齐燮元的导淮督办令下，一方代表美国帝国 主义者利益的广益银公司立刻派人往宁与齐接洽一万大借款，一方藏在华洋 义赈会后边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立刻可以由代浚苏州河的诡计进而包揽导淮。 这样一来，不仅长江外舰联防成事实，全国的外舰都联防了；不仅已通行的 中国江河成列强的内海，待浚的江河也断定他的被统治的运命了；不仅江河 共管完全实现，且进一步又要做到各大商埠的共管了。
号称“爱国”的旅法华人啊！你们为一个“进兵赤塔”的谣言，而能表
示那样“磨硕以须”的勇气，现在列强共管中国的事实都迫到燃眉，你们难 道反一声不响么？
至我们，我们以“国民革命”为号召的人，却永远一心不乱地反抗侵略
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列强——日英美法意等——到底。

































① 这是在旅欧期间写的。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

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①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五日） 美政府自华府会议成功，得了列强在中国共同行动的保证后，对华政策
即一变其向来阳示亲善的面孔，大踏步地赶上英日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实行 侵略的故道。两年多的经历，已使我们饱尝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在华一切设施， 殆无不备有钱臭和血腥的混合滋味。尤其露骨的，便是美国工商业的资本家， 张家口的克门案[1]，临城案[2]，宜昌的大来案，浙江纸烟捐案，长江舰队 联防案，上海美国侨商会议案，无不与他们息息相关。最近沪报载美国在华 商务总会的报告有云：“??去年本会与美国协会曾致电国务卿，要求增加 美国在华利益之保障，所幸本国政府，尚未认为极端主张，已由海军部准添 长江巡舰六艘，且已先由檀香山派鱼雷两艘来华。此各国已暂停关税会议， 并闻对华债务将有所措置。凡此，未始非吾人要求所生之结果。至国务卿休 士亦认定中国时局之严重，并有具体对华政策之决定云。”但什么是“具体 对华政策”？请看四月中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所通过的议案：许造一万吨 之快巡舰八艘，每艘需费一千一百万元，军装经费在外，并造炮舰六艘，每 艘需费七十万元，此炮舰乃供中国海面之用。这个议案审查至六月五日美国 上下议院完全通过。美国国务卿的“具体对华政策”实现了，美国工商业资 本家的“要求”得到“结果”了，被压迫的中国人从此将更增受了六艘炮舰 的射击。
然而聪明点的美国人究竟知道这不是个万全的侵略政策。有个美记者李
查得·哈顿竟在报上公开说道：“溯自一八四一年中国在英国枪尖之下被迫 割让香港于英之不幸之日起，以迄华盛顿举行所谓裁军及远东问题会议之日 止，中国人民对于西方任何强国始终无可爱可敬之理由。而美政府于兹会中 辜负中国人民可靠之友谊，殆为此不幸关系之最后大结束，亦为一号称友邦 者对其友之最重打击，且此可谓为中国历史上之转捉点。盖当美国因欲取悦 英日两强而出卖中国之前，中国颇有步武西方诸大共和国所取途径之势。今 自被卖于美国之后，彼乃觉悟中国必须自立不赖外助，且必须抵抗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之反对。盖此等国家之唯一目的实力掠夺中国之富饶天产也。?? 美国最近联合他国，在广州为海军示威运动而以保护条约权利之脆薄理由为 根据。此项疯狂举动，可谓铸造中国对西方各国及其蕞尔东邻一串怨恨锁链 之最后一环。欲迫中国群众投身于布尔塞维克主义而试行苏维埃制度，美国 此举，殆已有充分之效力矣。??西方诸共和国果欲挽回中国，使仍为彼等 之姊妹国急超直追或由未晚。但为时已甚迫促，受苦已久之中国人民正在力 图自救，无暇久待。若彼等竟断然效法俄罗斯者，则西方世界之烦闷将从此 开始矣。”这位美国记者的议论，毕竟有超越美国普通工商业资本家的卓识。 设无最后一段话，至少我们会疑心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从“西方诸共和 国??使仍为彼等之姊妹国??”数语看来，便知道这是一位不着侵略痕迹 的巧妙的新闻记者，会这样说话的人，美国向中国做文化宣传的教育家、传 教师、新闻记者、旅行家都惯为之。我们，尤其是从事国民革命独立运动的 我们应将他们看成和主持武力侵略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是一流人物，严防受他



① 这是在旅欧期间写的。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赤光》第十期。

们甜言蜜语的诱惑。 又，美国总统将于本年年底改选了，代表大工商业资本家、大地主的共
和党若胜，则柯立芝[3]联任，军事的对华政策自然具体的继续施行。否则代 表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胜，他们或要采取旧日阳示亲善的对华政策以缓和国 人对美恶感。这个，在外表虽有缓急之分实则同一样子有帝国主义从中作祟， 我们切须紧紧记牢，一律反对。

注释
[1]张家口克门案发生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商人乘自用汽车四辆，搭载 外人三名，华人十一名自张家口驶出，未遵守当地规则出验护照，拒绝检查，强行开车， 并向岗兵连发六枪。岗兵出于自卫还击两枪，伤及美商人克门。一九二三年一月，美使 舒尔曼为克门案向外交总长王正廷面致抗议，提出道歉，惩处，赔偿六项要求。一九二 三年五月，察哈尔都统张锡元来到美使馆谢罪，克门案全部照美要求解决。
[2]临城案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9]。
[3]柯立芝（一八七二～一九三三），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任美国总统，共和党 人。任内反对“侵犯”私有财产，两次否决麦克纳里—霍根农场救济法案；对外推行“新 孤立主义”，不愿与外国签订政治协定、参加国联和承担国际义务，但鼓励大企业对外 贷款和投资。利用遁威斯计划加强美国势力对欧洲的渗入。

勿忘党仇！①
　　　　　　　　　　（一九二五年八月） 总理去世不到半年，中央党部门前竟演出空前的惨剧！我们的党代表廖
仲恺[1]先生被刺死了。 廖先生是我们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总理的革命志愿之
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总理在时，廖先生已担起党中大部分的 工作，总理死后，廖先生更成为党中的重心。而今党之重心竟遭惨死，我们 岂仅哭我们的党代表，我们更哀痛全党之失却重心！
　　廖先生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数十年来自种了不少政敌。但 是此次死廖先生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 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
　　党代表惨死了，我们最痛心的是党代表不死于他数十年之革命奔走中， 不死于东江讨逆[2]之棉湖视师中，不死于杨刘作乱[3]之恶险空气中，而竟 死于国民政府组后正在秉承总理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财政以便发展国 民革命之进行中，是党代表之惨死，简直为承继总理遗志而牺牲！
廖先生是总理熏陶下一个最有担当者。十余年的革命历史中，他是一个
最服从党律而热心作事者，英士执信[4]两先生外，我们找不出第三人可以较 他再勇往直前凌厉无比。廖先生惨死，使我们同时联想到英士执信两先生之 惨死，足以证明死廖先生的敌人竟不容国民党中有最能负责最能工作之领袖 存在。
且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
加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廖先生亦 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反工农群众的分子。而且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 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招帝国主义者一尤其是香港政府之忌，最 烈的也莫过于廖先生。廖先生既为反革命反工农群众分子及帝国主义者所忌 视，于是廖先生遂为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运动工农运动而牺牲。
一句话，在总理死后，我们国民党是绝对须要一个承继总理遗志为党最
能负责最能工作而又勇于革命运动、工农运动及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 袖。而今廖先生竟因适当其选之故惨遭那卑鄙狠毒万恶的仇人暗算，在廖先 生为党牺牲，求仁得仁，在我们却痛失其领袖。
为党牺牲的领袖死了，我们要认定这是党仇，不是私仇，仇人是来毁党
的，不仅仅毁廖先生个人而已。 黄埔党军党校的同志啊！我们为爱党而敬党代表，我们更要为爱党而痛
党代表，杀党代表者必是毁党之人。我们要勿忘党仇，誓报党仇！

注释
[1]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出身于美国华侨 家庭，一八九三年回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为最早的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后，任 广东都督府总参议。一九二二年后，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 政策。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工人部



① 原载《革命军》杂志第八期。

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等职，孙 中山逝世后，他坚决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 暗杀。
[2]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一九二三年陈 炯明被粤军许崇智击败，率部退守广东东江（惠州、潮汕一带）。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 次东征之役，“陈家军”全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3]刘杨作乱指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事件。杨刘是最早投入孙中山旗帜之下的滇桂 军将领，他们对革命事业并不抱有热情，而是在广东称雄道霸，并准备借口反对廖仲恺 等发动武装叛乱，以实现其推翻广州政府的阴谋。由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和 人民群众在与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一九二五年六月，杨刘作乱 被平定。
[4]陈其美（一八七八～一九一六），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一九○六年入日本东 京警监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一九○八年回国。武昌起义爆发，率部光复上海，被推 为沪军都督。一九一五年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同年十二月，陈和杨虎城等发动肇 和兵舰起义，失败。一九一六年曾计划在上海发动陆军起事，未成。同年五月十八日被 袁世凯暗杀于上海萨坡宝路寓所。
朱执信（一八八五～一九二○），广东番禺人，原籍浙江萧山。一九四○年留学 日本攻读法政。次年加入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议员兼书记。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 袁（世凯）斗争，并加入中华革命党。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撰写《革命方略》， 任《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编辑，坚持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思想 激进。一九二○年为驱逐桂系军阀赴广东联络民军，被桂系军阀杀害于虎门。

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①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近来有人颇怀疑目前许多民众运动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颇误会许多
革命分子在做非国民革命的工作；这个问题极其严重。我们为国民革命利益 与其前途计，有以下的话要说。
　　不错，某个时代的革命方式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合环境的要求”。否则， 便是“反革命”。
　　所以我们很久就肯定国民革命是目前中国唯一的革命。在这革命运动 中，任何被压迫阶级的要求都超不出打倒他们井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和国 内半封建势力以图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解放。质言之，就是要求一个民主政 纲的实现。
　　理论上既无冲突了，我们且看实际上目前民众运动有无超过国民革命的 要求，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
　　首先说到工人。现时工人运动最易引起非难的，大半是工会擅自捕人， 封闭工厂商店，工人持械游行，强取商店什物。这几件事，我们须研究事实 真相。广东职工运动要没有行东厂主工贼流氓做分裂工会运动，实际上早已 团结坚固，很但平的向前发展了。怎奈工人要求工会统一，行东厂主却设立 了行东工会从事破坏商议，工人因生活痛苦举行罢工，行东厂主却收买工贼 从事捣乱。等到破坏捣乱还不足，便雇用流氓殴杀工人，威迫利诱，拆散群 众。工人受着这种客观的痛苦于无可如何之中乃不得不组织纠察队自卫队以 图自卫，逮捕流氓免遭毒打，防守工厂商店门口以免工贼破坏罢工。这些问 题久已成为劳资间工人间的纠纷，国民政府只要设法处理，使工人得到生活 保障，他们本无须取这种形式。强取商店什物，果使属诸事实，可以窃盗论 罪。罢工事件，原是工人受经济压迫过甚出于不得已之举，条件太高，行动 太骤，都有磋商改善的余地；最好就事论事，不必牵动工人运动全体。至于 因梧州潮州惨案而引起的工人同情运动，其实在原在几个不法军人，工人的 要求仍不出生命保障。
在乡村，土匪劣绅贪官污吏实是应该肃清的。只要看到近来农民运动人
员被害事件之多，便知乡村反动势力之大。实际上农民目前的要求，不过是 减租以维持生活，剿匪以保护生命而已。
总之，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要求：
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至其行动， 外间流言说工人要打倒国民政府，打倒某某，实行劳工专政，完全为反动派 离间工农与政府之休戚关系。革命的工农知识虽低，但他们需要国民革命之 成功，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决不至如此荒谬以违反国民革命的方式。且工 农群众对于国民政府自始即竭诚拥护，在去岁风雨飘摇之中，更会出其死力， 他们岂有不要这种给民众以政治自由的政府，而要压迫民众的陈炯明或张作 霖的政府么？不过这类流言，自有工农运动以来便有。但因政府与工农群众 的团结一致，故流言亦无伤于我们的毫末。
学生运动原也有些纠纷，但始终未出国民革命范围。拿一年来的现象比



① 原载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三十四期。

较，现在总算进步了。若还有不完善处，可从教育机关方面图整顿，从青年 运动方面谋改善，这种整顿改善，应从革命的利益方面着想。
　　商人方面如除暴安良保护河道等要求，更显而易见乃是民主政治的初步 利益。
　　讲到整个民众运动，不管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方案，或是依据最近政 纲关于人民团体的解释，目前广东的民众组织，大家都承认有集议和建议权 了。在党政府方面，须指导这些民众团体的集议和建议，在民众方面，亦因 晓得国民党的最近政纲为各阶级民众目前最急迫的需要，故决不会有什么超 出国民革命的要求。民众团体除掉接受这个政纲，护拥执行这个政纲的国民 政府，并无第二条出路。故民众团体应帮助党政府积极宣传这个政纲及次第 施行这个政纲。
　　第一点说过了，我们再进而问实际上有无许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国民革命 的工作。
　　在解释国民革命的性质上，人人都承认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因为如此，关闭的国家主义派所以为反革命，国际性的中国共产派所以加入 国民党实行国民革命而成为革命分子。目前的中国政治状况，不但帝国主义 的锁链——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丝毫没有动摇，军阀尚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领 土，便是在国民政府领域中半封建势力——贪官污吏买办大地主土豪劣绅上 匪等还遍地皆是。这时候除掉团结备派民主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工农阶级以集中于国民党领导之下向共同的敌人进攻，再没有其他的 争斗。在这争斗中，我们可以公然说共产党人不管在反帝国主义的上海省港 罢工中，在东征北伐抗军阀的血战中，在北中各部力办国民党遭遇的囚杀中， 在工农运动的牺牲中，他们总是最忠实地站在前线。他们所流的血，总是洒 向国民革命，无一点迟疑，无一点吝惜。一切工作上他们尚找不出非国民革 命的证据。我们更很坚确地认定现时方式国民革命的起首，离成功的途程还 很辽远。所以这时我们希望民主政纲之实现比任人都感觉急切。或正因望之 急而肯之切，遂引起许多人的误会，也是意中之事。惟当此北向军阀，外向 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时候，所有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 何况站在革命前线的共产分子，自应与国民党密切的合作才有打倒我们共同 敌人的可能，才能引导工农上解放之路。否则，除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的敌 人得到利益外，一切革命分子以至国民革命只有归于失败。
我们高呼：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①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 我们既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争斗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1]而争
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于是就有人怀疑到目前的革命工作既无差别， 何以于国民党[2]之外还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既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 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
　　本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三年来已经写得说得很多了。只是我们为目 前政治争斗做得更有意义，革命分子愈加团结和互相了解起见，仍须有以下 的回答：
　　（一）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 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 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既不同，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 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为其前驱。共产党为工农阶 级奋斗并引导其参加国民革命，决无碍于国民党领导各阶级努力国民革命， 转而在实际工作上更可收相成相助之益。
（二）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
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 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 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 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 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 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 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 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是革命的，是站在国民革命的 领导地位的，自无须怕这种冲突和分裂。而且证之事实：五卅运动[3]以来， 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时时与想 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廖案[4]发生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 派，曾联合一致地与廖案有关的以至反共、反俄、反农工运动的分子争斗， 更分裂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 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
　　　　　　　　　　　　　　二 我们的解释既完，而我们的态度亦更有较具体地表明之必要。
（一）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打倒国外帝
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治的范围。但当着资本家 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 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为 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站在工农方面，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急迫。

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
　　（二）我们知道，国民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解放目前的中国，同时中国国 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 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 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和共产分 子加人国民党，事实上是表示了两党的密切关系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这 个原则之下，共产党除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外，他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 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
　　（三）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 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 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 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而左派很坚决地努力于国民革命和民主政治 之实现，实行联俄、联共和拥护工农利益的三大革命政策。在这种不同的倾 向上，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从中山 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同时共产派还希望右派能彻底了解民主政治，日 趋左倾，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成左派。我们态度如此，既不是要分裂国民党， 更不是不愿造成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
（四）我们为了上述三种原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为共产党在政治
争斗中的主张，为对于国民党的希望，均不能不有公开的意见发表。马克思 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5]，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 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不过在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我们的政见 和批评是属于善意的，希望党政府能予以容纳，这与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 切半封建势力的故意攻击和破坏宣传根本相反，若国民党同志竟以此善意的 批评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离间等量齐观，或竟以批评一些不法官吏军人 的谬误设施和批评国民党政府中有些不合宜的处置，便将事实置之不论，而 硬说这是污蔑整个国民党，破坏国民政府，均未免近于武断，故陷人罪。譬 如近几月来有几件压迫工人摧残农民运动的案件，工农群众的要求，我们的 批评，都是希望党政府能惩办这些不法官吏军人，以拥护国民党农工政策。 就是左派同志的《国民周刊》上从前亦曾说过：“在党政府下，是不应该有 这种不助进农工运动，不能利用政治力量去运动故官吏，在本党内是绝对不 容那些摧残农工运动或轻视农工运动的党员。党政府应要有铁的纪律去受 理。”“我们日夕希望民众接近本党，拥护本党，不料这种党员执政权者的 一切设施，已使民众退避三舍，这是何等痛恨的事！”“??我们正为着本 党民众基础着想，我们更是为一般所谓护党派日夕忧虑亡党的着想，在已逐 渐觉悟的民众不是能够以革命帽子戴了去盲目的冲动，在已有组织的民众， 我们更不能用什么口惠而实不至的假面具去蒙骗他，何况我们在有组织的民 众，我们现在急须民众认识的本党，发生这种摧残，不特民众不为我有，那 时如你们所认为该死的程庚，一定不绝起来收拾民众，我们党只有损失，你 们杀也杀不尽，杀也杀不来。那是事实，那是十分可虑的。”[6]这些严厉的 批评持与我们的批评较，我们的岂得谓过？至若摭拾市上的流言，莫须有的 事实，以至绝无关系的各种风潮，都硬指为共产党在挑拨，在捣乱，则三年 来我们已受尽如此之骂，左派同志亦曾为此受了许多冤枉，我们又何必置辩！ 只要国民党革命的同志能了解我们批评的立场，继续努力，国民革命将终归 胜利。

我们最后高呼： 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 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注释
[1]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等统称为半封建 势力。这里沿用了这一提法。
[2] 国民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5]。
[3]“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 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群众近万人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 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 商人和农民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罢课，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4]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在广州暗杀了坚持 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为了调查这一重大暗杀事件的真相，由有关方面人 士组成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是这一委员会的委员。[5]见《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85 页。新的译文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 点和意图”。
[6]见《国民周刊》第 3 期（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所载范谔写的《从海 康案说到农运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揭露和谴责了广东海康县军政当局勾结地方土豪劣 绅枪杀农民运动工作人员程庚的罪行。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 郭沫若[1]来，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2]，纯由蒋
氏直接指挥。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3]，死伤 者近四百人；封闭党部、工会，解散市政府，强缴工人武装，勾结帝国主义 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组织租界包探、流氓专司暗杀，成立工贼工会， 压迫工人，引诱资产阶级，巩固政权，控制财源，更得以动摇左倾而穷苦之 军队。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 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广东屠杀现又开始[4]。粤沪每月一千 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现已赶走薛岳[5]、严重[6]及所有左派军官， 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日益惶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 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 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 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 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7]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 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 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 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 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聩。二十六军、十军都有反 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 上海于暴动后，己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 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又， 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 信中央政府[8] 也。如何，望与左派同志切实商复为要。

注释
[1]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北代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从九江去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四月十四 日到达上海。他目睹了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九江、安庆的反革命事件。三月三十一日在南 昌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2]一九二七年三月十 七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同 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安庆市国民党党部和全省总工会、 省农民协会等筹各处，打伤多人。
[3]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宁波捣毁了市总工会和店员工会；四 月九日捣毁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社，逮捕了市党部常委杨眉山（共 产党员）、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和《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三月二十日 蒋介石反动派在杭州袭击了市总工会，三十一日又开枪杀伤参加抗议游行的工人八十多 人。四月九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南京捣毁了左派领导的江苏省和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四月 十日逮捕、殴打游行的革命群众，杀害省党部常委侯绍裘（共产党员）。四月十二日蒋



① 这是写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署名的还有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率立三同志等。原载《周恩来选集》
上卷。

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背叛 革命，公开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4]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解除黄埔军校 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 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两干多人。
[5]薛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后来迫随蒋介石积极反共。
[6]严重（一八九二～一九四四），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总教官，北伐战争时任国 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蒋介石任命的职务。抗日战 争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谋害。
[7]陈调元（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北 路）总指挥兼三十七军军长。
[8]中央政府，指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

彭杨颜邢四同志[1]被敌人捕杀经过①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 帝国主义、国民党是时时合作以压迫工农群众，以屠杀革命领袖的。尤
其是上海的十里洋场，自“四一二”[2] 以来，在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 阀铁蹄之下牺牲的已经有几万人；现时关闭在西牢，在漕河泾，在公安局与 警备司令部的，还有成千以上的工农群众、革命战士，过着那无期徒刑的岁 月。
　　近来因世界大战危机日益紧迫，军阀战争还在继续，而群众斗争又在日 益开展，于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乃更加紧地合作，向着革命群众与革命的先 锋队伍——中国共产党施行更残酷的进攻。彭、杨诸同志便是在他们这种密 切的合作、残酷的进攻之下的牺牲者，便是在他们共同的阴谋计算之下遭了 暗杀！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一 九二九年八月二 十四日下午四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 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 布、置妥帖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杨、颜、 邢外，还有张际春[3] 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 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4]及共产党的中央 通告等。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此事发生后， 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二十五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二十六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
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在审 问时，只被捕五同志到案，照片已于被捕当日弄好，按名询问，显然叛徒白 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 审问与引渡情形，曾载在当日晚报，但未将其真姓名宣布。这是统治阶级故 意如此，为的是避免广大群众严厉的直接反抗。
彭、杨五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五同志
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二十六日下午复开审，审 问历四五小时。问至彭湃同志，有人出为证明，彭湃同志公开承认。间官询 其经过历史，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 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 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 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间了，将我枪毙好了。问官亦为之动容。问至杨殷同 志，杨殷同志亦公开承认自己的经过。审问毕，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 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二十八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 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5]， 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被押卫兵，经严刑拷打，血肉横飞，骨折肢 断，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于是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一三十日）未 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钉铛，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



① 本文发表于一九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三天中，五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 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 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6]，士兵与 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 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 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我们 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被难的同志则说道：到底是我们的中夹领袖， 能做我们的表率！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闻得彭湃在此，均争相来看；还 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均以旧时相识力荣。
　　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 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 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7] 的斗争要多从 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他们相聚谈话时，亦曾谈及许多政治问题，可 惜未曾传出他们所谈的内容。他们都是谈笑自如，杨殷同志曾笑说：“朝闻 道，夕死可矣。”他们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都是勉其为党努力。
　　在三十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五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 后，在形式上将五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到法院时有步兵一排，公安局包探 多人，司令部副官几个，并有捕房巡捕携手提机关枪两架跟着警戒。法院在 特别法庭开审，不许人旁听，问辞与供辞如上次。法官与陪审之帝国主义领 事及捕房律师都含糊其辞他说了一些，并未将彭、杨等同志罪状究是些什么 公开宣布。被告律师虽说了一些，法官等并不注意，最后判决文亦无人能听 见法官究竟读了些什么。直至彭、杨等四同志已经枪毙了，上海英文报上忽 皇皇地登着法院判决文是处彭、杨等同志以八年的有期徒刑。这一复审，简 直是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合作的一出滑稽的杀人剧。他们想以法律的 手续来欺骗群众，但又深恐怕群众晓得。其实，广大的革命群众老早就不相 信你们这种鸟法律了！从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到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国 民党不知晴杀了冤杀了几多群众。屠杀成河的血，早已染红了工农劳苦群众 的心，他们只知道以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回答你们的白色恐怖，谁还管你们的 鸟法律！
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回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
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五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 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五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于“赏 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行刑。他们四人 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 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都力之掩面。行刑是秘密的， 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 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 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死 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 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 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湮灭。
　　当着彭、杨五同志初被捕时，南京国民党中央便得到上海国民党市党部 的夸功报告。他们的回电是命令熊式辉着即枪毙，加以刺蒋案件忙得这班走 狗们寝食不安，所以枪毙的执行乃更加迅速。
　　
　　阶级斗争剧烈的今日中国，革命的群众、革命的领袖死在敌人的明枪暗 箭中的不知儿多！这原是革命成功前所难免的事变，而且是革命成功之血的 基础，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每一个革 命战士牺牲，不管是在前线，是在后方，都有他伟大的代价。尤其是革命领 袖的牺牲，更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 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 所以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 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的确，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 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 的，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 炼出我们新的领袖。故敌人消灭我们肉体的办法，是压迫革命之最残酷最恶 毒的办法。我们只有努力于群众的斗争，加紧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力 量足以消灭白色恐怖，消灭敌人的屠杀，则革命的胜利便将临近，敌人的统 治便届末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偿赎今日的损失！只有这样，我们才尽了
彭、杨四烈士的遗志！才报了我们被压迫阶级的大恨深仇！ 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用鬼蜮的伎俩、卑鄙的手段来谋害革命，来
暗杀革命领袖，我们革命群众对他们的回答，却永远是赤裸裸的公开的阶级
斗争！仅只这一点差别，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利器。因为只有公开斗争才能 争取广大群众，只有群众力量才能消灭敌人！惯于阴谋暗杀的国民党、帝国 主义一班强盗，便要在这公开的阶级斗争中一齐消灭，一齐死绝！
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革命先锋战士们！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死！我们的
奋斗不绝！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努力地前进！直进到革命的最后胜 利！

注释
[1]彭，即彭湃：杨，即杨殷；颜，即颜昌颐；邢，即邢士贞。他们是一九二九年 八月三十日在上海尤华被敌人杀害的烈士。
彭湃（一八九六～一九二九），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海 丰县赤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当选为海丰总农会会长。一九二四年 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一九二五年 五月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 员。南昌起义失败后，领导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创立海陆丰苏维埃，任委员长和 东江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在党的第五、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六”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杨殷（一八九三～一九二九），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中并两广区委委员，是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七 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主席和肃清反革命委员 会主席。一九二人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常委，并任中央军事部长。颜昌颐（一八九八～一九二九），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 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湖南省委军委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 年三月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四师党代表。南 昌起义失败后，和澎湃一起发动海陆丰第三次起义，创建海陆丰苏维埃，任红军党代表。

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 邢士贞（？～一九二九），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军
委干部、士兵运动负责人。
[2]“四一二”，指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参见 本书《迅速出师讨代蒋介石》一文注[3]。
[3]张际春（？～一九三三），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 挥，同年领导上海五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两次反帝大示威，八月二十四日被捕，一九三 一年冬出狱。
[4]《布尔塞维克》杂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一 九二八年十一月前力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明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 的第五卷第一期。《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创刊。共出一 二六期，前二十三期是周报，后一○三期是三日报。一九三○年八月二日停刊，同月十 五日和《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四日《红旗日报》改为中共 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同年三月九日改名《红旗周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现 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第六十四期。
[5]熊式辉（一人九三～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6]《少年先锋队歌》，苏联诗人别塞勉斯基填词的革命歌曲，原名《青年近卫军》， 一九二二年定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入中国，改称《少 年先锋队歌》。
[7]反对派，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由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反党小集 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现，不承认当 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立即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他们在组织上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 托派的斗争，号召全党在思想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沦，对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 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放弃托派观点，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托洛茨基反对派[1] 在中国发生 原因及其前途①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2]上说：固然我们不必夸大反对派[3] 在中国党内
之政治上组织上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活动情形与反党现象的发展，实不容许
党丝毫忽视。 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
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 有人说，反对派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有了“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这是错误 的，他们只是起了反对派的介绍作用。现在，我们指出反对派发生的几种主 要的客观的原因。
　　第一，南京政府在初成立时，很注意如何引俄国反对派到中国来，以分 裂中国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对派这个“宝贝”不但为欧洲的资产阶级所利用， 即中国的统治阶级也一样地看上了。在联共的反对派坚决地固执他们的路线 时，欧洲资产阶级即非常之注意，想利用他们分裂联共的组织，破坏联共的 正确路线。在中国，胡汉民[4] 、戴季陶[5]、周佛海[6]，都企图借着宣传 反对派以分裂中国党。中国的统治阶级恨不得抓住中国党内的这一工具，以 达到消灭中国革命领导者的目的。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确容许反对派在中国活 动。这是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第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在革命失败之后，必然有许多失败的情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
俄国在一九○五年以后，德国在革命失败后，都有过这样的情形。中国大革 命失败后，亦是如此。中国党自“八七”会议[7] 以后，对于机会主义的纠 正，在组织上有相当成功，但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未完成，直到六次 大会[8]，才有相当成功；然党内种种不良的倾向，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不 同的政治倾向，尤其是机会主义的倾向，还都是待机而动。这是中国发生反 对派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所以形成中国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派结合之思 想上组织上的根本原因。
第三，中国党的党内生活，到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健全。虽然在组织上
肃清机会主义，引进工人分子入党，但尚未把支部生活坚固地建立起来。因 此，党的生活上，常发生动摇的现象。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 热烈的讨论，因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来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 对某一问题，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 动摇。在上海，有些中心的产业支部并不巩固，有些产业支部非常缺乏政治 生活，因此，斗争胜利了，支部就活跃；斗争失败了，支部就消沉，甚至有 瓦解的。这表明政治路线还没有得到组织上的完全巩固，不但反对派可以借 此活动，即机会主义者亦容易去活动。这是第三个客观原因。
第四，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 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 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注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 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这是第四个客观原因。



① 这是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所做的报告。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尽管过去没有发生过反对派的活动，然而有了这四个原因，就必不可免 地使中国有反对派暂时活动的可能。自然直接的原因，还是回国的学生与机 会主义的复活。
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我们可以看出有下列四点： 第一，必然不可免地要与统治阶级勾结。《新生命》[9]已经登过关于反
对派的文章。将来反对派更要利用统治阶级的宣传机关，以进行其帮助统治 阶级反党的活动。如果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他们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 这是必不可免的前途。
　　第二，在一切当前实际问题上表现他们的反党路线的宣传与活动。他们 在“五卅”[10]纪念时，宣言号召同志向党斗争，要比反帝国主义斗争更重 要，客观上毫无疑义地是帮助敌人。“八一”示威[11]，他们又认为是盲动 主义，反映出许多失败的情绪，在论调上表现出极右的悲观的取消主义。
　　第三，利用某些不健全的支部生活，以实行其停留在支部内活动的策略。 他们借着停留在支部内，以动摇下层群众，并专门找斗争失败的支部，专利 用失败的事实，以攻击党的路线。当斗争困难时，反对派在宣传上可以说出 极左的口号，如“没收工厂”，以使工人阶级孤立，并引导工人群众幻想未 来的天国而忽略了目前斗争的实际意义；反之，在实际问题上却又提出极右 的策略，使工人支部走到无出路的消沉状态。
第四，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结合。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因为固执自己的路
线，现在既不能深入群众，又不能不找一新的政纲，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 样，反对派的政纲，正好在掩饰自己过去的错误上，在口头上“左”的革命 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与策略上，恰恰脾胃相合，于是就被他们 利用了。而反对派的策略，也正是要利用这些分子帮助他们进行反党的活动。 机会主义者与反对派在“惺惺惜惺惺”[12]的情形之下，便结合起来了。
此外，托洛茨基反对派抛开原则，专门利用些小的问题小的纠纷，进行
非事实的毁谤与有意的造谣诬蔑，企图用这些卑劣无耻的手段以破坏同志对 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这除了帮助敌人破坏革命的指导者以外，简直没有任 何意义。
在上海、香港、北方，都发现有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在组织上对党是秘
密的。惟其如此，就更应该将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 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反对派有些并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意 见，有些我们已知道他们有反对派的倾向，有些尚不知道。因此，这一问题 心须提到支部中，运用这一机会教育同志，树立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务使 每个同志认识以正确的路线同不正确的路线斗争之必要，使党的正确路线得 到组织上的巩固。所以，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 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

注释
[1]托洛茨基反对派，参见本书《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注[4]。
[2]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指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党 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
[3]反对派，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由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反党小集 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现，不承认当 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立即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他们在组织上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 托派的斗争，号召全党在思想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对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 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放弃托派观点，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4]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代理广州大元 帅府大无帅兼广东省长等职，著名的右派首领，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的同盟者。后来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长期对
[5]戴季陶（一八九○～一九四九），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歪曲孙中山学说 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谬论，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 想上的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继续忠实追随蒋介石。
[6]周佛海（一八九七～一九四八），一九二一年曾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叛党。蒋介石叛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汪精 卫叛国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长等职。
[7]“八七”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紧急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党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等二十一人。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将来工作 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和农运、工运及组织问题等决议案，改选 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 义，确定了大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坚 持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时候， 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下同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在组织上 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8]“六大”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 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 等问题的决议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 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 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 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 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 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 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 乏必要的认识。
[9]《新生命》是周佛海主编的反动月刊，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创刊。
[10]“五卅”，参见本书《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注[3]。
[11]一九一九年七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国际，议决 八月一日在瑞士卢赛恩召开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全世界工人在这一天举 行游行，向第二国际示威。一九二九年六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定八月 一日为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了反帝示威。
[12]惺惺惜惺惺，原意是聪慧的人爱惜聪慧的人，这里借用这句成语，形容机会 主义者和反对派同类相聚。

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①
——致张学良[1]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 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2]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
[3]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 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
[4] 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 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 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代，决心扫此两军间合 作之障碍。先生闻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5]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 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 维鉴察。并颂
勋祺！






以哲[6] 军长处恕不另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注释
[1]张学良，一九○一年生，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一九三五年 十月起任国民党政府军西北“剿总”副司令。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邀周恩来到肤施（今 延安），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以及双方通商和互派代表等问题进行谈判。同年十二月 十二日和杨虎城一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忘我的大无畏精神，毅然发动了西安事 变，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成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 统一战线，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全民抗战的基础。周恩来盛赞张杨两将军为” 千古功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2]蒋氏，指蒋介石。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共产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 的实现、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抗日。 这一行动遭到阎钨山、蒋介石的武力阻拦。蒋介石先后派遣约十个师进入山西，协助阎 锡山进攻抗日先锋军，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进攻陕北根据地。
[3]一九三五年十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对华三原则”， 作为日本政府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 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 中日共同防共[4]在日本帝国主义屡次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的形势下，一九三六年 三月十二日苏联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互助议定书，即蒙苏协定。协定规定如 苏联或蒙古人民共和国遭受任何第三国攻击时互相支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对此曾以 “侵害中国主权”为由，于同年四月六日和十一日两次提出抗议。



① 原载《周恩来书信选集》。

[5]刘鼎（一九○三～一九八六），四川南溪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 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后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
[6]以哲，即王以哲（一八九六～一九三六），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人。东北 军爱国将领。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第六十六军军长。由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东北军 内部在如何营救张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部分少壮军官主张用武力解决，王以哲等主张和 平解决。在反动势力的挑动下，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王以哲被少壮派刺杀。

请一言为天下先①
——致张伯苓[1]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 不亲先生教益，垂念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
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 败师训也。
　　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 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 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旱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 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经二万五千里历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 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于天下。而战胜声威，力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 所乐闻钦？
　　今国难日亟，华北垂危。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己于十一月出 师东向，力争对日作战，并一再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为 先驱，集中河北。不图山西阎氏[2] 阻挡于前，蒋[3]复出兵于后，反使中国 军队，同室操戈，为暴日清扫道路，是实现广田三原则[4]中日“满”共同防 共之要旨，而非中国民族之利也。
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
即所以救全国。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 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 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 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 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 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
事急矣！东进匪遥，率直进言，幸赐明教，并颂
教祺！


　　　　　　　　　　周恩来 一九三六·五·十五于瓦窑堡

注释
[1]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天津人，教育家。一九○四年在天津创办敬 业中学堂（后改名南开学校）。一九一九年任南开大学校长。一九四五年后曾任国民党 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 祝贺。[2]阎氏、指阎锡山。参见本书《车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7]。
[3]蒋，指蒋介石，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问合作之障碍》一文注[2]。
[4]广田三原则，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问合作之障碍》一文注[3]。







① 原载《周恩来书信选集》。

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①
——致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介石先生：
　　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 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 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1]， 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 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
　　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 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 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千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 寇而奋斗到底。先生素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为职志者，十年秉政，已 示国人对外妥协对内征服之失策。现大难当前，国人抗日之心甚于“五卅”， 渴望各党合作之忱甚于民十三年改组[2]，先生其亦有志于回到孙先生革命的 三大政策之传统而重谋国共合作乎？当先生实行孙先生革命政策时，全国群 众闻风景从，先生以之创黄埔，练党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直抵武汉。 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乱不已，继 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 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苏维埃与红军为此呼吁，至再至三，但仍不 得先生之坚决同意。前者东向抗日被阻于晋，今者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 目的更全在抗日，乃先生又复增兵相逼。先生岂竟忘日寇已陈兵绥东，跃跃 欲动，即欲变西北为殖民地那？来敢正告先生：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 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 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 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 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其全力献之于民族解 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先生其亦有意于一新此民族壁垒而首先在西北实现乎？ 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 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政策，将千回 百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
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 生，将今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 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 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 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 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下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 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问，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 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 为抗战怒潮所卷人，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① 原载《周恩来书信选集》。

　　奉上八月二十五日敝党中央与贵党中央书，至祈审察。迫切陈词，伫候 明教。顺祝
起居佳胜！不一。


　　　周恩来 九月二十二日

注释
[1]一九二六年六月，广东地方势力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白崇禧发出通 电，宣布”北上抗日”，接着组织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同蒋介石的军队发生激战。这 一事件被称为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同年七月，陈济棠因部下为蒋介石收买而被迫 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妥协。
[2]民十三改组，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5]。

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①
——致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 蒋先生：
　　自汉卿[1]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 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 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 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2]与先生意 图完全相违，虎城[3]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 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 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问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但默察现状，中 央军进入潼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4]部长意图似有非逼成 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 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 饵，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 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虽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 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 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 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
即人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 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 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 [5]诸先生言 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 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力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 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达，仁候回教，并颂
起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