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将 之 夜

八一随想


　　1992 年 5 月 14 日，是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聂荣臻的最后一天。当生命 的最后一个黄昏降临时，两位老秘书照例来到元帅床前。看完电视新闻以后， 元帅向秘书问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南昌起义、红军时期的几份文电是否 收进（聂荣臻）军事文选？”
秘书回答：“都收进去了。” 元帅又问：“什么时候能出版？” “出版社的同志说，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请您放心。”
　　“那就好。”元帅脸上显出满意的笑容。好像是做完了心中想做的一切， 留下了想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切，10 点钟，他入睡了。只是没有了平日的鼾声， 也没有了心跳，他静静地躺着，没有再哼一声，没有再说一句话。
一个世纪老人离去了。 他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关心南昌起义的事情？ “八一”，是弥留者的话题；
也是“受难者”的话题。 南昌一把火，红了半边天。十年之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在
第二战区将领会议上，询问一二○师师长贺龙：“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从嘴里拔出长长的旱烟袋杆，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指没有 刺刀）。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 也少得很。”蒋介石点点头：“喔，困难不少。”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话题 一转问贺龙：“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 南昌暴动？”贺龙爽直地回答：“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蒋介石竟一时 语塞。看来，南昌暴动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也不轻。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时，“专案组”向贺龙发起攻击的“第一
批问题”又是 1927 年的事，他们怕贺龙脾气大，不敢当面提问，而是“背靠 背”提问题，要贺龙回答：“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 代你的罪行??”
贺龙看完这张写满问题的纸，往桌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
见鬼，哪里有这样的事！” 一连几天，他心里跟着火一样，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
来走去。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
两个字。那“冤”字他写得特别有力，最后的一挑，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 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他以为只要把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说清楚，中央和毛 泽东都能明白真相。他开始回忆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包括每个细节，他说， 让夫人薛明记录??
　　然而，当人们终于再把这位伟大的起义者视为英雄之时，英雄的尸骨早 已成灰，什么也听不到了。
　　当起义最重要的领导人周恩来来到贺龙灵堂前，因无力保护贺龙而让他 五内俱焚一般地痛苦、连续 7 次在贺龙像前鞠躬的镜头谁也不会忘记，人们 不难想像，一个经历过无数风云以机智雄辩而著称的周恩来竟语不成句，只 是呼唤着薛明的名字，这是怎样的一种悲痛？
最关心南昌起义这个话题的自然应该是周恩来。

但他谈得最多的不是起义的意义，而是失败的教训。 周恩来何以要对南昌起义中的错误“经常讲，反复讲”？ 不幸的是，“八一”这个响亮的字眼，曾几何时竟成了阴谋者的一块心
理障碍。当林彪尚未红极一时，与罗瑞卿大将尚未交恶时曾吐露过心声：“我 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呀！”
这就构成了许多人的悲剧。 到林彪爆炸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已经成了一种时髦。只要不
是毛泽东、林彪领导的事情都会受到怀疑，南昌起义自然不可避免。于是有 了要以“9 月 9 日为建军节”的呼吁；有了外国使节到了南昌也不安排参观 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先例，理由是“纪念馆正在整修”。古巴驻华代办加西亚 便受到了这样的礼遇。更令他吃惊的是，在井冈山，他被告知：1928 年，是 林彪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离开江西前夕，加 西亚坦率地提出：讲解同志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不提 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容易理解，但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对历史事实不要不提， 应该提??
　　其实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中国人也不好理解；疯狂的代价是无知。接到外 事简报的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维护了“八一”。
　　1971 年 4 月 23 日晚，加西亚离任回国前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他，并在福建厅门口欢迎他，同他合影。此时的周恩来已察觉毛泽东对林彪 的“讨嫌”，所以与加西亚谈话一开始，就说明：“你提出，应该把南昌起 义后朱德同志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这段历史 展览出来。这个意见完全正确。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把你的意见告 诉了毛泽东同志，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并且要我们告诉展览馆更正。
加西亚愉快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惜此机会重申了毛泽东也是他自己对此事的态度：“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旗的图案就是‘八一’两个字。定军旗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 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 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 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 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 在八一起义之后。”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为自己争功，个人名利于他若浮云。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能为八一南昌起义正名，真是难能可贵。他详细介绍 了当年的实情：“毛泽东同志参加‘八七会议’后带着一部分农民武装和工 人武装，和还没有赶上参加八一起义的警卫团，组成了一支工农兵武装上了 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站住了脚。时间在八一起义之后，八一起义虽然方向 对，但政策错了。城市力主，依靠外援，是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 我犯的，南昌起义时我是前敌委员会书记。参加八一起义的有我们党初期的 许多人，朱德、林彪、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叶挺、郭沫若、浑代 英，董必武最老，也参加了。另外还有李立三、张国焘。当时中共中央在武 汉，我们把军队从武汉拉到南昌，高举反对国民党的旗帜，所以大多数中央 委员都参加了。这是党的一件大事，不能因为失败就不纪念。”
因为林彪的阴谋活动，老帅们的日子大多不好过。尤其是参加过八一起

义当时职务又在林彪之上的贺龙、朱德、陈毅等，已经被整到了生死边缘。 周恩来借此机会说明真相：“南昌起义时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贺龙的，一支 是叶挺的。叶挺在北伐战争时带领一个独立团把武汉打下来，那时林彪在这 个团里当排长。1927 年，我们在汕头外围打仗时留下朱德率领的一部分军队 牵制国民党军队，林彪在团里当连长，陈毅同志在团里当支部书记。朱德的 部队没有参加汕头作战，没有受到损失。他带领一部分保存下来的部队，转 到广东北部、湖南南部，最后在 1928 年春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 合。这就是两支部队的会师。朱德是军人出身，当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所以从 1928 年后中国反动报界总说‘朱毛’，把这两个名字一直连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说，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 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 说到这里，周恩来颇为动情地对加西亚说：“朱德同志年纪大，85 岁了， 身体不好，休息时间较多，没有参加这次运动。我们的红卫兵翻他的历史， 说他犯过错误，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贴大字报，说他是‘黑司 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 志还是‘红司令’，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我们总还是在一起战斗到现在，所 以党的“九大”仍选他参加政治局。上井冈山是正确的，南昌起义失败了， 犯了错误。两方面对照起来就更显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路线正确。这是你的
意见。毛泽东很欣赏你的意见，合乎他的思想??”
　　周恩来很久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谈起南昌起义了。尽管他还无力保护所 有的受难者，他还得谨慎小心，还得处处借助毛泽东的支持。但在林彪尚未 爆炸前的这次讲话，却使得起义时大难不死的人们又一次获得新生。
共和国将帅中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不在少数。仅 1955 年授予元帅军衔的就
有 6 位，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林彪（还将未为起 义起过重要作用的叶剑英元帅计算在内）；
大将中有 4 位：粟裕、陈赓、张云逸、许光达；
上将中有萧克、杨至成、周士第、陈奇涵、赵尔陆等等。 一场暴动竟能诞生这样多的将领，即使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还没有细数建国后，能有资格站在天安门城楼向人民挥手致意的国家 领导人、当年的起义领导者：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李立三、 郭沫若、谭平山??最有意思的是，在开国大典之时，站在那座著名的宫墙 之上的，不仅有起义的参加者，也有起义的“镇压者”，比如程潜、李济深、 唐生智、黄绍竑等，当年他们处于南昌起义的敌对阵营，有许多次的较量正 是在起义者和他们之间进行的。当历史终于认同这场起义，当年这些起义的 “围攻者”，也在又一个历史关头，选择了起义。不同的是，一个是在大革 命失败之际，一个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之时，他们的起义使他们的历史从 反面走向正面。不管是最早的觉悟者，还是像他们一样的后来的觉悟者，同 样不失为俊杰，同样地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世事沧桑，这个世界经历了多
大的变迁啊。 因此，有时我想，回想这些曾经为敌而最终为友的起义者，在同一历史
舞台上的表演，究竟是一件憾事，还是一件乐事？ 站在长长的英雄的名单前，我向这些与共和国走过了长长里程的将军们
致敬；而在我的心中，我还怀着一份更高的敬意，就是向那些未曾尝到新中 国的一颗果实，未及接受共和国的一枚勋章而早早长眠的英魂们、虔诚地写

下他们的史诗，记下他们的英名。他们是叶挺、挥代英、彭湃、郭亮、方维 夏、周逸群、李硕勋、王尔琢、贺文选、贺锦斋、彭于臣等等，等等。
　　时间已经跨越了 70 年。我们无缘参与或目睹那场起义，我们没有力量去 掌握这场暴动的各个方面，也没有必要去叙述它的全部细节，可我们有义务 追寻和思考那场起义。追寻它给予今天的启迪和明天的昭示。不啻是一代人。 我对所有起义的人物和未为人知的细节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我甚至将周恩 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在 8 月 1 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 9 月 9 日，而他们 逝世的日子正好是这起义日子的倒数（周恩来逝世于 1 月 8 日，毛泽东逝世
于 9 月 9 日）都琢磨过。我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宿命论者，可难以收回对起义 者的崇拜之心。于是我将自己对起义的所有思考与疑惑写在纸上。
　　我首先注意的是那些在暴动的各个环节起过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不管 他们日后是星光灿烂的将帅，还是掩在山坡野草下的一抔黄土；我将尽力表 达日后将军当年的心灵所承受过的，曾感悟过的，曾体现过的片断，并将它 们保留下来，以供与我一样怀有兴趣的人们品评。
　　
第一章 一九二七地平线

●蒋介石何以坚持定都南昌？


　　北伐军总指挥蒋介石到达南昌之时的心情和表情，是自黄埔建校以来从 未显露的。不啻是喜上眉梢。
还有权势的炙手可热。 还有看着碗里想着锅里的渴望。
　　喜欢归纳历史的美国人（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当蒋的军队出师北伐， 试图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国有些地方在外国人手中，有些地方为 军阀所割据，还有些地方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蒋在挺进途中逐渐聚集起 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几年后，中国统一，他被拥为统治者。然而，这种统一 主要是在名义上而不是在实际上。蒋压倒了对手们，但并未制服他们。尼克 松深深记得第一次与蒋介石交谈时的印象：
　　“蒋常穿笔挺的黑披风，剃光头，在私下会见中态度严肃，不苟言笑。 他有个习惯：我讲完话，他总要急促他说声‘好、好’，使人觉得他有点神 经质。但是他的眼中露出自信和坚韧的神情，黑色的双眸偶尔也放出光芒。 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他一直环顾房间，可是会谈一开始他便自始至终两眼 盯着我的眼睛??”而描述多于评论的苏联人（当时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派 往中国的代表 C·A·达林）列出了这一时期的时间表：
1926 年 12 月 8 日，牯岭（庐山）会议结束。第二天，大家都下山去九
江。蒋介石是一副很关心和体贴人的样子，为安排政府委员和客人们的轿子 还费了不少心，俨然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最后一个坐上轿子的。
12 月 10 日夜，政府从九江迁往武汉。大家都来到码头上，轮船已停在
这里了。夜里很冷，政府委员们已经坐在船舱中。蒋介石来了，他轻松愉快， 满面笑容，和大家特别客气，向所有的人伸出了手，向大家告别，因为他不 去武汉，而将留在南昌。
清晨，轮船向后坐了一下，就启航朝武汉开去。把一个政府中心留在南
昌的河岸上，把另一个政权中心拉向武汉。12 月 10 日，政府成员在武汉受
到 10 万游行群众的隆重欢迎。就在这一天，南昌和武汉的斗争开始了。12
月 15 日，蒋介石下令禁止汉口罢工，然后紧接着发出命令解除工人武装。命 令一道接一道从南昌发来。制定了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各种办法。南昌成 了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的中心，为首者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为何顽固地坚持定都南昌呢？
　　1925 年，孙中山病逝。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三民主义”，一个早已沉 溺于中国的权力角逐的接班人蒋介石。
　　蒋介石在 1924 年从莫斯科访问回国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这使他 头上多了一顶导师的桂冠。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凭 借随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俱来的对军队的控制权，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 物。他不像孙中山用身体力行和政治鼓动赢得别人的忠诚和尊敬，而是以看 得见的钱财和看不见的未来笼络人心。他瘦削，能言善辩而不带夸张，机警 的黑眼珠转来转去，似乎可以看穿一切。他最大的本事不在军事方面，而在 于搞政治投机，他可以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熟练地玩弄平衡和施展计谋。
孙中山死后，无人再来约束国民党，党内右派和左派的冲突完全公开化。

蒋介石是右翼领袖。国民党在举国沸腾的反帝浪潮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于
1925 年 7 月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国民政府。争夺孙中山的继承权的角逐这时尚 未明朗。蒋介石担任了军队的总司令。另一位政客，外貌和他的言辞一样漂 亮的汪精卫担任政治上的党主席，他们以脆弱的合伙关系分享党内领导权。
1926 年 3 月，蒋介石试探性地向共产党发动了一次阴谋袭击，挑起了中山舰 事件。因时机尚不成熟，清洗共产党的初衷井未得逞。一石三鸟，没有打走 共产党，却撵走了国民党中的一老一少：胡汉民和汪精卫，这同样令蒋介石 欣喜。在他的权力走廊中又踢除了两块绊脚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也有矛 盾，鬼使神差的，两个人在香港换船时竟不期而遇，不得不拉下帽子掩面而 过，现在被尊崇为“左派”的汪精卫又回来了。而共产党人并未因中山舰事 件引起足够警惕，仍在一往情深地革命，活跃在正在抵制英货的香港，到处 组织农会和工会。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们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率领下奔赴 军队各阶层。墙壁上到处可见他们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动者要 奋起！打倒外国的文化侵略！砸烂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枝礼堂的墙上有三 幅外国压迫中国的宣传画：一幅是 1842 年焚烧鸦片；另一幅是外国军队 1900 年进入北京时用枪和刺刀屠杀义和团；还有一幅是外国人在 1925 年的五卅惨 案中用机枪向学生、妇女和儿童扫射。
1926 年春天，广东和广西的两位进步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革命行
列，国民党由此获得了进行北伐，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根据地和实力。孙 中山呕心沥血但仍未能发动的北伐终于来到了。1926 年北伐正式开始，第一 阶段的目标是长江流域三大城
市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党军队不足 10 万人，蒋介石虽然身为总司令，
但不能完全控制这支军队。他们的对手是由五花八门的部队组成的大军。迫 在眉睫的危险，使那些水火不相容的老对手结成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同盟。其 中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和上海地区的五省军阀孙传芳，以及有“大象般的身 躯、猪样的脑子、老虎的暴性子”的山东军阀张宗昌。中国西北部的军阀阎 锡山和基督将军冯玉祥则在一旁观望和等待时机。阎锡山很想和其他督军站 在一起，但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而冯玉祥则打算和国民革命军结为同盟。 北伐的部队中有大量共产党人，他们仍然遵循不扰民、不劫掠人民的信 条，在出征后的头几个月，势如破竹，屡获重大胜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 就控制了 4 个最重要的省份并冲到了长江流域。诚如预料，革命地区如此迅 速地扩大，引起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在军政领导人中围 绕着革命中国的新的首都问题，即广州政府现在应当设在哪里的问题展开了
斗争。
　　大家都明白，把领导机关迁徙到华中是必要的，不然政府就有可能变成 对革命进程不发生重大影响的广东省机关。从各方面看来，新的中心自然是 解放了的武汉。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这一点。
　　北伐的节节胜利，使得蒋介石戴上了更加荣耀的光环。算命先生说，这 是“一正压三邪”。何谓“一正”？即蒋介石的“介”字是个正人字，底下 还有两根支柱，那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而张作霖的“作”字，吴佩孚的“佩” 字，孙传芳的“传”字，都是一个“邪人”字，此为气数注定，非人力所能 挽救也。蒋介石名声大振。甚至有位狂热的女记者在报上撰文说：我近来心 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 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
　　
蒋介石心里发热。 倒不全因这位痴心女性口吐莲花。作为右派的首领，最关心的还是政治
前途。他想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促使军队向南京和上海推进。拿下武汉的并 不是由蒋控制的军事力量。蒋介石指望在占领上海后与帝国主义势力建立联 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便镇压共产党和国民运动，使他讨厌的民众运动在 政府的紧箍下渐渐消失。
　　这一点后来果真实现了。但蒋的当前任务是消灭江西的左派力量，并借 助李济深的帮助消灭广东的左派力量。蒋利用他的一个取胜的法宝：在敌视 他的那些派系中制造矛盾，鹬蚌相争之时，他好得利。在这种情况下，江西 省可能成为某些军阀的钓饵。蒋首先想在敌视他的“保定系”中制造分裂， 并得到桂系将军们的支持。从各方面看，南昌是蒋介石更理想的首都。
　　那时南昌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官僚的宁静的港湾。该城总共不到 20 万居民，四周围着中世纪的厚厚的城墙。在这里没有工厂式的工业，一所不 大的电厂是个例外。在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南昌被众人说成是“现 在的、过去的与未来的官僚们的城市”。当在江西开展国民运动时，许多地 主和财主都从本省一些市镇逃到南昌来了。
　　但是蒋介石提此要求的理由只有一条，他说政府在军事行动时期应当靠 近前线。可是早在 10 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已经通过了迁都武汉的决议。 所以，当 12 月 3 日国民政府的第一批成员从广州来到南昌，三天后在庐 山与蒋介石会商，会商后，委员们赶往汉口，蒋介石仍留在南昌，似乎在这 里等待政府的第二批成员。可是他的做法中表演的成份太明显了，第一批委 员们纷纷叹息，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没有泰山压顶之势休想让蒋介石
离开南昌一步。
　　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委员们企图利用汪精卫的有名无实的革命威信。当 时许多人相信他的乔装打扮和花言巧语。所以委员们把他请回政府，作为政 府回到“中山舰事件”前执行的路线的象征。 1926 年秋天，请汪就任政府 首脑的呼声掀起了不小的风潮。
1927 年 1 月初，国民政府的第二批成员来到南昌。蒋介石乘此机会召开
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何香凝、林祖涵（伯渠）、邓演达、 谭延闿、张静江、朱培德、陈公博、顾孟余、财政部长宋子文、中央执委会 组织部长陈果夫等人出席了会议。
蒋介石是不能不玩弄花招的。他的意图事先并未正式通知汉口方面，再
说会议没有足够的代表性——缺乏必要的多数。他要让这些人作出政府暂时 设在南昌的决定。保定军校出身的邓演达始终保持军人姿态，一双大马靴就 是不走路也会随着他的话语发出铿铿地敲击声。他坚持反对定都南昌。宋子 文也热烈赞成政府设在汉口。他大概是为了他的主管部门着想的。他说，一 旦迁都南昌，整个财政就要失败，而现在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内经济危机已 经在蔓延。陈公傅也赞成定都武汉，一来他考虑到政府的威信，二来在南昌 没有同被国民革命军解放的各个地区建立可靠联系的条件，何况去年 10 月政 府已经有过定都汉口的决定。
　　蒋介石低眉锁眼，并不摇头，但嘴里全是说的反对意见。他长篇大论， 对广州通过的 10 月决议提出疑问：通过这一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 而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的首脑，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到底。河 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
　　
下，同时浙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如此 等等。一句话，这里看到的蒋介石，是一个扮演了狡猾的、善于用冠冕堂皇 的词藻掩盖真实意图的花言巧语者的角色。
张静江和顾孟余支持蒋。 谭延闿起先懒洋洋他说，在广州似乎只从原则上决定了这一问题，如果
情况有变，可以考虑重新审查决定。然后，他支持在弄清事态之前政府暂时 留南昌。
　　林伯渠轻轻地敲着桌面。因中共中央也反对贸然迁都武汉，以及担心二、 六军同唐生智的旧怨较深，怕迁都武汉后与唐发生纠纷，一开始也赞成将国 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他对南昌方案说道，在战争期间，这也许是 必要的。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一主张。
　　蒋介石可以微笑了。他将挂在嘴角尚未消散的微笑传递给坐得远远的朱 培德。朱培德还之以微笑，却很圆滑，他说他没有理由充足的意见。
事情就在这种半推半就的朦胧状态中决定了。 会后，政府的第二批成员中一部分自愿在南昌住下，而另一部分人实际
上变成了蒋和蒋的集团的高级囚徒。 然而，就在蒋介石在南昌迫使政府大员们俯首就范，并竭尽全力继续向
历史上的南方之都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推进之际，汉口正弥漫着国际大暴动
的炽热气氛。
　　就在这一天（1 月 12 日），蒋介石到达武汉。国民政府真把他当做“劳 苦功高”的总司令来欢迎。数十万民众夹道摇着小旗。连朝鲜人和印度人也 出席了民众集会。在欢迎蒋介石的宴会上，有人发言要求把国民政府迁来武 汉，总顾问鲍罗廷曾以自己的才能和见识影响过孙中山，但这一套在蒋介石 身上却不起作用。他说话时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
“蒋介石同志！我与您共事已经 4 年了。如果我明天死去，那么国民政
府势必要给我送葬——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可以毫不客气他说，我不 是个别将军的顾问，而是全体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顾问。迄今为止我一直是 同您一起搞革命的，迄今为止我们都在猛烈射击反革命，而现在却不得不换 一种方式提问题。如果有人不想听我们的忠告，那么世界被压迫人民还是会 需要我们的忠告的??”
蒋介石默默地听着。
他心里开锅一样翻腾。 鲍罗廷，走着瞧吧！
　　但现在他忍着。现在还不是与共产党人破裂的时候，需要巩固刚刚获得 的权力与地位。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还必须继续保持，因为北伐没有苏联 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是无法进行的，这一点在国民革命军向纵深发展时 尤为清楚。
　　即使忍着，即使在武汉的“政敌”的包围之中，他还是公开宣扬自己的 观点。他在宴会上发言“反对进行阶级斗争”，暗示中国共产党做得太过火， 没有同国民党商量怎样领导民众。
他离开武汉时向资产阶级借走了 300 万元“私人借款”。 在另外一些场合，他谈论起政治运动与领导问题：“群众组织领导人中
有一些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许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比方说，工人组织就不 是由本党党员领导，而被引上了邪路??”这显然是暗指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里有的是聪明人，大学问家。可是他们的党龄最多只有 6 年。 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是要看大人眼色行事的。 回头来看，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且
把这支军队作为中国革命惟一的武装力量。他们非常重视蒋介石，支持蒋介 石谋得最高军事领袖的职位。 1926 年 2、3 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扩 大会议上，还推举蒋介石为主席团名誉委员。也就在此次会议闭幕后的第 5 天，蒋介石放出了反共反苏的试探气球——中山舰事件。接着又发生了整理 党务案，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地位的种种要求，苏联顾问鲍罗 廷基本上都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是“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是同意这种观点的。这样一来，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变 得模棱两可。出师北伐前，连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也糊涂了：在北伐中是帮助 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呢？
中共中央答道：是反对蒋介石，还是不反对蒋介石。
——因为共产党人还把蒋先生算作中派。 如果说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不明确，那么“远在天边”的国际就更
是雾里看花了。

●一句名言创造了一部历史


苏联。 莫斯科郊外，祖巴洛沃别墅。
严寒结成的霜花写满玻璃窗，层层叠叠。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坐在大写字
台后面的一把转椅上，刚刚审阅完从秘书那儿送来的一堆公文。什么都得管。 今天已经口授了多少电报，他也记不清了。虽然，渐渐地，这些工作都由助 手、秘书和机关去办了。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仍然喜欢亲自处理琐碎 的问题，亲自决定一些人的命运。
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事务中的分量愈大，竭力依靠总书记个人指示来解决
大量问题的人就越多。什么，关于拖拉机手服兵役的问题，难道人民委员不 能自己决定吗？而在首都要盖新大楼又怎样呢，就没有一位书记能过问一 下？
不要说斯大林，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形成了这种习惯。
　　过几天，就要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在这次会上，要通过一个新的 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尽管共产国际的官员一再声明，苏共只是共产国际的 一个支部，只占一票，事实是，真正获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组织只有苏联。 于是，共产国际的意旨大多来自苏联，而苏联的意旨是由斯大林拍板的。
　　中共和苏共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村将发生普遍的农民暴 动。据早期中共活动家蔡和森说，北伐之前，“我们只是在上海、广东和湖 南对工人进行过充分的训练”。当蒋介石的军队攻人新的地区时，千百万农 民从旧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到了 1927 年春季，据蔡和森随后的估计，广东、 湖北、湖南、江西及其他省份，组织起来的农民为数已不下 1500 万。
　　面对这场方兴未艾的风暴，共产国际的决策人们反而踌躇不前了。10 月 间，克里姆林宫曾电令中共领导人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免引起指挥北伐的国 民党将领们的对抗，他们中间许多人显然都是地主出身。后来，在托洛茨基 的攻击下，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发出这个指示是一个错误。
　　
　　即使这样，在中国农村，打了胜仗的国民党军官对农会和工会的限制越 来越多了。解放地区的政府，特别是江西省，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对于江 西地方上的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一事，中共中央的看法是：“这 些同志将失去同群众的联系，我们的党将不再为群众所信任。因此，这些共 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但是，这个指示刚一下达，莫斯科第七次全 会就送来了新的通知，指示共产党员去参加政府，以与国民党分权??年轻 的中国共产党人，像一个要通过车辆疾驰的公路的孩子，不敢和身边的“大 人”松开手，还要时时看着“大人”的眼睛；而年长不了几岁也不十分成熟 的“家长”，面对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也不免晕头转向，“家长”们牵住 “孩子”的手自然一阵紧似一阵???
　　还有一个情况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召开之际，苏联党内 的分歧正愈来愈尖锐。七次全会前不久，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执委会联合会 议决定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以警告处分，并决定免 除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原是第七次扩大 全会的主要议程，但也染上了宗派斗争的色彩。
　　11 月初，当中国北路战事停顿期间，蒋介石的部队向东推进，于 11 月 3 日占领九江，11 月 9 日占领南昌。当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已经完成了执行委 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准备工作。布勃诺夫、拉斯考尼科夫和维经斯基被委托起 草《中国问题提纲初稿》。布勃诺夫在对中国进行短期访问后，回到莫斯科 作了军事方面的情况介绍，并提议：为了利用国民党及其拥有土地的军官， 借以掌握全中国的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北伐。这就意味着要不顾一切地 防止土地革命。
斯大林看完布勃诺夫等人起草的提纲，放到大写字台上，便把转椅转向
窗口，久久地、默默地凝视花园。总书记不喜欢密集的林木，每到春天，他 都亲自指出哪些树应该锯掉。
总书记现在的这种姿态，意味着他要“锯掉”初稿这棵“树”。
是的，斯大林否定了布勃诺夫的提议。 斯大林和布哈林商议后，起草了一份截然相反的提纲。新提纲将重点放
在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上。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第一次会议，是在 1926 年 11 月 22 日由布哈 林宣布开幕的。代表和来宾挤满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厅，对布哈林的到来 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在开幕式以后宣告：我们特向坚持大规模革命解放 斗争的伟大中国人民致意，我们以整个共产国际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名义保 证，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斗 争。
　　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的，除了布哈林外，主要有谭平山、罗易和斯大林 本人。
　　谭平山是代表中共来参加会议的。他是乘船至海参威再转莫斯科的。他 和总顾问鲍罗廷的意见不同，他是鼓吹利用北伐，以达到在全中国展开土地 革命这个主要目的的。但是到了莫斯科以后，他发现大多数干部都支持鲍罗 廷打倒蒋介石、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意见，而且都来说服他，他的观点也 多少有些改变（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在第二年又都重新改变了观点）。
　　布哈林作为季诺维也夫的继承人，当了共产国际主席。他在发言中说到 中共当时的主要错误在于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他说，错误的主要倾向是过
　　
分地害怕农民运动的发展，并且对国民党占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坚 持不够。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谭平山，在其随后的发言中，没有反 驳布哈林的观点，只是做了一些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和组织上都是薄 弱的。过去一年中她的党员增加了五倍，但还没有来得及严密地组织起来， 也未形成领导方面的紧密团结。同志们（特别是与农民问题有关的同志）大 部分是没有经验和缺乏理论训练的。
　　他说的是实情。当时农民运动已在许多地方自发地开展起来，但大部分 没有组织或缺乏有经验的领导。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土地纲领和统一的口号， 农民本身大都还在“封建制度的偏见和余孽”下面忍受痛苦。因此中国的农 民情况是很复杂的。所以谭平山又说：“为此，我们希望共产国际及其各部 门在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给我们以巨大帮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 不顾一切困难去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应取何种路线？谭平山顺从了共产国际的 权威，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赞同布哈林同志的观点：在反帝的民族 革命运动中，发展中国的农民运动，维持各阶层的统一战线。
布哈林的这个论点也确定了谭平山关于“中国形势”报告的基调。 斯大林坐在一旁一声不吭，默默地叼着他那著名的与他同在的大烟斗。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向斯大林提到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总是留意倾听，
当他认为这个意见合理时，他会毫不含糊地立即采纳。可是，就在他酝酿措 施之时，谭平山的话又将他拉人维谷。
“我们还有更大的难题。”谭平山说道，“自从去年 7 月间广州国民政
府成立以来，它名义上是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右派掌权。”他又带几分矛盾 的语气说：但是党的权力（即国民党的权力），是在左派团体手中，他们和 共产党人共同控制十分之九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共产党的任务是加强左派， 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指蒋介石）并将其推向左派。这一切都具有极端的 重要性，因为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个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包括全国 人民中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封建残余的一切革命阶层的统一战线。在这里，又 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基本上是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维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如此矛盾 的情况下，要坚持一种正确的策略方针是非常不容易的。共产党从统一战线 撤出来，就意味着它的分裂。所以，共产党人必须竭尽全力进一步发展国民 党，并借助国民党来继续进行国民革命??
　　有趣的是，谭平山在阐述中国革命的两种前途时，与布哈林不同。他认 为：或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援下成功地把民族革命进行到 底；或者是中国新资产阶级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通过帝国主 义的援助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并通过妥协手段慢慢地消灭中国革命。谭在 这里还提到了周恩来一直认为是最危险的家伙的“戴季陶主义”和三二○事 件。他说这两件事是资产阶级企图从无产阶级手中夺走革命领导权的尝试。
谭平山的这种预测，后来全都应验了。 可是七次全会对此并未引起注意。在讨论谭平山的报告时没有人考虑到
这种可能性：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蒋介石会不会由于北伐的“辉煌” 而利令智昏。大会只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尤 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

　　彼得罗夫慷慨激昂：“同志们，遗憾的是，这一个完全错误的建议（指 要求退出国民党）在我们苏联共产党内也得到了同情和反响。我们认为，这 是一个十分有害的投降主义的观点，一种失败主义的思想，是必须加以清除 的！企图夺取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右翼正在努力与帝国主义达成谅解，与 共产党公开破裂。如果中共听从俄国反对党的建议，退出国民党，就会使国 民党右翼有恃无恐。所以，保持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当时中国革命历史发展 阶段中是绝对必要的。”
　　台尔曼的语气则平缓得多：“我们对中国问题，有一部分感到新鲜有趣， 但整个问题又非常复杂，因此我们在那里行动时要特别谨慎。”说到这里， 台尔曼举了一个不十分明白的例子。那意思还是说，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国民 党，说明我们怀疑或不相信共产党自己的力量。
　　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也列席了会议，他在表示国民党“在共产党和共产国 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后，这个日后被称为“和平老人”的 “小矮人”，竟说出一句震撼大人物的重要的话。
　　“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 这条经验。”
　　斯大林磕空他的烟斗，装上一撮烟丝。这时一个更大的声音将他震了一 下。
罗易发言。与众不同的是，他首先针对美国：“美国力图在自由主义的、
人道的帝国主义标签下，偷偷地侵入中国，以取代残忍贪婪的老帝国主义。 这就是说，美国想要用‘仁慈’来扼杀中国，而不是用炸弹和机关枪。我们 知道，对于这种‘朋友’必须多加小心！??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 该是一场农民革命。要没收大地主的财产，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它必须明确 地提出来，并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
在斯大林听来，罗易仿佛一个愤怒诗人在做诗。学生时代斯大林也写过
诗，投身革命之后他抛弃了诗。但是他 20 年前的那首小诗《早晨》却上了格 鲁吉亚小学生的课本。他总觉得诗让人温柔。革命更需要哲学、政治经济学， 尤其是军事学。所以，他特别欣赏邵力子那句话。在罗易发言后，斯大林向 全会作了报告，提出了一个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论断：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斯大林解释说：“在中国工农争取解放的斗争中，革命军队是一个极重 要的因素，对这些军队估计过低，是提纲初稿的一个不可容许的缺点。由此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将军队改造成为中国革命思想 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此外，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 手深入研究军事。”
　　不管斯大林后来犯有多少种错误，以及当时发出过多少条不切中国实际 的指示，仅就斯大林的那一句名言而论，却不失为政治伟人的高瞻远瞩。有 幸听到斯大林这一指示的中共高层领导，哪一位心中也不会不腾起一蓬火 焰！
　　以后的南昌起义，及稍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等，不能不说与斯大 林的这句名言有关。每一次起义，每一簇火种，都是一次枪炮的宣言啊！

●陈独秀心力交瘁

　　12 月下旬，谭平山从苏联开会回国，向刚从汉口返回上海的陈独秀汇报 国际七次全会的情况，谭平山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份大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 议案》，递给陈独秀。陈独秀是学究型的革命者，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 常常见文忘人，他一头扎进文件里，便旁若无人了。直到读完，才抬头看着 谭平山，点起香烟。
谭平山小心翼翼地问：“怎么样？” 陈独秀苦着脸：“难啊，走出研究室难哪。国际的意图像天上的云彩，
说变就变。”陈独秀觉得自己已经跟着国际的指示不知变了几次了。 秋季的时候，他曾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给各级党部的信，喊出了“党
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信发出后，果然得到不小的呼应。尤其是新任中共中 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马上和彭湃、阮啸仙等人办起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可是很快共产国际来了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 动”。于是，他赶紧坐船去汉口，找张国焘等人和国际的代表商量，要把土 地问题放在下一步。他在他长篇政治报告中，发挥“国际”的思想，说蒋介 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逐渐右倾，而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 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他的这一转变使得许多到会的人大 为不满，瞿秋白嘀咕：“会议本来是反右的，怎么一下变成纠左了？毛泽东 发动农民的观点被大会否决了，并视为激进；而土地问题被会议称为‘研究 室中’的问题，即只供研究，不采取行动。”
可是现在又要倒过来了！
　　斯大林自行取消了先前的决定，不动声色；这可苦了陈独秀。他是完全 根据国际那份电报，又挑选了字眼，摆足理由才说服那些不服的委员们。现 在又要通过自己的口，将说过的“吃”进去，被否定过的再“吐”出来。对 于这个过了年就是 49 岁的“老头子”来说，不但脸面上不好看，心里也不舒 服啊。49 岁，如今不过是中壮之年，而当时中共中央里聚集了一班“共青团”： 瞿秋白 27 岁；张国焘 29 岁；毛泽东 33 岁；彭述之 30 岁??在人们的印象 中，长衫、胡子、眼镜组成的李大钊颇具长者之风，其实第二年牺牲时不过
38 岁。惟一一个背后不喊陈独秀“老头子”的是谭平山，因为他也 40 岁了。
陈独秀的思绪依然沉浸在国际的决议案里。这个上万字的长篇文件分九
款 23 条，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和与其他党派、阶层的关系都谈到了， 即有高屋建瓴之势，又不免有武断之嫌。陈独秀拿起来重读了一遍，希望能 从中找出一些与自己思想合拍的东西，以便下次开会顺势拐过弯来。他真的 读出了与自己思想合拍的东西，即“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 而鲍罗廷前一段可是一再宣称要与国民党蒋介石决裂的，不知鲍大人的观点 是否也有了改变？反正“决议”将此观点做了狠狠地发挥：中国革命的整个 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 为了加紧共产党在国民党里的活动，以推进革命往前发展，共产党应当加入 广东政府。自从广东政府成立以来，其实权力操在国民党右派之手（6 部长
中 5 个是右派）。虽然事实上广东政府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拥护不能存在，而 工农运动，即在广东省，亦尚须战胜种种阻碍。最近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应 当加入广东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政策。广东政府辖地 之广大的伸张，使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比任何时候更成为必要。
　　斯大林他们是在依照攻打冬宫前的经验，耳提面命式地给中国革命开药 方：
　　
　　“共产党必须照以下几点行动：甲、有系统地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右派及 戴季陶思想，反对他们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企图。乙、形成左派，而与 之亲密合作，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丙、彻底地批评 在左派右派间的摇动，在继续革命或和帝国主义之间摇动的中派。”
　　遥控的“国际”似乎注意到了满腹经纶的戴季陶的“思想”，而忽略了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的“行动”。
　　陈独秀喝下“国际”的药方，似乎有几味药的药性相克，内火攻心，他 愈感不适——不啻是“头脑”，确确实实也伤了身体，他病倒住院了。
　　当时中央局只有 5 个人：蔡和森正在苏联，瞿秋白和张国焘到广东去参 加联席会议后没有回到上海，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两 人。彭述之主管宣传方面的事。组织部主任由陈独秀兼任，现在他病倒了， 无法过问组织工作。于是他想起 7 月中旬来上海开扩大的中央执委会的那个 广东区委的年轻人周恩来。

●走近暴动舞台的周恩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中，被描写最多的不一定是周恩来，但被作 者倾注感情最多的一定是周恩来。这些描写中，绝少不提到他那双炯炯有神 的眼睛的。
美国人——斯诺自然是最具权威的，他眼中的周恩来：个子清瘦，中等
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 的眼睛富于热情。
另一位美国人谢伟思，中国通，专门描写过周恩来的眼睛：他给人第一
个印象是他的眼睛。浓密的黑眉毛下边有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在凝视着你。 你会感觉到他在全神贯注地看你，会记住他和你说过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 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
英国人——休勒特·约翰逊，有“红色主教”之称，他见到周恩来甚至
比斯诺还早：周先生的面孔，见过一次，永生难忘。这机警而又慈祥的面孔， 显得年轻，甚至带几分稚气。满头黑发，一双黑眼睛在浓黑的眉毛下发射光 芒。这当然是中国人的面孔，但他那特别深陷的眼睛在一般中国人中不寻常。 十分和蔼可亲的面孔，眼睛正视着你的眼睛。
澳大利亚人——罗斯·特里尔是以写《毛泽东传》而为中国人所知的，
在他的书中也有对周恩来的描写：他目光炯炯，但也能随心所欲使之带有笑 意??他的眼神坚强如钢，可是有时候笑起来就闪闪发光。
　　日本人——前外相小坂善太郎见到的周恩来是在 1966 年 9 月：我当时 想，这就是他的魅力啊！可是，他有时闪烁出炯炯的目光，表露了他在革命 的风暴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小坂说对了。 是的，这是一双政治家、外交家的眼睛，它总是透出一种冷静，一种稳
健，一种历史的眼光。他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也许 人们还不太注意他目光中的另一种成分：那就是他的军事才能。可能，他的 这种才能一半来自天赋：机警，聪慧，指挥若定；一半来自任黄埔军校政治 部主任时身先士卒的实战锻炼。所以，在南昌起义之前，他是党内公认的富 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 1926 年年底，他来到上海中央局时，还不满 29

周岁，的确是风华正茂。也是个刚刚要做孩子爸爸的年龄——周恩来接到调 令时，邓颖超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留在广州。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这以 后他们间连音信都不通。
　　周恩来这次调来中央，名义虽是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他负责整个 党的组织工作。他去看望住在医院的陈独秀。陈独秀显得苍老，但还是靠在 病榻上掌管着党的主要工作，组织部长的职务却基本停顿下来。他将国际决 议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条文指给周恩来看。那上面写着：中国共产 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群众。现在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已经有根广阔及稳固的组织形式。最近半年以来，中国 共产党又大进了一步，扩大了许多党员，且多为工人分子。共产党的农民分 子不多，但共产党在农民中，现在已经有继续不断的日益增长的工作。放在 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扩大、加紧、改进并增强党内 的教育训练工作??
　　陈独秀和周恩来都清楚，到 1926 年底，党员己由同年 7 月第三次中央扩 大会议时的约 12000 人增加到 18500 多人。党员中，工人占大多数，约 60％； 农民占 12％；知识分子及其他成分占 28％，妇女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 1/10。 党的组织遍及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但是仍远远不能适应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 的需要。陈独秀感叹：如果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
他问周恩来：“黄埔军校现在到底有多少党员？”
　　周恩来对数字有一种天生的强记：“因为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员大 都退出了国民党，也离开了黄埔。据我的估算，黄埔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 2000 人，包括一部分共青团员。北伐开始之后，党派到黄埔军校学习的人就少了。” 陈独秀点头：“是的。我要求这些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运农运工作
前去。”
　　“湖南、湖北和江西的许多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中夺得了不少枪支 弹药，迫切地要求用来武装自己。我熟悉的一些国民革命军军官，他们也想 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
“不可。”陈独秀打断周恩来的话，态度坚决他说，“我提醒你注意的
正是这一点。党中央要求在国民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 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的事。”陈独秀说完一段话， 低首垂目，漠然无语，浑身透射出一种决绝冷凝的森然之气。稍息片刻，陈 独秀像是向全党作指示一般：“我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 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周恩来似有不解，又不好问。 但他知道陈独秀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中国革命最好前途的实现，就是
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 发展；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 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在 9 月陈独秀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一文中已说得明明白白了。
这是陈独秀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失策。 悲剧的导火索已在吱吱地冒烟了。 周恩来在组织部工作的时间狠短。过了两个来月，他又被调去负责上海
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工作。 虽说起义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它也是为迎接北伐军人沪的。工人

的鲜血织就了红地毯，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踏上了欢呼的上海滩，而一夜之 间，这里又成了屠杀场！
　　阴谋揣在心中，虽说只隔着一层肚囊皮，可谁人能看透？！——此之谓 包藏祸心。
而从微笑到狰狞，只需一眨眼。悲剧不正是这样酿成的么？！

●事不过三


周恩来的办公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霞飞路 25 号。 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 1926 年 10 月。周恩来那时还
在广东，没有参加。第二次是 1927 年 2 月，周恩来没有参与这次起义的领导 工作，临时被派去指挥南市区的行动。到那里后，没有见到群众，只找到几 个负责人。整个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在南市区没有能行动起来。眼下（1927
年 3 月）正在积极筹措的是第三次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的开始准备同第二次起义的停止是紧相衔接的，中间没有间
隙。2 月 23 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一方面停 止今天的暴动，由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同时也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 新的暴动。前两次起义是由上海区委领导的，由区委书记罗亦农、区委组织 部长赵世炎负责指挥。这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 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即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 恩来、萧子璋 8 人组成；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 世炎、钟汝梅 5 人组成。这个军委同时也是上海区委的军委，以周恩来为书 记，又确定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这样，他就担负起这次工人武装起 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英国汉学家詹姆士·麦克唐纳研究了周恩来早期的革命活动后，认为“周
有两个角色扮演得胜过别人，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 之后当执行者，而两者都是起的‘公仆’的作用”。而在当时，周恩来的这 种缜密的工作方式，却被一些“大男子汉”们愚蠢地称之为“女人干的工作”， 殊不知女人有时比男人更有力。
周恩来像风火轮似地转着。鉴于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认为问题全
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所以这一次，一开始他 就抓住两点：一是起义前的周密准备；二是起义时机，一旦条件成熟，果断 起义，决不拖延一分钟！
　　于是起义前几天当事者们的心情——如同怀里揣着个定时炸弹，滴答滴 答的读秒声清晰可闻，心惊肉跳。事不过三，要是再失败了，恐怕就没了工 人武装起义的历史??
不。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但历史也是用失败写成的。
　　23 日夜间成立了特委和军委后，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就参加上海各区书 记会议，详细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 分布；下午，他同各区的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当晚，在特委会上，他作 军事工作报告，重点说明起义的依靠力量有 3 支：一、纠察队，目标是 5000 人，先组织 3000 人；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 300 人，目标是 500 人； 三、特别队??他越说越细，说到关键处突然停下了。听讲的人也意识到这 位年纪轻轻的军委书记有重要的话要说，都把椅子挪近些；窗口的瞭望哨也
　　
神经紧张地再次巡视了周围。周恩来的确讲到了机密处：“要加强敌军工作， 在我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每天和我接洽一次。除了 添买新枪外，就是情报工作。现在，北伐军正沿南京和杭州这两个方向逼进 上海。因此情报工作先分三路：一写信给杭州；二派人到上海和杭州间的松 江、龙华一带，三到南京和无锡??”
策反工作在秘密进行。 策动对象是军阀驻上海兵力总头目。此项工作须有国民党方面的配合。
国民党方面也同意，派出特派员做李宝章和毕庶澄的投诚工作。 直鲁联军第五路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与驻沪军李宝章
有着种种矛盾。毕接替李驻军，李去见毕，毕避而不见，但传出话来，要李 让出吴淞炮台，李不允，毕就擅自命令一部分军队开往吴淞，逼李宝章将军 队调至江北，李不愿意，但又无法。在双方僵持状态下，倒是策反的好机会。 国民党特派员跟李宝章一说，李稍思片刻，便答应下来，只是提出条件，事 成之后要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国民党同意这个条件。毕庶澄 也答应投诚，但条件可就多了：上海及无锡到松江的地盘给他；暂时的灰色 投降，不悬国民党旗；投蒋介石不投国民政府；除军长之职外再加司令或指 挥等职衔。显然条件较高，国民党没有同意。驻沪海军司令杨树庄经做工作，
于 3 月 12 日率部分海军舰艇正式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归附国民革命军。周恩
来对此事非常高兴，立即以军委的名义写信给海军军舰将士，劝他们拥护杨 树庄。周恩来跟军委的同事们说，这叫“草船借箭”，是诸葛亮的妙招。共 产党派出的策反人员，主要在军阀内部士兵中做工作。有的士兵答应：你们 发动起义时，我们可以怠工或毁坏机器以做内应。
周恩来又从黄埔军校调回一些共产党员毕业生，帮助训练纠察队。
　　当时上海的军阀和资本家办有保卫团，有枪，有弹药。军委派没有公开 身份的纠察队员去参加。
被派的人也有想不通的，工人任其祥便是其中之一。他问：“我们参加
保卫团？难道去保卫资本家？” 周恩来笑了，问：“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 “当然是枪支弹药了。”
“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打进去，不是可以有枪吗？还可以利用
它的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呢，这不是草船借箭吗？”这几天，周恩来脑子 里肯定时常转着《三国演义》，新“三国”应该是共产党、国民党和军阀了。 经周恩来这一提醒，不但任其祥开了窍，有 40 多名工人都转过了弯，当 即参加了保卫团，有人还当了班、排长，穿起保卫团的制服，利用这种合法 身份运送枪支弹药就方便多了。同时国民党左派也在保卫团活动，一旦有行
动，他们可以调动兵力，为起义服务。

●各有各的心思


国民党方面不赞同起义。 以当时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钮永建和吴稚晖为例： 他俩是北伐开始后由广东政府派到上海的。钮永建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吴稚晖也是中央委员，他们移驻上海的名义是江苏特 务委员。他们初来上海的目的是要组织暴动，配合北伐军里应外合夺取上海。

但他们在上海并无势力，是想依靠工人和学生打头阵的，另外就想策动孙传 芳所属海军的一艘军舰参加暴动，再有就是青洪帮里的 3600 个流氓。
没有起义的经验，也没有什么准备，结果自然是失败。 一而再，再而三，当共产党代表与钮永建协商时，他再也不像当初那样
口出狂言了，说话拖腔拿调：“李宝章已退南通，毕庶澄退苏州，松江已下， 这样暴动就无对象了嘛。且说工人武装是应当的，但不要徒然牺牲啦。”杨 杏佛也在一旁帮腔：
　　“工人武器很弱，如牺牲，则将来北伐军一来，元气消损，就无事可做 了。”
　　“你们不参加可以，但原先答应支持暴动的经费??”共产党代表向钮 永建提出要求。
　　“哎呀，上海党部是个靠别人吃饭的穷摊子，我们最多也只能给铁路工 人罢工 5000 元帮助，至于其他??实在难啊。”钮永建拍拍口袋，好像钱装 在他的空口袋里。
　　吴稚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你们不要搞那个什么民选市民政府，这是 脱离国民政府嘛。你们 C. P. 提出召开市民代表会议，是表现造反，这个不 行的。以党治国，即是政府嘛，就要由国民政府委任，不应民选。”
钮永建也说：“现为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所以不能实行代表会议。”
　　共产党代表将国民党的态度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听后心情有些沉重。他 知道钮永建的态度不纯粹是个人的，这个人善于随风转舵，谁有势力就依附 谁。对此可以置之不理，党可以独立地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他担心的 是北伐军的态度。军委对北伐军的力量相当重视，已要求过配合。可是蒋介 石打下浙江后，不进兵上海，持观望态度。特委会上，周恩来提议派工人代 表团去见北伐军，促其早日来沪。会上决定派白崇禧的谍报处长之弟章郁庵 前去，向北伐军陈述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促其速速进兵。
钮永建又说了 3 个字：“不赞成。”他果然是代表蒋介石的。
　　蒋介石还是以南昌为他的大本营。当时被困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们 开始悄悄地自行设法去武汉。2 月 2 日，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密逃出 南昌，顾孟余跟着也跑了。顾问铁宛尼当天向鲍罗廷报告：所有的中央执委 都想走，我劝他们一个一个地走。顾孟余到南昌后曾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声明： “我再也不可能信任蒋介石了，每一次我信任他，他都欺骗了我。”
群众运动的高涨对于在武汉的那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的立场是有影响的。
尽管一般的“左派”多是用唇舌来“耀武扬威”，并不准备进行坚决的战斗， 毕竟还是牵制了蒋介石。2 月 25 日，举行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 25 名委员的会议。会上还通过了致蒋介石的呼吁书，吁请他不要反对迁都，同 时反对把经费集中在总司令和个别军阀手中，反对蒋同帝国主义分子单独建 立关系，并敦请与中国共产党实行革命统一，召开两党联席会议等。
　　部分国民党左派确实是真诚革命的。邓演达将军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二 三月间，他发表了革命的国民党人的一些带纲领性的文章：反对个人独裁， 主张建立坚强的革命党，拥护工农运动。他也向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寻求过合 作，可是没有引起重视，那时陈独秀等人还把眼光放在另一位所谓的“左派” 汪精卫身上。许多左派国民党人对汪精卫的归来望眼欲穿，以为汪氏一回来 处境就能大大改善。2 月末他们给汪精卫发了一份电报：“三二○”事件（即 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尚在，军阀们在摧毁党，现在我们一事无成。请回来领
　　
导政府和党！ 面对上海即将发生的起义，南昌行营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首先想到了一
个可怕的字眼：失败。不要说前两次的教训了，就是现在，胜利也没有把握。 这可能导致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右派的毁灭性打击，而使上海群众陷入 流血的恐怖。他坐立不安，有时还要张臂高喊几句，以平稳情绪。25 名中执 委员开会的那天，他给进兵上海的北伐军发出一封电报，电文指出：



　　（1）预料在我军到达上海时，已宣布进行总罢工，准备发动起义。进军上海的迟缓 有使工人受到镇压的危险。我们务必加紧进攻上海。
（2）要向白崇禧和其他将军说明，必须乘敌人混乱之机，立即开始进攻上海。
　　（3）总的作战计划将于两天后下达，总司令部，今天决定：白将军各部队占领上海， 同时派部分兵力占领苏州。何应钦各部队从杭州地区进攻镇江和南京。


　　白崇禧接到加伦的电报，什么也没说，继续办他的公。部队仍停在离上 海不远的地方，那意图很明显，就是待上海工人与军阀两败俱伤时，再进兵 上海，坐收渔利。现在，他只执行总司令蒋介石的命令。
　　
第二章 预 演

●周恩来初尝胜果


　　3 月 2 日，上海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孙传芳的联军与张宗昌的鲁军新旧 交替。北伐军五路出兵攻打孙、张二部。同时，分三路向上海进攻：一、进 攻松江；二、由宜兴包抄苏州；三、由宁波夺浦东。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上 海区委宣传部发出了一个强音：
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 准备马上大罢工、大暴动！
　　还是这一天，已经摆脱病魔困拢的陈独秀，还是习惯地痛苦地沉着脸， 他在特委会议上提出：为加紧准备工作起见，应规定 6 号（礼拜日）为准备 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
军事方面已做好起义的准备。
　　3 月 5 日，特委会又集中讨论了起义的时机问题。周恩来汇报：“各方 面动作已预备好了。力量集中在闸北，分 5 个区，引翔港管靶子场以东，杨 树浦管靶子路以上，闸北管五区湖州会馆等，小沙渡管四区，防止警署从麦 根路来。所有参加起义的人员，都要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做破坏铁路运动。” “依你看，指挥人员应处于何地呢？”陈独秀问。“应分南市和闸北两
地。”
　　“让我们来确定一下各区的负责人吧。”经陈独秀提议，特委会决定， 闸北由赵世炎和顾顺章负责；南市由周恩来和徐梅坤负责。如南市不重要， 周恩来调闸北，徐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另有 3 人负责。
起义时机还是由陈独秀来定，最初他提出：“不要太早。”其标准有两
个：一是上海已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 海南郊的龙华。
周恩来不同意，他主张：“假使松江攻下，必可动，因毕庶澄决不致再
守上海。若苏州攻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固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 一部分溃散。”
陈独秀想了一下，自己并无大的把握，转而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一，
如果松江打下；二，或者苏州被北伐军攻下；三，麦根路与北站的敌兵开始 向苏州退，这 3 个条件只要有一个，就决定行动。”
会上对起义的指挥机构进行了讨论，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紧
急情况下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四人负责。 会议还决定，仍要积极争取钮永建，希望他同意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当
天罗亦农就去找钮永建。罗亦农身材魁梧，生性活泼，极富口才，有争取人 的本领，他见了钮永建，寒暄一番，便婉转提出：工人暴动，是为迎接北伐 军的到来，这个时候，市区最容易混乱不堪，难免没有趁火打劫之徒。为防 止抢劫，很需要工人来治安，现在工人的情绪很高，我看对此不便遏抑。
　　钮永建沉默了好一阵，最后才说：“既然你说罢工是欢迎北伐军，又能 维持上海治安，还可以防止抢劫，那就同意工人举行总罢工吧。”
当然，钮永建有钮永建的算盘。 在北伐军向上海方面进军的同时，国民党钮永建与鲁军渤海舰队司令毕
庶澄的谈判也在进行。钮永建企图说服毕庶澄投诚国民革命军。为此，北伐

军向上海的进军非常缓慢。 起义的日程在一天天挨近，可北伐军还在上海周围蜗行。陈独秀心里也
火急火燎。在 3 月 10 日的政治分会上，他耐不住性子，直接向钮永建提出： “你要催北伐军，对松江和苏州、常州的进攻要积极一些，不然鲁军防署完 密或安全退却，南京方面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而不好对付。”
　　“我是在积极工作，可这个事情是急不起来的，欲速则不达。”钮永建 说着他自己的考虑，“打通关系需要钱啊。”
　　陈独秀倒是一下窥见钮永建的深处，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夺下上海， 则不但可以筹出许多军费，可以给前线去用，且可在世界上发生巨大影响， 壮大革命声势！”
　　钮永建心里咯噔一下，“世界影响”？还是共产党的总书记高瞻远瞩。 他再次沉默，他的沉默是赞同的信号。
　　3 月中旬，北伐军攻克宜兴、溧阳的同时，开始向上海进军，逼近松江。 为促使有利形势的早日到来，党着重发动沪宁铁路工人，并于 3 月 12 日成立 了沪宁铁路总工会。13 日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罢工，计有 1800 多人，还毁 坏了沪宁路常州至南京的铁道，使敌人得不到增援而陷于孤立。
　　特委会对起义进行了部署并确定了军事指挥负责人。这次起义仍是先罢 工再起义。在工人发动的同时，其他阶层也已发动。店员总工会在 3 月 12 日决议罢工。上海市商民协会在 20 日成立临时执委会，决定：欢迎国民革命 军，拥护革命政府，领导商民一律悬旗，并休业一天。学生联合会也配合行 动。
敌人空虚，工人群情高涨，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军阀反动统治的时机已
到。
　　3 月 19 日清晨 8 时，上海区委主席团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就由周 恩来报告：“昨晚消息，松江大战，宜兴确已攻下。毕庶澄有败退可能，同 时也有暂时压迫我们的可能。所以今天罢工下来而元动作，必受压迫。”
罗亦农问：“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 12 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 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行动。”
区委们都点头。
当晚，起义领导机构作出决定：决定后天（21 日）一致行动。
20 日傍晚，北伐军进入上海近郊新龙华。起义条件已成熟。
　　21 日上午 9 时，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会 议主席汪寿华宣布：
　　3 月 21 日中午 12 时起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以响应党军对封 建军阀之残余势力下总攻击。
　　当时，在上海的敌方兵力有警察 2000 人，直鲁军约 3000 人。起义力量 方面有工人纠察队 3000 人左右，其中有武装的 150 人。
　　3 月 21 日中午 12 时，总罢工按时实现。按周恩来预先所作的规定，四 郊几处大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上海 125 万工人中，参加罢工的有 80 万人。 罢工者按照计划拥向街头，1 小时内赶到指定地点集合，然后举行同时的、 到处的、突然的袭击敌人。在租界以外的 7 个区域里，少数武装工人在前， 广大群众在后，起义开始了。陆续不断的枪炮声和群众激昂的口号声交织一 起，震动了整个大上海。复旦、暨南、同文、南洋、光华、上海大学等 20
　　
余校学生罢课后，有 1270 多学生，组织 254 个宣传队，到南市、闸北、江湾、 吴淤、公共租界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有些学生还直接参加了战斗。
在前线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和赵世炎。 前线总指挥部设在宝山路横浜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横浜桥是
一条马路下很小的桥，架在污水河上。这个职工医院现仍是医院）。当天清 晨，周恩来和赵世炎一起来到总指挥部。没有见到过这一时期周恩来的照片。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周恩来穿了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围了一 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完全是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形象。他在总指 挥部的西厢房里，因为忙碌，反而不显紧张。桌上摆了一张上海市区的大地 图，赵世炎和他不时俯下身子，指指点点地商量着。房门不时被推开，外面 进来的联络员有请示的，有汇报的，个个行色匆匆。“世炎，你在这里盯着， 我到现场去看看。”门外停了一辆汽车，周恩来坐上去，往返于火车站、东 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三路，指挥战斗。
　　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前沿检查工事，并同纠察队员一起扛木料，整修工 事。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周恩来本能地就地卧倒，炮弹掀起的巨大气 浪，将地上的碎木、泥灰飞溅到他身上。平静之后，他站起来，看看周围并 无人伤亡，掸去身上的泥土，又去抬他刚放下的那根木头。一个纠察队员着 急起来：“总指挥，这里是前线，你的指挥位置不在这里。”他想让周恩来 避开危险地段。
周恩来淡淡一笑：“当指挥的怎么能不来？你们不是同样很危险吗？”
虽有些伤亡，起义进展还是很顺利。
　　到 22 日下午，毕庶澄看到大势已去，俏悄换上便服，逃进租界。敌人的 残余部队军心涣散，已近土崩瓦解。5 时，按总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知，沪 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分三路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队伍会合时， 周恩来在三叉路口找了块高地，拉开嗓子讲话。他讲了各区敌人先后被消灭 的情况后，接着说:现在敌人 2000 多人集中在这里，被包围了，逃不掉了！ 他们坐火车也不行，因为火车头早开走了。若想从吴淤口出去也不行，因为 天通庵的敌人也被我们解决了。他向全体纠察队员下了发动总攻的命令，要 求在 6 点钟以前攻下北站，结束战斗。各路纠察队都士气高涨，立刻向北站 发动猛攻。6 时，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攻下了。当天，上海人 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还有其他人士钮永建、杨 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经过连续 30 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辉煌胜
利。
然而，胜利又是那样快地成为阴谋者的新的台阶??

●血腥气的秘密会议


　　起义将“穷光蛋”们捏成了拳头；也使得富人们胳膊挽着胳膊。那平时 松散的泥沙被风暴聚敛在一起，结成板块，结成石岩，语调那样一致，信心 那样十足，发誓要夺回昨日梦境、昨日天堂。
　　起义的胜利将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土豪劣绅以及其他各类 不甘心失去在上海的特权和经济利益的反动分子们，推到了一个不得不联合 的境地，他们携起手来，对付一个“敌人”——劳苦大众。
　　
　　尽管工人起义时明文宣布不妨碍租界，但是各帝国主义者仍借口保护侨 民，公然提出“各国海军合作”。英、美、法、意、日等国有 90 余艘兵舰在 黄浦江上向上海人民示威。租界内有 23000 多外国陆军士兵在每一条马路上 布防。租界里灯火通明，他们召开军事会议，画好龙华、南市、闸北等华界 的军事地图，运来了大批新式炸弹，一切都准备就绪，一旦需要，只要扯一 下绳索，对准华界的炮口就会送去他们的心声。
　　他们也在加紧分析中国革命的各种势力，以便确定肢解的部位。据 1927 年的美国外交文件记载，他们认定“蒋介石正在组成温和派的核心，以抗击 激烈分子，这是中国惟一希望”；“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惟一可以使 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于是帝国主义向蒋介石发出 召唤，并进行试探。
　　3 月 24 日，程潜指挥下的江右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从安徽东进，攻占 南京。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突然下令 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法、日军舰向南京市区开炮轰击。杀伤了 2000 多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25 日，蒋介石乘楚同舰驶往南京，向记者表示： 南京事件起因，完全出于流氓捣乱。他派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向日本领 事森冈正平道歉：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决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 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 恕。对共产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本方面无 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
帝国主义者得到蒋介石信誓旦旦的回音，立即给以回报。
　　26 日，蒋介石仍乘楚同号舰到达上海，在高昌庙码头上岸；租界的帝国 主义者特地派了汽车把他护送到法租界祁齐路交涉署。租界政务处长吉文斯 当面送给蒋介石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他带卫兵自由出入租界。第二天，《字 林西报》发表了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的言论。蒋 介石当即表态：国民革命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 状。
“请你具体谈谈。”
　　在外国记者的要求下，蒋介石正襟危坐，手摸索着武装带，摸索着指挥 刀柄，轻轻错动着刚刚镶上的新牙，再次发出誓言：“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 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
日本，这个不安分的民族，在那个不安分的年代自然不甘落后。3 天以
后，日本驻沪总领事矢冈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结盟兄弟黄郛，向蒋介石传 达日本外相币原的训令：对于管束共产党的跋扈缺乏决心，列强已对国民军 的前途绝望，难免采取共同自卫的手段。当前，蒋介石是赢得内外信赖，在 平定时局上取得成功，还是被内部阴谋所挟制而终于丧失时机？决定命运的 关键在于他本人的决心??
　　黄郛直点头：“请你们放心，蒋先生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至于上海工 人，也将被解除武装。”
　　一个经常魂不守舍、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跳来跳去的阶层——民族资产 阶级，他们真有些叶公好龙。革命初起之时，他们推波助澜过，可是当浪潮 汹涌起来，并打潮了他们的脚时，他们动摇了，退却了，为了保护自己，他 们把镇压工人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2 月，上海工商界上层推派虞洽卿和四 行储蓄会经理钱新之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反共。3 月 22 日，上海
　　
金融资本家组织起来，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该组织也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
3 月 26 日，蒋介石到上海的当天晚上，虞洽卿就到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 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蒋介石兴奋起来的时候 也拍大腿：“好哇好哇，本人极赞同你们商业联合会的宗旨，当然，本人也 抱维持资本家主张。”
　　虞洽卿回去给商联会的委员一传达，那些不老不少的大亨们竟兴奋地眼 里跑泪，七嘴八舌地争说是救星来了。于是当即推举吴蕴斋、虞洽卿、王晓 籁等 29 人为代表，去求见蒋介石。资本家希望结识带枪的人，带枪的人当然 愿意傍上口袋里叮当响的人。蒋介石哪有不见之理？而且欢喜得话也文绉起 来：“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关于 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 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资本家们开始拍口袋，纷纷解囊。4 月 1 日， 由银行公会拿出 200 万元，钱业公会拿出 100 万元，全部交给蒋介石（“四 一二”政变后资本家拿出了同样的 300 万元）。又据 4 月 9 日的《密勒氏评 论报》透露，为了支持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和上海资产阶级资 助蒋介石共 1500 万元。这笔款项的分配是蒋介石得 1200 万元，白崇禧得 150 万元，周凤歧得 100 万元，青洪帮流氓得 50 万元。
钱有了，蒋介石又回头关照枪和权。
权、枪、钱是蒋介石政治乃至生命的三原色。
　　4 月 2 日，蒋介石在高昌庙江南造船厂里面的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 召开紧急秘密会议。黄绍竑、李济深都是得到蒋介石的急电后匆匆赶来的。 一些军政要员也相继来沪。
一时间，上海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集中地，形成了一个反革命司令部。
周恩来曾形象地概括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司令部说：参谋部是“五老会议”—
—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 军师；大将是“四大金刚”——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
有很长时间，当年参与“四一二”政变策划，后来又反蒋以至投入人民
阵营的诸将们，不愿重提此事，其心境自然可以想见。但是其中的有些人物 如黄绍竑、李济深等，在其晚年，却主动反省了这些往事。黄绍竑 60 年代的 回忆文章中写道：“4 月 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 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 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 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 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 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 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大陆只 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
黄绍竑的回忆使我们了解了会议的许多细节。 蒋介石身着笔挺的细呢上将军服，目光凶狠，严肃矜持，刻意掩饰着激
动：“民国 13 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 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 15 年 3 月 20 日中山舰事 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 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