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俺饰用意，还拉上周恩来做陪衬。他向莫斯科发电请示，共产国际回电说，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是留在国内为好。博古的妙计落空 了。
　　6 月 25 日，共产国际终于来电，同意中央红军转移。为了独断地处置战 略转移的一切军政事宜，博古成立了由他本人、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 团”，作为新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中，博古负责政治领导，李德负责军 事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落实。三人团立即隐秘展开了转移前的先头 行动。7 月初，寻淮洲、粟裕率领红七军团东入闽浙赣，编入了方志敏率领 的第十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8 月初，任弼时、肖克率 红六军团，从湘赣边界出发西证，他们领取的任务是，奔赴湘西与贺龙会师。 接“三人团”的计划，第一路出动的目的是“调敌”，第二路出动的目
的是“探路”，然而两军主将对中央的战略意图居然一无所知！
　　7 月初，毛泽东奉中央之命，从会昌前线赶回瑞金。从周恩来那里，他 得知了中央红军即将实施战略转移的消息。他所受到的震惊之大，远远超过 了无缘参与这一决策引起的失落。他隐隐预感到，即将发生决定生死存亡的 历史事件。
　　军事形势越来越恶化。自 7 月上旬起，蒋军以 31 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 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红军在三人团的命令下，采取“六路分 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拼消耗。 与此同时，“三人团”加紧了转移的准备工作，一项特别的“扩红”运动是 它的主要部分，罗迈主持的这项工作效率很高，短期内征得了数万人参军。 看来博古和李德对下级的顶撞颇感头痛，他们认为老部队“风气不好”，拿 定主意创建更听话的新部队，于是成立了几乎全由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红 九军团。未来的事实将证明，他们又犯下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在这炎热的夏季，苏区的人力物力被全面动员起来。红军下达了很重的
征收任务，呼吁农民捐献粮食。同时，开展了借货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 还做好了棉衣。农家妇女们被号召多织几双草鞋，它必须织得厚厚的。车间 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印刷厂的设备开始拆卸打包。这一 切都在向人们暗示，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
人员的去与留是个难题，主力一走，将有几十万蒋军扑来，留守者生死
难卜。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的是博古。第一个被提名留下的是项英，项英身 兼政治局常委、政府副主席、军事副主席三职，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 验，他对博古亦趋亦从，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项英得 知这一任命后，表示坚决服从。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后来被选为项的军事助 手，8 月底，他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粉碎，他将统率两万无法带走的红军 伤兵保卫主力走后的中央苏区。
　　犯了“右倾”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邓、毛、谢、古中的毛泽覃、古柏 被留下。刘伯承因激烈反对过李德，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算 加入主力红军队伍。
　　已公开倾向毛泽东的意见的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飞机炸成 重伤肠子被打穿，博古曾想把他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毛泽 东知道后，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伤在 身，必须随军行动，周恩来等也提出同样建议，博古网开一面。
3 年前被王明集团拉下台的瞿秋白，从上海来到苏区已有两年了，当时

挂着中央教育部长的职务，当他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表示异议，博古 声称，留下的理由是瞿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
　　张闻天已从闽赣苏区被召回。在他走后的日子里，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 府的“文犊主义”，在背后攻击张。回来后张发现身为政治局常委的他已被 排斥在最高决策圈外，心情变化颇大。瞿秋白与他私交不错，瞿自忖以他多 病之身留下打游击，难免落入敌手，要求随主力行动，张表示同情，向博古 提出，博古依旧拒绝了。
　　毛泽东与瞿秋白平时相交甚欢。两人都处在落难受压的困境中，同病相 怜，又同为中共元老，长于文学和理论，共同话题很多，他向博古提出，不 能把一位党的多年主要负责人丢给敌人。博古依旧拒绝，毛泽东坚持己见， 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争吵。博古动了最后拍板权，毛泽东无可奈何，怒气腾 腾地离去。
　　毛泽东的老师、时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的徐特立不明就里，来到毛泽东 的办公处，他向这位“国家元首”高声质问：秋白有病，为什么不带他走？ 毛泽东不回一句话，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他独自出门走了，把高大、微驼、 孤独的背影留给众人。
　　小弟毛泽覃被留下来，毛泽东没有为他讲一句话。妻子贺子珍是走是留， 尚未最后确定，毛泽东没有为此提出任何建议。他们的儿子毛毛不可能随军 带走，毛泽东为此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自古为大事者不惜身，领袖人物以身 作则是绝对必须的。他与瞿秋白的交情虽重，不会重于亲情。血肉相连生离 死别，岂是人情能容忍的事。保瞿秋白，是为了革命，不能让党的前任首脑 落入敌手，对于军心的意义，连一般人都能明白。为什么要置瞿秋白于危境？ 这不能仅用报复昔日之仇来解释，恐怕更多的原因还在于：瞿有长期担任中 央负责人的历史，与上层众多人物交游深厚，还存在着“乘隙”东山再起制 造麻烦的可能。丢下他，就丢下了一道隐患。这是一种无法掩饰的阴险权术。 触类伤情，毛泽东隐隐感到自身的危境，这时，他已经从王稼祥、张闻天那 里得知了博古曾企图把他送往苏联养病的消息，他平静地对人说：“我哪也 不去，我不会离开中国，不会离开苏区”。内心里，这事激起了他的警觉， 看来掌权集团没有满足于把他拉下台，整得“人见人畏”，成为孤家寡人， 成为了无实权的摆设。从这时起直到生命终结，他都把这件事作为博古意欲 把他置入死地的征兆！
更可怕的，还是红军的处境。广昌失守以后，红军连吃败仗，步步被动，
失败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地笼罩在苏区的上空。毛泽东从南线赶回后，得知 反围剿形势已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地步，焦急中多次站出来，对中央提出批评。 他详细地分析了李德所犯的消极防御、分散兵力、采取堡垒战术，没有胜利 把握就轻率作出决战决定的错误，指出广昌之战对于红军的影响是灾难性 的，只有彻底改变战略战术，重打运动战，才能挽救危局。他对博古说，中 国革命有它的特点，中国红军的斗争也有它的特殊性，而这些是一个外国人 永远不能理解的，不能把军事大权交给一个生疏的外国入。这一整套有根有 据、言之成理、咄咄逼人的主张几乎令博古难以招架，内心里，他感到沮丧 和空虚，他几乎每次都靠强辞夺理把它压下去。眼见得进谏屡次碰壁，中央 战术依旧，形势江河日下，毛泽东无能为力，心中悲愤莫名！
　　实施战略转移，是打破目前重围的唯一出路。这是共产国际最后拍板的 大事。毛泽东表示组织服从。但是究竟怎样转移？转移到何处去？转移后是
　　
否杀回中央苏区？毛泽东有着不同于三人团的独立主张，放弃中央苏区，抛 弃六年来殊死奋战用血汗和生命浇筑的根据地，脱离跟随共产党入闹革命打 土豪分田地与红军同呼吸共命运的数百万起义农民，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 他反对转移是为了异地求生的主张，力主转移应该成为打破敌人围剿的手 段，有十万红军在手，只要采取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跳到外线，纵横驰骋， 避实就虚，围魏救赵，歼敌数路，打开一面，把战争引向更大规模的战场， 完全存在着转败为胜、打破本次围剿之可能，完全可以重回苏区建立横跨数 省的更大的根据地。如果仅以逃脱求生为目的，固守已被残酷的战争失败证 明是愚蠢的“正规战术”，率领缺弹少药、物资匾乏的红军千里奔命，将面 临不可预测的危险！
　　毛泽东的战略阐述在总负责人那里没有摆脱传统的命运。博古和李德认 为，老毛在失败的压力下，又由保守主义一端跳到了冒险主义一端，他对即 将开始的战略转移的实施计划的怀疑，实质上是对三人团的战略能力和权威 的挑战。这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心知正面进谏希望不大，乃重新拾起往日常用的迂回策略，建议 中央召集前线指挥官开会集体讨论战略转移的大事。被博古以军事保密的需 要轻率地拒绝了。
一切努力都归于无效，毛泽东绝望了。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中，不
再直言，进谏，建议，开始沉默起来，参加军事会议也越来越少，最后几乎 自动引退了。
博古的心思没有随着毛泽东的淡出而平静。此人仗着创业者的老资格，
不改山大王桀做不驯的脾气，战争的失败，又给他一次摆脱紧箍咒而向他的 领袖权威挑战的机会。在高层中间，隐约产生了应和的人群；如果再与部队 中不满者结合起来，后果难以逆料，必须密切注意。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斗 争者必须是残酷无情的，他在寻找着让老毛跌得更深的笼子。

至刚强者亦生脆弱


9 月初，各路红军将领陆续返回瑞金，领取新的使命。 林彪、聂荣臻被周恩来找去单独谈话。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决定红军
作战略转移，必须秘密作好准备，但目前不能向下透露。中央只要求转移之 前，一军团先到兴国阻击敌军，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的地域集结。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林、聂仍不能平息刚刚在心中产生的震惊。他们急 于了解诸如转移的方向一类大事，对此周恩来连点暗示都没有。两人一起来 到老上司毛泽东的住处，门庭冷落已久的毛泽东见了他们表现得很高兴，当 他们问起“我们要到何处去”的时候，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 地方去。”随即话峰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结束了 这场谈话。毛泽东严守着他并不赞成的纪律，也在回避着嫌疑。自博古以“宗 派主义”为由打击邓、毛、谢、古以来，他处处留心，不让有心人找到丝毫 把柄。
　　然而博古仍旧按照他的强权逻辑路线推进下去。9 月中旬，他找到了机 会——把毛泽东派到于都，为在此集结的红军打前站。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毛泽东被完全排挤出中央决策圈，他将从事一个 部长或者将领的业务，失去对正在发生的历史性事件的发言权，而把命运交 付他人摆布。在他孤独、痛苦、绝望之际，一盆凉水把他淋了个透湿，他感 到透骨透心的寒冷，至刚至伟的英雄也受不了了！
临去于都前，毛泽东召集中央政府各部要员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山上开
会。他向大家宣布和说明中央撤离苏区的决定，布置完善后工作，这才回家 与妻子贺子珍、儿子毛岸红告别。岸红乳名小毛，是个男孩，他于 1932 年宁 都会议毛泽东下台后降临入世，稍长，天真、活泼、懂事，毛泽东非常喜爱 他，在被排挤打击、心情郁闷的日子里，他给毛泽东带来了欢乐。在这生离 死别的时刻，毛泽东心潮翻起无边的波澜，他把爱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用手 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爱子的头发，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伤感，发出重重的、 深深的叹息。贺子珍觉察出丈夫神情的变化，问道，“你今天怎么啦？好象 出了什么事？”毛泽东沉重地说：“我们的队伍坚持不住了，要撤离苏区， 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唉
——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贺子珍怔住了，眼泪顿时涌上眼眶。她是
个刚烈女子，为了安慰丈夫，她强忍撕裂般的内心痛楚，轻柔而坚定地说： “这是不得已的事。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奶奶家住一段时期，看情 况再说。”毛泽东心情复杂地凝视着娇妻，叮嘱了一阵，又亲了亲小毛，把 他交给妻子，满怀深情地看了最后一眼，转身由警卫员扶上战马，缓慢地上 路了。他强打精神，高高地昂起头来，任秋风吹凉了眼眶里滚出的泪水。
　　到了于都，毛泽东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整日忙于开会、调查、分析 敌情，他试图用忙碌来驱散心头的忧虑，万般忧虑依旧涌上心头，耗干了他 的体力和心力，一直没有断根的疟疾突然复发了，把他击倒在床。一夜时间， 他的两眼就深陷下去，嘴唇也干裂了，脸饶得通红，卫生员小钟给他吃过奎 宁，打了针，额头上敷着冷毛巾，依然高烧不退，连续三天他吃下下食物， 只勉强喝了几口米汤。他的秘书和警卫急电中央报告危情，第三天晚上，中 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驾着骡子赶到了。他直奔毛泽东的病榻，一测体温，
41℃！经过观察，确诊为恶性疟疾。傅连暲下了重药，给毛服了双倍的奎宁，

还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
　　第 2 天，病情好转，体温降低。到了第 8 天拂晓，体温回到 37℃，尽管 浑身软绵绵的，毛泽东仍强撑起床了，这一次疟疾的发作，几乎和 1929 年毛 泽东落选后那次一样严重。它肯定让毛泽东意识到.至刚至强的他，总在特定 的时刻暴露出他的脆弱。
　　毛泽东终于从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在他患病不起前后这段时间，发生了 重大事件，到 9 月下旬，敌各路大军已逼近苏区中心地带，苏区只剩下瑞金、 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组成的一块狭长地区。三 人团已完成了对战略转移的一切部署，一道道出发命令以及行动时间表迅速 传到了各个军团部。正巧在这时候，广东军阀、南天王陈济棠来电要求谈判，
10 月初，中央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秘密潜至粤军中，与陈济棠的参谋 长签定了停战和借道的秘密协议，这对即将开始的转侈意义重大。与陈济棠 的秘密往来是由毛泽东数月前巡视南线时首倡的，周恩来、朱德积极推动， 博古吃不准，一直依赖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有关电文行事，在双方秘密谈判 的关口，中共上海局机关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军统破获了，通过那台大功率 的电台“中转”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渠道完全中断，中共中央在“同外界完全 隔绝”的情况下，被迫独立自主地处理军政大事。博古的身后，顿时失去了 王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的影子。
毛泽东大病初愈，仿佛换了一个人。他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黑发乱蓬
蓬地披在肩上，高大微驼的身子显得惟悴而清瘦，只有双眼炯炯，发出深邃 的梦幻式的光芒。面对纷纷乱局，他心里腾起了奇异的感觉，它是那样的安 祥、宁静，似乎与眼前血火战事格格不入，生死关头就要到来了，兴起的机 会到了。
病后数日，毛泽东写好一封信，派警卫员火速赶到瑞金，交到博古手里。
信中说，红军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 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由湖南到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 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路线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渡赣江、 走井冈山南麓，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湘南，屯兵于永丰、兰田、宝庄一 带，在这一带诱歼跟踪的围剿之敌后，重新返回赣南、闽西——中央苏区。 博古如看天书般翻完信，把它丢在文件箱里。
毛泽东早知如此，自有用意。他的状态已得到恢复，权智如素，外表仍
不动声色。他已获知有 30 名女战士被批准参加转移，其中包括贺子珍，便派 警卫员前往送信告诉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 的同志一起行动，让她抓紧时间把小毛安顿好，然后赶往于都与他会合，他 将在于都随先头部队出发。
　　未来的征途中将发生些什么？红军的命运如何？毛泽东不知道，没有人 知道。但是，他已做好准备，准备在决定命运的关头掌握权柄，把握自己的 命运。
他已进入了创造历史的起始状态。 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一历史时刻正式开始的。

第一章担架上的阴谋


　　毛泽东的忍耐和等待已经到了尽头。他深知要想使党和红军从濒于灭亡的险境中解脱 出来，在于发动一场合法的集体反抗运动，替代“三人团”的集权专断。


　　1934 年 10 月 18 日，傍晚时分，于都河畔人头攒动，一队队红军士兵身 披背包和斗笠，踏上浮桥，向着暮色苍茫的南岸开进。余霞洒在人身上，宛 如暗红的血色，秋风呜咽着，在深蓝色的河水中掠起层层清冷的涟漪。
　　毛泽东站在旧岸堤上，久久凝视着河畔的场景，神情悠悠，恍若出世。 他头戴八角红帽，身着灰布军装，打着绑带，穿着草鞋，背着斗笠，秋风不 时地掠起他的衣角。他的身旁跟着二十 0 子，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 块旧油布，一件旧外套，还有一把红油纸伞，挎包和干粮袋系在一起。挑夫 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一个特制担架也跟在后面。
毛泽东的妻子未赶上与他会合，她走在身后不远的中央纵队里。两天前
——10 月 16 日傍晚，中央总部和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率先踏过于都桥，史 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还叫战略转移，就从这天开始了。
　　于都河上，工兵营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城边， 河面不过百米宽，红军动员了数百余渔船搭起这些临时浮桥。为了防止敌机 侦察到红军的大规模行动，渡河按总部的规定，从每晚 6 点起，至每日凌晨
7 点止。一队队衣着单薄的红军士兵在瑟瑟秋风中迈上浮桥，走向扑朔迷离
的对岸。印刷厂的复印机，兵工厂的机器，造币厂的主机，一袋袋纸张、大 米、电话线，都压在数千名挑夫肩上，吱吱呀呀地上了浮桥。仿佛大搬家一 样，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征途。
成千上万的老表拥在河堤上，沙滩上，浮桥边，为他们武装的子弟送行。
老人们、妇女和孩子们，未上前线的男人们拥在路旁，把煮熟的鸡蛋、热气 腾腾的红薯、竹叶包的饭团，甚至一把炒米装进战士的口袋里。
“你们可要回来呀！”乡亲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着、追问着，希冀的
神色中饱含着隐忧。大军走后，数十万国军将随后而至，北边苏区已经传来 了军队和还乡团血腥屠杀的噩耗。他们不能想象，工农红军会长久远离这片 起义的土地。
“放心吧，我们会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战士们参差不齐
地回答着，坚定中不无兴奋和轻快。由于军事行动的高度保密，自师长以下 的红军官兵，无人知道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何在，他们谨守着服从命令 的天职，向着上级指定的方向意气昂昂地开进。尽管行前每人颇为希罕地领 到十数发子弹，甚至还发了过冬的棉衣，但是他们无法想象这中间会蕴藏巨 变。过往反围剿的经验，令他们本能地猜测，私下窃议，这可能是一次大的 以退为进的军事机动。一种临战前的紧张和亢奋压倒了离别的情愫，萦绕在 他们的心头。他们压根没有想到，上级秘密实施着一项千里转移的战略计划！ 瑟瑟秋风下伫望着送别的情景，毛泽东的心潮久久难以平静，太多的思 绪在内心的海洋中冲撞，他比眼前的众人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幕的深意。他 终于移步走上浮桥。这时，乡亲们又一阵悲怆的呼唤令他双肩微震，他停下 身子，问身边战士们听见了没有，大家答道：“听见了，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毛泽东重复了这句话，向着告别的人群，向着清冷的河水，向着高顶而 昏暗的天空投去深深的一瞥。他在内心发出了誓言，然而，他没有料到，未

来时势把他引向了不可逆料的远方。 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这静谧的夜，这如水的月光，
这河水拍击堤岸的声音，激发了年轻的红军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 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许多人轻轻地哼着流行的红军歌曲。当大地完全 黑下来的时候，行进的队形变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火把长龙，从前到后，望 不到边际。

统一中国狂想曲


　　蒋介石瞩望南天那一轮明月，月华清冷如水倾泻在浩渺的虚空。已是午 夜时分，秋露浸衣，蒋介石颇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数十年的梦幻离现实越来越近了。自清亡以来，中华大陆陷入战乱二十 余年，按照一乱一治的节律，总得由一位真命天子一统河山——不管这位真 命天子被称为“开国皇帝”，还是“大总统”，抑或叫做“委员长”，它的 实质只有一点：用军事实力削平群雄大权一统唯我独尊的最后胜利者。孙先 生不能统一中国，袁世凯也不能统一中国，难道就没有能够统一中国之人吗？ 孟轲的话是对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青年时代，蒋介石是一位不羁的浪子和冒险家。他生逢乱世，却如鱼得 水，自认为是天赋雄才。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匆忙从日本士官军校赶 回，以二十六岁之龄率一团人马袭取了杭州。在上海，他与流氓革命家陈其 美结为兄弟，曾受其指令，亲自动手暗杀了孙中山的党内反对派陶成章。他 混迹于青红帮大佬门下，投机于上海股票交易所之间，喜纵酒，爱美色，挥 洒千金，意气杀人，何其狂放不羁。然而，这不是他的全部，内骨子里，他 有很深沉的野心。
他是孙中山先生长期的无名的追随者。义兄陈其美死难后，他才开始引
起孙中山的注目。早在 1917 年，他即向孙先生献上了五路北伐的战略计划， 这与 9 年后的大革命历史几乎完全吻合，惜乎孙先生为时局所制不能用之。 从辛亥革命后算起，大约有十年时间，蒋介石扮演着一位怀才不遇饱受 压抑的千里马的角色。他听从孙先生的将令，却与先生保持看距离，在奉命 任职于粤军参谋部门期间，饱受军官帮派的排挤、藐视，他的心中积压了太 多的创伤，时不时闹意气挂冠而去，幸赖孙先生巨人海量涵纳之优容之。直
到时势的演变使得他的干才显露时为止。
　　1922 年中，孙中山与陈炯明矛盾渐凸，蒋介石力主回师讨伐陈炯明，他 说：“自古以来，决无奸臣在朝，大将可以立功于外之事。先生如若北伐， 必须除陈安内，方可对外行军。”他多次进谏，极力主张进攻石龙、惠州， 消灭陈部，先安后方而后出征，但孙中山急于进行多年筹划的北伐而未采纳。 蒋介石坚持自己是对的。他来到广州，准备离职回乡。孙中山闻讯到蒋 住处挽留，蒋还是在当晚乘船挂冠而去。不久，陈炯明果然发动兵变，炮轰
孙中山设在越秀山上的总统府，孙中山匆忙转移至停在珠江上的永丰舰。
　　6 月 18 日，蒋介石接汪精卫报告陈炯明叛变的电报，证明了他识人之深、 判断之正确。同日，孙中山发来急电：“事紧急，盼速来。”11 天后，蒋介 石由上海赶至广州，登上永丰舰见孙中山，孙中山授他以海上指挥全权。
　　在孙中山的心日中，蒋介石是有谋有勇而能与他共生死的人。广州集中 有那么多人才，唯对蒋介石多次连电召请，不惜求远水救近火，可见他对蒋 的倚重。所以八个月后（1923 年 2 月 18 日），委任他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 长就是必然的了。
　　从此，蒋介石跃升为孙中山先生的重要军事助手。1923—24 年，孙中山 反思四十年失败教训，以巨伟魄力幡然改制，主要措施有二：一为联共联俄， 改造国民党；二为创建黄埔军校，改造旧军队。他把第二项使命交付给了蒋 介石，1924 年 5 月，蒋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年仅三十七岁。
近代以来，似乎有着这么一个规律：凡欲左右中国局势者，必亲自练出

一支军队才能成大气象。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而后才能扑灭太平 天国。袁世凯花十数年心血精心培育北洋六镇，靠着它纵横捭阖僭夺了民国 大权，暴死后他的部下仍依仗北洋实力盘踞大半个中国。蒋介石深羡曾国藩、 袁世凯之所为，他把办黄埔军校视为培植个人势力建立现代军队的天赐良 机，在这方面，他投入了全部精力和才学。
　　三年后，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已掩有长江流域，不需要多大的预见 性，就足以知道：以国共合作的政治军事实力，中国的统一指日可待。
这时，孙中山先生已病逝两年。 蒋介石露出了凭实力为所欲为的枭雄本色。他拉拢了在北伐战争中势力
迅速扩张的一批新军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使国民党新生的盟友
——中国共产党人施下了屠刀。随后，为争夺天下，蒋氏与国民党各派新军 阀展开了四年的大混战，待其历经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桂中原大战， 把主要争雄者击溃、分化、削弱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乘军 阀混战之乱成长起来，这时，他才碰到了真正的对手。
　　蒋介石的起家是迅烈的，他的战略才能是卓越的，他的权术手腕多变狠 辣。精悍的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集团，全盛时统有北京、上海、武汉、 长沙和广西之地，论军事才能，李、白过于蒋氏，蒋氏略费银两，几乎兵不 血刃就使新桂系主力溃灭。冯玉祥、阎锡山的势力，历经北洋军阀时代近二 十年的风云，硕果仅存，或被分化打压，或联合对抗，三年归于失败。至于 中小军阀，党内各派，蒋氏或诱或囚，官禄名色，投其所好，玩其于股掌之
中。
　　一种成王败寇的哲学被蒋氏奉为信条。为了胜利，他无所不用其极。他 的残忍，已超过曾国藩、袁世凯，自近代以来无人能出其右。同他相比，北 洋军阀段琪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仿佛成了善人，他们在杀人的规模、数 量、爱好上与蒋氏要差几个等级，象征性大于实效性。在蒋介石那里，历史 向极端推进。阶级仇恨和嗜血的残忍经他的推动而泛滥，他自觉地不自觉地 充当了中华大陆军阀、政客、恶霸、贪官、流氓等一切蔑视法律、正义、人 性依仗实力为所欲为的势力的总代表。他可能也追求一个他统治的仁爱和平 的社会，但是他却悍然向盟友施下杀手，数以十万计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 被残杀。他宁可错杀，不可错漏，他的一个批条，即处死数百个狱中“共匪”。 一怒而杀人，是他最常见的“英雄之怒”，他以此为美！
他内心里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摆出领袖姿志，许诺可让“共党分子”
在他的领导下划出一块地区作“共产主义实验”，他也反对贪污、腐败行为， 反对欺压人民、草菅人命的恶霸，然而，他却长期把肆无忌惮的军官、权棍、 乡绅、财主及一整套官僚机构作为统治基础，无法挽救社会剥削、贪官恶霸 横行、水旱灾、兵匪猖獗等危机泛滥！
　　统一中国，做中华民族的主宰，做历史“英雄”的狂想仿佛使蒋介石高 尚起来了。30 年代初，他根据《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 思想，佐之以麾下智囊的建议，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以拯救堕落了的国 魂党魂军魂民魂，提高全民的素质。他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总会长， 那时，他宣称“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的高超。” 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的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而 用《管子·牧民》篇的“礼、义、廉、耻”为治国之纲。他的教导也是地地 道道的中国式的古典式的：“礼义廉耻者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
　　
行为、清清白由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他认为新生活运动可以用来铲 除“赤匪共逆”，实现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预想。
　　他也以身作则，不吸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他那 放荡的个人生活早已收敛。作为“英雄”，他毅然抛弃几位旧式妻妾，迎娶 了有着西方学历和江浙财阀背景的宋美龄为妻。她把他视为“一代风云英 杰”，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人与他匹故。她急切地希望他统一中国，成为 中国的主宰。而她，这位十六岁就进了美国韦尔斯利大学的美丽的女士便是 名副其实的永久的第一夫人！
　　在公开场合，蒋介石是中华儒家孔孟之道的崇拜者，尽管他笃信佛教， 与宋美龄结婚后，为讨娇妻和丈母娘欢心，又改信基督教，世上美好的说教 他都信奉，乃是他自认的政治家的本色。当然这并不排斥他在政治需要时谈 笑杀人，只要最后成功，放下屠杀立地成佛是可能的。
　　孙中山的追随者们把孙中山奉为传说中的中华道统的接力者——尧、 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韩、程、朱、王，最近一代圣人非孙 先生莫属。蒋介石把自己塑为孙中山先生道统的继承人。三民主义为立国之 本，孔、孟之道为人心之本。孔言仁，孟主义，他自言：“吾二十年日读《孟 子·尽心章》未尝间断”。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充塞 天地之间，养聚于英雄之内，至大中正，合和刚武，处逆可依而独善其身，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移。处顺则足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兼 济万众，飞扬四海，逞其风雷磅礴横扫列强一统山河之伟业。数十年来，他 不是未曾经历艰险困厄的，对孔孟之道肋信仰使他自以为拥有大本大源，今 日能雄视天下，除了“英雄”权谋战略才华方面的成就外，他还有一种人格 境界的升腾感受。当然，英雄的道德与凡人自然不同。踏着血泊和鲜花前进 乃“英雄本色”。
为了天下一统，总得有人承担罪孽嘛。成王败寇，胜利者不受历史的嘲
弄。
　　然而，日本帝国动摇了他的自我感觉。中日国势的巨大差距，使他清醒 地意识到，凭中国之力单打独斗战胜日本是不可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吞并 中国的野心，路人皆知，它迟早会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然而，中原逐鹿列强竞雄之际，出于自保的需要，他——唉——不得不拉下 英雄的面具，选择了对远比自己强大的势力妥协、回避、委屈求全的策略。 他发誓，先安内，后攘外，统一中国后必将顺应民心，全力抗日。统一中国 之前，只有“忍”。北伐中途，日寇在济南屠杀军民，割了中国公使的鼻子， 以污辱他，他认为，日寇是在寻机挑衅，插手中国内战，阻挠他的统一大业， 他不会上当，忍了——与日寇签订“友好”协议。九一八事变，日军吞并东 北四省，他忍了——密令张学良放弃抵抗，率三十万东北军退到关内，以免 让他陷入两线作战境地。1933 年日军在华北热、冀、察施行蚕食之术，他忍 了——令何应钦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公开场合，他宣扬忍让为 国攘外必先安内。内心里，他自认，他的忍是“英雄之忍”。1932 年十九路 军在上海抗日，他密令他的主力第五军打着十九路军旗号秘密参战。1933 年 冯玉祥、方振武、傅作义组织长城一线抗战，他亦暗中助以军火。这些实际 行动，足以使他向国民党内、军内解释他的诚意，内心里也足以证实“英雄 之忍”，弥补人格压抑扭曲痛苦引起的空虚。自圆其说、自给自足、自我美 化的他公然把全国民众抗日舆论贬为愚民短见和共匪煽动。然而，公道自在
　　
人心，历史的逻辑昭然若揭，委曲求全的“英雄之忍”，与成仁取义养浩然 之气的人格理想，犹如水、油不相容。在现实的力量场上，蒋介石的自保行 动，使他自然地与宋高宗、慈禧太后、李鸿章之流归为一类。他的人格和他 治下的国土一样，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可以“暂时”妥协、割让、出卖 的。他太有弹性了，太策略了，太富于权略了，他的英雄的面具下，依旧一 副“对强者一忍再忍，对弱者残忍至极”的好雄本色。
　　正当盛年，蒋氏的才华还未走向尽头，他不满足仅为中原霸主、名义上 的统治者，统一中国的狂想推动着他，他又表现出大枭雄的奋斗精神。历经 四次围剿的惨败，他终于吸取教训，缓慢而稳重地组织起第五次围剿。他终 于找到了共匪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的克星——堡垒战术。机缘巧合加实力使 然，他步步得手。
　　1934 年 9 月，蒋介石曾对几个高级幕僚说，看来红军现已无法施展其机 动灵活的战术，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已成被动之局。他于是下令各路 加紧包围，还写了许多亲笔信给高级将领勉以雪历次“围剿”失败之耻。这 时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把红军消灭在包围圈内，作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竟能突围 长征。
　　9 月底，蒋介石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他每和幕僚谈论形势时， 洋洋得意地说：“湘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 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在谈到红军历次提出北上抗日及合 作抗日时，他总是说：“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 他强调说：“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 而歼之，不使漏网。”
国内舆论自《塘沽协定》之后到第五次“围剿”后期，对蒋不抗日专反
共的搞法早已不满，华北人民尤其激烈。蒋认为这都是对共产党同情，对“围 剿”非常不利。为了便于一心对付红军，收最后围歼之功，约在 1934 年 10 月上旬，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幕僚杨永泰和晏道刚随行，历经北 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蒋对这些 人大肆宣传他那“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行”的 理论，争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10 月中旬突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
过信丰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于是蒋介石匆 匆赶回南昌，立即召集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等幕僚商谈对策，议 论纷纷，对红军行动方向作了如下判断：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认为：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 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 去了亦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 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 加重视。
　　（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 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杨永泰以为还要考虑红军尔后渡长江上 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 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随后蒋还对大家说：“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 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 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 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1934 年 10 月 18 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达到赣湘粤边。从国民党东路军 占领瑞金所得资料中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 而是西进。
　　蒋氏遂下令：①西路军何键部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 进行堵截，该路总部移驻衡阳；②南路军陈济棠部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 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进至韶关；③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 总部移至桂林；④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 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委何人担任的问题，蒋初意是陈诚，而陈诚却保 荐薛岳。后来蒋同意以薛岳充任，决定抽出九个师的兵力归薛岳率领；陈诚 则任预备军总指挥，集中亟待休整的嫡系部队作为机动兵力策应各方面的需 要。迫 11 月上旬，红军先头到达粤湘边，蒋认为何键原是西路军总司令，红 军进入西路作战地境，一面明令发表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一面电告何 键指明薛岳所部入湘后悉归何统一指挥。但蒋并未把这样做可将何键部调离 湖南而使何键更易受控制的企图明确告知薛岳。这件事曾引起狂妄自大的薛 岳不服。
11 月间，追堵部署初步完毕，蒋介石即调整留在江西各“围剿”部队的
部署，分区清乡，划定好几个“绥靖区”，订立各种清乡规章，采用所谓“剿 抚”兼施手法。并亲自拟定了口号：
“对苏维埃人员一律不杀！”
“凡投诚者一律优待！” “实行耕者有其田！” “国军也主张分田地！”
他的意图并得不到贯彻，中央苏区落入蒋介石之手后，血流成河。据史
料载，瑞金被杀达 12 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 8300 多户，闽西遭杀绝的为 4 万余户。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亦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 荒凉；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 闻鬼哭。”
以后粤湘桂边区封锁、追堵红军的部署和战役，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亲
自在南昌指挥的。名义上何键是“追剿”军总司令，薛岳是前敌总指挥，在 派系林立下的国民党政权内，它牵涉到三四个省、上十个军（粤军 2 个军、 湘军 3 个军、桂军 2 个军、薛岳所率嫡系 3 个军）三四十万兵力大规模的行 动。经周密策划，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布下了四道封锁线。

突破三道封锁线


　　起初，红军都是在夜间行军。白天，战士们不是躺在樟树的树荫下就是 蜷曲在桤树丛中睡大觉。行军时他们尽拣小路走。赣南和毗邻的广东都没有 公路，即使有，红军也要尽量设法避开。红军是悄悄地撤出根据地的，各部 队的政委后来在对战士们讲话时，还说这次“重大行动”，没有任何迹象被 敌人察觉。
　　夜间行军倒色并不枯燥。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 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在长征初期，红军周围 往往没有重大敌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洁，微风徐徐的好天气。
　　当月亮被云遮往，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时，无论是队山脚下仰视， 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那火把用的是什么样的器材呀—— 有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
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班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如果打 土豪搞到一桶两桶洋油，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 上洋油，一个班有一个也就够了。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 团部通信班、营部、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 来给部队照明。
这样的夜行军，气氛迥然不同，从下往上看，火把、灯光，蜿蜒曲折，
似上云霄；往下看，盘盘弯弯，仿佛是缠住大山的一条火龙，不停地游动着。 一会儿，某一段火光隐没了，那是他们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过了一会儿， 那火光又从暗处钻了出来，这是他们走出密林的情景??走着走着，这条火 龙有时候突然不翼而飞。
“往后传，把火熄灭，不准打电筒，不准大声讲话！”
这是离敌人近了。 这时，指战员在地行进中虽然失去了照明，但敌情犹如兴奋剂，使他们
一扫疲惫，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快了。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 86859 人，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的 编制序列及领导人为：
第一军团（代号南京）：19880 人，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
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十五师。 第三军团（代号福州）：17805 人，刘少奇为中共中央代表，彭德怀任
军团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 四师、第五师、第六师。
　　第五军团（代号长安）：12168 人，陈云为中共中央代表，董振堂任军 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刘伯承（后陈伯钧）任参谋长，曾日三（后罗荣 恒）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三师、第三十四师。
　　第八军团（代号济南）：10922 人，凯丰（何克全）为中共中央代表， 周子昆任军团长，黄苏任政治委员，张云逸（后毕占云）任参谋长，罗荣桓 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二师。
　　第九军团（代号汉口）：11538 人，凯丰为中共中央代表，罗炳辉任军 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黄火青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 三师、第二十二师。
　　
　　军委纵队（1934 年 10 月初成立）：4693 人，下辖第一野战纵队、第二 野战纵队。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叶剑英任司令员，钟伟剑任参谋长， 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
　　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罗迈任司令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张 宗逊（后张经武）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一个保 卫团。
　　全军共有步枪 29153 支，轻、重机枪 651 挺，迫击炮 38 门，刺刀 17552 把，梭镖 6101 支，马 338 匹，马刀 882 把，各种枪弹 173 万余发，手榴弹
76000 多个、迫击炮弹 2473 发，冬衣 83000 件，盐 34000 多斤，钱 202 万元。 红军第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十几个独立团以及伤兵共 2 万余人，在项
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10 月 17 日，中央红军在江西省于都地区南渡贡水。
　　21 日晚，中央红军从赣州以南的王母渡和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防 线，未经大的战斗，于 25 日全都渡过了信丰河（桃江）。
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的胜利，从政治上说，是因为突围西征前夕
的 10 月上旬，红军与陈济棠的代表经谈判己达成协议。
　　陈氏身任第 1 集团军总司令，辖有强大的海、空军，兵力达 15 万人以上， 成为独霸广东的“南霸天”。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后，陈济棠虽然担任了国 民党中央的一些职务，但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
红军向南突围时，陈氏令粤军边打边撤，没有对红军实行堵截，所以红
军能在短时间里顺利通过陈济棠的管区。10 月 22 日红军歼粤敌一个团，引 起了陈济棠的很大不满。10 月 26 日，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电告各军团： “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的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敌 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应勿“俘其官兵”。但是，由于战斗已经 开始，后来粤敌在延寿圩、珊瑚岗附近与我激战近两日。
陈济棠曾向蒋告捷，虚报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发现中央红军第一、三、
五、九等军团番号。蒋介石认为延寿战役是弄清红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 在这一仗以前，蒋介石南昌行营命空军侦察红军动向，总是找不到真实具体 的情况。
这时期，在后面追击的国民党薛岳部队正在行进途中。从古陂圩突围的
时候，敌人有一个错觉，以为红军会从赣江左岸攻打吉安，所以周、薛纵队 赶快从苏区撤出来，在吉安、永新一直到井岗山一线布了防，并且等了一个 礼拜。发觉红军南进后才掉头赶来。当得知中央红军主力已通过第一道防线， 正向湘粤边境西进时，薛岳不得不放弃他从赣南出击迫使红军退入广东的计 划，而寄希望于阻止红军西进的第二道及第三道封锁线。薛岳命令麾下的第 四军及第五军经遂川向汝城前进，一部经桂东向资兴前进，将主力部队集结 于汝城附近。
西征初期的行动隐密，为红军赢得 5—8 天的路程。红军只要保持每日
50 里路程，即可以赶在追敌之前，抢占湘粤边的要地，立于主动地位。 然而，红军纵队却如一副八抬大轿，向前作缓慢移动： 行军时，三军团在右翼，其后有八军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
队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第二纵队）和军委纵队（第一纵队），作甬道式的 开进。五军团担任殿后。每一个军团拥有庞大的后勤部，有的有 1000 副担子，

有的有 800 副担子，什么东西部挑上。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 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红军总部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 山。红军主力连同挑夫，近十万人的队伍，沿着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艰难地 行进，拥挤不堪。平均每天只走三四十里路。
　　有时候，一个夜晚从小山这边翻到小山那边，总共不到 10 里路。坐一下， 走两步。
　　敌军主力在后乘车猛追不舍，与红军大队的距离越来越近??国民党军 的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山上。碉堡和碉堡之间， 沟壕相通，火力相连。这一线的守军，保安队居多，有的还没有见过正式红 军，有的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国民党正规军则深处内线，未能赶至。
红 2 师 6 团在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率领下以奔袭、奇袭方式夺取了城 口。
　　城口临河，河边有一道木桥，公路从上边通过。敌人在桥上设有岗哨。 负责主攻的 6 团 1 营，非要从木桥上经过不可。11 月 2 日晚，1 营到达距桥 头数百米处，敌人就发觉了。敌喝令 1 营停止前进，1 营佯称是“自己人”， 一面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面派部队涉河包抄。这时，2 营也迂回过去了，歼 灭城口这股敌人，生俘了 100 多人。军团部转驻城口。与此同时，三军团因 湘敌 62 师先我占领汝城，所以对汝城采取派一部监视，其余部队绕道通过的 办法突了过去。
从 5 日晚到 8 日晨，红军大部队全部通过汝城到城口间的封锁线，进入
湘南粤北地域。中央红军随即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粤边湘南境内的良田到宜
章之间。
　　当时，韶关一带的铁路还没有完全修通，但火车可以在短距离内通车， 公路上汽车来往也很方便，这有利于敌人调动部队。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以后，蒋介石紧追在红军之后的嫡系部队。与此同时，粤军也利用铁路和公 路的有利条件调遣兵力，堵截红军。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红一军团将从乐昌、九峰山之间突破敌人的封锁
线，并派部队占领九峰山要点，以掩护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西进。 九峰山是粤汉路东面约 10 多公里的一个制高点，它对红军突破国民党军
队的第三道封锁线关系重大。红一军团在通过九峰山时，政委聂荣臻和军团
长林彪发生了激烈争吵。 林彪时年二十九岁，是红军中最卓越的战地指挥官之一，他以善打运动
战和埋伏著称。很早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独立阴沉的个性。值此关键时刻， 他自以为敌军未到乐昌，欲令部队不执行军委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一直拣 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老成持重的聂荣臻说，那可不行！估计敌人 可能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路程。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 跟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敌人现在还没有到乐昌，等我们用两只脚走到乐 昌，也可能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因为敌人是乘车。同时，我门也不能只管 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中央军委纵队在后面，我们担任的是掩 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他认为这 是一个原则问题，作为政治委员，对军委命令的执行，是负有责任的。因此， 他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两人争吵得很激烈。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

争吵，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聂荣臻说，侦察也可以，不 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 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没有把握的事。聂说， 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 派部队控制九峰山。林彪以不言默许。不久以后，陈光侦察回来说，在乐昌 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在向北开进。林彪这才不再坚持了。
　　幸亏没有图侥幸。11 月 6 日下午 3 点，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亲自利 用敌人的电话线，装作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了一次电话。 该民团团长告诉林彪，红军到了何处，他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 部的 3 个团，1 团今日开往九峰去了。这时、林彪才着了急，赶紧派 2 师 4 团。昼夜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阵地，随后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 的茶岭，监视了九峰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再加上三军团在右翼先 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两大主力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军委等后续
部队，从九峰以北安全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突破封锁线的行军非常艰苦，一路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没有村庄，没
有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疲劳考验着每一个英勇的红军战 士。当时军委一纵队炮兵营有山炮十多门，指战员带着这些山炮进入了广东 五岭山脉的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地区。这里山峦重叠，道路难行，有些 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路，满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树丛，部队行动困难，行军速度 很慢。
时适天降暴雨，道路泥泞，行动困难。山炮营好不容易上了九峰山，就
把山炮的炮身、炮架横七竖八地堵在山道上，互相依偎在炮旁睡觉了。这一 堵，跟在后面的教导营和卫生部、医院都过不去了。开始后面以为前头部队 稍休息一会再走，没料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动静。军官们等 急了，传话催促前面部队快走，队伍就是动不了。有人急忙赶到前面察看， 才知道是山炮营睡觉挡了道。连拉带拽地把他们一个个叫醒，可是这个刚站 起来，那个又躺了下去、一点办法也没有。部队只好原地休息。半夜里，雨 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队伍就在雨中站着、蹲着熬了一夜。天亮后，部队继 续赶路，山顶的部队派人下来报告，昨晚有三个同志冻死在山上。
自 11 月上旬经过湘粤边阻截之后，蒋介石自认为对红军情况已经比较明
了。
　　蒋介石为了对付红军长征的行动虽考虑了几个方案，而在他心目中最害 怕的是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所部红军会合，将来在鄂 湘川黔建成一片苏区。故当 11 月中旬红军主力先后行进至郴州、耒阳、衡阳 之线后，蒋认为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指红军放弃根 据地），不难就擒”，乃以在湘江以东（即第四道封锁线）围歼红军为指导 方针，令何键、薛岳在衡阳开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以在湘江以东布防“围歼”红军为指导方针，进行了五大部署：
（一）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率四个师，即开赴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
（二）以吴奇伟率四、五两军主力 5 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防止红军 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三）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师尾追红军，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 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第二十七军李云杰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

追。
（五）以第十六军李温珩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这个 5 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蒋介石是很用了一番心机的。他处处 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彼此 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 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锡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 兵，跟踪追击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 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通 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 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 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西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 容易。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自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 歼灭之机已至。
　　蒋介石在下达命令时，怕他的部属不认真贯彻执行，引用古代兵家尉缭 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写进电令中。他希望部下能够依照他的计划行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 兵力，好好打一个歼灭战。
红不进入湘粤边时，蒋只命白崇禧在桂北防堵；当红军进据湘南后，蒋
即电白崇禧集结桂军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在湘江东岸“消灭” 红军，并要白崇禧至灌阳指挥。这时蒋介石为了利用桂军，特别发了一笔相 当大的军费，幕僚晏道刚鉴于两广是半独立状态，不如湖南那样基本上能控 制得住，蒋粤、蒋桂之间疑忌很深，粤桂怕蒋军嫡系乘机入侵并不下于怕红 军，曾在蒋电令陈济棠、李宗仁全力防堵时，为他建议道：“粤桂是否依我 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蒋说：“你 不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 执不我的命令是第二步。”晏道刚恍悟蒋的深意。
一举解决广西、云贵川的地方军阀，完成全国统一的“伟业”，是蒋心
中久已酝酿的战略宏图。走一步看三步，蒋介石所谋深远，行迹诡秘，他的 智力在围追红军中得到了激发。
最有威胁的敌人还是红军。蒋介石周密地为它设计了一个大陷阶，即就
是设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 根据蒋介石的企图，何键决定集中主力于黄沙河、零陵、东安一带，包
围红军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为此，敌人共投入兵力约 26 个师，近 30 万
人，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企图在湘江东岸逼我决战，依仗 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将我军歼灭。
　　一个巨大的网即将搭成，8 万红军在李德、博古的指挥下笨重缓慢地向 它游去。前赶后追的国共军队，正比着速度??
　　
毛泽东峥嵘岁月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 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 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家民的孩 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 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他们沿路乞讨，这是肖瑜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 衣衫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 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险，也是一次考察。他们发 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 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 了准备。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 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 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 上下左右地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 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 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 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濛濛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
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些。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
补委员王稼祥 1934 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
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呆了四年。长驻 莫斯科的、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当时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 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漂洋过海去
求学很盛行，他没有像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 斯科的圣坛面前。当他把新民学会的好友都送往法国勤工俭学后，有人问他 为什么不出国，他说：我对中国研究得很不够。
1893 年，毛泽东出生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六十五公里的韶山冲一个
农民家里。六十五公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 来没有到过省城。
　　同父亲的争吵构成了毛泽东少年时代生活的一项重大内容，这时他就表 现了桀傲不驯的反抗性格。他挣脱了父亲的羁绊，走出乡关闯荡，在表叔的 支持下，他进入了东山小学堂求学。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更加开阔起来。同学肖三借给他一本书，叫作《世 界英雄豪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卢 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鸠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毛泽东对肖三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武昌起义爆发时，毛泽东已转到长沙一间中学。他当时是激进的民族主 义一分子。为支援武昌的革命军队，他同许多同学一道参加了新军。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

校，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里，他一头扎进书海中如饥似渴地 阅读中外名著。这是他博览群书的时代。
此后，毛泽东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第一师范是促使毛泽东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
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教授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 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特立、王季范、 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周世钊和张昆弟，他 们后来与毛译东一起参加了革命运动。
　　近代以来，湖南这个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居然成了全国重要的人才中 心之一。曾国藩、左宗棠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后，成了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谭 嗣同是戊戍变法著名的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他死难于京城。黄兴是同盟 会主要的军事首脑，领导了全国十次反清起义，是赫赫的辛亥元勋。蔡锷带 着病亲领不足 2000 的云南兵，和 10 万袁军决战，终于掀翻袁世凯的皇帝梦。 统而观之，可谓风云际会，群星灿烂，唯梦有材，于斯为盛。
　　毛泽东在这一小环境中成长起来，湖湘文化的精华浇灌着他。自王夫之 以来，湖湘文化注重追求人生和宇宙的大本大源，深受这一思想传统影响的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同样是从探求“大本大源”的哲学问题开始，提出“从 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青年毛泽东的脑中回荡着“豪杰”、“圣贤”的激情，“立一理想，此
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这种日新不息、奋斗向上的精神一直盛行于湖 南。正如陈独秀所指出：“湖南人底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 非湖南人尽死。”从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一直到毛泽东，都表现了 热烈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热烈提倡：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 种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与湖南刚健质朴、吃苦耐劳的“霸蛮”精神相结合， 使湖南在中国近 100 多年的历史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自从南宋开始、湖湘学者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
“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其后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 谭嗣同等人无不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例如，王船山“自少喜从人间问 四方事，至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魏源也主张： “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深受这一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 青少年时代就懂得“练达世情皆学问”，提倡“重在行事”，“闭门求学， 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 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善于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并且身体 力行，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都 可以看到湖湘文化这一优秀传统的影响。
　　当时社会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军事危机。对外，军事积弱，屡受列强侵 略。对内，军阀混战，枪杆子拥有最大的发言权。重实践，首先要重军事。 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在全国范围内空前地实践和传播了务实的 军事理论，表现了经文纬武的高度军政才华，造成了“无湘不成军”的特殊 历史传统，在湖南形成了“士乃嚣然喜言兵事，人颇、牧而家孙、吴”（《谭 嗣同全集》第 194 页）的特殊社会风气。流风所及，连湖南一师这样的师范 学校也是“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 育为宗旨。”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与教育宗旨的培养熏陶下，毛泽东在青少年
　　
时代就对历史上“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战争史实特别“喜读”、认识到 中国“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必须“磨砺以待日本”，因而对战 争问题着意加以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土壤里，诞生出毛泽东 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及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卓越的党 政军高级领导人，就不是偶然的了！
　　湖湘文化一直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屈原瑰丽浪漫的诗篇，庄子神奇精妙 的散文，深深哺育了湖湘文化。湖南历代志士仁人，在进行哲理思维的同时， 也进行着大量诗词、散文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呼风唤雨的时代精神， 洋溢着光芒四射的文采。
　　个人奋斗力弱，集体奋斗最强。无论是王船山还是魏源的史论著作。都 是在研究历代治乱兴亡之道，具有书生参政，经邦治国的强烈意识。湖南知 识分子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师徒相传，朋兴景从，薪尽火传，联系紧密的群体 参政意识。他们平时以道德文章相交往，互相切磋学问，提倡陶铸人心，转 移风气，一到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与需要的时候，这种学术文化圈子，很 快就转变成能左右中国政局的巨大政治和军事力量。
　　在长沙求学的岁月里，毛泽东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他的周围，形成 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新民 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 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 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 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而 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在一个青年的家 里，他对毛泽东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 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毛泽东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 宇宙！
他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他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
渡江过河。遇见下雨，他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他 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他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 “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他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 11 月份，他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 行的。
1918 年中，毛泽东送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到北京，为解决生活开
销，由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那里他接受了新文化运 动的洗礼。1919 年初，他由北京来到上海，由于失去了生活依托，他只有靠 洗衣为生。这时，一位老师借助其军阀朋友的支持，担任了湖南教育厅长兼 一师校长，他把毛泽东带回了湖南，任命为一师附小校长，毛泽东从此找到 了安身立命之地，不久，他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了婚。
　　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是湖南学运的主要领导人。在学运的激流中， 毛主席编辑了《湘江评论》，他第一次发出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 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口号。
　　约在此同时，在附小兼职的毛泽东给他的小学生作文题目是：“内忧如 此，外患如此，如何使一盘散沙的中国，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这证明，此 时他已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问题在于行动。
　　
　　1921 年 7 月，毛泽东出席了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 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从此他投身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尽管在湖南发动的历 次反军阀运动都没有取得实效，但毛泽东的领导下的湖南共产党支部仍是全 国发动工农运动最多、组织力最强、人员最众的一个。毛泽东的组织能力在
20 年代共产党内即是无与伦比的。
　　1924 年，毛泽东来到广州，进入了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领导层，被任命 为代理宣传部长。1926 年，当北伐军挺进到两湖时，他的家乡湖南已掀起了 前所未有的农民运动，全省农民都动起来了，国民党右派对业已爆发的农村 阶级斗争感到恐惧，共产党内妥协派也骂农运为痞子运动，毛泽东站在了农 民一边。
　　1927 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悍然向共产党人施下屠刀，在历史性的选择关 头，毛泽东投身到军事斗争中。九死一生的六年后，毛泽东已成长为一名成 熟的军事战略家，然而，此时，他的大权被一批留苏生剥夺。在第五次围剿 重压下，这批书生表现出军事上的无能，一败再败，只好实施战略转移。
　　毛泽东的忍耐和等待已经到了尽头。他不能眼见着书生们把他亲手创立 的军队引向绝境，同 1927 年春夏之交一样，他又到了重大选择的关头。必须 采取行动。
毛泽东深知要想使党和红军从濒于灭亡的险境中解脱出来，在于发动一
场合法的集体反抗运动，替代“三人团”的集权专断。 长征出发前，“三人团”曾作出决定，要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
毛泽东坚决反对，提议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一
提议被接受了。除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分别到红五、红三、红八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成员均随军委纵 队行动。这一提议的被接受并实行、含义深远。
毛泽东虽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居于少数的地位，但他坚信自己掌握着真
理，大多数人为了生存，最终必然走向真理。 如果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中的一年里，毛泽东虽然向“左”
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那时还没有撤换中央领导的想法，他只是把对
革命前途的忧虑深深地埋在心间。可是，当反“围剿”失败、中央根据地沦 陷，特别是在不得不踏上长征征途的红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命运时，他挺身 而出了。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不是胜利就 是灭亡！如果继续按照博古、李德的错误意图行动，必然会将中国革命拖向 绝境；而只有改换他们的领导，中国革命才有新生的希望，生死存亡的关头， 唯一的抉择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
　　开始时毛泽东很谨慎地将他的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他首先争 取的对象是已有所觉悟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
　　
担架上阳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