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农民




　　1964 年 12 月 22 日，北京街头万木萧疏。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 外，着装整洁的军人围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新当选的数千名代表按 地区分片入座。
　　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有一位来自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 山区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他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头上 裹着一条白毛巾。他的同伴中还有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模，金星英雄李顺 达，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还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队书记，前不久《人
民日报》还介绍过他。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这 是一个与陈永贵的命运有着特别关系的报告，陈永贵热切地听着每一个字。 果然，《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还没讲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半年前向 陈永贵预告的事情便真地发生了。周恩来总理清清楚楚地说道：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 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
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 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
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 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 食亩产量，1952 年为 237 斤，1962 年增加到 774 斤，1963 年虽然遭到很大 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 700 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地听着共和国总理吐出的每一个字。人大代表们也很
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 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1964 年，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1870 亿公斤，尽管造成了数千万人
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要把粮食总产恢复到大跃进前一年的 水平，还需要再经过一年的调整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对于用什么 办法把农业搞上去，集体化的道路到底灵不灵，国家准备为农业发展掏出点 什么等等问题自然很关心，对于农民能不能多收多卖粮食也很关切。而周恩
来总理只管谈着大寨这个新树立的典型，这个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许多重大答 案：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得这样快，完全是
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 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
　　从 1953 年到 1963 年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 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两千斤。”
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了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苏联
领袖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完全不同，与流行千年的小农经济根本

相反。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 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 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 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正式宣告高度强调精神力 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
治舞台。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从此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始终没有露面。不过在周
恩来做政府工作招告的四天之后，1964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主席也以一 种富于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大寨模式的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4 年是具有强烈的过渡色彩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全世界感到了震动。这一年，中共 中央继续与苏共中央论战，在半年内发表了七评、八评和九评，毛泽东主席 亲自主持起草了这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立宣言意义的文献。这一 年，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中国的工
业和农业也在这一年里继续调整，并且初步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
了。
　　如果我们透过这段历史的河面往更深处看，就会发现一个七年前便出 现在历史上的问题再次冒了出来。这就是，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 成之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即然大跃进没有跃上去，中国究竟应该选择 什么样的长期发展道路？苏联否定了西方的道路，改了所有制。毛泽东也学
着苏联改变了所有制。但他在否定历史老路和西方道路的同时，又否定了苏 联的道路。现在，别出心裁的大跃进已经栽了跟头，他必须拿出新的主张来， 拿出样板来，拿出对这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的独特答案来。
　　就在这样的一年的岁末，毛泽东主席要在自己的 71 岁生日这一天请一 次客。有幸得到邀请的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
人邢燕子、江苏下乡知识青年董加耕、大庆工人王进喜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 记陈永贵。此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大区的书记和少数部长。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 上裹着豁出供应紧张的肥皂仔细洗过的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皱纹
又深又长，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上毛泽东的生日宴
席，陈永贵用了 49 年的时光。再过 37 天，他就年满 50 周岁了。 据陈永贵说，周恩来总理先带着他拜访了 1959 年接任毛泽东而成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 “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那几天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个全国工作会议，制
定《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就在 那些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曾问毛泽东怎么讲农村方面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回 答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 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①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严
重分歧。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认为主要矛盾不是当权派与贫下中
农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二

十三条》将运动的重点规定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 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回答了“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 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将在两年后导致刘少奇下 台。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 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 中央有两个司令部。
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②
　　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 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 边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 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其他中央常委坐在别的桌子上。各就各位后，毛泽
东道：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稿费请大
家吃顿饭，在座的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 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 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翻译
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
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 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 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有湖南菜。毛泽东很少见地喝了茅台， 大声说道：“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
　　毛泽东议论纵横，说到社教运动中有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批评四清 四不清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警告党内 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这些罪名都是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的，从最高领袖的口中说出， 难免给人以杀气腾腾的感觉。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察觉到了拘谨的气氛，就劝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 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注③，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八章。）
　　这是一次味道丰富的政治宴会。在后来的回忆中，它多次被人提起， 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味。陈永贵反复回味的是这份殊荣。在这次宴会上， 陈永贵还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 召开，陈永贵做了一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
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 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 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于是，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主席极少请客吃饭，陈永贵确实得到了一份殊荣。十天后第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陈永贵兴冲冲地赶回大寨，打算好好向 乡亲们讲一讲他这次上北京的了不得的经历。他似乎已经想象到乡亲们围着 他问长问短，羡慕得两眼放光的情景。
没想到，在村里等待他的是一瓢冷水，是干部们寻死寻活的绝望。四
清工作队扎根串联，在大寨“挖虫子”。没有人对他的殊荣感兴趣。在讲述

这段决定了陈永贵在文革中的态度的经历之前，我们暂且回过头来看看陈永 贵四十九年来走过的道路，看看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竟然创造了中国农 业的头号样板，从一个穷山沟的破窑洞走到了毛主席的生日宴席，看看毛泽 东主席为什么选择了他，怎么样发现了他，这里有哪些必然，又有哪些机遇。



二、金小的人生基础课




　　1915 年农历正月初一, ④，陈永贵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小南山村的一 孔破窑洞里。
这个地方与当时还极不起眼的大寨村隔着一座虎头山。陈永贵的父亲
陈科妮本来是距大寨约 15 公里的小石山村人，官名叫陈志如。陈志如家境 贫寒，兄弟五人都背井离乡出去找碗饭吃，陈志如也带着怀孕的老婆和一个 女儿到小南山来扛活卖力了。大年初一得了个儿子使这位农民觉得很不一 般，就给儿子取名叫荣贵，后来又改叫永贵，小名则叫金小。这样一来荣华
富贵都占全了。“永贵”这个大号并不常用，直到陈永贵 30 多岁了，不少人
还是叫他“金小”，比他年龄小点的人则叫他“金小哥”。 陈永贵出生的那一年，北京闹开了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年
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上攻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要民主、要科学、反封
建。一时间风起云涌，许多即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巨大影响的人物开始了各 自的探索和活动，试图为中国寻找一条富强之路。在随后的几年里，北京又 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紧接着又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历史到了一 个转折关头。
　　对于昔阳县的小山沟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太遥远了。如果硬要找出一 点什么影响来，那就是各村的私塾均奉命改名为国民学校。可是无论它叫什 么，陈永贵都不会在这里受到自己的启蒙教育。他的父母每日只是扛活要饭， 陈永贵还在吃奶的时候便随着母亲讨饭了。
　　1920 年昔阳大旱。从春旱到秋，直到 9 月 14 日才下了一场透雨。地里 的庄稼旱死了，陈永贵的父亲没有活路，就把陈永贵的姐姐卖到本县的西寨 当童养媳。过了不久，陈志如又把陈永贵的母亲和弟弟卖到了和顺县。这一 年陈永贵六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懂得什么叫卖掉母亲、姐姐和弟弟了， 至少他早已会发问了。如果真的出现过传香火的儿子向父亲发问的那一幕， 如果这位父亲不揍儿子一顿，不叫他滚开，那么唯一可能的回答大概只有一 个字：饿。
　　陈永贵的人生第一课来得格外惨烈，令人刻骨铭心。据昔阳县一位陈 永贵的传记作者秦怀录考证，陈永贵的父亲到大寨不久又活不下去了。在一 个夜晚，他谁也没告诉，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陈家的祖坟在那里。据说 这片坟地风水极好，坟前一棵老松树长得很有气势，风水先生说这是光宗耀 祖的预兆。然而这话在当时看来并不应验，陈家祖祖辈辈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陈志如兄弟五人外出谋生，没有一个回家善终, ⑥。陈志如一定要落叶归根， 一根绳子在祖坟前的老松树上吊死了。⑦
陈永贵的族亲们到大寨找到陈永贵，问金小怎么办他爹的后事。据说

陈永贵一声不吭。族亲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回去料理了陈志如的后事。 这就是陈永贵的人生第一课，也是他的人生基础课。饥饿迫使他七岁 就开始给地主放牛，饥饿夺走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饥饿又使他成为孤儿。
饥饿还将伴随他很久。 这样的人生基础课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陈永贵
对于粮食的强烈关注，对于修建旱涝保收的农田的强烈兴趣，正是深深地植 根于他的早期人生经验之中。
陈永贵的父亲死后，大寨的两位老太太祥老人和孟老人收养了这位外
乡人留下的孤儿。两位老人去世后，孟老人的儿媳妇稳周老人又继续照顾陈 永贵，陈永贵把稳周老人认作干娘⑧
　　与稳周老人的善良相反，宋莎荫描写道：“地主动不动要他下跪，还往 他脸上吐唾沫。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 ⑩
在人际关系方面，陈永贵的人生基础课并不完全是由温情和阶级压迫
构成的。大寨有贾家和赵家两大姓，稳周老人就是贾家的寡妇。要在这样一 个大姓家族的村子里站住脚，抬起头，陈永贵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表现出 更大的度量。陈永贵长大后，稳周老的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她的儿子娶亲 不久就死了。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成了好庄稼把式，他在武家坪当着长工，同
时帮助稳周老人种着十几亩薄田。贾家人担心陈永贵占稳周老的遗产，常常
跟他找点别扭。下面是秦怀录的两段描述。
　“有一次，与他们同一个院居住的贾四元趁着陈永贵出门远去，夜里没 等他回来就故意把大门关上了。陈永贵回来，看见大门关着，窝着一肚子火 气，便梆梆敲起门来。
大个子寡妇(稳周老人的儿媳)从不恶语对人，这次却亮开嗓门在院子
里骂起来：‘什么人的指头发痒得不行，人还没回来上什么门？’贾四元说：
‘门是我关的，怎么着？咱院里两家人，你一家我一家，你看还差着谁？要 是外边随便进来一个人也称贾家的人，这门就什么时候也不能关了！’
　“贾四元说的话里有话，大个子寡妇听了一肚子气。陈永贵大摇大摆地 进了院，权当没听见似的，躺在炕头上睡觉去了。稳周老人却忍不住了，她
在上房嚷道：‘老四，你说什么一串院两家人，你一半权我还有一半权，你 以后想关门，把你那一扇关上，那另一扇给我留着。’
“有一年除夕，陈永贵要回石山老家过年，贾四元便在街门前撒了一条
石灰道道，按封建世俗观念就是‘撒扫尘除大灰’，永远不叫杂姓户登门。 陈永贵却不管这些，过了年从石山回来以后，两条腿往石灰那边一迈，照样
和婆媳两人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院里聊天。” 后来大个子寡妇得重病去世了，陈永贵以兄弟的身份给她送了葬。又
过几年稳周老人也去世了，陈永贵为他的干娘披麻戴孝，料理了后事，然后 将老人的遗产全部归还贾家。
陈永贵没有占小便宜，不怕吃亏，因此他在大寨稳稳地站住了脚。这
些人际关系的早期经验也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很显然，一个不 善于与他人合作，对于阶级压迫缺乏仇恨，对于帮助别人不感兴趣，从小就 挖空心思占小便宜的人，很难创造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样板。勉强为 之，恐怕在心理方面就要累死。机遇选择人，同时也挑剔着人的早期生活经
验。



三、从长工伙计到维持会代表




　　陈永贵长成了一条不那么寻常的汉子。耕耠拉打、簸笸扬场，全套的 庄稼把式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精的。他干出来的活让人看了眼里舒服， 心里服气。凭着这一手好庄稼活，他当长工卖力气不仅不愁找不着东家，在 侍候谁不侍候谁上竟然还有点选择余地。以他的才干，当一个普普通通的长 工混碗饭吃，甚至养家糊口，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绰绰有余的。于是陈永贵就 干出一些超乎寻常的事。昔阳县有正月十五耍龙灯的习俗。
　　每年元宵节，大寨的富户们总要出一笔钱，叫几个耍灯的好手舞着龙 灯，敲着鼓打着镲自龙山而虎山舞上一圈。一是看着热闹红火，二是图个吉 利。陈永贵在耍灯的那伙人里管擂鼓。有一年耍龙灯前，这伙庄稼汉聊起了 穷人富人与吉利不吉利的话题。众人骂财主几句“狗日的”也就算完了，陈 永贵却说他要破破财主的财，改改穷人的运。他与穷哥们打了个赌，自做主 张改了耍龙灯的常规路线，先从贫苦人家聚居的狼窝掌一带舞起，上虎山过 龙山逆行而至富户集中的地方结束。这么一来，穷人倒看了一回热闹红火， 富人们掏钱只看了残烛残灯。更要紧的是这帮穷小子把狼窝掌一带的穷气晦 气引过来了。
　　当时在村里掌着实权的财主贾存元为此事大发雷霆，查出了幕后策划 者陈永贵，指着这位“石山小小”大骂了一顿，罚了他 20 个工。这在当时 相当于 20 个四两一个的白面馒头。而陈永贵呢，据说只是蹲在那里冷笑， 任你吼任你骂，一声也不吭。
　　后来陈永贵出名了，这一段故事就被说成是陈永贵阶级斗争觉悟高的 标志。
　　在陈永贵 17 岁至 30 岁这段时期，即 1932 年至 1945 年，昔阳境内的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确实相当激烈，而且水平很高。相比之下陈永贵还算不
得上道。 据昔阳县志材料记载，李一清、乔增禄、赵武成、赵邦荣、赵邦汉等
昔阳县籍的共产党员，自 1932 年起就开始活动，联合亲友办贫民夜校、驱
逐贪官、印发传单、编演话剧、砸官盐店等等。1936 年 3 月，乔增禄等六 人被阎锡山当局在太原判处死刑，乔增禄等临刑态度从容，高呼革命口号而 死。这个月昔阳县奉命成立了防共自卫团，修补城墙，抓捕共产党人，县城 一带笼罩着白色恐怖。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日本人占据县城，共 产党占了皋落镇，扫荡和反扫荡、游击战、石雷战、伏击战、麻雀战等等接 连不断。翻开县志，日军将某某等 23 人活活烧死、抓走 38 人除 3 人逃脱外 全部活埋、13 人被“练枪刺”刺死、300 多人在村头三角粪坑内被机枪扫、 手榴弹炸，全部遇害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此时陈永贵像所谓的乱世英雄一样冒出头来，以一个长工的身份当了 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后来还被迫参加了一个叫“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 围组织。据说，当时大寨的村长贾泰元和一些村民之所以推出了陈永贵， 就是看中了他的胆气和能言善辩。陈永贵平时言语不多，走起路来总是低着
　　
头，在生人面前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为此后来还有人说他骄傲。可是一旦 需要，他也能梗着脖子雄辩滔滔如悬河之水。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一位区长宋加吉初次见到陈永贵，正是这位
小伙子找到他的头上为大寨的一位老羊倌打抱不平。老羊倌不慎，东家的羊 死了一只，地方非逼他着赔。老羊倌穷，愁得不知怎么好，于是陈永贵出头 替他找共产党的干部告状。宋加吉对这位年轻的庄稼汉的能言善辩印象极 深，一直记了半个世纪。
陈永贵敢主事，敢拍胸脯，敢打抱不平，又能随机应变，在村里便成
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寨的富户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军，就请出陈永贵这位 外姓人替他们支应。“不就是糊弄得狗日的不杀人么？”陈永贵说。他问明 了谁掏钱买酒买肉供他周旋之后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干起了维持会。
关于维持会，昔阳县志办公室编写的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1940 年 7 月，昔阳县委在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思想，在全县开展了反 维持斗争，决定所有维持敌人的村庄，不论是游击区、敌占区，还是两面政 权或其他形式的维持，一律与敌人割断关系。结果引起敌人的疯狂报复，到 处烧杀抢掠。”
“1941 年 2 月 10 日，??抓走群众 21 人，15 人答应维持敌人被释放，
6 人坚决不维持被送交昔城宪兵队处死。”
　“1941 年 3 月，县委??对伪村政人员公开发函，限期与抗日力量接头， 掩护抗日工作。
“1941 年 8 月，据统计，昔东、昔西共有 60 个农村党支部被敌人扫荡
或叛徒特务所破坏，根据地大大缩小，昔西只留下孟先垴、王家淘等几个村 没有维持敌人，昔东只留下皋落、刀把口等十几个村没有维持敌人。”
　“1942 年 6 月，昔西??开始了全面的反蚕食斗争，重点是反‘维持’。” “1942 年 9 月，昔西??先后摧垮了庙淘、泉水坪、鸽坪等村的维持会， 后又摧垮了常沟、恋思、岩庄??等村的维持会，同时枪毙了岩庄村特务王
文寿，司家沟村特务庞丁维??” 可以想见，当年陈永贵的“维持”也真不容易，很像是在万丈深渊上
走钢丝。他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子队”，一方 面“糊弄着狗日的别杀人”，一方面又尽量小心地给八路军干点事帮帮忙。1943 年，陈永贵终于出了岔子，他在送粮问题上惹火了日本人 被抓起来痛 打一顿，关进了“留置场”。日本人的留置场就是监狱或拘留所，其在昔阳
的名声极为可怖。进了留置场的人常常被拉出去活埋、练枪刺，是个极其凶
险的地方。这一年陈永贵 28 岁，已经结婚两年，并得了一个儿子陈明珠。 他的妻子李虎妮急坏了，求村里的富户掏钱，又托关系又送礼，折腾了近一 年，好不容易才将陈永贵保了出来。陈永贵拣了一条命，也明白了乱世出头 容易掉脑袋的道理，出来后便辞了职，死活也不干了。
陈永贵出狱后，便在县城里找了个打烧饼的活，给一位卖烧饼油条的
老板当伙计。 他很聪明，手艺学得快，打烧饼炸油果自然不在话下，拉面也拉得好。
日后招待客人，他时常下厨露上一手，并且颇受好评。 陈永贵这位伙计当得并不安份守己。一次他挎着烧饼出去卖，遇见一
家逃荒要饭的农民，拉扯着面黄饥瘦的孩子拦住陈永贵央求给口吃的。陈永
贵太能体会这家人的处境了，连那孩子可怜巴巴的目光他都觉得熟悉。他二

话没说，一股脑给了这家饿得半死的人十多个烧饼。“我见不得可怜人”，30 年后陈永贵对儿子陈明珠说，“总不能眼看着人家饿死吧。”
他倒是又敢做敢为了一回，可是怎么跟老板交帐呢？回去的路上他拦
住了一位挑着柴进城卖的农民，说：“哎，你这柴换给我吧，我这个有六个 烧饼。”那位农民拿了烧饼欢天喜地地走了。陈永贵见了老板，又挨了一通 好骂，他照旧是冷笑着听着，一声也不吭。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恐怕陈永贵的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他是比一般的 农民更能干，也努力奔过了，可是奔到 30 岁上不过就是一个烧饼铺的伙计。
　　陈永贵把他不能发达的原因归于时代和社会，他曾对昔阳县委的领导 说：“呀，老张，在日本人、国民党时，我就不是陈永贵了？我就没能力了？ 我怎么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啦？”
　　日本投降之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 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
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 这次他又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 挨了几拳。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长叫赵怀恩，陈永贵担心自己过 不了这一关，曾向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
大！”当时赵怀恩替陈永贵说了好话，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
　　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这话说得合情合理，陈永贵保住 了一条命。兴亚会的问题，后来曾多次提起。陈永贵入党、进中央，每个阶 段都闹出过一点麻烦，不过问题不太大，在正式的定性上，这属于“一般历 史问题”。（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63）
在土改运动中，陈永贵沾了共产党的光，分到了窑洞和十几亩地，后
来还分浮财得了几件家具。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养活他的老婆和一个三 岁的儿子应该说不在话下。
庄稼人的好日子在向他招手。



四、老少组与好汉组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号召解放区的农民“组织起来”，搞变工队、互助 组。昔阳的老解放区刀把口和白羊峪出现了两位搞互助组出了大名的农民， 一位叫张老太，一位叫王殿俊，两个人都戴着太行区英雄模范的头衔。
这时刚挨过斗不久的陈永贵也冒头了。
　　1946 年的一天，村里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贾进才找陈永贵商量办 互助组的事，陈永贵极痛快，说：“商量什么？你不是往起组织？我先参加！” 于是以贾进才为首的互助组就组起来了，组员们都是些人强马壮的农民，共
15 户，在大寨历史上被称为“好汉组”。 好汉组里没有拖累人的老弱妇幼户。平时，组员们各干各的营生，遇
到春耕之类单枪匹马干不了的活，好汉们你帮我一天，我帮你一天，正所谓 “好兵配好将，杨木配柳棒”，互助互利，谁也不吃亏。这时候展现在陈永
贵面前的前程显然是非常辉煌的。他平生初次得到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只要

他响应中共昔阳县委的号召，“好好生产，发家致富”，用不了几年，买房子 置地闹个富农干干应当不在话下。事实上，当时大寨也真有四户人家卖地， 六户人家买地。昔阳县南关离大寨不过十里，那里的一位村支书更令人眼红， 他分了最好的房，最好的地，娶了一位成份不好但在村里最漂亮的老婆，还 雇了工，日子过得极火爆。
陈永贵却极不寻常地选择了另一条路。 秦怀录描写道：“有一次，陈永贵发现 16 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
一边哭，他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陈永贵慢便慢吞
吞地问：‘便良小，你怎么不报名参加互助组？’
　“是呀，担子还挑不起来，人家能要他？他把哒着烟袋锅，帮着梁便良 把粪撒上，思谋着，思谋着，终于，一个主意出来了：‘便良小，这样吧， 你跟我干！我不嫌你小，只要听话就行！’”
据陈永贵自己说，当时还有不少缺劳力的户找他提意见，抱怨他丢下
他们不管。于是，陈永贵宣布退出好汉组。另起炉灶，把老汉和娃娃们拢在 一块办了一个“老少组”。
　　他话中带刺地说：“要当好汉，就要当个新社会的好汉，不闹那丢下别 人不管的好汉！
这个亏我愿意吃！”
　　好汉组的好汉们听了这话很不受用，可是碰上了陈永贵这么一个不好 好发家，专门去和困难户掺合的怪人，心里不舒服也硬气不起来，只好为自 己开脱道：“家有半升粮，不当孩子王。”怨气大点的则冷笑道：“老的上不 了马，小的拉不开弓，可有好戏看哩。
任你陈永贵劳力强，受死你也枉然。”
　　陈永贵是个犟眼子，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回敬道：“老的有经验，小的 能长大，这个组有前途哩！”
据陈永贵后来说，当时他与他的女人也有“斗争”：“我女人己
劳力强，跟那些娃娃老汉们一块吃亏。而自己尽干重活，累得也够呛。所以 她有意见。吃什么亏呢？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屋，祖祖辈 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 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
这段话说得有点逻辑上偷换概念的毛病。老少组只有 9 户人家，其中
有 4 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 位是 8 至 14 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 永贵一个。看这个阵势陈永贵就难免吃亏。实际上，陈永贵大包大揽地操心 费力，只求种好地，最后落个人人有饭吃大家有钱花，如同一个大家庭一样， 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他的确是吃亏了。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格外珍惜这 个组，个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 150 斤， 比好汉组多了 30 斤。于是好汉组里就有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到 1949 年， 老少组又创了平均亩产 169 斤的新纪录，当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 49 户， 占了全村户数的 70%。
　　陈永贵一生干了不少超凡脱俗而且大获成功的事，退出好汉组挑起老 少组只是其中之一。陈永贵出名后，这件事曾被拔到路线高度，成了陈永贵 路线觉悟高，自觉主动地打响了大寨两条路线斗争第一枪的证据。陈永贵本 人也在各地的巡回报告中隐去了自己曾加入好汉组的事实，有意把好汉组描
　　
绘成另外一条路线的代表。下面的两段引文分别摘自他于 1973 年 9 月 30 日
和 10 月 5 日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和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 这十几个劳力他们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大部分是富裕中农和地富， 他们害怕这些老的小的沾他们有劳力的便宜，就急急忙忙组织了一个互助 组，人们叫好汉互助组。
剩下老的、小的，只有组织老幼互助组。那时我在老幼互助组。??”
　“这个老幼互助组一组织起来，好汉组攻击说：“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扯 不开弓，有好戏看啦。要看我们的戏了！??这个好汉互助组，尽管他们占 有四好，就是他们的思想不好。他走集体道路是形式，是假的，他们就 是在春天互相变工下种，夏季是各干各，秋天各人往各人家里收粮食。那么， 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名互助实单干，春来夏散秋不见。这叫什么互助组呢，还 不是形式！到底谁看谁的好戏？老幼组看了好汉组的戏啦，不是好汉组看老 幼组的戏。这是大寨成长的基础。??我们每一次革命大批判都要回忆这个 问题。你不回忆这些问题，怎么能比出来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 线？”
　　听起来老少组与好汉组好像是不共戴天的对头，其实不然。好汉组的 组长贾进才是个非常忠厚的人，他成立互助组本来也有起党员带头作用的意 思。陈永贵另立山头又盖了他，他不但不嫉恨，反倒跟别人夸奖陈永贵“这 后生能干，将来一定是很有前途的。”1948 年贾进才介绍陈永贵入了党，不 久又选他当了村里的生产委员、党支部副书记。贾进才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 如陈永贵，1952 年两次跑到区委，一次跑到县委要求让贤，说自己工作吃 力，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自己改任副手。在他的坚持下，上级同意了 这个要求，冬天整党后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 陈永贵出名后把大寨的第一个互助组说得那么不堪，贾进才似乎也成 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他知道后自然很不痛快，但是他不说话。后来接陈永贵 的班当了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说：“老贾这人表达不出来，你说什么他 都接受。一个大好人，可是在能力上不如陈永贵。他也不高兴，一度宋立英 (贾进才的妻子，大寨大队党支委)不满意，找领导谈过，说不是那情况，我
们以前没有矛盾，你们给上了纲了。贾进才不说，宋立英说。 陈永贵就说，那是文章，绝不是咱心里的话。”
１９７６年陈永贵指示宋莎荫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谈到这段“文
章”的写法时说：“不是什么让贤，我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这部 斗争史的提纲中，贾进才的角色已经成了走资派。（注：参见陈大斌：《饥饿 引发的变革》第３５３页）
　　同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认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说法，说来说去总是合 乎中央的最新精神，这种做法陈永贵叫作翻锅底，炒冷饭。这恐怕是陈永贵 进取心太盛造成的弊病。
关于陈永贵放弃个人发家的机会，退出好汉组办起老少组的真实动机，
郭凤莲做过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办老少组的想法，是看劳力弱的同情哩。 这才退去了好汉组。
　　出于同情才带着老少们干哩。也没想到路线什么的，就是朴素的想法。 而且他是外姓人，外村人，能在大寨落下来，也是这些人带的。也是一种报
答，并不是与进才对着干。老少组里就有一家是带大他的。他有个报答大寨
人的心思。吃大寨水长大的，要饭要到大寨的人都是这样，宋立英也是，我

也是，都是外来户。咱是吃大寨水长大的人，总有个报效的心愿。陈永贵从 六岁到大寨，大寨的父老乡亲把他养大，良心上过不去哩。”
郭凤莲的这个分析很切合陈永贵的早期人生经历，如果再补充一点就
更完整了：他见不得两级分化。1953 年 7 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 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 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 陈永贵太清楚剥削和贫穷是怎么回事了。
1952 年年底的太原之行，陈永贵在那朴素的感情之外又表现出一种热
切的进取心，或者叫事业心。



五、小轿车上看前程




　　1952 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里出现了 15 个亩产 500 斤以上的高额丰 产户，陈永贵因此获得了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的 资格。
　　1952 年 12 月 16 日，经过整整一天旅途颠簸的陈永贵一行到达山西省 省会太原。当时昔阳至阳泉刚刚通了长途汽车，一天还只有一趟。一路上坐 在旧汽车里的丰产劳模们被颠得一阵阵地弹起摔下，一位怀孕的女劳模还因 此流了产。这一段如今只用一个小时就能驶完的路竟用了小半天。尽管如此， 在不久前还要骑着牲口，迈着两腿在这条路上一步一步量的县委干部和劳模 们看来，能坐上这辆破汽车已经很新鲜很令人兴奋了。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朝鲜那边还在打着仗，物质条件自然很差。陈永 贵这一行人就住在太原一所行政干校的窑洞式房间里。
　　这一年陈永贵 37 岁，人生的路已经走过一半。要论名气，与他同行的 昔阳县刀把口农民张老太比他大多了。张老太只比陈永贵大八岁，却戴着太
行区甲等劳动英雄、太行区第一等第三名劳动英雄、山西省劳模桂冠，并且 参加过开国大典。更了不得的是，上年张老太受毛泽东主席之邀，走进中南 海怀仁堂参加了国庆两周年招待会，会后毛泽东还给了他三个特制信封，以 便遇要事直接向党和国家主席反映。当时的张老太如日中天，相当自信，恐
怕也没有把陈永贵这位初出茅庐的后生放在眼里。他做梦也想不到 20 多年
之后，他将在陈永贵副总理兼昔阳县委书记的统治下，戴着反大寨、民主派 和走资派的帽子死去。
　　省劳模会开幕前，一辆小轿车开到了陈永贵等人的驻地，专程来接大 会主席团成员张老太。那时的小轿车还很少见，偶尔有几辆在大街上飞驶而
过，山区里出来的劳模们还看着挺新鲜。
　　接张老太的小车停在门口的时候，陈永贵正巧和一位县里的干部在外 边站着说话。
　　陈永贵见了小车，闭住嘴，一言不发地看着张老太上了小轿车，显出 一脸复杂的表情。
他见过小轿车，但是他没想到农民也能坐上小轿车，而这种事就在他
眼前发生了。他目送着小轿车扬尘远去，沉默了许久，转过身来叹了一声，

对站在身后的昔阳县农村科科长王富元道：“哎，你看这。一个农民干点事， 上边的领导咋重视呀。我回去也要闹一番事业哩！”
王富元闻言心里一震。看惯了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
头的芸芸众生，忽然听到一个农民说出这番不同寻常的话，王富元强烈地感 到眼前的这位庄稼汉抱负不凡，志向远在常人之上。这短短的一段话竟使他 记了 40 年。
　　陈永贵的话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刘邦和项羽初见秦始皇出巡时说过的 话。秦始皇车辚辚，马萧萧，随从如云，威风显赫，刘邦和项羽挤在人群里
看。刘邦叹道：“大丈夫固当如是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他们都被 打动了，后来都走上了争夺天下的历史大舞台。陈永贵也被中共山西省委派 来接一位农民的小轿车深深打动了，他相当自觉地登上了一个具有浓厚政治 色彩的舞台。这个舞台所面对的观众不再囿于亲戚邻里的小圈子，甚至也不
再局限于大寨附近的十里八村，他的观众将要包括重权在握的政府大员，甚
至要包括周恩来和毛泽东。
　　顺便提一句：十七年之后，1969 年 7 月，陈永贵已经当选中共九大中 央委员，有了自己的专用小轿车，整天坐着跑来跑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 东书专门为此向他提过建议。
冯东书说：“老陈，我给你提点儿建议。”陈永贵说：“好。”冯东书说：
“你下乡不要坐你那个天蓝色的小轿车，路那么不好，在乱石滩里走，车受 不了，司机很心疼，在群众面前也太显眼，坐个吉普车就好得多。”陈永贵 说：“对，对，对。”答应得很好。
　　但他照旧坐着他的小轿车在乱石滩上跑，坚决不肯放弃。不久，陈永 贵又在众人面前将冯东书痛骂了一通，说冯东书让他干这，不让他干那，谁
给的权力？还说冯东书不让他坐汽车。陈永贵动辄驱逐不顺眼的驻大寨的记 者，冯东书后来也被驱逐。冲撞了陈永贵的小轿车情结，大概也要算原因之 一。（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271，P274）
　　1952 年的劳模会之后，陈永贵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山西省农业劳模。 他的知名度至少在昔阳县的范围内大大提高了。
　　劳动模范这种社会角色大概也是当代人的发明。中国古代倒也有一些 荣誉性的社会角色，由权威方面表彰褒奖，鼓励人们效仿。不过，那时的受 表彰者，大抵是以一些以毕生之力严格遵从某种道德标准的烈妇孝子忠臣义 士，或是在战争中以性命相搏立下功勋的人们。于是有碑有匾，有牌坊有祠
堂，这也算“求仁得仁”了。至于劳动能手，所得的奖励本来就在劳动成果
之中，或财富或金钱。再说劳动基本上是一种谋生谋钱的活动，硬以荣誉头 衔奖之也未免有些牛头不对马嘴。
　　中国共产党人褒奖劳动能手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人追求民富国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迫切愿望，也反映了以行
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新体制。
　　在这种新体制里，一位劳动能手可能发不了财，但是他可以成为一位 知名人士。
陈永贵遇上了一个新世道。



六、中南海里关于合作化的争论




1952 年，在苏联共产党第 19 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马林
科夫宣布：1952 年苏联小麦产量比 1940 年增长 48%，以前认为是最尖锐、 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 马林科夫的这段话在联共 19 大赢得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给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显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吃
饭问题。中国的人口更多，耕地更少，粮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比苏联更尖锐、 更严重。苏联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成功地解决粮食问题联系起来 了，一箭双雕地既克服了粮食困难，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毛泽东 在苏联的经验中看到了一举而解决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大问题的希望，
不禁深受鼓舞。1953 年 10
　　土改完成之后，中共领导层在搞不搞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没有分歧， 这是一种可以称为信仰的东西。问题在于什么时候搞集体化更有利，是立即 动手还是数年之后。一场围绕着步子问题的争论爆发了。先后卷入争论的一 方是毛泽东、高岗和山西省委，另一方是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张闻天
和邓子恢。
　　按照建国初期的设想，中国农村在土改完成之后将经过一个新民主主 义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尊重农村的个体经济，也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话虽是这么说，一旦新富农真地露了头，许多共产党员便坐不住了。
　　1950 年春，东北地区的领导人高岗发现自己的管区出现了两极分化， 一些农民开始卖地，另一些农民开始买地、雇工。一些共产党员也雇了长工。
高岗立即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歧视单干的经济政策，在贷款、新式农 具、优良品种和劳模评选等方面压制单干户。他要求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 步，实质就是主张土改后跨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立即向社会主义进军。
　　高岗的讲话在《东北日报》刊出，同时东北局向中央写了关于党员雇 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刘少奇在 20 天之后签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
的信，信中说：“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 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 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复信的当天晚上，刘少 奇又找安子文谈了此事，他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
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
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高岗见到刘少奇的讲话记录，跑到北京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满
脸不高兴，又批给陈伯达看。于是高岗以为有机可乘，便拿这个讲话当武器 开始整刘少奇，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后来高岗因权欲薰心整人过头，反而遭
到批评，最终于 1954 年 8 月 17 日服安眠药自杀。周恩来在批评高岗时说：
“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 东北挑起的争论尚未了结，山西又闹了起来。1951 年山西也搞开了“把
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并以此为题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报告。以薄一波 为首的华北局派调查组去山西长治地区了解情况，正赶上长治地委召开的十
个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议。地委认为，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必须
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省委也支持地委的主张，认为适当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没有什么不 可以。调查组不同意山西方面的观点，争执起来，找到薄一波头上让他表态。 薄一波出于慎重又找到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并 说要批评山西省委。事后刘少奇果真在几个场合点名批评了山西，说他们存 有“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薄一波也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互助组内削弱私有财产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他不 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毛泽东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手工业工场为例， 证明简单的劳动合作本身也是生产力的进步，不必非得等待生产工具全面变 革之后再改变生产关系。他说得很有道理，刘少奇等人就收回了自己的观点， 后来还做过自我批评。如果把东北合作化问题引发的争论叫作第一回合的 话，这就是合作化之争的第二回合，山西回合。
　　第三个回合可以叫浙江回合，起于 1955 年 6 月，契机是砍掉 1.5 万个 浙江的合作社。
　　在这个回合里，毛泽东把自己的论争对手描绘成一个“小脚女人”，“东 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 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
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不幸被毛泽东讥为“小脚女人”的是当时的国
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邓子恢认为合作化发展不可太急太快，必须注意客观条件是否成熟。
按他的指示，浙江的 5.5 万个合作社中一下子砍去了 1.5 万个社，砍得毛泽
东心痛不已。1955 年 7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邓子恢、廖鲁 言、刘建勋、杜润生等人，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邓子恢为人颇有豪气，盛夏时节在农村工作部作报告，常常旁若无人 地穿着大背心大裤衩，摇着大蒲扇侃侃而谈。面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厉 声厉色，邓子恢仍然坚持己见，谈了五个小时，也没有退让。毛泽东道：“你 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当时邓子恢的部下有人劝他别为了几十万个合作社与毛主席争论，邓
子恢道：“不是几十万个社的问题了，要紧的是他认为办合作社的那些条件 都不必要。这怎能不讲清楚！”
关键就在于这个“条件”。刘少奇、薄一波等曾认为生产力水平、工业
化程度是农业集体化的条件，离开这些客观条件谈合作化只能是“空想的农 业社会主义”。邓子恢也认为发展新社必须考虑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 譬如已有的社办得如何，是否增了产，是否巩固，干部力量的强弱，作为合 作社的基础的互助组规模如何，原有的工作基础怎样等等。而毛泽东认为最
重要的条件在人的心里，在于亿万农民群众所蕴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 性。他断定土改之后农民有这种积极性，对此若不及时利用，等到农民不那 么穷了，新富农大批出现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就要错过。那时再让 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将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
　　毛泽东对农民的内心世界的这种判断由来已久。1951 年 9 月，山西的 合作化之争尚未平息，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 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初稿写成后，毛泽东让陈伯 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意见。陈伯达找到山西作家赵树理，赵树理提出了 不同意见，认为当时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陈伯达向毛主席汇报了赵树理的看法，毛泽东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但是他 并不肯改变自己的信念，只是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见解，让那份草案不要光肯 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四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判断更加乐观了，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 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紧接着他又指责那些看不到这种积极性的人：“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 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他们面前出现 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在这 个问题上，毛泽东不折不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农民的这种认识和 推崇是毛泽东的独创，也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理论根据之所在。
　　至于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由即将开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性 实践来回答了。我们将会看到，在这场巨大的历史实践中，陈永贵也扮演了 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所作所为将对毛泽东主席的判断和决策发挥影响，他本 人的命运也与这场大试验密切相连。



七、办社第一年




　　1952 年年底，陈永贵抱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回到大寨。在太原 参加丰产劳模会期间，他听说了不少农民英雄的大名，其中有两位还是他的 山西老乡，1952 年爱国丰产金星奖章的荣获者，金星英雄李顺达和郭玉恩。 陈永贵的眼界更开阔了，他知道了中国最拔尖的农民正在干什么——办初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
　　回到大寨后，陈永贵立即加紧活动筹办级社。这并不太难，唯一的麻 烦就是县里反对规模过大。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有 49 户，县里只批准他办 一个 30 户的社，他必须动员十几户退出去单干。
　　陈永贵动员了几户，可是尝到了合作的甜头的农民不肯退出去，劝急 了，据说还有人对陈永贵瞪了眼，说要干就一块干，不干就谁也别干。这是 认准了陈永贵能带他们过上好日子，跟着陈永贵不会吃亏。陈永贵挨了这样 的顶撞心里高兴，一拍大腿说，不管他狗日的，咱给他闹个两本账，明账写
上 30 户，谁爱查谁查，暗账写上咱 49 户，谁来也不给看。
　　1953 年 2 月 18 日，大寨的“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了。此时 大寨村里出现了一幅群雄争霸的局面：陈永贵领导的合作社为一方，贾进才、 贾寿元和李二和领导的三个互助组为另一方，还有几个自视其高，谁也不依 附的单干户。陈永贵似乎还嫌这种暗暗叫劲的格局的火药味不浓，又叫人起
草了一份挑战书，由他出面正式向三个互助组下战书挑战，签字画押，当面
鼓对面锣地赛了起来。 初级社与互助组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土地的使用权由各家各户转到
农业社手里，也就是转到了社长陈永贵一个人手里。过去闹互助组的时候各 家有各家的地，虽然有了换工互助，自己的地总还要自己操心。如今土地作
股归了大堆，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全凭陈永贵一个人张罗，49 个积极性变成
了一个积极性。另外分配也成了难题。以前哪户的地里打下的粮食自然就是

哪户的，如今全是社里的，各户按土地股该分多少，按出勤和贡献又该分多 少也就变得十分复杂。
那时陈永贵几乎还不识字，因此也不会记账。不过他算账算得很精，
譬如他曾带头低报自家地的粮食产量，以此迫使各户在土地折股时少算股 份，相应地扩大按劳分配的比重从而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账他很 会算。管记账的会计叫贾承让，以前曾经读过几个月的村学。据大寨的老人 说，这位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寨大队大队长小时候很捣蛋，上三个月的学有两
个月是逃学，剩下一个月则是睡觉。陈永贵选中他当会计主要是看中了他不
自私，不往家里捞便宜，肉烂了也是烂在集体的锅里。陈永贵管这位会计叫 “万笔清”。
　　一个初春的早晨，陈永贵和几个人坐在地头抽了半天烟，才见到几位 社员稀稀拉拉地扛着家伙过来了。他心里直冒火。头一天说得好好的在这块
地干活，可这些人来得一个比一个晚。这么下去还比个什么赛？又等了一会，
他黑着脸问一位刚到地头的社员另外一个人干什么呢，“就来就来”，那位社 员说，“这会该出门了。”陈永贵压着火才没有骂出声来：“我们等了半天狗 日的还没出门？”
　　等到人来齐了，陈永贵黑着脸训了一通话，说明天咱换个办法，在村 里集合好一块上地。过了几天，陈永贵发现这个办法也不灵，在村里集合与
在地头集合差不了多少，于是他又规定吹牛角号，牛角号一响谁也别磨蹭， 大伙一起上地。
办社初期农业社的管理相当混乱。开头的热乎劲凉下去之后，不按时
出工，出工了又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当时去大寨检查工作的一位干部描 述道：“(吹牛角)这个办法倒是社员没意见，牛角一吹大家都能到地，但是 作用并不很大，做起营生倒不很起劲，??当时生产情绪逐渐消沉下去，大 家感到如果这样下去不但实现不了今年的增产计划，而且会走向减产。”
这时社员们对陈永贵的不满也多起来，说他“不民主”，“主观主义的包办”， “营生混乱”。
有一天陈永贵召集了一个社员大会，专门谈这个营生混乱的问题。他
这次既没有训人，也没有发脾气，上来先做了一通自我批评，并且要求大家 出主意提意见。陈永贵叫一位初小毕业的社员嗑嗑吧吧地念了一份郭玉恩农 业社实行包工制的材料，问大伙这个办法沾不沾，众人纷纷说好。陈永贵说， 咱们以后也按这个办法来。
那时候的大寨似乎也是一包就灵，社员的劲头立刻就上来了。一位挣 8.5
分的劳力一天竟干了 22 分的活，原定 93 个工才能完成的积肥任务只用 62 个工就完成了。遇到定额和工分定得不太合理的情况，陈永贵带头拣难做的 活干，还不时挑起几个小竞赛。再加上他嘻笑怒骂挥洒自如的表扬批评，农 业社很快又红火起来了。陈永贵描绘道：“过去光嫌休息的时间少，现在害
怕休息时间大，做活少。这时社员说，这样不但能多做营生而且精神愉快高
兴。”这一年的 7 月 17 日，一位县里的干部来调查了一番，对陈永贵说 你领导得很好。陈永贵高兴之余略带夸张地答道：“不是学习外地经验，不 用说把大寨领导得这样好，就连我自己也会领导不好。”
　　1953 年有个美好的秋天。按照当时的眼光，农业社的庄稼好得叫人眼 亮，平均亩产高达 240 斤。与农业社比赛的那三个互助组平均亩产是 180 斤，
四个单干户平均亩产才 160 斤。按百分制计算，互助组被评为 75 分，农业

社得了 95 分，挑战方大获全胜。陈永贵喜气洋洋，召开了一个庆丰收大会， 把全村人都叫来了。他有心扩大农业社，在会上大讲特讲农业社的大丰收。 陈永贵正讲得兴起，一位会打铁的单干户高声插言道：“你农业社亩产 二百四就大惊小怪的，我这个单干户土地不像你们好，我一亩地产它三百多
斤还觉得没什么呢！” 陈永贵顿时被噎住了。那时是晚上，看不清众人的表情，只听得会场
上议论四起，乱乱哄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庆丰收大会似乎没法继续 开了。陈永贵问身边的党支委们咋办，支委们也没办法，一位支委说，你看
吧，咋想个办法整整这家伙。陈永贵思谋了一会儿，说：“有了，我刚上县 参加的会是统购统销会，国家给咱四万二的统购任务，我今天晚上就亮出来 吧。”那一年是统购统销的第一年，支委们也不懂啥叫统购统销，说你就来 吧，行。
陈永贵清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好！你丰收了好！这还不好？你
单干户丰收我们表扬，互助组也说丰收我们也表扬。丰收了还能不表扬？国 家今年要我们卖四万二千斤粮食，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咱们正想按产量 分下去哩，这回还不超额完成？你报产三百，咱就按这个三百给你派吧！”
　　这回轮到那位铁匠目瞪口呆了。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 比市场价低得多，1952 年农民每卖给国家 100 元的农产品要少得 17.9 元，
1953 年更甚，达到 23 元，1978 年，也就是陈永贵在中央真正掌权的最后一 年，农民每卖一百元农产品就要被无偿剥夺 25.5 元。因此绝大多数农民不 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不过中共中央也没办法，当时主管此 事的陈云形容说，他是挑着一担火药，一头是黑色的，一头是黄色的。
一头闹不好农民要暴动，另一头闹不好全国市场波动物价大乱。两害
相权取其轻，于是决定统购统销剥夺农民。 那位铁匠听了陈永贵的话，顿时脸色就变了，顾不上体面，左右开弓
打了自己两个嘴巴，骂道：“我这是屁眼嘴，坏嘴！我是想自己会打铁，抽
空挣点钱，不想入社。我那三百斤是假的，我也就 150 斤，连我秸秆算上也 没有三百斤。”
　　众人都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愣愣地看着铁匠和陈永贵。陈永贵冷冷地 说：“你这可是自己打自己，我们没打你。三百斤是你自己报的，自己报的 还能有什么假哩？这个产不能下！就按你报的数购！”
　　铁匠急了，说：“你要按我报的那个数征购，我全家不用吃东西也完不 成！”
　　陈永贵道：“你没吃的我们不管。任务你必须完成。这个会上不给你下 产！要下产啦？就是大寨这 60 多户人家，你挨门挨户去恳求吧。大家给你 同意下产就下啦，不给你下就是不给你下！”
铁匠没别的办法，次日一早果然挨门挨户去求，丢了大脸。 这一年陈永贵在完成统购任务中充分显示了他国家至上的风格，一般
农民都想少吃亏少卖粮，陈永贵则相反，四万二的任务他完成了四万五，狠 狠地超了三千斤。他征购征得太狠了，次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单干户和互助 组里就有些人家断顿揭不开锅了。陈永贵当着村干部，不能不管，便号召农 业社里的社员们借出点余粮来。社员们不承认有余粮，陈永贵带着人挨家翻
箱倒柜地搜，翻出了一批余粮解决了社外农户的断粮问题。
后来陈永贵还很有道理地把这些社员的余粮说成是农业社优于互助组

和单干户的证据。 办社的第一年就这样左冲右杀地过来了，陈永贵在一连串的胜利中证
实了自己的才能。是年冬，他又拿出了一份改天换地的十年造地规划，准备
带领社员从根本上解决大寨的粮食问题。对于这个过程，莎荫和范银怀在那 篇轰动全国，并且给毛泽东主席留下印象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做过详 细描绘：
　“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六十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 道咱们这么大的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
不过五十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 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次 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 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 1953 年冬天开始了。
“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
一里半，三丈多宽，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坝。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 “当时的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 “当时的支部委员贾进才，背着铁锤、铁錾，担当了破石的战士，也上
去了。
“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任贾承运也上去了。 “大寨满共五十个‘铁人’，全部进了白驼沟。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
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 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石头，两人一努劲，垒
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陈 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
“社员们见陈永贵他们干得卖力，都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
贾金元，已经是 71 岁的人了。社干部见他上了年纪，要他留在村里。可他 硬是进沟里，整天价和年轻人一起干。胡须上结了冰凌，他还咧着嘴跟周围
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也没修下地，如今不挣工分，白干也乐 意！’
“大寨人就这样干了一个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
　　首战白驼沟共投工 1500 个，筑坝 24 条，造地 5 亩，并使 12 亩地免于 洪水冲刷。这是大寨村古往今来头一份大规模的造地工程，地地道道的空前
壮举。大功告成之后，陈永贵豪气冲天，将祖祖辈辈叫了数百年的白驼沟命 名为“合作沟”。



八、黄牛、母猪和灰驴的故事




　　1955 年底，大寨的富裕中农贾寿元感觉到形势又要变。这些日子陈永 贵三天两头地往县城里跑。传说去年上任的那位 28 岁的县委书记张怀英很 赏识陈永贵，要在大寨搞一个试点，土地不算股了，农具和牲口也要作价归
　　
社，从此后“黑豆碾了皮儿，光剩下仁(人)了”全靠劳动吃饭。 贾寿元在村里是有名的精明人。凭着这份精明他当上了富裕中农，当
上了互助组组长。前年陈永贵的那个初级社向他领导的互助组和其它互助组
挑战，秋后陈永贵他们在场上分粮食，他躲在家里远远地看着，人家分一户 他记一笔，竟有本事把初级社的总产亩产和各户所得算得一斤不差。经过那 一算，再和家境与自己相近的社员一比，贾寿元认定入社有便宜可占，当年 就带着自己的那组人马投奔了陈永贵。那一年陈永贵的农业社扩充人马几乎
席卷了全村，靠的并不是陈永贵在大会上的神吹和整人，最起作用的还是他
贾寿元的私下证实和带头入社。 没想到形势变得这么快，才两年的功夫，土地又不算股了，牲口还要
归社。这下他就要吃亏了。占便宜的是贾占元那一伙穷人。自从秋收一完他 们就吵吵嚷嚷地叫吃亏，说土地分红不合理，地七劳三，过去受地多的剥削，
现在还是地少的养活地多的，这些天贾寿元一直苦心算计着，却怎么也想不
出既不吃亏又不惹事的万全之策。他不敢反对陈永贵搞试点，人家来头大。 他更不敢说退社，如今的形势由不得他。
　　毛泽东主席在 1955 年 12 月曾这样描述这一年的形势：“1955 年，在中 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
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 年上半年是
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 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 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当 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 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
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在这种大势之下，已经与刀把口、白羊峪并称为昔阳三支花的大寨当 然不会落后。
　　折价小组成立了。陈永贵和梁便良算党支部代表，李志福为社务委员 代表，李喜庆、贾耕云为贫下中农代表。一看这个阵容，贾寿元就暗暗叫苦。
那陈永贵是个什么人？办初级社的时候他就带头给自家的土地压级。梁便良 这个后生，李喜庆这位老汉也是陈永贵的老少组的元老，鞍前马后跟着陈永 贵跑的。
　　牲口农具开始作价那天，真所谓苍天有眼，县里来通知叫陈永贵去开 会。陈永贵临走前和折价小组商量从谁家开始，一伙农民在一旁听着，各自
心里打着算盘。贾寿元最怕的就是从陈永贵家开始，他那头好牛一旦定了低 价，以后谁也别想抬起头来要个高价，一头大黄牛在头上压着呢。这个道理 谁都懂，穷穷富富的各色人等便七嘴八舌地说出各种话来，局势很微妙。贾 寿元也插嘴提了个建议，他提了一位家境不错又很想占便宜的农民的名字。
争了一会儿，陈永贵等不及了，把手一挥打断了众人的议论，说：“先
去我家。就这吧！” 于是众人去陈永贵家，陈永贵去县里开会。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一头快下崽的老母猪。陈永贵事先给 梁便良等人撂下话了，叫他们只管往低了折。这是一场奇特的讨价还价，与
陈永贵关系密切的人压价，家里有牲口的人抬价，经过一番心照不宣的较量，
黄牛的价格定为 100 元，比市面上的价低了三四十块。老母猪折价 70 元，

尽管那一肚子猪崽就可能卖到这个数。1955 年大寨村人均年收入为 43 元， 陈永贵一家和他本人在吃穿用方面又极俭省，这一笔损失应该不是无关痛痒 的小数。
　　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到这个数马上就去找社主任贾承让，问他咋给 折了这么高，逼着贾承让拿出帐本来给他降低牛价猪价。贾承让自然拗不过 陈永贵，拿出帐本，按陈永贵的要求把牛价改为 80 元，猪价改为 50 元。这 一下陈永贵又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陈 永贵那只入了社的老母猪下了一窝 11 只猪崽，市价 77 元。
　　轮到给贾寿元家的老驴作价了。贾寿元将老驴细细地刷了，一身毛看 上去又光又亮。
　　只是村里总共才 60 多户人家，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身油光水滑 的皮毛又骗得了谁？经过一番暗暗叫劲的讨价还价，折价小组给了 18 元。
按说这个价还算合理，可是贾寿元在土地无偿入社这一块上早已觉得吃了大
亏，窝了一肚子气，想在牲口作价上捞回一点损失又未能如愿，一怒之下， 便把驴拉到集市上卖了。他没有想到，与他心思相通的人并不少，供多求少， 牲口市场不景气，结果一头驴才能卖 14 元。
　　贾寿元进退两难。不过气哼哼地把驴拉出来了，总不能再拉回去，再 说到手的毕竟是现钱，不是一个几年内还清折款的许诺。贾寿元咬着牙把驴
卖了，一路自我安慰着回了村。 刚进村，就有人向他打听卖驴的情况。一向以精明著称的贾寿元丢不
起脸，就发着狠报了个数：“二十二块！”他气哼哼地说：“农业社亏人哩！
作那么低的价，还不给现钱！” 此言一出，大寨村里立刻大乱。已经作完的价遭到普遍的非议，人人
都嫌价定低了，都威胁着要把牲口牵到集市上去卖。有的人当真就把牲口拉 走了，还有五户趁着农具尚未作价，扛着家当星夜送往外村的亲戚家，折价 小组陷入困境。
　　这时陈永贵又干了一件后来载入大寨路线斗争史的事。他揣着一笔私 人积蓄去了集市，拔着尖买了一头小骡子一般的大灰驴。晌午时分，陈永贵
牵着大灰驴回了村，众人见了都觉得怪，问他买驴干甚？陈永贵道：“入社！” 众人又问多少钱，“九十！”陈永贵说。
“九十？”贾寿元说，“一百五也买不来呀。为了压价，陈永贵什么干不
出来哩！ 他这是想着点子制人哩！”
　　感到自己吃亏了的社员都觉得贾寿元说得在理。陈永贵干得出这种事 来，立刻就有人推测说陈永贵准备贴上六十块钱，只要能稳住阵脚，顺顺当 当地办起高级社试点来。
陈永贵显然早有准备，掏出一张税票摆了摆：“税票上写着哩。” 大家接了一看，果然白纸黑字地写着，还盖了红红的官印。既然这头
小骡子也似的大灰驴才会值 90 块，贾寿元的那头老驴必定卖不到 22 块。在 这方面庄稼人的眼光极毒。
　　于是众人又问贾寿元，贾寿元不说话。陈永贵道：“我替你说了吧，你 那头驴卖了 14 块，我在税务上查啦。”
七十年代出版的《大寨人的故事》把后面的情景描绘得很富于戏剧性。
陈永贵话音刚落，一些拉着牲口去了集市的人垂头丧气地牵着牲口回来了。

大家异口同声地指责贾寿元骗人，贾寿元也马上低头认错，承认自己骗了人， 还承认自己卖了低价是怕拿不到现钱，是怀疑农业社说话不算话。陈永贵则 当场宣布：“明年，作价的现金全部还清！”贾寿元听了追悔不已，那些扛走 的农具当天又扛了回来。
　　这一段描绘可能是作者在追求戏剧性效果，按照陈永贵本人的说法， 贾寿元表示追悔并承认自己当时怀疑农业社的偿还能力，应该发生在一年之 后。那时农业社果然清偿了所有欠款。
1955 年 12 月 26 日，折价小组胜利完成任务，“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在毛泽东主席的生日里宣告成立，陈永贵任社长。 又过了十多年，大灰驴死了，它被做成标本放进了大寨展览馆。见过
它那张皮和一对老老实实的玻璃眼睛的人不下百万。



九、大跃进




　“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向自然大进军，热火朝 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厂矿企业的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 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这段热情洋溢的话是 1958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开场白。社论的题目是：“鼓足干劲，力争上 游！”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告：“几千年来的 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 上建立起来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只用七年的时间就跨越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只用七年的时 间就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消灭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制
度，建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真是太高兴了。他说：1949 年那样大的 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 1955 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 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毛泽东绝对有理由高兴，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比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 产党干得要漂亮得多。斯大林从农民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这个前提出发，
自上而下地用强制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动乱，大片土 地荒芜，大量人口和耕畜死亡。而毛泽东则从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 义积极性”这个前提出发，搞群众运动，在亿万农民的欢呼声中好象是“自 下而上”地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到处是增产的消息，到处是敲锣打鼓的欢庆。
现在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用什么办法搞社会主义。苏联的经
验就在那里摆着：严格的计划、等级分明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在物质刺激 下劳动的人们。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缺乏革命气氛的万马齐喑的状态，他坚信 “人是有一点精神的”，中国革命的那种藐视一切人间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 传统和发动群众闹翻身搞合作化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 1958
年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浓墨重笔地强调了这一
点：“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