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后（代跋）



三年多过去了。政权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到年轻民主派的脚前。而结果
——自由胜利的三年的结果是狂暴的集会、示威游行、对俄罗斯人的枪击、 轰炸、导弹打击。我们民主派的所有象征和论据都实现了。
　　看着当代领袖的面孔，我感到很惬意——年轻的、精心保养的面庞，明 亮的、天真无邪的目光。不，这不是从前的自私自利者，而是全新的人物。 不错，在他们之中也可看到一些老相识。但是这些老相识一点也不影响总的 印象，他们紧随着整齐的政权队伍，满怀信心地同年轻一代步调一致地前进。 这种精神、利益、观点的统一终究令人十分感动。
　　我漫步城市，都不认识莫斯科了。一个个新名称的街道、地铁站，各种 文字的和色彩斑斓的招牌，霓虹灯广告，一排排望不到头的商店、货币兑换 处、银行、报亭、“奔驰”汽车、吉普车，到处是商人，好像全莫斯科人都 出来经商了。什么东西都出售——牛仔裤和皮鞋、电视机和房子，连同工程 的企业和双人浴缸。穿皮夹克的年轻小伙子正在分称进口的棉纱，拖着装满 啤酒、伏特加、糖果的箱子，或批发或零售。一个穿着长长的女针织衫的老 太太在出售电灯泡、门闩鼻和一瓶某种颜色的液体。一位老兵用颤抖的双手 托着一个皮带扣环、一枚红星勋章和其它一些什么奖章。为什么要使他受到 侮辱？这位老兵一生中不仅经历了大血战，而且经历了重建家园的艰苦时 期。我们对他和像他一样的人所欠的，是无法偿清的。他们捍卫国家，重建 国家，使人们得到面包、受到教育，而这些人现在却使他们一贫如洗。
身旁是食品商店的新奇的橱窗和外汇超级市场的挂着帘子的窗户。人们
的目光掠过橱窗，丰富的食品和鲜艳的包装令他们惊叹不已，说不出话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粮食计划之父，您在哪里？原来，用不着增加田 地和农场的产量，而完全相反。现在农业生产下降，可是您看柜台多丰富。 正像一位民主派信徒说的，甚至连棘维果都有，看来真是商品丰富到了极点。 现在有一句俏皮话：资本主义就是民主派政权加全国棘维果和香蕉化。诚然， 棘维果不是畅销商品，比鸡蛋稍大一点那么一块，价格就等于一个长面包的 价钱。人们不知为什么更喜欢面包，而购买其它的“漂亮货”也没有太拥挤 的排队现象，大多都是看看。
但是也有人连看都不敢看，这些人像影子一样走在脏乱阴暗的街道上。
这群愁眉苦脸的人流露出某种失落的和绝望的感觉。在肮脏昏暗的地下通道 里是一幅令人心酸的景象，一个上年纪的男人在拉手风琴，演奏战争时期的 一支曲子。一个年轻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面前放着一个 装有几张小面值卢布的小铁筒，用眼光乞求着帮助。妇女不时地用自己的薄 大衣的下摆盖住冻得发抖的孩子，大一点的男孩用一双冷冰冰的深邃的眼睛 漠然地看着匆匆闪过的行人的脚，每当有人往铁筒中扔下一张皱巴巴的卢布 时，他就兴奋地抬头望一眼母亲。难民。仇恨的风把他们从哪里刮来，这些 准都不需要的人能被安顿到什么地方？
　　城郊电气火车挤得满满当当。穿着同样的夹克和戴针织帽的男男女女脸 颊冻得通红，他们坐在长椅上及巨大的包裹上和旅行箱上，这些东西塞满了 车厢过道。他们喝着水和啤酒，嘴里嚼着什么，骂着，笑着，清点着钞票。
　　
这些商贩是现代的货郎，是贸易的动力和国货市场崩溃的见证。靠窗有几个 年龄很难确定的醉汉正在玩牌，嘴里不断骂着脏话。边上是一个穿老式大衣 的妇女，几个面庞白净、认真听商贩谈话的女中学生，一个脚蹬雨靴、头戴 着大沿帽的老农和他的戴着护耳帽的孙子，孙子背着一口袋在市场上没有卖 掉的既不像是苹果也不像是土豆的东西，口袋里插着一杆弹簧秤。
　　俄罗斯动起来了。看着车站和车厢里拥挤忙乱的景象，我不禁想起战后 那几年。那时满目疮瘦、疲惫不堪的国家也动起来了。人们从疏散地返回， 前线战士各自返回故乡，城里人到农村换东西，用旧衣物、家具换面包、土 豆。现在经济破坏又使国家动了起来，又使人民踏上征程。这是为什么呢？ 好像到处都是所有者，每个人都得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国民财富的一部 分。国民财富被分配得如此巧妙，以致它不能保护免受贫困。机会相等和普 遍幸福的社会没能实现，民主化以它应有的方式结束了：对财产实行有利于 强者的再分配。去他的所有权吧，过去没有它的时候我们虽说生活得不富裕， 但也不受穷，有自己的尊严。我们建造了许多住宅、医院、学校、幼儿园。 过去那种生活结束了。现在在俄罗斯国土上成立的是什么国家——让人 弄不明白。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追随者得以匆匆实行的那种半封建半国家资本 主义的大杂烩越来越尖锐地暴露出它带有深刻的危机，完全没有能力自我发 展。改革的能量、进攻的能量还没有产生积极结果就消耗殆尽了，同人民的 阵地战已经开始：全断面掩体已经挖好，民主派已在按照全部兵法规则准备 防御。组建了新的特种部队，加紧特警的操练，展示力量。但是愈是使用武 力，政府就愈软弱。我有时总想，政府大概都愿意回到 1991 年，以便许多事 情从头开始。但是已经晚了。火车开走了。现在不仅扩大再生产没有可能，
而且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主要经济部门都越来越深地掉进深渊。
　　被称作苏联的伟大国家已不复存在，我担心俄罗斯也将失去超级大国的 地位。导弹和核武器还有，但是国家的实力已经看不到了。工业的擎天柱—
—许多大型工厂奄奄一息，农村在分化，牲畜被宰杀，播种面积减少。社会
主义制度的伟大成就——社会消费基金也没有了，该基金曾不仅受到我们的 珍惜，而且受到从苏联的成就中学到许多东西的全世界的重视。
这一切遭到破坏并不是因为结构改革，而是由于管理体系和合作社联系
瓦解，由于领导人和工人崇尚经商、职业水平下降所致。不能把国家统一的 经济综合体一下子化整为零并以为这会使大家生活变好、被破坏的东西是很 难再恢复的。
民主派瓦解了国民经济、使我们的许多幻想破灭了。但是我们不仅在经
济上遭受损失，而且失去了自我。矿井、轧钢机、高炉停产，人民的精神力 量糜烂崩溃。人民的各种理想均被贬值，支撑人和社会的核心被破坏，而正 是这个核心在各个时期使社会变得强大有力。在俄罗斯人的心中祖国、爱国 主义的概念已经不存在，正直坦诚、宽宏大量、虚怀若谷这种最伟大的民族 财富也被丢掉了。国家在 5～7 年前开始丧失的东西导致现在的文化衰落、轻 视科学、社会道德败坏、社会分化等结果。这一政策的果实正在人的最卑鄙 最阴暗的灵魂深处成熟，这就是冷酷无情、贪得无厌、野蛮残暴。人的生命 一钱不值，肉体上被消灭，精神上受摧残，忍饥挨饿，被病魔折磨而死。俄 罗斯正在消失，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这个伟大民族的人才资源正在枯竭。 我国同胞的最令人不安的特点就是可怕的沉默和积聚仇恨，这种仇恨可能顷 刻喷发出来，成为巨大的失去理智的和消灭一切的暴动。

　　三年过去了，新的事实对戈尔巴乔夫背叛祖国利益的情况又作了补充。 是什么原因使他自 1989 年起十分起劲地（虽然不总是彻底地）使党、管 理机器、整个国家与其说是转向社会改革，不如说是转向苏联国家的经济崩
溃，转向党的瓦解！ 时间一长面纱就会撩开，秘密就会暴露。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谈这场悲
剧的原因和条件了。这些原因和条件是什么？首先是对改革的支持，这种支 持使领袖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早在 1986 年总书记就相当牢固地掌握了社 会舆论，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对实行改革的广泛支持。他赢得西方主要国家领 导人的支持起了不小的、看来是很大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同里根和布什在雷 克雅未克、华盛顿、马耳他、莫斯科的会晤，两位领袖宣布的目的和意图导 致西方把赌注押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井对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实行的改革进行 史无前例的有利宣传。戈尔巴乔夫对这些赞美之词没有警惕，而是很受鼓舞。 那些对自己的状况不满、特别敏锐地感觉到西方气息的祖国精英也支持他。 所有这一切为戈尔巴乔夫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 记处成员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转变？我想是意识到了。至少许多人是意识到 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从原则上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问题。也许这是因为 这些机关工作中的集体领导体制和共同协商原则遭到了破坏。戈尔巴乔夫固 执己见，甚至在没有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通过决定。总之，通过决 议的程序和会议上的局面本身都需要改善。近几年讨论问题时缺乏创造性 的、同志式的态度，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之间、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 雷日科夫和梅德维杰夫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局面显然
对事业有害，可是没有一位领导人想要改善这种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说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方针吗？政治局委员在不同 意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的最多就是沉默。例如，雷日科夫只要试图反对某些不 成熟的决定，梅德维杰夫马上就会作针锋相对的发言，他随时准备捍卫戈尔 巴乔夫的路线，不管这路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至少在我参加政治局和中 央书记处会议期间我没有听到有谁想弄清总书记要把党和国家带往何处，尽 管他们之间私下经常谈论这个话题。
现在才清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早就在考虑分裂党、把社会民主
派从党内分离出来。社会和党对许多改革思想越来越抵触，对总书记越来越 反感，这种情况迫使他加紧行动。总书记的许多行动说明了他分裂苏共的意 图，他客观上需要肢解国家，因而需要在各共和国建立不大的或被削弱的党。 这也同共产党人的威信遭破坏有关，当时报界把过去所有实际的和臆造的错 误都归罪于他们。
　　戈尔巴乔夫会认为苏共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吗？大概会。但是在这种情 况下，作为一个自诩为正派的人，他应该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论证自己的 立场，或者让共产党员确信必须进行变革，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辞去总书记职 务。但是总书记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秘密手段破坏苏共和苏联。不仅如此， 大概除了雅科夫列夫、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三人，谁也不知道他的 意图，包括总书记说的他最信任的安全会议的战友。用不想伤害党员为这种 两面派行为和谎言辩护的做法今天看来不是简单的伪善行为，这是旧病复发 和旧思维的残余。这不是为解脱而撤谎，这是公开的背叛，如果谈到某种解 脱，那也只是解脱自己。遗憾的是，这些事实要过几年后才会清楚。
四年前有几个安全会议成员曾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说如果继续奉行他选

择的破坏国家的方针，国家就会发生变故。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 分析——从经济到军队的状况，从党和人民的情绪到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分 立主义行动，结论只有一个：应该采取切实措施制止国家和国民经济的瓦解， 保证苏联各地区利益的统一。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发生灾难，于是他们作了 防止发生灾难的尝试。
　　现在许多人都不去回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人民书及其提出的目标 和任务，而把上述国家领导人在 1991 年 8 月的行动看作是想使国家恢复老样 子。也许那些想要攫取和巩固政权的人需要这种显而易见的谎言，但是今天 还有许多人抱住这种谎言不放，至少下面这一点说明这些断言是毫无根据 的。那些被指责想恢复斯大林主义的人不仅首先提出社会改革的问题，而且 首先开始采取措施改善国内状况、坚持公开性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原则、利用 有效的方法调节经济。而在这些领导人做这一切的时候，那些当今的民主派 不仅不理解，而且从他们当时的公开演讲来看，他们连这些新词都还说不好。 符合宪法规定的机构——安全会议的成员即后来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 会的人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和某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对国家图谋不轨，因此在 自己的告人民书中反对瓦解苏联和践踏人们在全民公决中表达出来的拥护国 家统一的意志。他们声明支持改革方针，包括利用市场机制，支持社会进一 步民主化，但是反对取消被证明有效的经营原则和劳动者在社会领域取得的 成果。他们赞成继续进行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精减军队和武器，但是认为这 一切不能仓促进行，不能作无谓的让步。他们赞成从前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 国撤军，但不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迫使我国接受的那种溃退的条件
下。
　　告人民书还谈到在国内进行其他的渐进改造，也许为制止国家解体需要 更有分量的论据。纵使怀疑所采取的决定的正确性，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据我所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人主张用坦克直接瞄准并射击自己的 同胞。但是在 1993 年 10 月却有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如何为自己在那个不幸 的秋天采取的这一可怕步骤辩护，它都将永远成为我国历史上血腥的一页， 而且看来不是唯一的一页。
　　

前言



当本书即将完稿时，不仅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而且国家也解体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是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无论 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支解这 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 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他们最初提出振兴国家、按照社会主义原 则改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崇高目标和口号，但是由于争权夺利和个人野 心，结果使生产下降；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损；使社会很多阶层贫困和破 产；使俄罗斯人离开他们祖辈世代生活的土地——那里建有祖先的墓地、神 圣的教堂、先辈的房产；使科学，首先是基础科学衰退；使国家的知识潜力 和文化贬值；使许多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遭到破坏。我认为，我从道又上有 责任把这场剧变的主要人物和组织者——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告诉世人，因为 我是他班子中的成员，亲眼目睹了他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变化过程，他如何在 口头上提出各种口号，而实际上却干着破坏的勾当，或者在社会改革中令人 不能容忍地无所作为。书中讲述了作为政治领袖的戈尔巴乔夫的发迹史，讲 述了总书记在权力阶梯上的升迁和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立法机关中的争 权夺利。
1985 年 3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
记，这时他就有了改革社会生活的想法。当然，他那时尚没有系统的改革理 论。这些想法多半是修修补补性质的，还不是对国家各方面生活进行改革， 即后来向世界表明的那样。但后来全世界看到的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事实 上的软弱无力。本书要向读者介绍改革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谁是改革的先驱， 是谁提出的改革社会和实现民主化、公开性思想的。
首先，我打算谈谈作为普通人的戈尔巴乔夫，他的性格、习惯、兴趣、
爱好、品质、工作方法，他为社会改革所作的努力。但是，本书并不止谈他 一个人。本书要向读者介绍党的活动、党的状况、苏共最高机关的工作、政 治局的力量分布、党的领袖们为夺权和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而进行的长 期斗争。如果党没有在这场改革中被削弱，党的领袖不那么腐败，国家经济 部门的科学技术改造速度不那么缓慢，那么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任何什么 人，都不可能搞垮这个国家。当然，这种情况有利于国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 巩固自己的阵地。同时也不应忽视西方特工机关破坏性很强的宣传所造成的 影响。
　　戈尔巴乔夫纵虎归山的错误做法，导致自己无法控制党内和国内的局 势。他被迫放弃一个又一个阵地，却又不敢承认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 形势的压力。这个时期的情况是苏联解体这幅画面上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奥 加廖沃进程、加剧国家解体的新联盟条约的制定激怒了反对这一进程的势 力。人们开始公开批评苏联总统的行为，说他不能或不敢捍卫自己的立场。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陷入进退维谷和孤立的境地。有时他也反省过自己的行 为，但还是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尽管他知道，新联盟条约将使他丧失至关 重要的权力，而俄罗斯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也使他的总统地位受到威胁。因此， 他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促使强力部门的领导人采取了非常措施——在国内一
　　
些主要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当他身边的人向他通报安全会议大多数成员的意 见——必须承担起防止国家、经济、军队解体的责任时，他并没有感到惊奇。 于是便发生了 1991 年的八月事件。读者可以在书中看到当时的详细情况。
　　书中主要内容包括：笔者在同戈尔巴乔夫及党和国家其他很多领导人交 往中获得的个人体会、很多文献、我的日记以及我国那些熟悉总书记和与他 在斯塔夫罗波尔和莫斯科共过事的人的谈话。
　　如果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对过去的事件、对过去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战 友不散布那么多谣言，那么这本书或许就不写了。一定要恢复历史真相，尽 管这本书不可能把所有同总书记一总统有关的事件和事实都一一谈到。有些 事件现在还不到谈的时候，换句话说，尚属国家机密的事不能谈，而有些事 件涉及到我十分崇敬的人，我也不想把他们牵涉进来，还有一些事情很无聊， 不值得一谈。
　　同所有这类体裁的作品一样，本书并不企望把所有人物和力量都淡得很 全面。我在书中也没有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来写，因此，书中难免会有 不少违背历史顺序的现象。不应忘记，本书所描述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事件 对许多人来说都记忆犹新，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看法。
　　苏联社会主义崩溃四年了。对那些策划这场政变、挖国家墙脚、助长道 德价值观变化的人干的勾当，现在人们已知之甚多。但我并不想改写 1991 年秋天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写成的东西。我尽量反映出国家剧变时我的精 神状态和思路。或许，今后对有些细节和段落我还要再详细地谈，对占世界 陆地六分之一的这片国土上的悲剧的原因我还要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书中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我事先并没有征得本人同意，如果对他们在改
革历史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的话，那我先在此表示歉意。书中提到的人无论是 被贬低或抬高，我都不是出于私心和恶意。
最后，我向所有帮助本书出版的人表示感谢。

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克里米亚专机


　　铁门发出了一阵阵吱吱的响声，我被带进牢房，随后听到关门和上锁的 声音。周围一片昏暗，刹那间，我竟分辨不出这是在哪儿。我碰到一张铁床。 离我半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洗手池子和抽水马桶。没有窗户，只有铁板上几个 小孔透进几缕微弱的光。我仔细看了看，这原来是一个六平方米的单人牢房。 我坐到床上，再次环顾这个新处所。没错，是单人牢房。这倒也好，现在我 谁也不想见。腋下还夹着一些给我剩下的东西，但是皮带、领带、绳子都被 拿走了，文件和钱也被收去了。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没办法， 他们比我清楚。我躺在用铁条编织的床上，感到一阵金属的冰凉。大约过了 五个小时，牢门打开了，来人把他们叫做午饭的东西放在洗手池子上。我没 有动这东西。一小时后，我又被带到上面的另一间牢房里，我看见两双眼睛 在好奇地盯着我。他们看出了我的身份，把下铺让给我，帮我铺好用破棉絮 做的床垫。我收拾收拾就躺下了，想暖和暖和身子，但翻来覆去就是不舒服， 身上感到一阵阵的酸痛。没法子，必须经受住这一切——往后的日子只会更
糟。
　　今天我还曾躺在医院里。早上醒来时，听到走廊里一阵窃窃私语。随后 病房的门打开了，护士探头看了一眼说：“大夫看你来了。”这女人脸上一 副惊恐的神态，我顿时明白了：这是来抓我了。来人把病号服扔到一边，向 我出示逮捕证，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签发的。向我出示这份文件的人很 像电视连续剧《行家侦探》中的托明少校。这位“行家”一副知识分子模样， 很有风度。我穿上衣服，很快就坐进一辆“日古力”汽车。汽车沿着弯弯曲 曲的胡同行驶着。据说，这些司机素质很差，又不熟悉莫斯科，汽车经常开 进死胡同，所以要找一栋房子需要好长时间。莫斯科地区的街道挖得乱七八 糟，这里正在进行房屋和公用设施的修建。终于，我们到达“水兵寂静”监
狱。
　　我一来到这儿就被搜八了一番，很多东西被没收了。我脑海里开始回忆 这几天发生的事，回想把我（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引到这个“可爱地方”的 那段路。
??“明天 14 点整，国防部一架飞机从契卡洛夫斯卡娅起飞，不要迟
到。”8 月 17 日在克格勃接待大楼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你能走一趟吗？应该向总统讲明国内局势的全部真相。签订新联盟条
约势必会加剧紧张局势，引发冲突和内战。他相信你。”
　　最近一周我住在医院里，每天打点滴，自我感觉很糟。但是，对濒于崩 溃的国家局势的担忧使我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是契卡洛夫斯卡娅。今天是 8 月 18 日，航空节。跑道上不仅有军 人，还有普通群众。看得出来，飞行员们是在搞节日庆祝活动。几辆黑色“伏 尔加”驶到一架飞机旁。我们同飞行员互相问候一句，然后就顺着又窄又陡 的舷梯登上“图-154”飞机。这里没有通常那样的宽敞舷梯，是飞行员帮我 们进入机舱的。巴克拉诺夫、舍宁、瓦连尼科夫和我坐进了这架苏联国防部 的飞机。机舱中间摆着一个大桌子，旁边是两扇开拉式门，一侧放着一个大 沙发，另一侧是舒适的单人沙发，边上还有软椅。我们脱去了外衣。有几个 军人和普通工作人员从门边走过，进入其他机舱。瓦连尼科夫下达起飞的命 令。
　　
　　发动机响起来了，飞机开始滑动，驶向跑道。飞机笔直轻松地离开地面 冲向蓝夭。我看到熟悉的莫斯科郊外，丛林、湖泊、蜿蜒的河流和别墅村。 经过一阵急速的升高后，飞机开始较缓慢地增加高度。一片片白云遮住了大 地，渐渐地只能从高空欣赏大地了：黄绿相间的田野、村庄，莫斯科郊外的 花园和菜园。我们要飞行两个多小时。我开始思考我们这次举动。我们干嘛 要到这儿来？干嘛非要介绍国内的严峻局势？
　　从 1991 年 1 月起，与日俱增的困难是戈尔巴乔夫圈子里经常谈论的话 题。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总统对局势很担心，曾委托安全会议 一些成员制定实施紧急状态的方案。他听过汇报，但至今尚未下决心。他数 次会见中央书记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他们都向总 统介绍了经济崩溃、国家有可能解体的情况。新联盟条约草案忽视了人民在 全民公决中要求保持统一联盟的意见。
　　各加盟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内部的离心倾向在不可遏制地增长，正走 向相互隔绝。当时出现一场法律大战，各共和国纷纷通过决定，声明本共和 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法律混乱的局面在日益加剧。人们越来越清楚，中央 没有能力控制权力和领导国家。
　　军队和国防综合体的形势也在恶化。需要对核武器进行监督、经常检查 和及时更换弹药，否则将会发生无法控制的事件。由于对生产核燃料、制造 和更换弹药的工厂不够重视，致使这些企业出现停工、科技人员外流的现象。 一些著名的核科学院士向总统报告，核工业的未来没有安全保障。军队 的情况则更糟。由于裁减军队，一大批军官无社会保障，无住房。经济继续 下滑。同原料、配套产品供应商的联系中断。开始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煤
炭、石油、矿产和其它原料、燃料的开采和供应量在减少。
　　与此同时，总统考虑的则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他担心自己威信扫地， 所以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威信，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且帮助夫人出版回忆 录，根据合同她将靠这本书获得大量外汇，还要再版??这本回忆录还计划 在国内出版。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经常打电话，四处询问她的“处女作”在 哪家出版社出版更好。
总统一家人也在准备过困难日子，他们储备了不少外汇。戈尔巴乔夫个
人帐户上已经有 100 多万美元，是全苏著作权代理公司帮他搞到的稿酬。此 外，还有数不清的贵重礼品、各种用外汇支付的奖金和其它珍品。所有这些 现象不能不让人担心：总统会关心祖国的命运吗？他还有时间处理国家大 事、关心经济形势和人民的社会状况吗？
　　最近一个时期，各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各级代表经常来信谈面临的困 难，认为必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敲开总统的门，求见总统。但是会 见常常毫无结果，他通常说：
　　“同志们，你们想办法吧，一切合理的东西我们都会采纳的。没有人影 响你们工作，干吧！”
　　但是，他的话常使人感到他缺乏信心和害怕采取某种重要措施。戈尔巴 乔夫渐渐地只会见外国人了。他们赞扬他，同他合影，仅此而已。既没有贷 款，也不提供援助。甚至连在伦敦同七国首脑的会晤，除了西方首脑表示的 良好愿望外，也是一无所获。
　　从 1991 年初开始，总统经常感到头疼的问题是自己在居民中不受欢迎 了；而叶利钦的威信却在不可遏制地上升。为此、戈尔巴乔夫多次召集少数
　　
亲信，讨论自己的前途：以后很可能实行全民选举苏联总统，用什么办法可 以提高威信？能否赢得选举的胜利？对能否在选举中获胜的问题，很多人谈 起来都吞吞吐吐，但一谈到办法时，则说得十分明确：整顿国内秩序、同犯 罪现象作斗争、遏制民族主义、阻止民族骚乱和流血冲突、改善工农业状况。 而最主要的是要有明确方针，要搞市场，那就赶快行动，若用老办法，那就 应坚持。通过这些会见、戈尔巴乔夫似乎又活跃起来，他开始不断地下达一 些任务。
　　这里说的都是些具体问题。总统曾委托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和政府中 其他负责经济事务的人及经济学家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帕夫洛夫负责制定 反危机纲领，召开过多次会议，讨论过各种方案。但形势依然如故。总统始 终没能果断地采纳改善经济状况、向市场过渡的纲领，不论是三百天计划， 还是五百天计划。他的意志已经垮了。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能力采取重大决 策了，他的精力只够应付同西方政治活动家频繁会见、写文章、准备答记者 问。
　　有一次，在小范围讨论苏联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时，甚至出现过用“批评” 戈尔已乔夫的办法来提高他的威信的想法。
　　“我们这儿受委曲的人、弱者和被孤立的人总是受到爱戴的。”当时有 人这样说。但是这个想法似乎一闪即逝。
形势越来越清楚了，拯救国家的斗争早已变成维护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
威信的斗争。但由于他没有能力进行大的变革，所以当时不可能出现积极的 结果。
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了。其实当时还没有实行向市场过渡的方针，也
没有勇气和毅力实行向市场过渡的方针。当时搞的不过是一场复杂的游戏。 戈尔巴乔夫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1984～1985 年，他根本
不接受这些词，害怕这些词，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词。
　　当时进行了多次争论，证明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 系，当然市场是受行政命令体制限制的。旷日持久的、反反复复的争论使他 逐渐明白了许多经济学知识，不过他大多是在报刊发表了相应的文章后才接 受某一观点的。
总的说来，刚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是很吃力的。不
过应当承认，他接受思想很快，而且马上就能灵活运用，只是从他的个别用 词上才能够发现他缺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知识。
他学的是法律，但从未干过专业工作，始终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农业工
作。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时，看来对农业还是很了解的，曾毕业 于农学院的函授班。到中央工作后，一开始他相当自如地运用了在边疆区积 累的知识，后来又相当快地适应了、全国性事务，尽管这种越级晋升使他在 知识水平和工作经验方面出现很多欠缺。1982 年，安德罗波夫调到中央后， 开始让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政治局的工作，于是戈尔巴乔夫接触到更广泛的 问题。但我发现，戈尔巴乔夫特别爱写文章，他认为“说”是自己最主要的 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
一般情况下，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一些复杂的问题，他总是说： “应该写篇文章或写本书。来起草个大纲吧。” 甚至在从福罗斯回来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还在说自己在休假期间
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有人想搞政变的问题。其实，休假前要写篇文章也并

不是件难事。 凡是和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的人都知道他善于摇摆，都知道形势的严
峻。国家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内战和破产的边缘，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整顿。 苏联总统被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逼进死胡同，被迫接受各种条件，甚 至在人事安排上也要受他们的影响。在休假前不久，戈尔巴乔夫突然问我： “你知道我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会见吗？他们要求解除克留奇科
夫和亚佐夫的职务，不让这些老头子乱插手。” 我对会见并不感到惊奇，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会见，使我惊奇的是戈
尔巴乔夫说的这番话。 “我听到的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说你们在讨论任命巴卡京为克格勃主席
的问题。” 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赶紧说：
　　“无论克留奇科夫，还是亚佐夫，我都不会出卖给这些领袖们的。我宁 愿同他们一起下台??”
　　我明白了，戈尔巴乔夫最关心的是克留奇科夫是否知道他同叶利钦和纳 扎尔巴耶夫的会见。如果克留奇科夫不知道，那么戈尔巴乔夫希望我能把他 拒绝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要求的话转告克留奇科夫。但是由于我说了准备 撤换克留奇科夫的事，戈尔巴乔夫便极力让我相信“瓦洛佳”①同他的关系比 朋友还深一层，有人散布这些谣言，是想挑拨他同战友之间的关系。他还说 出了一些应该让克格勃主席憎恨的人的名字。
两三年后，我从克留奇科夫那儿了解到，他根本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叶
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谈话的内容，也不知道苏联总统背地里整他的事。 我刚一说到可能任命巴卡京为克格勃主席、取代克留奇科夫这件事，戈
尔巴乔夫就忙不迭地解释，说这是谣传。他的主要论据是巴卡京在内务部没
什么建树，许多有经验的干部都反对他，他在选民中也没有威信，选民知道 这个人的价值。
“不，不会的，你千万别这么想。”戈尔巴乔夫劝我。
　　但是，他越花言巧语地辩解，我就越确信自己说到点子上了，无风不起 浪。
8 月 16 日，我同戈尔巴乔夫通过一次电话，当时正在积极筹备签署新联
盟条约。我虽然有病在身，但实际上每天都得去监督条约文本的准备情况， 还要准备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物品：纸、文件夹、各种盒子、笔、墨等文具和
50 多根旗杆。恰在这时，戈尔已乔夫打来电话，他嗓门很高，怒气冲冲地询
问各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开会的情况。我无法给他明确的答复。首先因 为我不知道会议的情况，其次他有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安全会议成员和助 手。
　　“你知道这叫什么？这是分立主义，这是不顾苏联总统的意见，地方官 来决定国家大事。这是阴谋！我绝不会放过这件事，我要立刻采取措施??” 飞机开始下降。下面是一片片收割过的灰黄色的田野，零零星星的村庄， 烟尘笼罩的厂房，公路上往来穿梭的汽车。后来，眼前出现大海。12 年来，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海。飞机在降落，起落架放下时飞机抖动了一下。 前面就是飞机场，一排排重型军用飞机整齐地排列在那里。“图—154”



① 即克留奇科夫的爱称。——译者注

接触跑道后，发动机开始减速，飞机向机场大楼滑行。这是别尔别克军用机 场，离塞瓦斯托波尔不远。舷梯准备好了，我们走下飞机。一队海军和空军 军官在那里迎接我们。他们向瓦连尼科夫作了汇报，同我们简短地、几乎不 着对方一眼地互相问候一句。我们走进机场候机楼。这是一座新建筑，装演 考究，面积不大，两侧有很多房间，中间是一个大厅，这是专门用来迎接到 这儿来休假的贵宾的。
　　陪同我们的军官说：“不久前，我们就在这儿迎接戈尔巴乔夫和共和国 领导人。”
　　已经四点多钟了，必须抓紧时间。几辆黑色和亮灰色“伏尔加”开过来。 我们坐进汽车，向塞瓦斯托波尔方向、向福罗斯驶去。
　　我前一次到塞瓦斯托波尔和福罗斯是在 1963～1964 年，那以后就再也没 来过。现在又看到了熟悉的街道。陡峭的山上有一个个凿出来的崖洞，大战 时，这里是医院、仓库和指挥部。天气很暖和，但雾气腾腾看不到太阳。当 大海出现在眼前时，我一时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海，海天连在一起。我 们的车沿着海边又开了 35 分钟，眼前出现一幢红顶建筑。
　　这便是苏联总统的夏日官邪。我们离开大路向右拐，便驶进官邸区。大 门口站着几位身材魁梧的士兵。
汽车驶向接待大楼。我们走进去。这是一座两层楼房，设计考究，建造
坚固。宽敞的前厅，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克格勃九局局长尤·谢·普列汉 诺夫上去通报我们的到来。但是，房间里没人，也许是不急于见我们。半小 时后我们又来到别墅前厅等待。这座别墅很大，一层楼两侧都是房间。这儿 有好几个宽敞的大厅，前面的一于大厅面朝大海，其余的是套房、餐厅和暖 房。这儿的一切都非常豪华，完全是按照庄园的风格建造的，即使按那个时 代的标准也够宏伟的了。用的全是我从未见过的进口材料，一句话，福罗斯 城堡是一个“建筑精品”，其豪华程度、造价和建设速度都是创纪录的。
大约 10～15 分钟以后，戈尔巴乔夫来了。他一副病态，步履蹒跚，脸呈
赤红色，这与其说是阳光晒的，不如说是血压高的缘故，他给人一种痛苦和 不满的感觉。他迅速同大家握手问候，不看任何人，怒气冲冲地问：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事先通报一下？电话怎么都不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什么问题？”
上面这番话是在往办公室去的路上说的。办公室不大，但很舒适。一张
小桌子，座位背后是窗户，稍右一点还有一扇窗户，对面的墙边放着两把椅 子。戈尔巴乔夫在桌后的软椅上坐下来，舍宁、瓦连尼科夫坐到墙边的椅子 上，其他人就坐在窗台上，普列汉诺夫不在场，戈尔巴乔夫已不客气地把他 请出去了。
“我们来的目的是讨论国内局势问题。”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话。 昨天大家在商量向总统报告的问题时，谁也没料到会得到这种反应。大
家都以为彼此会饶有兴趣地讨论问题，同以往这类会见一样，能够得到戈尔 巴乔夫准备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指示。可现在谈话一开始就不顺利。我站 在窗户旁边，望着总统。他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不知是神经炎，还是软骨 病，或是全身不适使他这么难受。不管是因病还是其他原因，反正在休假这 段时间里，他的举止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许是瓦连尼科夫的到来使他感到意

外，因为瓦连尼科夫以往从未参加过讨论实施紧急状态、稳定局势的问题， 或许是因为这些不速之客到他别墅来的缘故。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又问了一遍。 戈尔巴乔夫听到我们说来的人大都是他以前约请制定应付紧急情况措施
的人后，情绪缓和了一些。 “就这些人吗？”他问。 “是的，就这些人。”
　　我觉得，他害怕听到来人是代表俄罗斯领导人的。他最担心的是各加盟 共和国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谈，他认为这是某种阴谋。
“那么，你们想说什么呢？”他已经平静下来，问道。 “我想先从国内形势谈起。”巴克拉诺夫开始讲。“您知道，农业和工
业的情况都很糟糕，可我们却在抓别的事情。” “你说什么？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比你更清楚。” 他没让巴克拉诺夫说下去。这时瓦连尼科夫接着说，他以其特有的果断
风格谈国内和军队内的局势。他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那么人民、军官、 整个军队、军队的备战能力都将面临重大考验。但是他的谈话也被打断了?? 于是我又讲了一些大概戈尔巴乔夫还不知道的事：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反对他 们没参加讨论的新条约。
“说得具体点。”
　　我们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几套方案，都是根据他的指示制定的应付紧急情 况的。中心内容有秋收期间总统在一些地区采取紧急措施以稳定经济，确切 些说，就是制止生产水平继续下降。这些措施由总统委托内阁或他信任的人 去实施，但他对这些话没有反应。总统好像在想别的问题，他突然问道，紧 急状态措施是否也适用于俄罗斯领导人的行为。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感 到完全放心了。
“你们提出的这些方案最好能以充分民主的方式实施，因此，我建议先
做那些迫在眉睫的事情。” 接下来便是心平气和的事务性谈话，而谈话基调变化的内涵我并未一下
子捕捉到。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认真地谈了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和他
为什么持这种态度。 “你们考虑考虑，向同志们转达一下我的意见。”他说。 握手告别时，他又补充说：
“好吧，就这样，你们干吧。”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孩子、孙子们坐在前厅里。 “带来的是好消息吗？”她问巴克拉诺夫。 巴克拉诺夫走近她，对她说，带来的是美好的愿望，一切都会好的。我
们只谈了些国内局势问题。作为您的朋友、我们祝愿你们家万事如意。 我们走出庄园，大家对这次谈话的过程感到惊奇。 “他不久前还认为实行紧急状态是唯一的出路，现在怎么变了？”巴克
拉诺夫失望他说。 “那么你想让他这种大人物当众说‘行’吗？”
　　“即使对并非这样微妙的问题，戈尔巴乔夫也从不说‘行’或‘不行’， 他通常是用一些感叹词，用沉默或转移话题的办法来回避问题，以免打击积 极性。”我们对刚才的会见互相交换着看法。车来了。只好打消想游泳的念
　　
头。天开始黑下来。 汽车开上公路。回去的路好像短了很多。
　　在别尔别克，飞机已经做好起飞的准备。我在候机楼旁的一张长椅上坐 下来。我发现大家都已经上了飞机，几位送行的军人也道别后离去了。我这 时才登上舷梯。飞机滑行了好一阵，在起飞前稍停了一下，然后就在发动机 的呼啸声中冲向跑道，接着是快速起飞和升高。天已经黑了，大地突然消失 在暮霭中。不知是海上，还是陆地上仍闪烁着微弱的灯光。
　　再过两个多小时我们就到莫斯科了，到时会有人给我们端茶和糖来，可 我现在既不想吃，也不想喝。
　　飞机在莫斯科降落时，天已经全黑了，又冷又潮。等候在机场上的车一 开过来，我们就赶快坐进车里。普列汉诺夫不时地催促司机：“开快点。” 但是这些汽车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在红村街附近有辆汽车的轮胎爆了，真是 快到家了还出事。司机把车开到路边去修理，很快又上来一辆空车把我们接 走。10～15 分钟后到了克里姆林宫，我们走进政府大楼，上到二层。走廊里 有很多人，大多是卫兵。
　　我走进办公室。在吊灯昏暗的光线中，我看到有几个人正坐在一张铺着 绿毡子的长会议桌旁。我先看到亚纳耶夫，然后才看到克留奇科夫、帕夫洛 夫、亚佐夫、普戈。我在桌角旁坐下来。舍宁在报告情况，他来得稍微早一 点，已经加入到谈话的行列中。服务员送来茶和面包。我开始注意听。舍宁 讲话既稳重又有说服力，他谈了见总统的事。亚纳耶夫请其他人补充。巴克 拉诺夫补充了几句，但是没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意见。我没什么补充的。 在场的人激烈争论起来，焦点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突然拒绝实行紧急状态
怎么办，大家意见不一致。有人说：
“既然总统下说‘行’，也不说‘不行’，干脆一切还照旧吧。” “那么你是想让他向全世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吗？指望他这样做，那可
太天真了。这种事情一般都不会这么处理的。”
　　“但是决不能让国家继续垮下去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或许，还是不让 戈尔巴乔夫出面为好，免得损害他的国际威望。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 来。”
不断地有人进出办公室，不断地响起电话铃声。大家都在等待着，不停
地找人咨询和商议，不断地有人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来。 时间已是午夜，我的自我感觉越来越糟。我离开病房这么长时间，医院
里恐怕也乱了营，我起身回医院去了。
　　8 月 18 日，我所喜欢的航空节过去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究 竟作出了什么决定。我一点都没料到，这会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个相对平静的 日子。我当时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一些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承担起那 么大的责任，而另一些人则那么卑鄙地落井下石。
　　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一切，那你就永远也不要说已经了解了生活和人世。 我一向不能容忍那些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人。我认为，拍马屁的人或 者能够拍马屁的人，往往就是落井下石的人。我是否可以不去福罗斯呢？当 然可以，完全可以。我已经住院一周了，而且感觉很不好，我本可以轻而易 举地拒绝一切活动，但是我深知国内局势的严重性，联盟眼看就要解体了， 我无权对这一切袖手旁观。我经常会见拥护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有些甚 至是戈尔巴乔夫最信任的人。戈尔巴乔夫委托我同他们见面，帮助他们工作，
　　
所以他们的意见我是了解的，况且这时国内局势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我是充满信心去的，并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奇怪，况 且他自己也经常说必须实行紧急状态。当他得知以叶利钦为首的共和国领导 人在阿拉木图会见时，就称这次会见是阴谋活动，打算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至于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想不顾全民公决的结果搞垮苏联，这个问题需要
认真讨论。但是当时的确必须扭转局势，阻止联盟解体。
　　??我从惊慌中醒来，打开电视，一切全明白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宣告成立，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国家安全会议的其他成员接管国家政权。 播音员缓慢地、以一种忧伤的语调宣读着这一文件。
　　我的第一个欲望是赶快去工作单位了解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要做到这 一点也并非易事，医院里要进行例行的治疗检查。我到单位时已经很晚了， 街上是摩托化部队和坦克。有人对我说，亚纳耶夫找过我。我拨通他的电话， 但是没有人接电话。当我来到苏联副总统接待室时，看到那里已聚集了很多 人，不时有人被叫进去，有人从里面出来。我没有通报便走进去，在办公室 墙边坐下来。没有人注意我，他们谈话的内容都是在经济方面要采取的措施。 不知为什么，帕夫洛夫不在场。
　　亚纳耶夫不时地走到另一间房子去，同一些人通电话，不时地接待一个 又一个人。大家都在忙，这时你去询问自己该于什么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我 的接待室也聚了不少人，我把各部门头头召集来，告诉他们一切工作照常进 行。
广播和电视中时不时播放着低沉的音乐。我开始整理办公桌上堆积如山
的文件、文章手槁、书信、戈尔巴乔夫的演讲稿，这些东西我一直没时间处 理，有的要销毁，有的要存档。看来，除了克留奇科夫以外，谁也搞不清到 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同他又一时联系不上，我很快回到医院。
我们国家的生活发生了最富戏剧性的变化。电视播放的内容也开始出现
变化。
　　我得知，戈尔巴乔大中断休假，正在从福罗斯赶回来。亚佐夫、克留奇 科夫、卢基扬诺夫、巴克拉诺夫、伊瓦什科，后来还有俄罗斯代表团飞去“解 救”他，他们演出了一幕拯救总统的戏。总统扮演的是一个可怜的受迫害的 角色。他看上去邋邋遏遏，穿了一件粗布上衣，可能是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 我不由自主地想：谁也没把他关在福罗斯别墅的地下室里呀？他扮演可怜角 色倒是很成功。但是正如后来事实表明的那样，他已经没有能力提高自己的 威信了。看来，总书记及其家人把角色扮演得过头了。在他的讲话中，在戈 尔巴乔夫家人及随戈尔巴乔夫一起去休假的作家杜撰的那些离奇故事里，不 自然的、牵强附会的东西未免太多了些。
　　有人在夜以继日地突击起草所谓的戈尔巴乔夫被囚时写给国际社会的呼 吁书，据说，曾物色了一位年轻的女信使，为保险起见，她按照足智多谋的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建议，将写好的文件从一个秘密地点转移到另一个更 秘密的地点，以迷惑那些可能知道隐藏呼吁书秘密的契卡人员。还有一个备 用计划，打算让一个泅渡能手把呼吁书送到雅尔塔或敖德萨，然后交给可靠 的人。
　　世界各国人民和美国总统都是通过秘密渠道才了解到戈尔巴乔夫没有参 与策划这场“阴谋”，但是，正如后来很快就尽人皆知的那样，当时人们就 不太相信这些故事。
　　
　　早晨，仍旧是有限的几条电视新闻，电话仍然不通。我明白了：时候到 了。我在“水兵寂静”监狱又呆了几天。一天过去之后，接着就是漫长的早 秋之夜。
　　
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

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记忆中的很多事是忘不掉的。思绪万千，难以平静，记忆库中的往 事不断涌现出来。过去的事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所有的细节、色彩和场景 都历历在目。我清焚地记得我同戈尔巴乔夫——这个我国历史上令人啼笑皆 非的人物第一次接触的情景。我和千百万人一样，希望对社会进行变革，因 此与此有关的一切我都记忆犹新。大家都相信，没有民族冲突和流血、没有 难民和贫困、国家不解体、军队不分裂、没有敌视和仇恨也能够实现美好的 生活。
　　我清楚地记得同戈尔巴乔夫开始 10 年共事的那个日子，这一天一次次地 浮现在我的眼前。一切都是从一阵电话铃声开始的我拿起听筒。《真理报》 总编助手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波波夫简单地问候一句之后说：
“维克托·格里哥里那维奇请您来一下。” 我感到惊奇。刚刚开过编委会，对我们部门的材料没提出什么意见，而
且阿法纳西耶夫自从当上总编后己经不喜欢聊天了，看来是有别的事。另外， 这个时间也不同寻常，三点钟以前他根本不接待任何人，他利用这段时间写 自己的书。自从在滑水运动中负伤后，他一直在一张斜面书桌前站着写作， 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坐着，始终穿着治疗背心，只好站着用他那支粗笔快速地 写完一页又一页。
现在突然来了这么个不同寻常的电话和邀请，我下到四层。几十年来，
《真理报》总编室一直在这儿，离电梯不远。20 年前，当我还是季米里亚泽 夫农学院经济系四年级学生时，就到这儿来工作了。当时负责人事工作的干 部在小报上发现了我。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人们把大学生办的报纸称作 小报。我当时主持青年部，小报上绝大多数材料都是我们部搞的。我自己写 了很多文章。还去学院毕业实习的企业单位采访，介绍他们的工作。在中央 一级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物上也发表过文章。总之，我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 用到自己酷爱的这项事业上了。
当听到让我为《真理报》撰槁的建议时，我既感激，又紧张，而且还有
点提心吊胆：“我能行吗？”不过，我马上提出条件，不通过毕业答辨，我 不能正式来工作。其实，这个想法同报社的意见是一致的，报社需要的是既 有文凭又擅长写作的专家。
　　1960 年秋天，我到《真理报》就是在阿法纳西耶夫邀请我来的这个办公 室同总编谈话的。那时的总编是帕·亚·萨丘科夫。等待接见的时间很长， 他们向我解释，总编不在，他在党中央“同赫鲁晓夫讨论文件”。午夜 12 点以后，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才回来，他立刻将我让到屋里。他时不时 看我一眼，提一些问题，多半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农业和工作方面的。 他翻了翻我发表的作品，简短他说：
　　“我知道你打算完成学业，我支持你的想法。这佯吧，我们安排你到报 社农业部当撰稿人，以后晚上如果有空，常到《真理报》来体验体验生活吧。”
我的记者和政治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我又一次走进总编办公室，这里多年来没什么变化。阿法纳西耶夫
站在斜面书桌前，桌上放着一叠写满字的稿纸，他抬起头来说：

“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让我放你去给他当助手。怎么，你认识他？” 我惊奇地望着阿法纳西耶夫： “不认识。”我回答说。“我甚至没有在近处看到过他，我都不知道他
长什么样？” 阿法纳西耶夫疑惑地望着我，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也许你们在斯塔夫罗波尔见过面。”他猜测道。
　　“没有，我没去过斯塔夫罗波尔，我去矿泉疗养院休过假，但是没见过 他。”
　　“算了吧，反正都一样。”他皱起眉头，把灰白的长头发往后梳了梳， 斩钉截铁他说：
　　“我已经对他讲了，人我是不会放的。我这儿哪还有人？他们把人都调 走了，《真理报》社很快就要空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开始逐个数提升到其他报社和杂志社、调去干党务工作的记者的名 字。
“总之，你要知道，我不会放你走，如果需要，我会申诉的。” 他在盘算谁能替他说话，米·瓦·齐米亚宁不行，他只是个中央书记。
我不信他会去找勃列日涅夫，他知道这样做不严肃，因为勃列日涅夫身体状 况不佳，这一点《真理报》的人都清楚。
“找苏斯洛夫。”他突然冒出一句。不过我知道，阿法纳西耶夫同苏斯
洛夫没打过什么交道。 “或者找基里连科。”他又自信地补充了一句，随后就不言语我很惊奇。
我望着阿法纳西耶夫，琢磨着他说的话。我不认识戈尔巴乔夫。这些疗养院
的书记是命运的宠儿，我根本不喜欢这种人，这些人整天围着休假的领导转， 为的是得到他们的赏识。我热爱《真理报》，尤其热爱记者工作，不想去办 事处工作，《真理报》的人都把中央委员会称作办事处。我知道，助手的工 作不是人干的活，工作最多，挨骂也最多，而且是人家的私有财产。
“你给卢西科夫去个电话，这是他的助手，把我们商量好的意见告诉
他。”呵法纳西耶夫最后说了这么句话。 他没有再往下讲，我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反正我不去打电话，只
能等待，也许这个问题会自生自灭。但是事情并非如此。
　　几天之后，卢西科夫亲自打来电话。我们认识，虽然不很熟，但见过面。 有时他以中央书记库拉科夫的助手的身份，让《真理报》针对一些问题发表 文章。
　　阿纳托利·帕夫洛维奇①有礼貌地问候一句并询问了一下工作情况，其实 他并不关心你对他询问的答复。他说，戈尔巴乔夫同阿法纳西耶夫谈了，要 对我的工作做些新安排，但是阿法纳西耶夫不放人。他问我有什么考虑，答 案我早就准备好了，这是许多党的工作者根据经验总结出来的。我回答说： 我很喜欢报社的工作，没打算换工作，但是如果中央有其他决定，那我很难 坚持己见。卢西科夫不说话了。
“好吧。”他同我结束了谈话。 东方哲人说得好：上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发现了你。 几天之后，我被叫去见戈尔巴乔夫。老广场、苏共中央大楼、六号入口、



① 卢西科夫。——译者注

八层，我没用等候，直接走进中央书记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顶棚很低， 窗户上装着百叶窗，房间里散发着一种异味。整幢建筑里都有塑料的味道。 一个人站起身迎面我走来，中等身材，文雅端庄的脸庞，丰满的双唇， 一双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但已经秃顶，剩下一圈灰白的头发，看得出曾经 长过一头好发，秃顶上露出几块深红色的胎痣，一直漫到前额，伸向眉宇间。
除此之外，我没发现他的外表还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 我记得，他穿着很讲究，一身咖啡色西服，内穿一件进口的、大概非常
昂贵的淡黄色衬衫，系着一条咖啡色领带，脚上登着一双咖啡色皮鞋，这套 装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前一天才缝制出来的，尚未出褶。
他像是奖赏对方似的伸出软绵绵的、缺乏力量的手。他在我面前踱着步。 “我们好像??”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话了。但是我马上接过话茬几： “没见过面。”我打消了他的疑虑。 我们坐下来，谈话涉及的是一般农业问题。随后，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了
一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他要听听我的意见，他问我愿意抓哪方面 的工作。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是阿法纳西耶夫被迫同意放我了呢，还是像 对待我一样，根本就没有再征求他的意见。不管怎么样，有些要求我还是要 提的。我说，我现在在国家计委高级经济讲习班兼课，我不想放弃这份工作， 另外出版社在准备出版我的一部书，我还有一些文章尚未脱稿。
“这好啊。”他表示同意。“这对工作是有帮助的。”
　　当时我哪里会知道，他这个态度维持了不到一个月，此后他那爱嫉妒的 心理就根本不容许我写文章，特别是兼课了。而且当时中央内部是严格禁止 兼职的，那时的看法是，应该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一份工作。
我就要糊里糊涂地离开了，尽管我最终也未说一句同意。晚上，阿法纳
西耶夫不好意思他说，给他施加了压力。但是早晨他在编委会会议上还激动 地说，《真理报》的人都快抽调光了，他对这件事不会就此罢休的。不过他 也没说哪些人他不放，看来，他至少同齐米亚宁商量过。但是经验丰富的齐 米亚宁建议他“不要吵架”，他应该很清楚，不是光从《真理报》抽调干部， 也经常有一些在中央工作过的干部被派到《真理报》来。
我在报社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我对此一直很惋惜，并希望有朝一日情
况变化了，我还能再干记者工作，而且回报社干哪一行都行，因为《真理报》 社的创作气氛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可现在我的未来却让人感到模 糊不清了。
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没有想到，适应新环境会如此困难，自
己的一些传统习惯简直无法改变。我只清楚地知道一点，前面是暴风骤雨和 无情的斗争。当时的形势和社会中聚集的不满情绪都预示了这一点，显然， 狂风将伴随着大雨、甚至暴雨而降临，在急流险滩中能否保全自身、干一些 对事业有益的工作呢？

濒于崩溃的经济


　　一个白天过去了，一个夜晚又过去了，我的思绪陷入一片梦幻之中。我 觉得，这是在做梦，我很快就会在自己家里的床上睡醒，只不过因恶梦而受 到点惊吓。我还试着碰碰墙壁和铁床架子，但这的确不是梦，就如同我不是 罪人一样。我失神地睁着双眼躺在那里，往事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一幕幕地
　　
闪过。
　　1981 年 5 月，我开始到新单位上班，每天早上九点，常常更早一点儿， 我就来到单位。我上到第八层楼，走进那间不大的办公室，室内空气潮湿， 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用合成纤维材料装修的。在这春风和煦的 5 月里，空调 器驱赶着似乎有数百人呼吸过的污浊空气，我也闻到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 气味。于是，我打开换气窗（尽管不提倡开窗），开始处理文件。我必须把 自己已经荒疏的农业生产的具体问题再捡起来，因为我以前从事的是与农业 生产联系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现在各种表格摆在我的面前，上面标有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饲料供需 情况及很多其它的统计数据。这些事情其实最好由农业部及其地方机构来管 理。中央农业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有数十名农学家、畜牧学家、农业化学 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方面的专家，他们都在基层长期工作过，现在 负责为农民提建议。
　　农业部由弗·阿·卡尔洛夫领导，他是一位精干的、因循守旧的人，曾 被“发配到”乌兹别克，任乌兹别克中央第二书记。现在他主管苏共中央农 业部，在确定农村的农业政策方面他有很大决策权。他管辖的这个机构决定 着农业发展中的所有变化，负责为中央和地方农业部门及共和国、边疆区和 州党组织中的农业主管部门选配干部。
我不知不觉被卷人这部机器的运转中，时刻关心着它的利益，在这个机
构及其干部几十年来形成的文海中挣扎。我仿佛是一粒沙子，被巨浪卷起后， 努力抗争，以免被吞没。
1981 年。干旱。它造成的严重后果还将长期成为我们谈论的话题。这次
干旱使农村乃至全国的经济遭到致命的打击，国库被刮空。 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苏联部长会议面临着严重的局面：想尽办法寻找
资金购买粮食。我顺从地、但并非很有信心地准备着各种材料和文件。此时，
我同戈尔巴乔夫还没有什么接触，尚缺乏相互了解。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 被农业部机关牵扯到农业生产的一些技术性琐事之中：作物栽培、新耕作法、 牲畜饲养、饲料准备以及一些在我看来并非重要的其他琐碎事务中。在这方 面我们相互间缺乏理解，我觉得，还经常出现彼此轻视的苗头。我认为他只 是埋头从事猪、禽饲料之类的事，他则埋怨我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我认为 处理这种事对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浪费时间，更何况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呢。 依我看，农村发展中出现混乱的原因在于其他方面。
有一次，中央候补委员、《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尤里·朱可夫约我就农
业形势问题进行一次重要谈话。他接到许多读者来信，他问我，生产停滞的 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人们纷纷离开农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赞同他的看 法，农村人确实于得不起劲，农民对农村工作缺少应有的关心。此外，粮农 需要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短缺品。但是，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农业方面，而 在于总的经济形势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社会并不重视生产的发展，农民有了 钱也没处花费。例如，他不可能购买或建造房子，因为建筑材料短缺，农村 人也不能购买冰箱或放心使用冰箱。他出售粮食、肉类或其它食品是亏本的， 这是价格政策造成的。
　　这个观点是我通过无数思考和争论后形成的，其中包括我对著名农村题 材作家费·阿勃拉莫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的思考和争论。 阿勃拉莫夫回老家——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皮涅日区走访，认为那儿的情
　　
况一团糟，于是通过报纸“抨击”自己同乡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和对什么 事都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对这封针对农民的来信感到非常气愤，在编委会上 要求撤掉这封来信，以免败坏了这位著名作者的声音。我说，不是那儿的人 不学好，从罗蒙诺索夫时代开始他们自己并没有学坏，是我们把他们教坏了， 让他们脱离土地，看不到切身利益。作家写道，不远处的芬兰人每年的收成 都比我们高一至两倍，牛奶产量高出很多，肉类产品丰富，而我们皮涅日的 农民却要到城里去买香肠。这一切是多么荒唐。只要有芬兰人那样的工作条 件和利益机制，阿尔汉格尔斯克人不会比芬兰人干得差。
　　我当时的观点非常鲜明，编委会里许多人支持我。但是，这封信还是发 表了。阿法纳西耶夫唯一能够做的是，在措辞上缓和一下阿勃拉莫夫对自己 同乡的批评调子。后来，这还引起了作家和《真理报》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 只不过木已成舟了。当时，我对这样处理这封信感到非常气愤。我发现，许 多领导人根本不了解局势的症结所在。于是，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商定 组织一组文章，明确指出是生产关系和我们那些僵化的经济观念把农村引进 了死胡同。
这批文章写得非常尖锐和坦率，受到许多人的重视。 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下台后，新领导人上台五年来，国家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勃列日涅夫走上政治舞台后，抛弃了前任领导人许多没有成效的思想， 所以，新总书记上任的最初几年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 很大进展。常言道，新官上任，新班子上马、有助于形势的改观。
这种改观的局面出现在 1964 年，当时推翻了很多教条的东西。苏共中央
和苏联部长会议及各地都涌现了一大批积极进取的干部，他们十分了解现代 化生产，愿意进行改革。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在经济部门担任要职。
某种思想在实际贯彻以前，通常要经过专家和学者的一番推敲。于是，
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和自我补偿为内容的经济改革思想在柯西金班子中酝酿 成熟了。这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创新的决策占据主导地位的难忘时期。尤其 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1965 年 3 月的中央全会是 农业发展和农业政策新思想的一个典范。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独具特色的繁荣时期太短暂了。几年过后，生产发
展速度开始减慢，又过了几年，生产完全停滞下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 后，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改革的思想逐渐被取缔。
应该公正他讲，当时远非所有地区和部门都出现生产停滞和下降的现
象。这一时期，许多地区的工农业生产、住宅建设和社会生活设施建设的速 度是很快的，建成了贝加尔一阿穆尔铁路以及一批新的核电站和水电站。在 许多知识领域中，科学取得卓越成果、文化得到发展，教育事业得到完善。 燃料动力部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展得迅速。遗憾的 是，基础部门的发展并没有对经济效益指标的改善产生多大影响。
　　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极其严峻，相当一部分工业和建筑安装企业亏损。 机器的技术状况则更糟：40％以上的机器设备的损耗程度超过 50％。干部队 伍不稳定，基金增值率降低，为此国家每年损失 10 亿卢布以上的产值。无人 经营、无人负责现象十分严重。80 年代中期，每年有 130 多亿立方米的伴生 气白白烧掉。闲置的国产和进口设备数量不断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设备已 失去任何保障。
　　
　　劳动纪律极其涣散，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旷工。同时还应指出，产品质 量也在逐年下降，大量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被浪费掉。农村得到的机器设备 都是一些不经过一定的劳动消耗就无法使用的设备，为此产值的损失占生物 收成的 1／3。
　　人们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无人经营的局面，因此不可能还有工作热情。 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购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 要多。国内局势极其严峻，必须采取果断和慎重的措施来扭转局势，振兴经 济。
　　但是，当权的领导人无所作为。大家看到，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萎靡 不振，一事无成。在一些大型党组织和社会阶层中道德水准普通下降，吃喝 之风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影响极坏。我到基层出差，看到那里有客必 请，常常大摆宴席，不顾来宾而自己狂饮。向客人赠送礼品总忘不了也给自 己留一份。很难相信，有谁到企业参观视察以后，其汽车后备箱中没有放进 参观“纪念品”。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经常提到他当时如何苦于接待 无数前去度假的客人、想方设法款待客人和馈赠礼品之事。
　　同破坏法制的现象作斗争是极其困难的。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在开会前， 发给每人一份梅杜诺夫抱怨检察院对库班人有成见的短信。书记处会议研究 了这个问题。我虽然知道很多书记倾向于支持梅杜诺夫，但还是天真地向戈 尔巴乔夫谈了我所了解的这位疗养区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戈尔巴乔夫听我讲 完后，一言未发。其实，他对所有这些事都是了解的，只是不想“插手”而 已。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时形势很糟糕，可见在这件事上苏联检察院多半 是对的。但是书记处成员，首先是苏斯洛夫，却并不想支持检察院。
这件事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且时隔不久，边疆区滥用职权、行贿受
贿之事就得到了确证。许多州和共和国都存在这些现象，这也是后来人民对 党失去信任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当时的形势要求党去探索扭转局面的途径，必须制定新的工
作原则，必须要有新的工作态度。

改革是如何酝酿成熟的


　　1981 年底，我同戈尔巴乔夫进行过一次坦率的谈话。那天天色已晚，他 请我去他那儿准备一个报告。他一边翻阅文件，一边谈论农业和全国经济中 的各种困难。我发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就把近几年思考的问题，一股脑儿 都同他谈了。我们谈到社全发展的新思想和新途径问题，戈尔巴乔夫也畅所 欲言，让我考虑一下应该吸收哪些人参加经济发展新思想的研究工作。当时 列出一个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名单，其中很多人都是我熟悉的，我还认识 一些思维敏锐的企业领导人。诚然，我当时曾提醒戈尔巴乔夫，同这些人经 常会见肯定会引人注目，而且，这样做是有阻力的，因为一般经济问题涉及 到政治局其他委员的职权范围，他们会用嫉妒的眼光来对待这件事，不愿意 让别人插手自己的事务。后来果然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同学者和专家的会见 还是开始了，而且这种做法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经常亲自或通过我邀请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工资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和许 多其他专家来谈话。总之，这样的会见很炔形成一种惯例，经济学家在米哈 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儿聚会成了一种独特的仪式，几乎所有经济研究所的
　　
所长、院士、高等院校著名学者都参加过这种会见。这也是一所独特的学校， 戈尔巴乔夫在这儿接受培训，了解情况，学会运用政治经济学术语。
　　当时农工综合体的形势继续恶化，戈尔巴乔夫对形势非常担忧。他在探 索一条至少能够达到中央三月（1965 年）全会以后那种效果的途径。此时， 他已不可能研究更多问题，农业工作者越来越明确地提出制定粮食纲领的主 张，筹备召开研究最重要的农业政策问题的中央全会。
　　这项工作很快便开始了，苏联农业部、国家计委的许多专家和列宁农业 科学院的学者承担了粮食纲领草案的起草工作。戈尔巴乔夫委托吉洪诺夫、 尼科诺夫和卢基诺夫院士对这一工作成果进行汇总。我认为，这是一项空洞 的事业，是用响亮的词句显示工作成果，是一项旷日持久和耗费精力的工作。 当时能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再次向农村投放资金，勾销债务，提高收购 价格。对此，戈尔巴乔夫同苏联部长会议，尤其是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进行 了顽强的斗争，他对财政部长说，如果把一部分钱用价格补贴的形式发给集 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比每年勾销他们的债务要好，这样可以促进商品产量的 提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无法达成共识。中央全会险些这样毫无结果地 结束，多亏了勃列日涅夫（当时斗争的实质已经涉及到他），他对当时任苏
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说： “我绝不空着双手登上中央全会的讲台。”
这才改变了形势，但是实际生活不久便证明，对农村来说，这种做法已
无济于事了。 同以往一样，到处寻找资金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购买粮食。1981～
1982 年，由于购买的小麦太多，震惊了世界市场，各国纷纷对此表示愤怒：
俄罗斯简直是在吃穷人的粮食。但是，事已至此，粮价虽然贵两倍，还是进 口大量粮食。按照当时的传统，外贸系统的工作人员由于这种业务而获得大 量奖赏，有的人甚至当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与此同时，我国和外国的轮船 却接连几个月停泊在那里，不能及时卸货，粮食在霉烂，有时又无货可卸。 当时根本不考虑钱，人们既然得到奖励，也就不能把那些不是用最低价 格购买来的粮食在变质和霉烂、大批粮食被毁掉的事讲出去。特工机关经常 向领导汇报这些情况。所以讲话是要担风险的，而不说话是最保险的，否则
就有可能蹲班房。那些真正犯罪的人却可以逍遥法外。
　　1982 年秋天。统计结果表明，本年度粮食还是不够。戈尔巴乔夫把全部 精力投入到农业问题中，他在思考如何再次从国外购进粮食，如何搞外汇。 这是他担任主管农业问题的中央书记的第四个年头。他越来越清楚，他根本 无法改变农村形势，无法摆脱向同外购粮的事实。此外，戈尔巴乔夫开始意 识到，农业政策的失利将会永远葬送作为政治领袖的他。因此，他千方百计 地摆脱面临的问题，让世入关注他的创造活动。戈尔巴乔夫热衷于公开演讲 和发表文章。因此，当新闻社来约一部书稿，要说明我国的粮食消费水平已 经达到或接近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而获得的热量已超过这些国家时、 我实在感到惊讶。
　　的确，几十年来，国内的粮食生产发生很大变化。许多世纪以来，每逢 歉收，俄罗斯都发生饥饿现象。本世纪也有过这种情况。地主、大粮商把粮 食卖给欧洲，而俄国人却在忍饥挨饿。这是事实，不应该掩盖真相。但是， 如果说形势已经改观，粮食纲领将会把福利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至少是把 愿望当成了现实。至于把我们的饮食水平同英国相对比，这类问题最好别谈。
　　
　　我把这些想法部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可他仍然让我写书。我只好收集资 料、研究文献，同时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多地让我参 加起草会议文件的工作。
　　我越来越惊奇，戈尔巴乔夫工作时间那么长，他阅读大量资料和各种文 件，并能记住很多统计数字。他能够自如地运用从专家和学者那儿听到的东 西。那些年，戈尔巴乔夫成长相当快，即使是在自己最不内行的文化工作方 面他也有很大进步。他家好像把接触文化当作一项任务，夫妇俩每月总要看 两三场戏，参观莫斯科周围“金色环线”上的名胜古迹，但他很少谈这些事， 通常不同别人交流观感，对演员的表演也不作评价。总之，家里的事和一般 人际关系，他们是从不对别人讲的。生活中的主要任务是 9 时上班、21 时下 班，努力工作，争取升迁，得到承认。
　　戈尔巴乔夫仍然十分注意自己的外表，常换西服，挑选衬衣，时髦的领 带和考究的皮鞋。他这么讲究衣着常使我感到惊讶：工作这么繁忙，还能每 天换领带，没忘让领带同衬衣和西服相配套。透过这一切，我仿佛看到一个 穷孩子因内心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渴望补偿这一切的心理。
　　1982 年 11 月初，党中央内部形势紧张到了极点，国内局势也令人十分 担忧。虽经多方面努力，政治局许多决议仍被束之高阁，得不到贯彻落实。 人们对一切都不信任，盲目等待着发生重大变化。
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已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
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地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 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 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 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 论和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 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
岁月无情地改变着人们。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和 1964 年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时的勃列日涅夫，他身材魁梧，体魄健壮，开 朗，风趣，能背诵很多诗歌，爱说俏皮话，经常妙语连珠，是一位真正的乐 天派。
1965 年，当乌斯季诺夫当选苏共中央书记时，勃列日涅夫出人意料地从
自己办公室出来，下了两层楼，特意去看看乌斯季诺夫的新办公室安排好了 没有。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大家看到这一切，都为总书记的民主作风感 到欣喜。据他身边的人讲，当时勃列日涅夫非常平易近人，经常给自己的战 友、各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打电话。他对自己身边的人
——助手和秘书们非常宽容和友好。早年在哈萨克工作时，每逢到野外游玩 时，总要带上助手和警卫人员的家属。直到生病前，那些战友可以随时来看 他。
　　但是，由于疾病缠身，年老体弱，他衰老了。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身体状况，仍然担任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等多 项职务，但实际上这些职能都多半由他身边的人去履行。
　　对作战奖励的追求成为他的一种癖好。熟悉勃列日涅夫的人向我讲述过 一件事：在他生前的最后几个月中，当得知准备授予他的不是苏联英雄“金 星奖章”（他不久前曾得到过这种奖励）而是勋章时，他竟哭了起来。于是 有关人员只好临时作调整，宣读一份似乎早已拟就的最高嘉奖令，尽管此前
　　
的决定根本不是这样的。 他服用大剂量安眠药，这对党和国家来说也是一种不祥之兆。我不敢肯
定那是毒品，可有些专家说，它们的药物作用是相似的。服药后不久，他便 陷入一种呆滞状态，这的确是事实。开始时，医生想借药物来改善他的自我 感觉，但很快他就对兴奋剂上瘾了，且成了一种经常性的病态行为。列昂尼 德·伊里奇向医务人员要的剂量越来越大，医生多次告诫他，这种药对身体 有害，甚至还尝试着用形状和颜色相似、但不含毒剂的药片来蒙混他，但他 竟像猫逐腥味一样追求真货。大概后来他终于识破了蒙混他的办法，于是开 始通过其他途径搞药。安德罗波夫让保安人员把他口袋里多余的药都掏出 来，并监视他服用什么药。可是，勃列日涅夫又开始从外交和外贸部门的工 作人员那里搞药。后来、谢洛科夫、茨维贡、吉洪诺夫等对他唯命是从的人 都帮他搞药。周围的人都能看到总书记这种昏昏欲睡的半麻木状态。
　　其实，远非所有的人都真心实意地关心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健康，他的战 友们需要的是一种象征。他们联合起来拥护他，甚至处心积虑地吹捧他，提 高他的威信。我在中央农业部工作的同事们向我讲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对待 给他起草的报告的态度，通常同一题目的报告要起草两个，有时是三个。起 草工作结束后，勃列日涅夫把写作班子召去，他先问，哪个报告写得短，然 后给他读一遍。他自己不喜欢阅读，也很少提意见，一般总是最短的讲稿入 选，于是总书记便拿着报告登上讲台。勃列日涅夫有时表扬讲槁和报告的起 草人，并经常送些有纪念意义的礼品以示感谢。有一次，维·格·阿法纳西 耶夫让我看一块瑞士手表，金黄色的表壳，后盖上刻有勃列日涅夫的赠言。 人们都以此为自豪，这是对共同工作的最好纪念。
有一次，为戈尔巴乔夫起草报告的人提醒我，戈尔巴乔夫最好能见见写
作班子，对他们几天来的繁重劳动表示感谢，也算是一个纪念。戈尔巴乔夫 拒绝了。于是我请他在几份印好的报告上签字，送给那些为报告付出心血的 人。他不情愿地拿起四份材料，草草地写上：“??同志惠存。戈尔巴乔夫。” 很难想象有比这种做法更糟糕和更无礼的事了。当我不好意思地把小册 子发给大家时，许多人不满地开玩笑说：没头没脑地惠存什么呀！好像是表 示尊重，实际上并非如此，看来是对报告不满意。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请
总书记在起草的报告上签字了。
　　勃列日涅夫在性格上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当然，他支持和提拔许多人到 领导岗位上并不是根据他们的业绩，这是事实。但是，他总能讲些让人感到 温暖的话。据说，他时常真诚地关心下属的家务事，人们时这种关心很重视。 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拥护他，这不是偶然的。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经常不 断的关怀、频繁的电话问候赢得了众人的心，人们感觉到，有人惦记自己， 相信自己。梅杜诺夫因越权等严重错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受到严肃批评 后，勃列日涅夫很快拨通克拉斯诺达尔的电话，对他说：
“你别背包袱，不要对这些事太在意。好好干吧。” 这是我到边疆区时梅杜诺夫亲口对我说的。梅杜诺夫在中央书记处会议
上受到批评和警告一事对当地大多数党员还是保密的，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 道勃列日涅夫给他打电话支持他的事。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这样做，他知道， 这样做会使领导干部忠于他。正因为如此，他的地位才那样稳固，他才能那 么长时间地掌权，领导干部们才那样热爱他。不过，这一切要做得恰到好处。 我记得，1974 年全国庆祝开垦生荒地 20 周年，所有共和国领导人、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