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都来到阿拉木图。召开庆祝会的头天晚上，人们在等待 勃列日涅夫的到来。飞机抵达前两小时，人们就来到机场，在“伊尔—62” 飞机降落前，身穿春装的党、政领导人就已冻坏了，他们不时地用手搓着耳 朵。3 月的阿拉木图，春寒料峭，天气很冷。站成一个巨大方阵的领导人在 焦急地等待着飞机的降临。当飞机着陆，滑向欢迎人群时，天已经黑了。勃 列日涅夫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走出机舱，在随行人员的搀扶下缓慢地走下舷 梯。他同库纳耶夫紧紧拥抱，同这位忠实的老朋友热烈亲吻。随后便是同众 人的热烈拥抱和亲吻，许多人享受到这种殊荣。
　　我认为，我们领导人热衷于亲吻的这一细微特点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宝 贵遗产，它曾像香港流感那样很有传染性。当时所有的人，中央书记、州委 和边疆区委及区委书记们、集体农社和国营农场主席、工厂厂长、建筑工地 负责人、退休人员和青年等都开始运用亲吻这种问候方式。就连从前只是握 手问候的老朋友，现在也用同志式的亲吻来互致问候，共享这种交流带来的 愉快。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这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令人难忘的事例之 一。这种风气迅速蔓延，很快便席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直至东方的蒙古、 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我不敢说，西方领导人的拥抱礼节不是产生于俄国这 块土地，但是这种礼节已经渗入美洲和非洲。白色人种、黄色人种、黑色人 种、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佛教徒和无神论者都接受了亲吻这种礼节。
戈尔巴乔夫也掌握了这门朴素的艺术，他喜欢向人们显示自己平易近人
的作风。好像所有领导人都忘记了那些正常的习惯，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 为了证明，只要有指示，他们什么都能学会。
勃列日涅夫及其家人还热衷于收送礼物，当时总书记收到的礼物数不胜
数。赠送礼物的传统是通过国际交往传到我们这块罪恶土地上来的，并且立 刻找到肥沃土壤，发展到顶点。况且，谢德林和果戈里时代官吏的习惯在我 们这里还没有绝迹，像亲吻一样，大家又开始交换礼品。勃列日涅夫及其一 班人每逢出行，必带大批礼品，从手表到金银饰品、香烟和器皿。中央办公 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曾向我讲述给地方领导人和外宾送礼的情况，礼品 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出行乌兹别克、给共和国所有领 导人都准备了礼物，包括他们的副手、副手的副手、助手、速记员、打字员， 甚至包括给速记员开车的司机，为此花费数十万卢布的经费。
我好奇地看着那个时代的各种货单和清单，不由得为这些工作人员的远
见而惊叹。既然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能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那 就不能责怪地方官员了。他们回赠的是贵重的胸花、宝石项链、戒指、配有 金银枪套的手枪、各种黄金饰品及其它贵重礼品。这些礼品多半没收进国库， 当时也不时兴把这些小玩艺儿上交国库。相反，却从国库中按废金银的价格 拿出大量珍宝。估计国库工作人员也会这样慷慨地对待人民财产，不过这只 是猜测而已，要弄清实情，需要时间。
　　1976 年底勃列日涅夫 70 岁诞辰时，掀起一阵送礼高潮。外国使团知道 总书记的嗜好，纷纷向他赠送厚礼。地方领导人也不甘落后。无需把他们赠 送的字画、手表、各种纪念杯、高档电器等礼物一一列出，我也不可能知道 得一清二楚。但我想谈谈其中一件礼品的命运。这里说的是一只巧伦杯—— 雅库特人喝马奶用的传统器皿。雅库特人打算向勃列日涅夫赠送一个别人做 不出来的礼物，而这个礼物又能反映出雅库特人的能力和慷慨。巧伦杯是俄 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阿莫索夫制作的，他为此花费一个多月时间。他用一块
　　
罕见的毛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珠宝。把五块纯 度极高、总重量近 12 克拉的天然钻石送到首饰厂进行加工。莫斯科的工匠承 担了这项工作，他们用五块钻石磨出六块来，还把一些碎钻石进行再加工， 镶嵌成 12 朵玫瑰。莫斯科首饰厂还为这只杯子制作了一个三脚底座和精制的 保护箍，用银子铸出六个漂亮的边框，每个边框上镶一块钻石。上面的三个 边框还在钻石和玫瑰中间各镶两块石榴石——红色宝石。苏共雅库特州委第 一书记契里亚耶夫把巧伦杯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但是，据说在礼品展览时没 有人见过这只巧伦杯。勃列日涅夫把它拿回家去了。
　　如果党中央和中央书记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不派人寻找这个贵重的礼 物，那么巧伦杯现在恐怕还在勃列日涅夫家里。它现在已归国家所有，但愿 它能保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
　　到处流传着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恶化、他每到一处都要收送贵重礼品的 消息，舆论震惊了。只有这些传闻中的主人公还被蒙在鼓里。正如医生说的 那样，他虽然活着，但已不太清楚周围发生的事了。因此，一次十月革命节 过后，一位在国家计委工作的老同事打电话问我：“听说勃列日涅夫死了， 是真的吗？”我当时很惊讶。首先，我不知道此事，可他却说得十分肯定。 其次，听到这样的传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这一次关于勃列日涅夫死亡的传闻不是假的。1982 年 11 月 10 日
早上 8 时至 10 时之间，勃列日涅夫在床上静静地去世了。当副官进去想叫醒 总书记时，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虽然他很久以来一直患重病，但不知为 什么保安人员和医护人员既没让医生，也没让护士守在他身边。于是，警卫 人员开始进行急救，在勃列日涅夫宽大、苍老的胸部作胸外按摩，但已经晚 了。及时赶到的急救人员只不过来确诊总书记已经死亡而已。勃列日涅夫在 扎列契耶别墅那间面积不大、不太舒适的房间里去世了，这个别墅距离环形 公路开车只需五分钟时间。
晚些时候，我参观了这座别墅。别墅外表很普通，房子低矮，有二层楼，
内设几个小厅和一间会客室。因旁边加盖了一个游泳池和桑拿浴室，建筑物 才显得长些。同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别墅相比，这个别 墅是相当朴素的在一层，除前厅外，是一个 50 平方米左右的餐厅，通向二楼 的楼梯很陡。二楼有几间卧室，每间约 15～18 千方米，带一个小卫生间，天 花板很低。这里通常住的是他的孩子和孙子们，有时勃列日涅夫夫妇也来这 儿住。
勃列日涅夫的卧室稍大些，但无法同福罗斯别墅相比。勃列日涅夫的办
公室也不算大，约 20～25 平方米，有一张很平常的办公桌，沿墙摆着书架， 还有一张不太大的双人沙发。桌旁放着电话，他可以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某 些领导人直接通话。
　　书架上放的多半是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的书籍，还有许多赠书、影集、 各种印刷品、关于 18 集团军作战经历的小册子、《小地》和其它反映他生活 和工作的书籍。各房间都笼罩着一股凉气。这儿的一切都说明，主人在这里 只是临时居住。最令我惊奇的是那套公家提供的家具和冰凉的四壁，可见住 在这所房子里的人，从勃列日涅夫到他的孙子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迟早得离 开这儿。
　　我在这些空房间里转了一圈后来到楼下，我在思索，在这种充满官味、 冷冷冰冰、没有一点人间暖意的气氛中，一个人能感受到哪怕瞬间的幸福吗？
　　
我得出结论：不可能。 另外，一个多年来代表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人物——他并非一贯正确，
有时可能也犯错误，但他毕竟为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作出一定贡献——为什么 会被后人遗忘，被人嘲笑，成了马戏团小丑似的人物呢？不错，勃列日涅夫 是有缺点，存在一些让人惊讶和愤恨的方面。可那些在总书记面前欢呼雀跃、 顶礼膜拜的人当时为什么不讲话呢？那些应该向年迈的领袖、向中央委员和 人民讲出实情的领导人都到哪儿去了？不正是那些掌握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怯 懦的佞人把我们国家引到绝路，不正是他们应该对这个大国发生的一切承担 主要责任吗？现在，勃列日涅夫不在了，他们又争先恐后表白自己当初多么 勇敢并且始终表现得很勇敢，开始咒骂自己的偶像。他们向人民隐瞒真相， 他们多么没有原则性，精神多么贫乏呀！如果有道德怯庭的话，那么首先应 该审判这些懦夫和走狗、骗子和小人。
　　勃列日涅夫生前的战友会对我说，今天谈勇敢当然容易啦，可那时你能 反对总书记吗？我同意这种观点，即能够这样做的人是勇敢的人，正直的人。 但是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保持沉默，谢列平就没有隐瞒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叶戈雷切夫也表过态。当然，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被逐出各级权力机 关，甚至勃列日涅夫死后也不让他们接触管理工作。我不想谈反对总书记的 那些人的真正意图是否都那么大公无私，但是，事关祖国命运和国家前途时， 直言不讳地说国王光着身子，这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官居高位的人的义务和 职责。
我当时明白了，与世长辞的不仅仅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
一个靠革命、战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培育起来的人支撑着的时代。作 为国家的下一代人，我们现在开始否定过去的一切，怀疑当时措施的合理性， 论证当时应该怎么办。当然，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历史，显然是错误 的。历史不仅仅是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伟大人物创造的，历史是由千百万 人生活中许多变幻莫测的因素构成的，后人感受不到，也考虑不到这些因素。 这正是父子之间、两代人之间和不同时代之间永远存在矛盾的原因之一。因 此，新一代人没有权利在道德上谴责自己的先辈。我的这番话当然不包括那 些使无辜的人惨遭迫害的大镇压的罪魁祸首。这也不是为彼得大帝和斯大林 辩护。
奇怪的是，有的人总想教训前辈，指责他们急于搞集体化。有的人总是
说，应该看到希特勒在备战，不应该为攻克柏林或布达佩斯、布拉格付出那 么多血的代价。很遗憾，有些人是居心叵测的。有的人今天还在惋惜，德国 人怎么没有摧毁我们的国家？怎么没有摧毁人民同法西斯洛血奋战保卫的那 个制度？他们也不想一想，那时他们还没出世呢。对法西斯恐怖的无数牺牲 品，他们却缄口不言。
　　我是在中央前总书记空荡荡的餐厅里作这番思考的。当年总书记的家人 和朋友曾在这里聚会，现在人去楼空。据说，这幢别墅准备送给儿童组织或 退休人员组织。当时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几年之后在这里安营扎寨的是一家 象征新潮流的公司或工业协会，它们花钱雇莫斯科特警来担任警卫工作。
　　莫斯科在同勃列日涅夫告别。各报都套黑框登载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告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书，还刊登一些官方机构 发布的与勃列日涅夫逝世有关的其他资料。
与此同时，从 13 时开始，劳动者代表排着长队缓缓地走进工会大厦圆柱

大厅。我也同这支队伍一起来到这里。在高高的灵堂上，勃列日涅夫静卧在 鲜花丛中。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从旁边走过，好奇地望着这位生前无法走近 看的国家领袖。在昏暗的角落里，我看见勃列日涅夫的亲属身着丧服站在那 里。有时一些熟人走到他们跟前，表示哀悼。11 月 12、13、14 日都是如此。 这几天是全民哀悼日，学校停课。
　　11 月 15 日是送葬的日子。各地代表、各国使节前来为这位在生命最后 一刻离开人民的总书记、元帅、多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人送终。
　　1953 年 3 月，我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涌向安放斯大林遗体的圆柱大厅。 他走时也没有指定接班人。他身后一批领袖兼战友的人物，这些人不相信任 何人，只是庆幸自己仍活着，而这位可怕又可敬的人不在了。但是那时，人 们真诚地为斯大林的离去而哭泣，不论在他生前飞黄腾达的人，还是受尽迫 害和凌辱的人都哭了。这个奇特的现象成了我们的一份遗产，哲学家、历史 学家、社会学家应该去解开这个谜底。
　　为勃列日涅夫送葬时，除亲属外，没有人流泪。到安葬勃列口涅夫时， 接班人问题已经解决。我们消息闭塞的人民早就明白，通常情况下，谁是治 丧委员会领导人，谁就是死者的接班人。现在一切都大白于天下——接班人 是安德罗波夫。
但是，只有那些不太了解“宫廷”内幕的人才会觉得事态一目了然。其
实，在最终确定接班人之前曾有过一场短暂的、但十分激烈的斗争。勃列日 涅夫生前最贴身的人物——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及其一班 人，还有那些害怕发生剧变的人曾经跃跃欲试，他们密谋推举契尔年科为一 把手。但是，反对前克格勃头子、当时党内第二号人物安德罗波夫也是很难 的，是要担风险的。安德罗波夫在关于密谋活动的传闻公开之前就得知了有 关情况，因此，契尔年科的拥护者只好妥协、后退，而契尔年科则获得第二 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中央全会一致选举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如上所述，他曾是党内第二号
人物，苏斯洛夫死后他一直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担任多年 苏联克格勃主席的职务。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在知识界和军界有广泛的联 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共产党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曾任驻匈牙利大使， 后来主管同这些国家共产党进行联系的部门。他同许多国际问题专家、大使、 外交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苏共各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把手交往甚 密，任命他担任总书记并没有使人感到意外。不仅如此，许多人把这件事看 成是整顿国内秩序、严肃纪律、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一次机会，但也有不少 人对此心惊胆颤。选举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的中央全会开过以后，戈尔巴乔 夫非常高兴，好像他当选了一样。晚上我给他送文件时，他忍不住说：
　　“我同安德罗波夫是老朋友，两家关系也很好。我同他多次无拘无束地 交谈过，我们的观点一致。”
　　我想从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把安德罗波夫到高加索休假时同他的一次谈 话的内容摘录出来。他们谈了许多令人担心的情况，即政治局委员，首先是 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问题。这是 70 年代中期的事。当时戈尔巴乔夫对安德 罗波夫说：
　　“政治局里不能都是些上年纪的人。一座大森林里总是要有些小灌木丛 的。”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

　　“后来，当我被选进政治局时，安德罗波夫向我表示祝贺，并说：怎么 样，小灌木丛，好好干吧。”

升迁


　　从表面看，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仍然主管农工综合 体工作。但是，他对决策的真正影响力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此外，人们 发现，戈尔巴乔夫正慢慢地，但却日益明显地变成中央政治局最有影响的成 员，逐渐排挤党内第二号人物、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契尔年科。我是根据他经 常同安德罗波夫通电话、根据通话的内容、根据总书记经常给他安排一些超 越他的正式职权的工作发现这一点的。现在他越来越多地参与解决广泛的经 济问题、党的组织工作和人事工作问题，这使戈尔巴乔夫同契尔年科的关系 复杂起来。安德罗波夫不大喜欢契尔年科，但考虑到他背后那些人的实力， 还是把他推到前台。安德罗波夫喜欢同新人共事，把社会发展方面越来越多 的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交给他们处理。
　　应当说，安德罗波夫最不熟悉的就是组织和人事工作。戈尔巴乔夫对工 业和经济方面的干部也不熟悉，不得不经常求教于各方面人士。但是这些问 题需要解决，形势要求更新干部队伍。安德罗波夫越来越信任戈尔巴乔夫， 越来越依赖于他的帮助。1983 年开春的一天，戈尔巴乔夫问我是否知道苏共 托姆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我本人不认识利加乔夫，60 年代初见过 他，但对他的许多事是有耳闻的。
他曾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在当时成立的中央俄罗斯联邦局负责组织
和意识形态工作。据当时搞宣传鼓动工作的同志说，他是一个有魄力和好挑 剔的人。我的一些托姆斯克的朋友说，他当选州委第一书记后，州内发生很 大变化，这主要是利加乔夫努力的结果。他不仅关心经济问题，还关心文化、 教育和科学发展问题。
我把这些情况都向戈尔巴乔夫讲了。
戈尔巴乔夫说： “我早就认识他，我们一起去过捷克斯洛伐克。”
那时经常谈党的干部和经济工作干部问题。戈尔巴乔夫经常突然问起某
个人，大概是想核实一下自己的看法，了解一些新情况。一开始我对这类问 题没有特别在意，但是后来很快明白了，这些问题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大约
在 4 月份、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利加乔夫为党的组织工作部部长。这是苏共
中央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的部门，因为它主管几乎所有干部，不仅任命党的干 部，而且还任命许多其他部门的干部。
　　现在戈尔巴乔夫同利加乔夫一起负责提拔新人充实党的机构，为安德罗 波夫提供各种人事安排的建议。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自己需要的、可靠的 专家安排到党的关键岗位，尽管戈尔巴乔夫也经常讲没什么人可选拔。在党 的中层干部中，问题很复杂，苏共州委、市委和区委的第二把手大都是由一 些不内行的人担任的，而且年龄往往比第一把手还大。
　　“斯塔夫罗波尔的区党委书记比许多州委和边疆区委领导人还有能 力。”戈尔巴乔夫经常这样讲，并愉快地回忆他提拔起来的那些区委和区执 委干部。
他撤换了很多干部。有一次他说，他用半年时间把苏共区委书记全换了。

当然，他当中央书记时也依靠斯塔夫罗波尔的干部。我接触过这些人，的确 都很能干，有知识，有真才实学。
　　我到中央委员会戈尔巴乔夫这里工作后，又同亚·尼·雅科夫列夫恢复 和加强了联系，他出使加拿大后，这种联系曾一度中断。60 年代初我们就认 识，那时他在中央鼓动宣传部当督导员，我在中央书记伊里切夫办公室工作。 我们经常同伊里切夫接触，解决一些问题。伊里切夫很尊敬雅科夫列夫，总 是千方百计重用他，让他去解决一些最微妙的问题。
　　他当时处理的一件事至今仍是舆论关注的中心。1963 年，一位当年看守 和后来参与处决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契卡人员的亲属上书赫鲁晓夫。这位契卡 人员临死前留下遗嘱，把当年处决罗曼诺夫家族的两支左轮手枪交给国家领 导人。一支手枪给赫鲁晓夫，另一支给卡斯特罗。
　　赫鲁晓夫决定让中央鼓动宣传部处理这个问题。或许当时由克格勃来处 理这个问题更好，因为克格勃掌握更多的情报，有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或 许当时赫鲁晓夫想了解这件事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其后果，反正不管什么原 因，任务总归要完成，于是伊里切夫请雅科夫列夫来处理这件事。
　　雅科夫列夫很认真地把任务承担下来，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他把发生在乌拉尔的这场悲剧事件的所有参与者和目击者都召集起 来，当时很多人还活着。他请他们叙述事件的经过，把他们的回忆都用录音 机录下来。雅科夫列夫对处决和埋葬沙皇家族参加者的行为进行了认真的分 析，弄清了每个人所起的作用，各种事件的可靠性，他把有关结论和建议的 书面材料交给了伊里切夫。
1988 年他对我说，他把两支手枪交给了克格勃，其他所有材料、录音等
都在伊里切夫那里。我见过这摞文件，阅读过记录。文件中谈了沙皇家族被 囚禁期间的生活情况、每个人的性格和习惯、处决的原因、参加处决的人员、 埋葬的地点等许多内容。根据我当时的记忆，这个惨案不是发生在叶卡捷琳 堡，而是在彼尔姆某地，但我也可能会记错。
雅科夫列夫调查的所有材料都呈送赫鲁晓夫，但他好像对此不感兴趣，
或许作为中央第一书记无暇顾及此类问题，也许是不想接触历史旧帐。
　　1988 年，我开始对档案中的这些文件产生兴趣，因为我已预感到，许多 文章和书籍的作者已了解某种事实，迟早会把它们发表出来的。可我既没找 到录音带，也没找到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也许这些东西保存在其他地方， 也许出了什么事。总之，难以说清。
雅科夫列夫当时经常执行一些与他的工作性质无关的任务。其实，根据
工作性质他到底应该干什么，一开始也并不很明确，那时任命他为中央意识 形态部广播电视局局长，为此他找到我，指着我办公桌上的扬声器，夸张地 说：
“我除了知道这东西叫收音机以外，对广播和电视一窍不通。” 我们都笑了，但得出结论，认为这并不重要，他主要抓这个部门的政治
和内容方面的工作。事实果真如此，他很快熟悉了新的工作。勃列日涅夫上 台后，他被提升为中央鼓动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72 年他出使加拿大之前， 一直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有一次，雅科夫列夫从渥太华回国休假，我们见了一面。我们谈到国内 以及农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变化，雅科夫列夫让我劝说戈尔巴乔夫出访加拿 大；看看那里的农业。他认为加拿大的农业效益非常好，而且劳动方式也是
　　
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也认为，了解这个国家农工部门的情况对戈尔巴乔夫很 有益处，不久，戈尔巴乔夫接见了雅科夫列夫。这次见面后商定，雅科夫列 夫同加拿大政府商量以政府的名义电请戈尔巴乔夫访加。邀请电很快就发来 了，女德罗波夫尽管对出访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的一再坚 持下还是同意戈尔巴乔夫去大洋彼岸作一次短暂的访问。
　　这次访问对后来《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作者了解西方世界发生的一切， 子解关于国家发展的另一种观点，了解民主化、自由和公开性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戈尔巴乔夫同我交谈时说，在加拿大、雅科夫列大阐述了自己对苏联 和世界发展的看法以及振兴我们社会的途径。这次访问对雅科夫列夫后来的 命运也具有重要影响，戈尔巴乔夫出访之前，国内并没有急于调雅科夫列夫 回国。
　　可他早就想回国并为此作过不少努力，但是戈尔巴乔夫对加拿大的访问 并没有使雅科夫列夫实现立刻回国的愿望，此事需征得安德罗波夫的同意， 而安德罗波夫不知何故却对此事并不着急。一次，戈尔巴乔夫又谈起应该让 雅科夫列夫回国的事，并把他夸奖一番，安德罗波夫回答说：
　　“不错，这个人是很有头脑，而且下只一个头脑。因此应该权衡一下， 不要操之过急。”
安德罗波夫说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去猜测。10 年以后，当年在
情报部门工作的克留奇科夫才向我讲了一些关于安德罗波夫不想让雅科夫列 夫尽快回国的原因。
但是，戈尔巴乔夫坚持调雅科夫列夫回国。雅科夫列夫也在为回莫斯科
作准备。帮他促成这件事的还有一些老朋友，尤其是阿尔巴托夫院士，尽管 他们关系很一般。此事的原因可追溯到 70 年代初。
雅科夫列夫在可供选择的几个职务中看中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所长一职，这个职务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圈内始终是最有权威的。最近几 年，研究所所长是中央委员。
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和当时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的勃
戈柳博夫（雅科夫列夫找过他）的帮助下终于回到莫斯科，接受新工作。苏 联科学院考虑到他的贡献和所长的职位，很快选他为通讯院士，雅科夫列夫 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因此．后来领导改革、为改革进行意识形态准备并实际进行改革的人，
那时就已经联合起来了。 虽然很少有人知道，但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确实很糟糕，他经常住院，
身体衰弱得很厉害，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有一次，我在相隔几周后见到他时， 他的外表令我大吃一惊。他脸色发灰，两颊和双眼凹陷下去，但最突出的还 是他那副疲惫不堪的神态。15 年俞，我经常同他见面，那时他常来找伊里切 夫，处理一些他要办的事。现在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也许是说不出话了。他 从办公室出来向电梯走去，两个副官搀扶着他，他优伤地望了我一眼，消失 在电梯里。我想，这种健康状况是很难支撑工作的，但我确信，安德罗波夫 承提的新工作和重大的责任对他的健康状况很有影响。
　　我觉得，即使他想让我国经济发生重要变化，他现在也阐述不了自己的 观点、使它形成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了。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 建议总书记依靠雷日科夫。雷日科夫在十一月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并被任 命为重新成立的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最初，采取整顿秩序措施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加强纪律性，同贪污和违法现象作斗争、那时经常在影剧院、博物馆、 商店进行检查，发现有些官员在工作时间干私事。这种做法虽然持续时间不 长、但在当时相当有效。开始处理一系列贪污受贿的大案，克拉斯诺达尔边 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和苏联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被撤职，后来又被开 除出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被撤职。
　　但是这股热情没有坚持长久，而主要是没有触及造成经济停滞的内在因 素。安德罗波夫准备在这方面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大家都明白，时间对安德罗波夫是不利的。
　　戈尔巴乔夫曾说：“他在集体的帮助下制定了解决迫切问题的正确方法， 但是总书记既不懂生产，也不懂金融，而且不太熟悉经济问题。但一切又都 取决于经济。”
　　当时，苏共中央书记雷日科夫刚刚接手新工作，像通常说的那样，“尚 处在积累资金的阶段”。
　　1983 年底应该召开中央全会，按照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传统，全会要 总结一年的工作，提出今后解决问题的办法。安德罗波夫积极准备发言，助 手和顾问们经常到医院来。这本来应该是他的一次最重要的讲话，即总结一 年来的工作，提出今后的任务，但是健康状况使他无法作这次发言。开会前 几天他彻底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对戈尔巴乔夫说，他写一封致全会的信， 让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一个简短的发言。
安德罗波夫实际上是让戈尔巴乔夫代替自己在全会上发言，这是向中央
委员和党的工作者发出的重要暗示。 实际上，身患重病的总书记把权力的接力棒交给了自己这位年轻的、精
力充沛的学生，所有了解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内幕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不
过当时夺权斗争只是刚刚开始。
　　1983 年 12 月的一个早晨，戈尔巴乔夫紧急约见我，后来又请来雅科夫 列夫，让我们起草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稿。我们俩立刻像常说的那样，找来 “一块铁”，开始雕琢。文章写得不错，但是，这时的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完 全入道，还缺乏信心，十分紧张。他读了一遍发言槁，觉得不满意。我们作 了修改，加进一些话，但是戈尔巴乔夫把我们觉得很不错的方案一个个地否 掉了。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焦急，失去信心，他曾试图自己去修改和重写，但 后来终于明白，一稿不如一稿。夜已经很深了，他让我们最后定稿，并说早 晨一定要一切都准备就绪。我们干了整整一个通宵，发言稿终于写成了。戈 尔巴乔夫作了发言，他突出强调了后来在国内改革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那些问 题。这次中央全会后，拥护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都增加了，很多人认为戈尔 巴乔夫是一位好出风头的人，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知识，另一些人则全心全 意地支持他。
　　无论多么惋惜，安德罗波夫的日子毕竟屈指可数了。他实际上已经起不 来了，只能长期卧床。
　　1983 年 2 月，安德罗波夫的肾脏几乎完全停止工作，靠透析来维持生命， 但人工肾也只能允许他每周工作二至三天。请来国内外优秀专家为他治疗， 但是病情已无法控制。1984 年 1 月底，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并出现连锁反应。 戈尔巴乔夫整日愁眉不展，他感到安德罗波夫快不行了，同时心里也很 清楚，任何一位新领导上台都可能使他那些希望和计划落空。那时他经常说 些心里话，回忆自己在斯塔夫罗波尔开始从事共青团工作的情况，回忆那些
　　
一起劳动的同志。他还常常谈起他为边疆区，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专业化和集 体化方面所做的工作。
有一次他坦白地说： “我甚至以这个题目写过一篇副博士论文，还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
章。当时不知为什么对任何事都没有信心，国内各种各样的困难越来越 多??”
　　我对这个时期也记忆犹新，那时一些党的干部看到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 不佳，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为了在日后严厉的新领导上台掀起的波涛中 不被吞噬，于是使自己坐下来或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开始写论文。
　　这些想法又回到戈尔巴乔夫的记忆中，当然是有原因的。当时中央政治 局里恐怕没有人比戈尔巴乔夫更了解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真相的了，用他 的话说，他是安德罗波夫请来就国家发展的当前和远景问题进行谈心的少数 人之一。他经常回忆同利加乔夫一起去见总书记的情况。政治局委员、安德 罗波夫的那些老战友们无法理解，安德罗波夫为什么如此器重这两个新人。 而所有这一切又如同火上浇油一样，使戈尔巴乔夫同其他人的关系紧张起 来。
　　当然，关于戈尔巴乔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关系，我主要是根据戈尔巴乔夫 的谈话和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来判断的。后来，在安德罗波夫办公室工作过 并受到器重的同志向我讲了其他情况，他们的看法同戈尔巴乔夫关于他同安 德罗波夫的关系的说法有出入。他们说，首先，安德罗波夫并没有特殊重视 这位斯塔夫罗彼尔的农业工作者，而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能力去解决 一些复杂问题。对其他中央书记他也同样给予信任并委托他们去落实自己的 想法。安德罗波夫的战友们认为，这只能表明一个有能力的领袖和好的组织 者的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总书记像对待戈尔巴乔夫一样，也同党和国家其 他领导人会面和讨论问题。这里我想引用一下同安德罗波夫熟悉多年的 叶·伊·卡尔金的话。1994 年 6 月他在《独立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指出： “真是安德罗波夫帮助戈尔巴乔夫登上政治顶峰的吗？他死前真的留下政治 遗嘱，指定戈尔巴乔夫为自己的接班人了吗？对这些问题，我可以谈些情况。 在州一级党的干部中，戈尔巴乔夫当时是比较突出的，引起了经常到基斯洛 沃茨克休假的安德罗波夫的注意，这是事实。但是我不想这样简单地下结论。 选拔党的高级干部有一个复杂的多级程序，一个人的意见，哪怕是安德罗波 夫的意见，也不能决定问题。当然应该指出，戈尔巴乔夫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天赋，善于给人留下印象。
　　“我会让那些认为安德罗彼夫有某种遗嘱的人感到失望的。无论我，还 是安德罗波夫‘班子’中的其他成员，甚至安德罗波夫多年来特别信任的拉 普捷夫、克留奇科夫和沙拉波夫，都不知道有什么口头或书面形式的遗嘱， 尽管在安德罗波夫逝世前他们一直在他身边。
　　“报刊上说安德罗波失去世前不久对戈尔巴乔夫感到失望，不过我从未 感觉到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有什么特别亲近的关系，我只知道安德 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要求很严，像对待其他领导人一样，经常因工作中的疏 忽而严厉训斥他。我可以举一个事实：安德罗波大去世前不久在医院里最后 一次见政治局委员时，戈尔巴乔夫不在场。”
　　对此我要作些补充，我不知道安德罗波夫有什么遗嘱，这种传闻如果不 是误会，那就是有意“放出来”的，为的是给渴望得到权力的戈尔巴乔夫以
　　
精神上的支持。这个谣言到底是内部传出来的，还是外部造出来的，难以说 清。在各种政治力量积极抢班夺权的那个大动荡年代，经常冒出些荒诞的神 话，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莫名其妙。所谓遗嘱之说，只不过是杜撰出来的 谣言，这从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顶峰后极力贬低安德罗波夫的作用的表现中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而当时安德罗波夫确实已心力衰竭。
　　1984 年 2 月 9 日 16 时 50 分，安德罗波夫逝世。他走了，后人对他的评 价虽然有矛盾，但总体上是肯定的。没有人批评他，但是也很难说他取得了 哪些显著的成果，至多可以说安德罗波夫有过良好的愿望，树立了改革的里 程碑，但却无法实现这些转变，还应该指出、总书记的突然逝世震惊了全国 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又一位年迈多病的苏共领袖逝世也使党内很多有威望 的人对此提出疑问。一些中央委员找到我，不解地问道：
　　“难道当初不知道安德罗波夫患病吗？为什么政治局要把中央交给他？ 我们会失去人民信任的???
　　我能说什么呢？要是看到当时表决的情况就好了。但是大家，尤其是中 央委员们知道自己领袖的健康状况吗？当然不知道。这是医务人员和特工人 员严守的最重要秘密。而且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还有一个考验，一个更严峻 的考验在等待着全会、全党和全国人民。

令人担忧的时刻


　　红场上再一次默哀，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告别。所有共和国、边疆区和州 的领导人、各国代表再一次聚集到这里，向这个大国领导人告别，同时向即 将接替安德罗波夫掌管国家的人表示敬意和哀悼。
送葬的炮声惊飞了伊万大公钟楼上的鸽子，那些衣着单薄的外国客人不
适应俄罗斯的严寒，站在那儿不时地跺跺脚，搓搓手。时过不久，又将有令 人迷惑不解的一页历史翻开来，又提升一位患病的领袖，又是夺权斗争，又 是很快地过世。
我常想，一个人难道在死神就要降临时也不能节制自己的野心，不能为
国家的宁静和繁荣放弃力不从心的担子吗？我考虑这些问题时，对推举新总 书记的复杂斗争的所有内幕尚不十分了解。对契尔年科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 这件事，大家觉得很自然，因为他当时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是从另一方面 来看，这又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信号，人们不敢相信，这个同样体弱多病、言 语迟钝、呼吸困难的人会成为苏联共产党和一个大国的新领袖。
　　当这些想法在我脑海中萦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选举契尔年科为总书记 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根本不是在中央全会上解决的。在这类问题上，全 会只不过是为中央政治局“领导集团”通过的某项决议起装饰作用的。我所 以用“领导”二字，是因为党的最高决策班子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威 信、权力和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权提出新总书记候选人，许多人只不过 是在选举领袖时参与对候选人的讨论而已。
　　当时在政治局起主要作用的是乌斯季诺夫。那时他是领导机关中人事安 排的主要导演，某人能否进入中央政治局，能否领导国家管理的某个关键部 门，主要取决于他。
我了解乌斯季诺夫，早在 1956 年，我就应他的邀请同他共同工作过一段

时间，尽管那时我已经准备报考社会科学院。他请我帮助他“适应新工作”。 他当时当选为中央书记，主管国防工业和化学工业。我看见过他工作的情况， 那时他身体相当好，工作能力很强，这大概是战时锻炼出来的素质。乌斯季 诺夫每天早晨 8 点钟上班，常常夜里 12 点或更晚才离开。他的办公室里经常 不断有人来，召开大型会议，邀请大科学家、部队首长、设计师来商讨问题。 那时我有幸见到过图波列夫和米尔、科罗廖夫和切洛梅、巴尔明和扬格利以 及航天和国防工业的其他许多杰出的设计师和组织者，苏联人常常是几年、 甚至几十年以后才知道他们的名字。
　　在研究最重要的国防问题的会议上，对专家的与会是有严格规定的，决 不允许一个没有接到邀请的专家留下来参加下一个问题的讨论，或者提前与 会。有专人监视这项工作，我多次看到“多余的国防专家”被人从会议室请 出来。
　　当时的制度很严格，保密是工作成功的条件。而且当时在航天技术、飞 机制造的某些领域，苏联科学家确实超过美国，我们也确实担心有些东西被 人窃去，至少我当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很多设计师来时都带着大型图纸并 把它装在一个铅封好的包装筒里，有人还带来飞机、直升机、坦克、火炮和 导弹系统模型。
乌斯季诺夫主持会议既严厉又务实，给所有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但要由
他来作决定或请人准备决议案提交国防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审议。这样的会 议一般要持续开好几个小时，会后乌斯季诺夫常常留下一些设计师，同他们 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他还经常给各地打电话，有时不顾莫斯科已是午夜，还 往遥远的远东打电话。正是这些大量的工作奠定了现代国防能力和军工综合 体发展的原则和基础。乌斯季诺夫后来到国防部工作，得到了军界和国防工 作者的敬重和支持，使他实际上成为政治局、政府和国家的主要权威人物。 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去世后，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
就这样，当时正是乌斯季诺夫，以及吉洪诺夫和葛罗米柯支持契尔年科
出任党的领袖。或许当时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参加中央全会的人还 是遵守纪律，选举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其实，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 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第一书记来说，这是当时最容易接受的方案。安德 罗波夫短时间的统治使许多人感到害怕，害怕他的激进做法，害怕他改变和 修正勃列日涅夫方针的尝试，因此选举契尔年科为总书记正是他们所期望 的。契尔年科是一位与现存的党和国家权力制度血肉相溶的人物。
不言而喻，政治局的权威人士都明白，契尔年科年纪太大了，需要强有
力的支持。乌斯季诺夫在拥护他当选总书记的同时，又附带谈了另一个问题， 即让戈尔巴乔夫起二把手的作用。
乌斯季诺夫安慰戈尔巴乔夫说： “米哈伊尔，你干吧。我已经同他们商量好了，由你主持中央书记处会
议。契尔年科将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这个建议。” 契尔年科确实提出了建议，尽管吉洪诺夫和中央政治局有些委员提出不
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 登上大国政治权力的顶峰对契尔年科来说只是个人的胜利，是当时具体
形势使这个几乎无法实现的愿望得以实现。很难理解，一个 73 岁高龄、体弱 多病的老人竟决定迈出这么不明智的一步。他成为拥有千百万党员的政党的 领袖，成为这个大国危难之时的领袖，用正常心理是无法理解这种决定的。

对于契尔年科同意当选总书记的这个举动只能解释为缺乏现实感，有太强烈 的、甚至在垂暮之年还这么强烈的权力欲望。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 契尔年科是在战友们的劝说下才占据这个职位的，以便不让那些有可能改变 力量对比和当时政治局许多人制定的传统方针的人上台。
　　不管怎样，契尔年科成为新政治领袖对于那些害怕安德罗波夫采取的行 动的人来说是一件令人欢快的事，因契尔年科上台而欢欣鼓舞的人不仅是他 身边的助手或勃列日涅夫思想的信徒，许多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和经济工 作者、著名文化活动家和意识形态机关干部也对这个结局表示满意。这些人 中有一些是大把大把往自己袋里捞钱的影子经济的代表人物。
　　契尔年科开始领导苏共，很快又开始领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他明 白，应该有所作为。他试图尽量采取积极的立场，但是由于没有自己“成熟 的”纲领，当时政治生活又回到老路上，契尔年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继续充 当勃列日涅夫的影子，落实中央、部长会议、国家计委、各部和主管部门提 出的决议。契尔年科尽管职位升高了，但仍然只是他人建议的执行者和传达 者，他根本不可能成为新思想的创造者，即使在年轻时他也未必能做到这一 点。契尔年科的理论修养不高，工作经验也局限在意识形态部门，他从未领 导过州党委、苏维埃机关或经济机关。当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任职时， 契尔年科得到勃列日涅夫的助手的帮助。勃列日涅夫到莫斯科后，契尔年科 也得到过他的帮助，因此对勃列日涅夫周围的人来说，他即使当上总书记也 仍然是“科斯佳”①。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政治局决定把他的助手们留在中央机关，为此中央
书记处成立了一个专门顾问组。这个顾问组没有什么特别任务，也没有人向 他们请教和咨询，但是由于这个顾问组的地位是独立的，加之他们又了解许 多人事任命和职务升迁的内幕，所以，勃列日涅夫助手们的处境日益不妙起 来。我是这个顾问组解体的目击者。1985 年底，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诉契尔 年科，有个助手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和安葬的日子里曾在莫斯科郊外一个狩猎 场寻欢作乐。
契尔年科建议：“我看应该严肃处理这种荒唐行为。起草个决议，让他
退休算了。你看怎么样？”契尔年科问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 “我同意。应该结束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了。”
其实，事情过去快两年了，还提及此事并进行处罚，这未免不合情理。
但是总书记的决定是不容争辩的。于是，这位曾帮助契尔年科升迁的人被毫 不客气地打发退休了。随后又有勃列日涅夫的几位助手步其后尘，顾问组随 即被解散。现在中央机关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新总书记和其他领袖是如何登上 权力顶峰的了。
契尔年科在当上总书记后的几个月里曾表现出积极性，召开会议，会见 党和经济机关的领导，准备发言，接受采访。从 1984 年 2 月 13 日到 12 月份， 契尔年科发表 80 多篇各种材料和讲话，后汇编成文章。这里有悼念安德罗波 夫逝世的讲话，获奖时的讲话，节日贺词，同政治活动家的谈话。这也是他 工作的最主要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人们是在他就任总书记一年之后才知道 的，而从一开始人们就期待着他的行动却一直没有出现。



① 科斯佳是契尔年科的爱称。——译者注

　　契尔年科上台后，戈尔巴乔夫变得沉默、忧郁和不安起来，大概他内心 深处是想当党的领袖。这是可以理解的。戈尔巴乔夫比契尔年科年轻，受教 育程度高，虚荣心强。现在他又得排队等待，为他人火中取粟。
　　与此同时，任命戈尔巴乔夫为第二书记的问题则进展缓慢。好像契尔年 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将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这就意味着 他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是，中央政治局并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因 此中央政治局开会时他仍然坐在老位置上，他没有被邀请坐到总书记的右 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对面。戈尔巴乔夫对此非常不满，经常忍 不住在小圈子里说些关于总书记和所有政治局老头子的风凉话，他对这种含 含糊糊地承认他为第二号人物的做法感到非常生气。他经常同乌斯季诺夫长 谈，发泄自己的不满。乌斯季诺夫支持他并劝他说：
“好好工作吧，一切都会安排好的。我同契尔年科再谈谈。” 但是契尔年科对他的态度仍然含含糊糊。吉洪诺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极
力反对任命戈尔巴乔夫，他们把他看成是对宁静生活的严重威胁，千方百计 地、有时甚至用卑鄙的手段贬低他。他们不能容忍戈尔巴乔夫在安德罗波夫 时期地位上升的事实。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至乌斯季诺夫忍不住在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坐到新位置上。契尔年科好像突然醒 悟过来，也跟着批准了这件事。仍持不同意见的葛罗米柯和许多其他人看到 任命第二书记的事已成定局，只好随声附和起来。只有吉洪诺夫没有改变立 场，他在结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治局委员任职前，始终对戈尔巴乔夫很 反感。只是一年半以后，他退休时，才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悔过书，说明 自己的立场并表示歉意。大概他后来对自己的这个做法又感到懊悔。
戈尔巴乔夫向党的领导干部介绍了这封悔过书，他对这位几乎断送他前
程的人的忏悔非常满意。 总而言之，一直令戈尔巴乔夫担心的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他甚至面
目表情都发生了变化，增添了几分滋润。戈尔巴乔夫又开始更加精力充沛地
工作起来。 但是还有些令人不悦的限制，书记处会议日程仍然由契尔年科办公室确
定。并非所有问题都拿出来讨论，总书记常常在许多文件上写上意见，决定
了问题的解决办法。戈尔巴乔夫把所有这些不快都归罪于契尔年科的助手， 他没有宽恕他们，这些人后来不是被逐出苏共中央机关，就是被安排到一些 无关紧要的工作岗位。现在就剩下一个不顺眼的人了，他就是安德罗波夫和 契尔年科的助手沃尔斯基。戈尔巴乔夫虽然不打算把他赶走，但总不善待他。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其他会议上，他经常以挖苦的语调批评他，有时一连几 个月不同他讨论重要问题，把他派到热点地区，指望他完不成任务。我想， 沃尔斯基对所有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可以用亲身经历对戈尔巴乔夫作出 评价。戈尔巴乔夫拒绝接见沃尔斯基，在卡拉巴赫工作期间不让沃尔斯基休 假，而且这些都是以粗暴的、有时还带有侮辱性的方式干出来的。有许多次 我不得不为沃尔斯基工作受到的评价鸣不平，为他的请求受到拒绝而做些工
作。
　　当时还存在其他困难。契尔年科上台后，忠于勃列日涅夫的势力活跃起 来，许多因行为不轨而名誉扫地的年迈领导人又企图卷土重来。有些近来在 全会上一直坐在后排的人开始挪到前排来了，其他一些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失 去影响和权力的领导人也活动起来。
　　
　　有些新闻记者把自己的前途同“某个人”联系在一起，指望靠这个人得 到提拔和任命，于是得到契尔年科支持的人开始频繁在报刊上出现。机关中 的官吏们也兴高采烈，有人竟然在机关党的会议上公开主张勃列日涅夫的方 针不能改变，政治路线要保持连续性。一些搞艺术的知识分子追随契尔年科， 把自己的事业同他紧紧连在一起。总之，一切又好像回到“美好的过去”。 新总书记首先搞的一项工作是召开苏共中央机关会议。会议于 1984 年 3 月 6 日举行。契尔年科和各部负责人一起在五楼会议室召集了这次有 150 人参加 的会议。契尔年科在发言中表示他既是从这个机关出来的人，也是这个机关 的靠山。为感谢这些党内官吏的鼎力相助，他发挥了这些官吏的作用，开辟 了机关工作新领域。当时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恐怕是党的领导的最强有力部 门，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基层上来的，了解生活，非常能干，而且忠 厚朴实，但是现存制度把这些人变成了执行领导决议的机器。共产党员大军 中，大多数人都是以真诚的态度加入苏共的，对于领导这支大军的全部奥秘 只有再过若干年后才能作出真实的评价。通常这是一些有才干、忠厚朴实的 人，他们并不了解“上面”发生的全部事情。
　　3 月底，契尔年科参加农工综合体问题经济会议，4 月在中央全会上讲 话，后来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并当选为主席团主席。晚些时候， 他接见了莫斯科镰刀和锤子钢铁厂的工人、作家和人民监察员，这实际上就 是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其他会见均在颁奖、各种访问和招待会期间进行。
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影响、但是他感到同总书记的隔阂越来
越严重，他很少参与解决重要问题，也感受不到同安德罗波夫工作时已经习 惯了的那种信任。为此，戈尔巴乔夫很着急，他努力改善同总书记的关系， 但是效果不佳。我上面谈过，戈尔巴乔夫同苏联部长会议也缺乏相互间的理 解，戈尔巴乔夫经常讲自己受到孤立、他逢人便说他是忠于契尔年科的。
时隔不久，我了解到，利加乔夫受戈尔巴乔夫之托同总书记谈了一次话，
他是来说明戈尔巴乔夫的忠心的。不知是由于这次谈话，还是由于其他原因， 契尔年科的冷淡态度有所缓和，戈尔巴乔夫开始经常同总书记见面。尽管还 有许多限制，但是他开始坚决地贯彻契尔年科的“思想”。他当时曾向我表 白：
“昨天见了契尔年科。我同他说了，不管有人怎样诽谤和挑拨我们的关
系，我都会积极支持他，竭尽全力帮助他工作。” “党内不能闹纠纷和散布谣言。我会同总书记很好合作的。” 戈尔巴乔夫认为，他的这番表白是一张王牌，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认为他
想夺取最高权位的人。我不知道他说这番话有多少诚意，但实际上他并没有 全力支持总书记，也不可能尽全力去支持总书记，因为这里冲突的不是两个 人，而是两条路线，走契尔年科的路线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自我毁灭，那等 于说他们理解和处理问题的水平是一样的。
　　我把这个想法同戈尔巴乔夫讲了，他像通常一样没有说话。听而不闻， 问而不答是这个人的特点。有时他说“不”的时候，往往是同意采取行动。 我时常发现，他虽然对有些建议或思想不表态。但并不是不重视，过一段时 间，这些建议或思想往往在戈尔巴乔夫的行动中反映出来，不过已成为他的 思维成果了。有些思想往往要过一两年后，直到他意识到了的时候，才以他 个人意见的形式反映出来。戈尔巴乔夫利用他人思想的本领简直达到天衣无 缝的地步。但是没有人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大家都清楚，他这种地位的
　　
人大概就应当如此。 戈尔巴乔夫管辖的工作范围又开始扩大，除农业外，他还主管化工、轻
工、商业，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参与安排党和 经济工作干部。他想控制所有新干部的任命，我是从他的一次讲话中发现这 一点的。戈尔巴乔夫对利加乔夫经常越过他直接同契尔年科解决于部问题从 内心深处表示不满。
他曾痛心地说： “也不商量商量就往‘那儿’跑。我真没想到利加乔夫会这么为事。” 但是他很善于克制自己，一开始还努力同利加乔夫搞好关系。他把一切
都埋藏在内心深处，一旦有机会就立即剥夺利加乔夫对许多人事问题的决策 权，把这项工作交给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执委会主席拉祖莫夫斯基。但这 是后来的事。1984 年年中，戈尔巴乔夫在中央机关开展了相当积极的工作， 他自己做的工作很多，并且也强迫其他人这样干。他自己决策的事情越来越 多，他工作态度粗暴、严厉，常常不讲究方式方法和语言措辞。
　　这个时期，契尔年科的病情急剧恶化，大家都清楚，他的生命维持不了 很久。契尔年科讲话越来越不清楚，说话句子很短，经常气喘吁吁，并憋得 面红耳赤。他越来越难以同人交谈和会见领导人，尤其是会见外宾了，更何 况解决社会提出的那些复杂问题！他对许多文件看也不看就签上字，听来访 者谈话十分吃力。人们同他会见后走时都非常沮丧，越来越多的党和经济工 作领导人去找其他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解决问题。有时也有熟人到我这儿 来，当然总免不了要进行一番坦率的交谈。
中央委员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分成两个阵营。最守旧的那部分人仍然追随
契尔年科，他们知道只有同契尔年科在一起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因为他的 立场符合他们的愿望。而另一些有工作能力和惯于看风使舵的干部则向戈尔 巴乔夫和其他相对年轻的领导人靠拢，他们中许多人围着戈尔巴乔夫转，用 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是围着他“跳波尔卡”。在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干 部队伍的这种分化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败坏了本来就已跌入低谷的党的威 信。经济情况再次恶化，农业又一次滑坡。大吃大喝之风又时兴起来，这很 像未日来临前的寻欢作乐。

巨变前夜


　　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仍然不明确、不稳固。契尔年科周围的人非常害怕戈 尔巴乔夫地位上升，千方百计贬低他在党内的作用。契尔年科患病期间，仍 然不让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会议，按理说，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领导人 也可以主持政治局会议，党内许多年来一直有这个传统。而现在政治局会议 一拖再拖，拖得时间太久时，契尔年科才在最后一刻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 让他主持会议。这种做法使戈尔巴乔夫非常气愤，他没有做好主持政治局会 议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所有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所以他认为这是 成心安排的，为了让他难堪，证明他没有能力。但是，戈尔巴乔夫能冷静地 对待这件事，最终他还是满意的，因为他终于能够主持会议并坐到主席的位 置上来了。
　　当时哪些问题拿到会议上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由契尔年科的助手和中央 总务部部长勃戈柳博夫确定。考虑到契尔年科的身体状况，政治局会议议程
　　
一般都不长，重要的问题不提出讨论，或者不展开辩论，像在勃列日涅夫时 期一样，会议一般开 30～40 分钟，通过一些准备好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当时 主持政治局会议也没有改变惯例，不过他已经在努力强调问题的深度和解决 问题的难度了。
　　很快就到了 1984 年 8 月。烈日炎炎，医生一再建议契尔年科去休假。负 责最高领导人健康的医务组负责人恰佐夫同戈尔巴乔夫关系很好，他经常向 戈尔巴乔夫报告契尔年科、政治局其他成员、中央书记的健康状况。我多次 听他们讨论这类问题。那年夏末，恰佐夫报告说必须让契尔年科休息和治疗， 他同戈尔巴乔夫商量契尔年科休假的去处。契尔年科最后一次去海滨很不顺 利，他吃熏鱼中毒，险些丧命。从那以后，他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实际上成 了残废。
　　戈尔巴乔夫作为地道的斯塔夫罗波尔人建议这次去基斯洛沃茨克休养。 这的确是一个休养的好地方，空气清新，具备散步和治疗的各种条件。基斯 洛沃茨克修建了一个专门别墅，茂密的树林和丘陵挡住了无数在那儿休假者 的视线。他们决定契尔年科去那里休养。
　　但是医生们大概不知道，基斯洛沃茨克傍晚的清新空气到了夜晚会变得 凉爽，从山顶向山谷吹来一阵阵凉爽的、有时甚至是冰冷的气流。几天以后， 契尔年科因感冒而病情加重。8 月的一天中午，契尔年科给戈尔巴乔夫来电 话，我当时正好在戈尔巴乔夫那儿，听到了这次通过政府专线进行的谈话。 契尔年科声音很弱，讲话时断时续，他讲几个字就停下来，喘口气，接着再 讲，语速很快，吐字下清。整个谈话内容令人十分不安，契尔年科毫不掩饰 地述说自己感觉很不好，要商量后事。戈尔巴乔夫劝他说，病情会很快好转 的，不要匆忙行事。
虽然戈尔巴乔夫一再劝说他等病情稳定了再说，但医生们会诊后还是决
定立刻让总书记回莫斯科，由莫斯科医务人员进行更可靠的监护。情况表明， 这样做的确非常必要。病魔使契尔年科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起床困难，无 法站立，更不能行走。医生和警卫人员要解决如何送总书记到机场并飞回首 都的问题。谢天谢地，细心并富有远见的医疗部门和克格勃领导人曾下令为 勃列日涅夫设计一个专门的升降梯，用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将重要旅客送到飞 机上。勃列日涅夫晚年没有这种升降装置很难出访各地，尤其是在塔什干飞 机制造厂那场事故之后。当时想一睹总书记风采的众人爬上脚手架，结果由 于好奇的人太多，脚手架支撑不住，倒了下来，使勃列日涅夫肩部受了重伤。 这件事没有谈起，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当时也没有人认为这是反对派蓄意谋 害领袖。
　　当时专家们加紧为我们的领导人制造这种自动升降梯，不知是设计需要 的时间太长，还是缺少零部件，反正安全部门为避免承担风险决定从国外购 买这种设备，决定将这种进口的稀奇设备迅速用专机运到矿泉疗养院。一切 还算顺利，最主要的是赢得了时间。政府的专车一直开到待命起飞的飞机旁， 这种装置立即起动，将契尔年科升到一定的高度，医护人员随即将病人抬进 政府专机。
　　数小时后，契尔年科已经躺在医院接受紧急治疗。两三周后，他感觉好 些了。他经常给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打电话，询问工作情况，提意 见和下指示。但是他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仍很冷淡。
契尔年科的病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能力，总书记出院时仍很虚弱。

　　据说，当时开政治局会议，契尔年科经常在其他与会者未到之前就由人 搀扶进来，坐到主席位置上，把文件放在他面前，然后再让其他人就座。他 气喘吁吁，说话时脸涨得通红，由于吐字不清，别人听不清他说什么，他只 是把助手们为他准备好的材料读一遍。开会的时间更短了，我从未见过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情绪这样沮丧，他们预感到契尔年科疾病的最终结局，意 识到自己向中央全会推荐这位候选人的责任。那时他们之间的谈话非常坦 率，许多人对前途很悲观。
　　戈尔巴乔夫则在这一时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作为中央第二书记，他想 在安德罗波夫在世时的中央九月（1983 年）全会上决定召开的意识形态工作 会议上讲话。这个讲话对确定戈尔巴乔夫党内第二号人物、苏共意识形态领 袖人物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以前召开这样的会议都是契尔年科讲话，但是现 在无论是他的健康状况还是新的职务，都使契尔年科无法在这类会议的讲台 上作报告了，戈尔巴乔夫适时地利用了这次机会。他认为，国家二把手应该 控制党的意识形态，苏斯洛夫时期就是这样，应该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
　　当起草报告的决定最后确定下来后，戈尔巴乔夫叫来助手，对他们说， 应该组建一个意识形态工作班子，开始起草报告。这个班子很快便组成并得 到批准。班子成员有苏共中央科学部顾问组组长 H.B.比克宁、苏联科学院世 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亚·尼·雅科夫列夫、中央科学部部长瓦·安·梅 德维杰夫、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格·卢·斯米尔诺夫、苏联国家计委 工作人员斯·阿·西塔良以及意识形态部的一些专家和顾问。这个班子于 1984 年秋在谢列勃梁森林第十九号别墅开始工作。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起草的报告，可以说它包含了党的二十七大提出的
对我们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的哲学思想。我始终认为，我们困难的根源很大 程度上在于我们当时经济发展的方针存在缺陷，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的框框 太窄，30 年代形成的对不太发达的短缺经济实行计划的方法在国家发生巨大 变化后还继续通行和使用。这个方法不符合新形势，没考虑到科学技术进步， 甚至阻碍科技进步。战后形成的并在党的 20 年规划中得到具体体现的经济发 展原则的结果是，我们一直不停地促使钢、水泥、煤炭、石油、化肥产量直 线上升，按照这些指标，1980 年我们确实完成或接近完成既定目标。
假如世界经济中的主要指标确实是这些产品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完成了
所提出的任务，但是，时间、科学技术成果、西方国家经济中发生的结构性 变化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如果用图解来表示的话，那么 1980 年苏联预计 应该与美国处在同一个水平上，而我们确实已经接近这个水平了。但是，美 国和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却跳跃到更高水平上去了，他们不再追求产量指 标，甚至利用劳动分工缩减了许多产品的产量，如煤炭、石油、金属、水泥， 而到国外购买这些产品。与此同时，他们大力发展电子和化学工业、航空航 天工业，尤其在机器制造业等许多技术领域取得了优势，使我们的一切努力 化为乌有。他们却因此而保证了经济的低消耗和高效益，按节约资源的原则 来组织生产。
　　苏联在经济建设战线上实行全线出击，而美国则依靠科技成就跑到了前 面。我们并非只是简单地处在经济困境中，还有一批畸形发展的部门需要大 量投资，经济同科技进步相脱节。从经济效益角度看，我们的发展模式是没 有前途的。因此，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计划机关、经济学家们犯了一 个战略性错误、经济工作领导甚至在发现这条道路没有效益后仍然没有勇气
　　
放弃原则、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由于对过去的经验作出了这种批判性 的评价，所以才产生了对经济进行结构改革、改革计划原则、转向科技进步 轨道的思想。应该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是报告中所包含的思想之一。报告中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扭转 局面的办法，同时还提出更积极的利用市场机制的方法。应该指出，报告起 草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戈尔巴乔夫对这个思想持谨慎态度，尽管不 断有人对他讲，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危机条 件下不应忽视它们的作用。但是，当时许多教条在人们的意识中仍根深蒂固， 要克服掉是极其不易的。
　　戈尔巴乔夫清楚地记得 60 年代中期围绕市场机制问题出现的一切波 折，清楚地记得采用锡克①方法的后果，他谨慎从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然， 戈尔巴乔夫在准备就任新职务的时候不想让那些从未讲过“市场”好话的人 感到害怕，或许他自己也不了解这个问题，真诚地相信发达社会主义不需要 任何市场。对此，我说不清楚，不知道当时戈尔巴乔夫头脑中到底是怎么想 的。但是我认为，在对市场的态度上他有许多考虑，其中就有对自己前途的 考虑。
报告中还有其他一些观点。报告已公开发表，内容尽人皆知，但是人们
未必知道因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而引起的波折。按当时的惯例和例行手续，在 把文件分发给中央书记以前，戈尔巴乔夫同契尔年科进行过一次谈话。首先， 契尔年科对开这次会议的意图持警惕态度，他说，中央当时已就这些问题开 过全会，没有必要再开会了。但是，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说法已有思想准备， 因为他事先已经知道契尔年科周围的人（包括契尔年科本人）反对他在会上 讲话的理由。戈尔巴乔夫当即回答，他是在执行中央全会的有关决定。接着 又建议总书记在会上作个开场白式的讲话。戈尔巴乔夫很善于劝说别人，更 何况像契尔年科这样不坚定的人。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后来在苏共中央工 作时了解契尔年科，知道他这个人优柔寡断，不愿意也不会当面拒绝别人。 这一次他也很快地屈服了，尤其又谈到让他发言的事。但是事情到此并 未结束，契尔年科显然无法发言，而对向会议致贺词一事他也犹豫不决。此 外，他在看过报告和听了助手们对报告的解释后十分坦率地表示对报告不满 意，报告没有引用契尔年科在九月（1983 年）全会上的讲话。但是，戈尔巴 乔夫对此也有思想准备，他说，必须引用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以后的讲话， 而不是他担任党的意识形态战线领导人时的讲话。戈尔巴乔夫还对其他一些 问题作了说明。戈尔巴乔夫打算做一件事时，总是千方百计去努力，去进攻， 有时甚至表现得很粗暴。这种方式在碰到性格温和、讲究礼貌的人时特别有 效。总之，一切都明朗化了，会议将如期举行，戈尔巴乔夫将在会上作报告。 他看了看契尔年科对报告提出的意见，采纳了一些非原则性的提法，然后就
这样登上会议讲台。 通过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内容以及外部影响进行的反复分析，我得出结
论，这次会议对戈尔巴乔夫的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党内和经济战线的精英 发现了他，同时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位农业工作者。
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的人登上讲台，作了一个非常内行



① 锡克：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主张采用市场发展原则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

的报告，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从事创作活动的人，他们在经历过勃列日涅夫、安德
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后，突然发现党的领导层中还有能够扭转局面的新生 力量。报告的哲学一经济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都不同程度地被采纳 了。
　　总之，听众对讲话很满意，尽管也有人当时在讨论报告和后来在报刊上 试图歪曲和贬低报告的意义。戈尔巴乔夫牢牢记住这件事，几年后他还时常 点那些当年不太支持他的那些人和报纸的名字。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报告的态 度决定了许多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命运，有些人尽管后来做过各种努力，还是 无法改正错误。戈尔巴乔夫很记仇，而且也不饶人。
　　开会前夕，德·费·乌斯季诺夫逝世了。戈尔巴乔夫倍感孤单。乌斯季 诺夫的逝世对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他痛心失去这样一位人 物，担心自己的前途发生变故。但是由于契尔年科重病在身，会议又开得很 成功，想搞掉戈尔巴乔夫已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会议结束几天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飞往伦敦，在那里举行了他 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见。这位夫人当时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这位客人是 未来的领袖。当然，事情不仅仅在于她有远见卓识，还在于她消息灵通。我 觉得，西方某些势力当时就已经把戈尔巴乔夫当成国家领导人的可能人选并 尽可能地支持他了。
我为报告的公开发表作编辑工作并准备其他材料。戈尔巴乔夫经常询问
事情的进展情况，不时地下达各种新任务。这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气氛越来 越浓，很快就要进行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了。准备这项工作需 花费很长时间，我必须坐下来起草各种讲话稿。戈尔巴乔夫同意作为斯塔夫 罗波尔的代表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可在俄罗斯联邦他的处境就不同 了。由于他是党内二把手，所以应该在莫斯科参加选举。对此他感到不安， 他周围的人也表示担心。同莫斯科人的会见是很重要的，这就好像是首都人 在相亲，看看“这位有出息的外省人”。当然，斯塔夫罗波尔之行也相当重 要。
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他的讲话要占《真理报》大半版面，而当时一般
政治局委员只能占三分之一版面。这意味着可以把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人所积 累的许多思想都传达给读者。会见选民的讲话稿写好了，去斯塔夫罗波尔边 疆区的行期也已确定下来。
而这时的“宫廷”阴谋和相互倾轧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契尔年科身患重
病，大部分时间躺在医院里。他觉得越来越无力，而眼前又老是晃动着一个 令人琢磨不透、同他和许多人格格不入甚至敌视的年轻的身影。聚集在患病 的总书记周围的势力在做最后的努力，不让戈尔巴乔夫成为领袖，不让他接 契尔年科的班。乌斯季诺夫虽然让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坐到了应坐的 位置上，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搬进二把手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的对手们 仍让他呆在原来的办公室里。了解党内隶属关系的人都知道，这说明中央第 二书记还没有得到充分承认，这严重刺痛了戈尔巴乔夫的心。拖延搬办公室 的理由是，契尔年科的东西尚未拿出来，他现在生病，没有时间清理，不知 哪些东西应该拿走，哪些东西应该留下。在出发去斯塔夫罗波尔的前一天才 突然同意让戈尔巴乔夫搬到五楼新办公室，这是党内主要思想家苏斯洛夫多 年来一直办公的地方。戈尔巴乔夫下令立即搬家，随后便放心地去斯塔夫罗

波尔了。但是，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并没有获胜，戈尔巴乔夫走后，有人曾 试图阻止他继续上升，不让他正式成为党和国家二把手。
　　我们在边疆区政府官邸——位于市中心的一栋二层别墅下榻，戈尔巴乔 夫决定再看一遍发言稿。他很紧张，不时地在稿上删改，我真担心他把讲稿 改得面目全非，无法补救。一般来说，发言前五分钟匆忙改动的内容不会产 生什么好的结果，反倒常常会造成一些错误和误解。
　　正当我们紧张工作时，塔斯社的一位代表来了，说决定在报上发表戈尔 巴乔夫的讲话，所占版面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一样。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 一个不祥之兆，表明斗争的天平已经转向戈尔巴乔夫的对手。他让我往莫斯 科他的接待室打个电话，了解一下那儿发生的事情，是否搬新办公室的事停 下来了。得到的回答是，东西在继续搬，一切平安无事。
　　我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这些情况，他神经质地听着，每句话都能使他紧张 一阵，他不时地向在场的人发泄不满。我早就发现，他不高兴的时候会令同 他谈话的人感到难堪，哪怕就是在对方谈得很有道理时。戈尔巴乔夫不喜欢 顾问，总想占上风的思想使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不能立即接受“别人的” 想法。有时别人向他提出某些建议，他却说他正准备这样做，不用别人提示 就已经考虑到了。有时他又借题发挥，开始阐述和论证这个题目，以显示他 对问题的了解。许多人对我说，戈尔巴乔夫这种态度使大家不愿意提建议， 也无法与他愉快地共事。
后来，在新奥加廖沃召开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明
显。当时戈尔巴乔夫可能对讨论的问题不太熟悉，不能归纳大家的意见，总 结发言时分不出主次。他常常附和某个发言者的想法，打断人家谈话并强调 自己也这么想，说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有一次，叶利钦忍不住说了一句：戈 尔巴乔夫，请别打断别人的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说完。他说话时声音很大， 很严厉。可是到 1991 年时，这种侮辱已经不使戈尔巴乔夫感到难堪了。他立 刻不再说话，瞪着那双水汪汪的褐色大眼睛，惭愧地望着自己的政敌。戈尔 巴乔夫，一个不久前大家还得对他唯命是从的人，越来越失身分，讲话结结 巴巴，论述自己的思想时前言不搭后语，没有说服力。看到这一切，真令人 痛心。
可 1984 年春天时，他因缺乏信心和心情烦躁，经常责备讲稿写得不尽如
人意，不过每次讲稿他都采用了。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个人也容易消气，情 绪变化很快，从不把他对别人的无礼和粗暴放在心上。虽然如此，我当时还 是努力向他讲些自己的想法，提些建议。在准备去斯塔夫罗波尔时，我同他 在视察计划上发生严重分歧，他想去那些最遥远、最偏僻的农村，去从未去 过的小农场。我则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同大企业见面，走到工业企业的工 人中间去，因为农村已了解他了，所以他最好应该去看些研究所之类的单位。 我同他谈自己这个想法时，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穆拉霍夫斯基这位聪明过 人、经验丰富、忠厚善良的人也赞同我的意见，但戈尔巴乔夫仍固执己见。 两夭的时间，他在遥远的村落只见到 40～50 位从几十公里外赶来的畜牧工作 者和牧羊人，这时他才明白犯了错误。首先，召集不来许多人；其次，由于 地域偏远，会见选民的消息不可能迅速发表。材料一耽搁下来就失去了现实 意义，行程改变后，事情才顺利起来。
　　戈尔巴乔夫视察边疆区时，决定顺便回家看望母亲。玛莉娅·潘捷列耶 夫娜住在红色近卫军区普里沃里诺那村，房子不太大，但整理得很好，均匀
　　
地涂过灰，上过颜色。房子周围有一块地，路上铺了柏油，另外还有几间生 产用房。为迎接客人，家里备好晚餐，应邀就餐的有好些人，亲朋好友和区 党委书记。区党委书记长得颇像戈尔巴乔夫，简直可以乱真。我和侍卫长也 应邀就座，其他陪同人员则在另一间房子里就餐。
这是礼节性的晚宴，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农家饭菜，虽很普通，却很可口。 大家举起盛满伏特加的酒杯，玛莉娅·潘捷列耶夫娜也与我们碰杯共饮。
她显得很健康，很有活力，从她身上还能看到昔日的风姿。 村里来了很多人，他们同客人打过招呼后便朴实地坐到桌旁，开始回忆
往事。我发现一个细节：他们在戈尔巴乔夫面前都不拘谨，也不说什么恭维 话。农民都很朴实，不会阿谀奉承，尤其是对那些自己看着长大的人。
　　我们就餐的这栋房子是不久前盖的，戈尔巴乔夫大概是在另一栋已经倒 塌的房子里长大的。但是可以感觉到，这块土地是戈尔巴乔夫家族、他们的 亲属以及亲属的亲属的故土。通过这次出行、访问故乡以及戈尔巴乔夫和赖 莎·马克西莫夫娜及许多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讲述，使我对这个“神圣家族” 的生活习惯、喜怒哀乐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
　　当我从报上读到关于这栋房子和玛莉娅·潘捷列耶夫娜后来的命运时， 又想起这次普里沃里诺那之行。戈尔巴乔夫丢掉一切职务、退休以后，对她 母亲生活造成的影响最大，地方当局不再像过去那样关心玛莉娅·潘捷列耶 夫娜，许多邻居对她也敬而远之。而她又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关系紧张， 无法在一起相处，所以她不能也不想到大儿子那里去。80 年代末，玛莉娅·潘 捷列耶夫娜患重病时曾拒绝去莫斯科治疗，她不愿看到儿媳妇。大概正是由 于这些原因，玛莉娅·潘捷列耶夫娜才被迫接受“温柔的五月”音乐学校校
长 A·拉律的监护并把自己的房子卖给该学校。但是孤独的老人生活上还是
很困难，很快她就搬到小儿子亚历山大那儿去了，尽管那儿的居住条件同前 苏联总统的条件不能比拟。
1994 年，戈尔巴乔夫或许是受到良心的谴责，或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或许是因为损失不动产的缘故，又回到斯塔夫罗波尔。据斯塔夫罗波尔人对 我讲，这次故乡之行很凄凉，边疆区领导人既没有迎接他，也没有见他。许 多老熟人也都不想见他，认识他的人都躲到路边去，免得控制不住自己对他 的愤怒情绪。戈尔巴乔夫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在城里转了一圈，很快就去普 里沃里诺耶。他给“温柔的五月”学校领导打电话，谈话中还是用以前那种 口气。不知是这种语调用得不是地方，还是使用这种语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反正前总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于是打了一场“戈尔巴乔夫告‘温柔的五月’” 的官司。
　　戈尔巴乔夫对选民发表讲话，当时他很紧张，因为是对着中央电视台的 镜头，等于向全国发表讲话。讲话后举行告别晚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随 后我们登上飞机，希望能稍微休息和放松一下。警卫军官、医生还有我，像 往常一样，坐在一个机舱里，喝着茶。在此前后，我再没有产生同戈尔巴乔 夫夫妇坐在一起，与他们圈子里的人共进晚餐的愿望。这通常是一种很折磨 人的活动，当然我不能说他们中有谁不好客。赖莎总是尽力招待大家，但她 这样做恰恰让人觉得不轻松，使人感到拘束。我也常听别人讲，这对夫妇和 客人之间总有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一种不友善的气氛，一种生疏感，缺少人 与人关系中应有的质朴。
突然，我被叫到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座舱。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