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娜请我坐下并用茶点招待我。接着，谈话开始了。这次谈话令我难忘，也 令我厌恶，尽管当时我竭力控制着，以免这种不满情绪流露出来。他们对我 说，我没有辜负他们夫妇的希望，他们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当助手。他们 又问了一些履历方面的问题，并提了一些建议和希望。但是我内心深处感到 极其愤怒，并没有认真去听，也没有听清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找个机会便退 出来了。
　　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本来我们在从事共同的事业，现在倒好，他们不 过是在延长我的雇用期。我到戈尔巴乔夫这儿来，不是来求官的，因为我清 楚，干不好会被轰走，干得好会不放你走。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尽其所能 帮助这位精力充沛的人改善国内的状况，加强国家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 我始终为自己、自己的先辈和亲朋好友所生活的这个国度而自豪，我为自己 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有许多朋友而自豪。我不仅在莫斯科有朋友，而且在各 共和国里都有许多朋友，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 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摩尔多瓦人、哈萨克人。我真诚地热爱和尊敬 那些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同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并肩作战、抗击 法西斯、保卫我们共同的伟大祖国的各族人民，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 对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和塔吉克等民族怀有崇敬的心情，他们在战争 年代给从国家西部许多地区疏散去的妇女和儿童提供食宿，收养和培养孤 儿。我本人也曾在疏散地住过，我认为没有任何力量会使我们忘记苏联各族 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兄弟情谊。
我到党的一位领袖那儿工作，是想帮助他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变得像它的
精神一样强大，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去从事的是繁重的工作。但是不论在性格 上，还是在信仰上我都不能变成某个人的私有财产，更不能容忍由一个家庭 来决定我的命运。如果把工作中的忠于职守理解成俯首帖耳，那是极大的错 误。好像是试用三年，然后郑重宣布同意我留下来继续干每天 16 小时的活， 这种做法是很可笑的。我曾认真考虑过，是否能继续同这种曲解我的合作、 把下属视为仆人的人一起工作。我曾试图为他这种行为寻找解释，我觉得， 这位农村青年之所以能登上权力顶峰，是因为他文化水平提高得快。我早就 发现戈尔巴乔夫有点傲慢，有一股老爷作风，不尊重下属。总之，还是一些 熟知此人的斯塔夫罗波尔人说得对：只要你对他有好处，他就会用你。M.米 哈伊洛夫就这样说过，他对戈尔巴乔夫很了解，而且 60 年代初就同我一起工 作过。
但是，为了祖国的利益，我克服了自己的委屈情绪，努力摆脱因戈尔巴
乔夫不善表达自己愿望（当时还以为是这样）而使我碰到的难堪局面。当时 及后来，我始终真心实意地、毫不动摇和全力以赴地为改善国内形势而努力 工作。1988 年是我醒悟的一年。我突然发现，国家的前途和强盛并不是戈尔 巴乔夫的主要目的，从他那得意洋洋的举止中开始暴露出领袖至上、自我欣 赏、自私和平民主义的倾向，事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 信号，促使我更认真地分析形势，但是我同以往一样努力工作，忠实地履行 自己的聊责。
　　1985 年春天即将来临，大国另一位领袖演出的悲剧就要收场了。契尔年 科病情严重，身体虚弱，实际上已经站不起来了。这时，俄罗斯联邦最高苏 维埃选举已经开始。契尔年科应该作为莫斯科的代表参加选举，首都党组织 领导人考虑到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承担了所有与组织选举有关的工作。苏
　　
共市委第一书记维瓦·格里申亲自负责总书记的竞选工作，召见莫斯科舆论 界代表。这种举动没有安抚人民的情绪，反而滋生出许多关于契尔年科健康 状况的传闻，说契尔年科已经不能动了。这种传闻与事实基本相符，只能在 医院里拍摄契尔年科发表电视讲话和接受代表委托书的场面。旁边站着格里 申和莫斯科党和苏维埃的其他有关人员。“圣尸”（当时有人这样诽谤他） 在电视上露面使一些人感到恐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般的竞选演说，而 把它看作是契尔年科的遗嘱，是权力交接，是新领袖格里申的亮相。这令戈 尔巴乔夫和厌恶老家伙、憎恨年迈领袖的那些人尤其不安。
　　戈尔巴乔夫以前也知道，政治局、中央机关中有一股影响颇大的势力不 接受他，现在他认为这个场面是政治局某些权势人物批准的有组织的行动。 但是，如果有人打算推举格里申为一把手，那么这个想法也是不现实的，莫 斯科头头在去年夏天就已威信扫地。他被指控同首都商业系统揭发出来的贿 赂案有牵连，同时住宅建设中存在虚报浮夸的现象。这些问题下面还要详细 谈到。大众传媒作了报道，于是，首都党组织和居民群众都知道莫斯科领导 人手脚不干净。
　　虽然契尔年科健康状况很糟糕，但是不知是迫于家庭压力，还是那些马 屁精鼓动的结果，契尔年科突然张罗起个人私事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 鲁奇纳——我们是多年的老相识——多次忧心忡忡地说，有人非要给总书记 及其子女换新居。新住宅是位于秀谢夫街的一幢楼，是当年给勃列日涅夫盖 的。我没见过这幢楼，但是听到许多传闻，说勃列日涅夫的住宅非常宽敞豪 华，设计考究。戈尔巴乔夫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在这幢楼里住过。克鲁奇纳 担心，又要对现成的住宅进行重新装修，配备用卡累利阿桦木做的家具，这 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材料也难以搞到。但任务总归是任务，他只好抓紧办 理，因为给他规定的期限很短。戈尔巴乔夫得知克鲁奇纳干的事后，对中央 办公厅主任热衷于此事表示不满，他多次生气地说，克鲁奇纳在给契尔年科 拍马屁，极力满足家属提出的一切离谱的要求。
他时而讥讽地说：
“我看到了，尼古拉真卖劲，真了不起！” 可是，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下令让他给总书记装修住宅，他有什么法子
呢。克鲁奇纳是一位忠实的执行者和墨守陈规的人，他看到莫斯科领导人的
那些行为后，曾非常生气。他参加垦荒好多年，几乎从一开始一直干到切利 诺格勒开始生产大量粮食。他以忠诚朴实、大度而著称，他长期担任党内职 务，但始终两袖清风。他自己生活俭朴，并且用这种作风教育子女。他唯一 的爱好和最为关心的事业是农业。在莫斯科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期间，他仍 然每天“日出而作”，还经常往切利诺格勒打电话。他熟悉当地所有国营农 场场长，经常向他们询问收成情况，下没下雨，磨了多少麦子，随时都能从 那儿了解到各地区的农业情况。他也经常来找我，主要是交流看法，谈谈农 业和干旱的情况，分享某地区下喜雨带来的快乐。
　　现在他肩负着党内经济的财务工作，负责完成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下达 的任务，当然，这些任务是需要完成的。克鲁奇纳没有说装修契尔年科的住 宅花了多少钱，但这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且这笔钱曾使他感到为难， 因为这用的都是党内预算，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历届总书记的别墅和住宅都 是用党的经费来修缮的。
经济工作者加紧修缮住宅，但是契尔年科已经不可能住进去了。春天一

到，世界就听到又一位苏联领袖逝世的消息。1985 年 3 月 10 日 19 时 20 分， 契尔年科去世，享年 74 岁。
　　这是一个星期日，恰佐夫向戈尔巴乔夫通报了刚刚发生的噩耗，他对此 已经有所准备。他回忆说，他是在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散步时听到这个消 息的。他当时对赖莎说，看来他要担起国家领袖的担子，为国家的命运负起 全部责任了。戈尔巴乔夫请苏共中央总务部通知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以及中央书记紧急到克里姆林宫开会。
　　政治局委员在胡桃厅开会，其他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室和接待室等候他 们散会出来。对契尔年科的去世，没有人感到意外，但是大家都没有做好选 举新领袖的准备。乌斯季诺夫和契尔年科逝世后，拥护勃列日涅夫国家发展 方针的人的统一联盟解体了，现在再推举一个年迈的领袖是危险的。而且合 乎条件的人也寥寥无几，只有葛罗米柯和格里申可以竞选这个位置，但是他 俩都已 70 多岁。剩下的就只有戈尔巴乔夫了，不论从年龄，还是从受教育程 度来看，政治局里再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可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委员不同 意戈尔巴乔夫当党和国家领袖。很难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老人不愿意 让他来掌握国家的命运，是因为他缺少党和经济工作经验、在领导层中威信 低，还是因为这些饱经沧桑的政治家从戈尔巴乔夫的言行中发现了他的不真 诚和权力欲望，对此很难说清楚。可以猜到，这些因素都存在，另外还有一 个因素，那就是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上层权力机关中是 没有他们位置的。
与此同时，这些人懂得，如果非要从年迈的领袖中推举出一个人来，他
们也得不到中央委员和人民的支持。舆论当时也倾向于较年轻、较有朝气的 总书记，于是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也许正因为如此，据戈尔巴乔夫讲，格 里申经过一番权衡之后，第一个建议让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也许事实就是 如此。由于首都盛传格里申是契尔年科的接班人，所以格里申想排除人们认 为他要夺权的猜疑，这件事必须当着政治局全体委员的面来做，因为格里申 向契尔年科颁发推举他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文件一事在电视中播放 后引起不良影响。这就像垂危的父亲向儿子交待后事。应当说，这次转播掀 起了一场反对格里申的浪潮，首都又开始盛传格里申与商业界各种肮脏勾当 有牵连的事。当然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即当时只不过是处世秘诀在他身上起 了作用。他没有想到，虽然支持了戈尔巴乔夫，但也未能使自己摆脱厄运。 他是在区社会保障处办理养老金手续时不幸逝世的。这位为莫斯科作过很多 贡献的老人的心脏承受不住这一切打击，终于停止了跳动。
　　当时，1985 年 3 月 10 日，格里申的建议并未得到响应，没有一个人支 持他。这种沉默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 “我当时回答说，不要急干解决，先放一放更好。需要认真考虑和权衡
一下，我们明天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建议换到政治局会议室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因为在中央书记
中他的拥护者还是占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们的沉默使他异常紧张，失去信心， 虽然他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但却又向旁边挪了一点，结果也说不清他到底坐 在什么位置上。他鼓起勇气，说了一些赞美契尔年科的话，请大家默哀悼念 他。恰佐夫报告病情和死因。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他们选出的总书记患有这 么多种病：肺气肿、肺部硬化病变、支气管不畅以及由此引起的心脏和许多

其他器官的功能性障碍。 会上讨论了首先要采取的措施，但是这个话题很不具体，很模糊，甚至
当戈尔巴乔夫想解决在场许多领导人都要参加的治丧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 时，政治局委员们也都一言不发。戈尔巴乔夫最终也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于 是他提出第二天，即 3 月 11 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这是戈尔巴乔夫 的政敌们可以接受的建议，因为这可以使他们联合力量，提出另一位领袖人 选，不过，没有合适人选是他们阻止这位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工作者野心的最 薄弱的环节。但是，拖延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使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发动自己 的拥护者，分化反对派阵营。以后我还要谈政治局内的力量分布、权力形成 机制以及在苏共和我国生活的这个转折时期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方式。而现在 我要说的是，他的政敌，主要是政府圈子里的政敌，同意拖延解决契尔年科 的接班人问题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犯了同马林科夫一样的错误。马林科 夫以为，他领导苏联政府、主持政治局会议就是拥有了绝对权力，因此，他 轻率地同意由赫鲁晓夫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主管书记处庞大的、拥有无限 权力的机关。这个机关同地方党委和其他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形势不明 朗和困难时期，这些地方组织总是跟中央及其机关走，而不是追随政府和国 家领导人。
这一次，新总书记的命运也掌握在接近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控制
各种联系包括密码联系手段的人手里。不论是政府，还是最高苏维埃，实际 上都发不出一份密码电报，因为所有设备和密码都在中央大楼并由中央系统 控制。地方上的这些设备则由苏共区委、州委和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 党中央控制。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以及总务
部和党务部的一些工作人员留下来，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准备所有必备的 文件，给中央委员和地方党委发密码电报，通报总书记逝世和要召开中央全 会的消息，还准备了与契尔年科逝世有关的其他文件。中央机关许多工作人 员彻夜未眠、这个夜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共中央新总书记选举的命运。
早晨，戈尔巴乔夫把我叫去说：
　　“17 点召开中央全会，需要作一个简短而有份量的讲话。你坐下来起草 讲话稿，给雅科夫列夫去个电话。”
当时商定，讲话可以不谈已故者的优秀品质和事业，但要向前看，提出
新目标。讲话稿就是按这个思路写的。 从得知契尔年科逝世消息的那个难忘之夜起，党的领导层内就开始进行
一场政治游戏、斗争和妥协。以前恐怕没有为任何一个总书记的任命做过这 样的准备和讨论，也没有这样的组织保证。当时未必有人知道，这种准备是 苏联生活的一个新时代——神话破灭、国家和军队解体、大国的各族人民之 间出现不和睦的时代的序幕。

登上顶峰


　　红场上又是人山人海，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悲痛的表情。主席台上又站满 来自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贵宾以及外国使节。撤切尔夫人仍旧穿着一双 时髦的鞋，由于不适应我国的寒冷天气而不停地跺着脚。列宁墓下，有人给 少数客人递上热酒，大家争着喝上一口，以暖和身子。
　　
　　葬礼已经成为传统，仪仗队也已经谙熟各种程序。这次追悼会唯一不同 的是，几十年来最年轻的新选出的（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此事）苏共中央总 书记戈尔巴乔夫走上列宁墓的讲台。他怀揣简短的悼词，悼词中没有谈已故 者的丰功伟绩。讲话中也不只是谈世界人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过早地失 去一位领袖而悲痛万分，还谈到对未来的看法以及使国家摆脱困境的途径。 我当时一再建议他在讲话稿中加进这些思想，立刻提出改革、改善国内形势 的必要性。这样的思想终于讲出来了，会听的人马上就明白了，目前面临的 重要任务是加强国家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
　　葬礼结束了。我从红场步行去老广场的中央大楼。三天来第一次有时间 思考问题，事件像雪崩一样突然降临到大家头上，使人无暇考虑眼前发生的 事情。
　　不知为什么，我自己不相信戈尔巴乔失已当选为总书记，即实际上的党、 人民、国家的主宰者。现在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 他了，我当时和后来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此人能挑起肩上的重担吗？以前 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从未想到戈尔巴乔夫会被选到这个位置上，我心 目中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缺少一种豁达、踏实的精神， 总是爱忙忙碌碌，小题大作。当然，地位可以改变人，积累经验是需要时间 的。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主要问题，即在哪些人中选择，当时我对许多领袖 人物都有自己的看法，政治局中，仅从年龄上看就没有合适的人选，当然， 下一个层次中有这样的人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缺少知名度。反正，山中 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戈尔巴乔夫也是费了很大劲才当上总书记的。
3 月 10 日的政治局会议没能解决契尔年科接班人的问题，于是，整整一
个晚上，加上第二天午饭前的时间，有人一直在戈尔巴乔夫拥护者中间做策 反工作，但是，不管对地方领导人进行怎样的煽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葛罗 米柯。他当时实际上是唯一在国内知名度高、在人民中受尊敬的领袖，他的 话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他说让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大家都会支持他的意 见，没有人敢在政治局搞分裂。显然，应该同他谈，并答应让他担任苏联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有外交家的丰富经验，了解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这 个位置给他很合适。而且这样做也很有必要，因为戈尔巴乔夫还不太熟悉国 际政策问题。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密使带着这个建议去见葛罗米柯，很快便得 到答复：葛罗米柯有兴趣在新的水平上搞国际问题。事情有了新的转机，出 现了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现实希望，于是，除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以外， 葛罗米柯也开始为戈尔巴乔夫积极活动。
　　现在的任务是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和州委第一书记以及 其他中央委员拉过来。中央政治局一位足智多谋、消息灵通的委员弗·瓦·谢 尔比茨基在这个他不清楚的形势中，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没有参加中央全会， 他正在美国访问。虽然航空界人士认为他完全可以赶回来，其实、戈尔巴乔 夫也不希望他回来，因为不知道这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会站在哪一 边。中央书记将根据政治局的建议决定总书记的人选，但是一部分中央委员 准备不顾最高决策机关的意见，主动提出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这些战斗队 员只等一声令下，就采取行动使戈尔巴乔夫当选。他们中间有苏共斯维尔德 洛夫州委第一书记鲍·尼·叶利钦。但是，也有人对把赌注押在戈尔巴乔夫 身上表示怀疑，这些人或是了解戈尔巴乔夫的人品，或是受过排挤，或是支 持尼·亚·吉洪诺夫和政府及各部其他领导人的观点。
　　
　　1985 年 3 月 11 日终于来临，早晨和白天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苏共中 央内部在积极筹备召开全会。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接见中央委员、党的州委 和边疆区委书记、经济部门领导人，公开对他们说将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 记，因为 15 时以前要搞清楚全会参加者的意见，保证这位年轻的候选人得到 支持。15 时整，克里姆林宫内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上只有一个问题：选举 苏共中央总书记。一切都已在幕后安排妥当，现在的任务是避免出现意外。 会上，葛罗米柯请求发言，他是政治局资格最老的委员，是在党和人民中最 有威望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他毫不怀疑。通过秘密协商，戈尔巴乔夫已 经得到葛罗米柯的支持。葛罗米柯没有失信，他提出让戈尔巴乔夫作党的新 领袖候选人，并且请求允许他在中央全会上第一个发言。葛罗米柯的发言从 根本上转变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情绪，外交部长的建议实际上得到所有与会 者的支持。政治局委员们就是带着这个决定去参加全会的。
　　这时，中央委员都集中在全会大厅里，许多人会前很早就来了。他们在 豪华的大理石前厅走来走去，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聚在一起，小吃部餐桌 旁也坐满了人。大家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政治局会议能出现什么问题？提 谁作候选人？会前许多州委书记同中央书记见过面，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情绪 是一致的：不能再选年迈的领袖了。党组织不了解内情，但过后总要责问的。 不能选举不能工作的短命的总书记，现在需要的是坚定的、有魄力的领导人。 我听到了这些坦率的议论。许多人提议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也有人反 对。不错，这个人是有能力，但是经验丰富的州委书记们认为，戈尔巴乔夫
经验不足，对经济只有粗浅的了解，不了解生产，不了解劳动集体。
　　全会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铃声响了，通知全会开始。中央委员纷纷就 座，我在靠近门的地方坐下来，必要时可以从这儿很快离开会场。会场越来 越静，很快便鸦雀无声。台上左侧门开了，戈尔巴乔夫低着头，第一个走出 来，其他领导人按照进政治局时间的长短和在党内及国家的地位依次跟随其 后。戈尔巴乔夫走近主席团席位的中间，沉默片刻后说，政治局委托我宣布 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开幕。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戈尔巴乔夫念着发言稿。
　　我却觉得，这句话已经使人习以为常了，党接二连三地遭受不幸，可党 内的人还认为年迈多病的领导人长生不死。
“昨天 19 时 20 分，我们党的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我
们的朋友和同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戈尔巴乔夫继续用沙哑的嗓音读着讲稿。
　　他的脸上带着一副因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而表现出来的悲伤和痛苦的表 情，他谈了契尔年科走过的路程，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绩??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这样一位同志、朋友、领导人的逝世，要求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共产党的崇高目标，为了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 民的繁荣和幸福而更加坚定地把我们的共同事业继续下去。”
大厅里为悼念契尔年科静默致哀。 戈尔巴乔夫用响亮的声音说道：
　　“全会议程上只有一个问题：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现在请葛罗米柯代 表中央政治局讲话。”
　　大厅里十分寂静，静得只能听到与会者的呼吸声。全会参加者的脑海中 涌现出无数问题，为什么让外交部长讲话？发生政治剧变了吗？是不是葛罗
　　
米柯要担任新的职务？这时，葛罗米柯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讲台，他仰着头， 不看发言稿，慢吞吞地说：
　　“我受托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问题的议案提交中央全会审议。政治 局一致同意推荐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 他还没讲完后面的话，大厅里就响起了掌声。对许多人来说，这番话使 他们一天一夜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中央委员们的目光集中到主席团，戈 尔巴乔夫低着头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目光，示意掌声停止，但是掌声反而
更响了。 大厅里安静下来后，葛罗米柯介绍了政治局讨论的内容、会上的气氛。
葛罗米柯的讲话不同寻常，生动形象，而且出人意料的修饰语和非同寻常的 论据用得恰到好处。葛罗米柯说，戈尔巴乔夫的当选是当之无愧的，他具有 党的工作的丰富经验和领导人的宝贵素质：有原则性，善于说服人，具有列 宁的坦率，掌握分析艺术。葛罗米柯还列举了新总书记的其他优点，他过去 和现在的成绩。大家认真地听着。
　　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先后发言，讲的内容无非都是认为这个决 定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无愧做党的路线、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全会的高潮 时刻到了，表决开始。与会者一致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新总书记。掌声过后， 戈尔巴乔夫走上讲台。他重申继承和不改变苏共二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方针—
—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改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在计划经济、发扬
民主、提高苏维埃的作用的基础上改造物质技术基础和各种社会关系，保证 今后仍将实行维护和平、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作、同各种革命力量积极 配合的方针。他感谢对他的信任。
“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地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人民、
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 新总书记讲完活，这次著名的中央全会就结束了。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
期从此划上句号，一个新的破坏时期开始了。他登上了党和国家权力的顶峰，
宣誓要为人民服务，关心祖国的繁荣昌盛。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也未必能够 想到，几年以后总书记会违背自己的这个诺言。
全会参加者开始退场，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应该再一次向新总书记表示祝
贺。戈尔巴乔夫在一片赞扬声中容光焕发。我到他的接待室看了看，听到这 些人毫不掩饰地在表白选举的巨大胜利，大谈新的计划和事业，提出必须把 勃列日涅夫的仆从全部赶走。接待室里，党的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们期待着 再一次同新总书记握手，以示支持并听取教诲。
　　我明白了，他今天不需要任何人了，于是我很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 再一次回顾发生的一切，觉得自己是在参加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滑稽表演， 大家都扮演着呆板的角色，连那些憎恶“越级提升”的人也在祝贺、恭维。 当然，让年轻领袖当总书记是一件有前途的事，至少，这件事让莫斯科流传 的关于政治局委员都想在总书记位置上死去的政治笑话结束了。这当然是开 玩笑的话，主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能否胜任肩负的担子。我知道，他有许多 优点，但我也了解他的许多严重缺点。这是些小节问题，他讲话口齿不清楚， 发音不纯正，有点把俄语同乌克兰语混杂起来的味道，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克 服的，即使不能克服也无伤大雅。人们会很快习惯大人物的腔调，并且在不 知不觉中开始模仿他们，当年几乎全体人民，甚至连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 都学赫鲁晓夫讲“共产主义”一词时的口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模仿戈
　　
尔巴乔夫的创新，把“阿塞拜疆”读成“阿拜塞疆”，并随意读词的重音呢？ 这没什么可怕的，并不是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有足够的文化修养，他们几乎都 是第一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是，是否有足够的毅力、决心和魄力。我当时正 是在这方面表示怀疑，然而，我还是半信半疑地想：1985 年 3 月 11 日会不 会是历史和政治上的偶然机遇呢？
　　但是考虑这些问题已经为时太晚，而且也用不着去考虑了。当时我无论 如何不相信新上任的领导人会比他的前任们更加意志薄弱，四年多来一直让 大国的航船摇摆不定。
　　我走到老广场，看到的第一个人是雅科夫列夫。我们一起上楼进了办公 室，要了一杯茶，半天谁也没说话。
　　“工作刚刚开始。”雅科夫列夫终于开口讲话了。”会忙得头昏脑胀的。 我不羡慕你。”
我回答说： “有什么法子呢，我是自愿上这条船的，因为我看到我们正在滑向深渊。
应该扭转国内局面，为此我将不遗余力，只是我不知道要让我干什么工作， 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前面的路很长，很艰难，但是我会认真去干的。”
　　“现在需要好的思想。只有形成一条路线，我们才能立得住，否则将是 灭顶之灾。依靠旧思想不会支撑太久。”雅科夫列夫沉思道。
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就这样结束了，国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
时期，大家都在谈论美好的思想。但是没有想到，善良的思想铺就的却是通 往地狱的路。

探索改革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地搬进了新办公室——苏共中央大楼第五层 6 号， 总书记办公室。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对他来说，这间办公室是权力的真正标 志，就像俄罗斯帝国历代君主的王座、权杖和金球权标一样。总务人员用一 夜时间就把房间整理好了：更换地毯，给地板打蜡，将全套胡桃木家具重漆 一遍。布置休息室要多费一些工夫，不过这并未妨碍总书记搬迁，他已经在 新套房中接待客人了。
　　办公室很宽敞。苏共中央大楼的第五层与其它各层不同，这一层的办公 室都很宽敞，而且都在走廊的一侧。入口的右侧是一排朝向苏共莫斯科市委 大楼的大窗户，总是挂着用细亚麻布做的“法式”窗帘。窗旁摆着一张宽大 的写字台和“总书记”的皮转椅，正对着门口。按苏共中央的惯例，墙上依 然挂着列宁的画像。
　　转椅旁是一个敦实的胡桃木制的通讯控制台，台内布满电子通讯系统和 纵横交错的电线。台上摆放着几部用于城市间联系的保密和绝密通讯装置， 还有与国家领导人进行联系的通话器的按键。这个控制台可接通所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办公室，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苏联 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还有许多极为重要的、由总书记 直接控制的国家部门——克格勃、国防部、外交部、内务部、总参谋部、军 事工业委员会、《真理报》的负责人，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顾问。同中 央政治局委员、助手和其他许多人的通讯联系是双向的，这些人都可以随时 与总书记通话，所以总书记实际上总是不停地打电话。在总书记的写字台前 有一张不大的桌子和两个转椅，这是为客人准备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张宽大 的会议桌，会议桌的一端是总书记常坐的位置，左手一侧有两部政府专线电 话。在会议桌的尽头，靠墙立着一个大书柜，里面排满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 著作、百科全书、参考书和其它常用书籍。办公室的地板选用柞木铺成，并 用深色木料镶了边。从门口到写字台铺着淡绿色的条形地毯，会议桌的四周 也铺这样的地毯。办公室里还有几张用来摆放水瓶和书报的小桌子，窗户的 对面有一排椅子。离写字台不远是通向休息室的门，休息室里有一张摆着几 部电话机的写字台，一张餐桌，一张沙发床和一面供理发师给总书记整发用 的镜子。墙边放着一个又高又大的书柜，还有一个国产的保险柜，里面放着 一些十分重要的文件和一些个人物品。
办公室和休息室的所有家具、门、窗台都由深色胡桃木制成，而门框和
窗框则由浅色柞木制成。墙壁上贴着漂亮的木纹壁纸。戈尔巴乔夫很适应新 的环境，从各方面可以看出他喜欢这套房子，喜欢那个通讯控制台，它使他 能够同我国乃至全世界任何一个享有通讯服务的人联系，能够同其他国家的 领导人联系。后来他经常在这间办公室与法国和美国的总统、与社会主义各 国的领导人通话，祝贺他们的生日或他们国家的国庆节。
　　不过，这间办公室并非完全让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满意。在这里， 他那奔放的个性受到了限制。我曾几次参加讨论增加总书记用房问题的会 议，他提出将第五层整个划归他个人，设一个“自己的”电视演播室。当时 尼·叶·克鲁奇纳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经常来找我，他不知道这样一来该把 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设在哪儿，该把利加乔夫从第五层的办公室搬往何处。 但不久便作出决定：将相邻一座楼里的电影厅改为中央书记处会议室，把利
　　
加乔夫安排在第三层一间新装修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 埃主席（后又成为苏联总统）时，整个改建方案已经制定好了，但总书记这 时又迁入克里姆林宫了。不过这是后话，而在当时，在 1985 年春天，大家都 在满怀希望地盼着情况好转，因为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人们去做。
　　处理完当选总书记后的一些必要的例行事务和一系列紧迫问题之后，戈 尔巴乔夫开始认真思考为改变国内局面并证实他那些设想的重要性而必须采 取的步骤，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之前对将要实行的变革曾进行了 无数次的讨论，但生活表明，它们一接触实际，便都成了难以实现的方案。 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大致知道该做些什么，但他们谁也说不出“该怎 样做”，又从何做起。应当说，新领袖的出现本身并不意味着将要进行的改 革是重要的，也不意味着他已经有了一套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改造的较为 周密的办法，他必定要进行摸索，或许要犯错误，这一点使总书记非常不安。 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对国家命运的重大责任，幕后活动和宫廷密谋再也不管 用了，人们等待着实际的变化。变革的条件也是极为有利的，不过，看来夺 取权力要比保住权力容易。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不久便请来了几位中央 书记、他的助手和他所信任的其他一些人，共同商讨新的领导班子所要采取 的实际行动。我记得，当时所有的议论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尽快更新干部 队伍，撤换那些曾与前几任总书记关系密切、又不能胜任所在部门工作（这 些部门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善工作状况）的领导者。其实，这显然是随意 任免干部的一种借口。第二，继续贯彻执行加速国家科技进步、优先发展一 切生产改造的基础——机器制造业的方针。戈尔巴乔夫早就认为，我国的一 切不幸都是由于机器制造业不发达而造成的，他当时就下决心更新生产设 备，将全部机床实行二至三班工作制，使用叶轮综合装置。第三，总书记到 全国各地走一走，视察一些劳动集体。当然，还讨论了农业和建筑业等问题， 但讨论这些问题只是为了作进一步研究和提出建议。戈尔巴乔夫决定首先走 访首都一家工业企业。他请我来安排这次出行，还要求尽量不让更多人知道 这件事。总书记想去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还想去一所区级医院、一所学校 和一家商店。我照此安排了路线，可结果这次暗访还是成了明访，因为戈尔 巴乔夫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当时的莫斯科市委书记维·瓦·格里申。自然， 在总书记到来前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如果说在几天内工厂里很难有什么变化 的话，那么医院里的情况同我事前所见的相比则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院中的 大小道路和医院门口处的街道重新铺上了沥青，那沥青还散发着热气。我们 所到的那层楼，不允许病人走出病房。总书记卫队的人后来告诉我，当时领 我们看的那两三间病房里躺着的都是安全部门的人，这些两颊红润、留着短 发的年轻人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伙食赞不绝口，只是难以说清自己的病情。 他们谈起自己的病来语无伦次，害得医生们不知如何是好。还让我们看了几 处虚假的地方，比如，请我们来到工人新村里的“随便一个”住宅，一个“普 通工人的”住宅，“刚好赶上”他们家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还有糖果、饼 干等，可以看出，许多东西是从保卫部门的食品特供车间弄来的。此外，就 连墙上的挂毯以及其它一些用具说不定也是借来的。戈尔巴乔夫亲切地与这 位工人交谈，询问他的工作和家庭情况，然后同他亲切握手，祝他幸福并在 工作中取得成就。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这种欺骗做法，而在于戈尔巴乔夫肯定感觉到了这些 做假之处以后竟然接受了这种做法，允许记者们拍摄这些虚假的场面，同意
　　
在这出戏中扮演角色。时隔不久，在一次总书记出行返回途中，我在飞机上 想起了这件事，便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讲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听，我以为， 他们知道真情后会好好想一想的。我内心当然希望他们能坚决反对这种欺骗 的做法，严厉追查那些千方百计地蒙骗总书记的人。但是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的反应令人感到意外：
　　“您认为该怎么样？难道您请人来作客时不把家里收拾一下，不把所有 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吗？”
　　对此我很难反驳。的确，家里如果要来客人，我也总是要把房子收拾一 下，但我家里来的不是这样的客人，而且住宅毕竟不是医院或国营企业。这 里说的是政治性访问，而不是老朋友聚会“喝茶”。当然，我当时还想说， 总书记不是客人，而是主人，是国家的领导者。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怕他 们误解。不管怎样，事情已经明摆着了：这种表演已得到肯定，今后还会重 演。不过，我当时井没想到整个生活不久就会变为一个演员的戏台。
　　在安排党和国家的新领袖首次出行的另一个地点——莫斯科汽车制造厂 时，我曾认为，要是戈尔巴乔夫确实想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他就应 当像工人们一样乘公共汽车、地铁、电车到厂里去，这样的话，从一开始就 能看到劳动者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我还提议从工厂到区医院、到新建住宅区 也乘公共汽车，党的领袖是工人的，是全体人民的，用不着害怕与他们直接 见面。可是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我的所有建议，大概还以为我这个人不正常或 者不严肃。我知道，坐在专用的“吉尔”车里是比较安全，可是隔着防弹玻 璃又能看到什么呢？总的说来，总书记在第一次出行过程中所看到的都是当 地领导人想让他看的东西，他们希望总书记看到：莫斯科是一座模范城市， 市领导们在为首都的繁荣和居民的幸福日夜操劳。不过一切都是相对的，昨 天还令人不能容忍的东西往往今天就会被许多人欣然接受，再说总书记当时 也未必想了解什么情况，重要的是通过报道告诉人们，他到首都工人中去过。 在那次由戈尔巴乔夫召集的小型会议上还就政治和经济方面首先要采取 的措施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贯彻，不过它们都 是些即兴之举，没有涉及必要的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而人们还在等待变化。 有多少个家庭渴望自己的状况得到改善，盼着过上更有保障的生活，享 有更多的自由，住上更好的房子，谁也不知道 1985 年初春开始的这场试验将 会给国家、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不过多数倡导和支持改革的
人都真心希望尽快改善状况，尽快取得良好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走上新岗位后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他给雷日科夫（还有 我）布置的头一项工作就是确定人民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同雷日科夫关 系不错——他作风民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和他很快研究出一系列最 紧迫的问题，并指出应首先解决这些问题。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当时没 有提出什么新的建议，主要内容是给人们土地，保证所有希望得到土地的市 民有一块地，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意见一致，而且我在《真理报》工作时一 直主张这样做。当时我负责农业问题，又认识莫斯科市的领导，便给编辑部 争取到一块地搞园圃合作社。地不太好找，后来还是从“十月革命五十周年” 国营农场分出来一块儿。这个合作社至今还在发展，《真理报》的许多工作 人员常去那里劳动，自己和家庭都得到了实惠。
　　我还在报纸上宣传给所有希望得到土地的人分地的主张，建议将没有耕 种的土地分给企业劳动集体，把所谓的“无人”村转给它们，事情曾有些起
　　
色。可是安德罗波夫上台后许多事情又变回去了，开始追查浪费土地、违法 建造别墅等做法，后来便禁止给任何人分土地了。现在雷日科夫和我又提出 了这个想法，我们还提出改善居住条件和医疗保障等建议，后来这些建议都 形成了具体的决定并逐渐得到落实。除了采取旨在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满足 居民诸多迫切需求的措施外，中央政治局和政府还制定并通过一系列加速国 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其中包括关于生产集约化，关于提高生产效率，关 于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和能源工业并提高其技术水平，关于改造钢铁工业， 关于改进设计工作和基本建设工作，关于采用新工艺和计算机技术等决定， 并开始落实完善行业管理及利用劳动资源的决议。
　　如果仔细分析当时那些决定的标题和内容就不难发现，它们与从前那一 套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一切措施无异于给一条四处进水、正逐渐沉入漩涡 的破船堵漏。每当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一些地区走了一趟之后，总要作出发展 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的经济的决定，决定越作越多。这样一来就分散了资金， 降低了投资效益。尽管“改革”一词已流行全国，可是还没有进行社会改造 的总体构想。在经济改革方面最初十分冲动地走了几步，很快便遇到障碍， 受到限制。国民经济发展优先项目的选择具有偶然性，我们曾多次对总书记 说，不制定统一的发展构想，不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就不可能取得局部的 积极效果。要有严肃的理论作为实现转变的基础，要扎扎实实地、循序渐进 地一步步进行改造。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况且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不能忘记，社会上多年来积聚了一股强烈的不满情绪，它随时都可能爆
发出来。许多人都十分清楚这一点，尤其是那些社会先进分子即学者、经济 部门和管理机构的专家、军事指挥员及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就 是所有知识界的精英，他们总是倡导并具有进步思想。在 80 年代中期之前， 这些人就已经对改善社会关系、实现国家民主化、为沿着科技进步的道路不 断向前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议。
我国早就有了不少改革的构想，但一直没有付诸实现。赫鲁晓夫解冻时
期的出现，消除了人们对因叛逆思想而遭受镇压的恐惧，从而使我国大批的 社会学学者站了出来，使社会改革方面的种种措施得以提出。当时苏共中央、 苏联政府收到了大量有关实现国内转变方面的建议。柯西金在 60 年代中期进 行的许多经济改革就是在这些人以及较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倡议下开始 的。他们的思想基本上也是 80 年代开始的各项改造活动的基础。
我与各学科的著名学者、文化和教育活动家及作家进行过频繁接触，这
些人具有非常进步的观点，看到了我们的制度的弊端和管理社会方面的缺 陷，在那些年里进行的开诚布公的谈话中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和政治 问题。大家深知，使许多思想无法实现的障碍就在于领导者的因循守旧。党 和国家的上层人物是那样的衰老，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向前看，没有能力思考 祖国发展的前景。苏共二十六大之后已经可以看出，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 很可能活不到下一次代表大会。一部分知识分子更是深知这一点，因为他们 早就在不安地关注着领导层内力量的配置，了解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实 际情况。
　　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才引起了善于思考的知识 分子们的注意。当然，人们最初将他视为农业问题专家，这样的看法对他的 前途是不利的，因为国内对这类人物早就不满了，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解决国 家的粮食问题。但人们渐渐地又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些能给人以希望的特点。
　　
戈尔巴乔夫属于比较新的一代人，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魅力，尚能鼓动 起那些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位在实现社会上的改革思想的过程中可以依赖的领 袖的人们。于是这些人（其实并非大家一齐也并非毫不犹豫）便把宝押在了 戈尔巴乔夫身上，帮助他扬名，帮助他在曲折的仕途上步步升迁。
　　新总书记的当选激发了社会上一部分受进步思想影响的人的创造性思 维，他们实现转变的共同愿望十分强烈，学者、专家、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 都愿意向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幕僚们提出自己对国内改革的建议。他们一连几 个月坐在党和国家提供的秘密别墅里，提出了一个个关于经济改革、社会民 主化、完善政治制度、改善国际关系的新构想。
　　在起草调整经济关系的建议的过程中、尼·伊·雷日科夫的班子做了大 量的工作。总之，建设性的思想已提得相当充分，其中有些还被新的总书记 拿去到处讲演。但是整体构想仍未形成。因为戈尔巴乔夫竭力反对这样做， 他认为、按部就班只会把事情搞糟。今天看来，他不愿这样做显然另有其真 实原因，许多人曾一再要求（包括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上要求）讲明 我们在走向何处，而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1988 年之前，戈尔巴乔夫一直得到广泛的支持，在这位新领袖的行为中 以前从未出现过逃避、悲观和善变的情况。后来，思想的泉源逐渐干涸，许 多学者不知为什么开始回避总书记了。于是戈尔巴乔夫只好不断地给自己那 班人马鼓劲，并经常撤换助手和给他起草报告、讲演稿和对记者谈话稿的人。 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制定改革的种种方案，为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选配 干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他就具有从事这 类工作的超人经验。我记得，他在加拿大从事外交工作期间就搞了一个涉及
我国各个主要方面的改革计划。在主持戈尔巴乔夫智囊团工作后，亚·尼·雅
科夫列夫吸收了许多专家，经过综合各方面材料，确定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 概念，还确定了为实现国内的转变而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他长期领导“写 作班子”的工作，总书记的报告和讲话中的主要提法其实都是他的发明。除 他之外，智囊团中还有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如瓦·安·梅德维杰夫、Л．И．阿 巴尔金、阿·格·阿甘别吉扬、安·伊·安奇什金、斯·阿·西塔良、Н．Б．比 克宁、斯·谢·沙塔林、尼·雅·彼得拉科夫和В．П．莫任等。各经济研 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部、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以及其他各部的 许多专家也常参与工作，改革的主要思想在这个班子里不断产生，有识之士 为改善国家的状况而提出的建议也在这里得到总结概括。在报告和讲话稿的 起草工作的最后阶段，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一些助手才参加。总书记自己选定 几个人，然后，要么在他的办公室里，要么就在新奥加廖沃或沃伦斯科耶的 国家别墅中，和他们单独商讨。
　　尽管有一个由诸多高水平专家组成的庞大的班子，他们能够提出一套实 行国内改革的连续性构想，但是却从未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我曾几次试图 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均遭到反对，所以只是分析了一下 80 年代中期党内和国 内的形势，时间都白白浪费掉了。许多事情都是凭一时心血来潮盲目地去做 的，而没有考虑后果。人们在完成总书记交给的任务时，总是天真地以为他 知道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一直认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 是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加快发展速度。
　　我已经谈到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多次听说以前曾打算召开一次 有关科技进步的全会，于是便决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当时认为，国家的
　　
所有不幸都是由于机器制造业不发达而造成的。他想抓住这个环节来带动全 局，因此也就格外关心机器制造业方面的问题。当时决定于 1985 年 6 月就这 个问题在中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而且很快便开始筹办这件事。需要搞一个 内容相关的报告，一个由专家、生产部门的人员、思想家组成的班子马上前 往沃伦斯科耶 2 号别墅，在那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准备好材料。
　　会议在中央全会会议厅举行。这个会议厅是不久前建成的，与苏联最高 苏维埃大楼相连，也算得上是个建筑杰作，尽管它并不实用。工农兵大理石 群雕装饰着墙壁，整个建筑用的都是大理石，据说是从意大利运来的。其它 设备来自世界各地。所有的桌椅都用美纹桦木制成。座椅装有增音器，而且 很舒适，宜于休息，所以开会时常常听得到阵阵鼾声，在听那些内容陈旧保 守的报告时更是如此。还有地面和墙壁都用大理石装修的豪华休息厅，宽敞 的餐厅。整个建筑设计精巧，与克里姆林宫内的建筑群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参加这个会议厅的设计和建设的人获得了列宁奖金。
　　现在，学者、工业企业的领寻者、各部部长、中央委员第一次聚集在这 个会议厅里。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准备得不错，大家听得很认真，发言热烈而 又尖锐，这些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这次电视转播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人们看到，与会者就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自由发表意见，许多人根本没有发 言稿。新总书记也与前几任不同，讲话好动，眼睛不时离开讲稿（尽管这次 他还不太敢这样做），给人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在党内，在人民中间，相信新领导精明能干、思想解放的人越来越多。
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前几年里说话根本没人听。 我还想重申一下，戈尔巴乔夫在 1985～1987 年间的讲话一直坚持这样一
个观点：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大业，应该继续建设它。社会主义的原则
没有改变，而且将来还要实现主要目标——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最初，这些 公理就是戈尔巴乔夫所有构想的基础，而且我认为，他当时也没有别的什么 想法。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的态度无疑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愿，国内所有 的人确实盼着转变，而且是彻底的转变。他们期待着经济、外交、社会民主 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希望有新的刺激办法，希望解除对各级党委和党 组织的活动的束缚，但又不想失去早已享受惯了的种种社会保障。党是支持 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工作的，况且他说过要保留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和已取得 的各项成就。
但是不久事情便有点儿走样了，头一年的工作实践已经表明不会很快取
得成果。而戈尔巴乔夫却提出，一旦我们为农业松绑、给人们以采用各种租 赁形式的自由，那么一两年内我们就会实现粮食市场的繁荣，这表明他已远 远地脱离了现实生活。
　　当他决定把这一提法写进报告时，我曾试图劝阻他，说这样做不对。米 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听后勃然大怒：
　　“你根本不了解农民的特点。看人家中国发展得多快，而我们不比他们 差。”
不过，他在自己的讲稿中把繁荣的时间推后了两三年。 在对改革的可能性的如此幼稚的认识支配下，他作出了一个个仓促的决
定，在管理经济、刺激和组织生产方面采取了种种不可靠的方法。最主要的 一点是开始逐步撤换干部。这项工作在各个领导层进行，也涉及到戈尔巴乔 夫身边的人。戈尔巴乔夫往往不按专家们的建议去做，却采纳另一些人的主

张。从思想上和人员上的这种不断变化中可以看出总书记内心的慌乱无措。 为了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构想，但每一次转变都使 人感到，这明明是要转而采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法，而且还是资本主义在最 不成熟的初始形态时的方法。虽然还在一本正经地大谈建设社会主义，大谈 共产主义远景，但这些都是空话，如同一块遮羞布，在掩饰见不得人的思想 和放弃党的全会和代表大会所确立的方针的做法。
　　理论上的摇摆不定也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决定的。从很早时候起，从 中学时代一直到上大学、做团的工作、做党的工作，他就习惯于遵循中央制 定的路线，认为自己的工作取得成绩、得到赞扬和掌声是应该的事。他 16 岁就获得了政府的奖励。在中学，他是团组织负责人，毕业成绩优异；接着 又免试进入莫斯科大学，在那儿仍然是团组织负责人，并再次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这些年来伴随戈尔巴乔夫的一直是表扬、扶持，也不乏对其能力的赞 赏。这些在他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也可看出来，当时戈尔巴乔夫没有去当检 察官、去做那难以自我表现的日常法律工作，而走的是一条从做共青团工作 到做党内工作的升迁之路。在社会组织中工作使他总能抛头露面，但他没有 经受过生产实践的锻炼。也许戈尔巴乔夫的不幸（不是他的过错）就在于他 一生从事的都是机关工作，这便给他造就了一副“柔软的”脊柱，而不是坚 强不屈的性格。所以，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实际进行改革的过程中 遇到困难时，便失去了对改革的兴趣，而去改做其他事情。他的主要活动范 围自然很快便局限于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或在电视上讲讲话，再有就是出 访西方，因为在那里他作为国家的代表受到了尊重和欢迎。
可是，戈尔巴乔夫从主持政治局工作时起就担负着对党和国家的命运、
对千百万人的幸福的责任，人们期待于新领袖的不是夸夸其谈——这些他们 早就听够了。他们期待的是制定明确的方针，指出前进的目标，实际地改善 生活，而绝不是使生活变得更糟。
改革之风已吹遍全国，人们企盼着发生变化，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和公开
性，希望能公开说出最困难的问题。人民急于要把这些心里话说出来，他们 把戈尔巴乔夫看成了自己的保护者，看成了自己的希望。党的机关、经济部 门和苏维埃机构的戒心都被普遍的兴奋之情所淹没。从全国各地和国外寄给 总书记的信一封接着一封，人们纷纷写诗，把戈尔巴乔夫比作救世主。
我浏览着这些来信，不时地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信的内容。他喜欢看这些
信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还时常将他喜欢的地方重新念诵一遍，或是从来 自国外的反应中引证几段话。
　　“这儿还有，你听！”他说着便拿过一份单独为他准备的塔斯社内部消 息念了起来。“俄国正在进行的由它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建设性改革在 东欧联盟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恐怕还应付不了本国日益 高涨的改革浪潮。”
　　我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戈尔巴乔夫爱看那些称赞他的报道，大概不是西 方的情报部门就是我国的驻外大使们。不过可以说，总书记的虚荣心得到了 充分的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消息都是吹捧新领袖的，我们的每一位驻外代 表都把从西方的报纸或杂志上谈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伟大事业的文章剪 下带回来视为自己的义务，还要亲口对总书记说，外国的领导人和“老百姓” 都喜欢他。
从国外寄来的邮件也增加了好几倍，许多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了纪念

品、家传宝物、钱和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 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总书记收下了很多东西，他真的相信得到这些是因为 他所做的一切。甚至当人们认识到戈尔巴乔夫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和人民， 而是自己的名声，纷纷离他而去的时候，他还在相信这一点。
　　我已经感觉到，一些事情越来越令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烦恼。从 1988 年即开始广泛的试验时起，经济方面的实际情况越来越糟，所说的事买际上 并没有做到。政治局、党、人民都看到，总书记正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戈 尔巴乔夫也知道这种状况，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他拼命地琢磨着种种奇 思怪想，提出越来越新的达到目标的办法，千方百计地要扭转局面。在这一 时期，有人向他提出了一些据说是在许多国家验证过的建议，开始是匈牙利 道路，而后是瑞典道路和奥地利道路。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资本主义就成功的效仿了社会主义的许多东西。但 是我们尚未实现整个体制的深刻变革，因此很难采用人家的管理方法。所以 只取个别方法加以采用的做法使经济工作者们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这是经济 失衡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没有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就并面临着失去权力的危险，为了清 除那些不赞同他的路线的经济工作者、党的领导者，他急急忙忙地开始筹划 在生产领域实行“民主化”。最初是建议选举产生厂长和企业领导者，这样 就可以除去一部分固执已见的经济工作者。随后戈尔巴乔夫又建议打击“司 令部”，惩治党和政府中不服从他的经济领导音，撤换各级管理机关的官员， 但是换人的做法仍然无效。
这使戈尔巴乔夫感到很不安，他明白，全党和中央已有所警觉，于是总
书记变得垂头丧气起来。他已经不能再采用以前的工作方法了，因为实现转 变根本没有指望。可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又不敢转向市场的轨道，摇 摆不定是 1988～1991 年间他的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既没有勇气前进，也没有 勇气后退。党的各级领导者看不到实现转变的道路上的明确目标，也看不出 进展，他们已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他们知道，和他一起会走上死路。有民 主意识的人也一下子都离开了总书记。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悲剧，但这也是党 的悲剧，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他最终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党看不起他，社 会上那部分民主人士嘲笑他，只有西方国家在为他唱赞歌，他们没有忘记戈 尔巴乔夫为他们做的事，千方百计地支持他。
所有这些事都是在四年以后才发生的，而当时还只是在确定对整个社会
结构进行改造的办法。

追根溯源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一切都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我几乎不去注意 同我一起囚禁的人，所以一时没有发觉少了一个人，他又被带到别的什么地 方去了。第二个年轻人叫季马，两年多来他一直在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他有 文化，讨人喜欢，看到我的状况便尽力帮忙，为维护我的权利做了他所能做 的一切。
　　“在这里你要是不争辩，你就会倒霉。”他说，“其实就是想法子做无 罪推定。大家都知道你是罪犯，把你当成杀人犯、施暴者、人民的敌人。所 以要自己为自己开脱。没有人来为你说话。”
　　
　　康·乌·契尔年科刚刚开始为参加莫斯科市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 活动做准备，西方国家使馆和情报部门的分析家们便纷纷发回通报，说他的 日子已经不多了，还列出了几个有可能得到总书记职位的人。这几个人中就 有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不是排在第一位。排在前面的是几位经验和阅历都比 较丰富的政治家，不过，戈尔巴乔夫这颗星在天边刚一出现就十分引人注目。 人们仔细分折的不仅是他的道德面貌，还有他的爱好、工作能力、受教育程 度、职业修养、家庭关系、长处和弱点。
　　当新总书记开始以他那迷人的微笑征服国内外人士的理智和心灵的时 候，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记者们却在打听：戈尔巴乔夫是在什么地方成长起 来的，他是从哪儿走上了这决定克里姆林宫政策的顶峰的？这或许是对这个 农民的儿子曾经出生、生活和劳动的地方的赞美，或许是对戈尔巴乔夫本人
——一个能从遥远的斯塔夫罗波尔草原升上高位、获得显赫权势的人的钦 佩。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和道德观念、决定了他的工作能力 和行为方式呢？
　　我同他一起工作了 10 年，因而得出了一些结论，而且总书记本人也谈到 过是什么影响了他的性格的形成、使他成为一位政治领袖。首先应当谈到的 是遗传影响，这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从住在切尔尼戈夫的母亲家庭和 住在沃罗涅日的父亲家庭得到的，他认为这很重要。很难说出这个家庭的祖 辈们经历过哪些事情，但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是贫困的，时常遭受不幸， 曾经带头参加集体农庄运动，也同苏维埃政权对抗过。这一切无疑对米哈伊 尔的性格产生了影响。
他的祖父安德列·莫伊谢耶维奇是个性情优郁孤僻的人，曾拼命反对取
消个体经济，抵制生产集体化即成立集体农庄。大概是因为这种对新生活的 不满，他也被送去流放了，有的资料说是去西伯利亚于了几年代木，还有的 资料说是去了马格尼特山。回到家乡后，他从不与人来往，还是那么孤僻、 固执，一直在离家很远的农场干活。
他的外祖父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则完全是另一种人。新政权很合他的
心意，使他的组织才干和能说会道的本事发挥了出来，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 了安排集体农庄生活方面。1937 年他被逮捕，坐了一年多的牢，但不久便获 释，恢复了党籍并重新当选为集体农庄主席。战争拆散了这个家。在农机站 当机务员的父亲应证参了军，外祖父潘捷列伊和农庄的人一起去了高加索山 区，祖父安德列留在村里。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常常回忆起那个艰苦的年代，不过有一点他不 太愿意讲：德国人侵者曾到过他的家，强迫他给他们做饭，米哈伊尔一连几 个小时给鹅、鸭、鸡褪毛，烧给德国鬼子吃。戈尔巴乔夫没有谈过法西斯的 暴行，而有一件事——一个给德国人干事的卡尔梅克人用马鞭抽了他一下—
—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他时常记起这次对未来的苏联总统的不友好 行为。
　　米哈伊尔队祖辈和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种矛盾的性格，缺乏信心，心慈手 软，组织才能和口才，农民的精明和吝啬，这些在他身上兼而有之。
　　戈尔巴乔夫在农民家庭里成长为一个勤劳能干的人，他天生头脑清醒， 记忆力强。他善耍手腕，这种本事多年来己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尽管对于 那些比较熟悉他的人来说，他想出的计谋并不高明，很容易识破。他不仅善
　　
于战胜对手，而且无论事情如何变化，他都能想方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对生 人来说，识破这些计谋就相当困难了。他能够左右论敌的思路，把自己的观 点强加给对方，使其陷于被动防守的境地。
　　早在日内瓦会谈时里根的助手们就摸清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性格特点， 于是他们竭力劝说美国总统在会谈中不要接受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谈话提纲和 讨论题目，要避开它们，或者经常变换活题。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他 的这种手段已称得上是精湛纯熟了，但要追根溯源的话，这无疑是他在斯塔 夫罗波尔工作的那几年里，即在他政治上的成熟时期打下的基础。
　　早在青少年时期，戈尔巴乔夫就表现出了领袖才干。他在学校中担任少 先队和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组织青少年的各种活动，参加业余文艺活动并 亲自登台演出。戈尔巴乔夫在回忆那个时期时讲到一件事：有一回他带领全 校学生旷课，去参加引水进草原的通渠庆祝活动。对于久旱无雨的地方来说， 得到水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这也是他不惜旷课去参加庆祝活动的原因，可 见他当时的政治嗅觉恐怕已经比学校的老师还灵敏，因为老师们都没有注意 到这个在当时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戈尔巴乔夫干 的许多事都得到了校方的原谅，因为他是一名优等生，是一名经常参加社会 活动的学生，而且在后来几年里还成了在衣机站工作的父亲的好帮手（这个 农机站负责整个集体农庄的机械化作业）。
和当地的许多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很小就开始在田里劳动了。不过，在
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就是如此，因为村里已没有什么人了，战争使村子遭受了 重创。它也在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经常回忆那个时期， 给人们讲述他如何为避免被法西斯驱赶到德国而在远离村子的农场里东躲西 藏。当然，这同德国人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许多地区的暴行相比算不了 什么，但它还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产生了影响。
在战后的几年里，米哈伊尔常帮助父亲开联合收割机，他不光得到了同
龄人的称赞，在 16 岁那年，他这个联合收割机副驾驶还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劳 动红旗勋章。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直到父亲退伍之前，他始终是凭自己的 能力为填饱肚子而奔波，所以他的劳动素养是相当高的，是经受过讥荒和经 济破坏时期生存锻炼和检验的。
原本不错的遗传素质经过战争时期艰苦环境的磨练后，如同一座发射
台，使他得以青云直上。 米哈伊尔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一枚银质奖章，凭借着这枚奖章他可以
随意选择学校。根据斯培夫罗波尔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米哈伊尔·谢
尔盖耶维奇本人的讲述，可以判断出他为什么单单选择了法律专业，尽管他 并不想把所学知识用于这方面。最初他很向往铁路部门的职业，甚至准备去 罗斯托夫上大学。当时，卡冈诺维奇管辖下的运输业被人们称为国中之国， 在那里工作不仅挣钱多，还发制服。铁路部门有内部的商店、医院、疗养院， 并提供其他许多福利，住房条件也比其他部门优越。然而家里人却劝他去首 都上大学，这是出于好心。当时报刊上发了许多有关在沃罗比约夫山上建莫 斯科大学新技舍的消息，还纷纷登载新校舍模型照片，介绍大学生们优越的 生活条件。
　　总之，大家都认为应该进莫斯科大学，可是上哪个系呢？为什么这个中 学毕业生选择了法律系？对此人们说法不一，但记得那个时期的人都清楚地 知道，当时除了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尽管米哈伊尔也十分想去，但因
　　
外语不好而没能去成）之外，护法机关——国家安全部、内务部、检察院的 工作也是令人羡慕的。当然，在那个时期人们对拥有无限权力的内务机关和 检察机关也不无恐惧。在这些机关工作的人，别的都不说，单是身上的制服 就不比铁路职工的差。
　　应当说，一个来自农民家庭的青年有出人头地的愿望是无可指摘的。年 轻人往往都是先看到形式，而后才看到内容。于是米哈伊尔进了法律系，开 始了他大学阶段的辉煌旅程。
　　是的，没过多久米哈伊尔便不再醉心于自己未来的职业了戈尔巴乔夫在 他家乡的一个区（当时这个区以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检察院实习时，接触 到了侦察人员那单调乏味的日常工作：审讯那些违法的小人物，记录口供， 办理形形色色的案件。这些使他的热情有所降低，也使他明白了，平坦的道 路并不是通向日标的捷径。不过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的职业的重要性，所以 他常用区检察院的公文纸给心上人写情书。可见，他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 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顺便讲一件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曾经决定发表一封这样的情书，想 以此来说明丈夫对她的热烈感情，她让我把这封信复印一份。我当时建议把 公文纸上的单位印记遮住，以免给人以“用公物办私事”的口实，我想，就 连当年的法律实习生都知道这是件不体面的事。按照那个时期的法律，这可 能带来很大的麻烦，不过这种事情在今天看起来是很可笑的。然而，不知是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不了解这其中的讽刺意味，还是她觉着米哈伊尔·谢尔 盖耶维奇不会因这件很久以前的事受处罚，我的建议被否定了，也许她认为 保持原样好。于是，莫洛托夫区检察院的公文印记便随同当年的法律实习生
——戈尔巴乔夫的信赫然出现在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名义出版的书中。该
书是由散文作家格奥尔吉·普里亚欣写的。书名令人费解：《我希望??》。 这部作品子 1991 年夏天出版，很难说当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究竟希望什 么。
信是寄往首都的，密密麻麻地写满一整张公文纸，信末工工整整地写着
日期——1953 年 6 月 20 日。 当时正值拉·巴·贝利亚下台，整个护法系统都已经垮掉。国家需要纯
洁的新生力量来充实安全部门、内务部和检察机关。应届毕业生们前途广阔。
其实米哈伊尔在那个时期是难以被安全部录用的，因为他在德军占领区呆 过，还有几个亲属被镇压了。
在那个年代里，在德国占领区呆过的人是很难晋升的。1986 年，有人说
苏共中央一个部的副部长的父亲在战争时期与德国人有来往，戈尔巴乔夫便 下令立即将这名副部长调离中央机关。后来此人被调到别处工作，尽管总书 记本人与他相识多年，也赏识他的工作能力。我得知此事后，便同总书记的 农业问题助手阿纳托利·帕夫洛维奇·卢希科夫一起去找戈尔巴乔夫，请求 他撤消这个不公正的决定。这个同志我们早就认识，我们对戈尔巴乔夫说， 指控没有核实，再说该同志当年才 10～12 岁，他不能为自己的亲属的行为承 担责任。但戈尔巴乔夫态度很坚决。一年期间，我找过总书记好几次，也给 克格勃的领导打过电话，请他们核实各种情况，可是都没有结果。最后情况 终于搞清了，这个同志的父亲当年留在敌后是为了做地下工作，他为我们的 胜利做了不少工作。但曾经给他下达任务的人不是牺牲了就是已经去世，后 来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才搞清真相。我把调查结果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并提

议让人家官复原职，然而总书记已经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拉不回来了”。 “你不要再劝我了，决定已经通过。他现在又担任了新的职务，我看他
没有必要再去干以前的工作。” 只是在政治局委员维·彼·尼科诺夫来中央工作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
决。维克托·被得罗维奇向我了解了详细情况，批准这个遭受诬陷的人重回 中央工作，因为他也早就认识这个人。戈尔巴乔夫对此只好默认。所以，戈 尔巴乔夫很清楚有被怀疑的亲属、有在德国占领区的生活经历意味着什么。 也许在当时，在 50 年代中期，他就了解首都和国家的常规，明白以自己 的经历在护法机关工作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他没有被安全机关录用，不过， 作为共产党员和优秀生，他被推荐到苏联总检察院，当时总检察院正大批撤 换那些在斯大林时期作恶多端的人。但他在这里也不走运，总俭察院没有他 的位置，大概还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种不幸深深地刺伤了戈尔巴乔夫的心， 他当上总书记之后还对这件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耿耿于怀。有一次他
说，70 年代中期苏联总检察院曾有意要他，但他回绝了。 年轻的法律系毕业生不得不回家乡去。在这一点上他是走运的，因为当
时大学毕业生都被派往国家东部地区，往往是那些正在建设的城市和开垦生 荒地的地区。他是共产党员、共青团的领导，当然更应该到边远地区去。不 过，看来上帝那时就很关照米哈伊尔，他没有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或 是采林内边疆区，而是去了斯塔夫罗波尔。
米哈伊尔回到家乡后才发现，这里根本不需要他，在边疆区首府他没有
得到一个体面的职位，而到外省去，既埋没自己的天才和丰富的知识，又实 在不值得。
莫斯科大学还给了戈尔巴乔夫某种比法律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在这
里，他检验了自己作为青年运动政治斗士的能量，而且在大学生中担任领袖 当然是件有诱惑力的事情，它可以满足人的虚荣心和野心，和不少年轻人一 样，戈尔已乔夫也有强烈的虚荣心和野心。他在大学里结识了不少有识之士， 这些人的思想后来曾对社会舆论产生很大影响。在大学里，他与自己的同窗， 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68 年之后又成了持不同政见者 和流亡者的兹杰涅克·姆利纳日交上了朋友。兹杰涅克去过斯塔夫罗波尔， 是到戈尔巴乔夫家作客，我想，戈尔巴乔夫能在那个时代邀请一个外国人作 客是要有一点勇气的。他们之间的友谊相当牢固，戈尔巴乔夫总是充满深情 地回想起这种友谊。他经常谈到斯大林去世的那段日子，当时不仅我国，而 且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冗弟国家都为斯大林的死感到震惊。
　　“米沙，我们大家的命运将会怎样？”姆利纳日问道。“这下我们全完 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完，尽管他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所走的道路和所持的 观点一时不同。昔日的友谊被“布拉格之春”时期的冷淡关系取代，当时他 们分别处于两个敌对的营垒。戈尔巴乔夫依然信奉传统的共产主义模式，姆 利纳日则另有追求并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不过他们并未公开断绝关系。
　　戈尔巴乔夫升任总书记后，姆利纳日在一家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 于苏共新领袖的文章。有一回，戈尔巴乔夫搞到这篇文章，便谈起了姆利纳 日，并提到他们曾是好朋友。戈尔巴乔夫又看了一遍这篇文章的译文后说， 文中没有说他一句坏话。他们的友谊很快又恢复了，姆利纳日常去戈尔巴乔 夫那里，给他提一些建议，其中包括不能急于毁掉业已形成的结构。今天看
　　
来，很难说这个人在同戈尔巴乔夫相识期间对其产生了哪些影响，不过他的 影响无疑是存在的。
　　在莫斯科大学做社会工作使戈尔巴乔夫认识了许多人，了解到大学中青 年精英们的活动，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可以让人看 到走向权力的途径，虽然这只是共青团组织内的权力，可它是首都的共青团 组织。
　　戈尔巴乔夫感受到了首都生活的美好，他曾为自己未卜的命运而担忧。 现在，年轻的法律系毕业生更加为此而不安。1953 年 9 月他同莫斯科大学哲 学系学生赖莎·季塔连科结了婚，想必那时他就考虑工作问题了，这也是为 了妻子。既然边疆区检察院系统也没有合适的位置，他就很可能要去边远地 区，而这是这位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值得骄傲的莫斯科大学文凭的年轻人从未 考虑过的。戈尔巴乔夫早就懂得，要想不靠命运的恩赐应该去敲哪些门。当 时党的机关中的风气还不像 70 年代中期那样差，边疆区党委会不仅马上接待 了他，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帮他调整了工作。他想当一名共青团工作者，干 一阵子社会工作，因为他在这方面有着在首都积累下的丰富经验，而斯塔夫 罗波尔的共青团员们还的确缺乏莫斯科的经验。
　　命运又一次对戈尔巴乔夫发出了微笑，他马上被任命为共青团边疆区委 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在这位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看来，这是个十分体面的职 位。
戈尔巴乔夫一头扎进繁忙的共青团工作之中，那段时期在他的心中留下
了美好的回忆。直到担任总书记后，他还时常回想起那些年的情况，讲述他 如何在村村镇镇间来回奔波、召开团员大会、组织辩论会、回答种种问题。 当时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冰雪开始消融、到处充满生机，举国上下发愤 图强，工业迅速发展，农村的状况不断改善，新兴城市四处崛起，科学中心 纷纷建立。火箭飞上了太空，苏联人征服了宇宙，时代造就出一批天才。物 理学家与诗人展开了争论——世界有多大、精神与物质哪个更重要。
变革的春风也吹到了斯塔夫罗波尔草原。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在这种转
变时期当一名组织者和宣传者是再合适不过了。时代推动着他在斯培夫罗波 尔政权机关内不断升迁，他终于在 1970 年春天登上了这座金字塔的顶端，从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
说到这里还应该谈到一个因素，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是决定命运的因
素。
　　如果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 那么他的未来是什么样就很难说了。这也许使人感到奇怪、但是妻子的观点、 性格确实对戈尔巴乔夫命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 也影响到了党和整个国家的命运。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个性情倔强、严厉、有支配欲的人，她善于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善于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很快当上了国家第 一夫人，这种感觉肯定要比戈尔巴乔夫真正感到自己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来 得更快。她经常毫无顾忌地给总书记的助手和国家某些领导人，尤其是她认 识的人打电话，让他们干这干那。作为大权在握的主妇，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立刻成为党的领导人的夫人们的头领和组织者。她在苏联文化基金会担任 领导职务，说得明确一点，就是这个基金会的头。按照她的吩咐，许多文化 机构、群众性宣传机构都安装了政府电话。她的汽车以及克格勃卫队的护送
　　
车队都装上了和总书记一样的通讯工具。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以极快的速度同各国外交使团的夫人们建立了联
系，每逢“三八”妇女节都要接见她们。有一天夜里 12 点左右，戈尔巴乔夫 打来电话，当时我还在工作。他经常在很晚的时间打电话，交待一些他突然 想起的事情，而他的这类想法往往都是在傍晚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散步之 后产生的。这次谈的是关于在“三八”妇女节安排接见的问题，赖莎·马克 西莫夫娜要接见来宾，具体工作由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去做。事情定下 来了，不过决定是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戈尔巴乔夫要求把它改为中央政治 局的决定，对这次活动给予必要的推动。中央有关部门立即照办，这项决定 很快便出台了，它在当时高于任何法律。
　　接见于 3 月初在列宁山上的一所国家别墅举行。那天到场的有领导人的 夫人，各国大使夫人，党和国家的有地位或有实权者的夫人，以及著名女演 员、文化艺术和科技界的妇女。许多参加者认为，这次接见活动的场面给人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能走上前去问候总书记夫人，同她握握手，女宾们 排起了长队。第一夫人看上去彬彬有礼，热情周到，以准确的眼力评价着来 宾的服饰，在这方面她无疑是个行家。然后，女宾们走到摆满各种食品的餐 桌旁，耐心地听完第一夫人的祝词。那时候，每次接见活动都搞得十分排场， 还请一些著名演员来表演，被接见的女宾每次都得到鲜花和礼品。这一切肯 定花掉国家不少钱，不过谁也没去算过这笔帐。
我知道，许多人是厌恶参加这些接见活动的，他们去参加是为了不使第
一夫人难堪，而她的记忆力又很强（这一点女宾们很快便知道了），况且还 有一本本签到簿，可以随时了解谁对总书记夫人不尊重。我厌恶这些接见活 动主要是因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每次都要提前几个月让我为她准备讲话 稿，她有自己的助手，也算总书记办公室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助手写的东西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总看不上。她这个约稿人好耍性子，十分挑剔，如果她 觉得稿子中有疏漏，便会毫不客气地训斥人或挖苦人。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 白，她这样批评人就是表示稿子必须重写。作家格·普里亚欣就有过这样的 遭遇，他曾是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受命执笔写一本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名 义出版的书。总书记夫妇轮番地骂他，说他不会写东西，思想幼稚，政治上 目光短浅，所以必须全部改写。不过据我所知，该书最后还是照原样出版的， 当然，肯定作了某些修改。此事过后不久，我曾提出由格·普里亚欣提任将 要创刊的《红场报》（戈尔巴乔夫想出版该报）主编，可总书记大笔一挥， 便把这位在他看来没有远见的人从候选人中勾掉了。就连让格·普里亚欣当 副主编他也不同意，这使我非常为难，因为挑选人员、确定报纸的结构和基 本办报方针等工作是我和格·普里亚欣两人干的。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所 受的教育和在高等院校讲授马列主义哲学课的工作经历来看，她是共产主义 世界观的忠实信徒，她多次公开表白自己的信仰，她给成百名学生传授过这 种信仰，教育他们忠于马列主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家，除年纪尚 小的孙子们外，都曾是苏共的忠诚党员，他一谈起自己的家就说，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领导“我们这个家庭党支部”。其实不光是领导，还是它的核心 和思想旗帜。她不仅确定这个家庭党支部的政策，而且常常做出某些决定， 想方设法让家庭党支部成员戈尔巴乔夫将制定好的路线拿到整个苏联共产党 内贯彻执行。这样说并不十分夸张。
我经常见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地重复她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