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纪实

第一章 浓雾笼山城


　　①国民党陆军上将朱绍良大发雷霆，共产党办的秘密报纸竟然摆到他的 办公桌上。


1948 年春，浓雾笼罩着山城重庆。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创
伤。蒋介石又把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到这里，再加上沦陷区的大批人才、资 金向这里涌入、集中，于是这个西南重镇一时高度繁荣。
　　到了 1948 年春天，虽然眼见得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人民 解放军在南北两线大举反攻，但重庆偏于一隅，表面上还是一片歌舞升平景 象。很多国民党大小官员成天花天酒地，饱食终日，醉生梦死。
　　蒋介石在川、滇、黔、康四省苦心经营八年，连日本人都没打进来，共 产党能打进来吗？蒋家王朝就是丢了东北、华北，也一定能保住西北和西南。 他们认为，在这个年头，躲在西南就好像躲进了保险箱。
　　西南地区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即《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却不敢这么 乐观。
抗战期间，共产党在重庆派有代表团，中共四川省委公开活动，《新华
日报》天天发行，“赤化”分子该有多少呀！可是他又抓到多少呢？往大街 上瞧去，他觉得人人都像共产党，可是又一个抓不住，他真是又急又气。
更让他感到气恼的是，去年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新华日报》已
被查封了，四川的共产党肯定转入了地下活动，而且活动得还很猖狂。学生 们三天两头就闹罢课，闹请愿；华蓥山的农民动不动就起义；还有那张名叫
《挺进报》的秘密报纸，平均每两周就出现一期，先前不过是普通毛边纸，
后来用上了彩色打字纸。开始时一期不过二三版，现在出到了六版。上边登 的全是从延安新华社发出来的消息。《挺进报》影响很广，据说在远离重庆 的合川、垫江地区，还有人翻印再版《挺进报》。很显然，共产党在重庆有 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地下组织，一定还有地下电台。
可是，作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的处长，整个西南地区军统特务的总
头目，他却至今连重庆地下党的一根毫毛也没摸着。他感到耻辱，感到气恼。 这一天上午，他接到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陆军上将朱绍良
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趟。听口气，好像出了什么大事。
　　朱绍良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反共悍将。1927 年大革命时期，他就是蒋介 石手下的参谋长，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捕杀工会领袖，什么坏事他都干过。 江西五次“围剿”，每一次他都参予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出任第八战区司 令长官，后又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伙同军阀盛世才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 林基路三位烈士。他的两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1947 年，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来西南坐镇，朱自以为对“反共”有多少 年经验，坐镇西南绝无问题，所以每天仍是豪饮名贵的白兰地和威士忌，喝 得醺醺大醉。有时陪着如僵尸般的花夫人抽几口鸦片烟，有时还为他如花似 玉的几位小姐的浪漫行为呕点闲气，有时又找四川地方军人政客聊点闲天。 最近一段时间，朱绍良却忧心忡忡，坐在上清寺范庄公馆里，燃着雪茄 烟在想心思。他不担心蒋介石会丢掉西南，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却 令他坐立不安。西南地方势力很大，他们和蒋介石从来都是离心离德。共产
　　
党一旦打来了，他们很可能会倒戈相向。为了研究对策，他多次找他的“耳 报神”——徐远举听取汇报。为了避免拘束，每次密谈都是在他的范庄公馆 进行的。按国民党大官僚的习惯，在公馆里谈问题可表示特别重要和亲切， 不像在办公室里要装模作样，乱打官腔。
　　今天，他一大早就去西南长官公署办公。这一天要在长官公署里举行党 政军干部例行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方面的头目都要参加。除 了朱绍良要到会外，还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肖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 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 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 24 团团长沙吉夫和西南长 官公署第二处（情报处）处长徐远举。
　　走进办公室，他一屁股坐进了一张宽大的皮沙发椅里，休息片刻，便随 手把摆在办公桌一角的一摞信件拿过来。他随便翻了翻，没发现什么重要信 件，刚要推开，一个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写着“朱主任亲启”几个 大字，格外引人注目。他好奇地拆开封口，一张报纸从里边滑落出来。报头 上的三个大字赫然夺目：
　　挺进报里边还附有一张警告信：蒋家王朝的末日就要来临，任何追随蒋 介石的人如不及早停止作恶，必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一下惊得朱绍良目瞪口 呆，也气得他火冒三丈。徐远举来了。《红岩》小说中对他的外貌描写还是 很准确的：身材粗大，脸色黝黑，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眉浓眼大，肥肥 的下巴。黄呢军便服领口上，嵌着一颗金色梅花，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徐远举的军衔是少将，这在军统中是最高的军衔。因为军统的老板戴笠是带 着少将领章死的，所以在他之后的军统人员不管干得多么出色，也不能超过 戴笠的级别。“啪！”朱绍良把那张《挺进报》重重地摔在办公桌上。
“解放军还没有打进来，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这不是反天了吗？
共产党在我们眼皮底下这么嚣张，你是干什么的？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 务必把这个案破了，把《挺进报》消灭。”
说着，他提起毛笔，三下五除二就写了一个措辞严厉的手令：限期破案。
徐远举唯唯听令。 国民党全国各地的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都设有第二处，它是一个一处三
管的特务机构，即一个婆家两个娘家。在公开形式和行政系统上第二处属于
西南长官公署，人事、经费、业务也都属于西南长官公署的建制范围，按特 务机关的术语，这叫掩护机关。这是它的一个婆家。实质上第二处受国防部 第二厅和保密局掌握领导。各地第二处所获得的情报，都以最迅速的方式报 告第二厅，其次再报保密局。这是它的两个娘家。国民党政府有个不成文的 规定，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的任免，必须经过国防部第 二厅和保密局，当地军事长官不能过问。第二处对当地军事长官的态度，则 看他们与蒋介石的亲疏，分别对待。
　　朱绍良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徐远举在他面前当然不敢放肆，只能言听 计从。
在紧接着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上，朱绍良那股火气仍然未消。 “你们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撤走了，《新华日报》停印了，就天下太平
了。在重庆，在整个四川，共产党还在大肆活动，对党国危害很大。你们一 定要想方设法把中共地下党组织清查破获。要人、要钱、要物我都给。远举， 会后你找几个人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来。”

　　朱绍良当场授权徐远举统一使用军（长官公署军官大队）、警（警察局）、 宪（宪兵 24 团）、特（二处和军统重庆站）的力量，从侦破《挺进报》入手， 力争尽快破坏地下党的核心组织。
　　朱绍良走了，会议也就散了。几位国民党重庆地区的头面人物面面相觑， 一个个腆颜而退。
　　徐远举暗中又着急又冷笑，出了这么大个祸事，大家头上都落上了一点， 他的责任无形中小了不少。他从心里感谢朱绍良，没有把担子全压在他一个 人身上，对他还真是照顾。


　　②大特务头子徐远举在家里摆下宴席。整个川东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 之中。


　　徐远举回到了老街 32 号，这里就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外边的铁门上 横署着两个篆字——“慈居”。从这个名字上，人们会联想到这儿也许是某 某要人的公馆。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一处人间地狱，龙潭虎穴。
　　徐远举坐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这里的装饰十分豪华，地上铺着彩色地 毯，正中放着一张宽大的黑漆办公桌，墙角摆着精巧的盆景。与这一切稍感 不谐调的是墙上挂了不少军用地图。
徐远举点燃了一支烟，皱着眉头沉思起来。
　　朱长官已经拍下“令牌”，可谓急如星火，自己也拿到了双锋宝剑，不 怕军警宪特不听话。可是，重庆是个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地分三处，横 跨两江，各阶层居民五方杂处，到哪里去找中共地下组织，到何处去找那个 油印的小小的《挺进报》？
他的心里一片茫然。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18 岁时就加入军统，1935 年就当上了军统西昌站站长，以后又任保密局川康区副区长，后来又任军统 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仕途上可谓一路顺风，对付共产党也有一些“成绩”。 在军统内部，他一直被上司视为很有本事的人才。可是如今，他却犯难他胡 乱翻着桌上的公文，忽然，他发现了一份过时的丙种会报记录摘要，眼前不 觉一亮。
丙种会报本来是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
是秉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破坏革命、镇压学潮与工潮的 联合行动机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 导各地丙种会报的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长。按南京丙种 会报指定，由徐远举和施觉民、沙吉夫、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为 了便于对付重庆工潮学潮，他们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警备司 令部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徐远举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 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丙种会报已经好久没有召开了，徐远举在无计可施之际，把它想起来了， 就想利用它来作作文章。一来是人多办法多，也许真能扯出什么高见；二来 是如果不能如期破案，也好让大家帮着分摊责任。
　　事不宜迟，徐远举马上吩咐人往外送请帖。他要在自己的住宅——曾家 岩戴笠公馆作一回东道主。
接到请帖的人全都如朔而至。谈什么问题，大家心里都明白。虽然摆了

满桌子酒菜，却无人吃得下。 首先说话的是御前侍卫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他操着浙江宁波口音
说：
　　“我兄弟是老粗，追随总裁多年，才从总统府调来，对重庆的情况还不 大熟悉，全仗远举、子政（徐政的别号）两兄多多操劳。遵照朱长官的指示， 如期破案，警察局全力协助。”
中统特务头子徐政听了施觉民的话，谦虚而迟疑地说： “中统方面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虽有些材料，尚不具体，还要大家群策群
力。” 徐政真是奸滑狡诈，一句话就轻轻把麻烦推掉了。
　　比较老实的宪兵团团长沙吉夫说：“宪兵团没有什么办法，全靠你们军 统、中统，宪兵团‘特高组’可以协助配合行动。”
　　久闯江湖熟悉重庆社会情况的稽查处处长罗国熙献计道：“只要全市突 击大检查，把警察局掌握的特种户口册和过去与重庆《新华日报》有来往的 订户都进行检查，不怕《挺进报》找不着呀！”
　　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是破坏重庆学生运动的老手，颇为忧虑地说： “这个问题我看并不简单，《挺进报》在学校中都有发现。有些青年秘密出 走到华蓥山去参军，有的家属阻挡都阻挡不了，我们要设法破获他们的组织， 遏止青年出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还挺热闹。徐远举作为主人，却很少说话。
他今天打定主意是要先听听别人的意见。 渐渐地，他心中的算盘打好了，这才做出一副笑脸，招呼大家喝酒吃莱。 看到大家酒足饭饱，肚子里的货色也差不多倒完了，徐远举立刻换上一
副冷峻的面孔，提出了六条措施。
　　第一，按照《挺进报》的寄发情况来看，《挺进报》的印刷地点肯定在 重庆市或郊区，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筒，严密监视《挺进报》投邮情况， 派人守候缉捕，特别注意早晚时间和邮局的邮工。
第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
是几家民营报纸。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 第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续派得力人员驰赴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
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招抚被诱骗的青年。
第四，多方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 第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目前不必打草惊蛇，请宪警在郊
区多加巡逻。 第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查戒备，对工运
组织要多深入下去。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徐远举见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便宣布散会，会后各自令其所属按照分配
任务行动。 顷刻之间，山城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宪兵、警察和特务倾巢出
动，大街小巷满眼都是巡逻的宪警。警备车不时地飞驰而过，满载着无辜的 受害者。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 邮筒和邮局的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着，随时准备猛袭上来。民生路到 七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击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里的每一
　　
本书都不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传 讯。沙坪坝和北碚的每个书店的门前门后，布满着特务，紧盯着进出书店的 青年读者。
　　沙坪坝、北碚、南温泉三个文教区，向来是特务们注视的工作重点，军 统、中统、三青团派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青团的青年馆， 每晚都是灯烛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
　　嘉陵江两岸各个兵工厂戒备森严，周围加岗放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 时在工人宿舍、工人住宅进行包围封锁突击，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
《挺进报》或一张旧《新华日报》，都是迫害工人的好材料。 徐远举当然更不能落后，他命令二处的学运组，每天都要向他汇报情况，
特别要注意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他还特别布置保密局重庆站站长颜 齐、副站长吕世琨以及二处所辖十个谍报组，在川东地区以及重庆警备区周 围各县进行严密侦查，以期破案。
　　尽管布置得如此周密，徐远举觉得这还不够，又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 前往华蓥山区，配合国民党清剿部队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


　　③徐远举被戏弄了。《红岩》中那个浑身发抖的云阳县参议员，其实是 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者。


“嗒嗒嗒??” “嗒嗒嗒??”
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那幢黑沉沉的大楼里，电报员日夜不停地敲打着电
键，指挥着整个川东地区的特务网加速活动。 徐远举很快就等来了消息。
万县来电，那里抓住了一个共产党，这个人叫盛超群，曾经参加竞选当
上了云阳县参议员，公开身份是县税捐处的一个职员，但实际上是中共云阳 县委书记。徐远学看过特务送来的材料，写得确凿有据，看来此人确系共党 “要犯”无疑，于是就下令逮捕，严加审讯。
主持审讯的人是二处侦防科科长陆坚如。他连用三天酷刑，把盛超群打
得遍体鳞伤，却什么情况也没问出来。 到了第四天，当行刑特务再一次把烧红的烙铁伸向他的胸膛时，他竟开
口说话了，不仅承认自己是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准备在云阳领导武装暴动，
还供出了云阳地下党组织情况及开会情况。他又提供了一张名单。这份名单 上一共有 12 个人，包括云阳县警察局长、督察长、北乡联防办事处主任在内， 都是共产党的首脑。
　　徐远举大喜过望，立即派出吕世琨和二处渝组二科科长雷天元率特务及 万县两个保安部队直下云阳，按单抓人，一个不漏地押回重庆，严加审讯。 可是不论特务们怎么拷打，这些人就是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组织有关系。特 务们一无所获，只好将他们分别关押到渣滓洞楼下八室和楼上七室，盛超群 则关押在楼下六室。
在小说《红岩》中，对这一事件的过程描写得很具体： 审讯室里烟雾沉沉，空气十分污浊，他瞥见老虎凳上，捆着一个三十来
岁的人，旁边一盆火，几个人正把冒着烟的烙铁，伸向被审者的胸脯。徐鹏 飞不管这些，独自走到窗前，用力拉开窗帘，推开紧闭的一扇窗户，他需要

摆脱烦恼，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窗外，蒙蒙细雨一阵阵飘到他的脸上，阵阵 寒意勉强帮助着他平息心潮的起伏。背后，受刑的人一声惨叫??传来泼水 的声音，徐鹏飞转过身，走到狞笑着的行动科长面前，冷冷地问了一声：
“谁？” “云阳县的。”
“已经三天了，怎么还没开口？” 行动科长讨好地迎合着他说：
“马上，他就要开口的！我先搞他两下，这家伙已经吃不消了。” 昏厥的人，渐渐醒转来，恐怖地望着面前的人影，粗声喘气?? 徐鹏飞向前靠近一步，怀着复杂的侥幸心理，厉声问： “甚么职务？”
　　醒来的人盯住他肩章上少将官阶的金星，全身抽缩起来，吐着白沫，像 自言自语地哆嗦着：
“县参议员??” “问你党内职务！”徐鹏飞大声追问，皮靴朝地板上一蹬。 “党内职务？”他望了望徐鹏飞旁边的行动科长，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就是他说的那个??县委书记。” 受刑的人喃喃地蠕动着焦裂了的嘴唇。
徐鹏飞冷冷地命令道：“松刑！”然后就背起双手转身向室外踱去。看
样子，这个人的嘴巴已经撬开了，也许，共产党里也有容易对付的角色，但 愿能多遇上几个就好了。
??
行动科长呈上一份审讯记录，挺直身体，站在办公桌旁，声音急促地说： “弄出来了，全部招供了！” 徐鹏飞毫不在意地翻阅着口供笔录，行动科长毕恭毕敬地站着，不敢多
话。
“怎么？警察局长也是??” “是呀！”对方赶快补充：“云阳县警察局长，县参议长，县府的三个
科长，中学校长，还有法院院长都是共产党。这一回，硬是一网打尽！”
　　“法院院长？”徐鹏飞迟疑起来，“还有警察局长？”他有点怀疑这份 口供??
“都是他亲口说的，警察局长负责搞武装暴动！”
“我记得他除了是县参议员，还是云阳县的清共委员。” “报告处长，他供认是共产党叫他打进来当清共委员??” 徐鹏飞不讲话，也没有再翻阅口供，沉默起来，他的脑子里闪动着许多
假设、推测和判断，需要考虑一下。 “处长，我签呈了一个意见??” “看到了。”徐鹏飞冷冷地说。
忽然，灵机一动，徐鹏飞马上提起笔来，在行动科长签呈的意见上批道： “准予照计划全部逮捕。”
　　《红岩》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的虚构成分并不多，即使是虚构， 也是在真实素材的基础上进行的。上边这段描写显然是以盛超群的事迹为素 材虚构的，仅就过程而言，可以说是真实的，但在关键之处却与事实有重大 出入。
　　
　　盛超群确实“招供”了，但他并不是叛徒，因为他供出的没有一个是自 己的同志。
　　盛超群，1938 年秋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经组织部长张际春同志批 准，和另外七名同志一起回四川发动群众，必要时建立游击根据地。可是等 他迂回辗转回到四川时，在事先规定好的接头处却接不上头了，失去了组织 关系和同志间的联系。这可怎么办呢？
于是他开始了孤军奋战。 他宣传抗日，反对横征暴敛，曾经被抓进过监狱。后来他进入《春秋新
闻》任主笔和总编辑，因为写过揭露万县贪官污吏争权夺利内幕的文章而受 到迫害，不得不逃离万县，回到家乡云阳。
在云阳，他与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共产党员盛腾芳等人来往密切。
1947 年底，他在云阳县搞了一个轰动全城的“诉讼案”，控告国民党县党部 书记长兼任孤儿院长的杨秩东贪污孤儿口粮的犯罪事实。云阳县法院不敢得 罪杨秩东，判他无罪。盛超群不服，又上诉到万县中级法院。
　　杨秩东怀恨在心，就和因为贪赃受贿被盛超群抓住过的税捐处长邹新校 等人联合起来，诬告盛超群是共产党，要在下川东组织暴动。二处接到密报 后，立刻下令万县专署逮捕盛超群。当时，盛超群正从云阳乘船赶到万县准 备和杨秩东对簿公堂。就这样，他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在遭到敌人严刑拷打时，盛超群忽然心生一计，决心使用“攀仇不攀亲”
的方法，戏弄这帮狗特务。 于是，云阳县的警察局长周勃、财政科长薛迪之、三青团的干事长毕澄
清等人都被他说成了共产党。他怕敌人不相信，又把他们与什么人联络，各
负什么责任，编造得活灵活现，使特务不能不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特务 们才发觉受了戏弄。
徐远举不得不把云阳县抓来的人全都释放，还特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
长、云阳籍的军统特务头目许乾刚出面，招待这些人大吃一顿，又是安抚， 又是道歉，又花路费送他们回家，才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
徐远举出了洋相，脸上实在无光，当然不会轻饶盛超群，接连给他动了
几次重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49 年 11 月 14 日，他与江竹筠等人一同被 押到电台岚垭秘密处决，连尸骨也一同被毁，无法辨认。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听说过盛超群受过重刑，也听说过他没有出
卖过党和同志，因而不会在小说中故意往他脸上抹黑。他那样写也许是为了 揭露敌人滥施酷刑，造成屈打成招。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确实时有发生。
　　不过，我们一定要记住，真正的“云阳县参议员”盛超群是一个经得起 酷刑考验的革命者。④幼稚的陈柏林受骗上当。曾加入过特务组织的任达哉 叛变投敌，让敌人找到了缺口。


三月里的一天，细雨霏霏，一个年青人急匆匆地走在重庆城区民生路上。 他绕过胜利大厦，来到它的侧面。这儿有一个小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即《红岩》中的沙坪书店）。 他推开虚掩的门走进去，这家书店铺面不大，但书架上摆了很多书，显
得有几分拥挤。 天已经很晚了，书店里早已不见顾客，但店堂里还有个人没有离走。他
就是这家书店的店员陈柏林（即《红岩》中的陈松林）。

陈柏林只有 17 岁，但却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曾大哥，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陈柏林向来人打着招呼。 来人叫曾纪纲（即《红岩》中的郑克昌），年纪在二十七八岁左右。 “噢，我去找工作，看来还很有希望。”曾纪纲随口答道。 陈柏林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曾纪纲的。通过他的自我介绍，陈柏
林知道他已经失业好长时间了，生活挺窘迫。尽管如此，他却很爱好文学， 有时还写写诗歌什么的。听他说话，对国民党统治十分不满。像这样思想进 步的青年人，当时在重庆有很多，陈柏林对他也未十分在意。后来发生了一 件事，让陈柏林十分感动。曾纪纲听说书店要出一份刊物，但经费不足，他 竟然卖掉了自己的大衣和铺盖，把钱一分不少地全交给陈柏林。
　　陈柏林也是个热心人，见曾纪纲生活暂时没有着落，就让他到书店楼上， 与自己一起住。
　　一来二去，两人熟悉了，话谈多了，也越来越深入。曾纪纲表示，他很 想与共产党接触，但苦干没有机会。陈柏林答应以后帮他想想办法，又拿出
《挺进报》给他看。他觉得，像曾纪纲这样的进步青年，看《挺进报》比较 合适。他甚至想到，如果时机成熟，可以把他发展成党员。
　　斗争经验不足的陈柏林哪里想得到，此刻坐在他对面的人竟是一条豺 狼，所谓的“红旗特务”。运些人专门深入下层，伪装进步，骗取人们的好 感，以便发现地下党的行踪。
不久，曾纪纲就发现，有一个叫老顾的人经常来找陈柏林，而老顾每次
来过之后，他就能从陈柏林那里看到新出的一期《挺进报》。 他断定，这个老顾就是陈柏林的上级，而文城出版社就是《挺进报》的
一个发行据点。
　　刚才，他并没有去找工作，而是跟随他的直接上级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 吕世琨、渝组组长李克昌面见徐远举。
徐远举在曾家岩自己的住宅里听取李克昌和曾纪纲汇报情况后，当场指
示：
　　“这种做法很好，还要深入进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关系。不 要轻率行动，以免扑空。”
这次汇报很快就结束了。曾纪纲害怕回去太晚，引起陈柏林的怀疑。
　　曾纪纲按照徐远举的指示，继续以迫切要求进步的面貌接近陈柏林。这 一招果然见效。有一天，陈柏林答应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见面时间约定
于 4 月 1 日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一家工厂里碰头。
曾纪纲把这个消息传给吕世琨，吕世琨火速报告徐远举。 徐远举沉吟不语。按他原来的想法，是想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打入地下
党高层组织。他不相信小小年纪的陈柏林能带曾纪纲见到共产党的高级领 导。但是，急于破案的朱绍良成天追逼，甚至拿出蒋介石的旨意来压他，他 也坐不住阵了。看来，只能以近水救救近火了。
　　徐远举下令，让吕世琨率二处警卫组特务按时进入埋伏地点，一定要抓 住陈柏林和那个“上级领导”。
　　第二天下午，陈柏林和曾纪纲来到约定地点。等了不大一会儿，那个领 导就来了。他就是那个老顾。
埋伏在四周的特务蜂拥而上。 老顾很快就被押进了二处的审讯室。

徐远举亲自出面审讯，在他的身旁坐着侦防科科长陆坚如。 军统特务有个刑讯惯例，一抓到革命人士，问不上几句话就动刑。按徐
远举的说法，这就像古代时牢营里新发配来的囚犯，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大 棍，打得你昏头转向，头脑就失去了冷静，就容易落入特务的圈套。
这一次也不例外。徐远举一挥手，就冲上来几个膀大腰圆的特务。 很快，老顾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的嘴巴却很硬，一口咬定自己不是
共产党。
　　徐远举一声冷笑：“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有 40 多种刑罚。每一种都能使 你不死即残。二处的行刑队员都在中美合作所的特警班受过刑警训练，他们 会用美国朋友提供的刑具让你开口说实话的。”
老顾痛苦地把头扭到一边，一句话也不说。 徐远举说的并非虚言大话。
　　当时二处使用的毒刑主要有吊杆子、水葫芦、踩杠子、钉竹签子等。吊 杆子就是用麻绳把受审者的手或脚捆起来吊悬空中，用鞭子使劲抽打；水葫 芦就是往鼻孔里灌凉水，有时是灌石灰水、辣椒水或煤油；踩杠子就是把大 木棍横放在受审者的腿上，两边站上人使劲踩；钉竹签子就是用竹子做成的 签子往人的身上、手指头里钉。
最常用的是老虎凳。用刑时，使受刑者两腿并拢伸直，后背紧贴墙壁，
坐在一张长条凳上。先用一块木板将受刑者的大腿压住，然后用绳索将木板、 大腿同条凳捆绑在一起，再把受刑者两手的大拇指和脚的大拇趾捆在一起。 审讯时，行刑特务一面用小木棒敲打受刑者的膝骨，一面用扁担挑起小腿， 往脚后跟下塞砖。如不按特务要求回答问题，特务就会继续往脚后跟加砖。 即使在冬天，受刑者也会痛得一身大汗。然而，受刑者一时也不致晕倒。从 一块砖加到三块砖，差不多已快使人痛晕过去。最多塞到五块时，腿骨就会 被折断。
经过一天一夜的轮番审讯，老顾终于招供了。
　　他的真名叫任达哉，公开身份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印刷工人。他 还供认，他是印刷工人出身，曾参加过进步工人运动，以后失业潦倒，参加 了特务组织，担任军统通讯员。不久又隐瞒历史，混入共产党内，但已与特 务组织疏远，断了联系。“你的上级是谁？”“我只知道他叫老杨，不知道 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的职务和住址。每次都是他和我约定见面的时间、 地点。”
徐远举知道任达哉说的是实话。他说的情况符合地下党的工作通例。
“你们下一次的接头地点在哪里？” “磁器街嘉阳茶馆，保安路警察局对面。” 在这期间，陈柏林也受了刑，而且受刑绝不比任达哉轻，但是他却什么
也没有说。特务们没有想到他这么小小的年纪，竟会如此坚强。
　　《红岩》小说中的陈松林没有被捕，而生活中真实的陈柏林却被关进了 渣滓洞集中营，1949 年 11 月 27 日夜里壮烈牺牲，年仅 18 岁。
　　在狱中的时候，他一直努力学习英文，希望出狱后通过组织办一个书店。 他十分喜欢读书，也十分喜爱书店工作。可惜的是，他的愿望永远也无法实 现了。
　　任达哉叛变后，也没有得到好下场。特务们不愿让他分走“功劳”，仍 然把他当作“共产党”关进了渣滓洞，解放前夕将他枪杀。
　　
第二章 不该流的血


　　①许建业迎着叛徒走去，掩护同志脱险。徐远举动用各种酷刑，却未能 从许建业嘴里掏出一句他想要的话。


　　4 月 4 日上午，任达哉供出的那个老杨按照约定时间走进磁器街上的嘉 阳茶馆。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茶馆。像这种茶馆，在重庆市里几乎处处都能找到。 不少四川人喜欢喝茶，而且喜欢“摆龙门阵”。于是，茶馆便成了消闲的好 去处。这里人来人往，各种喧闹声、茶房的叱喝声、茶碗茶碟的叮叮当当声 响成一片。
这种地方正是地下工作者用来接头和商谈工作的好地方。 这位老杨名叫杨清，其实他的真名实姓叫许建业，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
的会计，而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的委员。小说《红岩》中那个高大完美 的形象许云峰，就是主要根据许建业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长期负责工运工作，和工人们同吃同住，生死与共，是一条铁骨 铮铮的硬汉子。另外，他为人正派，工作认真，深受群众的爱戴。要说缺点， 那就是他有些马虎大意。
任达哉还没有来，许建业就利用这个时间和另外一位同志碰头谈工作。
　　在小说《红岩》中，当时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是地下党川 东特委的领导。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当时究竟是谁和许建业碰头，现在已无 从查考。
许建业一边和那个同志交换情况，一边用眼睛的余光向街上扫去。
　　忽然，他看见任达哉向这里走来，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而且身后还跟 着几个人，行迹很可疑。
许建业当时还不知道，跟在任达哉身后的那几个人都是特务，领头的是
二处渝组组长季缕。他也不知道任达哉为抓住他，已经带着特务们在马路上 转悠两天了。
许建业觉得情形有些不对，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警觉起来。
　　他马上想起来，前几天在《新民报》当编辑的陈丹墀提醒他已被敌人注 意上了，可是他当时有些麻痹，竟没往心里去。
他示意那位同志赶紧离开，自己则站起身来，向任达哉迎去。
　　任达哉看见了许建业，眼睛一亮，暗中打了个手势，立刻快步向前。跟 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也加快了脚步。
　　许建业又走了几步，突然一转身向厕所方向走去。他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为了敷衍敌人，就带着敌人到街上转悠，明明见到敌 人要抓的人也装作不认识。他希望任达哉也是这种人。
很快他就知道自己想错了。他往厕所走去，任达哉也紧追不舍地追上来。 几个便衣特务冲上来，把许建业围到当中。 那位脱险的同志混在人群中，望着老许被敌人押走了，心里像刀割一样
难忍。老许要不是为了掩护自己，本来是可以脱险的。他极力控制着自己， 不使眼泪流下来。
　　在《红岩》中，带特务来抓许建业的叛徒是甫志高。甫志高这个人物并 不完全是虚构的。像他这种人在当时并不少见。当时叛变的人不止一个，而
　　
且很多像甫志高一样，在党内都有一定的职务，有的职务还很高。比如，当 时的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就成了叛徒。
　　在文艺作品中，写一个叛徒当然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在革命队伍中有不少人平日里高谈阔论革命，动不动就对别人指手划脚，可 是一旦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就会露出真面目来，成为破坏革命的重要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要比外部敌人更可怕。
　　解放后，被关押在战犯看守所中的徐远举曾在坦白材料中写过这样一段 话：“听什么人说过一句名言，‘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之所以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 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
他的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许建业被押进了曾经审讯过任达哉的那个审讯室。审讯他的还是徐远举
和陆坚如。 徐远举很快就意识到他可能抓住了一条“大鱼”。
　　这个姓杨的身材强壮，气宇昂扬，好像根本没把周围的刑具放在眼里。 陆坚如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在他身上搜查不出半 张纸片。给他动刑，他也一声不吭。
吊刑用了，老虎凳也上了，辣椒水也灌了，可是他还是什么也不说。
　　他多次昏迷过去，又多次被用凉水泼醒。醒来之后，他圆睁双眼，怒视 着特务，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
“你们有多少刑罚都搬出来吧，叫一声疼就不是英雄好汉！”
“给我用大刑！”徐远举狂吼道。 又一轮酷刑就要开始了。
徐远举恶狼狠地威胁道：“你受得了十套八套刑罚，可你受不了 48 套美
国刑罚！”
　　许建业轻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别说你们有 48 套刑罚，就是有 84 种，我也不怕！”
行刑特务把许建业拖上了老虎凳，他的腿骨咔嚓一声断了。特务又给他
用上了夹竹筷的刑罚，这是从明代特务机关“东厂”流传下来的酷刑，是用 又粗又长的毛竹筷子连在一起夹受刑者的手指。竹筷子如刀刃般锋利，一下 子就切入皮肉。
许建业双手血肉模糊，拇指断了。
他的肩骨裂了。 他的臂骨裂了。
连行刑特务的双手也开始发抖了。 “你给我说一句话呀！”已经气急败坏的徐远举跳起来，揪住许建业的
衣领嚎叫着。 刚刚苏醒过来的许建业愤怒地瞪了他一眼，又昏迷过去了。
　　一天一夜过去了，徐远举命令停止行刑，他怕弄死了许建业断了线索。 陆坚如从负责记录的特务田光辉那里要过记录本，上面空空如也，只有 几行字。如果说有什么有用的线索，那就是许建业说出了他住在过街楼的一 家旅馆里。他立刻派特务去查找，可是刚刚接到报告，过街楼根本就没有那
个旅馆。 直到现在，徐远举连这个硬汉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真有些灰心丧气

了。
　　徐远举下令给许建业戴上镣铐，交给警卫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一举一 动，有情况必须随时报告。
②许建业受骗，悔恨交加，一头向囚室的墙壁撞去。 徐远举一觉醒来，不知道睡了多久。刚才他做了个恶梦，不知道被什么
人抓去了，让人家给上了重刑。虽然是梦境，却那样清晰，好像现在浑身上
下还有些隐隐作疼。 看守徐建业的特务送来一张纸，说是许建业早上写的。 徐远举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封许建业写给母亲的绝命书：
　　亲爱的母亲，我被疯狗咬伤了。我决心以死殉党，我的死是光荣的，你 不要为我难过，不要惦念我。你以后可以向人民政府要求抚恤，人民政府会 养你老的。
底下落款是“你亲爱的儿子杨清”。 看来，这个杨清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既然如此，他还怎能开口招供
呢？
　　徐远举心中暗暗着急，也不由得连连摇头，他弄不明白这些共产党员为 什么这么倔强。不怕死，不怕受刑，他们真是钢铸铁打的吗？
此刻被关在单人囚室里的许建业，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浑身剧
痛也能忍受得住，只是内心的焦急有增无减。 他住在志诚公司的宿舍里，床下有一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一旦有失，危害无穷。
　　在自己的宿舍里存放党的秘密文件，这是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作为像 许建业这样的领导同志来说，这是不应该有的疏忽。但事已至此，后悔已经 来不及了。
能不能有什么补救措施呢？
囚室门口，一个特务看守兵在踱来踱去。 也许是太无聊了，那个看守兵在囚室门口停下来，往里边张望了一会儿，
竟然开门走了进来，站到了许建业的面前。
“怎么打成这个样子？”看守兵的脸上露出了不忍心的表情。 许建业没有答话。
“去年 11 月份，有个叫叶正邦的人也关押在这里，我也参加过看守。他
受的刑可没有你重。”看守兵在自言自语。 许建业一听到叶正邦这个名字，闭着的眼睛微微睁开来。 叶正邦是一位革命志士，去年在成都被捕，秘密押到重庆。后来，有个
看守兵把他被捕的消息传给了西大公司内万有书局的陆正科。此后又多次来 回传递过消息，并未出现问题。这件事情许建业听党内同志讲过。“你叫什 么名字？”许建业努力地动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我叫陈远德。哦??”他 欲言又止。“你怎么干上了这一行？”许建业问道。“别提了。我也是个穷 人出身，家里在乡下，是被抓壮丁抓到这里来的。”
　　陈远德左右看了看，又压低声音说：“我真不想干这个伤天害理的差事 呀！”
陈远德不敢在囚室里久留，转身离开了。

　　许建业望着陈远德离去的背影，心头涌起一个大胆的想法：看来这个看 守兵还有点进步倾向，再说他曾给我们的同志传递过消息，应该靠得住。如 果他肯答应的话，可以让他捎出去一封信，告知自己的同志把那些秘密文件 尽快销毁掉。
　　过了一会儿，陈远德又蹓跶了进来，关心地问：“先生，你被关在这里， 家里人一定很着急，要不要我给你捎个口信出去？”
“我家里没有什么人，用不着了。” “先生，说心里话，我最敬佩像你这样的硬汉子。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
情，你尽管吩咐。”陈远德说的还真动感情。 “我还真有点小事想拜托你。”许建业盯着陈远德的脸，一字一句地说：
“我有个朋友在志诚公司干事，我想给他写封信。你能不能给我捎去？” “干这种事情要是让上司知道了，不是把我关起来，就是把我开除了。”
陈远德面露难色。 “我看这样吧。”许建业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又说：“你把信捎到
之后，我那位朋友会给你三千万元（法币）作为酬金，这一点我在信上写明 白。另外，你要是不打算在这里干了，我那个朋友还可以帮你找到一份相当 不错的职业。”
陈远德高兴起来，使劲地点了两下头。
不大一会儿，陈远德就找来了纸和笔，然后机灵地站到门口放风。 许建业觉得机会难得，立刻动笔给志诚公司的董事、地下党员刘德惠写
了一封信，叮嘱他立即把那个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许建业写好了信，把陈远德喊进来，告诉他怎样才能找到刘德惠，又叮 嘱他一定要把这封信交到刘德惠本人手里。
陈远德再三保证不会出差错，把信揣进怀里就转身走了。
许建业在心中暗自期盼着，这封信能越早送到越好。 他万万没有想到，陈远德是个口蜜腹剑的家伙。他从许建业这里拿了信，
转过脸就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愁眉不展的徐远举正苦干不知下一步如何办才好的时候，见到了陈远德 送来的这封信，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个宝贝，高兴地差点跳起来。他破例地 拍了一下陈远德这个无名小卒的肩膀：
“这回你可立了大功，我一定要重重地奖赏你。”
　　片刻工夫，位于新华路上的志诚公司就被大批特务秘密包围起来。按照 徐远举的命令，一切都要在暗中进行，所有进入志诚公司的人只准进不准出。 特务闯进许建业的宿舍，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个大皮箱，里边装有
18 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还有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一些工厂的 调查资料和大批照片。按照这些自传材料，敌人轻而易举地就抓住了一大批 共产党员。
　　志诚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董事长由电力公司会计科科长黄大 墉兼任，总务科科长周则洵任经理。那个刘德惠是电力公司的会计组长，党 内职务是重庆电力公司支部书记，他们都遭到了逮捕。
　　陈远德拿走信后，就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露面，使得许建业产生了 不祥的预感。不久，他看到一批与自己有联系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 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心中如同刀割。他 觉得自己对不起同志，对不起党，就是死上一万次，也抵不了犯下的巨大过
　　
失。
　　他挣扎着站起身来，一头向墙上撞去，顿时血流如注。他昏死过去了?? 陈远德因为诱骗有功，很快就由上士被提升为少尉。1949 年 1 月，他又 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解放后参加组织“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 北军总政指挥部”，1950 年被人民政府镇压。那时还没有查清他诱骗许建业
的罪行。


　　③特务以为他只是个一般的交通员，没想到他就是重庆地下党的市委书 记。


　　4 月 6 日上午，有个人来到志诚公司找许建业，一进门就被守候在内的 特务抓住了。
“你是干什么的？”特务厉声逼问。 “我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叫刘仲逸。” 这人身上的证件都被特务搜去了，上边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特务哪里
肯信，立刻找来志诚公司的职工与他当面对质。 志诚公司的职工不知道这位刘先生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常来找许建
业，自称黄先生，只好照实说了。
　　“快讲，你到底是什么人？”特务们厉声喝斥着，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 脚踢。
这个人显然是个孬种，很快就乖乖地说了实话：“我确实叫刘仲逸，是
许建业发展我入的党，现在还是个候补。” “你为共产党干过什么事？快交待！” “我也没干什么事，只是给许建业送过几次信。”他深深地低着头，说
话的声音低的像蚊子叫。
“收信的人是谁？住在哪里？”特务紧追不舍。 “他叫李忠良，住在嘉陵江南岸。还有个人叫邓新，也住在李忠良家
里。”
　　特务们认为他不过是个一般的交通员，对他也没十分看重，逼他写完了 自首书，就把他送进渣滓洞监狱关押起来。
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人是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的真实身份是重庆地下
党市委书记，名叫刘国定。 在重庆西北郊有一座歌乐山。据史书记载，歌乐山翠霭浓浓，遇风雨则
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
　　1938 年，军统局随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强占歌乐山下磁器口、五灵观 一带民房，设立军统局乡下办事处，设置了两座著名的监狱——白公馆、渣 滓洞。从此，这里便成为关押、迫害革命者的人间魔窟，被称为“两口活棺 材”。
　　渣滓洞，原为人工采煤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这里三面环山， 一面临沟，地形隐蔽。1939 年军统特务逼死这里的矿主，霸占煤窑及矿工住 房，将其改设为看守所。渣滓洞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放风坝，有一楼一 底的男牢 16 间，女牢两间。为了从精神上瓦解革命者的斗志，特务们用楷体 大字在内院墙上写着这样的标语：
“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在另一处高墙上，又用隶书体一丝不苟地写着： “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外院为特务办公和拷打审讯革命者的地方，墙上有专供特务看的标语：
“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 到、做到。”“命令重于生命，工作岗位就是家庭。”
　　渣滓洞监狱配有一个连的武装特务看守。1947 年 4 月，渣滓洞监狱曾一 度关闭，同年 10 月重新关人。被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的主要是“六一”大逮捕 的“要犯”，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起义者，《挺进报》案和小民革 案中的被捕人员。
“政治犯”最多时达三百余人。 进了渣滓洞监狱，刘国定立刻绝望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只有苑路一
条。可是怎样才会出现奇迹呢？他不敢往下想。 他向周围打量了一下。这间狭窄的牢房只有十多步长，六七步宽，却关
了二十多个人。一股又臊又臭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着，直刺鼻子。现在还是 春天，这里边就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要是到了盛夏，还不得把人闷死吗？ 他走到风门边，向外边望去。两边都是一排排完全相同的牢房，也看不 到那里都关些什么人，他看不到楼下情形，只能从铁门外楼栏杆的缝隙里， 望见不远处有一块地坝。每天只有到了放风的时候，牢房里的人才能有机会
轮流到那里走动一下。
　　他渴了。墙角放着一个储水的铁皮罐，里边的水十分混浊，他喝不下去。 开饭了。碗里盛着乌黑的硬饭粒，吃在嘴里的感觉就像咬到碎石头一样， 混合着焦糊和霉臭的味道。还有一碗盐水汤，上边漂着几个烂菜叶。他咽不
下去。
　　饿着肚子躺在牢房里，刘国定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虽然是地下党的高 级干部，但这样的苦却从来没吃过。
他是四川新都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担任过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
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
　　1947 年 10 月担任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在长期的地下工作环境中，像 他这样的高级领导需要隐蔽埋伏，相对平静安全。但是在脱离了激烈斗争的 锻炼，脱离了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后，他们又容易滋长消极思想。
这种人的变化首先是从生活腐化开始的。出门坐车，谈工作找饭店，平
时生活阔绰，还多方搞饯，刘国定身为地下党的高级干部，在他领导下的同 志都出生入死地为革命工作时，他却打起了做生意的主意。做生意需要钱， 而他手头钱不多，就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何说：“组织上 有钱，不能借私人，没有钱可借。”刘国定怀恨在心，反诬何经济上有问题。 临委书记王璞（即《红岩》小说中一再提到的地下党川东特委书记者石 同志）调查之后发现，这是刘国定贪图享受，诬陷同志，要调他到农村去工
作。刘国定却以各种借口拒绝下乡，他这是怕过艰苦生活。 想到这里，刘国定还真有些后悔，要是当初去了乡下，虽然会吃不少苦，
但总比如今这样生命难保强得多。 太阳渐渐西下，高墙内显得更加阴森恐怖，刘国定坐在黑暗中，眼睛睁
得大大的，一丝睡意都没有，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从这个地方脱身。

④徐远举没想到一个豪门公子竟会是共产党。刘国 从特务的眼皮底下

逃跑了。


徐远举撕开了重庆地下党的缺口，他要将这个缺口迅速扩大。 按照刘国定的口供，特务们迅速行动，很快就在嘉陵江南岸抓住了李忠
良和邓新。 李忠良和邓新是在年初参加梁（山）达（县）大（竹）边区起义失败
后撤回重庆的，与刘国定接上头后，就住在南岸李忠良家里。李、邓被捕后， 李忠良首先叛变，供出起义的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起义地区的干
部 30 多人，并指认邓新即“余天”，而余天正是敌人镇压起义后追捕的 对象。由邓新又牵出了重庆银行的余承安，徐远举指示对余承安采取即捕 即放的办法，暗中控制，作为诱饵。
从李忠良的口中，徐远举还得到了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消息：重庆市内 有个叫刘国 （《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的人也是共产党。
　　这个刘国 可不是一般的工人或市民。他出身豪门，是赫赫有名的刘家 三少爷，当时是四川省银行高级研究员，住在国民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 家里。刘家原籍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清初年间到四川沪州谋生，后来开办 油粮批发商号万顺行，逐年买田置业成为全县首富。极盛时期，有土地 4000 多亩和几十间街房，先后经营过轮船公司、川瓷公司、盐号永边公司、济和 发电厂、钱庄裕泰祥（发行过庄票）以及绸缎庄德和祥等等。当时一提万顺 行刘家，本地没有不知道的。
凭着他的社会地位，徐远举便认定他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
　　徐远举并没有猜错，刘国是当时中共重庆沙磁区区委书记，负责沙坪 坝的学生工作。
要抓刘国，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大哥刘国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
四川川盐银行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四川财阀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 易，刘航琛大半辈子贪污所得的外汇都攥在他手上。侯门深似海，特务再凶 再恶，也要顾虑三分。
过去军统特务和中统特务，乱抓孙科和翁文灏左右的人，都碰过钉子，
受到过蒋介石的处分，徐远举知道这些事，自然不能不慎重。 想来想去，徐远举决定选派最精干的特务，用卑骑直入的办法，以会客
为名前往何北衡家中诱捕，抓着后就绑架而去。
　　这天一大早，二处渝组组长季缕开着一辆吉普车，随身只带了一个特务 来到了何家。一去就见到了刘国。
　　刘国见来者不善，借进去拿件衣服为名，跑上楼去告诉何北衡的妻子 说，外面有人抓他，乘机就从后门逃走了。此时，何太太尚未起床，闻惊而 起，把两个特务臭骂了一顿：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 两个特务狼狈而归，向徐远举报告了事情经过，他感到十分恼怒，就将
经过情形绘形绘声地向重庆警备司令肖毅肃和朱绍良报告了。 肖毅肃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
交人！” 徐远举奉命照办，立即派特务将何北衡家层层密密地包围起来。特务们
在何家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搜出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徐远举也亲自 前往查勘，把刘国 的二哥刘国铮、妹妹刘国凤都找到何家。

　　何太太这时候才感到有些不妙，惊惶起来，见着徐远举就说：“我不知 刘国是共产党员，他是因为亲戚关系住在我家中的。你们向我要人，我向 他们刘家要人，我要和他们刘家的人拼命。”
素称精明强干的何太太被特务们吓得魂不附体，直打哆嗦。 消息很快传到成都何北衡的耳朵里，他立刻把长途电话打到西南长官公
署，质问肖毅肃为什么到他家里抓人。 肖毅肃是个暴躁如雷的家伙，从来都是吃软不吃硬，在电话里就跟何北
衡争吵了起来。 朱绍良知道了这件事，也大为生气，当场下令把执行任务不力的特务扣
押起来，又一个电话把状告到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面前，检举何北衡包庇 共产党。
何北衡见风头不好，马上态度变软，到处托人求情说好话。 徐远举对何北衡没有什么好感，但也不想得罪他，仅在电话里劝他识相
一些，不要来重庆。至于刘国，设法抓到就是了。 话是这样说，但徐远举心里却一点底也没有，按他以往的经验，人一跑，
就如同蛟龙入水，猛虎入林，很难再抓得住。
⑤冉益智身为市委副书记，上午被捕，下午叛变，出卖大批革命同志。


　　4 月 17 日中午，重庆北碚公园门口，有两个中年模样的人不期而遇。他 们显然彼此很熟悉，见面后就随便聊起天来。
其实，这并不是一次巧遇，而是一次经过周密安排的会见。他们也不是
在闲聊，而是在商量一件大事。 这两个人一个是在重庆主持川东临委日常工作的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另
一个是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
　　许建业和刘国定一被捕，肖泽宽立刻就得到了消息，他立即采取紧急应 变措施，向各方告警，迅速转移有关人员。同时约定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 冉益智（《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主要是以他为原型写出来的）、市委常委 李维嘉在北碚公园门前碰头，时间是 12 点。
肖李二人提前来到了碰头地点，却未见冉益智的影子。他俩找了一个僻
静的地方，边谈边等。 他俩简短地交换了情况，就一致认为，这一次敌人来势凶猛，一定是与
《挺进报》有关。
　　1947 年 10 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临委和地下党重庆市委都很重视《挺 进报》，注意发挥它的作用。报纸遵循对内发行的方针，只在党内和可靠同 志中传看。除以刊登消息为主外，还经常配有小言论，反映临委和市委的意 图，指导川东各地的地下斗争。《挺进报》直接联系了一些同志搞发行，有 的也通过邮寄传送，但主要的渠道是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形成 了一个严密庞大的发行网。
　　1948 年春节过后不久，川东临委接到川康特委间接传达的中共中央上海 局委员、分管西南工作的钱瑛同志的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人 的攻心斗争；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可以发展“特别党员”。临委领导决定： 为了加强对敌攻心斗争，《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从对内转向对敌，少在 内部传看，主要寄给敌方人员。从第 15 期起，《挺进报》即通过各种渠道寄 给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大小头目。报纸的内容也作了相应改变，
　　
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 对于这种作法，很多同志有不同意见。他们指出，本来在特务密布的敌
人统治区域里，创办发行这样大规模的地下报纸，本身就冒着极大的风险； 如今火上加油，强烈地刺激敌人，硬捅马蜂窝，这就意味着在完全没有防御 能力的情况下，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李维嘉就这样分析过：所谓“攻心 战”纯属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只能是自我暴露，引火烧身，“生怕敌人不知 道我们在这里，吸引敌人集中力量来扑灭我们。”
这种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947 年以前，敌特通过邮检虽然发现了《挺进报》，检扣了不少，但他 们并没有掌握什么很准确的线索，也没有花很大力量来对付。如今有这么多
《挺进报》主动送上门来，敌人不能不感到震惊：原来地下党的能量这么大 呀！于是就出现了朱绍良大怒，徐远举指挥军警宪特大批出动这一幕。
　　12 点钟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来。肖李二人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 散转移。
就在肖李二人等待冉益智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徐远举的阶下囚。 冉益智，四川西阳人，抗战时期入党，当时是地下党重庆工委主管学运
的副书记。重庆银行的那个余承安是他的下级。
　　4 月 16 日，冉益智给余承安打电话，向他了解情况。他不知道这时候余 承安已经叛变，这个电话已经被特务暗中监视，在电话中，他告诉余承安， 明天上午他要去北碚。
第二天，特务押着余承安守候在北碚街上。当冉益智经过这里前往北碚
公园时，余承安把他指认给特务，冉益智当场遭到逮捕。 当天下午，徐远举再次亲自出马，与陆坚如审讯冉益智。 徐远举没有想到冉益智是个胆小鬼，还没等动刑他就吓瘫了，问什么说
什么。
“那个杨清是干什么的？”徐远举问。 “他叫许建业，是市委委员。” “你知道刘国 躲在哪里吗？”
“知道。刘国 在荣昌有个大姐夫，名叫郭质彬，他很可能藏在那里。”
　　“有个叫刘仲逸的人，他已经承认是共产党员。你认识他吗？”陆坚如 顺便问了一句。
他已经知道了冉益智市委副书记的身份，他不指望冉益智能认识一位还
没有转正的候补党员。 “认识。”
冉益智的回答令陆坚如略感吃惊，又追问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不知道。”冉益智脸色大变，声音也突然低下去。 “快说，不然我枪毙了你！”徐远举看出这里有名堂，厉声喝问道。 “他是??市委书记。” 徐远举和陆坚如对望了一眼。他们相信冉益智不敢撒谎，但能把地下党
的市委书记抓到手里，这却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审讯继续进行。冉益智陆续供出了市委常委李维嘉，他领导的学运系统
的北碚特支、沙磁特支、城中心和南岸特支，以及部分学校的党员负责人， 并开出党的外围团体“六一社”的组织和部分社员名单。他所供出的人除少 数逃脱外，大部分被捕。

　　由于叛变有“功”，冉益智被军统局授予中校秘书，西南长官公署侦防 处专员。他在军统头子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上讲授反共课程，把地下党 的组织活动、行动规律、交通情况传授给特务。又参加校对《中共在川活动 概况》等反共文件，死心塌地为军统服务。
　　冉益智曾经恬不知耻地说过他叛变的“理由”：“我认为，一个共产党 员要是落到特务手里，即使不被杀掉，也很难原模原样地出去，出去也就变 了。”


⑥刘国在等待上级与他联络，却未想到他的上级把他出卖给了敌人。 就在冉益智叛变的当天晚上半夜时分，徐远举派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率
特务火速前往荣昌，逮捕刘国。


　　刘国从何北衡家机智地逃走后，并没有马上隐藏起来，而是立刻通知 有关同志转移，又指定他的未婚妻曾紫霞（即《红岩》中的孙明霞）和上级 党组织联系，报告他的脱险经过。然后，他才离开重庆躲到荣昌大姐夫家里。 曾紫霞也很快来到荣昌与刘国会合。
　　曾紫霞是重庆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两年前与刘国相爱，刘国十分喜 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姑娘，但起初却把爱情埋在心底，暗自决定不到革命胜利 不结婚。慢慢地，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于是便订下终身。
在刘国的培养和帮助下，曾紫霞进步很快。就在上个月，她光荣地加
入了党组织。举行宣誓仪式那天，领她宣誓的是刘国，监誓人就是冉益智。 曾紫霞还记得，宣誓结束后，冉益智大讲了一通党性锻炼和革命气节。 冉益智是曾紫霞的上级刘国的上级，因而她对他很尊重，对他说的话 也记得很牢。她在心中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被敌人抓住了，我一定不当叛
徒。
在荣昌住了几天，曾紫霞有些担心起来，她怕这里不安全，就劝刘国
躲得远一些。 刘国摇摇头。
他的身份暴露了，不可能再回重庆了，但他还要为党工作。因此，他要
在这里等待上级冉益智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成都或昆明。如果他走了，冉益 智找不到他，就会与组织脱离关系。
他把组织关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然而，他没有等来冉益智，却等来了特务。 他和曾紫霞双双被捕。 当天晚上，被押回重庆老街 32 号。
　　审讯室里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徐远举，一个是保密局重庆站站长颜齐， 还有一个是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军统）二处处长叶翔之， 他是来协助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的。
徐远举高高地坐在沙发转椅上，一开口就带着嘲讽和不满： “资产阶级的三少爷，家里有万贯家财，搞什么共产党吗！你知道不知
道，共产党就是要革你们这样人的命。日后共产党得势了，不但你家的财产 保不住，你的家人性命也难保。”
　　颜齐从刘国一个沪州同乡那里了解到了刘家的一些情况，也好言好语 地劝他回心转意：
　　
　　“搞什么共产党呀，你细皮嫩肉的，哪里吃得了那个苦呀！再说你家里 有钱有势，你想干什么都行，为什么不替自己的前途着想，非要干这个掉脑 袋的差事呢？”
　　颜齐说的也是实情。刘国1940 年夏天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毕业后，家 里人为他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谋到了一个职位，他五哥又拿出一万美元，供 他出国留学花费，两条路任他选择。一个当官，一个出国，这在很多人看来， 都是绝好的出路，可是却都被刘国拒绝了。
　　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学习了很多马列著作，树立了坚定的政治信仰，他 曾给自己取名叫“弗拉基米尔·刘”，以列宁自认。这倒不是他以为自己比 得上列宁，而是表示自己信仰列宁的学说。
　　那时候共产党的组织路线与后来的极左路线相反，认为家境富裕者一样 可以成为政治上可靠的革命者。于是，他在 19 岁那年就被吸收入党。
　　大学毕业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到敌后去，到农村去”，主动来到云、 桂、黔交界处的陆良县工作。一年后，敌人发现了他的革命活动，准备逮捕 他，中共南方局指示他返回重庆。
在重庆，他主要负责做知识分子和学生工作，同时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挺进报》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就是刘国。 刘国常常出入上层社会，因而经常身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可是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阔少爷省吃俭用到了惊人的程度，常常饿着肚子，以致
得了胃病。 回想起这些往事，刘国骄傲地扬起头，大声说：
“你们用不着浪费口舌了，我是从马列主义、从哲学的研究中找到真理
的。我自愿背叛我的家庭，我不是受任何人指使而是自觉自愿参加共产党的。 我心甘情愿为人民牺牲自己。我是共产党员，你们没有抓错。杀不杀我，你 们有权；交不交组织，我有权。要杀是可以的，要我交出组织，永远办不到！”
刘国的强硬态度激怒了徐远举：
“来人呀，让他尝尝老虎凳的滋味！” 两个特务扑上来，抓住刘国就往老虎凳上拖。刘国一边用力挣扎，
一边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高声喊着：
“你们这是搞啥子名堂？把我放开！” 徐远举见他事到如今还这么凶，冲上去就打了他两个耳光： “你的上级把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还充什么英雄好汉！” “呸！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了，还叫我说什么？”
“给我用刑！”刘国 的揶揄使徐远举恼羞成怒。
　　徐远举没有对刘国 用酷刑，他以为这个资产阶级的阔少爷禁不住拷 打，坚持不久就会招供。然而他没有想到，刘国很有骨气，任凭怎么用刑 就是不屈服，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话：
“叫我当叛徒，休想！” 徐远举知道刘家很有势力，也不想过份折磨他，只得先把他押进渣滓洞
看守所，以后再慢慢想办法磨去他的锐气。 徐远举还特别关照渣滓洞的特务看守，要给刘国戴上手铐脚镣，不准
他出去放风。 徐远举本想从刘国嘴里追问出《挺进报》的线索，他推测刘国肯定
与《挺进报》的编印发系统有直接接触，但刘国 一口咬定他从来不过问《挺

进报》的事情，徐远举也拿他没有办法。 其实，《挺进报》的一小部分就是由刘国发行的，每次大约有两三百
份。
　　据他的堂侄刘以治回忆：“叔每次收到《挺进报》后都要紧张工作好 半天，首先是拟出分配名单，谁多少份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仅分配就要花 很长时间。记得有一次他严肃地说：‘这是同志们冒生命危险印出来的，一 张也不能浪费！’分配完之后，按收件人一件件卷好，然后他自己送一部分， 我帮他送一部分。我们把卷好的《挺进报》藏在消毒棉花包里，装在精美的 礼品盒里，送到银行、商号、学校、报馆以及研究机关。”
　　在《红岩》中，作者曾经描写过李敬原刻钢版的情节，《挺进报》是用 蜡纸印的，每期都要先刻钢板，而这块钢板就是刘国提供的。
　　那时候，他住在何北衡公馆的顶楼上，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了一块刻写 蜡纸用的钢版，高兴地说：“嘿，这东西现在很有用。”
说着，他就把这块钢版拿走了。 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是把这块钢版送给了刻印《挺进报》的同志。⑦
陈然已经接到报警信，但他却没有及时转移。他要把《挺进报》印完，他要 等待上级的明确指示。


“刘仲逸，出来！” 铁门哗的一声被推开了，两个特务冲进来，架起躺在床铺上的刘国定就
走。
　　“是不是要枪毙我？”这个念头刚在脑海里闪过，他就觉得两条腿发软， 站都站不起来了。
忐忑不安的刘国定被押进了老街 32 号。
　　刘国定虽然惊魂未定，但他还是认出这是他来过一次的那间刑讯室，也 认出了坐在对面桌子后边的那个人就是徐远举。徐远举旁边那个叶翔之他不 认得，不过看样子是个大官。
徐远举阴沉的面孔上突然露出一丝笑意：
“刘国定，亲爱的市委书记先生，你吃苦了！” 刘国定不禁打了个寒战，心中暗暗叫苦：“我的身份怎么暴露了？这下
子肯定完了！”
　　“你承认不承认都没有用了，你的战友冉益智副书记已经把你供出来 了。”徐远举得意洋洋地说下去，“重庆地下党组织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 连你这个市委书记也成了囚犯。”
刘国定突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刘书记，你是聪明人，我们也不瞒你。像你这样的人物，要是来个公
开审讯枪决，那影响有多大。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打算这么做。我们希望你能 与我们合作，把《挺进报》的情况说清楚，我保证你安然无恙，不然的话??”
徐远举故意不往下说，嘿嘿冷笑了两声。 刘国定低下头默不作声。
　　当叛徒？这个念头太可怕了，在狱里他都不敢往这上边想。可是不叛变 又怎么办？徐远举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他不敢和他对抗，说不定他一 高兴就会要了自己的命。回渣滓洞？那是个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他实在忍 受不了那里的非人待遇。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刘国定当了无耻的叛徒。他供出了川东临委成员、城区区委、“电台” 特支，《挺进报》特支的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有一个名字引起了徐远举的特别注意：《挺进报》特支 代理书记陈然。
4 月 19 日，陈然（《红岩》中的成岗）收到一封奇怪的信：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 署名为“彭云”。 陈然知道这封信的寓意是什么。他知道党内不断有同志被捕，也不止一
次得到上级“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转移”的指示。
　　4 月 11 日，《挺进报》的上级领导李维嘉召集下属组织成员开会，通知 有人被捕，要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转移，并要求《挺进报》赶印出两期 寄给敌人，以转移敌人注意，配合被捕同志的斗争。
　　4 月 12 日，李维嘉与陈然最后一次碰头，他交给陈然一笔办报经费，指 示陈然作好应变准备。
　　4 月 18 日，叛徒带特务到李维嘉家中抓人，他侥幸脱险，立即给陈然写 了那封信，希望陈然认出他的笔迹后赶快离开。信中不仅明确道出了他的处 境危险，还暗示不要等人商量。
19 日，陈然接信后却没有走。
　　20 日，他拿着信去找另一位新入党的同志，说：“我看不出这是谁的笔 迹，但肯定是自己人写的。”
“彭云”是江姐的儿子，陈然多次去看望过他。只有自己人才知道他熟
悉“彭云”这个名字。 “莫不是??上面出了问题？”陈然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但
马上又自己把自己否定了：
“这可能吗？一定不会。” 最后他下了决心：“有人约好我在星期六见面，一定要和他见见面，问
问他。我们还是等两天再说，趁这两天把这一期印好发出去。”
　　回家之后，陈然就开始紧张地赶印第 23 期《挺进报》，这是他负责的最 后一期《挺进报》。
此时此刻，一群特务（大约有 20 名左右）正在紧张地搜捕他。上午 10
点钟，他们赶到了江北中粮公司碾米厂，一通乱翻乱砸，还抓了不少人，但 是既没抓到陈然，也没找到《挺进报》。
陈然负责《挺进报》的印刷工作，地点就在他家里。他的公开职业是中
粮公司修理厂的管理员（相当于厂长），白天要去上班，只有夜晚才能安全 地赶印报纸。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印刷，天亮后满眼血丝，振作精神再上班。 陈然望着一张张新印好的粉红色的《挺进报》，嗅着那一阵阵油墨的清 香，又想到这份凝聚着他和同志们无数心血的报纸马上就不能出了，心里不
禁隐隐作疼。
　　1939 年春，将满 16 岁的陈然参加了共产党。6 月，他向组织申请去延安。 当他步行走到宜昌上游三斗坪时，在难民群中失去了联络对象，接着又患了 疟疾，这时日军已包围宜昌，逼近三斗坪。他只好随着难民到了重庆。到重 庆后，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
　　“皖南事变”后，和陈然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被敌人诱捕，陈然暴露了 身份。党组织指示他马上离开重庆并暂时断绝组织关系。
　　
　　陈然无法接受切断组织关系的指示。他一向将党比作母亲，把组织关系 视为生命。他很痛苦。上级反复对他讲道理：切断关系是暂时的，等待党以 后来找你。陈然还是想不通。那一夜他就住在办事处的客房里，彻夜失眠。 最后，他用党员应该服从组织铁的纪律这个道理来告诫、说服自己。第二天 早上，他领取了路费就到江津去了。
　　在江津过了半年时光，贫病交加，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他拖着虚弱的 病体回到重庆。病好后他去曾家岩中共驻渝联络处多次，要求见领导，领导 却因已说明“暂时切断组织联系”而不再见他。陈然在极度失望中写了一份 书面报告留在办事处，申诉自己的困难，希望得到指示。
自此，五年光阴，他如失群孤雁，独自在漫漫长夜中奋飞。
　　1946 年夏，陈然与几个朋友一起筹办了《徬徨》杂志，1947 年元旦公开 出版，内容是健康的，但在形式上避免明显的政治色彩，是“灰皮红心”。 它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和党培养多年的积极分子。陈然负责通讯联 络工作。
　　后来，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徬徨》失去了领导，他们陷入了 苦闷之中。这一天，他们突然从信箱中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通讯稿》， 上面大量报导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惊喜已极，如 获至宝，认为应该让其他同志也知道这些消息。于是，他们把这些消息摘编 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以后，每收到《新华通讯稿》 都如此办理。这份无名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引 起了地下市委的重视，先派刘国来联络，接着又派市委委员彭咏梧（《红 岩》中的彭松涛的原型）与他们接上了关系。
从此，这份小报就由彭咏梧负责领导，取名《挺进报》（当时刘邓大军
正挺进大别山）。后来成立《挺进报》特支，陈然重新入党，任组织委员， 以后又代理特支书记。
重新入党之际，他对五年前未得上级同意便擅自离开江津一事痛悔不
已，一再向另一位党员说：“当时，死也该死在江津！” 这段经历成为陈然心头烙印极深的隐痛。当他接到暗示信时不由得又想
起那段往事，他在心里暗下决心：非得等到明确的通知，印完报纸才能离开。
　　陈然没有及时转移的第二个原因，在当时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一般党 员对上级领导人抱有绝对的信任。按照地下工作原则，党员之间不能发生横 的关系。上级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下级却不知道上级的姓名住址，只能上 级找下级，下级却不能也无从找上级。这种做法使地下斗争蒙上一层神秘色 彩，也很容易使一般党员群众将具体的某个上级领导人等同于党。陈然接信 后曾产生过一丝疑虑：《挺进报》是个绝密机关，除了上级和共同办报的党 员，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是不是??上面出了问题？”这个念头倏忽即 逝，他不愿意朝这方面想下去，似乎怀疑上级便是亵渎了党。而同一时刻， 原地下党市委的正副书记正领着特务四出捕人。
　　直到下午两点多钟，特务们才发现他们搞错了地方。陈然在中粮公司所 属的工厂不假，但这里是长江北岸的碾米厂，而陈然却在南岸的野猫溪修配 厂，两地相差甚远。
特务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又集合起原班人马，直扑南岸。 夕阳西下，嘉陵江水一片粼粼波光。 陈然印完了最后一页《挺进报》，这时候，他才感到有些头昏，腰和手

臂都麻木了。他的两眼熬得通红。他已经一连熬了两个通宵了。 假如这时候陈然走还来得及，在特务闯进他家门之前的十分钟里，陈然
都可以安然逃脱，可是他没有走?? 小说《红岩》对陈然被捕的情景做了真实的描述： 把印过的蜡纸堆在一起，擦燃火柴烧掉。接着，他把印好的纸，一份份
清理拢来。这期《挺进报》，有五页，一共是两千五百份，他还得赶快工作， 才清理得完。他相信，收复延安的胜利，一定会给群众带来最大的鼓舞，给 还在妄想扩大军火生产的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
　　附近有人在讲话，也许是厂里的工人吧？成岗来不及多想，他得加快速 度，赶紧工作。
隔壁，从寝室里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就听到妈妈慌张的声音： “成岗不在家，钥匙他带走了！” 妈妈的声音很大。她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讲过话。大概是希望让他听到。
成岗一惊，突然站起来。他明白这是出现了敌人！在这时候，要想保全机关 和印刷品，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逃命，也许可能、但他不能这样，也根本 不想这样。此刻他需要做的，是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来找自己的同志和 党的组织受到任何损失！他立刻拉开夜里用来遮灯光的窗帘，然后轻轻推开 了窗户，把一把经常放在储藏室里备用的扫帚，小心地挂到窗口外面的那颗 钉子上去——有了这个暗号，来找他的同志，远远地就可以发现危险的警号， 不会再进厂里来。
隔壁，有人正在用力打门。
　　挂好扫帚以后，他放心了一些，危险再不能威胁党和同志们了。他回头 看看，决定在敌人破门以前离开。可是，不能把党的文件留给敌人，他转回 身来，又把《挺进报》全部捆成一捆，挟着报纸，纵身跳上窗台，想从楼口 跳下去。只要跳下去了，两分钟以后，就可以躲进工人宿舍，敌人再也找不 到他了。
“站住！”
“不许动！” 喝叫声从四面传来。晚了。工厂已经被包围，楼底下布满了特务。成岗
只好退下窗台。这时，小门已被猛力击破。成岗转过身来，几支手枪对准他
的胸膛。在陈然家中，特务们发现了刚印好的《挺进报》，翻出了油印机、 钢版、油墨等印刷用具。徐远举接到特务的密报后，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朱 绍良：“我们找到了《挺进报》的老巢！我保证《挺进报》再也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