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徐远举没有想到，外表文静的陈然却有着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面对 死亡和酷刑，陈然放声大笑。


　　徐远举迫切地要见一见陈然，想看看能办出《挺进报》的人到底是不是 长着三头六臂。
　　可是，当他见到陈然时，却不禁有些失望。陈然只有二十多岁，眉清目 秀，文文静静地像个大姑娘。
　　徐远举轻蔑地笑了笑，转过身对二处的法官、司法股股长张界（即《红 岩》中的朱介）打了个手势，示意让他负责审讯。
张界一直参予对《挺进报》事件所捕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的审讯，深知

这次审讯关系重大，因此事先做了很周到的准备，但他很快就发现，不论自 己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陈然都是对答如流。很显然，他的准备要比自己还充 分。
　　“《挺进报》是我办的，没有任何背景。我打算先用油印试办，如果销 路好，再设法改成铅印。只是因为办大型报纸没有力量，我才办了张小报。” “办小报也需要钱，这钱是哪来的？”张界以为抓住了陈然话中的漏洞，
用手一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急忙追问下去。 “我在工厂当管理员，这几个钱还是出得起的。再说，由刻到印，都是
我一个人干的，用钱的地方不多。”陈然的回答从容不迫。 “全是谎话！”徐远举在一旁坐不安稳了，亲自跳了出来。 “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出来吧！” 陈然神色自若：“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不让办，不办
就是了。” “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 “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
　　“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老实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 已经有人交了出来，你还不交组织？”
陈然笑了笑：“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算晚。至于说到有什么人交出
材料，那不是很好吗？那还要我交什么材料！” “你在强辩！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徐远举沉不住气了。“我看你有
什么本领不交组织！”
“不交又怎么样？” 徐远举蛮横地威胁：“不交，就强迫你交！” “那你就强迫吧！”
徐远举气得又跳又叫，又拍桌子又摔板凳：“好，陈然，你等着吧！看
看到底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陈然鄙夷地看着他：“你这个土匪流氓，根本没有资格问我的话！” 整整一个上午，敌人一无所获。
下午，敌人用起了大刑。
　　陈然被绑在老虎凳上，他疼得满头大汗，脸色苍白，但他仍咬紧牙关， 什么也不说。
“你交不文待？”徐远举伸出巴掌猛地向陈然脸上打去。
陈然昏了过去。 特务用凉水把他泼醒，他仍然咬紧牙关，一字不吐，两只眼睛里喷射出
愤怒的火焰。 第二次受刑又是坐老虎凳。刚受过刑伤的双腿，在老虎凳上拗得吱吱作
响，骨头快要断了。 徐远举又是一声狂吠，又一次伸出巴掌猛击陈然：“加砖头！” 陈然又昏了过去?? 陈然苏醒过来了，看见面前摆着纸和笔。敌人要他写自白书。 陈然是一个书生，写过许多文章，纸和笔就是他进行战斗的武器。写自
白书却从来没想过，他也不打算写。 自从加入共产党那一天，他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
陶下，他集就了中华民族的一身正气，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从

而培养出了大无畏的革命气节。
　　在 1947 年第五期《徬徨》的“小论坛”栏目中，他发表过一篇《论气节》 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 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见利不亏 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 能尽的责任。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 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 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 牲的哥伯尼、伽利略、布鲁纳，为“不自由毋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 人??，我们试瞑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 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
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
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取的。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
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惶失措，以致于“临难毋苟免”，
以身殉真理。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
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
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陈然也写过自白书，但那不是叛变 的声明，而是气壮山河的战斗誓言。让我们来读一读小说《红岩》中的一段 描写：
徐鹏飞声调一变，厉声说道：
　　“你们应该明白，现在能掌握你们命运的人，不是你们，而是我！为了 自己，你们应当想想??我不需要你们履行任何手续，不需要任何代价，只 要一纸自白书，就可以立即改变你们的处境！”
徐鹏飞摆正桌上的纸笔，避开微微带笑的许云峰，凌厉的目光突然转向
成岗：
“我以个人的名誉保证，只要你写自白书，我立刻释放你。” 许云峰不屑地看了敌人一眼，接着又坦然地笑着： “共产党人从来不怕讲明自己的观点。” 一句话提醒了成岗，他精神一振，意忘记了周身的创痛，滴着鲜血，拖
着脚上的铁镣，一步步迎着敌人的逼视，走向准备好纸笔的桌前。他的目光 像利剑一样扫过全室，缓缓伸出流血的手，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几 个大字：我的自白书。他沉思了一下，很不喜欢“自白书”这样的字，立刻 蘸饱了墨，把笔一挥，在已经写下的几个字的前后，添上引号，变成：
我的“自白书” 几个墨迹饱满的字，布满了一整张纸。成岗的胸脯起伏着，再也无法抑
制那烈火一样的感情，他索性扔开了笔，冲着敌人高声朗诵起来：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好， 成岗，”许云峰大步上前，扶着成岗的肩头，满怀信心地朗声说道：“让我 们迎着胜利的曙光——看共产主义的红日出现在东方！”除了当时许云峰（许 建业）不在场外，这段描写还是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陈然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 和风采。⑨成善谋和陈然是好朋友，但却不知道彼此从事着同一项事业。他 们互相通过信，却不知道接信人是谁。


　　徐远举可不是个傻瓜，他知道陈然坦然承认《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 不过是想掩护他的战友。
　　在陈然的家中只搜出油印设备，这说明他只管印刷，那么，谁管刻写？ 谁管发行？谁负责筹集资金？还有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谁写的稿件？
《挺进报》上登的文章大多是根据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稿整理而成的，这
就说明起码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天天负责收听新华社的广播，说不定共产党在 重庆还有一个地下电台。
根据刘国定的口供，特务扑向临江门韦家院坝。雷电华电器行的经理成
善谋的家就住在这里，而重庆市委电台特支的书记程途也在这里落脚。 成善谋是电台特支的宣传委员，掌管一部电台，实际上只能收音。 特务破门而入，大声问：“谁是程途？” 这时候，程途正按约定时间来成家碰头，已经快来到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成善谋挺身而出：“我就是程途。” 特务们一拥而上。 成家的人明白他的意思，急忙趁乱溜走，在路上拦住程途，使他及时转
移脱险。
　　特务在成家没有搜到电台，但徐远举并不死心，他指示陆坚如一定要在 成善谋身上打开缺口，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徐远举还指示陆坚如，要对刚刚抓住的王朴进行疲劳轰炸式审问。王朴
是地下党重庆城区区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此人出身一个大地主家 庭，家资万贯，富甲乡里。去年冬天，他在重庆市内开办了一个南华贸易公 司，据说赚了不少钱。徐远举怀疑《挺进报》以及地下党的经费，有不少是 他提供的。
　　如果能挖出地下党的电台，再断了共产党的“财源”，那可真是大功告 成了。
徐远举的得意算盘打得未免太早了。 成着谋是什么也不承认：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承认认识陈然，不
承认收听过新华社广播，也不承认有什么地下电台。 当特务给他动完刑，又来诱骗他投降叛变的时候，他两眼圆睁，一句话
掷地有声： “宁作文天祥，不作洪承畴！”

　　仅凭这一句话，陆坚如就认定他是个共产党员，而且是那种骨头很硬的 共产党员，他一定给共产党做过很多事情，中的“毒”一定特别深。
　　成善谋早在 1939 年就入了党，后来先后在第四飞机修理厂和国民党财政 部无线电第三区台任过职。他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电机系，又进入航空机械 学校学习过，对于电器和机械修理很在行。1946 年时，他又和朋友在重庆市 区合开了雷电华电器修理行和建中电机厂。那时候，很多人都羡慕成善谋有 钱，因为他做生意发了财。他确实发了财，手里有 100 余两黄金。但他把这 些钱都用来购买各种手枪和大量药物，支援川东武装起义。他自己家里常常 穷得连下锅的米都没有。
　　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朋友，他想请人家在家里吃饭，可是他的妻子却 拿不出米来下锅。朋友再一看他那几个孩子，一个个全都是面黄肌瘦。
　　朋友误会了，没好气地说：“你在外边是做生意的人，赚点钱都花到哪 里去了？你为什么这么不顾家？”
面对朋友的指责，成善谋真是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才好。 后来，他的这位朋友知道了内情，感动地无话可说，便一次次暗中拿钱
给他妻子，帮助他一家度过难关。 成善谋早年曾在四川省无线电收音员训练班学习过，抗战爆发后，他在
家乡积极参加“救国会”工作。坚持抄收广播消息，出版油印报。《挺进报》
创办后，地下党考虑到他这方面的专长，就把收听、记录新华社电讯稿的任 务交给了他，然后再由秘密交通员把他的记录稿转给负责编辑刻写的蒋一 苇，最后交给陈然油印。
成善谋和陈然是好朋友，曾经在《科学与生活》杂志共过事，但是他们
却不知道正在从事着同一个庄重而神圣的事业。 不过，成善谋曾收到过一张由组织上转来的纸条，上边写着“致以革命
的敬礼”这样几个字，底下没有署名。组织上说写纸条的人就是印刷《挺进
报》的人。 成善谋听了，心情立刻激动起来，回复了一张字条，上边写着：“紧紧
地握着你的手”。这个真实的情节也被写进了小说《红岩》：
　　那些稿件，全是用工整而秀丽的字抄写的，从来没有错误。看得出，那 个负责收听新华社广播的同志，是个勤勤恳恳、热情地为党工作的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成岗不能不猜测：也许，在白天，他和我一样，
有着公开的职业，而每个晚上，他都得秘密地也是不知疲倦地坐在房间里， 轻轻地打开收音机，让来自解放区的广播，从嘈杂的干扰中传播过来，紧张 地听着，紧张地记录下来，然后再将记录稿用毛笔端正地抄写一遍。每个晚 上，他都得紧张地工作几小时，得不到充分的睡眠；没有星期六，也没有星 期天，一年到头，都没有假期??
　　成岗忍不住提出了要求：“??让我给他写封信吧！??我知道和一个 与自己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的人通信、结识，都是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只让 我写一次，表示我的敬意，让我不签名地写封信！”
　　“好吧。”李敬原那一次比较宽和，终于点点头说：“只此一次，下不 为例！你写简单一点。”
　　成岗想说的话太多了，不知怎么写，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最后他写上 一句简单而准确的话：
“致以革命的敬礼！”

　　这几天，成岗正在等着对方的回信，谁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呢？是个老 年还是个青年，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无疑的：那是个 很好的同志。
成岗兴奋地从李敬原手上接过了回信。他仔细地看 了看，回信也只有一句话：
“紧紧地握你的手！” 正是那熟悉的均匀秀丽的字迹。一句话，一张纸条，战斗的友谊建立起
来了，共同的理想温暖着不相识的然而又是深深地互相了解的战友的心。 在小说中，这个情节被移植到了刘思扬身上。在白公馆牢中，成岗和刘
思扬这两个未曾见过面但却产生了深厚友谊的战友同囚一室，他们的手紧紧 地握在了一起??
　　而真实情况是，他们被敌人抓住后，陈然关在白公馆（一度关在渣滓洞 监狱），成善谋关在渣滓洞，根本没有机会见面。直到他们牺牲的时候，才 肩并肩地走上了刑场。


　　⑩王朴从狱中捎出口信，嘱咐母亲坚决跟党走。金妈妈将变卖家产的收 入折合成 2000 两黄金，全部交给地下党。


　　陆坚如没有从成善谋身上打开缺口，又来打王朴的主意。在他想来，王 朴要比成善谋好对付得多。王朴长着一张娃娃脸，鼻梁上加个眼镜，一副斯 斯文文的样子。根据陆坚如的经验，只要一动刑，这种人就会乖乖招供。
再者，王朴是个公子哥出身，没吃过什么苦头，没经过什么风浪，社会
经验也不多，三言五语吓唬吓唬，说不定他就会动摇。 于是，一见到王朴，他就收起了凶神恶煞的嘴脸，摆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我也知道你是冤枉的。你和共产党怎么会是一路人呢？我们把你请
来，是因为有人诬告你。你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
　　“我不说这事情也很清楚。”王朴现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我这个人 老实，也没有什么能耐，经常受人欺负。正好这时候陈然来约我办报纸，我 和陈然是朋友，就答应了。”
“你为什么和陈然合伙呢？”陆坚如耐着性子问。
“他这个人心眼好，和他在一起，我不会受人欺侮。” “《挺进报》的经费都是哪里来的？”
“我家在江北、巴县有 1600 多石地，我就卖了一些，拿来作本钱，想先
办报纸，办好了再办个小工厂。” “你用钱的地方一定很多吧？”陆坚如想迂回出击。 “我只会花钱，不会挣钱。这不，手里还有二两金子没用完呢。” “你知道不知道《挺进报》的内容是什么？” 王朴摇了摇头：“我从来不看报纸，反正我觉得我出钱，人家办报纸，
与世无争，过日子挺自在，也就行了。” 说着说着，陆坚如忽然醒过腔来，王朴这是在跟我装傻，把我当成小孩
子耍了。 “啪！”他脸色一沉，用力一拍桌子。“王朴，你少跟我绕圈子！你是
共产党的区委委员，专管经济工作。你的上级领导已经把你供出来了。” “这是诬陷呀！你刚才不是也说有人诬陷我吗？”王朴反唇相讥。

“给我用刑！”陆坚如的花招使尽了，只得搬出了老一套。 可是这老一套却对王朴不管用，他还是那句老话：受人诬陷。好像他真
有天大的冤枉似的。 敌人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交给二处警卫组暂时关押起来。 陈远德又来了。 他先是假惺惺地说了一番同情的话，又说自己苦大仇深，不愿干丧良心
的事，最后他才道出真意： “王公子，你要是在外边有什么事情要办，尽管吩咐。” 王朴不敢贸然相信这个特务看守，但又不愿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他望着
陈远德的脸盯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 “那好吧，我有个口信求你捎给我姨妈，就告诉她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就
行。我姨妈住在桂花园耐园，一打听就能找到。” “人家怎么能相信我呢？” 王朴从怀里掏出一只烟斗和装烟丝的荷包，交到陈远德手里，说：
“这是我平时所用的东西，我姨妈认识。你就说是我亲手交给你的。” “这个口信我一定能给你捎到。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我一起给你办
了。”
陈远德的热情反而引起了王朴的警觉，他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陈远德悻悻地走了。
不久，王朴被送进白公馆看守所关押起来。
　　在《红岩》中，我们找不到王朴这个形象，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却流传得 很广。这还不仅仅因为他本人是一个英雄，还因为他母亲也是一位英雄，被 誉为“一代风范，百世楷模”。
王朴原名王兰骏，兰花骏马，取意高洁。后来他参加了革命，便给自己
起了个新名字，以示纪念。
　　1944 年冬天，王朴在复旦大学（当时迁到重庆远郊北碚）新闻系念一年 级，当时他母亲寓居在重庆近郊南岸的寓所里。
有一天，王朴回家来对母亲说，他想要回江北县老家去办教育。金妈妈
不禁皱起了眉头： “大学教育，关系你毕生处世立业，你才念大学一年级，等毕业了再去
办教育不好吗？”
　　王朴的父亲已于上一年去世，家里的事都是母亲和他商量着办。他犹豫 片刻，终于告诉了母亲真情。
　　原来，王朴早已同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建立起了联系，根据当时的形 势和他的具体情况，青年组认为他最好能回江北县老家去，利用他家的条件 办学，以学校为依托建立革命据点，积蓄革命力量，同时普及教育。一旦形 势需要，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王朴十分信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这些共产 党人，决定按照他们的建议办。
金妈妈听了儿子的诉说，沉思道： “你在共产党的组织了吗？”
　　“我还不在组织。但我认为共产党一心一意救国救民，一个爱国青年应 该跟着它走。我已决心输家救国。”
金妈妈沉吟片刻，毅然道： “你既然下了这样大的决心，我支持你，和你一道回乡去办这件事。”

　　回乡办学是王朴革命道路上的重要里程，也是金妈妈走上革命道路的起 点。从此，这母子二人便再也没有回头。
　　1945 年，王朴母子在江北县复兴乡李家祠堂办起了莲华小学和农民夜 校。“莲华”这个校名，各取王朴父亲王莲舫和母亲金永华名字中的一字组 成，同时也寓含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纯洁向上之意。王朴任校长，金妈妈任 董事长。
　　后来，王朴母子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又相继办起了莲华中学，接办了 志达中学，在江北县西部靠近华蓥山脉的偏僻农村，迅速形成了一个具有相 当规模的学校教育网络和以此为依托的农村革命据点，成为南方局所掌握的 重庆附近的中心据点。
　　1946 年夏，内战全面爆发，形势更加严峻。下半年，作为大地主家庭当 家人的王朴，终于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金妈妈也更加认定了 儿子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她决心跟儿子一起在这 条道路上走下去。
　　1947 年秋，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准备 配合开展武装斗争，急需大量经费。中共川东临时工委通过王朴向金妈妈提 出筹措经费的事。金妈妈明白这事非同小可，比用办学方式支持革命要冒更 大的风险。如果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出来了，必是死罪。她说出了顾虑：
“我快 50 岁了，死了不足惜，可还有你几个弟弟妹妹，都还没有长大成
人。”
　　王朴告诉母亲，地下党组织提出，所借钱款，重庆解放后归还；弟弟妹 妹，由共产党负责培养教育；学校，也由共产党负责经办。
“共产党是为了老百姓，共产党有困难，有急需，我不能坐视不理。”
金妈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作出了决定。 这年冬天，金妈妈开始变卖田产。王朴又用家产在重庆城内办了一个南
华公司，既为地下党组织筹集经费，又作为与上级党组织联络的据点。
　　1948 年 4 月下旬，王朴因叛徒出卖而落入敌人魔掌。王朴被捕后，从狱 中托人带出口信，对母亲郑重嘱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 一刻也不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
母亲明白儿子的意思，“学校”就是指党组织。
　　王朴也给妻子褚群捎来了口信：“莫要悲伤，有泪不轻弹。你还年轻， 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取名继志。”
狗狗是王朴儿子的小名。妻子明白丈夫给儿子改名的用意，是要他继承
父亲的志向，继续跟共产党走。 接到儿子的口信后，金妈妈更加大量变卖田产。她拥有的田产跨江北、
巴县两县，总共 1680 多石，在重庆市内还有一些临街的铺面房产。她陆续卖 掉了 140O 多石，变卖家产的收入折合黄金 2000 两，存入银行，换成金条， 全部交给中共地下组织，供地下党随时取用。
　　后来，川东地下党要派一批干部去香港，没有那么多钱买飞机票，她又 拿出了六根金条（每根十两）交给地下党组织。
　　这以后，她生了一场重病。在病中，她把一个负责与她联络的地下党员 叫去，拿出身边的一个皮包，里边是一些首饰和碎金子，这是她剩余的最后 一点财产，共计 47 两黄金的私房钱。她要全部交给共产党。
这个同志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您老人家安心

养病，这些东西还是留在您身边好，以后组织需要时再来拿。” 不久，更沉重的打击落到了金妈妈身上，他的爱子王朴在离重庆解放只
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被反动派杀害了。金妈妈强忍住心头的悲痛，委托妹妹金 永芳去收殓了王朴的遗骨，运回江北暂厝。她仍然回到学校，把悲痛压在心 里，神态自若地出现在学校师生和社会人士面前，坚持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一直到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听说了王 朴母子的英雄事迹，立刻指示有关部门向金妈妈如数归还所借款项，金妈妈 拒绝接受，并将所余财产捐赠给了儿童福利事业。
　　1984 年，金妈妈以 84 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终时她嘱咐把保 存多年的王朴烈士的遗物全部捐赠给烈士陵园，她还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 奉献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 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 应该的。”
读完金妈妈的遗言，现在应该有多少人感到脸红心跳呢？ 他们没有贡献却讲待遇，没有功劳却要伸手要官，甚至有的人还把人民
的财产装进自己的腰包。这种人如果有金子，能像金妈妈和王朴那样贡献出
来吗？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烈士们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待遇、荣誉、 金钱而前，烈士们也以实际行动给今天的人们树立起了光辉的榜样。
　　
第三章 第一片血痕


　　①许建业心乱如麻，他没有想到市委书记居然会叛变。对于敌人的诱降， 他保持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许建业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想自杀，但却没有死成。头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凝固的血块和
乱蓬蓬的头发纠结在一起。 他恨自己的粗心大意。他知道自己的过失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多么严重的
后果。他不想接受组织的处分，因为他觉得任何处分都太轻了。他还想死， 他要以死赎罪。但一来他没有力气了，二来特务已经加强了监视，他无法如 愿。
　　特务又来提审。这次他没有被带进审讯室，而是一个休息室。周围摆了 一圈椅子，中间的茶几上放着水果。
许建业的头转向窗外，一言不发。 “老许。”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他吃惊地回过头来。 刘国定站在他身后。 “老许，我也是被逼无奈。要恨你就恨冉益智，他把你出卖了，也出卖
了我，人家什么都知道了，我不说又有什么用呢？”刘国定做出一副无可奈
何的样子。 许建业的心头猛地一震。刘国定叛变了！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地下党
的市委书记，重庆地下党和川东临委以至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情况他都知道。
他要是说了??许建业简直不敢往下想。 “咳！老许，我本来什么都不想说，可是你也知道，徐处长这个人很厉
害，他有办法把你挤干。我只有说得让他相信了，才能脱离他们的掌握。”
他突然压低了声音：“像我这样的人，在敌人手里多呆一天，对组织的危险 就多一分。”
许建业心乱如麻。他没有想到市委书记能叛变，更没有想到刘国定竟会
恬不知耻地来劝降。 “老许，我们还是要争取出去为好呀！在这里坚持，不过是搭上一条命，
出去还可以为党工作嘛！”
许建业把头转到一边，没有理他。 “老许，徐处长说了，连朱长官都特别器重你，只要你答应写个自首书，
就放你出去。不过是一张纸，几个字，对别人也没有伤害。不瞒你说，刚被 抓住那天，我就写了一张。”刘国定见许建业不说话，以为他开始回心转意。 许建业猛地转过头来，两排牙齿咬得直响，脸上的肌肉因为愤怒而抽搐
着。
“你就没想到将来会有人找你算账？！” 刘国定的身子往后缩了缩，低声回答：“我已经叛变，哪里还顾得了将
来。”
　　接下来，刘国定又唠唠叨叨说了不少，但许建业根本不听，一句话也不 回，弄得他灰头灰脸，泄气地走了。
这次见面是徐远举精心安排的。 他已经不指望用酷刑撬开许建业的嘴。他发现，许建业的坚强来自于他

对共产党的信仰。与这种信仰相比，特务的反动宣传就显得太苍白了。如果 能让叛徒现身说法，肯定会给他的思想造成很大震动，说不定就会使他的精 神防线全部崩溃。结果，他自以为无比高妙的这一招也没见效。在《红岩》 小说中，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曾经亲自出面劝诱许云峰投降，却 遭到了许云峰的严辞拒绝，他们之间还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对话——
　　“这个??”毛人凤嗫嚅了半晌，终于勉强摆出一种推心置腹的姿态， 进一步说：“设身处地，我以为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上中下三策。刚 才我谈的是上策，我们可以给你相当的时间进行考虑。当然，改变立场，对 于一个有多年党龄的共产党人是困难而且痛苦的，但短时的痛苦可以换来无 限的欣慰。这是我们对许先生有所期待的出发点。我们也考虑过一个中策， 我觉得这也值得许先生认真加以考虑：我们保证许先生的安全和生活上的满 足，交换条件是秘密支出你们的部分组织，例如说，兵工厂系统的主要党员 名单；但这不算自首或告密，因为我们完全负责保守秘密，丝毫也不损害许 先生的政治声誉。如果许先生今后不愿再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我们也乐意 送许先生去香港、澳门这样的安全地带??”
“你们设想的下策，我倒愿意听听。” “下策？我想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我的看法恰恰和你相反，你们从我身上，只能一无所得。”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建业身上，但出面劝降的却不是毛人凤，而是西
南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他告诉许建业，只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就可释放他。
至于高官厚禄，只要许建业愿意，都是唾手可得。 朱绍良认为许建业是个人才，比他手下那些人全强，他希望能让许建业
为自己效劳。
结果和小说上写的一样，敌人的劝降遭到了许建业的严辞拒绝。 和小说上写的不一样的是，许建业当时说的话很少。自从他决心以死赎
罪之后，就很少在敌人面前说话。他要保持沉默，一是和敌人无话可说，二
是以此惩戒自己的过失。 徐远举彻底失望了。他下令将许建业押往渣滓洞看守所。


　　②许建业并不等于许云峰。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 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在长篇小说《红岩》和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中，许云峰给人们留下的 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凡是来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参观的人，都想要看一 看许云峰的照片和事迹。然而，在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众多名字中， 却怎么也找不到许云峰。
　　《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说过：“凡是在这部小说中没有写明 是牺牲了的人物，虚构的成份就更多一些。反之，凡是牺牲的烈士，虚构的 成份就少一些。”事实也是如此。《红岩》中写到的很多烈士，绝大部分都 与原型人物基本吻合，如陈然—成岗，刘国—刘思扬等，但唯独许云峰有 些例外。这个人物基本上是按照许建业塑造的，因为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 事迹在当时就很有影响，但是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所以作者对这个人物作 了较大程度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事迹也移植到他身上。
在《红岩》中，徐鹏飞安排了一个别有图谋的宴会，出席作陪的有朱介、

沈养斋（即《红岩》中的周养浩，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等人，客人就是许 云峰——
　　许云峰炯炯的目光，泰然自若地扫视了一下笑脸相向的满座“陪客”， 他把双手摆在桌面上，严肃而平静地缓缓说道：
“主人的介绍似乎想请我讲话，好吧，我谈上几句。” 他的目光再一次扫过全桌，四座更加鸦雀无声，所有的“陪客”都用惶
惑不解的目光，望着这位神秘而又可畏的“客人”。 “今天这桌盛筵，使我想起了一件事。从前，我当工人的时候，厂长总
想请我吃饭。也像你们这样，摆满了山珍海味。厂长为什么要恭维我这个穷 工人呢？因为我是工人代表。厂长想用油水来糊住我的嘴巴！当时，我看了 看满桌酒菜，摇摇头说酒席办得太少。厂长给弄糊涂了。我就告诉他：一桌 酒菜只能塞住一个人的嘴巴，可是塞不住全厂工人的嘴巴！”
　　实际上，徐远举从未宴请过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 士——罗世文和车耀先。上边的那个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的。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在 1940 年 3 月 18 日夜晚同时被捕的。当时，罗世文 是公开的共产党员，《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负责人，后任中共川康特委书 记。
车耀先是著名的抗日群众领袖，抗战时期发起组织“中华基督教改进
会”、“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创办《大声》周刊。他的公开身份是努力 餐厅的老板。
1940 年 3 月，成都及其附近郊区发生春荒，大小粮店无粮可售，贫苦百
姓家无隔夜粮，一旦发现哪里有米，就立即涌去，争相抢购。 国民党特务害怕事态扩大，就诬陷说这是共产党利用春荒有计划搞的阴
谋暴动，立刻加以武装镇压，紧接着又以此为借口，逮捕了罗世文和车耀先。
　　罗车二人先是被关押在军统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后来转至贵州息烽监 狱，那里的监狱主任就是周养浩。
息烽监狱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组织被囚人员搞些行政工作和体力劳
动，名曰“工作休养人”。一天，周养浩找到罗世文，要他在工作休养人中 担任一定职务，罗世文旗帜鲜明地正告：“我参加共产党多年，熟人、朋友 和生活习惯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国民党方面既无熟人，一切也不习惯，因此 不愿、也不能参加国民党；不愿、也不能作政治方面的工作！”
一席话说得周养浩不能不为他对共产党的耿耿忠心所叹服。
　　周养浩又找车耀先个别谈心，让他出来工作，希望他“将确实的政治身 份据实以告”。
　　车耀先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只是站在国民之立场，从事抗日救亡。” 他又抢先对周说：“我是军人出身，少年读书不多，很想借此机会多读些书， 最好能让我管理图书。”
　　周养浩答应了车耀先的要求。车耀先利用管图书的机会，将一些进步书 籍加以修补，换上别的封面，混杂在其他图书中出借，还乘机增订一些民办 进步报刊。遇见有重要消息，就写在便条上，把线装书拆开，把便条夹进去 订上，由出身贫苦的兵伕杨文富转送到指定人手中。小小的狱中图书馆变成 了难友们的精神食粮供应处和通讯联络点。
　　1945 年端午节，周养浩煞费苦心专门为罗世文和车耀先准备了一桌丰盛 的筵席，大讲什么“每逢佳节倍思亲”之类的话，企图触发他们思乡、思亲
　　
之情，动摇其意志。对特务的胡言乱语他们充耳不闻，对敬酒、敬菜他们视 而不见，指着满桌的美味佳看说：“桌上摆的都是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我 们不能用人民的血汗来灌满自己的肠胃！”
说罢，两人拂袖而去。
　　1945 年秋，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毛泽东主席赴重庆，向蒋介石 提出释放政治犯，并指名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也提到要释放罗世文、 车耀先。
　　蒋介石当面撒谎，说罗世文、车耀先已死，拒绝交出。不久，周养浩就 收到了重庆军统局的密电：“罗世文、车耀先要与外界隔绝会见，并专用化 名??”
　　1946 年 7 月，息烽监狱撤销，并入重庆磁器口白公馆看守所，罗世文、 车耀先又被押回重庆。
　　这年 8 月，蒋介石亲自批准由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签署的 密电，将关押在白公馆的罗世文、车耀先两人秘密制裁，并将尸体灭迹，摄 影具报。
　　1946 年 8 月 17 日，看管重庆白公馆监狱的军统特务告诉被关在二楼重 禁闭室的罗世文和车耀先，说是要将他们移押南京了。
一个难友闻讯后前来与罗世文告别，并送了一双新皮鞋给他。当着看守
特务的面，罗世文把脚上穿的破皮鞋脱下来说：“我也没得啥子送给你的， 把这个拿去作个纪念吧！”
那个难友把破皮鞋拿回监房后，觉得实在是太破旧了，就不在意地把它
扔到了一边。另一个坐牢多年的难友韩子栋（《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感 觉到罗世文此举一定有什么用意，便把破皮鞋拣起来，仔细检查了一遍，果 然从鞋底的夹层中找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打开一看，原来是从一本俄 文书上撕下来的扉页，上面写着罗世文给党组织的遗书：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老宋（指宋绮云，小萝卜头的父亲）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弟分用。心绪尚 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8 月 18 日，特务将罗车二人押到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的坪场。
这里早已准备好了木柴和汽油，特务们计划先用绳索将罗车二人勒死，然后 焚尸灭迹。
罗世文和车耀先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就义前，罗世文高声吟诵就义诗： 故国山河壮， 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 后笑是何人？
车耀先在生命最后一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解放后，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了凶手，又找到了烈士的遗骨，在被害地重
新建墓安葬。周恩来同志亲笔题写了墓碑： “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


　　③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胡其芬宁死不受辱。得知自己的心上人成 了叛徒，皮晓云病倒了。
　　

许建业拖着几十斤重的大脚僚，双手戴着手铐，被关进了渣滓洞楼上五
室。同他一起被押来的还有刘国，他在楼下七室单独囚禁，也戴着手铐脚 镣。
　　楼上紧挨着五室的六室是一间女牢。刘国的未婚妻曾紫霞就关在这 里。当时这里一共关了八个人，其中有好几个人与曾紫霞都很熟悉。李惠明、 倪俊英曾是刘国的下级。
这里还关了一个人叫胡其芬。 她的公开身份是何北衡家的家庭女教师，是在搜捕刘国时当作嫌疑犯
被捕的。她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是基督教徒，不是共产党员。” 其实，她早在 1938 年就入了党，后来在《新华日报》资料研究室任英文 翻译。“皖南事变”后撤到延安，抗战胜利后随周恩来到重庆在中共代表团 工作，后到南方局工作。1946 年下半年，胡其芬遵照党组织的安排，第三次 回到重庆，任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广泛联系上层妇女和社会名流。后经
刘国介绍到何北衡家当家庭教师。 特务问：“你跟刘国来往密切，这怎么解释？” 胡其芬若无其事地回答：“这是青年男女间的私事，我不能向你解释。” 叛徒说不出她更多的情况，再加上她在二处当官的弟弟和在高滩岩中央
医院工作的姐姐的多方营救，敌人把她和另一位叫梅文玉的人一起押回二
处，准备释放。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使她险些丧命的事情。 从渣滓洞到了二处的第二天晚上，她同梅文玉住在二处警卫室楼梯下的
房间里。半夜里，梅文玉忽然发出一声惊叫：“有人用刺刀挑我的脚！”等
到查岗哨的人来时，她为保护梅文玉，立即将所发生的情况报告了，当即看 守兵被撤了，又换来双人看守。
第二天，情况异常。值日兵个个脸色阴沉，气氛紧张，人来人去，吵吵
嚷嚷，污秽之言难以入耳。辱骂声、恐吓声不断，她把一切都听懂了。 夜降临了，她想到在这里逃是逃不掉的，一个裹过脚又放开的手无寸铁
的女人，在这豺狼窝里能有什么办法？她，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能任敌人侮辱
之后再被杀害？要赶在敌人动手之前！她果断、准确、迅速地伸出了双手， 紧紧握住电源??
等她恢复知觉以后很久，她才知道是训练有素的特务用木棒猛击了她，
把她甩出电源老远。 就在胡其芬即将脱离魔掌的时候，刘国定把她认出来了，他还告诉徐远
举，胡其芬给周恩来当过英文秘书，也可能给邓颖超当过秘书。 徐远举一听胡其芬是这么重要的人物，哪里还肯释放，立刻下令将她押
回渣滓洞。 在女牢中有两个人曾紫霞不认识，她俩一个叫皮晓云，一个叫牛筱吾。
她俩是好朋友，又是同乡，一起上的小学，一起离开家乡来到城里，一起到 豫丰纱厂当工人，又一起填写了入党申请书。
4 月 6 日，就在许建业被捕后的第三天，她俩一起被捕。 她俩互相约定，谁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是在审讯室，特务把她俩亲
笔写的自传摊开来，让她俩自己看。这是怎么回事？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 落在敌人手里呢？
当许建业被押上楼来的时候，虽然他已经被折磨得变了模样，但她俩还

是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当天晚上，透过墙上的裂缝，许建业的讲述解开了 她俩心头的疑问。
　　是许建业的失误致使她俩被捕入狱，但她俩对许建业没有丝毫的怨恨。 许建业是她俩的入党引路人，是受人爱戴的市委工运书记。她俩从心底原谅 了他，要恨只能恨把他出卖的那个叛徒。
这个叛徒是谁呢？ “任达哉。”
　　这个人名轻轻地从墙缝里飘过来，可是在皮晓云听来，却好像是晴天霹 雳。皮晓云一阵头晕目眩。她支撑不住了，倒了下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呢？牛筱吾也有点发懵了。
　　牛、皮是在中央印制厂做工时认识的任达哉，是他介绍她俩入了党。居 然是他出卖了许建业，这已经足以使两个姑娘震惊。更使人震惊的是：皮晓 云告诉牛筱吾，她早已和任达哉恋爱，并且快要结婚了。
　　皮晓云，一个 22 岁的少女把她纯真的爱奉献给了一个男人，那不是一般 的男人。在她的心中共产主义有多美好，这个男人就有多美好！他是她心目 中真善美的化身，怎会变成卑鄙无耻出卖同志的恶鬼呢？皮晓云的心阵阵绞 痛。她总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牛筱吾相信许建业的话，但她不忍看皮晓云痛苦和希望的眼睛，要弄个
真凭实据来。 牛筱吾写了一张纸条传给任达哉，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
老许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
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 一切都明确了，幻想破灭了！皮晓云恨自己怎么长了一对不辨真假的眼
睛！她怎么竟爱上了一个叛徒？！渣滓洞本是阴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晓云
觉得难友们看她的眼神使她感到倍加寒冷。她经不住这痛苦的熬煎，她病倒 了，不送出去治疗马上会有生命危险。经过多方设法，她被送到沙坪坝沙磁 医院去抢救了。当皮晓云回到渣滓洞女牢时，红润从她白白的面孔上消失了， 胖姑娘瘦了，眼神呆滞了。难友们不忍多看她，也想不出什么语言来安慰她 那颗痛苦的心！
当时，许建业刑伤还未愈，但他听说了皮晓云的情况，对她十分关心。
他特别嘱咐胡其芬，让她把女牢里的同志组织起来，多关心关心皮晓云，帮 助她重新树立起生活的勇气。
当时，敌人对女牢不大注意，女犯有时候可以自由走动。许建业总是等
在牢门口，一看到牛、皮二人从门前经过，就抓紧时间和她们说几句话。 “你们俩一个牛，一个皮，合起来就是牛皮。你们的意志要像牛皮一样
又坚又韧，割不透，扯不断，革命到底，决不动摇。” “你们还年轻，活着出去的机会很大，那时候要尽快找到组织，恢复联
系。”
　　“你们与敌人斗争的经验还很少，而这次坐牢正好是个机会。你们身边 有很多斗争经验很丰富的同志，要注意向他们学习。”
　　“我给你俩讲一个故事：刘国第一次受审，身上受了很重的伤。在特 务押着他回牢房的时候，他大声吼道：‘冉益智叛变了！’特务连忙扑上来 掐他的脖子，但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这个宝贵的信息传递给了被捅的同志， 减少了党组织的进一步损失。”
　　
　　尽管许建业每次说的话不多，但是每次听完他的话，牛、皮二人都觉得 深受鼓舞，就好像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尤其是皮晓云，阴影逐渐地从她脸 上退去了。
　　曾紫霞与刘国的关系，狱中人人都知道。她一被抓进来，特务就公开 宣传她是刘国的未婚妻。如今，刘国就关在楼下，而且还受了重刑，难 友们都很关心他，就想方设法让曾紫霞多去看他几次。
　　趁放风人多做掩护，曾紫霞溜到囚禁刘国的那间单人牢房门口。她刚 一下楼，刘国就已经看见了她的身影，早早地守候在门口。
隔着牢门，两个人的双手握到了一起。 “国，你吃苦了??”一句话还没说完，曾紫霞已经是泪流满面，泣
不成声。 “别哭，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刘国安慰她道。“我最担心你的
肺结核病。狱里条件不好，你一定要注意保重自己。我已经托人往家里送过 信，让他们有机会给你捎来一些奶粉、鱼肝油丸。”
　　不久，曾紫霞果然收到了刘家捎进狱里的东西。不过，她把这些东西都 分给了难友，并没有自己享用。
　　刘国见曾紫霞止住了哭声，又告诉她：“以后有什么事情，你要找胡 其芬大姐商量。她是个靠得住的同志，而且很有斗争经验。”
“我记住了。”曾紫霞点头道。
　　“还有一件事。你回去替我转告胡其芬、李惠明、倪俊英她们几个，要 她们找机会和我取得联系。”
“我记住了。”曾紫霞连连点头。
几天后，胡其芬把曾紫霞拉到一边，低声告诉她： “国跟我谈过话，他让我帮助牢中的年轻难友，教她们如何对口供，
如何对付敌人。对于那些身上有弱点，甚至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耐心帮助。
他还告诉我，让我把这些话转告给你。” 曾紫霞明白刘国的心意。虽然现在是在狱里，但在刘国眼里，她仍
然是一个由他刚领上革命道路的新党员，他希望自己的心上人能够早日成熟
起来。④许建业被转移到白公馆，关进地牢。但是，挖穿地牢的却是另有其 人。


　　五月下旬，许建业和刘国一起被转移到白公馆。他们在渣滓洞只呆了 一个多月。
　　白公馆在歌乐山脚下，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1939 年，军统特 务头子戴笠为审讯、关押的保密起见，用重金将它购买下来，改为军统局本 部直属看守所。原大门终日关闭，从侧面开一小门进出，原储藏室改为地牢， 原防空洞改为刑讯室。院内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正其谊不 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标语。这里关押的多为案情重大的政治犯，也 关押着一些军统违纪分子。
许建业被关进了地牢。 在小说《红岩》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了。 地窖，也许是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没有特务来日夜看守。许云
峰一开始就觉得：对敌人的这种疏忽，若不充分利用，那是一种软弱和错误。 世界上没有奇迹，但是坚定顽强的战士，却可以做出常人认为无法做到的事。

能不能在这毫无希望的地底，挖出一条脱险的通道呢？这个大胆的想法，看 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却有决心试一试。
　　许云峰在左面的石墙上反复探索，终于找到了一处条石接缝较宽的地 方，那是在靠近墙脚的角落，从左面数过去的第三块条石。他用手指在接缝 间用力挖了一下，湿润的石灰粉屑掉下了一点。新的发现，给他很大的启示， 他拿定了主意。
　　许多日子过去了，他的手指早已磨破，滴着鲜血，但他没有停止过挖掘。 石灰的接缝，愈挖得深，他的进度愈慢。脚镣手铐妨碍着他的动作，那狭窄 的接缝也使他难于伸手进去。困难，但是困难不能使他停止这场特殊的战斗。 他确信自己被囚的地方，必然是中美合作所内的一处集中营，也许，正 是敌人威胁地宣布过的那座“魔窟”白公馆？不管是什么地方，被囚禁的决 不止自己一人。不断挖掘的这条通道，不仅可以自己使用，还可以给更多的 战友使用。如果可能，他宁肯自己不用，也要为将来战友们的越狱，准备一 条备用的通过。愚蠢的敌人，将他囚禁在这样的地方，对他来说，真是意想 不到的幸运。虽然他并不知道，挖开第一块条石之后，还会遇到什么障碍。 从拾得的那副锈蚀了的铁镶上，他取下了半截铁箍，当作挖掘的工具。 渴望着为战友们贡献一分力量的愿望，使他永不停息，尽力挖掘着。后来狱 中党组织得知敌人要杀害许云峰，就通知他利用这个通道逃走。可是他没有 独自逃生。他说：“我准备的通道，是为了全体同志的安全，不是为了我自 己。”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这个秘密通道，逃
出了虎口。
　　实际上，许建业并没有挖穿地牢，干这件事的另有其人。他的名字叫韦 德福。
韦德福，万县人，农民出身。14 岁那年，为了糊口，给一个国民党军官
当了勤务兵，为军官打饭扫地端洗脚水。过了几年，那个军官见他有点文化， 就让他去考宪兵。考上后，宪兵队里一个长官看上了他，又让他当勤务兵。 因为酷爱学习文化知识，这个军官让他去考军统局管辖的宪兵特高组。那时 韦德福还没接触到革命思想，只求有一个稳固的饭碗，因此就参加了特高组 考试，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
从特高组训练班毕业后，分配他到邮局搞“邮检”，任务是检查《新华
日报》。韦德福求知欲特强，每检查出一期《新华日报》就偷看，很受教育。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也使他深受感动，从 此萌生了要寻找共产党的念头。
　　一次，他奉命监视一个进步的新闻记者，被记者察觉。记者见他中毒不 深，就主动接近他教育他，他俩倒成了朋友。
　　韦德福把自己的苦闷向记者和盘托出，表示很想离开宪兵特高组。记者 指点他说，好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不辞艰苦去了延安。于是，他在记者帮助下 拟订了一个逃跑去解放区的计划。东躲西藏了两年多，他也没能去成解放区。 这时候，正好有人介绍他到陶行知先生办的社会大学听课，他就去了，被分 在政治经济学系。
　　1947 年，全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2 月 8 日， 国民党特务殴打参加游行的学生，韦德福受了轻伤。他带伤去宽仁医院守护 受伤住院的同学。在《新华日报》1947 年 2 月 5 日第一版登载的《渝市 55 个大学生慰问被殴打的学生》的报道中，就有韦德福的名字。
　　
　　二月中旬，同学们发现韦德福失踪了。原来，他被逮捕关进了白公馆看 守所。
　　在审讯中，韦德福态度强硬，顶撞了特务，因而被关进地牢。地牢里黑 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又阴冷又潮湿，只有每天两次开门送饭时能见到一丝亮 光。韦德福在牢房摸着墙壁慢慢走，发现一处石头有些松动，就去摇去抠， 抠得十个指头鲜血淋漓，终于摇动了，他搬开石头，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深夜，韦德福从地牢爬了出去，朝山上跑。才跑过第二道警戒线， 就被哨兵抓住。
　　特务看守集合全体难友，当众用扁担毒打韦德福。直打得他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也没听见他一声求饶。难友们都难受得心如刀剜。特务见韦德福 被打得只剩下一口游丝般的气息，就把他拖回地下室去锁上脚镣手铐。大家 都以为他活不成了，可是每天都看见有人送饭到地牢去，这说明他还活着， 奇迹般地活着。
　　1948 年 7 月 29 日夜里，也就是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特务骗他说要 “转移”，将他提出地牢。韦德福上了一辆吉普车，车开到松林坡下戴笠公 馆的停车场外面，那儿预先挖好了一个坑。韦德福被推下吉普车，尚未看清 地形，刽子手杨进兴就用左轮手枪在他背后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解放后，在《遇难烈士登记表》补充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
“韦德福是白公馆最优秀的人物之一。”
　　⑤徐远举准备枪杀许建业，刘国也上了黑名单。刘国的五哥从香港 专程赶来向徐远举行贿。


　　重庆中共地下党遭到大规模破坏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 和保密局引起了轰动，连蒋介石也被惊动了，他们认为这是解放战争以来在 蒋管区大城市对中共地下党最大的破坏。
徐远举一下子成了“大功臣”。保密局和国防部争着给他发奖金、奖章。
朱绍良也不怠慢，直接向蒋介石汇报，专请了一笔经费，赏给徐远举办案用。 朱绍良还指示在西南长官公署成立侦防处，由徐远举兼任侦防处长，重庆的 军、警、宪他全有权调动。侦防处的人事编制，也由他拟订核备。抓了多少 人，抓了什么人，全是徐远举一个人说话算，上边没有人过问。当然，放什 么人也是他说话算。
刘国的亲友纷纷找上门来，请求徐远举法外开恩，把他放出来。
　　首先是四川财阀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亲自来到曾家岩徐远举的 家中，和他交朋友。在谈话中，他向徐远举示意，如果能保全刘国的性命， 可以在他开设的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随便透支用款。
　　徐远举知道刘航琛这份允诺的份量。但刘国是挂了号的共产党员，而 且又有如此强硬的社会背景，如果不找个理由就把他放了，一旦有人汇报上 去，他就会落个受贿私放的罪名。
　　“你也要理解我的难处。我知道钱好花，但这个钱我可不敢花，私放共 产党这个罪名可不轻呀！”徐远举为难地说。
“徐处长，这就要你给想想办法了。”刘航琛把身子探过来说道。 “办法倒是有一个。你跟刘家是亲戚，你就说句话，让刘国的哥哥去
做他弟弟工作，把共产党的组织交出来。他只要一交持，我马上放人，绝不 食言。”

　　“这个老狐狸，想让我帮你套口供。”刘航琛心里这么骂道，嘴里却连 声道谢。
　　刘航琛走了，重庆市市长张笃伦来了，他是徐远举的妻舅，与何北衡私 交不错。
不用开口，徐远举就知道了他的来意：又是来给刘国说情的。 “咱们是亲戚，我也不瞒你。按我的职权来说，我可以放掉刘国，但 是我却不能放。刘国是个豪门公子，在四川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跟着共产党跑呢？我一定要叫他写一个自首书，不然就 不能放他。”
　　当着张笃伦的面，徐远举没有把他不放刘国的第二个原因说出口。他 有心给刘航琛一个人情，但他又讨厌何北衡装腔作势，两面讨好。凡是何北 衡参予的事，他都很反感。
　　还有一件机密他没有透露给张笃伦，他已经决定将许建业公开枪毙，而 在准备上报给西南军政长官的名单上，他已经列上了刘国的名字。解放 后，徐远举在交待材料中坦白了他当时决定枪毙许建业的三点理由：
一、许建业是一个硬汉，根本无诱降的余地； 二、不杀许建业就不能施展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软化地下党员的狠毒
阴谋；
三、怕许建业在监狱中起作用，发生影响。 也许是这个消息走漏出去了，刘家显然加快了营救活动。刘国的二哥
刘国铮，当时在国民党成渝铁路工程局会计处任职，三天两头往徐远举家里
送礼，都是些香烟、水果之类。 刘国铮曾说过给徐远举送几根金条来，但却始终没有实际行动，这让徐
远举感到很不痛快。
　　刘家的活动能力还真强，在特务机关内部也找了不少人。国民党成渝铁 路工程处警务处长曾晴初、二处的情报科科长皮世修，都在上下奔走，四处 活动。
徐远举暗自冷笑：“这两个家伙这么卖力气，一定拿了刘家的金条。”
　　大约又过了十几天，刘国的五哥刘国专程从香港赶到重庆。一下飞 机，他就带着礼物来到徐远举家中。他出手很阔绰，一见面就送上一个金烟 盒，一只名贵的女用金表，还有一些金银首饰。
第二天，刘国又在何北衡家里摆下酒宴，把徐远举和他手下那帮人全
请来作客。 酒足饭饱之后，刘国提出了个请求，要见见刘国。
刘国 出手大方，办事周到，很让徐远举觉得舒服。他打着酒嗝一口答 应了刘国 的要求，还当场表示。
　　“只要你弟弟能签个字，脱离共产党，我马上就放他。你可以安排他去 美国看看，也让他甩不着担心在这里丢面子。”“徐处长请放心，国的工 作我来做。”刘国满有把握地说。


　　⑥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刘国意外地见到了他的五哥。望着哥哥满含 泪水的眼睛，他不得不硬下心肠。

刘思扬被押到二处，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暂时，没有人来打扰他，

勤务兵给他倒上一杯香茶，退了出去。快一年没有尝到茶味了，他端着杯子， 慢慢喝着。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将会出现什么新的考验呢？他不知道。但 是他的情绪，不像去年刚押进这秘密的地方那样不安。心房的跳动也比较正 常。几个钟头以前那种告别集体和战友时的满怀离群之感，已平静下来，变 成一股支持他的无形力量。他随意地看着房间里的富丽而又显得十分陌生的 陈设，心里什么也没有想，也无需去想。反正，要发生的新的事情，不久就 会出现的。
　　芬芳的茉莉花，从茶杯里散发出浓郁的诱人清香。刘思扬呷上两口，望 着手上精巧的茶杯出神。
“三弟，你已经来了？” 听见声音，刘思扬缓缓把茶杯搁在茶几上，扭头一看，走进来的，是他
　　　　　　　　的二哥。二哥比以前更胖，脑顶也微秃了，在最初的一瞬间，几乎没有认出 来。和二哥一道进来的，还有骨瘦如柴的主任法官朱介。 “三弟，你消瘦多了，看守所里生活很清苦吧？”
“没有什么。” “我们真是担心！”二哥显出惯常出现的亲人似的关切，“这一次，国
共双方举行和谈，李代总统一再下令释放政治犯，大哥特地叫我从上海回来， 保你出去。”
在《红岩》小说中，作者拿出一大段篇幅来描写刘思扬与哥哥会面的情
形，兄弟俩没谈上几句，特务们就把刘思扬推到他二哥的小轿车上，二哥很 快就把他接到家里。后来，刘思扬准备逃走，又被特务抓回监狱。
从艺术角度看，这样的情节安排富有戏剧效果；而从生活的真实看，朴
素的故事也许更能打动人心。 在二处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刘国和他的五哥见面了。 二处的法官张界没有跟进来，而是坐在隔壁偷听。 刘国一见弟弟的面，就把随身带的食品拿出来，催促刘国赶快吃一
些。他看得出来，刘国好长时间没有吃饱饭了，人也瘦了许多。
看着弟弟狼吞虎咽的样子，刘国一阵心酸，止不住眼泪流了出来。 “五哥，别哭了。你就不该到这个地方来。你们就当我死了，或是根本
没有我。”
　　“别说傻话了。”刘国收住眼泪。“我已经跟徐处长说好了，你只要 签个字，就可以跟我走。”
“我的五哥，你可不要上他的当。那是一般的签字吗？那是让我叛党
呀！”刘国的声音高起来。 “你就签个字吧，这有什么呀？”刘国见弟弟这么个态度，不禁着急
了。“人家又没让你出卖你的组织，就是签个字，出去后我就领你去香港， 再送你去美国，和你们的人再也不见面了。你也不算对不起他们。”
　　刘国心里十分难过。他认为这样的见面除了增添亲人的痛苦，没有任 何益处。他毅然说道：“五哥，我理解你同家里人对我的想念。你走吧，你 们好好地干你们的事，不用管我了。我不去香港，更不去美国。我有我的信 念、意志和决心，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不用挂念我，不要再管我，也不 用再来了??”
　　“你别太犟了！我在广州每天都能看见成批的共产党人被拉出去枪毙， 年纪都不大。我听说徐远举对你已经动了杀机，你可不要糊涂呀！”
　　
　　“一个人白白活着是没有意义的。五哥，我要是死了，也是为革命死的， 为人民死的。解放后你们就是烈士家属，也是光荣的。”
　　“你一个人死了倒无所谓，可你想过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家 里的那么多人吗？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不知该有多伤心，要是有个 好歹，你能安心吗？”
　　刘国沉默了。亲人们焦急而关切的面孔一个个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 做梦也想见到他们，但他心里明白，徐远举正是想利用这一点，让自己动摇。 他提醒自己，这个关头绝对不能软弱。
　　“五哥，你回去以后，把家里人的合影给我寄来一张。如果有可能，多 捎一点药品来。紫霞需要什么，家里人都知道。”
刘国 说完，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刘国 急忙上前拦住他，紧紧地拉住他的手，久久也不愿放开。 “五哥，我走了。记住我的话，不要再来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刘国 狠下心来，甩开哥哥的手，大踏步地向外走去。 刘国 又被特务押回去了白公馆（而不是被放回家），刘国 站在徐远 举办公室的门口，心情十分凄凉。 徐远举进来了，后边跟着张界。
一看徐远举和张界的表情，刘国就明白了，他们肯定偷听到了刚才的
谈话。
　　“刘先生，这就不能怪我了。”徐远举双手作出个摊开的姿势，表示爱 莫能助。“他今天要是签了字，我今天就可以让他跟你回去。”
“这也得多谢谢处长。我弟弟这个人死心眼儿，还望徐处长多关照。”
刘国知道弟弟的性命就抓在这位徐处长手里，因而一个劲儿地说好话。 “张法官，”徐远举转过头来对张界说。“你找机会去和刘国谈一谈，
也可以把他家里带来的东西捎给他，让他知道很多人在关心他。”
张界和刘国同时点头称是。 一个月后，张界再次提审刘国。 他把刘家带来的食物、药品等东西交给刘国。
那些东西中有一张刘家的合影。刘国对其他东西看也没看，上前一把
就将那张照片拿起来，双手捧着贪婪地看着。 张界注意到，他的眼睛里好像出现了闪亮的东西。 “徐处长还是挺关心你的，让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转变。”张界先开
腔道。
　　他等了一会儿，见刘国没有回话，又接着往下说：“我这次来，你家 里的人一再让我给你带话，让你好好保重。他们还在积极活动，要保你出去， 不过，你在里边也得配合一下。”
　　“怎么配合？不就是叫我当叛徒吗？我跟你说，你们杀我、关我、放我 都可以，但就是不要逼我交我的组织。你们对我太没有认识了，何必劳烦你 们来对我关心呢！”
刘国把那张照片放在胸口上，眼睛从窗户向远处望去。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谚语又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签个字，先出去，这不是明智之举呢？” “我不管什么俗话谚语，我读过几天书，只知道士可杀不可辱。孔曰成
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就是我的自白书。你们杀了我，就是我成仁取义的时候。我只有牺牲小我， 成全大我。党才是我的真正生命，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我的生命。”
　　刘国这一番慷慨陈辞，说的张界哑口无言。过了半晌，他才开口说道： “刘国定和冉益智都比你官大，你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徐处长让你亲口 说出来，只是想看一看你有没有悔过表现。这时你们的组织并没有损害呀！” “我不管别人，只管我自己。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也没有把我抓错。 我没有组织关系可交，也没有人事关系可交。你们要杀我，只是我一个人。” “你不怕死，我敬佩你。可是你人都死了，你的那些理想呀，前途呀，
还有什么用呢？” 刘国坚定地说：“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我活着，牺牲
了共产党，还有什么意义呢？” 审问进行不下去了，但张界还有些不甘心，又问了一句：“你还有什么
要求吗？” 刘国思索片刻，说：“我想和曾紫霞见一面。”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也是人之常情呀！”张界故意长叹一声。“我 马上就可以安排你们在办公室里见面。不过，你最好也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不用再说了。”刘国气愤地打断他的话。“我什么条件都不会答
应你们。”
提审回来，张界把情况如实地向徐远举做了汇报。 徐远举的脸顿时阴沉下来，让张界不寒而栗。转眼间，他的脸色又开朗
起来，露出笑容。
　　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挥了挥手，示意张界可以离开了。⑦许建业从容 就义，视死如归。山城人民暗中垂泪。噩耗传来，狱中难友陷入悲愤之中。


　　1948 年 7 月 22 日拂晓，一辆满载着国民党军警的汽车驶进白公馆看守 所。
领头的是西南长官公署军法处长王郁芬。
　　昨天，他接到由朱绍良和蒋介石亲自核准的命令，对许建业处以死刑。 王郁芬是国民党的一个老军法人员，主持杀害过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他怕走漏风声，出现意外，事先严密封锁消息，又赶在 拂晓的时候将许建业提前押解进城。
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如临大敌。
　　许建业被带出了地牢。他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衰弱不堪了，脸色苍白， 颧骨突出，但是他那双眼睛却仍然炯炯有神。
　　从眼前的情形看，他知道敌人要对自己下毒手了，但他毫不畏惧。对于 这一时刻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在《红岩》小说中，许云峰就义前，当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 远处传来的炮声，徐鹏飞亲自来到关押他的地牢，与他有过一番对话：
　　“还有一点小消息，我也不想隐瞒。”徐鹏飞再次露出奸笑，端详着许 云峰满怀信心的脸。“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 是多么个人遗憾的事！我不知道此时此地，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 “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受尽旧社会的折磨、迫害，终于选择了革命的 道路，变成使反动派害怕的人，回忆走过的道路，我感到自豪。我已看见了 无产阶级在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满足。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浪潮，证明我个人
　　
的理想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完全相同，我感到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 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是无上的 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
　　许云峰慢慢站了起来，缓步走到徐鹏飞面前，直视对方，再次微微露笑。 “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听到这意外的问话，徐鹏飞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许云峰不屑再讲下去。死亡，对于一个革命者，是多么无用的威胁。他
神色自若地蹒跚地移动脚步，拖着锈蚀的铁镣，不再回顾鹄立两旁的特务， 径自跨向石阶，向敞开的地窖铁门走去。他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忽然回过头 来，面对跟随在后的特务匪徒，朗声命令道：
　　“走！前面带路。”而实际情况是，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早在 1948 年， 而且徐远举本人并未到现场。不过，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的 许云峰一样壮烈。与许建业一起被押进市内的还有一个人，他叫李大荣，是 川东梁山农民武装领导人李生俊的父亲。1947 年 12 月，国民党第 79 军在梁 山一带搞清剿，没有抓住李生俊，就把他父亲抓住押到重庆。这次徐远举主 持将他与许建业一起杀害，以便同时对农村的武装起义起威吓作用。
　　敌人还不知道，这位李大荣也非等闲人物。他早在 1921 年就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曾任虎南区区委委员，负责川东、梁山、大竹一带的通讯工作，并 设厂制造军火，策动武装起义。
一大早，一张白色的大布告就在西南长官公署的门外贴出去了，猩红的
大印分外刺眼。这是以重庆警备司令部名义发布的布告，上边列举了许建业、 李大荣的几条“罪状”。
在西南长官公署的办公大楼里，一堂煞有介事的公审草草收兵，当堂宣
布判处许李二人死刑，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把许李二人押上大卡车。 张界也跟着上了车，他被安排了个监斩官的角色。 敌人要押着他们俩在市区里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一
煞革命者的志气。
　　站在卡车上，望着熟悉的重庆街道，望着街道两旁那黑压压的人群，许 建业反而有些高兴了。今天早晨敌人来提他的时候，他以为敌人是要对他秘 密处决，心头还有些遗憾。现在他明白了敌人是想玩“借人头”的把戏，他 决心趁这个机会，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为党尽最后一次力量。
起来，饥寒支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高昂的《国际歌》声，像一声声春雷，击散了笼罩在山城上空的浓雾，
透下来一片阳光。 唱完了《国际歌》，许建业又高声喊起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就要来了！”
　　李大荣也会唱《国际歌》，刚才听许建业唱歌，他只是跟着唱，现在听 许建业喊起了口号，他立刻精神大振，不仅跟着喊起来，也时而带头喊。
两个人的声音合到一处，更响了，在山城上空回荡。 卡车驶离了市区，许建业望着渐渐远去的山城，望着渐渐模糊的人群，

使足力气高声喊道： “永别了，同志们！”
　　这天上午，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年 仅 28 岁。
另据回忆，许建业牺牲于肖家湾刑场，后埋葬于大坪。 许建业就义后的第二天，徐远举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谈起了昨天的事情，
那位朋友说：“我在路上看见一卡车士兵押着两个人去刑场，他们一路上高 声呼喊口号，好像一点儿也不伯死。我看见路边有许多人都掉了眼泪，还有 人说，共产党真勇敢！”
　　徐远举听了，心头不禁一阵发寒。许建业的表现他事先已经料想到了， 但他没有想到重庆市民会有如此反应。本来，按照他的授意，这几天的《中 央日报》、《和平日报》、《国民公报》上登载了很多污蔑地下党的文章， 他想把共产党搞臭。再加上一个公开判决，又能吓倒一批人。现在看来，他 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真正得人心的还是共产党呀！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了狱中，难友们全都陷入悲愤之中。皮晓云痛哭 失声，她在心灵深处痛苦地呼唤着：“老许啊！如果不是任达哉叛变，你不 会被捕，也不会牺牲呀！”
被关押在白公馆里的许晓轩（即《红岩》中的齐晓轩）得知许建业牺牲
的消息，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吊许建业同志》： 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赌英雄万巷空。
许晓轩 1938 年来到重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工作需要，他经常更换职业，先在复兴铁工厂，后到国民党的液体 燃料管理委员会，又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还在沙坪坝开过青年书店。当 母亲埋怨他不管家时，他说：“国难当头，有国才有家。”他动员妹妹许永 清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她也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9 年春，许晓轩担任了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
委委员。许晓轩担任区委委员后，经常深入基层、工厂去领导、发动、开展 地下斗争。1940 年 4 月，他去大溪沟 21 兵工厂活动，一天晚上在一工人家 中开会时不幸被捕，囚禁在重庆望龙门 22 号军统看守所里。后来他得知家人 正在设法营救他时，便用铅笔在包香烟的薄纸上写下“宁关不屈”四个字， 托人捎出去，表现出他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斗争到底的决心，信的后面用 的是他读书时常用的“安”字签名。这封显示革命者高风亮节的珍贵遗书， 现珍藏在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展览大厅里。
　　1941 年 10 月，许晓轩转囚贵州息烽监狱，被分配在木刻部雕刻模型， 用来印刷信封、会计表格等。他曾在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四个字， 以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决心。在狱中他坚持学习外文。他 经常对难友们说：
“既来之，则安之，应充分利用时间，为将来打好基础。”
　　1946 年 7 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除释放 100 多人外，剩下的 72 人都 转囚重庆白公馆看守所。
在狱中，许晓轩曾几次和难友们策划越狱，但都未能实现。特务要求许

晓轩保证不越狱逃跑，他严正地拒绝了特务的无理要求，因此彼罚戴重镣做 苦工，还被关到地牢里。可是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屈服。
　　有一次，他到狱外做苦工，发现了一株石榴树苗，便把它带回来，亲手 种植在白公馆监狱放风坝。冬去春来，经过难友们的精心培育，浇水，它渐 渐地根深叶茂，年年开出火一样的石榴花。今天，当人们来到白公馆，看到 这石榴树时，就会想起许晓轩不屈的革命精神。
1982 年 6 月 20 日，胡绳同志参观白公馆后，为这棵石榴树作诗一首： 蟠屈生根乱石中，繁枝今日出墙东。 英雄已去精魂在，应其榴花岁岁红。
　　长期的囚禁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身体健康。在《红岩》中，曾对他做 过这样的描写：
　　随着成岗的指点，刘思扬看见了那位他崇敬已久的老战友齐晓轩，他衰 弱无力地静坐在太阳底下，衣衫破旧，手、脚几乎只剩下几根骨头，面容那 样苍白消瘦，目光也是冷峻、凝滞的，眼眶深深地陷落下去。他一动也不动， 就像一座石雕的塑像，比塑像只多一口微弱的呼吸。刘思扬惘然凝视着他， 渐渐蹙聚着眉头：那么衰竭的生命力，怎能经受住无穷的折磨？他瘦骨伶仃 的身体，能支持他永远战斗，丝毫也不影响他的机警和意志吗？
然而，他的意志和智慧却没有被监狱生活消磨掉，相反，倒把他锻炼得
十分沉着老练，在关键时刻总是使敌人一筹莫展。敌人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 很难对付的共产党人。
许建业牺牲的消息传来后，他和难友们一样难过，但作为狱中党组织的
领导人，他想的要更多一些。敌人迟早要对狱中的难友下毒手，我们要及早 做准备，避免造成更大的牺牲。

第四章 铁骨铮铮


　　①两个叛徒邀功争宠，竞相叛卖。江竹筠与彭咏梧组成了一个家庭，但 他们当时还不是夫妻。


六月的山城重庆，已是酷热难当。 傍晚时分，暮色沉沉，但却没有一丝凉意。 两队人马悄悄地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的铁门里溜出来，像两条毒蛇
蜿蜒而去。 这两队人马一队前往上海，由刘国定带路；一队前往下川东，由冉益智
带路。
　　刚才，徐远举在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两个叛徒，对他俩大加赞扬，并封官 许愿。
　　“现在，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我们完全掌握了，但在川东地区，共 产党的活动还很猖狂，正在酝酿暴动。而四川共产党的活动，又直接受上海 地下党的指挥。你们俩对上海、四川两地共产党的情况都很熟悉，所以就有 劳你们，亲自出马跑一趟，为党国建功立业，我在这里保证，党国决不会亏 待你们。”
刘国定和冉益智同时面露难色。他俩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保全自己，
邀功争宠，竟然争相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但这不过是躲在后边开开黑名单， 如今让他们亲自出面去带路抓人，不免有些胆战心惊。一来怕被地下党组织 暗算，二来是心里有愧，怕见到自己人。
徐远举轻轻地哼了一声，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
刘国定和冉益智对望了一眼，马上表示愿为徐处长效劳。 徐远举的脸色顿时“阴转晴”，他伸手在刘国定的肩膀上拍了拍： “老刘，好好干，南京方面已经来电。你一到南京，我们的毛人凤局长
就要亲自接见你，对你论功行赏。”
刘国定受宠若惊，脸上堆出谄笑，胡乱地点着头。 被冷落在一旁的冉益智暗自气恼。他看得出来，徐远举对刘国定此去上
海期望很大，而对他去下川东却没那么看重。他暗下决心，要搞出个样子来，
把刘国定比下去。 徐远举的心思确实让冉益智猜对了，他知道刘国定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有
联系，要是能一举破获上海的地下党，那么他给国民党可就立下了天字第一
号的大功劳，升官进爵不在话下。 徐远举临时决定，与刘国定一起去上海。
　　可是，刘国定并没有让他美梦成真。早在四月份，李维嘉脱险转移到成 都后，就立刻通过川康特委急电上海方面告警。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玻转 赴香港，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全部转移了。刘国定扑了一个空， 只逮捕了他知道的上海、南京的几个零星关系。
　　虽然如此，刘国定倒是“不虚此行”，在南京，他受到了国民党保密局 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赏，又被任命为军统中校专员。
　　从南京回到重庆，刘国定听说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被捕了，连 忙告诉徐远举，此人手里存有很多黄金。特务严刑拷打何忠发，叫他把黄金 交出来，被何一口回绝，最后壮烈牺牲。
　　
　　金子没弄到手，官也只捞个中校，刘国定心里大为不满，这次他要讨价 还价，起码给他个少将处长干干，不然的话，他就不能知道什么说什么。
他心里明白，当他肚里的油水被榨干了，也就成了臭狗屎。 与此同时，冉益智正带着一群特务沿江直下，扑向万县。领头的特务是
二处渝组科长雷天元。在小说中，领头的特务头目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 沈养斋。
　　冉益智在船上就打好主意，一下船就去找涂孝文，此人是川东临委副书 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只要抓住了他，就等于抓住了整个下川东地下党。
　　冉益智知道涂孝文的住处，也知道住在万县的一些地下党负责人的名 字，涂孝文肯定知道他们都住在哪里，即使不知道也不要紧，下川东工委有 联络员，只要把这个人抓住，就可以顺藤摸瓜，将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一网 打尽。
　　叛徒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了，尤其是那些在党内担负领导职务的 人一旦叛变，造成的危害就更是严重得难以想象。
　　可惜的是，像这样的叛徒不仅仅刘国定、冉益智两个，涂孝文被抓住后， 他虽然大骂冉益智无耻，痛恨他当了叛徒，可是他自己也经不住严刑拷打， 第二天就叛变了。在万县的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他供了出来，其中一个重 要人物，就是在国民党万县地方法院工作的江竹筠（即《红岩》中的江雪琴， 同志们亲切地称她江姐），她是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工委的联络员。
1943 年 5 月，在重庆机房街的一间房子里，住进来一对新婚夫妇。那男
的年龄较大一些，而且脸色苍白，一看就是身染重病。那女的倒是年轻漂亮， 而且精明能干。
这男的叫彭咏梧，当时是地下党重庆市委的第一委员，全面负责重庆市
委的工作，掌管着上百名党员的关系。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 职员。
彭咏梧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在重庆他没有家眷，住在单身集体宿舍里，
不便于开展工作，容易暴露。另外，在长期的艰苦工作中，他的收入除了维 持最低生活水平外，剩余的全都作了党的活动经费，不久他就染上了肺病， 经常在半夜吐血。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急需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和一 个可靠的助手，这个人还要能够担起照顾病人的责任。
地下党组织经过认真挑选，最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江竹筠。当时，江竹
筠 23 岁，彭咏悟 28 岁，两个人在年龄上还算般配。但彭咏梧在家乡已有家 室，而江竹筠却还是个未婚女青年。要她朝夕与一位异性同志为伴，又要旁 人看不出是假的，对于她来说，诸多困难可想而知。当她明白这确实是为了 工作的需要，便像以往一样，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他们的“新家”暂时安在机房街，后搬至中信大厦。在这个“小家庭” 里，竹筠称老彭为“四哥”。他稳重、亲切、富有正义感，地下斗争的经验 丰富，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在“四哥”的帮助下，竹筠边学习边工作， 加强了党性锻炼，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同时，竹筠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老彭， 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患有严重肺病的老彭身体渐渐好起来。邻居们常常夸他 们是一对“美满夫妻”。
　　他们的家其实就是市委的秘密机关。江竹笃一边细心地照顾着老彭的生 活，一边还要协助他工作。
陈然在印《挺进报》的时候，经常能够见到江竹筠。根据当时负责《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