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他乡到异乡


因为父亲经常转移活动据点，我们搬了好多次家。 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我五岁那年。那年春天，我们搬到了烽火里。那时，
虽然要同祖父、祖母以及一家亲人作别，我倒不觉得难过。因为那时，我小 不大懂事，对离别亲人想得很少，倒是对新地方、新事物抱着很大的好奇心。， 但是，我们去中江的那年秋天，我心里很难过。
　　看着我们要搬到北方的一端去，家里的亲人都非常难过。只要是父亲要 做的事，祖父一向表示支持，全心全意地帮助。当他听说，儿子、孙子要搬 到相隔千里的远方去，不禁愕然了。
　　父亲在临别时，为了安慰显得怅然的祖父，费了很多心。父亲最后一次 在廊台上帮祖父做活时说的话，如今还索绕在我耳畔：
　　“我被登在黑名单里，在朝鲜中部一带，简直寸步难行。我出狱时，敌 人对我说，不要搞运动，要在家种地。可是，我即使再坐十次牢，也要进行 斗争。日本鬼子是狠毒的，只喊喊独立万岁是不能光复祖国的。”
　　我们出发去中江那天，我大叔抓着我父亲的手说，既使到远处去，也不 要忘记家乡，如果没工夫回家，就常写信。他说着哭得很厉害。
父亲也紧握着大叔的手下放。
　　“嗯，我不忘家乡，我怎么能忘掉这个家乡啊。咱们没碰上好世道，就 这样分离，但总有一天，会实现国家独立，全家团圆，过上美好日子的，你 从小为了帮助我，打草鞋，手都磨出了泡。今天，我出走了又把这一大家子 的重担托给了你，我心里真难受。”
“大哥，快别说那些话。爹、娘有我瞻养。你只管去斗争，实现你的理
想吧。我在这里等待那天的到来。” 我看着他们分手，心里不禁悲伤起来。
母亲那时说，国家独立了，就回家乡来。我当时心里则感到茫然和不安。
实际上，父亲和母亲从那时离开了家乡后没能回万景台一次，就长眠在异国 他乡土地上。
当时，我舍不得离开祖父和祖母，老回头看他们。
　　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搬到远处的他乡去，我心里是不愿意的，可 是有一点倒觉得挺好，到中江去，离平壤监狱就远了，我想这是好事。父亲 刑满出狱后，我心里总感到不安，担心日本鬼子再把父亲抓走。当时我不懂 人间世事，想得很天真，以为远离平壤和汉城的山沟，就不会有监狱，也看 不到日本鬼子的凶相了。
　　我问队平壤到中江有多少里地，人家告诉我有一千里地。我一听这一千 里地，就放心了，以为日本鬼子总不会跟到一千里远的地方来。
　　人们说，中江是朝鲜最冷的地方。可是我认为，只要能保证父亲的安全， 忍受点寒冷是没有问题的。
　　要说搬家的行李，只有母亲带着的包了一些碗筷的包裹和父亲背的一个 行李包。搬到烽火里的时候，还有箱子、桌子、铜碗、陶器之类的家什，可 是这一回没有什么家具了。
那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和我们同行。 我们在新安州下了火车，经过介川、熙川、江界到中江这段路，一直是
徒步走去的。那时，江界方面还没有铺设铁路。

　　一上路，父亲就担心我能不能走这么远的路，母亲也怕我跟不上。那时， 我只有七岁，难怪他们都为我担心。
　　有时，我坐一会儿过路的牛车，可是大部分的路是徒步走的。这是我一 生中第一次经历的严峻的体力上的考验。
　　到了江界，我们在南门外的客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上了路。这家客店 老板和在江界的地下组织成员一道，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从江界到中江
的 500 里地，多半是山岭和荒无人烟的地段。我们越过背囊岭时，母亲受了 很大的罪。她背着三岁的哲柱，头上顶着包裹，加上草鞋已破，脚上起了泡， 吃了很多苦。到了中江，我失望了。原来，那里也和平壤的黄金町或西门通 一样，有很多日本人。朝鲜人在故乡活不下去，被撵得不得安宁，而他们却 连这样偏僻的地方也不放过，到这里来以主人自居。父亲说，无论是哪里， 只要是住着朝鲜人的地方，就有日本人夹在那里。原来，中江也有警察署， 有监狱，还有宪兵队。
　　我到了中江，看到这里的情况后，才领悟到，整个朝鲜这块地就无异于 是一个大监狱。
　　日本人把中江市街上部的一多半变成了他们的移民区，那里有他们的学 校、商店，还有医院。
据中江人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早在 10 年前就开始向这里伸出了魔爪。签
订《乙已保护条约》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我国的山林采伐权，在新义州 设了营林仓，在中江设了支仓。然后，让他们的伐木工迁移到这里来住。他 们所说的伐木工，实际上多半是系统地受过军事训练的“在乡军人”，有事 时可以随时出动的半军事集团。在中江，除了他们外，还有好几名武装巡警 和正规军守备队。
父亲带我们来到中江的目的，是要在这独立运动者常来常往的地方开个
医院，以此为据点，更积极地开展反日斗争。有了医生这个身份就很容易伪 装自己，免受敌人监视，又可以较自由地和人们接触。
我们在康基洛开的客店住下了。
　　康基洛为我们腾出了一间最清静、干净的屋子。我父亲在出狱后，到北 间岛去过，回来时，在中江呆过一些日子，那时他就住过这个房间。
康基洛挂出客店牌子，同时开设牙科门诊和照相馆，他就这样在中江打
下了基础，当我父亲在国内时，他负责朝鲜国民会的国外组织和我父亲的联 络工作。当我父亲在国外时，他就负责朝鲜国民会国内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 工作。
　　我父亲通过这个客店，同在临江、长白、中江、碧潼、昌城、楚山等鸭 绿江流域一带进行活动的国内外独立运动者取得联系。
　　康基洛是中江有名的人物，他可以随便出入官厅。他通过官厅搜集到的 敌情材料对我父亲的活动是有很大益处的。
　　我帮父亲放哨，又帮助到客店来的独立运动者干点活，还去中上、中德 等地进行秘密联络，中江给我留下的印象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同比我身 材高大的日本孩子摔交，把他撩倒在地。那时，我一见欺负朝鲜孩子的日本 孩子就绝不放过。客店老板的一家人都怕这件事惹祸。可是，我父亲却说， 在小看朝鲜人的家伙面前绝不要低头，他这样为我鼓劲。
　　这个时期，中江的反日情绪十分高涨，到处接连不断地发生散发传单、 罢课、处决极恶走狗的事。
　　
　　敌人认为中江发生的事情与我父亲有关。中江警察署根据平安南道警务 部发来的通报，把我父亲登记为“不逞鲜人”、“特号甲种监视对象”，并 严加监视，康基洛在事务所看到，户籍簿上把我父亲的名字打上了红杠。他 告诉父亲说，警察已经把金先生定为逮捕对象，为了安全要尽快离开此地。 就在这时，有一个巡警说露了嘴，中江警察署要逮捕我父亲。父亲又不能在 中江呆下去了。
　　我们只好再背上行李离开寒风凛冽的祖国北端，渡到异国的土地上去。 从中江向北走出一步，就是中国的土地。从中德渡口坐上渡船渡过鸭绿 江时，我禁不住眼泪直涌。离开中江，是第四次搬家了。本来，中江是个人 地两生的地方，感到凄楚，可现在要离开这里到外国去，就觉得这里是和家 乡一样亲切的地方了。不管怎么说，中江到底是祖国的一部分。如果说，给 我唱摇篮曲，为我荡秋千的地方是万景台，中江和烽火里一样，它使我领略 到朝鲜无论到哪里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变成了监狱。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我
难以忘却的地方。 我们离开中江的那一天，天气格外阴沉。晚秋的落叶被风吹到摆渡口散
落，飘零，天空里候鸟成群结队地向南飞去。看着那些鸟，我心里更觉得凄 然。
离开中江去中国的这一程路，对母亲来说，是永远离别祖国的旅程。弟
弟哲柱此去以后，也没能再回到祖国来。 人生一世，要经受种种可悲的事，可是在一切可悲的事中，最可悲的是
国家的沦亡，作为亡国奴离开祖国，这时的悲伤是无可比喻的。背井离乡的
悲伤再深切也比不上离开祖国的悲伤，如果把故乡比作亲娘，把客乡比作后 娘，那么比客乡生疏几倍的外国，应该比做什么呢？
一想到要到既没人要我们去，也没有人迎接我们，而且连语言也不通的
外国去生活，这对于年小的我来说，的确是感到茫然，眼前发黑的事情。可 是为了实现父亲要光复祖国的意志，我默默地忍受了离别祖国的悲痛。
艄工感叹地说，到满洲去的移民越来越多，不知为什么朝鲜人的身世变
得这般可怜！ 我父亲说，就这样离弃门前沃田，奔向海外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呢！ 在亡国之前，这个国度的百姓也曾因为无法糊口、成群地到满洲和西伯
利亚荒山野地去。失去了生存权的百姓冒着遭酷刑的危险，拼命逃出了这块
土地。移民的人群还流向遥远的美国、墨西哥等美洲各国。“四季如春，花 开满园，只要撒上种，百谷自然丰登，一天做三个小时工。不过三年就能成 为财主。”农夫和打零工的人，听信了这类甜言蜜语，远渡太平洋到美洲大 陆去了。但他们受到的却是野蛮的待遇，有的到饭馆子或财主家当听差，有 的在烈日曝晒的农场做非人的苦役。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有个具有国号的祖国。 国家沦亡后，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夺去农田，于是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沦落
到人地两生的满洲荒野里。 在世代相传的祖宗的土地上，那些梦想一本万利的日本财主和巨商，像
潮水一样涌了进来，而把这块土地变成肥田沃上的主人，却被他们撵到异国 他乡去流浪。难怪人们把失去国权的百姓的身世比做一片落叶或路旁的小石 头。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往日流浪民的子孙，回到他们的父母曾经遗弃的这

块祖宗的土地上来。每当我见到那些侨胞，我就回忆起那时在鸭绿江畔看到 的流浪民的情景。
　　到了临江，一切都显得生疏，不如意。可是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见不 到几个日本鬼子，临江①是中国奉天省东边道的边疆商业城，又是一个通向我 国和南北满的交通要地。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能公然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中国土地上去。因 此，他们只是暗地里派出特务去威胁独立运动者。由此可见，临江比中江有 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我们一到临江，父亲就请了一位中国老师教了我半年多中国话，然后就 把我送进临江小学一年级读书。我入这个学校后，开始正式学中文。后来， 又在八道沟小学和抚松第一小学继续学中文。
我从年轻时中文就能运用自如，可以说这完全归功于父亲。 我父亲为什么那么急于让我学中国话，又让我上中国学校读书，当时我
没能领会他的意图。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出于“志远”思想的先见之明， 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如果父亲没有很早就让我学会中国话，那么，我在中国 度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碰到语言障碍。
　　老实说，我们的斗争舞台大部分是在满洲地区。如果我说不好中国话， 就很难和中国人建立亲密关系，也不可能顺利地同他们结成抗日联合战线， 在敌人的镇压极其残酷的东北土地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我穿上中国衣裳到街上去，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连那些像猎犬一样嗅
觉灵敏的日本密探和满洲警察也辨别不出我是朝鲜人。总之，我学了中文， 可以说给朝鲜革命带来了很多好处。
父亲通过早已相识的卢京斗，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医院。腾出一间屋
子做了药房兼治疗室，在外面墙上挂了“顺川医院”的大牌子。在房间里挂 上了圣佛兰士医专的毕业证书。我想，那是在离开平壤之前，托一位朋友弄 到手的。
没过几个月，父亲做医生的名声传扬出去了。他读了几本医学书籍，就
开始了临床实践。他被称为名医，靠的不是医术，而是仁术。他无论到哪里， 最珍视人。父亲对失去了国家，背井离乡，到异国来过悲惨生活的朝鲜同胞， 非常体贴，尽力照顾。到顺川医院看病的人，有不少是空手来，或者只拿着 一点点钱来。他们为药钱发愁，父亲就说，要掏钱就等国家独立后再掏钱也 不晚。他还安慰他们说，现在咱们来到外国，过着穷日子，但不久总有一天 会光复祖国，重新渡过鸭绿江回去的。
　　在临江时，我们家和在烽火里时一样，总是宾客盈门。其中，大部分是 反日运动者，并不只是病人。
大舅康晋锡来到临江组织白山武士团，也就是这个时期。白山武土团是 以平安道一带的独立运动者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武士团。“白山”的意思是白 头山。
当时，住在满洲的朝鲜先觉们，非常珍视“白山”这个名称，他们给建



① 临江县：成立于 1902 年，属于奉天省东边道。1929 年至 1931 年改为辽宁省临江具。1932 年初至 12 月，
又属于奉天省。1932 年 12 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37 年改为通化省临江县。1945 年 8 月，即光复以后， 改属于安东省通化地区。1946 年 5 月，改为辽宁省临江县。1948 年 9 月，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49 年 4 月，再改为辽东省临江县。1954 年 8 月，划归于吉林省。1968 年 1 月，撤消临江具，归属于浑江市。

立在抚松的朝鲜人私立学校，也取名白山学校。 1927 年 12 月，我们在抚 松建立的青年组织，也都起名为白山青年同盟。
　　白山武士团，在临江和长白一带组建的一批小独立军团体中，算是规模 较大、队伍整齐的武装队伍。这个武装队伍的本部就设在临江县。白山武士 团的国内活动地点分布在中江、楚山、厚昌等平安北道一带，还远远伸展到 平壤、顺川、江西等地方。
　　大舅原来在平壤作为秘密青年团体成员进行了活动。他来到满洲后，直 到组织武士团为止，一直住在临江的我们家，做了一个时期的伐木工。武士 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外务委员。在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一带为进行政治工 作和募捐军资活动而奔忙。
　　大舅常和武士团的指挥官一道到我家来。那时，来过的有边大愚和武士 团的财务负责人金时雨。他们时常在我家过夜，别的客人都睡在上屋，而大 舅和我们睡在一个屋。他在睡觉时总把手枪藏在枕头底下。
　　当时，我父亲根据在宽甸会议上宣布的改变方向的要求，为做好基于先 进思想的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倾注了很大力量。我父亲常到红土崖去，就 是为了去做白山武士团的工作。
　　有一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大舅和父亲在油灯下拆卸手枪。当 我看到手枪的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眼前浮现出在进行三·一独立万岁示 威时，在普通门前的大街上见到的情景。那时，我在示威群众中看到的只有 铁耙和木棍。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在大舅手里竟看到了枪。千 百条性命的牺牲，带来了血的教训，终于使朝鲜的先觉们武装起来了。
几天后，父亲交给我一项到中江去运子弹和火药的任务。看样子，是因
为海关对大人搜得很严，才决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壮起胆子渡到中江，把子弹和火药装在皮包里，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警察在海关上对要坐渡船的人查得挺严，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可
怕。
在那以后，大舅为了到国内去开展武装小组活动，离开了临 江。
可是，还不到一个月，中江宪兵队伍长金得秀来到临江，把大舅被捕的
消息告诉了我们。金得秀虽然是宪兵伍长，他帮了父亲不少忙，是个有良心 的人。
我放学回来，看到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直流泪。因舅舅被捕，全家人都
坐立不安，满腔怒火。 舅舅离开临江后，率领武装小组成员在慈城、介川、平壤一带开展了猛
烈的活动。 1921 年 4 月，在平壤被日本警察逮捕，后来被判 15 年徒刑。 他坐牢 13 年零 8 个月后，被保释出来，1942 年在家逝世。
　　原来，舅舅在家乡组织了一个名叫美风会的启蒙团体，进行反对赌博、 饮酒、迷信的活动。他的这种活动所以能够升华为救国运动，是因为受了外 祖父康敦煜和我父亲的影响。
　　革命，并不是只有一些特殊的人才能去干的，只要给予好的影响，搞好 意识化，任何人都可以在改造和变革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发挥惊人的作用。
　　敌人逮捕了我舅舅以后，把很多密探和便衣警察派到临江，企图逮捕我 父亲。因此，夜里父亲躲到临江郊区的朋友家去睡，白天回家来办事。
这样，我们在临江也住不下去了。我们家不得不再次打起行李，从异国

的他乡，搬到另一个异乡去。全家人都背着、扛着、顶着行李，可是光靠人 力怎么也没法搬家。有一位叫方士贤的传教士带来爬犁，把我们送到长白县 八道沟去了。据说，从临江到八道沟大约是 250 里地。
　　八道沟和临江一样，是挨着鸭绿江的边境小镇。正像临江对岸的中江有 日本宪兵队和警察驻在所一样，八道沟对岸的葡坪也设有日本宪兵队分遣所 和警察驻在所。
　　葡坪虽然位于朝鲜的北端，但由于独立运动的活动中心已转移到满洲， 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带布置了稠密的武装力量。从葡坪派来的密探、宪兵和 警察，天天钻到八道沟来，到处乱窜，搜捕爱国者。
　　我们家住在离八道江流入鸭绿江的汇合处不远的地方。父亲在这里挂上 了“广济医院”的新牌子。
　　我家右边住着一个姓金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左边住着开冷面馆的另一个 姓金的，对过也是个开冷面馆的姓金的人。
　　还有，在我父亲领导下，一直给鸭绿江沿岸的武装部队提供物资的商人， 哥儿俩也姓金，他们也住在我家附近。这样，住在我家周围的四家姓金的， 都可以说是好人。
　　只是住在我家后面的一家很可疑。后来才查明，那家主人孙世心是葡坪 警察署派进来协密探。这个姓孙的原来住在中江，他是按照日本警察机关的 指令搬到八道沟来监视我父亲的。
父亲来到八道沟后，和各阶层的人们来往。他们当中，有一位姓黄的思
想家。他在南社木材所当文书的时候，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 路。他在暗地里执行我父亲交给他的联络任务。
他一接受任务，就离开八道沟，到各处去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以后，他
就返回我们家，等待新的任务。 有时，他和我父亲摆上酒桌，长时间地进行谈话。有时，他们提到《朝
日新闻》登的文章如何如何，并热烈地对时局进行评论。
　　父亲去钓鱼，他就带着辣酱跟着去，到江边帮着拉网，剖鱼肚，同享一 番野餐之美。他三年来经常来我们家，有一年还和我们一起过了中秋节。
父亲曾跟他一起到 200 里外的南社木材所去了好几次。父亲到那里教育
工人，吸收工人参加反日组织。罗竹普通学校的教员们也接受了父亲的指导。 有一年，这个学校发生的罢课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葡坪教堂，也是当时我父亲常去的地方。虽然说是教堂，并不是尖屋顶
上插着十字架的建筑，而是盖了木瓦的普通房子，不同于一般的是撤去间壁， 打成了通间。自从我父亲来到八道沟，那个教堂就成了教育群众的场所，还 成了国内革命者汇集的场所。每当做礼拜的日子，父亲就渡到葡坪去，把人 们聚集起来，进行反日宣传。有时，还弹着风琴教他们唱歌。
　　父亲不去的时候，母亲或亨权叔叔就对前来做礼拜的人进行反日教育。 我也曾带着哲柱到那个教堂去跟父亲学弹风琴。
葡坪市街上有很多我父亲曾用作秘密联络场所的地方。 在葡坪驻在所当清扫工的人也做过秘密工作。他探出驻在所的秘密后就
去告诉邮件委托所，委托所主人就转告给我父亲。 我也常按父亲的指示去做秘密联络工作。有一次，我为关在葡坪驻在所
的爱国者送去了衣物和吃的东西，我去的次数最多的是邮件委托所。父亲叫 我到那里去取《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在朝鲜出版的报纸和杂志，那

时，父亲用亨权叔叔的名字给《东亚日报》支局做点工作，虽然没有什么收 入，但可以免费看报。
　　我一个星期到那个委托所去两次。在江水冰封以前，去一趟葡坪挺费劲。 江水冰封后，就差不多隔一天去一次。我念书时，亨权叔叔也干过这个差使。 给父亲寄来的邮件多的时候，我就和享权叔叔一起去拿来。邮件主要是邮包、 杂志和在日本出版的医学书籍。
　　我们来往于葡坪的时候，得到了当宪兵辅助员的洪钟字的很多帮助。他 是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成了革命的支持者和帮助者的。当然，和他的关系并 不是一开始就搞得很顺利的。
　　我们住的八道沟属于葡坪宪兵分遣所管辖区。驻在所警察和海关官吏都 归这个分遣所管。那时，边境地区的宪兵机关的权限是相当大的。
　　我父亲和组织成员经常注意宪兵监视所的动向，而他们也从不间断对我 们家的监视。
　　洪钟字穿着宪兵服第一次走进我家药房时，我很紧张，父亲和母亲也对 他怀着戒心。
洪钟字用陌生的眼光在药房里张望了好一会儿，开口说： “我今天来找仁兄，不为别的，是替安州的张顺凤来问好的。他听说我
要调到边境来，他就跟我说，到了厚昌，务必去拜访名叫金亨稷的一位朋友。
我本人也很想见见仁兄，请教请教。” 就穿宪兵服的人来说，他的言行倒是谦虚而文雅。 可是，第一天，我父亲待他很冷淡。 洪钟字走后，母亲问道：
“你和中江的金得秀伍长处得那么亲密，今天是怎么啦？”
“我一看他穿的宪兵服，使我再次想起了平壤监狱。” 父亲说，对特意来代人问好的人，这么对待是有些抱歉，等他下回来，
好好款待就是了。
洪钟字后来经常出入我家。 有一天，父亲和母亲商量事时，说出了这样的话： “如果洪钟字来刺探我家的秘密，我就要通过他来刺探宪兵队的秘密。
如果做失败了，只不过我自己的处境危险罢了。可是，如能使他的心转变过
来，那对我们的工作该有多么大的好处啊。中江有金得秀，葡坪有洪钟字， 金亨稷所到之处，哪里会没有宪兵呢。”
从那天开始，我父亲积极地对洪钟字进行了教育。
　　父亲不再用对待宪兵辅助员的态度对待他，而是用对待同胞的态度真诚 地待他，还尽力款待他。
　　洪钟字慢慢地也表露了本心，原来他是个有民族良心的人。他的家乡是 平安南道顺川。他在家乡拼死拼活地种地，可怎么也闯不出一条活路，于是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去考了宪兵辅助员。但是，当他目睹了宪兵和警察野蛮 地镇压参加三·一人民起义的示威群众以后，后悔自己不该来考宪兵辅助员， 所以他还是想回家种地。不料，这时接到了考试合格的通知书，还接到了教 练传令，他就是这样成了宪兵辅助员的。
　　日本帝国主义把“武断统治”改为“文化统治”，以“官制改革”为名， 缩简了国内宪兵机关，大量设立和扩大了警察机关，同时强了边境地区的宪 兵机关。朝鲜人宪兵辅助员几乎都转为警察，或调到边境地区。在这种形势
　　
下，洪钟字来到了厚昌。 有一次，洪钟字向我父亲表示，想要夺取宪兵队的武装，投身独立运动。
父亲很赞赏他这种胆略，说道： “你要投身独立运动，能下这样的决心是很了不起的。虽然身披日本鬼
于的军服，但灵魂是不能玷污的呀。我们是以具有五千年历史之国而自豪的 民族，怎能甘心做日本鬼子的奴隶呢。可是，我想，你留在现在的职位，帮 助我们工作，更为有益。你依然穿着宪兵服，可以从各方面支援独立运动。” 从那以后，洪钟字遵照我父亲的话，很好地帮助了独立运动者。
　　洪钟字常来找我父亲，事先告诉我父亲他哪天从几点到几点在渡口值 班，如有需要过江的人，就在那时派过去。他就这样，好多次保障了革命者 渡过江去。我父亲也曾几次在他的帮助下闯过了危险关头。洪钟字如觉察到 父亲身边有发生危险的兆头，就即刻到八道沟，说“警察要过来，请注意。” 有时告诉母亲：“金先生若要回来，就让他在乡下多呆几天再回来吧。”
　　有一天，洪钟字从宪兵分遣所所长那里接受了一项任务，到对岸去探听 在那里活动的独立运动者和朝鲜人的动态。他渡到八道沟时，正看到葡坪驻 在所的警察把父亲绑着押往渡口。于是，他挡住警察的去路，呵斥道：
　　“这位先生是为宪兵队做事的，是我们的人，你们为什么背着我们随便 逮捕他？今后，金先生的事，你们不要管了，只要告诉我就行啦。”
结果，那个警察点头哈腰地告饶，并给父亲解下了绑绳。我父亲就这样
摆脱了危险。 有一次，出去巡查回来的宪兵向分遣所所长提议道，据说，八道沟的金
大夫是思想家，是不是把他抓来审问一下。
　　于是，洪钟字打开记录“情报材料”的宪兵日志说，这些材料都是通过 金大夫得到的。要探知思想家的动态，就要假装成思想家，那样才能探知他 们的底细。金大夫对我们的事业功绩很大。其实，那些“情报材料”都是洪 钟字自己编造的假材料。
1923 年 5 月，宪兵辅助员制废除了。洪钟字也想带着家属到中国去搞独
立运动。他说，他再也不想在敌人的机关里工作了。 那天，我父亲为了说服他费了好大劲。父亲开导他说，回到家乡后，还
是进警察机关的好，就像过去一样继续帮助我们的工作。这样做，会比到独
立军去活动，对我们的帮助更大。他还说，到了故乡，请到万景台去一下， 代我向父母问好。
洪钟字一到故乡，就去了万景台，向我祖父祖母转达了我父亲的问候，
他遵照我父亲的吩咐，在故乡当了警察。后来经几次向上级提出要求，从 1927 年开始，到大平驻在所当警察。他一到任，就叫一个听差的提上酒、猪肉和 桔子来到万景台的我们家，给祖父、祖母拜年。万景台属于大平驻在所管辖。 洪钟字遵循我父亲生前的教导，没有失掉朝鲜民族的良心，始终如一地 保护了我们一家。他设法调到大平驻在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万景台的我 们一家人。在他负责南里的工作期间，我的祖父和亨禄叔叔没怎么受敌人的 折磨。驻在所的头子总是对他训诫说，金亨稷的一家从过去就是反日思想家 的后代，要严格加以警戒，随时搜查家宅。可是，洪钟字每次都以无关紧要
的内容敷衍过去了。 刚解放时，人民群众到处抓亲日派来狠揍，可是洪钟字没有挨揍，平安
地过去了。他在老家当过警察，但从未作过恶，就是看到违反日本法律的行

为，也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所以没有招人恨。 他由于过去的历史，遭人误会，但他从未提起他过去做过的事。若是一
般人，为了解除误会，也会给我写信的，他却没有那么做。 祖国解放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为了寻找洪钟字，我把这项任务交给
干部们，终于在顺川找到了他。那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可是，我 们还是让他到道干部学校去学习。他在道干部学校学习之后，仍按照自己的 意愿，过着朴素、安静的生活。他把自己的余生完全献给了发掘我父亲革命 事迹的工作。
　　对像洪钟字那样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不失本色的人来说，警察服和警 察的牌子都不能成为问题。问题不在睛牌子或服装，而在于人的思想和灵魂。 在八道沟时，父亲依旧关心教育后代的工作。父亲把教师的牌子换成医 生的牌子后，仍然像站在讲坛时一样为教育后代的工作倾注心血。通过学校 和夜校，对群众做启蒙工作，多多培养有为的人材，才能光复祖国，建设富 强的独立国家，这是我父亲的信念。1924 年夏天，在三源浦办了个朝鲜小学 教员的讲习班，那时，我父亲具体地给他们编定了对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教唱
的歌名。 经过父亲的努力，八道沟办起了朝鲜人的学校。连葡坪的青少年也带粮
到这里来搭伙，学习朝鲜文字。
父亲无论到哪里都说： “教育后代是国家独立和建国的基础。”
“人若不识字，就无异于禽兽。识字懂文才会做人，也才能光复祖国。”
　　我铭记着父亲的教诲，全心用功。我念书的八道沟小学是四年制中国小 学，用中国话讲课，科目内容也是中国的。街里没有朝鲜学校。因此，我放 学回家，就接受父亲的个别教育。父亲教了我朝鲜语文、地理和朝鲜历史， 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列宁、孙文、华盛顿等世界名人的故事。他还给我指定 几本必读的进步的小说和其他书籍，读后发表读后感，这样系统地对我做读 书指导。由于有这样的指导，当时我读了很多好书，如：《朝鲜之伟人》、
《朝鲜英雄传》《俄国革命史和列宁》以及各种报刊。
　　父亲对做功课要求很严，如不好好用功，我和哲柱弟弟自不必说，就是 亨权叔叔有时也要挨我父亲的打。
我母亲也常督促我用功学习。我放学回来后，要上山去打柴，她就说；
“还打什么柴呀，快去做功课。”这样，她使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习方 面。
　　因为母亲连一件好衣服都穿不上，总不辞辛苦，为我们费心，所以，我 心里总是琢磨着如何让母亲高兴。有一次，她给钱叫我买球鞋穿，我便到葡 坪去用那钱给她买来了女用胶皮鞋。那时，母亲说：“你年岁不大，心可大 哩。我穿什么鞋不行啊。只要你们功课好，长得结结实实的，做妈的就高兴 了。”
　　母亲总是为能让我快快乐乐地成长费心思。正因为这样，我在成长时， 从没有忧郁的时候，总是活泼、乐观。回想起来，住在八道沟的时期，是我 最淘气的时节。有时候，因为过于淘气，大人们直咂舌头。不淘气还能算是 孩子吗？
　　在冰封的鸭绿江上，凿出宽一米多的大窟窿，孩子们排成一行站在江边 挨个儿比赛跳冰窟窿。想起那时的八道沟冬天，就是现在也觉得 70 年前的童
　　
心又重现在眼前。那时，我们说，跳不过那个冰窟窿的孩子，将来没有资格 当朝鲜军人，于是大家都飞跳了过去。孩子们为避免当不上朝鲜军人的羞耻， 拿出全身的劲向冰窟窿跑过去，步子小的和胆子小的孩子，有时会掉进冰窟 窿里。这时候，那孩子的家长就会一面忙着给孩子烤干弄湿的衣服，一面唠 叨：那个平壤家的成柱，把这街坊的孩子都变成冻明太鱼了。那时，人们都 说成柱是八道的孩子王，所以邻居的大人们每当数落自己的孩子时，就要提 起我的名字。
　　有时，在八道沟后山上和孩子们玩军事游戏直到天黑，弄得火人们心焦 如焚。遇到这种事，八道沟的人们为找孩子们通夜睡不着觉。由于时常出现 这种事，所以大人们对孩子管得很严。可是，要飞向那万里长空自由奔放的 童心，哪能锁得住！
　　有一次，和我一起念书的金宗恒从保管在他家仓库里的雷管箱里拿出一 个雷管，向我们显摆。他家仓库里装满了要供给独立军部队的武器、衣服、 鞋子之类的东西。金宗恒的哥哥们通过日本会社的代理店购进好多工作服和 劳动鞋，给武装队送去。他们为了给独立军供给物资，备了两艘船，还有马， 东奔西跑地成批购进物资。
　　那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嗑瓜子儿，金宗恒把雷管拿到嘴边吹口哨。不料， 火星碰上雷管，爆炸了，结果他伤了好几处。他哥哥把他用床单包起来背着， 跑来找我父亲。雷管炸伤了人的这件事，如果传到警察耳朵里，就要闹出大 事来，所以父亲把金宗恒藏在家里，给他治了 20 多天。
发生过这件事后，我才知道金宗恒的家是往独立军那里运送军用物资的
爱国商人。 这个时期，我干了不少冒险的事，的确是不懂事。不过那时，心里总有
一个无法驱散的阴影。随着我年龄的增大，亡国的痛苦越来越大地占据了我
的心。

五 《鸭绿江之歌》


　　1923 年初，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问道，小学快毕业了，你打算今后怎么 办。
我回答说，想升学继续读书。叫我升学读书，是我父母的夙愿。可是，
再次向我问起将来的理想，我心里有些纳闷。 父亲严肃地望了我一会儿，说，从现在起最好到朝鲜去读书。这话实在
出乎我意料之外，到朝鲜去读书，就要离开父母的身边，这是我从来没想过 的。
　　在一旁补衣服的母亲不禁惊讶地说，年纪还挺小的，送到较近的地方去 上学不行吗？
　　父亲看样子决心已定，他一再地说，眼下虽然因惜别而感到难过，有些 惆怅，但一定要把成柱送到朝鲜去读书。我父亲从来就是一言既出，决不毫 无道理地收回。
当对，父亲认真地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你从小跟着父母奔走东西，受了不少苦。今后，你重返朝鲜，也许比这
还要苦。可是，爸爸还是决定让你到朝鲜去。既然是生在朝鲜的男子，就应 该熟悉朝鲜。你到朝鲜去，如果能弄清我国沦亡的原因，那就是很大的收获，

你回家乡去，要体验体验我国人民过的是多么穷苦的生活，那么，你就会明 白应该做什么。
　　我回答说，要按照父亲的意愿，回朝鲜去读书。当时的情况是，有钱家 的孩子都提着行李争着到国外去留学，认为到美国或日本去，才能文明些， 而且能学点学问，这已成了当时时髦的现象。就在人人都在登程去国外时， 我却上路回朝鲜去了。
　　父亲的想法的确很独特。就是现在，我认为那时父亲让我回朝鲜，是做 对了。他让一个还不到 11 岁的儿子一个人去走当时几乎是荒无人烟的一千里 地，可见我父亲的性格是不同一般的。他这种性格倒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让我到祖国去学习，别的都没 有什么不好，可就是要离开父母和弟弟，我实在不情愿。可是，想回家乡的 心情又是那么热切。对祖国的怀念，对温暖家庭的惜别，这两种感情交融在 一起，弄得我心神不定地过了几天。
　　母亲对父亲说，是不是等天气稍暖和些再叫孩子上路。要让小孩子一个 人走一千里路，做母亲的怎么能不担心呢！父亲对母亲的话没有表示同意。 母亲心里虽然为我要走千里路担心，但还是为了让我按着父亲的计划上 路，连夜给我缝制了朝鲜长袍和布袜子。因为这是父亲已经决定的事，母亲
也就没再说别的。这也是我母亲的特点之一。
　　要出发的日子快到了。父亲问我，从八道沟到万景台有一千里地，一个 人能去吗？我回答他，能去。于是，父亲在我的手册上画了路程图。从厚昌 到哪里，从和平到哪里，又从哪里到哪里，都详细地标上了地名和里程。他 还让我在途中给他打两次电报，一次在江界，一次在平壤。
我在八道沟上路那天是阴历正月三十日（阳历 3 月 16 日）。那天，从早
晨就刮起了暴风雪。住在八道沟的小朋友们为送我一直跟到厚昌以南，走了
30 里地。他们要给我做伴一起跟着来了，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回去。 一经上路，我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想法。要走的一千里地中，有 500 多
里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峻岭。要只身越过那险峻的山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从厚昌到江界的路两旁的树林里，大白天也有猛兽出没。我在走那一千里路 的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尤其是，在走过直岭和狗岘岭（明文岭）时，确实 吃了很大苦头，五佳山岭，我走了一整天，越过一道岭，又是一道岭，好像 怎么走也走不完。走完五佳山岭，我的脚都起了泡。到了岭下，幸亏有一位 老人抱着我，用火柴头给我治了脚上的泡。
我经过月潍，越过五佳山，以后又经过和平、黑水、江界、城干、前川、
古仁、清云、熙川、香山、球场，到介川搭上火车，回到了万景台。 从介川到新安州铺的是窄轨，由英国制小型机车“米吉夏”拉着轻便列
车运输。从新安州到平壤是和现在一样的宽轨铁路。当时，从介川到平壤的 票价是一元九角钱。
　　我在走千里路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好人。有一次，因为脚疼得厉害， 坐了一个农民的爬犁。当分手的时候，为了酬谢，我拿出了一点钱。那个农 民没收钱，反而用那钱给我买了饴糖。
　　最使我难忘的是江界客店老板。天很晚我才到江界，当我找到客店时， 他到大门外高兴地迎了我。他个子较矮，留着分头，穿着一身朝鲜式袄裤， 为人和蔼亲切，他说，他接到了我父亲的电报，正在等我。
这家有一位老奶奶称我父亲为“金先生”，她很尊敬我父亲。她见了我

就说，四年前，你跟着你父亲去中江时还挺小，现在长这么大了。她像见了 亲孙子一样高兴。老奶奶用早就准备好的牛排骨熬了汤，还烤了鲜鱼，一点 也不给自家孩子，只给我一个人吃。晚上，还给我盖了新缝的被子。这家主 人对我竭尽了诚意。
　　第二天早晨，我按照父亲的嘱咐，给八道沟的父母拍了电报。电报每个 字要付三分钱，超过六个字，每字要多付一分钱，所以我在电报用纸上写了 “平安到达江界”六个字。
　　第二天，客店老板为了让我坐车去，到汽车站去了一趟，他跟我说，因 为车出了故障，要等十来天，车票已经订好，你就算来到亲戚家，多住几天 再走。我心里感谢他的热情关照，可是，我对他说，我得快些赶路，他也就 没再挽留，给我两双草鞋，还给我找了一架往狗岘岭方面去的牛车。
　　介川车站前面的“西鲜旅馆”老板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在那个旅馆 住下，就要了定价一角五分钱的份儿饭。那时，旅馆的膳费是分级的，这个 旅馆最便宜的份儿饭是一角五分钱。老板却不管这些，给了我五角钱一份的。 我说，没钱吃五角钱一份的。他说，没关系，只管吃吧。
　　到了晚上，旅馆里给每个旅客发了褥子和两张毯子，收了五角钱。我算 了算自己带的钱不够盖两张毯子的。于是，我只要了一张毯子。老板又说， 别的顾客都铺褥子，盖两张毯子睡，怎么能叫你一个人那么睡，拿不出钱也 不要紧，只管用着吧。
朝鲜人，虽然国家沦亡，变成了亡国奴，过着苦日子，但固有的人情味
和世代相传的美好风俗仍然没变。在本世纪初，我国曾经有很多空手旅行的 人。人们对来到自家或自己村里的路客，就是不拿钱，也保证他有吃有住， 这是朝鲜人的风俗。这种风俗，西方人都表示羡慕。我在千里行的过程中， 深深地体会到朝鲜民族是善良的、很讲道德的民族。
“西鲜旅馆”老板、江界客店和中江客店老板都是受过我父亲的指导和
影响的人。我在七岁那年去中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感受：父亲无论到哪 里都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知己。当我见到人们像亲骨肉一样接待和照顾我们 一家人时，就想着父亲是什么时候同那么多的人建立了交情的呢？为了争取 那么多的好同志，他该跋涉了多少路啊。
因为父亲到处都有知己，所以他虽然离开了家，身在他乡，也能从各方
面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在千里行时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是，四年前还点油灯的江界市，点
上了亮堂堂的电灯。江界人因为装上了电灯很高兴，可是我看到街头的景象
日本味越来越浓，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我回祖国时，父亲殷切教导的要熟悉朝鲜的真谛，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
了恨。我重温父亲的教导，注意观察了陷入厄运的祖国的景象。对我来说， 那时的千里行是使我了解祖国和我国人民的一个大学校。
　　离开八道沟后的第 14 天，即 1923 年 3 月 29 日，日暮时分，我终于走进 了老家的院子。
正在下屋纺线的祖母，没来得及穿鞋就跑了过来，一下子搂住了我。 “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坐什么车来的？” “你爸爸、妈妈都好着吗？” 祖母没等我回答，就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话。

在屋里编席子的祖父也跑出来了。 我回答说，是我一个人走来的，祖母好像不相信，说道： “怎么，你真的是一个人来的？你爸爸真是比老虎还厉害呀！”她这样
说着，直咂舌头。 那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通宵听我说话。
　　故乡的山水依然如故，令我感到亲切而美丽，可是村庄各个角落都显露 着贫穷的迹象，而且比过去更明显。
　　我在万景台住了几天，然后到外祖父当校监的彰德学校五年级插班，开 始了在祖国的学习。从那时起，我就住在七谷姥姥家上学。
　　说实在的，那时姥姥家的情况是很难再添我这一张嘴的。由于康晋锡舅 舅的事，姥姥家正经历一场苦难。自从舅舅被监禁，警察对这家的监视和折 磨变本加厉；狱中的舅舅健康状况很不好，全家都在伤心。日子过得也苦， 每天吃米查子粥或豆渣饭，勉强维持生计。光靠种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所以 二舅兼赶牛车，艰难度日。
　　可是，姥姥家的人在我面前，从不露出穷相，为了让我专心学习，作了 很大努力。特地为我腾出了内栋的一间上屋，在那里挂上了煤油灯，还铺上 了席子。我的同学不分时辰，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他们也从不见怪。
彰德学校，是我外祖父和七谷一带的先觉者们，乘着爱国文化启蒙运动
的风潮，以恢复国权为目的建立的倾向较好的私立学校。 旧韩国末期和“韩日合并”后，在我国爱国的教育运动作为救国斗争的
一环蓬勃地开展起来。先觉者和爱国志士含着眼泪痛切地认识到，招致丧失
国权的耻辱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落后，深刻省悟到教育正是自强的基础和根 本，不发展教育，就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现代化，所以到处兴起了 办私立学校的运动。安昌浩、李东辉、李升薰、李商在、俞吉浚，南宫檍等 爱国的启蒙运动者，站在这个运动的前面。在各地组织起来的学会，也有力 地促进了教育运动。
在席卷全国的教育文化运动的热潮中，诞生了数千个私立学校，给沉睡
在封建束缚中的我国知识分子点燃了火种。就在这个时期，教孔子和孟子学 说的私塾，改变为教新学问的学堂或义塾，向后代呼吁，要以爱国精神奋发 起来。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以教育为独立运动的起点。他们为此
奉献了所有财力，倾注了心血。金九①把恐怖行动作为独立运动的基本方针， 在背后操纵和不断制造如同李奉昌②、尹奉吉③的义举之类难以想象的事件， 初期他也曾在黄海道一带从事过教育活动。安重根也曾是在南浦地区办学教 育后代的学者。
在西鲜地区开设的私立学校中，较出名的是安昌浩主管的平壤大成学校



① 金九（1876～1949）：黄海道海州人，朝鲜的独立运动者。早期参加反日义兵斗争，三·一人民起义后
到上海历任临时政府主席等职，组织了韩国独立党。日本战败后归国，在南朝鲜反对美国的奴役。1948 年 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后回汉城，为联共统一而斗争，被暗杀。
② 李奉昌（1900～1932）：京畿道汉城人，独立运动者，金九组织的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 年 1 月，在日 本东京向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投掷手榴弹。
③ 尹奉吉（1908～1932）：忠清南道礼山人，独立运动者、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虹 口公园炸死日本军要人多人。

和李升薰以个人资金建立的定州五山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很多出色的独立 运动者和知识分子。
　　外祖父对我说，在彰德学校，如能培养出一名像安重根那样的人物，也 是光荣的。他叫我热心学习，成为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我回答说，我虽不能成为像安重根那样有名的烈士，但决心成为一个为 争取国家独立敢于牺牲自己的爱国者。
　　在西鲜地区的私立学校中，彰德学校是规模较大，而且是现代化的学校， 学生有 200 多名。在当时来说，这个学校不算小。有了一个学校，就可以以 它为中心，把周围的人民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因此，平壤地区的人民和有 志之士很重视彰德学校，从各方面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
　　白善行也曾把巨额资金捐献给彰德学校。世人很少称呼她的本名，常称 她为白寡妇，她是解放前在平壤因做了很多慈善事业而扬名的女人。她还不
到 20 岁就成了寡妇，守节到 80 岁，一文两文地积攒了钱，成了财主。由于 她致富的方法独特，而且颇有胆略，所以很早以前就成了人们之谈论的话题。 据说，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区，曾经是归白善行所有的。据 传说，她用廉价买下无人感兴趣的石头山，以几十倍于本钱的价格卖给了日 本资本家，那就是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
当人民对只凭一纸文件就把国土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逆臣怨声连天的
时候，连算盘都不会打的普通女人，与锱铢必较的日本资本家谈生意，获得 了巨额利润，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听到打胜仗立武功的故事一样人心大 快。
人们之所以尊敬白善行，是因为她为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业，她虽然
家财万贯，并没有贪图富贵荣华，总是过着粗茶淡饭的朴素生活，但她慷慨 地把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献给社会。用那钱修桥，盖公会堂。白善行修建的平 壤公会堂，至今还照原样保留在练光亭前边。
我开始读书没几天，有一次，外祖父给我带来了五年级用的教科书。我
接到一大包书，心情激动地一本一本地翻看。但当我翻看到《国语读本》时， 非常扫兴。那本写着《国语读本》的教科书，是日文书。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使我们民族“皇民化”，强迫我们使用日语。他们
从强占初期就宣布，官署、法院、学校的公用语为日语，禁止使用朝鲜语。 我问外祖父，为什么要把日文书说成国语书。外祖父没有回答，只是叹
气。
　　我用小刀把《国语读本》的“国”字给刮得不留一点痕迹，然后写上了 “日”字。《国语读本》于是变成了《日语读本》。出于对日本的同化政策 表示抗拒的心理，我做出了这样的行动。
　　上了几天彰德学校，偶尔看到了在教室里、道路上或游戏场上说日语的 孩子。有的孩子还教别的孩子说日语。孩子们不以此为耻，也不以此为怪。 他们可能认为国家沦亡了，连朝鲜话也要消失掉了。
　　我见了那些拼命想学好日语的孩子，就对他们说，朝鲜人应该说朝鲜话。 我从八道沟回到祖国，后来到了七谷。那天，左邻右舍的人们聚到我姥 姥家来想了解时局的变化。他们对我说，既然在满洲住了几年，中国话一定 讲得挺好，要求我说几句给他们听听。彰德学校的孩子们也缠着要我教他们 中国话。我每每拒绝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有自己很好的语言，为什么要说
外国话呢。

　　我回到祖国后，只讲过一次中国话。有一天，二舅叫我一起去城里逛逛， 他总是忙着干活，轻易不去逛街，那天是特意为我腾出时间的。他说，你离 开好久才回来，今天和我一起出去吃一顿午饭。就这样，他带我到平壤城里 去了。我们在街上逛了一圈，然后为吃午饭，走进了西平壤的一家中国馆子。 在现在的烽火山旅馆一带，那时有很多中国馆子。这里的老板们为了多拉顾 客，多卖钱，站在门外，口喊“快请，快请”，殷勤地争着迎接顾客。
　　我们走进去的那家馆子的老板，用不大通顺的朝鲜话问我们要用点什 么。我为了让老板容易听懂，用中国话要了两盘发面饼。老板睁圆眼睛望着 我，问我是不是中国学生。我告诉他，我不是中国学生，只是在满洲住了几 年，学了点中国话，我就这样用中国话和老板交谈了几句。老板高兴地说， 这样小的年纪怎么能说那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说，见了从满洲来的学生， 不免想起老家来，他说着竟流了泪。
　　他给我们端来了发面饼，还给我们上了几样我们没有点的菜，劝我们多 吃。我们推让了半天，拗不过他，就把摆上来的饭菜都吃了。吃完后，拿出 钱算帐，老板却连发面饼也没收钱。
　　在回家的路上，舅舅对我说，今天本是为了请你吃一顿带你进城的，可 是，反倒沾了你的光。说着他大笑起来。这件事叫舅舅传扬得村里无人不晓。 按照我的要求，我编进了康良煜老师当级主任老师的班级。我到七谷时， 康良煜老师从崇实学校辍学，到彰德学校任教不久。他是因为交不上学费，
中途辍学的，他对此深感遗憾。
　　康良煜老师家穷得很，以致他的夫人（宋石贞）离开婆家，到娘家呆了 一个时期。夫人的父母斥责说，你虽说没有仁德做不了一个贤妻，也不能因 为受不了穷就离开丈夫啊。朝鲜人，不像他们那样穷的能有几家！你以为出 了嫁就要坐锦垫吃白米饭拌蜜汤吗？你二话别说，马上回去认错，并亲自把 她送回婆家去了。从这里，不难想象康良煜老师的家穷到什么程度。
我们管康老师的夫人叫“肃川阿姨”。她的老家是平安南道肃川。我到
康良煜老师家去，“肃川阿姨”总是给我做豆渣饭吃。那时吃豆渣饭觉得别 有风味。
刚解放时，有一次我去祝贺康良煜老师的生日，和夫人回忆了彰德学校
时期的豆渣饭。我说： “师母，现在我还不时地想起，在七谷时您给做的豆渣饭。那时，我吃
得可香啦。 20 多年来，住在异国他乡，还未曾向您道谢，今天我要特地向
您致谢。” 夫人说：“那时穷得连一顿米饭都没能端上饭桌，净做豆渣饭给你吃，
还要道谢，真叫我不好意思。你说豆渣饭好吃，又能好到哪儿去。”她说着 流了泪。她说，彰德学校时期未能好好招待将军，今天要弥补一下。说着摆 出了她亲手做的各种菜肴。
　　有一年，她为祝贺我的生日，送来了亲手酿的“百花酒”。顾名思义， 就是用一百种花酿的酒。由于这个酒名别有韵味，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我 不能轻松地饮用那杯酒，因为端起酒杯，我眼前就浮现起她过去连一顿米饭 都吃不上、总是忍饥挨饿的情景。
　　我深刻地体验了国家沦亡的民族的悲苦，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个谷穗， 都比过去倍感可贵。再说康良煜老师不断地向学生灌输民族意识，因此我无 论在家庭或学校，经常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
　　
　　那时，康老师为给学生注入爱国思想，常组织野游和修学旅行。那时我 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到黄海道正方山去的修学旅行。
　　解放后，康良煜先生曾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和共和国副主 席，由于工作需要，常有机会和我接触。我们在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彰德 学校时期的修学旅行及当时我们参观的正方山成佛寺和南门楼。
　　在彰德学校时期，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康良煜老师上的音乐课。音乐课 曾是学生们喜欢的科目之一。康老师具有一副不亚于男高音歌唱家的嗓子。 当他用那悦耳的嗓音唱起《前进歌》、《少年爱国歌》时，全体学生都屏住 呼吸欣赏。
　　回顾起来，康老师通过教唱歌曲，给我们灌输了爱国之心。后来，我在 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时期，有时还唱彰德学校时期学的歌曲。那时学的歌的 歌词和旋律至今还完整地记在脑子里。
我回到祖国看到人们的生活比从前更苦。 每年一到春播期，穷家的孩子们就上不了学。不仅农活忙，还因为断粮，
要去挖野蒜、荠菜、旋花根来充饥。在集市那天，有的孩子把野菜拿去卖了 换粮食，有的孩子在家替父母照看年幼的弟妹。穷家的孩子带的午饭也是小 米、高粱、稗子做的饭。有不少孩子，因为连那种饭也没有，上学不带午饭。 七谷和万景台，因为家境困难不能上学的孩子有的是。我看到因为家穷连学 校门都不能进的孩子，实在感到心痛。为那些孩子，放假时我回到万景台开 了个夜校。我把那些不能上学的孩子都叫到夜校来，教他们认字。开始时， 用第一学年用的《朝鲜语读本》教我国文字。后来，增加了科目，教历史、 地理、算数、唱歌。这是在我的一生中，最初的简单的启蒙活动。
我和同学们一道常去城里，了解到平壤市民的生活情况和万景台、七谷
的人们差不了多少。当时平壤有 10 万人口，其中能过舒服日子的只有为数不 多的日本人和美国人。美国人盘踞在平壤风景最美的新阳里一带作威作福。 日本人则把平壤最繁华的本町和黄金町一带变成他们的居民区，过着穷奢极 欲的生活。
美国人住的“洋村”和日本人住的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砖房、商店、
教堂，而普通江一带和磅带街，与日俱增的是贫民村。 如今，普通江畔修起了千里马大街、庆兴大街、烽火大街等现代化的大
街，盖起了人民文化宫、平壤体育馆、滑冰馆、苍光院、高楼住宅之类高大
的建筑，再也看不出它旧时的面貌了。可是，在我上彰德学校的时候，却是 用草帘当门，用七拼八凑的木板子盖的窝棚一个挨一个地挤在这里。
　　我回国那年，平壤一带还蔓延传染病，市民们遭受了难忍的痛苦。雪上 加霜，那年还发了洪水，弄得整个城市遭受了难以言表的苦难。《东亚日报》 在报道那年的洪水灾情时说，将近平壤市内总户一半的一万多户人家被淹。 现在，普通江广场后面，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 105 层的柳京饭店。过去， 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们在那里住在多么简陋的窝棚里，过着多么艰难的生活，
恐怕现在新的一代连想象也都想象不出来。 那时，我目睹这种现实，渴望建设一个能使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社会，
更加憎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地主和资本家。 在我上彰德学校的时候，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日本的极右分子毫无
根据地捏造说，朝鲜人要借这次地震掀起暴动，并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屠杀 了数千名朝鲜同胞。这个消息传到了七谷，激起了学生的愤怒。这个事件给

了我很大的刺激。它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人嘴上高呼“一视同仁”、 “日鲜融合”，实际上把朝鲜人看得牛马不如。
　　从那以后，我见了日本警察骑的自行车也不放过。在木板上多钉上几个 钉子埋在路上，叫那些自行车的内胎个个都撒气。
　　我们创作的音乐游戏《13 个家》也反映了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热爱祖国 的思想感情。音乐游戏《13 个家》，是由 13 名学生上台表演的舞蹈。他们 各自拿着一枚用硬纸壳做成的各道的地图，边唱歌边把地图贴上，拼成完整 的朝鲜地图。
　　在 1924 年的秋季运动会上，我们搬出了这个音乐游戏，正表演的时候， 警察出现在运动场上，大声喝斥，叫我们马上停止。那时，开个小小的运动 会，也要事先得到警察机关的认可，即使他们认可了，还要由他们监场。
　　当时，我去找康良煜老师说，为热爱本国的山川唱歌跳舞，有什么不对？ 不管日本鬼子怎么说，还是继续演出吧。康良煜老师和别的老师们一道谴责 了警察蛮不讲理的行为，让学生们继续演出了《13 个家》。
　　像我们这样的小学生都具有这样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何况大人 呢。
　　我回到祖国的那年夏天，平壤的织袜厂工人举行了总罢工。那时，各家 报纸都用很大篇幅报道了这个事件。
我听了这个消息后，心里想日本虽然乞灵于骗人的“文化统治”，但早
晚要碰上比三·一人民起义更大的反抗。 我这样度过了两年，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彰德学校的时候，从外祖父那
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父亲再次被日本帝国主义警察逮捕。我突然感到天要
塌下来似的。烈火般的愤怒和敌忾燃遍我的全身。七谷和万景台的大人们脸 色全变了，都在注视着我。
我决心，誓死为父亲、为我们一家，为朝鲜民族报仇雪恨，准备上路。
　　听我说要到八道沟去，姥姥家的人说，要去也要毕了业再去。万景台的 祖父也从各方面说服我，再过几个月，学校毕业了，天气也暖和了，等那时 再走。
我不能那么做。我想，父亲遭到了不幸，我怎么能坦然地在这里念书？
要早日回去帮助带着年幼的弟弟受苦的母亲。我已长这么大，到哪里还能白 赔了我的血本吗！
祖父看出我的决心难移，便改变了态度，让我照自己的决心做。说父亲
被禁锢，现在该你挺身而出了。 第二天，我离开了老家，家里的长辈们送我上路。那天，祖父、祖母哭
了，叔叔也哭了，全家人都哭了。 送我到平壤车站的小舅舅（康昌锡）哭得更厉害。在七谷一起上学的康
允范哭得也很悲痛。 在彰德学校的同学当中，康允范是和我最亲密的。他也没有别的志趣相
投的好友，所以常找我来玩。我们俩常常一同到城里去。 列车快开动时，康允范递给我饭包儿和一个信封。他说：“你我分手不
知何时才能再会，写了几句惜别的话，你上了车再打开看吧。” 我照他的话，列车启动后，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一封短信和三元钱。我
看着信和钱，深深地感动了。如不以友情为重，哪能送这样的礼。在当时的 情况下，一个孩子要弄到三元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在难能可贵。我说

要为父亲报仇上了路，实际上我的路费是成问题的。是康允范从窘境中解救 了我。看来，他为凑那些钱费了不少劲。刚解放时，他来找我，当时我对他 提到 20 年前接到那钱时的感激之情。他吐露真情说，那时费了很大劲才弄到 那些钱。说实在的，富贵家的百万两银子也不能和那三元钱相比，蕴含在那 三元钱里的友情是拿什么也估量不了的。钱财里不会出友情，但只要有了友 情，何止是钱，无论什么都能得到。
　　康允范那时对我说，将军为光复祖国，在山里进行了斗争，可是他自己 没做出什么事。我对他说，那就从现在起，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建设新 国家。现在，在建国事业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缺乏干部，能不能把建设学校的 一部分工作担起来。他爽快地答应下来。没过多久，他在赵村建起了一个学 校，让我为那个学校起个名。我就给起了三兴中学这个名。三兴，就是智、 德、体三项都兴旺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具备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德和健 全的体魄。
　　后来，康允范负责建设综合大学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好。如今，建设一 个大学已不成为大问题，可是那时资金、材料都缺，建筑技工也缺，简直是 困难重重。他在工作中碰上难题，就来找我，晚上睡在我家，和我一起商量 解决问题的办法。
康允范是送我走上光复祖国之路的难忘的同志，又是挚友。我至今还记
着当年他在平壤东站噙着泪送我的情景。那时他写给我的字条的内容是这样 的：
成柱，要和你分手，难忍惜别之泪。今日离别，何时才能再会？你我相
隔万里，也不要忘记彰德学校的时节，要惦记着咱们的故乡，要怀念着咱们 的祖国啊。
我受这种友情和道义的鼓舞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险山峻岭。我在离开万
景台后的第 13 天傍晚，到了葡坪。我走到渡口，不忍立刻渡过鸭绿江去，在 江堤上徘徊。我想要迈开步子渡到八道沟去，可是身后的祖国山河却牵住了 我的心。我眼前清楚地浮现出我走出家门时祖父和祖母泪水模糊的面容，他 们跟着我走出柴门，抚摸我的手，又给我掩上襟，又望着风雪为我担心。想 起了他们，我很难挪动脚步。我觉得只要越过江堤，渡过江去，泪水就会像 泉涌一样淌下来，使我无法忍注。
在寒风凛冽的两国境界，回顾呻吟挣扎的祖国山河，使我难以遏止要重
新跑回可爱的故乡、心爱的老家去的冲动。 我此次在祖国度过的岁月虽然只有两年，却学到和体验了很多东西。其
中，最可贵的是，我深刻地认识了我国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我国人民是既 朴素、勤劳，又勇敢、坚毅的人民。他们是在任何困难和考验之中都不屈服 的顽强的人民，他们讲礼貌，富有人情，但对不义之举是坚决反对，毫不妥 协的。民族改良主义者打着研政会的招牌搞反动的“自治”运动。但是包括 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广大人民群众以浴血斗争抗拒了日本帝国主义。我 从他们的形象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损坏的民族尊严和要求独立 的钢铁般的意志。从那时起我就认为，我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并有 了只要把这样的人民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就完全能够光复祖国的信心。 我看到在“文化统治”的幕后与日俱增的军队、警察、监狱，看到不断 地掠夺祖国财富的货车和货轮，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扼杀我国人民 自由和尊严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把难以忍受的贫困和饥饿强加给我国人民的

恶毒的剥削者和掠夺者。 令人窒息的祖国的现实，使我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朝鲜民族只有通过
斗争才能驱赶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在独立的祖国过上幸福生活。要早日光复 祖国，把那里的一切永远变成我们的、朝鲜的，这一愿望象一团火在我心中 燃烧。
　　我避开警察的视线，朝葡坪渡口下方走去，在浅滩之处往冰封的鸭绿江 迈出了沉重的脚步。只要渡过这百尺左右的江面，就可以到八道沟市街，我 家就在那江岸街上。可是，我的脚步是这样沉重，简直没法挪动。心里不禁 想到我这次离开祖国，何时才能再渡回这条江来。我转回身，在江堤上拣起 了一个石头攥在手里。不管什么东西，我很想带去能够标志着祖国，使我回 忆祖国的东西，并把它珍藏起来。
　　那天，我在鸭绿江畔体验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心情。正因为那天在我的心 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当我胜利回到祖国后，在国内爱国者们举行的欢 迎我的宴会上，我首先讲了渡过鸭绿江去时的心情。
我缓步过江时，低声唱起了不知是谁作的《鸭绿江之歌》：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 是我渡过鸭绿江的日子。 年年都有这一天， 不达目的誓不回还。 碧绿的鸭绿江水啊，祖国山河啊！ 我重返家乡的日子究竟是哪一天？ 只因有毕生难忘的志愿， 不光复祖国誓不回还。
我怀着满腔悲愤，一次又一次地回顾祖国的山河。


　　朝鲜啊，朝鲜，我要离开你了。我虽然离开你一时也活不成，但为了把 你夺回，我才渡过鸭绿江去。渡过了鸭绿江就是人家的国土。就是到了那里， 我怎能把你忘记，朝鲜啊，你要等待我。
我怀着这样的心事，重新唱起了《鸭绿江之歌》。
　　我一边唱着那支歌，一边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呢？重 新回到我生长的、有祖先坟墓的这块土地的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呢？ 这么一想，我小小的心里也禁不住内心的悲伤。那时，我想着祖国悲惨的状 况，悲壮地发誓，朝鲜不独立，誓不回来。

六 我的母亲


　　我走到八道沟的街口，天已黑下来。在千里路途上，我的心一直焦灼不 安，走到自家门口，更加紧张起来。
　　然而出乎意料，母亲的表情相当沉着安详。母亲高兴地伸出双臂紧紧地 抱着我说，一千里路，你一个人走了个来回，到底是男子汉不同一般哪。我 还一次都没走过呢。
　　我把家乡的消息简单他讲了讲，就问父亲怎么样了。母亲压低声音说了 一句“没事儿了”，就没再说什么。
　　
　　我从母亲的神色中看出，父亲虽已脱险，但危险还在紧追着他，因此母 亲十分小心地提防着周围的耳目。
　　我把用省下来的钱买来的果点分给弟弟们。心里想，今晚一定要同母亲 和弟弟倾诉离别后的心情。
　　可是，母亲给我做了晚饭之后却说，这个地方敌人的监视很严，你要马 上离开这里。她不告诉我父亲在什么地方，只说你父亲已经安然无事地走了， 你也该走了。一向慈祥和蔼的母亲，唯独这一天，根本不问我的意愿和想法， 也不让我这个冒着严寒千里迢迢只身归来的、而且是分别了两年的儿子在家 里过一夜，就打发我走。我听后惘然若失，默默地站着发呆。母亲还要我带 着弟弟们一起走，我才勉强开口问母亲你怎么办。母亲回答说：
　　“我要等你叔叔从新坡回来。他一回来，我就把这里的家什收拾收拾， 还要办点后事。你们只管快点走吧。”
　　母亲接着叮嘱我，要悄悄地上路，别让人察觉，要到临江去找名叫卢京 斗的人。说完，母亲就去找宋“工头”，托他准备一架爬犁送孩子们走。
　　宋“工头”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本名叫宋秉彻，因为他有一种像工头那 样好装模作样的习气，所以八道沟的人们都喜欢叫他宋工头，而不叫他的本 名。
我们在这位宋“工头”的帮助下，坐上马爬犁，离开了八道沟，走向临
江。
　　我一辈子干革命，经历过无数次的悲欢离合，但像这次这佯特异的离别， 只体验了这么一次。
我从万景台启程，走了将近 15 天才走到了家，可是还没有卸下行装，就
连夜上了路。当时，我在路上对母亲想了很多。 我的母亲生性温柔，我的父亲是干革命的人，性格刚强而严厉。因此，
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爱护。
　　两年前当我为了上学读书回祖国的时候，母亲是那么舍不得放我走，这 表现了她是一位富有人情的母亲。住在万景台的祖母曾说过我的父亲是个比 老虎还厉害的人。当时，正因为身旁有这么厉害的父亲，我的母亲才没敢怎 么样。但是我却感觉到了母亲在无言中流下的眼泪。
照我母亲的品性，即使我不是她的儿子，刚 13 岁的孩子走了一千里路，
天黑时来到了家门口，她也一定会硬把他带进家里，给他热饭吃，让他睡一 夜的。
有一年春天，有个左腿和脖颈上长了疮、病情严重的孩子，趴在他伯父
的背上，从江对岸的厚昌来到了我家。他是个可怜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和， 离了婚，他只好寄居在伯父家里。
　　我的父亲诊断了一下病情后，对我的母亲说，这孩子的大腿要动手术， 动手术后不能走动，治病期间要让他住在我们家里。母亲一口答应说：“这 还用说吗！”动了手术后，要天天给孩子换药，贴上蜂蜜加面粉和苏打和好 的药。每次换药，母亲就给父亲当助手，亲手洗净发臭的疮口，可她从来没 有皱过脸。
靠我母亲的精心护理，过了好些天，那孩子治好了病，要回家去了。 那天，那孩子的伯父来领他回去，临走时拿出一张一元钱的钞 票交给我的父亲说：“要是治病钱，拿出几百两银子我也不会心疼的，
可我是个穷汉子，只有一份心意，望先生把这当治病钱收下，买瓶酒??”

说到这，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的母亲在旁边看着这个情景，说道：“都是穷人，还谈什么治病钱啊，
您说的太见外了。没能给这病孩子吃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还过意不去呢。” 可是，那孩子的伯父百般恳求，硬是要我们收下。若是有钱人家这样还 好说，可他是到山里搂点儿干柴拿去卖，才勉强凑了点钱。这样的人拿出一
元钱求我们收下，我的父母怎能不为难呢。 父亲回头望着我的母亲，为难地说，要是不收，就等于无视人家的心意，
你说该怎么办。母亲回答说：“人家的诚意嘛，应该收下。”她当即拿着那 笔钱上街去扯了五尺细白布，回来交给那孩子说，快到端午节了，拿回家去 做件衣裳穿吧。那时候，一尺细白布卖三角五分钱，而我母亲买了五尺。这 就是说，我母亲在病人交的一元钱上又补贴了七角五分钱。
　　我的母亲，虽然过着穷日子，但是对于钱，从来不贪心，更没有自己的 小算盘。
　　“人所以活不长，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命短。钱这个东西，聚散无 常，有来有去嘛。”
这就是我母亲的人生哲学。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心地善良，温厚慈祥的人。 我的父亲有时遇上不顺心的事，偶尔嗔怪她几句，她也从不顶嘴，只道
歉说：“是我的不对。”“下回改吧。”有时我们淘气淘得过火，弄脏了衣
服，或者毁坏了什么，或者大声吵嚷，致使祖母嗔怪我母亲怎么不训一声孩 子，我的母亲也只回答说：“小孩子们做错了，骂他们有啥用啊。”
老实说，我母亲是因为侍候搞革命的丈夫，才没有说的，若是单从一个
普通妇女的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难以承受苦难与艰险的一生。 我的母亲没有享受过多少夫妻团圆的生活。因为我父亲经常在外搞独立运 动，这自然是难免的。只有在父亲到江东当教员的时候，才过了年把团圆日 子。此外，搬到八道沟以后，也许又过了一两年团圆的家庭生活。
由于父亲被捕坐牢，出狱后不是卧病就是躲避警察的监视在外奔波，父
亲去世后我又出去闹革命，经常不在家，因而我的母亲一直没有过过全家团 聚的生活，而是忧心忡忡地度过了一生。
住在万景台的时候，我的母亲作为有 12 口人的大家庭的长孙媳妇，一天
到晚忙得团团转。侍候丈夫，侍奉公婆自不用说，就是打扫屋里屋外，刷锅 洗碗，缝补洗衣，纺纱织布，样样都由她做，忙得直不起腰来。白天，还要 下地干活，一点也没有空闲的时候。在封建观念还很强、繁文缛礼又严格的 当时，要当好一个大家庭的长孙媳妇，是非常不容易的。偶尔做一顿干饭， 母亲只能摊到锅巴，熬了粥，也只能喝到最稀的一碗。
我母亲实在劳累痛苦的时候，就和我的叔母一起上教堂去。 松山（现在军事大学的校址）原先有过一座长老教的教堂。南里及其附
近有过不少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想，活在世上既然不能过像个人样的生活， 就去好好听耶稣的教诲，死后好到“天堂”去。
　　大人们去教堂，孩子们也跟着去看做礼拜。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增加信 徒，教堂有时给孩子们分发糖块儿和笔记本。孩子们尝到了这个甜头，一到 星期天就成群结队地拥向松山去教堂。
　　起初，我也动了好奇心，跟着小朋友们一道去过几次。可是，那个肃穆 的宗教仪式和牧师的单调的说教，不合我们童年的心理，令人感到厌烦，后
　　
来就没怎么去。 某个星期天，我一面吃着奶奶给做的加豆麦芽糖，一面向父亲说： “爸爸，今天我不去教堂啦，看他们做礼拜，没有意思。” 父亲叫我这个还不懂事的小孩子坐下来，说道： “去不去教堂，随你便。实际上，教堂那个地方没什么可学的，你不去
也好。不要相信耶稣，要相信自己的国家，更要相信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同 时，你要想法为国家做大事。”
　　从那以后，我就不大爱去教堂了。在七谷念书的时候，尽管校方对不去 教堂的学生管得很严，我还是没去。我觉得耶稣的福音同我国人民遭受的悲 痛，距离太大了。耶稣的教义中也有很多人道主义的东西，但对我这个为民 族的命运深深苦恼的少年来说，召唤人们去救国的历史的呼声，在耳边震响 得更加迫切。
　　论思想，我父亲也是无神论者。但是我父亲是教神学的崇实中学出身， 因此他有很多教徒朋友，我也跟着接触了很多教徒。有的人问我，在成长时 是否受到了基督教的很大影响。我虽然没有受过宗教的影响，可是从人际关 系上得到了基督教徒的许多帮助，同时也给了他们许多思想上的影响。
　　我认为，祈祷天下人都过上和平又和睦生活的基督教精神与主张人类过 自主生活的我的思想是并不矛盾的。
只有母亲上教堂去的时候，我才上松山去。
母亲虽然上教堂去，但她不信耶稣。 有一天，我悄悄地问母亲： “妈妈，您上教堂，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母亲微笑着摇了摇头，说：
“我上教堂，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东西。死后上‘天堂’还有什么用啊！
我是因为太累了，才到那里去歇一会儿。” 我听了，感到母亲很可怜，更理解了母亲。 在札拜堂做祷告时，我的母亲累得常常打盹，直到牧师说一句什么，大
家都随后叫一声“阿门”站起来的时候才醒过来。有时困得人们都喊过了“阿
门”，她还醒不过来。这时候我就悄悄地摇晃她，告诉她祷告已经完了。 有一天晚上，我跟小朋友们一起路过万景台后山上的丧具房。丧具房，
是保管殡葬用具的小棚子。我们小时候都非常怕这个丧具房。
　　那天，我们走过那个丧具房的时候，有个孩子突然喊了一声：“哎呀， 魔鬼出来啦！”我们都以为真的有鬼出来了，吓得拼命地跑，鞋子跑掉了也 都不知道。
　　这天夜里，大家都怕得不敢回家，就在朋友家里睡了。第二天早晨才回 家，鞋子也找回来了。
我回到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对我说： “走那种地方，要唱着歌走。你一唱歌，什么鬼都不敢出来啦。” 我想，母亲是以为走夜路时一唱歌就能驱除恐惧感，才这么教我的。从
这以后，每次路过那个丧具房时，我就唱着歌走过去。 平时如此温柔敦厚的母亲，在敌人面前，却正颜厉色，大义凛然，不容
侵犯。
　　在烽火里，日寇警察逮捕了我父亲后，过了几个小时，又返回来闯进我 家进行搜查，要查找秘密文件。这时候，母亲怒不可遏，霍地亲手打开衣柜，
　　
抓起几件衣物，边撕边掷向鬼子，怒斥道：“搜就搜吧！”鬼子们吓得气焰 顿消，灰溜溜地走掉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妇女。 我们离开八道沟的那天夜里，鸭绿江上风雪大作，特别寒冷。 狂风呼啸，好似要一口吞掉整个森林；猛兽嗥叫，令人毛骨悚然。这一
切充斥着深夜的黑暗，更加刺痛了我心中亡国的创伤。 我坐在马爬犁上紧紧搂抱着怕得瑟瑟发抖的两个弟弟，奔驰在黑暗的两
国之界河——鸭绿江的冰面上，我心里想道：革命的道路实在艰难，母亲的 爱护深切难得。
　　我们三兄弟蒙着棉被还冷得直哆嗦。因为是漆黑的深夜，两个小弟弟直 叫着害怕，紧紧地偎在我的怀里。
我们在叫做吾仇俳的朝鲜一边的岸上住了一宿，第二天走到了临江。 原来，卢京斗是我们早已面熟的客栈老板，过去我们住在临江的时候，
他出面给我们找了一间住房，还经常来找我父亲谈论过国家命运。他对待我 们三兄弟如对待贵客，十分亲切热情。
　　他家有两栋房共七间屋，我们就住在最清静的第二间屋子里。隔着厨房， 对面有三间客房，经常有很多客人和从满洲经临江去朝鲜的人和从朝鲜经临 江去满洲的人，大都到这客栈住几天再走。这个客栈也就是独立运动者的住 宿处。
卢京斗是反日思想很强的民族主义者，他生性温和、耿直，又很刚强。
他开客栈，用收入的一部分资助独立运动者。他靠卖饭勉强过日子，可以说 他也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的人。他是怎么到临江落户的，我不大清楚。 当时听人们说，为了筹措独立运动资金，他曾参加过偷运钨矿石的工作，不 幸被发觉，便跑到丹东一带隐蔽了一阵，待到那个案件没人过问了，才找到 这个更安全的藏身处所临江来落了户。
他是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下里人。下里，同我的故乡南里只隔一道顺
和江。听说，卢京斗本是一个老实勤奋的庄稼汉，自从结识我父亲以后，就 不再老蹲在家里，而常常出外东奔西走，说是搞独立运动。这样，家里人都 讨厌他，说他不正经务农，像个卖货郎似地到处逛荡。他在家乡时，每天顺 和江一退潮，就蹚过江到南里来见我父亲。也许是因为有这种关系吧，他待 我们很好，供吃供住，真诚地保护我们。
对我和我们一家来说，卢京斗是一位大恩人。我们在他的客栈住了将近
一个月，他为侍候我们，几乎荡尽了全部家产，可他从没有流露过不悦的神 色，总是笑脸待我们。有一次，他还拿钱让我给住在抚松的父亲打了长途电 话。托他的福，我生平头一次打了电话。当时，我父亲很想听到我们每个孩 子的声音，所以我们三兄弟和母亲轮流地都跟父亲通了话。
　　在约好的一天，我的母亲跟亨权叔一道来到了临江。她一到客栈，就要 我们上街去逛逛，把我们带到街上，走进了一家中国饭馆。她给我们每人要 了一盘饺子后，就开始间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起初，我以为母亲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寄居外地近一个月的孩子们饱餐一 顿，才领我们到饭馆去的，所以，也没有多想，就跟着去了。可是经她这一 问，我才明白过来，母亲带我们出来，更主要的是为了了解我们在临江时的 情况。
有没有可疑的人到客栈来找过你们？你们到别人家去玩过没有？都有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