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惊叹中国工家红军长征纪实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写于 60 年前的这首《七律·长征》，是迄今为止赞颂红军长征的 诗篇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绝唱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前 后，毛泽东充满胜利的喜悦心情，讴歌了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令世人 惊叹的英雄业绩。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伟大长征，并不像 60 年后的今天，人们欣赏毛泽东 诗词这样轻松、愉悦。让我们透过历史迷雾，回到 60 年前那个腥风血雨的搏 杀年代吧??
　　
一、打不破铁壁合围——决定转移 广昌保卫战失利


　　江西东南的广昌县，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山岭连绵，林木茂盛。注入郡 阳湖的抚河上游——盱江，由北向南将广昌县隔成东西两部分。
　　广昌是几条交通要道的汇合点，南达宁都、石城，北通南丰、黎川，是 军事要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昌是中央苏区的主要门户之一， 是守卫中央苏区中心瑞金的北部要冲。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广 昌地区是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的主要作战地带，也是中央红军誓死守 卫、与敌奋战最为惨烈的中心战场之一。
　　与当时中国大多数县城不同，广昌县城没有坚固的城墙可以依托，守卫 相当困难。为阻止敌军长驱直入，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王明左倾盲动主 义领导者和当时的德籍军事顾问李德，调集主力红军，用 5 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广昌县城以北到甘竹镇一线，构筑了 10 多个大小支撑点和“主碉堡”，作 为守卫广昌的主要依托。同时抽调红一、三、五、九军团 9 个师的兵力，在 广昌以北 20 公里内的盱江两岸布防，构筑工事，抵抗敌人的进攻。
　　1934 年 4 月 10 日。蒋介石的主力部队 11 个师，在罗卓英指挥下，以 5 个师的兵力沿盱江西岸进攻，另 5 个师沿盱江东岸进攻， 1 个师为预备队在 盱江西岸跟进。国民党军以原先占领的阵地和地带作为依托，构筑碉堡和工 事，然后，以这些碉堡和工事为基础，派部队在炮火保护的范围内向前攻击
1000 米至 2000 米，尔后再构筑新的碉堡和工事，并抢修通向后方的公路，
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11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守卫在盱江东岸大罗山、延福嶂一线的红一、 三军团指战员们，就听到了敌方的骚动。大家意识到，一场恶仗不久便会封 来。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晨雾还没有完全消散，敌军 10 多架意大利“黑棺材”飞
机，就飞到了红五师、六师的阵地上空。一阵盘旋俯冲，顿时，阵地上火光 冲天，烟尘弥漫。飞机刚刚离开，敌军的大炮又开始吼叫起来。红军阵地上 有的工事坍塌了，有的营连指挥所的小棚子着火了，许多红军战士被炸伤。 轰炸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敌步兵第六师十七旅，依托新筑的碉堡，向 白叶堡高地的红军阵地发动攻击。“打！”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守卫在阵 地上的红五师的步枪声、机枪声立即响成一片。红军战士采取阵地防御结合 短促突击的战法，迅速从工事内跳出来，勇猛地向敌人扑去，一排排手榴弹 在敌群中开了花。随着震天的喊杀声，敌人的一个团开始溃退。红军战士边
打边追，俘虏了敌军团长以下官兵 120 余人，残敌缩回碉堡。 下午，敌三十一团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又向红军阵地发动进攻。红
五师和红六师派出一部分兵力对敌进行了反击，敌军伤亡惨重，又撤回了碉 堡。但是，在反击中，红五师、六师的反击部队，也遭到了不应有的伤亡。 狡猾的敌军在红军战士实施短促突击时，马上缩回碉堡里去，红军出击的部 队就完全暴露在敌军的炮火之下，遭到了敌军炮火的轰击。即使如此，红一、 三军团仍然在盱江东岸，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西岸敌第五纵队的 4 个师和敌九十八师，乘红军主力在江东激 战，盱江水涨、渡河困难之机，向甘竹镇发动了进攻。当时，守卫在西岸咸 水岩、百子岭一带阵地的红九军团三师，虽然也修筑了一些碉堡和各种形式
　　
的工事，但这些工事大多都是用泥土粘合砖石垒成的，或是干脆在山坡上挖 出的一些深沟。这些“碉堡”和工事顶盖用圆木搭架，上铺树枝和稻草，再 压上一层泥土，哪里经得住炸弹和炮弹的轰击呢？工事淹没在一片烈焰中。 敌人很快突破了红三师的阵地， 14 日占领了甘竹镇。守卫甘竹镇的红十四 师，几次向敌军发动反冲击，都未能奏效。红三师、十四师被迫后撤，依托 正面阵地，节节阻击敌军南进，以确保甘竹以南盱江上的长生桥，供红一、 三军团渡江。
　　尔后的两天中，盱江西岸的敌军便在新占领的甘竹、潘家渡一线修筑新 的碉堡和工事。当西岸敌军暂停进攻的时候，东岸敌军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 下，又向红一、三军团攻击。就这样，敌军在盱江东岸进攻，碰到红军短促 突击受阻时，马上停止前进，转为在西岸进攻；等到西岸遇到红军抗击受阻 时，又转为东岸进攻。如此反复辗转前进。红军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刘伯承给 敌军的这种进攻起了一个名字，叫“滚仗”。
　　一天中午，盱江西岸红军某团前沿阵地，来了数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其 中一位戴着眼镜，长得很瘦，扎着腰带，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就是当 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广昌前线野战军政委博古。在他身后跟着一位高个子、 蓝眼睛、金黄色头发的外国人，即当时包揽中央红军指挥大权的军事顾问德 国人李德。跟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三位野战司令部参谋和军团首长。博古，这 位从来没有打过仗的知识分子，在红军将士与敌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来 到离敌军只有 1000 米左右的前沿阵地。博古蹲在战壕里，一边用望远镜眺望 远方，询问战况，一边对身旁的军团首长说着鼓舞士气的话：“一定要誓死 保卫广昌，”“广昌战役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
中央领导人亲临前线，视察最前沿阵地，对前线部队起到了一定的鼓舞
和激励作用。21 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 军委，下同）下达了保卫广昌的政治训令，命令部队继续反击。但终因寡不 敌众，22 日红一、三军团还是渡过了盱江，撤退到广昌城西北地区。西岸敌 人遂于当日占领了长生桥，切断了东西岸红军之间的联系。
26 日，盱江两岸的敌军以优势兵力，向广昌发动了全线总攻击。虽然红
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再三向李德提出建议，采取机动防御，但由于总体上仍 然是单纯防御的阵地战，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仍不得不节节退却。27 日，广 昌已处于东、北、西三面敌军的包围之中。盱江西岸的红一、三军团和东岸 的红五、九军团，虽竭力反击，但已无回天之力。担任广昌守备的红十四师 坚守支撑点的四五个营的指战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多数阵亡。 博古、李德等，为避免红军主力遭到彻底毁灭，不得不下令红军于 27
日晚撤出广昌，向南转移。敌军遂于 4 月 28 日进占广昌。
　　历时 18 天的广昌保卫战失利了，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最激烈的 一次战役。红军虽然给了敌人以重创，但部队伤亡了 5500 余人，占参战部队 总兵力的五分之一；2 万多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的打击。红十四 师伤亡最大，被中革军委撤销了番号；红九军团也只剩下 1 个师的兵力。广 昌战役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战，它的失利，使中央苏区处于危急之中。
　　
两个德国顾问


　　广昌战役失利后，博古、李德、刘伯承等人从前方回到红都瑞金，撤销 了红军野战司令部。
　　李德躺在床铺上，两眼呆呆地、毫无目的地看着房顶。他竭力回顾着广 昌战役的情景，但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突然，他的德国同胞、蒋介石的军 事顾问塞克特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1933 年上半年，蒋介石鉴于前四次“围剿”红军的失败，就聘请德国将 军冯·塞克特为其军事顾问。他要塞克特帮助他制订一个同红军作战的新的 军事计划。塞克特苦心研究了蒋介石四次“围剿”连战连败的教训，得出了 国民党军队应尽量避免与红军野战，首先进攻江西红军根据地的结论。塞克 特强调：“不要分散兵力，而应从左翼进军，单只是进攻江西共军，从各方 面把他们包围起来。”他建议蒋介石放弃以前急进深入的战略，改为层层修 筑碉堡封锁线，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塞克特认为：江西共军的根据地，方 圆不过 500 里。只要坚持修碉堡筑路，逐步推进，即使一天只向前推进一二 里，不到一年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此，他建议蒋介石改变战法，把“长 驱直入”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策划的新计划， 认为这一计划花钱虽多，时间虽长，但获胜的把握较大。
为了实现塞克特制订的“围剿”红军的新计划，蒋介石亲临江西南昌坐
镇督战。他改组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扩大行营职权范围，统 辖粤闽湘赣浙 5 省，使之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权力机关。蒋介石还先后 任命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后陈诚）、何键分别为北南东西各路军总司 令，外加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和空军第一至第五队，于 1933 年 9 月 25 日开 始了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在着手实施塞克特制定的新军事计划的同时，为了置共产党中央
和中央红军于死地，他还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制定“剿共临 时施政纲要”，改组地方各种机关，加强特务活动；派宋子文同美国签署了
5000 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和 4000 万美元的航空借款，向日本借款 2 亿日元，
在全国大量发行公债，强征各种苛捐杂税，以筹措第五次“围剿”的经费。 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曾满怀信心地吹嘘：党国通过这次新的“军 事围剿”，加上“政治围剿”、“经济围剿”、“文化围剿”、“交通围剿”，
定能使共军插翅难飞。
　　情况正是如此。在德国顾问塞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一方面向红军 区域修碉堡、筑工事，一方面在国民党后方修公路运输线。仅半年多时间， 国民党军队就在中央苏区周围修起了 3000 多个碉堡，数千里公路，控制了所 有的通道，在中央苏区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这个包围圈越缩越小， 越缩越密，迅速隔断了苏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切断了被围地区与外部的贸 易，苏区的大米、玉米无法出售；苏区的农民们和红军好几个月吃不上盐， 用不上煤油，买不到棉布。苏区人民的生活艰难，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 处境更加困难。
　　李德回想着塞克特的所作所为，不禁生出几份感慨。是啊，塞克特和他 都是德国人，几乎同时来到中国内战的战场。塞克特帮助国民党“围剿”红 军，他帮助共产党反“围剿”。他们两人都是名牌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受的 都是西方正规战、阵地战的训练，积累的都是德国街垒战的经验。但是，从
　　
第五次反“围剿”至今的情况看，塞克特一步一步地成功了，而他却在一步 一步地失败。想到这里，他不免对塞克特产生了更多的憎恨。
　　“为什么他胜我败？为什么？”李德试图回顾一下他来到中央苏区半年 多以来的情况。
　　记得 1933 年 10 月，他是藏在一艘货运船的夹舱里，被偷运到中国南部 沿海地区的。在广东和福建交界的地区，他化装进入了苏区。到达苏区时， 他受到了红军负责人邓发的欢迎。邓发乐呵呵地把他介绍给了中共领导人。 当初，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们对他是非常敬重的。博古是当时中国 共产党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李德的到来，无疑使其“如虎 添翼”。由于博古不懂军事理论，对军事指挥更是一窍不通，当然处处都听 李德的。在中共临时中央有影响力的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尊重和全 力支持李德工作。就是老资格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几乎每天去拜访他，向
他请教。 到中央苏区不久，李德便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内是存在着斗争的。以王
明为代表的一派人，在临时中央里是博古牵头，都是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拥护 苏联路线的一批青年人，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派人 掌握着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权，一致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直在苏区闹革 命的另一派人。李德是受王明等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请求，以共产国际名义 派往中央苏区的。无疑，他坚决支持博古领导的那一派。一到苏区，博古他 们对李德便言听计从，李德也就加入了反对毛泽东的行列。
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说：游
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正规战争，不 能放弃一寸土地。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碉堡战。
后来，红军就是按照李德的观点，在李德的指挥下进行正规战、阵地战
的。开始，搞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进行了从询口到团村的战斗。他命 令红军进攻敌军碉堡林立、防守坚固的硝石，想借此把黎川搞过来。结果敌 人根本不予理会，红军求战不得只好回来。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开脚一步就 走错了。接着，又伸出“两个拳头打人”，把红一军团拉到神岗、党口去进 攻堡垒地域，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而且使红军主力疲于奔命，劳累至极。 然后，便是广昌保卫战了，在广昌地区以主力对主力，以碉堡对碉堡，搞防 御中的消耗战，最后还是失去了苏区的大门——广昌。毛泽东称这是“乞丐 和龙王比宝”的结果。
李德想到这里，顿时迷惑起来。这些做法是完全符合他在苏联伏龙芝军
事学院所学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呀！但是，失败又是明摆着的。他困惑不解了。 他不从不熟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红军特殊的军情方面找原因，也不从他教条 主义的军事指挥和霸道武断的作风上找原因，而是从红军身上找原因。他认 为，是红军自己把事情弄糟了。
　　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 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 权力。”李德说的虽然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他自己并没有篡权，是博古 把权力交给他的。但是，他这一说法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这也是明显的。 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竭力支持博古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决策与指挥 上，无视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集体领导，采取个人包办，把朱德、刘 伯承等总部首长排斥在军事决策之外；在战术方法和作战指挥方式上，机械
　　
搬用书本教条和苏联红军条例模式实施指挥。特别是他的军阀作风，更是令 人不能容忍。当红军高级将领萧劲光面对压倒优势的敌军，从黎川县城败退 时，他下令审判萧劲 光，判了 5 年徒刑。当总参谋长刘伯承要求他改变目前 状况，“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时，他不仅不接受意见，反而斥责刘 伯承：“你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 长？”随后，寻找借口让博古撤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让其到红五军团 当参谋长。当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严厉批评他“崽卖爷田心不痛”时，他 暴跳如雷，攻击彭德怀“封建！封建！”只不过因为彭德怀声名赫赫、战功 卓著，才不了了之。

毛泽东的两条妙计


　　在广昌战役失利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很快又攻占了永丰、龙冈、建宁、 永安、连城各地，并集中 31 个师的兵力，分 6 路向苏区中心区域全面进攻。 博古、李德等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并未吸取教训，继续采取消极防御， 进行阵地战和堡垒战，也兵分 6 路，全线防御。分兵把口，节节抵御，以少
战多，结果，红军各部队只能节节败退，苏区根据地只剩下狭小地区了。 形势危急！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检讨战争形势，制定作
战方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下午 2 时在总司令部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 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等在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 员，军事顾问李德，代总参谋长龚楚（后叛变投敌），还有林彪、彭德怀、 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各军团长、军区司令和中央军委委员等。
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他一年半以来第一次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从
1931 年 11 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以后，他多次受 到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的批判斗争，被剥夺了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无奈 地专做政府工作。1932 年 10 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后，他实际上就靠边站 了，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发言权。后来，博古、李德等人除了进一步排 斥毛泽东，限制他的影响，还想把他送往莫斯科。只是由于莫斯科需要利用 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利于反对日、德的侵略势 力，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对毛泽东的批评，并于 1934 年 1 月在没有毛泽东参 加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恢复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在 13 位政治局委 员中排位倒数第 3。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宣布会议宗旨后，周恩来便请各军团总指挥扼要报
告几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相应对策。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几个月来，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
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希望今后的作战指导应该特别注意。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一发言，便带有很浓的火药味：战争指导从一开 始就是错误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 过一场好仗！如果不是指挥错误，五次“围剿”早就被粉碎了。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的发言比较婉转。他说，阵地战、碉堡战五军团
是熟悉的，但我们的装备远不及敌军，没有火力，单靠血肉之躯去碰敌人的 工事和碉堡，牺牲实在太大。希望今后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争取运 动战。
?? 军团长们的发言，几乎都是批评李德、博古的战略决策，他们两人坐不
住了，脸色严峻，十分不悦。没等众人讲完，李德就叽叽咕咕地向博古讲了 好几分钟话。博古给大家翻译了大意：各位都觉得过去的战略方针错了，李 德同志却认为不是战略方针的错误，而是各位不善于运用阵地战和短促突击 战术的错误所致。李德不仅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会议不欢而 散。
　　晚上继续开会。博古提出讨论两个议题：一是战略战术和准备转移外线 作战问题；二是扩大红军问题。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作了热烈发言。 他首先肯定博古、李德今天提出的以红军一部守备北面防御阵地、主力则在
　　
运动战中以速战速决消灭敌人的设想是比较正确的，但仍嫌不够彻底。他认 为根本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仅能以地方部队守备，红军主力应转移外线作 战，跳出敌军封锁线，到苏、浙、皖、赣等省转移作战。
　　毛泽东话音未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否定。这时，毛泽东激动起来。 虽然一年半来剥夺了他的发言权，但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一出席就要发言， 不管左倾领导者爱不爱听，他都要讲。他提高了声调，说他今天的提议，不 过是重申“福建事变”时给中央的建议，至今他认为那是一条妙计??
　　1933 年 11 月 20 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 陈铭枢、蒋光鼐等人领导下，联合广东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 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订 立了抗日反蒋秘密协定。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打 破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时机。他仔细地研究了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还收 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他提笔疾书，郑重地给党中 央写了一封信，建议：红军同蔡廷锴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 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 胁敌之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毛泽东叫警卫员火速将信送到瑞金叶
坪党中央去，并急切地盼望着回音。他哪里知道，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认为 蔡廷锴等人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不应联合，还打算派兵入闽对其作战。毛 泽东得到信息后，真是愤懑而焦急。
毛泽东已经不顾自己的“身份”（靠边站）了，亲自赶到叶坪向博古等
人陈述意见。博古等人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就据理力争。居高临下的左倾 盲动主义领导者不耐烦了，用一顶大帽子压了过来：“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 战线？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当时真是欲哭无泪。
毛泽东回到沙洲坝，沉痛地对妻子贺子珍说：“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
‘围剿’的有利时机了。”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 就打不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现在，毛泽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建议是正确的。今天他再次郑
重重申上次的建议，却立即遭到博古等人的否定，他怎么能不激动呢？而博 古、李德一看毛泽东揭他们的老底和疮疤，也就愤怒起来，大有欲问罪和扣 帽子之势。
　　周恩来为了缓和场面，把话题引到转移作战的方向和时机上。他提出了 向东北转移同方志敏红十军靠拢和向西南转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两个选 择方案。
　　毛泽东立即赞成第一个方案，认为向东北转移较为安全。彭德怀、林彪 也发言赞同，但李德、博古仍然反对。
　　争论激烈，相持不下。毛泽东又为大家再出一计：建议红军“以主力向 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进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 而消灭之。”
　　顽固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此时已经听不进任何建议了。他们固执己 见，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又一妙计。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叹息道：打破第五次 “围剿”的希望就这样最后断绝，只剩下一条路了。
　　
“小型会议”决策


　　大会容易引起争论，博古等人决定召开“小型会议”研究。会议是 5 月 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洛甫、周恩来、朱德 5 人，代总参谋长 龚楚列席了会议。
　　会议是在李德的住所里召开的，主要研究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和准备工 作，通过了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转移的方案，即后来的长征方案。 博古在会上提出了以抗日名义，派出两个先遣队北上，作为红军主力突 围转移的试探。会议还作出了与此有关的 3 条决议，部署了为主力红军突围
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最后决定：向共产国际发一份电报，将中共中央有关这一重大决策
的请示报告，报请共产国际批复。 由于这次会议是高度机密的，连其他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党政军领导人都
未能参与，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这就是后来许多高级领导人为什么 说，像决定长征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们都不知道的原因，更不用说军以下官 兵和地方群众了。

二、“探路”扩红筹物资——秘密准备


　　1934 年 6 月 25 日。共产国际通过上海中共情报站，向中央苏区转来了 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转移行 动应该首先趋于保存力量，并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 泛的进攻，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接到共产国际复电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 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具体负责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政治由博古作主， 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当时，这是党的最高机密。书记处决定，只把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传 达到党政军机关的极少数最高负责人。并且宣布“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 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这是纪律，任何人不得违背。
　　就这样，中央苏区和红军部队，仍在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于苏区中心 边缘全线防御，阻止敌人进攻；党政军机关表面看来工作正常，实际上，红 军总部已在中央指示下，不露声色地进行着转移前的秘密准备工作??
　　
两支“先遣队”东进西征


　　7 月的闽中地区，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一支看上去相当疲劳但士气仍然 非常高昂的红军部队，正在闽中的山川密林间向东急进。
　　这支部队约有 6000 多人，战斗人员占三分之二，武器装备明显不足，步 枪、手枪只有一千二三百支，少量的轻重机枪和五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 的是大刀和梭镖。非战斗人员约 2000 人，挑着 500 多担宣传品、后勤物资、 炊事用具等，行动相当迟缓，影响了东进的速度。
　　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的第七军团，对外称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 们是 7 月 6 日晚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的。连日来，他 们过长汀，越连城，经永安，打下大田县城，在尤溪以东渡过闽江。现在， 他们完全进入了属于白区的谷口附近。
　　这时，中革军委忽然来电改变原定计划，令红七军团由谷口地区东进， 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中革军委的这次电令，使红七军团领导既 感突然，又很为难。于是决定开会进行研究。
　　7 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党中央和中革军 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和军事顾问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宣布由七军团组 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 政委，曾洪易为中央代表，3 人组成红七军团军委会；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 军团参谋长粟裕。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交代的主要任务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
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并规定最后 到达皖南，1 个半月内赶到，以支援该地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发展那里的革 命局面。
为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中央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公开发表了《为中
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 文件，印制了 160 多万份抗日宣传品等。中央要求红七军团休整三四天后立 即出动。
红七军团领导并不知道，早在 5 月份中央“小型会议”上，博古就提出
了以抗日名义，先后派出两个先遣队北上，作为红军主力突围的试探的计划。 派出红七军团的直接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 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 转移。正如军团参谋长粟裕几十年后所说的：“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 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 晓。”
　　军团领导研究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电令时，寻淮洲军团长担心力量不 足，火力不强，对这样的部队状况能否打下福州这样的大城市没有把握。但 他却没有实权，说话不算数。一向专横无忌的军团政委乐少华，一味盲目地 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坚持攻打福州。
　　红七军团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蒋介石的很大震惊，急调部队 加强福州防御。红七军团在水口召开“八一”纪念大会时，对攻打福州进行 了动员。尽管部队情绪高涨，但在 8 月 2 日从水口向福州进发时，遭到了敌 机的袭击，造成了部分伤亡。8 月 7 日晚对福州发起了攻击，由于对敌军实 力、工事等情况了解不够，又缺乏攻城手段，不善于攻坚作战，加上敌机对
　　
红军阵地的轮番轰炸，没有办法打进城去，红七军团领导只得决定撤出战斗， 向闽东转移。
　　当红七军团进到北石岭、桃园地区时，又与追赶红军的敌八十七师发生 激战，形成对峙状态。敌军援兵赶来，红七军团只得再次撤出战斗。虽毙伤 不少敌军，但红军也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这次攻打福州，给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红七军团刚过 闽江时，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具体实力。福州一战，暴露了红军只是一支 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军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红七军团，使其 未能起到调动和改变敌军战略态势的目的。
　　后来，红七军团转战闽东、闽北，挺进浙西，活动于皖赣边，于 10 月底 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 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军团下辖 3 个师。军团整编后的任务是：寻淮洲改任 师长的第十九师仍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二 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这次红七军团的整编和组成红十军团，把擅长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 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重大失 误，为后来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12 月中旬，红十军团在皖南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补充第一旅激战。虽然双方兵力差不多，但由于红二十、二十一师不长于正 规作战，致使战斗失败。“秋收起义”就参加革命的、年仅 22 岁的红军优秀 指挥员寻淮洲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红军愈加陷入被动。
从 12 月下旬到 1935 年 1 月上旬，红十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十余县
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使先遣队处境日趋 险恶。
红十军团于 1 月中旬，转战到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怀玉山。
由于军团长刘畴西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犹豫迟疑，指挥失当，红军遂陷于敌 军重重包围之中。最后被敌军分割围歼，各个击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最 后弹尽粮绝，绝大部分英勇牺牲。只有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了重围，另 一小部分向北突围进入皖南。方志敏、刘畴西先后被捕。
就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攻击福州的
那一天，另一支大约 9000 多人的红军部队，正从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 进的征途。这就是 5 月中央“小型会议”确定的被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 的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连续突破敌人几道封锁线后，在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召开了连 以上干部誓师大会。中央代表任弼时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是按照党 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实施转移的。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 生力量，我们离开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 区，并逐渐向北发展，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任弼时根 据中央军委指示，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 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
　　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西征时，没有说明今后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而 且要求红六军团把一切东西都带走。结果，红六军团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 院、兵工厂、石印机、老虎钳等修理工具以及很笨重的电台发动机等，统统 都带上了，成了一支大搬家的队伍。部队的机动能力全被这些家当缠住了，
　　
前卫部队走 10 里，辎重队掉一二里，后继部队也跟着掉队。行军既不灵便， 打仗顾虑又多，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后来进入贵州，山高路 窄，崎岖曲折，只得把带的东西逐渐扔掉。红六军团把这一情况电告了中央， 但中央并未吸取经验教训。在不久中央红军西进转移时，来了一个更大的“搬 家”，吃了更大的亏。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敌人。湘桂两省军阀急调 4 个师的兵力 后追前堵，阻止红军实施在湘桂停留的计划。红六军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 迂回转移，忽东忽西，使敌军难于琢磨。军阀何键曾哀叹：红军“时而声东 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百里，疲于奔 命”。
　　进入贵州后，部队作战更加困难。由于山路难行，地形不熟，贵州群众 对红军不了解，甘溪一战，红六军团被截为 3 段，陷入了湘桂黔 3 省敌军 24 个团的包围之中。除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十七师一部继续前进，与红三军（即 红二军团）一部会合外，十七师余部、十八师和军直则转战于石阡、镇远、 余庆一带，陷入了险境。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指战员们赤着脚，在悬崖峭 壁和山沟密林中行军，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历尽 艰辛。在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后卫五十二团遭敌包围，浴血奋战三昼夜， 损失惨重。
一天下午，主力进至石阡至镇远的敌人封锁线时，又遇强敌。湘桂之敌
企图南北夹击红六军团主力。军团首长派出特务连利用夜色坚决抵抗，主力 则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 通过，鱼贯向东，天亮时才冲出了夹沟，转危为安。
从此，红六军团战胜了湘桂黔敌军的围追堵截，终于在 1934 年 10 月 24
日，在黔东印江县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随后 召开了会师大会，实现了二、六军团的统一指挥。
红六军团这次历时 80 多天的突围西征，跨越敌境 5000 多里，探明了沿
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现了二、六军团的会合，沿途播 下了革命的火种，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进行侦察和探路的作用。

扩红军加紧生产


　　1934 年 9 月中旬的一天，干都县城北门外何屋的左厢房的卧室内，毛泽 东斜倚在床上，背后垫着棉被。他脸色又黄又瘦，两眼凹陷，神情疲惫忧郁。 这时，他正在看着一份报纸。
　　突然，警卫员报告：“主席（毛泽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主席，故人们称他主席——作者注），有人来看你。”话音刚落，一个身 材矮小、聪慧机敏的女青年已来到屋内。她就是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人称 扩红标兵的刘英。
　　“主席，身体好些吗？”刘英一进屋便关切地问候起来。“有得关系。 疾病也和敌人一样，你强它就弱。你看，我不是战胜它了吗？”毛泽东一边 热情地让刘英坐，一边叫警卫员把仅有的尚未完全成熟的两只柑子拿来切 开，递给刘英半个，风趣地说：“只能吃半个。”
　　刘英今天来看望毛主席，本来是为扩红的事来讨教的。一看毛主席十分 憔悴、大病尚未痊愈的情景，想说的千言万语，一 下又都咽了回去，自个 儿思索起扩红的情景来：
　　记得 5 月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任命她担任于都县扩 红突击队长，要她 3 个月内扩充红军 2200 人。当时，她广泛宣传，发动群众， 只用了 1 个半月，就扩红 3000 名，提前完成任务，还超额了 800 人。
6 月下旬，她从于都返回瑞金时，正巧碰上邓小平。邓小平一见刘英，
立即翘起大拇指说：“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嘛！”当时刘英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邓小平忙解释说：“这是项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 你扩红搞得好。于都县的扩红事迹，都登报了！”
刘英回到少共中央局，看到 6 月 21 日的《红色中华》报头版头条，果然
刊载了《于都县的破天荒——三个月计划一个半月完成》。不久，刘英还得 到了一顶光荣帽（草帽）、一条手中、几本书的奖励。
可是，9 月 10 日前后，李维汉又派刘英去于都扩红，要求她在 9 月 27 日
之前完成 4500 名的扩红任务，时间只有半个月。刘英心急火燎地骑马赶到于 都，谁知情势已与 4 个月前大不相同了，几经动员，只有 200 多人参军。有 些人为躲避扩红，钻进大山藏了起来，留在家里的都是老弱妇孺。刘英无奈， 一方面写鸡毛信向李维汉告急，一方面想去找毛主席请教。
“扩红情况怎么样？遇到困难了吧！”毛泽东看出了刘英的心思，主动
地问。“主席，怎么办呢？许多人都跑进山了，扩红队员都没有信心了。” 刘英似乎要哭的样子。
　　“开个会嘛，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找来开会。”毛泽东帮她出主意。 “来不及了，只有 10 天时间了，”刘英着急地说。“不，一定要开会。磨刀 不误砍柴工嘛，先要打通思想。”毛泽东果断地指示着，同时叫来 4 个警卫 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去通知。
　　会议如期召开。刘英先作了一番动员，参加会议的人们欢迎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带着病体深情地说：“既然要我讲，那我就讲五分钟吧。我讲话的内 容，用两个字可以概括，这就是‘决心’。??”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与会 者的热烈掌声。
　　跟刘英到于都两次扩红一样，为适应战争需要和准备战略转移，根据中 革军委每团兵力不得少于 1500 人，每师不得少于 5000 人的规定，中革军委
　　
和中央政府从党、政、军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做动员青 壮年参加红军的工作。中央苏区在“扩大铁的红军 100 万”的口号下，掀起 了一股空前的扩大红军热潮。从 6 月到 10 月，苏区青壮年踊跃参军，大约动 员了 3 万多人补充主力红军，为组建新的军团提供了兵员。以周昆为军团长 的红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红三十四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就是 这一时期组建起来的新部队。
　　在中央苏区急剧扩红的同时，中革军委还指示各兵工厂、被服厂等加紧 生产，进行武器弹药和物资方面的准备。要求兴国官田兵工厂，在 9 月份以 前加倍努力生产，达到野战军每支步枪不少于 50 发子弹、每个战斗员不少于 两枚手榴弹的标准。总供给部则应大力筹集军需物资，到 9 月份必须筹备到 全军每人一套棉衣和两双鞋子。同时要求每个指战员，另外自打两双草鞋， 编一个斗笠，做一个干粮袋。总卫生部必须尽量多地购买治疗伤员的药物， 以备需要。
　　红军总部一局于 10 月 8 日，汇总统计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供给方面的 各项准备数据，向总部首长呈报：各种枪 33244 支（挺），枪弹 1732130 发， 迫击炮 38 门，炮弹 2473 发，冬衣 83000 件，盐 34862 斤，药品 177 担，通 讯材料可供给至 11 月 24 日，粮食每个指战员随身携带够 10 天食用，等等。 据伍修权回忆，他当时曾陪同李德到兵工厂视察过，看过新造手榴弹的 爆炸试验。好的手榴弹炸得很碎，杀伤力大，有的一崩两半，没有威力。兵 工厂的机器，还有印刷厂印钞票的机器等，在突围转移的准备后期，都进行
了拆卸、捆包，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

“核心机密”


　　金秋 10 月，赣南的于都，显现一派富足的景象：大多数庄稼已经收割完 毕，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他物产，地里只剩下晚稻、养麦和红薯。
　　与金秋丰收图形成对照的是，在于都群众和红军中存在着一种不安的气 氛。除了不同寻常的扩红外，红军征购了大批稻米和粮食，购买了许多盐巴 和药品。
　　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问：“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你走吗？” 回答却时有不同，有的说“当然走”，有的则说“不知道”。这些消息的流 传，更增添了市井的不安。很快，谁走谁留的消息传开了，有的带着箱包回 到家中，告诉家人他要走了（但不知何时到哪里去）；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 了原部队。
　　10 月上旬的一天。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偷偷走进了毛泽 东在于都的小院。他们一方面是来看望生病的红一军团的老领导毛泽东，另 一方面想从他这儿探听一点信息。他们小心地问毛泽东：“我们将向何处 去？”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便用隐晦的话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 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他守口如瓶，一直严格遵守着党 中央规定的纪律。当他们还想探听诸如人员去留问题时，毛泽东便岔开了， 顾左右而言他。
聂荣臻元帅 50 年后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
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着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 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
当时的气氛就是这样。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军委
总部研究重要问题，总是不通知他参加，把他摒弃在外。特别在转移的一项 关键性准备工作上，即党中央、政府和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上，属于“核心 机密”，完全由中央“三人团”掌握，分步实施：党中央、中央政府干部的 去留名单，由张闻天、李维汉分管；军队干部名单由周恩来负责，由军委总 部四局的叶剑英具体安排；最后由“三人团”审定。因而，当时毛泽东的去 留还掌握在“三人团”手中，他自己都心中无数，就更难决定、甚至根本就 不知道其他人员去留的命运了。
据一些老革命家回忆，起初，博古、李德是把毛泽东列入留下来坚持斗
争的干部名单之列的。后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力争，要求让毛泽东 参加转移。周恩来等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 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党和红 军中有很高威信，如果不让他参加，对战略转移行动是不利的。博古、李德 见许多重要领导人提出异议，便从另一角度进行了思考：让毛泽东随军出发 虽有一定危险，主要怕难以驾驭；但他在军内已无职无权，让他离开“共和 国”便起不了多大作用。经反复权衡，博古等认为毛泽东参加转移利大于弊。 后来，他们对项英解释说：“所以带他西征，就是要他脱离开中央苏区这个 根基??”
　　周恩来把让毛泽东转移的决定通知了他本人。后来红军开始行动了，毛 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副官处领取供应物品时，发现随军“转移”的人员名 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经反映后，才把毛泽东和他的警卫班、马夫、挑 夫、担架员等，一齐编入了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
　　
　　事过 40 多年后，伍修权回忆说：“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 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许就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这真是周恩来等人 的历史功绩。
　　当时对党和红军干部的去留是严格掌握的。按照博古、李 德等人的指示， 秘密准备时搞了登记表，对干部都进行审查，凡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 起义过来的，不随队出发而留在苏区??。有的被视作犯过错误的红军指挥 员，被编在劳改队里出发。由此可见，当时的走与留，无异关乎生与死，许 多同志都坚决要求随军转移。而当时掌握走留大权的博古、李德等人，决定 走留人员的标准，主要是看对他们左倾盲动主义的态度，凡是反对过他们， 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所谓“毛派”人员，都被毫不留情地留了下来。
　　由于毛泽东本人差点被取消转移资格，无疑，他这个挂名的苏维埃主席， 便无权过问下属的去留。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说，有人曾悄悄地让毛泽东看了一 份留守高级干部的名单，他知道许多被称为“毛派”的人都留下了。像瞿秋 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还有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受到打击的两个 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古柏，等等。毛泽东特别为瞿秋白向博古求过 情，要求带上他转移，但是被拒绝了。
吴黎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谈到，在准备转移时，毛泽东曾召集政府
各部的领导同志在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称为青山会议），布置善后工作。 他向大家说明了当时的战争形势、红军转移的原因，要求各政府机关做好撤 离中央苏区前的组织工作。随后，他根据中央决定，宣读了随军的一些部长 的名单。瞿秋白当时也出席此会，当听到没有他的名字时，当场向毛泽东要 求随军转移。毛泽东当即回答会后再谈。在场的吴黎平曾小声问毛泽东：为 什么不让秋白这样的老同志随军转移？毛泽东也小声告知吴黎平，他很同情 秋白同志，曾向中央局反映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吴黎平只好转向洛甫，请 他给中央局的同志求求情。洛甫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 变。
吴黎平无可奈何，便请瞿秋白到家中吃告别饭。秋白情绪特别激动，一
个劲地喝闷酒，声调悲咽地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的摆布了。?? 我一生虽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他表示， 我无论有何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后来，中央红军长征 以后， 1935 年 2 月下旬，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关押 4 个月之后，被敌 人带上刑场。他虽然身体虚弱，却镇定自若。当子弹将射向他的胸膛时，他 屹立在那里，用俄语高唱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
　　博古、李德等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把他们不喜欢的干部，以及支持过 毛泽东的干部都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结果，留下来的干部中，绝大 多数都不幸被俘牺牲了，幸免的不足十分之一。
　　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年已 61 岁的何叔衡被留下 以后，在福建长汀被包围的敌军士兵开枪打死。
　　曾任总政副主任的贺昌留下以后，坚持带领部队与敌奋战。在一次战斗 中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时，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 脑袋，高喊“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 29 岁的生 命。
曾以秘密党员身份在“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工作过，后来在二十六路

军任职，与董振堂等人一同举行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因与毛泽东的关系，注 定成为留下来的人。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受审，被带上脚镣游街，于
1935 年 3 月 21 日就义，年仅 40 岁。牺牲前作了一首《带镣长街行》的诗：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古柏留下以后，在一次带着一队二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转移到湘南 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杀害。毛泽东在 1937 年得到消息时，曾写道： “我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以 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
　　
仓促突围


　　转移决策早已作出，准备工作也已进行，但由于博古、李德对他们的阵 地防御作战的恶果缺乏清醒认识，仍然持观望态度，因而未能抓住有利时机， 及时实行转移。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原湘鄂赣军区总 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的孔荷宠，毕业后借下去巡视工作的机会，携带他事先 绘制好的党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标记地图，到兴国老营盘后，只身潜逃，投靠 了国民党。
　　蒋介石获得中共党、政、军机关驻地位置图后，如获至宝。他亲自在南 昌接见了孔荷宠，大加赞赏，并决定派大批飞机，到瑞金轰炸中共中央主要 领导人的驻地。
　　红军总部侦悉蒋介石的上述计划后，抢在敌人轰炸之前，连夜将党、政、 军中央机关紧急撤离原驻地，转移到瑞金以西 15 公里的云石山植坑地区，伪 装隐蔽，保证了党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安全。
这一事件对博古、李德的震动很大，于是加快了转移进程。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立即着手组建苏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中央苏区办
事处、中央军区及各省军区。由项英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
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下红二十四师及 22 个独立团，共约
16000 余指战员（主要是地方武装，约有一半人是伤病员），留在中央苏区 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下令由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红
一、三、五、八、九军团撤出阵地，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整编，待 命出发；紧急拟制了战略转移的编制序列。
这时，国民党军队正从北、东、西三面向瑞金、干部、会昌等中心区域
压来，企图一举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围歼。
　　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正式宣布了第一、第二野战纵 队（代号分别为红星、红章，合称军委纵队，又称中央纵队）的组成及行动 计划。当日下午 5 时，军委纵队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中革军委首长的率领 下，由江西瑞金的梅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 10 日到 16 日，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也相继从瑞金、于都、
会昌等地出发，分别担任左、右前锋与后卫，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转移。 毛泽东是 10 月 18 日晨从于都县城西门渡过于都河的。数以万计的男女
老少给红军送行，一个个难舍难分。乡亲们围着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你 们可千万要回来啊！”说着说着，泪如雨下。姑娘们唱起了送红军的歌：“送 红军到江边，江上穿呀穿梭忙。??红军啊，红军！革命成功早回乡。”毛 泽东的眼睛湿润了。

三、“大搬家”被动挨打——转兵改向

湘江惨败群情激愤


　　赣南山地，山岭绵延。86000 多人的庞大红军队伍，在山石鳞峋的羊肠 小道间艰难行进着。
　　“紧跟上，紧跟上”，前面不时传来低声呼唤。“走快点，走快点”， 后面的人常常埋怨前面的人走得太慢，挡了去路。
　　从 10 月 16 日军委一、二纵队和所有野战军团全部离开中央苏区腹心地 带后，就以“大搬家”、抬“轿子”的方式向五岭山脉转移。红一军团和红 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军团和红八军团为右翼，犹如 4 个轿夫抬着军委纵队这 个大轿子，以五军团殿后，作甬道式的开进。14000 多人的庞大的军委纵队， 机构臃肿，人员庞杂，携带着大批辎重，除了 1000 多副挑子，还有十几个人 抬的制造枪械、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被战士们称为“大棺材”的 野战医院的 x 光机等等。这种行军序列，根本不是行军打仗的安排，把几万 红军的手脚都捆住了，无法开展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只能进行被动挨打的掩 护战。
这支携带着沉重的“坛坛罐罐”的队伍，不要说打仗，连行军都非常迟
笨。起初为了隐蔽红军行军意图，避免敌机侦察轰炸，采取了夜行军和爬大 山的行军方式，队伍更是拥挤不堪，停停走走。有时一夜才翻一个山头，一 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部队前后连绵一百余里。
10 月 21 日，红一军团一师袭占新田，二师袭击金鸡，旗开得胜；随后
追击逃敌，进抵古坡。红三军团则从右翼插到古坡，又追歼逃敌至安西。随 即红一、三军团派出兵力，监视信丰、安远的敌人，掩护后续部队从中间安 全地带通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红军夜以继日，转道西向，赶到 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和广东城口一线山 上。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连，火力相接。但正规军深处内线，守军多为 保安队。红二师六团采取奔袭、奇袭的方式夺取了城口；红三军团则绕道通 过汝城，保障军委纵队于 11 月 4 日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红军又乘胜 西进，未遇大的战斗，即在郴县与宜章之间，胜利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三道 封锁线。
被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弄得疲劳不堪的红
军将士，居然能比较顺利地连续突破敌人 3 道封锁线，这是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领导人，向“南天王”借道通行的结果。
　　早在红军开始长征前的 9 月份，广东军阀、人称“南天王”的陈济棠， 因赞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派使与红军秘密接触，愿双方停止作战行动， 共同反日反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接此信息后，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 委作了讨论，决定按陈济棠的要求，派出了何长工、潘汉年为正、副代表， 立即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了谈判；朱德还给粤军师长黄旭初写了亲笔信。经
过 3 昼夜的谈判，红军与陈军达成了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通商和必 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陈济棠虽与红军达成了协议，但迫于蒋介石“阻截红军突围转移”的命 令，也只好派兵构筑第一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南入广东。同时秘密通知所属 各军：粤军已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进，保证不入广
　　
东境；粤军保证不截击，并在湘粤赣边境划定 40 里通道，让红军通过；粤方 赠送红军步枪、子弹 1200 箱，由巫剑虹的第四师负责运送，到乌泾附近交接。 这样，当红军通过敌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军与粤军基本上保持了不接触 的状态：红军不向粤军射击，粤军不准开枪；红军不向粤军袭击，粤军不准
出击。同时还赠给红军一些军火，礼送西行。 红军进入第二道封锁线时，陈济棠也只派了少量保安部队在汝城、仁化
一线，虚张声势，而将主力撤回新田、大庾、南雄等地布防，以防红军进入 广东。奉命阻击的湘军，受红军打击，心惊胆寒，不敢硬堵；国民党中央军 远在湘赣边，鞭长莫及。因此红军又顺利地通过了敌第二道封锁线。
　　同样，在红军越过敌第三道封锁线时，陈济棠的粤军因粤汉铁路尚未全 线通车，仍是表面阻止，实际上继续让道，使红军终于未费过多精力便通过 了第三道封锁线。
　　这些充分说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周恩来、朱德的精心安排，红 军与粤军达成的协议，在红军战略转移初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便于 10 月 27 日，以南昌行营名义颁 布了赏格：“生擒朱德毛泽东者，赏洋 10 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 5 万元。 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献者，各赏洋 1 万元。”不久，他又将“朱毛”的赏 格提高到 25 万元，成为美国记者斯诺所称的当时世界上的“最高赏格”。毛 泽东对此笑谈道：“哈哈，现在我在银行存款好几十万啦。”表示了对蒋介 石的蔑视。
蒋介石见红军连续突破 3 道封锁线后，十分震惊。这时他才如梦初醒，
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是循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的故道，去湘西与 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他设想了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阻击红军 于湘江以东、围歼红军于湘江以西的三步计划，决心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 势兵力，以多胜少，歼灭红军。
为实现他的三步计划，蒋介石亲临衡阳召开军事会议。以中央军、湘军、
桂军共 7 个军的兵力，迅速布署最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他煞费心机，提出 了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还特别给各路军阀增拨军费，以鼓励他们为其 卖命。同时，他又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调集重兵摆 在湘西地区，构筑了由 211 个碉堡组成的四道堡垒防线，形同口袋，专等红 军来钻。
当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不过粤汉铁路，北
上击敌”的建议，被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拒绝。面对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严 峻形势，彭德怀提出了“北出湘潭，威胁长沙”的建议；毛泽东提出了“不 过潇水，北攻祁阳，然后东向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议。这些正确建议， 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仍然拒不采纳，顽固地坚持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 合的计划，硬往蒋介石设下的陷阱里钻。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红军兵分两路抢渡湘江。红军先 头部队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 重过多，绵延数十里，未能及时赶到渡口。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赶到湘 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红军后续部队为尽快赶到湘江 边，只得丢弃一切辎重。
　　红五军团当时的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将士们与其他兵团一起，与装备飞 机、大炮的敌军浴血奋战，拚死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渡江，打得尤其惨烈。
　　
红军第三十四师被敌人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刘伯承最后渡过 湘江时，见到大片倒在血泊中的烈士，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他的心被深 深地震撼了。当他来到湘江西岸见到谭政时，立即问道：“两个师带过来多 少人？”谭政说：“400 多号人。”极为震惊的刘伯承抱着谭政，声调哽咽 地说：“我们不要哭！嗯，我们不要哭！??”可他自己的眼泪，已经流了 出来。
　　呜咽流淌的湘江，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湘江的水，被烈士的血 染红了。红一军团减员不少，一师三团出发时是 2800 人，过湘江后只剩 1400 多人了。红三军团的 1 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红八军团被敌人切 断和打散，损失惨重，仅剩 1000 多人。红九军团损失过半，许多师团营连干 部牺牲。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损失最大，三十四师近乎全军覆没，剩下的不 到四分之一。红军长征出发时有 86859 人，渡过湘江后只剩下 30000 多人了。 面对着流血的湘江，许多战士哭了。博古的精神几乎崩溃，李德气得暴 跳如雷，毛泽东紧皱眉头一声不吭，周恩来、朱德等痛心疾首陷入沉思??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和广大指战员，更多的则在思考、对比：为什么前四次 反“围剿”都能取胜？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屡屡失败？红军为什么被迫
大转移？为什么会遭到血染湘江的惨败？?? 悲痛、愤怒、不满，牢骚、怪话、指责，无数的问号，变成了惊叹号，
像一把把匕首，直指左倾盲动主义领导人的脊梁。

通道会议针锋相对


　　冲过湘江以后，损兵折将的中央红军进入了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 土名叫老山界，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老山界山势连绵，层峦叠嶂，悬崖峭壁，林深叶密。这是中央红军突围 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红军白天黑夜行军，向西北挺进。
　　红军指战员们一路行军，一路议论，一路牢骚，大家普遍感到疑惑和不 满。连一向开朗、处事谨慎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人，这时也评头论 足，谈论着经验教训。
　　在所有这些牢骚和议论中，谈得最深刻、影响最大、不久将起决定作用 的，是“中央队三人集团”的讨论“失败”。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 甫）、王稼祥，长征中同编在中央队里，由于他们在行军、宿营时，常在一 起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具有基本相同 的观点，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截然不同，因而被人们称为“中央队 三人集团”。王稼祥原来也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阵营中的成员，经过与毛泽 东较长时间的接触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育，最先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洛甫原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重要成员，在事实面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从 左倾营垒倒戈，也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三人在湘江惨败以后，不仅讨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而且讨论
今后红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特别注意通过报纸等收集敌人情报、分析敌人 兵力调动和部署的状况，并不断将敌我态势，分析给洛甫和王稼祥听，提出 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处置意见，以争取他俩的支持。同时，毛泽东和洛甫、王 稼祥，还通过各种机会，说服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以求得到大多 数同志的共识和支持。
这时的博古，因湘江惨败而一筹莫展；军事顾问李德也慨叹“兵败言微”。
权倾一切的“三人团”，实际权力已逐步转移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一向是 个谦逊宽容、从善如流、乐于倾听不同意见的人。过老山界时，他就听到毛 泽东及其他军事指挥员对“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有意见。在向通道县城进军 的路上，他更加重视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尖锐而带战略性的意见：反对中央红 军去会合红二、六军团，要转向贵州进军。周恩来认为：同红二、六军团会 合是原定计划，要改变不是小事，必须经过中革军委正式开会研究决定。于 是，他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县后，开会解决。
湘西南的通道县，是一个侗族集居的不太有名的小县。取名通道县，也
确实具有“通道”之义：向北可进入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广西， 位处湘黔桂交界，贯通三省。
　　1934 年 12 月 11 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后，中革军委便在这里召开了正 式会议，讨论野战军的出路问题。
　　会议是在恭城书院里召开的。周恩来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请大家来议 论野战军的去向，把平时的意见端到桌面上来。”
　　打着摆子参加会议的李德，见无人打头炮，便首先开了腔：“根据原定 作战方案，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转向北方， 与二军团联系，在湘黔川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大家看怎么样？” 没有人接茬，更没有人响应。年轻的博古憋不住，还没等讨论开始便以 作结论的语气说：“华夫（即李德）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原定计
　　
划，用不着改变吧？我们与贺、萧部队会合后，放下行李再跟国民党军队作 战嘛。”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见博古要收场，赶紧说：“博古同志，不要急嘛，听 听大家的意见再作计议。”
　　毛泽东一向是不愿打头炮的。这时，洛甫、王稼祥和军事指挥员们，都 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他。毛泽东这才扬了扬手上的烟，望了李德一眼， 开始发难：“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当前的敌情是否 掌握？”
　　李德听了翻译过来的毛泽东的话，不置一词。于是毛泽东接下去说：“还 是让我给大家报告吧！”知己知彼的毛泽东，把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湖南军 阀在湘西修筑的四道碉堡防御线，红军过湘江以来敌军的调动情况，以及各 路敌军中兵力强弱情况等，一五一十地慢慢道来，将蒋介石调动五六倍于红 军的兵力，在湘西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以便一口吃掉湘江之 战残余红军的企图，清清楚楚地摆在参加军委会的每个人面前。
　　毛泽东分析完上述一切情况后，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 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 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 是傻瓜！”
李德打着摆子，本已很难受。毛泽东分析的敌情，更令他不寒而慄了。
毛泽东最后再奚落他要当傻瓜，他坐不住了，中途便愤然离席。 会议继续召开，洛甫、王稼祥也都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分析。朱德、
刘伯承、彭德怀等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势孤力单的博古，这时又少了李德在场支持，低着头小声说：“不按原 方案走，红军往哪里去呢？”
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黔敌力量弱，我军可趁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
为主动。”洛甫、王稼祥异口同声地说：“赞成，进军贵州！” 周恩来觉得火候已到，站起来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我觉得只有
西入贵州，野战军才能摆脱困境。”他一锤定音。
　　博古只得表态：“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先进贵州，再北上与二、六军 团会合吧。从贵州可以一直往北，抵抗会小些。”他的话留了一条尾巴：虽 同意进军贵州，但并未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会后，周恩来立即将军委会决议付诸行动：12 月 12 日 19 时半，中革军
委发出了《关于我军 13 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报。这是体现通道 会议转兵精神的第一份电报。
　　第 2 天，周恩来亲自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 了通道会议精神，布置了 3 日之内夺取贵州省黎平县的作战任务。
随后，中央红军便转向贵州进军。

黎平首次战略转变


　　12 月 14 日，红一军团突破黔敌防线，一举攻克黎平。16 日，党中央和 中革军委进抵该城。因中央红军西入贵州，使湘西的敌人重兵无用武之地， 蒋介石调整部署需要时间，中央红军就有了歇口气的机会，决定在黎平休整
4 天。
　　通道会议后，李德曾指责周恩来在没有召开政治局全会的情况下，改变 了行军方向，这是“非法的”。现在在黎平休整的 4 天，周恩来认为正可以 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解决通道会议发生的争论。正如陈云所说的：“到了 算一算账的时候了。”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黎平县一座高耸的德国式教堂 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朱德、陈 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总政代主任李富春，各军团指挥员也 列席了会议。军事顾问李德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
　　周恩来先让各军团指挥员，报告了各自部队的情况。然后便直接把目光 转向毛泽东：“泽东同志，请你发表意见。”
　　这时，毛泽东丢掉了一切客套，直截了当地明确主张：红军继续向贵州 西北部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随后，他摆事实，讲道理， 说明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循循善诱，使与会的不少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许 多人放弃了继续北上的念头。绝大多数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只有 博古等极少数人反对这一战略转变的主张。
会议很快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这次会议的决定，成了中共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而载入史册的第一个 正式决定。正如聂荣臻后来所说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 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了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 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会议还作出了另外 3 项重要决定（没有写入正式决定）：一是在适当时
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从湖南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各 种争论；二是以邓小平接替患肺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职务；三是将 被李德贬为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官复原职”，担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 当黎平会议 12 月 18 日还在召开的时候，中革军委即电告各部队：中 央有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望令电台注意接受”。会议一结束，中央书记处 即电告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兹特电告中央政治局本 18 日关于战略方针 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队中关于本决定之解 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12 月 19 日 18 时，中革军委发出《军委为执行 黎平会议作出的行动部署》。 21 日，总政代主任李富春签署了《湘江政
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 按照中革军委的行动部署，中央红军随即兵分两路，红一、九军团为右
纵队，军委纵队及红三、五军团为左纵队（黎平会议决定撤销八军团建制， 部队编入五军团；将军委一、二纵队正式合编为军委纵队），浩浩荡荡向乌 江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