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兵改向不可逆转


　　黎平会议决定通过后当天夜里，周恩来便把决议送给李德过目，顺便探 望他的病情。谁知李德看过译文后大发脾气，与周恩来大吵起来，提出许多 责问，仍然反对决定。涵养极好的周恩来忍无可忍，顶撞了李德，并拍了桌 子。
　　博古虽然在会上仍然不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但政治局会议一 经作出决定，他还是带头贯彻的。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的那些“训令”， 他都很快签发了；他还亲自约刘伯承谈话（刘伯承未参加黎平会议），告诉 他要改变方向走。不过，博古这些还算积极的行动，只是执行决定而已，他 的思想未通。
　　12 月下旬，中央红军经台拱（今台江）以西地区，向贵州腹地挺进，连 续攻克黔东南之锦平、施秉、黄平、镇远、余庆等县，进到乌江南岸地区。 一天，博古骑马行进在阳光普照的贵州大地上，面对西南地区不算寒冷 的冬季风光，忽然升起无限感慨来。他叹息道：“自江西突围以来，一路上 疲于奔命，争争吵吵，心情都不好，何不在乌江南岸驻扎下来，休整疲惫之
师。”
　　李德本来心情不好，一听博古此话，正中下怀，便引申道：“博古同志 的意见很有见地，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与二、 六军团会合。”
与他俩同时缓行的周恩来，听到他们的议论，立即警觉起来，随即说道：
“那怎么行呢？黎平政治局会议已作决定，进军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 新根据地。”
“决议可以改嘛，”对黎平决议耿耿于怀的李德接话说，“黎平会议不
是改变了中央原定进军湘西的决定吗？” “改变也得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马上表示：“不能几个人说
改就改。”
　　这时，博古摆出总负责的架式说：“我们‘三人团’还是最高决策机构 嘛，我还是总负责嘛，我们三人可以改变政治局的决议。”
周恩来感到这是原则问题，是政治局集体领导还是少数人说了算的问
题。他毫不让步他说：“此事要慎重，还是政治局集体讨论议定为妥。前面 就到猴场了，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吧。”
博古无可奈何，只得点头同意。
　　12 月底，中央红军来到瓮安县的猴场。分得了土豪浮财、免除了年关逼 债之苦的穷人们，与红军指战员们一起，欢欢喜喜地度过 1935 年的阳历年。 有的买了新衣裳，有的杀了猪羊，有的举行晚会，有的还放起了鞭炮??
　　就在新年这一天（1935 年 1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今草塘） 召开了会议。博古正式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不过乌江，二是回头与红二、六 军团会合。毛泽东义正辞严，坚决反对。他再次重申黎平会议上的正确主张， 多数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顽固意见。会议通 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红军 的战略方向——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猴场会议决议中，有一条最重要的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 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根本上加强了
　　
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把“三人团”的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收回到了政 治局，从组织上开始恢复领导军队的正常秩序。
　　这样，由通道会议开始的、黎平会议作出的、中央红军转兵改向的决定， 终于不可逆转，成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集体意志。
　　会上中革军委同时确定了在转移过程中，必须坚持充实战斗连的原则， 缩小军委纵队的编制数额，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各军团则紧张而有秩序地 进行着强渡乌江的各项准备工作。
　　1 月 2 日至 6 日，中央红军兵分 3 路：中央纵队和五军团为一路从江界 河，一、九军团为一路从回龙场，三军团为另一路从茶山关，分别强渡乌江， 胜利突破了乌江天险。三路大军齐头并进，向遵义逼进。
　　
四、生死攸关转折点——遵义会议

红军智取遵义城


　　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路滑得像泼了一层油。一支匆匆急行的队伍中不 时响起“卜通”、“卜通”的摔跤声。摔跤后，行军者就完全成了一个泥人。 有的草鞋被烂泥粘住了，怎么也拽不起来。为了不掉队，许多人干脆赤着脚， 继续前进。
　　这支队伍有 100 多人，清一色的国民党军服和枪械。由于泥水沾满手、 脸和全身，很难分清是哪一部分军队。其实，这支部队主要是由红军六团三 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以及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组成的，共 同装扮着敌军模样，冒雨向遵义进发。
　　红军突破乌江后，采取突然动作，严密包围了距遵义 30 里的敌人一个外 围据点。经片刻战斗，便歼灭和俘虏了一个营的敌人，没有一个漏网。在俘 虏中，有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经教育后，向红军 交代了遵义守敌的情况，并愿意给红军带路，进攻遵义。总参谋长刘伯承便 使出计谋，用装扮的这支队伍去智取遵义。
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大雨渐渐地停了。透过夜幕看见半空中有一点灯光，
“到了，前面就是遵义城上岗楼的灯光，”俘虏兵悄悄告诉领队的营长曾宝 堂。于是，队伍便零乱地散开，装成败退下来的样子，慌慌张张向城根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喊声，同时听到“哗啦”一声枪 栓的声响。“自己人！”俘虏兵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哪一部分？”城楼
上又问。
　　“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军’包围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 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来。”俘虏连长按照红军事先教给他的 话，悲悲切切地诉说道，“现在‘共匪’还在追我们，请赶快开开门，救救 我们！”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敌人还想考问一下。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
上了。城楼上没有声息，似乎在研究情况。 为了不让敌人过多地考虑，红军战士们又组织了一次“攻势”。大家乱
嘈嘈地叫喊：“快开开门啊！”有的装着哀求：“麻烦麻烦哪，求求你们啦！”
有的像很着急似地呼叫：“‘共匪’马上就追来啦，你们快点呀！??” “吵吵什么！”大概是个当官的，向城下责骂了一句，大家一下都不吭
声了。这时从城楼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在城下人们身上晃来晃去，是想证 实一下是不是“自己人”。当他们看到城下的人穿的都是自己人的服装，戴 的是大盖帽时，才高声说：“你们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不一会，城门栓“哗啦”一声卸下了，随着“吱、吱”两声响，又高又 厚的城门敞开了。红军战士蜂拥而入，两个开门的敌军士兵惊慌地问拥入的 人群：“怎么‘共匪’来得这么快呀！”
　　“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啦！”侦察排的几个战士立即把枪口顶上 了那两个开门人的太阳穴，厉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啊！”两个敌兵吓瘫在地。
　　跟随先头分队的红军大队人马，也都很快拥进城。侦察排收拾了城楼上 的敌人，割断了电话线。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霎时，遵义城
　　
内军号嘹亮，枪声四起，冲杀的呼喊声，惊心的哭叫声响成一片。许多敌人 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少数动作快的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窜了。
　　1 月 7 日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遵义城便宣告解放。遵义是黔北首府， 贵州第二大名城，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种土特产的集散 地。街上鳞次栉比的店铺和楼房，显示出市面的繁荣和物产的丰富。这是红 军长征以来夺取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1 月 9 日下午，红军领导人和大部队进城。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博古、洛甫、王稼祥等，走上万里路南端的丰乐桥（现改名为迎红桥）时， 拥挤在桥头的遵义工人、农民、学生、居民和工商业者，敲锣打鼓，燃放鞭 炮，高喊着“欢迎红军”、“欢迎朱毛总司令”的口号，呈现出一派欢腾景 象。
　　随后，红军广泛开展了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废除 苛捐杂税，组织工会、农会，还成立了工农兵临时政府——遵义县革命委员 会，推选了 25 名委员。
　　1 月 12 日，在遵义市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遵义有史以来最大 的群众集会——万人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巨幅 横标。会场内外，万头攒动，旗帜如林。毛泽东、朱德和总政代主任李富春， 先后发表了演说。他们用简洁、通俗的语言，阐明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 的政治主张，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欺骗宣传。这次大会，争取了“民心”， 激发了遵义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热情。
　　
扩大会议争论激


　　遵义市老城子尹路（现红旗路）80 号，是黔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 的私邸。高墙重门内一幢青砖砌成的两层楼房，是 30 年代遵义城首屈一指的 建筑。
　　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壁建筑，堂房保留了中国古代建筑“砌上明造” 的结构风格。红军进驻遵义后，军委总司令部就驻于此楼内。这里也就成了 遵义会议的会址。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这座主楼二楼的客厅内，举行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秦邦宪）、 洛甫（张闻天）；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 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 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博古主持。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作出的以黔北为中 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转移中军事指挥 上的经验教训。
按照事先的安排，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
他虽然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只是一笔带过，而着重强调的却是 客观原因。他说，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主要是帝国 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农群众反 帝反国民党斗争的领导不够有力，瓦解白军的工作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 合不够紧密等等。在他看来，在客观上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能粉 碎的，主观上也没法粉碎。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叠毛边纸，不时地记着什么，
一会便记了好几页。显然，他对博古的报告很不满意。其他与会者，脸上也 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由于周恩
来当时的地位和职权，他的报告和他的态度将对会议具有决定性影响，因而 与会者都十分认真听讲。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他与博古不同的是，重点指出 了主观上的错误，对博古、李德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更可贵的是，他对军 事指挥上的错误，勇敢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最后，他平和、坦然他说： “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听了周恩来四五十分钟的报告，与会者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情绪为之一 振。而李德听后却很不舒服。他已经感觉到，周的报告把错误原因放在主观 上，并且明显地与博古和他划清了界限。无疑，他和博古将成为与会者主要 的攻击对象，因而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排解不满。博古和凯丰听后也眉头紧 皱，很不是滋味。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家发言，讨论这两个报告。洛甫先站了起 来，从衣袋里拿出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先讨论过的发言提纲，严肃他说：“针 对刚才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接着，他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分析单纯防御路线与“短促突击” 理论使红军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造成了作战的不利，讲到突围中惊慌失
　　
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讲到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讲到博古应负的 主要责任等。洛甫摆事实讲道理，像剥笋一样层层阐述博古报告的错误，并 且上纲上线，认为博古的报告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报告。洛甫的发言足足一个 多小时，火药味很浓，把平时指战员们积压多日的对博古、李德的不满，一 下子统统端了出来，引起了与会者的震惊，同时又感到非常解渴。因此，大 家认为，洛甫的报告，是一份很好的针对博古的反报告，无疑是一颗打击左 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重磅炮弹。
　　三个报告作完之后，夜已经很深了。第二天白天，军委领导们还要处理 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便暂时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考和酝酿，第二 天夜里再继续开会。
　　第二天晚饭后不久，会议便开始了。过去开会不像现在正规和隆重，既 不排名次，也不固定座位，各人随便找把椅子便坐下来，基本围绕会场中心 的一张长条桌，距离有远有近。只有李德，由于心情不佳，坐在门口靠近走 廊的地方。这样，伍修权也只好坐在他边上，以便翻译。
　　会议刚开始，毛泽东便一改以往“后发制人”的常态，头一个站起来发 言。他首先说明，当前解决军事问题最为重要，因而他只谈军事。他接着洛 甫昨天发言的后劲，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列举了它的 表现，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 把这些形象地比喻为“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指出博古在报告中强调 客观原因是错误的，尖锐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只知道纸上谈 兵。
毛泽东特别强调，左倾领导者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
敌人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失去了集中 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三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 利用十九路军事变粉碎“围剿”的大好时机；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惊慌失 措，这么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认真讨论，又未在全军进行政治动员，变 成了仓促的逃跑，搞“大搬家”??
毛泽东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手上拿的只有几页纸的提纲，但
讲出来的却非常详细。他的发言既言辞尖刻，又有事实根据，既不留情面， 又颇具幽默，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发言时，博古注意力高度集中，还认真地做了笔记。李德却没有
这样沉稳，曾两次站起来企图辩解，并指责毛泽东是报复，被毛泽东冷嘲热 讽地顶了回去。
　　大多数与会者是赞赏和拥护毛泽东发言的。会场气氛也活跃起来，有的 人的谈话心平气和，有的发言火花四迸，随着声调的提高，出现了争执和辩 驳。有时警卫员进来倒开水，甚至看到个别领导人面红耳赤的场面。
　　头一个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说：“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 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 领导军事了，应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这 是他在会前，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把李德“轰”下台。
　　洛甫又再次表态：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顺理成章。因而建议让毛泽东 出来领导。
　　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央“三人 团”成员的周恩来，这时正如李德所说“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他的表态
　　
字字千钧：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由于党中央 在指挥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这是事实。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 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 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 的指挥员取而代之。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 领导岗位上来。他最后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 才能成功。”与会者对周恩来的发言，反应十分强烈，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 落的真正的革命家，具 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对他的错误反而感到能够原谅了。 随后，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李卓然、林彪等军事 指挥员，都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希望迅速改变军事领导。陈云、刘少奇在发 言中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
线。
　　会议上只有 3 个人持反对态度。一个是博古本人，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 自己的错误；一个是李德，一点也不作自我批评，认为错误是中国人自己的； 另一个就是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坚决不同意对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 的批判，也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但不管怎样，与会者的态度都非常明朗了。正确与错误，绝大多数与少 数，要作出评判，已经径渭分明了。
第三天晚上，会议进入后期，转入审查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造
苏区根据地的决议，讨论以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以及对这次会议做出相应的 决议。
中共中央对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的认识和确定是有个演变过程的，是随
着形势和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长征开始时，中央决定到湘西，与红二、 六军团会合，再打回中央根据地。湘江惨败后，通道开始转兵，实际上并未 改向，黎平会议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猴场会议提出首先以遵 义为中心，然后向川南发展，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
现在遵义会议重新审查红军行动方向。聂荣臻和刘伯承认为，贵州人烟
稀少，少数民族多，在贵州建立根据地相当困难。而四川是西南首富，交通 方便，物产丰富，军阀林立，长期排外，蒋介石向四川调兵不利，又有红四 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有利于建立新的根据地。聂、刘两人建 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聂、刘两人的建议，朱德首先支持。大家对此进行了讨论，比较了优劣
得失，与会者大多数赞同这一建议。于是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到川西或川西 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作出决定换领导


　　遵义会议开了 3 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初步分清了第五次反“围剿”到 遵义会议前军事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否定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明确了红军今 后的行动方向。
　　会议最后阶段，作出了下列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指定洛甫会 后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并由常委分头向各单位 的广大指战员传达会议精神；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 “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 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 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上述决定，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果。它解决了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撤 销了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也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盲动主 义在中央的统治。因而，历史学家们把遵义会议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 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军部队进行了休整、训练，开展群众工作。会议 一结束，军委即部署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进入四川，北渡长江。
1 月 19 日，中央红军兵分 3 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赤水方向前进。
随后，在黔、川、滇 3 省交界地区，进行了几场战斗。2 月 5 日前后，军委 纵队到达 3 省交界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地方（现为云南威信县水田寨 乡）宿营。
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高坎村开会明确分工。鉴于博古的精神状态，
洛甫提出更换总负责。周恩来提出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推辞不干，推举由 洛甫接替博古的职务，取得共识。
博古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
的错误，但他却具有共产党人应有的组织纪律性，愿意遵守会议的决议，愿 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的决议忠诚地进行合作。因而在高坎村的常委会上，他心 甘情愿地把党中央总负责的职务交给了洛甫。
其实，党中央的总负责既没有什么大印，也没有什么委任状。长征时，
象征最高权力的是一副党中央的挑子，里面装着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及有关物 品。进高坎村宿营时，这副挑子是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的。党中央常委会分 工后的第二天早上出村时，这副挑子就由洛甫的勤务员挑着了。就是这样， 挑子换了主人，也就平静地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转换。
　　3 月 11 日左右，中央红军来到苟坝地区。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为要不 要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发生了争执。多数人说要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结 果出现了不愉快的场面。后来毛泽东找周恩来重新研究，召开军委会说服大 多数人放弃了打打鼓新场的想法，问题才算圆满解决。从这件事，毛泽东、 洛甫认为军事领导要改变方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黎平会议决定的要中央 开会来决定作战时间和地点会贻误战机的。因而，毛泽东、洛甫建议成立军 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于是，党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 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决策和军事指挥。毛泽东又开始成为红军的统 帅。
　　正如洛甫（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的：“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 行动就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
　　
动，??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五、声东击西出奇兵——“得意之笔”

土城战斗马失前蹄


　　毛泽东恢复了红军领导权后，指挥的第一仗是土城战斗。这是作为战略 家的毛泽东，一生中指挥的仅有的没有打胜或得失持平的一仗。也可以说， 这是没有载入史册的一个败仗。
　　早在红军于遵义休整和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时，狡猾的蒋介石已经预 料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他判断红军有 3 种行动可能：一是向东回师湖南与 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向北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 他认为第三种可能不大，这是太平天国石达开灭亡的绝路，朱、毛不会走。 因此他围绕第一、二种可能，在红军东向和北进方向上投下了重兵。遵义会 议结束后，蒋介石部署也已完成。
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在中央红军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约
有 150 个团，40 万人。而中央红军只有 16 个团，3 万多人，兵力之比超过了
10∶1。敌我形势的严峻不亚于湘江之战前夕。
　　当红军主力于 1935 年 1 月 25 日到达川黔边的习水时，四川军阀刘湘的 郭勋祺模范师已进至离红军只有一天路程的温水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刘伯承等由习水向土城进军途中，察看沿途地形，准备利用该地道路两侧的 山谷地带，集中优势兵力合歼单独冒进之敌。
27 日，军委到达土城。情报侦悉尾追红军之敌仅郭勋祺部一个旅。毛泽
东当即建议，红一军团继续北进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占领土城 以东 2 至 4 公里处两侧的有利地形，伏击歼灭川军郭勋祺旅。军委同意了毛 泽东的建议，并发出了作战命令。
1 月 28 日清晨 5 时，上城战斗打响了。当红三、五军团在土城以东的青
杠坡阻击郭勋祺旅时，敌人已占领了青杠坡东西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 攻的不利位置，与敌激战于石高嘴、尖山子、老鸦山、猴之垭等高地。连续 奋战三四个小时，没有进展，双方损失很大。红军反复冲杀和肉搏，始终未 能突破敌人火力网封锁的一个葫芦形隘口。敌军蜂拥而至，企图“一网打尽” 红军。
毛泽东、周恩来在青杠坡村外的小山顶上建立了指挥所，几乎可以 360
度地环视战场。当时他们看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发现红军固然打得很勇敢， 但敌人打得也不错。红五军团阵地一度被敌军突破，敌人步步向土城逼进。 前面是强敌猛攻，后面是赤水河阻挡，红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局势，险情 莫测。
　　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当机立断，马上命令红一军团立即返回增援。又 调军委预备队的干部团上阵抵挡。
　　朱德总司令按捺不住，要求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和 前线的危险性，连抽了几支烟，迟迟不答应。朱德急了、摘下帽子走到毛泽 东面前：“我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一个人的安全。真正危险的是土城仗 打败了，我们都不安全啰！”话说到这份上，毛泽东也深感战情太危急，只 好点头。
　　送行的场面很壮烈。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等领导人和 军委纵队部分指战员 200 多人，列队土城镇以壮行色。朱德一见此等场面和
　　
气氛，激动他说：“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毛 泽东也动了真情：“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 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 朱总司令向毛泽东等人敬了个军礼，向送行的人挥手致意后，迈着稳健步伐， 义无反顾奔向火线。
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担心地望着他的背影?? 朱总司令赶到前线亲自指挥，命令精锐的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干部团如
下山猛虎，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朱德高兴他说：“好样的，多谢啰！ 这里没事啦，继续往前打！”下午 2 点过后，红一军团二师急行军返回增援， 立即投入反击，与干部团协同作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干部团团长：“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红军从俘虏口供里得悉，敌人有好几个部队的番号，形势更趋严重。毛 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场危险的战斗。毛泽东当即召集了由政治局和军委 主要成员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是迄今所知的在红军战斗中召开的唯一一次政 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土城不能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二是 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三是若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 大。”他果断地建议：“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恋战，作战部队与 军委纵队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改“北 渡”为“西进”的意见，并同意他提出的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 挥；周恩来负责于 29 日拂晓前架好浮桥；陈云主要负责处理伤员和军委纵队
的笨重物资。”大家立即分头行动。
　　朱总司令于 29 日 3 时发出命令，各军团于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西渡赤 水河，向四川南部古蔺西进。29 日，各路红军纵队紧张有序地渡过了赤水河， 炸掉了浮桥，甩开了尾追之敌。
这就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第一次马失前蹄。正如聂荣臻所说：“这一
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
“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
亡都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 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 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土城战斗失败的原因何在呢？国内外人士众说纷坛。毛泽东本人也作了
总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 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
为 4 个团，实际上是 6 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 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 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他总结的后两条主观原因，包含了他的自我批 评。
　　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 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如了，更能打 运动战、游击战了。”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是他的 高明之处。发现问题后，敌变我变，适时改变作战计划，从不利的战局中摆 脱出来，化被动为主动，为以后的三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条件。
　　
赤水河边神出鬼没


　　土城战斗受挫，红军未能消灭川军的郭勋祺师，敌人又大军奔集，军委 乃放弃从宜宾与泸州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一渡赤水河。当中央红军分两路进 入川南古蔺、叙永县境时，险些又钻进敌人的“口袋”。川军刘湘的 36 个团， 已在川南修筑了碉堡和工事，准备对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歼灭红 军于长江以南。军委毅然决定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设防薄弱的云南扎西前 进，机动作战。
　　这时，蒋介石已获悉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他便 迅速调整部署，分别任命第一、二、三路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专门对付 红二、六军团、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第二路军总 司令、云南军阀龙云和前敌总指挥薛岳，立即调集 11 个师零 4 个旅的兵力， 集结在滇、黔边境，会同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包围刚刚在扎西立足的中 央红军。敌军主力大部分被中央红军吸引到川、黔、滇边地区，黔北兵力又 显得空虚起来，毛泽东据此又构思起新的战略设想。
　　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停留往返达 11 天之久。军委在扎西的“江西会馆” 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的主要 教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他指 出：“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 转移到另一方向去。”他根据川、滇、黔边敌军集结情况，提出了“回师东 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战略方针。
2 月 11 日，中央红军由扎西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 18 日
至 21 日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把敌人纠集起来的重兵甩在川南扎西一带，使 敌人“分进合击”红军于川南的美梦落了空。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
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军委发布 的体现毛泽东战略战术的这些命令，成为中央红军在后来 6 周里的行动口 号。红军有时向东，有时向西，令蒋介石的指挥官们困惑不解，而红军行踪 的情报往往过了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敌军高级将领哀叹：红军“忽进忽 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
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急行军，于 2 月 26 日下午 3 时左右，比敌人早 5 分钟
占领了娄山主峰。经短时战斗，就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守卫娄山关的 1 个 团的敌人，于夜幕降临前控制了关口。这时，在娄山关与遵义之间还有王家 烈的 8 个团，中央军吴奇伟的两个师也正向这里靠近。
　　第二天，红三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娄山关压下来，会同红一军团迅速 向遵义挺进，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打得王家烈的黔军 8 个团土崩瓦解。王家 烈的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每人除了一支钢枪，还有一支大烟枪。在红 军的攻击下，这些“双枪兵”胆战心惊，狼狈溃逃，红军遂于 28 日重占遵义。 在以后的几天里，红军主力又从遵义追击增援的吴奇伟纵队，歼灭敌军两个 师。吴奇伟本人只带着不到两个团的残兵败将，逃过了乌江。
遵义之战，红军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 8 个团，毙伤敌人 3000 人，俘
虏 3000 人，缴获步枪 2000 支和子弹 10 万发，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 次胜利，蒋介石则称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回师遵义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迫使敌人再不敢像以前那样轻举妄

动。蒋介石一方面要“雪遵义失败之耻”，一方面又要将领们谨慎出战。他 又想起了第五次“围剿”在江西尝到的甜头，祭起了堡垒政策。他命令各军 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最好每里一碉”。他要用堡垒主义和重点 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以便其一举荡平。 毛泽东对蒋介石洞若观火，决定将计就计。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遵义 以北地区阻滞并吸引川敌，以红一、三军园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找战机， 打击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但是，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和常胜统帅。 当红一、三军团于 3 月 15 日进攻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两个师，战局正处 于胶着状态时，在敌人飞机助威下，敌十三师 6 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一 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头脑冷静的毛泽东，立即决定于晚上 8 时退出战斗。 红军当晚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域，经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地区，甩
开了敌人。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川、滇、黔军阀和薛岳部，在长江
沿岸设置防线。他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他认为红军现在进 退失据，“已是强弩之末，寻求渡江地点未定??看来红军已是到了走投无 路的困境，现在要迫使红军与我们决战。”他督促薛岳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 圈，企图在赤水河西歼灭红军。
正当蒋介石的如意盘算经过紧张部署接近完成之时，谁料毛泽东出其不
意，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 21 日夜由二郎 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红军四渡赤水回师东进，让蒋介 石刚刚集结起来的重兵又扑了一个空。气得他干瞪眼，大骂“娘希匹”。
3 月 22 日，中央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次进入黔北。红军秘密地与敌军
相对而行。红军进入遵义、仁怀中间地区时，敌人的辎重还在源源不断地北 运。红军战士讽刺、嘲笑敌人：“你们去好好封锁吧，再见了！”
看到蒋介石被牵着鼻子走，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并不满足于“四渡赤
水”的“得意之笔”，一个大胆的新的战略设想，又在他的脑中逐渐形成了??

全沙江畔跳出重围


　　红军出人意料的行动，使坐镇贵阳的蒋介石顿时手忙脚乱。他大骂薛岳 无能，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几乎成了一个战场指挥官，薛岳则成了一个侍 从参谋。不但如此，他有时还面红耳赤地对部下骂个不停，使陈诚、晏道刚 等高参六神无主。
　　3 月 31 日，毛泽东来到红二师。这时，除留下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牵制 敌人外，主力红军已经渡过乌江，向贵阳前进。部队正在中途休息，毛泽东 在路旁一棵大树下，向师首长介绍他的部署。他手持红蓝铅笔，在 10 万分之 一的云贵川地图上，画了一道从贵州省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 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条长长的大迂回的红杠杠，用以标明红军的 战略意图和进军方向。毛泽东还对他们说明了这条红线的内容和意义，使在 场的师领导思想豁然开朗，顿时活跃起来，都说：“毛主席的决策真英明！” 毛泽东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其他师以上指挥员阐明了中央的意图，然后由他 们向广大红军指战员传达贯彻，以保证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
　　4 月 1 日，红军以一部佯攻战略要道息烽，以另一支小部队向东佯攻瓮 安、黄平，装成要东进湖南的姿态，而主力则直趋贵阳，并在沿途到处张贴 “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大标语。这下又把蒋介石整苦了。因为当时蒋 介石的军队都在川滇黔边地区，来不及回援。贵阳兵力空虚，外围只有九十 九师 4 个团的兵力，城防兵力包括宪兵不足两个团。蒋介石一面紧急召集高 级将领会议，一面急调李云杰、吴奇伟、周浑元、陈金诚等部队赶来贵阳“保 驾”。
为了实现调动滇军、红军乘虚入滇的目的，毛泽东继续加温。他命令红
军接近贵阳，4 月 5 日进到距贵阳只有 30 里的水田坝、天星寨一带。毛泽东 的这一军把老蒋“将”慌了。蒋介石立即召来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问话：“水 田坝距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在东北，距贵阳大约 30 里。”王 天锡还未答完，陈诚又来报告：“敌人已过乌当，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便衣 队。”这一下，便把蒋介石的神经炸麻了，因为坐飞机逃跑的路堵死了。红 军真的已经钻到他的鼻子底下了。他立即手令滇军的孙渡纵队兼程猛进，急 趋贵阳。其实，他早在 3 月 31 日就预感情况不妙，连发了两份“限即刻到” 的万万火急电报调动滇军孙渡部队“救驾”了。当孙渡部急行军 3 天走了 400 里路，终于按照蒋电赶到贵阳，并确保机场时，蒋介石悬在心口上的石头才 算落了地。
　　蒋介石惊魂甫定，一边犒赏孙渡，一边去电云南军阀龙云，嘉奖孙部忠 勇善战乃龙云训练之功。滇军调到了贵阳，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谋：“只要能 调出滇军，就是胜利。”中央红军除以一支小部队佯作进攻贵阳的模样外， 主力则从贵阳附近突然转向西南，以一天 120 里的行军速度，西向云南急进。 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入滇的大门便被打开了。
　　红军向西南急进中，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连克定番（惠水）、长顺（长寨）、广顺、紫云等县，抢渡了北盘江，取捷 径走小路越过了兴仁城，于 4 月下旬进入了云南境内。
　　这时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连呼：“上当！上当！”他急电龙云防堵， 并令中央军赶紧尾追。无怪乎国民党师长万耀煌发牢骚说：“共军转个弯， 我们跑断腿！”
　　
　　毛泽东又导演了一场佯攻昆明的好戏。红一军团夺取了离昆明仅百里的 杨林，大造“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的声势，并派出人员乔装成老百姓大 放空气说红军要打昆明了。不久，红军又逼进到离昆明仅 30 里的大板桥，发 动群众制作爬城云梯，闹得沸沸扬扬。红军的这一行动，震动了云南全境。 昆明城内一片惊慌，有钱人和外国侨民纷纷逃往越南。龙云更是惶恐不安， 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火速命令省内外滇军回保昆明。然而这时，红军主 力却悄悄地迅速北进，直奔金沙江而去。
　　在红军佯攻昆明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段叫人惊喜的小插曲。红军要渡 过金沙江，需要搜集大比例尺的云南地图。正在为难之时，龙云却派人“送” 上门来。那是 4 月 27 日，红军从曲靖向马龙进军途中，从昆明方向急驰而来
3 辆军车，被红军截获了其中 1 辆，是龙云给增援云南的薛岳部队运送军用 地图和云南白药等慰问品的车辆。这真是雪中送炭。20 多份云南地图，1000 包零 400 瓶白药，还有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统统成了龙云送给红军的“礼 品”。毛泽东十分高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 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 巧获呀！”指战员们也幽默他说：“三国时刘备入川，是张松献地图。这次 红军入滇，则是龙云献地图。”
当晚，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发表了长篇发言。他说：
我军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 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 现的可能了。他建议，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 机。与会领导人，同意了毛泽东的作战方略。
随后，红一军团为左纵队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直奔洪门渡，
刘伯承率领军委纵队猛扑皎平渡。5 月 3 日，军委纵队先遣队偷渡皎平渡成 功，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因为另两个渡口，大部队无法过江， 军委决定红一、三军团，火速改到皎平渡过江。
皎平渡渡口，金沙江水滚滚东流，两岸峭陡的石岩，把金沙江夹在脚下。
江中 7 只渡船，像 7 条大鱼似的，穿梭南北，持续不断地把部队、马匹、行 李担子等送往北岸。两岸山坡上，到处欢歌笑语，紧张地忙碌着，快活地谈 论着。经过 7 天 7 夜抢渡，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原来留在滇黔边牵 制敌人的红九军团，也从另一地点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把敌人甩在金沙江
以南，取得了战略主动权。5 月 10 日，当国民党军队赶到江边，只好望江兴 叹。

会理会议统一认识


　　在遵义会议后 3 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和巧渡金沙江战斗中，毛泽东运 用“声东击西”谋略，屡出奇兵，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在运动中变被动为 主动，把蒋介石搞得晕头转向。可是，这种声东击西，也把许多红军指战员 搞得糊里糊涂，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红军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全凭两条腿穿草鞋甚至打赤脚，在荆棘丛生 的山路上奔走，苦不堪言。于是，牢骚怪话开始在红军战士中产生和扩散。 “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呀？”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美国记者斯诺于 1936 年在保 安采访时曾总结过，这一时期红军的损失，“真正同国民党作战的伤亡并不 多，主要是由于疲劳、疾病、饥寒和部落牧民的袭击。”“走路”成了致命 的问题，也成了这段时期斗争的焦点。
　　这种不满情绪，不但红军战士中有，上层领导中也有，而且表现得更加 尖锐、激烈，险些造成“领导危机”。林彪就是突出的一个。他在长征中指 挥的红一军团是打头阵、啃硬骨头的，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誉为“红军中 年轻的鹰”，因而他和部队走的路多，吃的苦也多，情绪也最大。四渡赤水 期间，他就发牢骚说：“红军尽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 不然会把部队拖垮的。像毛泽东这样指挥还行？”聂荣臻曾试图说服林彪， 但他不听劝告。渡金沙江之前，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要彭出来指挥，遭到 彭德怀拒绝。他又亲自给党中央总负责洛甫写信，要毛泽东下台。其他中央 和军委、军团领导人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 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既很恼火，也深感委屈。他认为， 要他下台事小，红军失败事大，必须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才能胜利前进。 于是，他在过了金沙江后的一路上，分头找洛甫、周恩来、朱德、博古、王
稼祥以及李德等人交谈，建议到了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5 月 12 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里，召开了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草棚会议”开得既紧张又重要。洛甫作了有关形 势的报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 的战略思想。与会者看了林彪的信，都批评林彪的错误看法。彭德怀批评林 彪：“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 出我，则更不适当。”毛泽东对一手提拔起来的林彪，轻蔑地批评道：“你 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 点路，这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洛甫等，在 会上也都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林彪，支持毛泽东领导。
　　会议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北上，向四 川西北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经过讨论， 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为全军开路的重任。
　　同一天，蒋介石乘飞机“君临”昆明，与龙云等策划和部署新的“聚歼” 红军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调集了 10 万中央军和五六万川军，南追北堵，妄 图像 70 年前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
二”。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太平天国，朱毛不是石达开。“石达开没有走通 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变成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意
　　
志和行动。中央红军连走了几步险棋，使蒋介石的大渡河会战美梦终成泡影。 从会理到大渡河 2000 余里，有两条路可走。红军放弃了敌人驻有重兵的 大路，选择了一条蒋介石估计红军没有胆量走的崎岖小道，冒险穿越彝族区， 依靠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同彝族头领小叶丹献血为盟，顺利地为红军开辟 了前进的道路，简直把彝族区赤化了。在安顺场渡口，红一团 17 名勇士靠一 条小船强渡大渡河成功，使渡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纵队，配合红军 主力沿大渡河左岸溯江北上，抢夺天险沪定铁索桥。英勇的红四团指战员们 两天急行军 340 里，抢在敌人之前赶到泸定。5 月 29 日，22 位突击英雄冒 着枪林弹雨，夺取了泸定桥，保证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千军万马，5
月 30 日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 几十年后，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参观泸定桥后写道：“泸定桥战役是长征
途中最重要的一仗，是一次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从而打开了红军北上的 道路。”这一评价是中肯贴切的。

六、一、四方面军相会——懋功会师

离川陕西渡嘉陵


　　3 月的川北，风寒水冷。水深流急的嘉陵江，更显得凛冽和寂寞。但在 这初春的寒夜里，川北苍溪城南和间中之间的塔子山下渡口边的灌木林和草 丛里，却激荡着千万颗火热的心。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正整装待发，一 次又一次地检查自己的武器弹药。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渡江的命令，谁 也不理会江对岸的枪声。
　　正当红军指战员们等待着号令时，忽然一瘦一胖两个身影出现在他们面 前。虽然黑暗中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但从身影，许多人已认出了这是方面军 军委主席张国焘和总指挥徐向前。他们亲临一线，最后一次检查渡江的准备 工作，对广大指战员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大家记得，在一个多月紧张的渡江准备中，最重要的准备是造船。指战 员们在山里群众的支援下，终于按期把 70 只船和 3 座竹便桥制造成功。造船 期间，张国焘和徐向前曾几次亲临工地检查，鼓舞了士气，加快了进度。船 造好了，指战员们十几人抬一只船，过山梁时用圆木滚送，终于把所有的船 只运到了 30 多里外的渡口，创造了山地行船的奇迹。夜 9 时许，江上弥漫起 一片轻雾。这正是渡江的好时机。前线指挥部发出了命令：“急袭渡江！” 于是，各渡点的红军战士登上了木船、竹筏，向对岸急驶。
不久，敌人透过薄雾发现了红军的动向，随即射来了密集的炮火，枪林
弹雨直向木船和竹筏泻来。有的船被打着了，火光映红了江面。红军在塔子 山的炮兵开始还击，机枪、步枪的火力也一起压向对岸。
当冲在前面的船只离对岸约 20 多米时，战士们争先恐后地跳下船来，涉
水冲上对岸拼杀。登上岸的部队没有地方隐蔽，暴露在敌人碉堡群的火网下， 无法前进。就在这时，从另一地点登岸的两个连的部队，从敌侧迂回插入敌 阵，两面夹攻，才占领了滩头阵地。
随后，竹筏浮桥架起来了，部队源源不断冲过江去，向敌人侧后勇猛穿
插。在塔子山渡江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另两个师的兵力，分别在苍溪上游 50 里和塔子山下游 40 里的地方，也投入了渡江战斗。敌人在红军数路大军猛攻 下，全线迅速崩溃。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于第二天（3 月 29 日）
随大部队渡过了嘉陵江。他们走在红军战士架设的竹桥上，看着湍急的江水， 很是激动，西渡嘉陵江终于成功了。但是，当他们想到就要撤离奋斗了两年 多的川陕苏区时，每个人的心中不免又生出几分惆怅??
　　徐向前清楚地记得，他与曾中生等一批红军将领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战， 创立了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的鄂豫皖苏区，创建了红四方面军。1931 年 3 月， 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与军委主席的身份，带领陈昌浩、沈泽民等来 到鄂豫皖苏区。他们一来，就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打击和杀害了 一大批原来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仅徐本人受到了排挤和打击，他的妻子也 被张国焘等人杀害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受到了削弱，最后未能战胜 蒋介石的第四次大规模进攻，不得不作开发川陕新苏区的千里之行。??
　　陈昌浩此时感到非常惋惜。在长达 10 个月的艰苦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以 伤亡 2 万余人的代价，粉碎了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取得了歼敌 8
　　
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建立了 23 个县和 1 个市的苏维埃政权，开辟和巩固了
42000 多平方公里、400 万人口的川陕苏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也由入川时的
4 个师、15000 余人，发展到 4 个军、8 万余人。现在撤离川陕苏区，今后就 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川陕边人民支持了，怎么能不惋惜呢？
　　此时的张国焘，心情是复杂的。早在去年（1934 年）10 月，当他获悉一 方面军丢掉中央苏区，突围西行的消息后，曾对苏维埃运动能否在中国胜利 产生过怀疑，并预感到红四方面军如果老呆在川陕苏区；也可能要吃与红一 方面军同样的苦果。当时他就想过离开川陕、另图更张的问题。今年（1935 年）1 月下旬，正当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时，突然接到中 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电报，告诉他们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准备北渡长江，要 红四方面军密切配合，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这一电报，坚定了他撤离川陕苏 区的决心。策应红一方面军行动，一方面表示他尊重中央意见，另一方面也 是自身需要，实现他去年就想离开川陕的目的。但是，红一、四方面军汇合， 对他张国焘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自己感到难以捉摸了??
　　渡过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又攻战剑门关，鏖战江油，横扫嘉陵江和 涪江之间的剑阁、昭化（今广元）、梓潼等 10 余座城镇，歼灭敌人 12 个多 团，胜利结束了嘉陵江战役。
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就地休整补充，发动群众，筹
粮扩红。 蒋介石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调动了几十个团的
兵力，企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与红四方面军决战，防止红四方面军南下
或西进。 红四方面军为了迎接红一方面军北上，实现胜利会师，建立川西北根据
地，决定西向岷江地区进发，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县、汶川等地。
5 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开始了为时 17 个月的艰苦长征，并于 5 月下旬到达了 川西北地区。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召开了迎接中央红军的会议。决定派出红三十军
政委李先念率领的第八十八师及二十五、二十七师一部，西出懋功（今小金）， 扫清敌人，并动员部队作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迎接兄弟部队和党 中央、军委首长。
党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突破大渡河，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
6 月 12 日到达懋功地区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6 月 16 日晚，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指战员们充满了胜利信心。

众领袖雨中相会


　　驻在茂县的张国焘得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屯 兵理县的徐向前，要他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向中央写一份报告。徐向前接到 指示极为兴奋，连夜向党中央写报告，介绍敌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部 署情况，请示两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百战百胜的中央 红军，同时找了两幅川西北地区的地图，火速派人去懋功送给中央。
　　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将半个多月来筹集的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往 会师地点。仅红三十一军一批就送给红一方面军衣服 500 套，草鞋 1400 双， 毛袜 500 双，毛毯 100 条，鞋 170 双，袜底 200 双。堆积如山的慰问品，使 破衣烂衫、饥寒交迫的中央红军大感温暖，加深了两个方面军官兵之间的感 情，增强了兄弟部队的团结。
　　不久，张国焘接到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联名发自达维的来电， 要他赶快到懋功见面，共商会师后的作战方针。
　　张国焘阅罢电文，心情很不平静。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老战友们，好几 年没有见面了，有的长达 10 多年，想不到会在这荒僻的西陲相会，心情当然 激动。但是，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召开联欢会的 6 月 16 日，中央和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了两军会合后的总方针：占领川陕甘
3 省，建立 3 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
疆。第二天，张国焘虽复电中央，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 打松潘，地形与敌情均极不利，因而他主张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 远征军占领新疆，觅机东向陕西发展，当前为解决给养困难，暂可南下先取 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雅安地区。张国焘预计，自己的这一计划可能与中 央的方针发生冲突，因而又感到不快。但不管怎样，只有会面问题才能解决。 张国焘以这种复杂的心情，简单收拾了一下，带着参谋长黄超，挑选了
10 余名强健的卫士，骑着马出发了。茂县总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留守。一路
上，张国焘一行无心领略沿途的藏族风光，马不卸鞍，人不歇脚，连续走了
3 天多，急急赶往懋功?? 懋功的抚边镇，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屋墙上用石灰水刷出了“欢
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大幅标语；有的房前
还挂着红旗；村与村之间还装上了电话，以便随时保持联系。镇中央的草地 上搭起了一个讲台，讲台四周用松柏枝扎起了一个绿边，缀上了一些鲜花， 形成了欢迎张国焘到来的喜庆气氛。
　　1935 年 6 月 25 日下午，当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得知张国焘已快 到抚边时，都非常高兴。张国焘是中共的元老，红四方面军的统帅，欢迎仪 式显然应该隆重一些、才能表达对他的敬意。毛泽东、朱德、洛甫、博古等 决定离开抚边到 3 里多远的地方去迎接，连过雪山受了风寒、正在生病的周 恩来也一道去了。他们希望通过远出迎接，表示对张国焘的友好，以利于今 后更好地合作，共同开创新局面。
　　当中央和军委领导人一行，来到距抚边 3 里多路的一个小山村时，天空 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随行人员只好在路边撑起了油布帐篷，让领 导人暂时避雨。
　　一会儿，他们就听到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洛甫探头一看，急忙说：“来 啦，来啦！”毛泽东等人急忙从暗褐色的帐篷里走出来，四五十人列队恭候。
　　
　　张国焘骑着白色骏马飞驰而来，泥浆四溅、差一点溅到毛泽东等人身上。 “国焘兄！”毛泽东抢先问候。张国焘翻身下马，立即拱手答礼：“诸位仁 兄久等了，这么大的雨，实在对不起！”说着，张国焘立即上前拥抱毛泽东。 这时，在场欢迎的人群欢呼起来。张国焘接着又与周恩来、朱德、洛甫、博 古等人相互问候。然后边谈边走，气氛活跃。当他们快回到抚边镇时，雨也 渐渐地停了，天边洒下几缕阳光。
　　当毛泽东、张国焘一行来到镇中欢迎会场时，数千红军指战员立刻欢呼 起来。毛泽东、张国焘和其他领导人并肩走上主席台，不断向欢呼的红军指 战员招手致意。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他介绍了中央红军突围西征半年多来 的战况，讲到了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的热情支援。他说：“我谨代表中央 红军全体同志，衷心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国焘同志。今后，一、四方面军 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团结前进！”台下响起 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张国焘致答辞：“我们今天在这里胜利大会师，是两军广大干部 战士英勇西征的结果，我们欢庆我们的成功！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 党中央致敬，向艰苦奋斗的一方面军表示深切的慰问！??今后我们要在中 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胜利一定属于一、四方面军！”台下又 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欢迎会后，在抚边镇尾的喇嘛庙里举行了聚餐。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同红
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李特等人，相互敬酒，相互祝愿。杯盏频传，喜笑连声。 在这轻松的气氛中，张国焘心中关心的，却是年初召开的遵义会议和今后的 战略方针。

两河口共商大计


　　第二天上午，在两河口的一所两进院落的喇嘛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研究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共商大计。
　　会议由洛甫主持。他首先肯定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 量，提高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和胜利信心。接着他分析了会师地区 松潘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资给养上非常困难，红军主力长久停留在 这一地区，不利于建立苏区根据地。随后，他又分析了敌情，认为蒋介石就 是企图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然后困死我们。最后他说：“今天请大家来， 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朝有利于野战军和四方面军的发展 来考虑。下面，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 报告，然后大家讨论。”
　　张国焘听了洛甫这段有准备的开场白，大感惊讶。以往一直以为洛甫是 个书生，只能讲点马列主义，不懂军事。今天居然也分析起军事形势，谈起 战略方针来了。真是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了。但他心里有点不快，因为 洛甫旁敲侧击他讲了这一地区不宜建立新苏区的问题，显然是针对日前他给 中央电报里提出的暂可南下的计划的。心里虽然不快，但他还想听听周恩来 怎么说。
周恩来发言简洁明快，他讲了 3 个问题。关于战略方针，他认为新苏区
必须具备以下三点，第一地区要大，便于作战；第二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 第三经济优越，能解决红军给养。岷江两岸的松潘、理番、懋功地区，不利 于建立根据地，没有发展前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谈到战略行动，周恩来要求立即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
行动要迅速；要高度机动，让敌人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不要被敌人牵 制；要坚决统一意志，统一指挥，即使遇到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
关于战争指挥问题，他强调指挥权要集中在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
须组成左中右 3 个纵队；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需要政治工作 的加强。周恩来最后说：“我就讲这些意见，供大家研究，不对的地方，欢 迎大家批评。”
周恩来报告结束后，大家开始讨论。张国焘对洛甫说：“我讲讲。”洛
甫点头道：“现在请国焘同志发言，大家注意听。” 张国焘操着一口江西话，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
地，西渡嘉陵江以来，到同中央红军会师这段时间内的征战情况。接着他提 出了 3 个行动计划，即“川甘康计划”、“北进宁夏计划”、“西进兰（州） 新（疆）计划”，详细论述了这 3 个计划的优缺点，明确表示他倾向于“川 甘康计划”。就是以两军会师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 西康为后方。他主张目前应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敌，先向南打成
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随后，毛泽东作了发言。他说：“在中央苏区时，就听说四方面军有个
川陕甘计划。现在中央的计划和那个计划差不多，不同的是两军会合力量大 了，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更大了。”接着他分析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 好处，要求“在四方面军作些解释，因为他们现在想打成都”。他还指出， 我们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我军必须高度机动，

集中兵力。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 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
刘少奇等依次发言，都表示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博古说， 创建川陕甘根据地，首先是甘南，能够影响全国。南下、西进好比是“麻雀 钻阴沟”。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张国焘的极大反感。朱德强调两大主力“统一 指挥，一致行动，更有利于打击敌人”。
　　由于周恩来的战略方针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张国焘的主张便 陷于孤立，只得被迫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洛甫作了总结 性发言后，会议作出了决议：“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博 古）；政治局写一决定（洛甫）。”（即 28 日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 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
　　张国焘在会上虽然没有明显反对中央的决策，但心里还是反对北上的。 理由是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 面又有胡宗南 20 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因而，他思想上还是 认为南下是正确的。
　　为了做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会后毛泽东先后动员周恩来、洛甫、王稼 祥、博古找张谈话，争取他回心转意，没有达到目的。 毛泽东又亲自出马， 与张国焘通宵达旦地交谈。但张国焘一个劲地绕圈子，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 对这样的“牛皮糖”，毛泽东深感急也没有用，只能慢慢来，细细磨。
　　
张国焘拉拉扯扯


　　张国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他提出的“川甘康 计划”未能被中央接受，心中很是不快。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实力是红一方 面军的几倍，应该在战略方针和战略行动上起决定作用。但是，现在中央和 一方面军的人占多数，他张国焘要想在中央说了算，需要争取和拉拢中央和 一方面军的一些人支持他。为此，他整整想了一夜对策，随后，开展了一系 列幕后活动。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 德怀突然接到张国焘的邀请，请他们二位吃饭。聂、彭应邀前往，张国焘热 情迎候。他对聂荣臻、彭德怀说：“你们太辛苦，很疲劳，今天略备小酌， 以示慰劳。一、三军团是一方面军的主力，西征以来立了大功喽！林彪与尚 昆今天因执行军务，不在这里，不然也会请他们一道来聊聊。”聂荣臻、彭 德怀谨慎地表示了感谢。
　　张国焘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请来了秘书长黄超作陪。张国焘给每人各斟 上一杯酒，然后端起酒杯，笑容满面他说：“请！二位西征大将请！薄酒一 杯，不成敬意，算是洗尘。”聂荣臻呷了一口酒，微笑着答道：“张主席大 客气了，感谢你的一片盛情！”“没有什么，大家随便喝喝，聊聊，”张国 焘漫不经心地摆摆手，示意聂、彭吃菜。
停了一会，张国焘又说道：“年初，中央在遵义召集的会议，你们二位
都参加了的，我们是接到中央电报才知道的。来电说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 为常委，看来后来便是毛泽东主事了。”聂荣臻和彭德怀点了点头，互相看 了一眼。
一会，张国焘似乎是不在乎地随口问道：“西征以来，你们遇到了很大
困难，损失不小，不知现在还有多少兵力？”这个问题，张国焘曾经问过周 恩来，现在他是想通过聂、彭证实一下周恩来讲的是否属实。聂、彭又互相 看了一眼，心中有了点底。聂荣臻随即说道：“突围以来，蒋介石用主要兵 力对付我们，半年以来减员不少，在贵州和云南扎西进行了两次整编，至于 兵力多寡，总司令部有个数字，周恩来同志最清楚。”张国焘“啊”了一声， 显然对聂荣臻的回答不满意。
彭德怀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赞扬了红四方面军人强马壮，装备很好，并
对红四方面军赠送了他们许多慰问品，向张主席表示感谢！ 张国焘嘿嘿笑道：“兄弟部队嘛，这叫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他见彭
德怀夸奖四方面军，感谢他张国焘，兴致一下上来了。他乘兴说：“你们部 队有减员，不要紧，我拨两个团给你们补充。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他 抛出了诱饵，聂、彭却未置可否。
　　在饭后回营的路上，聂荣臻边走边问彭德怀：“老彭，你说张国焘今天 为什么请我们吃饭？”“看得起我们瞬！”彭德怀笑笑说。聂荣臻摇摇头： “这里面有文章哩。”彭德怀说：“老聂，人家拨兵给你，你还不要？”“你 要我也要。”聂荣臻爽朗地笑道，但他更多的却是思索。
　　后来，张国焘为了进一步拉拢彭德怀，曾派干将黄超带着几斤牛肉、几 升大米和二三百块银元来到彭的驻地慰问，并反复询问会理会议的情形，探 询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当黄超进而问彭德怀对当 前战略方针有何高见，并大赞张主席欲北伐必先南征的主张时，彭德怀已完
　　
全明白，黄超是来当说客的，从此便不再理他。 至于林彪和聂荣臻，张国焘后来又让陈昌浩去做工作。聂荣臻态度明朗：
“遵义会议我已经有过态度，会理会议我也已有过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 成，都拥护！”陈昌浩讨了个没趣。
　　张国焘还利用陈昌浩和洛甫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劝说洛甫支 持张国焘。洛甫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做陈昌浩的工作，使张国焘大失所望。 此后发生的红一、四方面军的不团结以致“分道扬镳”，都与张国焘的权力 欲和这种拉拉扯扯的作风密不可分。
　　
七、北上南下起风波——金蝉脱壳

会连会争论去向


　　曾经与张国焘共事好几年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晚年写的回忆录 中曾经这样评价张国焘：“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 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他极深刻地指出：“伸手要权——分庭抗礼
——自立‘中央’，这就是张国焘的反党三部曲。” 徐向前的这个结论是公允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就是按照
“三部曲”行事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党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其 外在的表现就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方针的争论。
　　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 常委会议，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发布了
《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以利红军向北进入甘南； 计划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 军驻地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张国焘从两河口一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理番县的杂谷脑，马上 便推翻了自己曾在两河口会议表示赞成的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他于
30 日致电中央，提出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在大小金川发展的战略计划。
这一计划是明显不妥的，党中央仍坚持两河口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并率领 红一方面军主力于 7 月初，连续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仓德山等 长征中的一座座大雪山，向川西北的毛儿盖进发。
张国焘见自己提出的战略计划未被中央采纳，便借口“统一指挥”和“组
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不积极实施松潘战役计划。 当李富春等人的中央慰问团来到红四方面军时，7 月 6 日张国焘向李富春提 出解决组织问题，李当即向中央作了汇报。7 月 10 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 “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公开向党要权。他还授意陈昌浩致电 中央“请森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原件如此，应为前敌总指挥—— 作者注），??给军委独断决行”，并威胁说若不这样改组，就“不能集中 领导”，“无法顺利灭敌”。
党中央认真而慎重地研究了组织问题。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
面军北上，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7 月 18 日，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国 焘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 方面军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
　　总政委有最后拍板权，张国焘的权力欲得到了暂时的满足，这才开始率 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可是，时间已耽误了近一个月，丢失了攻占松潘的宝贵 战机。张国焘虽然实现了他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但他还想“独断决行”，于 是又制造障碍，试图与中央分庭抗礼。由此，中央不得不召开一连串会议加 以解决。
　　7 月 21、22 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 军的情况汇报，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战略
战术是正确的，指出轻敌、分散兵力是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 原因，退出川陕根据地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不
妥的。会议要求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到毛儿盖集中，几经曲折，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