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们的故事




刘琪

　　1970 年我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插队，与苏联 隔江相望，不仅对岸的哨所，军营，车辆人员走动看的清清楚楚，顺风的时 候连对岸的人说话也能听见。
到这里来插队也是自己自愿报名的结果。 当时虽说是“一片红”，中学毕业生都要去农村，我不选军垦农场或离
上海近的安徽，江西的重要原因便是只有黑龙江省呼玛县是真正的“反修前 线”，和苏联只有一江之隔，1969 年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我的一些
朋友们已经去那里插队，他们用白桦树皮写的充满激情的来信也使我蠢蠢欲 动，想到那边去扛枪打仗，保卫祖国。
　　中苏边境上的八年的土插队生活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和奇闻逸 事，中苏两国的边境冲突的余波，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
作为一个普通知青的我都有过体验，因为和许多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还有些
不同，现在挖掘出来与众位正在洋插队的朋友们共享。 信不信由你，也不要对号入座，如有巧合，纯属偶然。 一，吴八老岛的冲突一谈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很多人都知道乌苏里
江上的珍宝岛，其实同时在黑龙江上还有个吴八老岛，也是中苏激烈冲突的 一个热点，只是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程度罢了。
　　我插队的察哈彦离吴八老岛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刚到那里，老知青和 老乡们便给我们讲了一些围绕着这个岛中苏冲突的故事。
当时有首叫“手握一杆钢枪”的歌曲最初就是从这里唱出的，后来被
编进一本叫《革命歌曲》的书时，则把“我守卫在吴八老岛上”改成“我守 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吴八老岛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 侧，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
岛上虽说没有金矿和石油，但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苏方人员经
常上岛打草砍伐树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挠。 好比是邻居偶尔用一下你的东西，在关系好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 这就给苏方在以后视吴八老岛为苏联领土留下了隐患。 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的一个小岛也是因为过去默认苏方人员上岛打草
砍树后来引起了纠纷。
　　中苏关系交恶以后，据说苏联军人从 1968 年夏天首先开始在岛上挑起 冲突，不准中国边民上岛。
　　记得当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上曾经有过苏联军人在岛上把中国渔民赶 得四处乱跑的场面。
　　新华社还专门发过几张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吴八老岛地区的侵略 行为，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苏军在一名校官两名尉官的指挥下，站在岛上用长
棍阻挡在小船上的我边民上岸；一张是我边民坐在岛上休息，头顶上有一架
直苏军直升飞机在盘旋。

　　(有兴趣的朋友只要翻一下 1969 年 3 月至 6 月的人民日报大概就能找 到这些照片。
)听当地人讲，当时苏联军人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执枪持棒，而中国
的边民当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开始因为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有理，有利， 有节，不准打对方人员，不许未经批准随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民兵 只有挨打受气的份，没有还手的权利，吃了很多亏。
和报纸上所说的我方总是大嬴家完全不同。 有一次，有位民兵见到自己的好友被几名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怒
气冲天，实在忍无可忍，从船上抄起一根船浆，冲上岛去，一下子把一名苏 军士兵打得昏死过去，结果回来还受了批评处份。
　　1968 年冬天(？)苏军开始阻挡中国的客车在吴八老岛外侧主航道上行 驶(黑龙江夏天行船，冬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国人当然要
据理力争，不肯从吴八老岛内侧行驶，因为这样一来无疑是承认苏联对吴八
老岛的领土要求。 于是双方人员便在江面上发生对峙和冲突，从吵吵闹闹到推推碰碰，
乃至大打出手。 最初中国人老吃亏，给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无招架之力。
苏军一名中尉常是现场指挥，据说棉手套里藏有铁器，有一回一巴掌
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员打昏过去，从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 他打过人后，马上回到苏军人员保护圈中，趾高气扬，令我方人员恨
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久之，我方的上级也觉得老是挨打有损士气，如此如此调遣一番。 不久又有一辆我方的汽车在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受阻，车上下来的我
方人员与苏军开始争吵，当然都是老百姓装束(一般来讲，解放军是不准参 加这种斗殴的，只能在岸边观望保护，据说是怕被苏军抓去，查明身份，引 起直接的军事冲突)。
　　苏军中尉于是指挥手下人员挥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国人员也如以往一 样被追的如鸟兽四处散开，他正得意之时，忽然有几位似作逃避状的中国老
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还没有出手便被一个中国人狠命地摔倒 在地，另外几名中国人上去又是接着几下猛打，还有人拿起从苏军手里抢来 的大棒对准他的腿部和腰部猛击，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等其 他苏军士兵跑过来时，这几位中国人频频出手，把冲上来的苏军一个个摔倒
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国人员中去了。
　　据说当时苏军士兵都给镇住了，因为过去苏军在和中国老百姓的冲突 中一向是占上风，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老百姓有如此高强的本事，不知中国 是否是把特殊部队的军人改装派上来动真格的，加之现场指挥被中国人打昏 在地，所以没有人再敢冲上来继续斗殴，只好灰溜溜地抬着不省人事的中尉
回到苏方一侧去了。
中国汽车顺利地从岛外侧的主航道上通过。 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江面上的冲突少了许多。 事后据称，这次特意要从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通过的中国汽车上的那
几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专门从省内各处调来的摔跤和柔道运动员，上级给 他们的指示是不和苏军士兵纠缠，专打那位经常出面指挥打中国人的苏军中
尉，这叫擒贼先擒王；还给他们放苏联军人无理殴打我国边境居民的纪录片，

看各种照片，激起运动员的民族恨，幸好上级最后还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当时 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节)“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 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苏斗争方针，决不允许打出人命来，这就使苏 军中尉在这几位彪形大汉的痛打之下不至于丧命。
那位苏军中尉从此再也没在吴八老岛上出现过。 但据人说，他又在珍宝岛上多次指挥苏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最后在 1969
年 3 月 2 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被我军击毙。 记得在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内部报导中出现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
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 阎王老子要找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69 年 3 月 2 日，15 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苏军出动了坦克和重炮，炮火把我纵深的公路打了个稀八烂，运输车辆完全
不能通行。
但我军靠人海战术，把弹药运上了前线。 最后把珍宝岛牢牢控制在手中，总算让苏联人吃了一回亏。 一辆苏军最新颖的 T-72 型坦克也被击毁在中国境内的次航道上，苏军
几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苏联境内未逞，无可奈何用重炮对其猛轰，最后将周围 冰块炸碎，坦克残骸落入黑龙江中。
被中国潜水员拖上岸，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内展览。 此后，在吴八老岛对岸的苏军也许怕与我军发生直接冲突，加上黑龙
江已经开化，上岛的进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飞机在岛上盘旋，耀武扬威。
　　但从 5 月 12 日起，经常用轻重机枪向岛上射击，威胁我方上岛生产人 员的生命安全，有时子弹也飞到三合村来，气焰十分嚣张。
　　上级领导要求三合站的边防部队和民兵迅速组成联合巡逻队，上岛行 使主权。
当时已有知青来三合站插队，得此消息，纷纷写血书要求上岛。
　　经上级再三考虑，最后决定知青，民兵都不上岛，改由解放军边防部 队官兵五人组成巡逻队上岛。
　　出发前，开了军民誓师大会，群情激昂，巡逻官兵的代表也发言表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走出国威和军威来，走完全部的巡逻路线，完全 是敢死队的气慨，令人敬佩。
　　1969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 时许，五名官兵身穿崭新的绿军装昂首阔步登 上了吴八老岛。
　　最初的五分钟，对岸的苏军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但没有象往常那样开 枪警告。
　　因为中国军队自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还没有在白天如此大模 大样上岛巡逻过，我方岸边站着和隐蔽着的知青，民兵和军人都为之兴高采
烈，还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之类的口号，不过马上被人
喝令不准出声。 谁知忽然对岸山上苏军隐蔽点中终于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枪声，开始苏
军还只是往空中开枪，见我军巡逻官兵还是一付大无畏的样子在岛上行走， 便用机枪向对准吴八老岛上巡逻队必走的一块平地扫射，子弹越射越低，可
以说把我军巡逻队前进的道路完全封锁住了。
我军巡逻队队员也不再昂首阔步了，开始借着岛上的小树灌木丛之类

的隐蔽物来保护自己继续前进，后来在那块平地前不得不止步而隐蔽起来。 岸边的中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受阻于苏军的枪林弹雨，纷纷要求上级下
令开枪还击，保护我巡逻队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
　　谁知现场总指挥，好像是一位团长说上级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颗子弹 射到苏联领土上，这是绝对不准违反的军令。
　　眼看巡逻队官兵在苏军的机枪子弹的威胁下进不得，有生命危险，又 退不得，大概怕丢中国人的脸，违背自己的誓言，再说当时我巡逻队也没配
备对话器之类的通讯装备，那怕上级要他们马上撤退也无法知晓。
　　十几分钟后，岸上的我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在一片枪声中开始匍伏前进， 爬爬停停，不一会儿，前四名队员已通过封锁线，进入一片小树林，但是最 后的一名队员稍稍猫腰爬了几步，一个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动弹了， 很明显他是中弹牺牲了。
岸上我方军民不禁义愤填膺，有人号啕大哭，再次请求还击。
　　那位团长也热泪盈眶，他说我也有枪有炮，跟你们一样想打，但没上 级的命令，我是一颗子弹都不能放的，军区已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见打死了中国边防军，对过苏军也许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烦来，轻·重 机枪也停止了扫射。
夜幕降临后，中弹牺牲的巡逻队员的遗体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里供
大家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来，这是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真正 的烈士。
后来又在公社所在地十八站公路边为这位死去的战士建了个陵园，树
了个十来米高的大碑，往来汽车上的人只需抬头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战 士任宝林烈士之墓”十来个大字。
　　烈士算是壮烈牺牲了，但后来给我们知青搞军训时，边防军的杨排长 总把任宝林通过封锁线时没有象其他队员那样采取低姿匍伏前进而采取猫腰 高姿匍伏前进而牺牲的事例作为一个教训，告诫我们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 己，千万不要逞英雄，丢掉性命。
杨排长还说，他听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时任边防
军连长，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迹报告，后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1976 年被 免职。
)的报告讲，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位后来被称为英雄的战士模仿电影
中的战斗英雄，一下跳出战壕，背靠在大树上端着冲锋枪对着苏军横扫一阵 而被打死的。
　　他说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将来一旦和苏修打仗的时候，你们 一定要记住这些血的教训，技术不过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
别看一个小军人，说话也挺有道道的。
　　1975 年，政治谣言四起，据人传说，叶剑英元帅在批判林彪不注重军 事训练专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时，也举了这个关于背靠大树 的珍宝岛英雄的例子，他愤慨地说：“当兵的当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帅搞 得战士连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知道，这不是拿他们的
生命开玩笑吗。” 二、虚惊一场中苏武装冲突后，中国的报纸上天天强调苏修亡我之心
不死，要防备苏修的突然袭击。
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上级便把我们知青武装起来了。

　　虽说不是人人有枪，但比起文革时一个讽刺上海造反派头目的政治笑 话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数量来讲，要多得多。
当时那个笑话讲，有一位造反派头目对下面的民兵说：“经上级批准，
决定发给大家枪。 一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热烈鼓掌欢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有点低
落)。
　　经我向上级反映，两人一条枪(停顿，台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 情绪更为低落)。
　　最后决定，三人一条枪(停顿，台下没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开始 鼓掌)，不过暂时发的还是木头枪。”
　　我们知青民兵的武器当然是真枪实弹，虽然名义上也是三人一条枪， 但总有几十个男女知青轮流在外面搞副业，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陆续来到的
三批共两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产队的时候连一天都没有，所以一人一条枪
甚至两条枪的时候还是很多的。 我们的半自动和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样式和边防部队的差不
多，只是装备到我们手中的时间要比边防部队晚两三年，知青民兵连长也没 有手枪可带，但比起当年的土八路和志愿军的战士来讲要强得多，我们知青
也心满意足了。
　　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男孩女孩几乎都喜欢拿把枪拍照留念，至今 许多人还保存着当年骑马握枪威风凛凛的照片。
不过相比之下，对岸苏军兵营里有百来号人，他们的具体武器装备不
太清楚，好像有一辆装甲运兵车，三辆吉普车，五辆卡车，有一架军用直升 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偶尔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领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
乃至今天，我一听到直升飞机低空飞行的嘈闹声就感到烦躁不安。 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不时看到对过蓝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
迹。
　　黑龙江通航时，苏联的船只来往不绝，苏军配备的高速巡逻舰艇也经 常神气活现地在江面上游戈。
苏联边境线上的居民点很少，军营哨所很多。 凡我居民居住点对岸必有苏军哨所兵营。 他们三天两头搞实弹射击，那机枪的三长二短的点射打得十分熟练。 对报纸上说的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这时才有体会。
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
大办民兵师。” 插队知青组成的武装民兵显然是正规边防军的最大辅助力量。
　　最初边防部队派了一个排长和两名战士来为我们搞军训，练刺杀学打 枪。
有一回为了模拟炸苏联坦克，让个知青把土炸药包绑在一棵和人脖子
差不多的白桦树上点燃，一声巨响，白桦树顿时被炸成两段，有一段从空中 直向在几十米以外观摩的我们飞来，大夥儿只得四下逃避，结果刚好落在一 位双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边两米远的地方，险些弄出人命来。
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守卫边疆。 苏军在我生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
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

　　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 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
我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
人数也少得可怜，一年中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和老毛子 (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一旦打起来，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 早就完蛋了。
　　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 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 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无恐惧之心。
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 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
联方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军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弹
飞到苏联领土上。 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领空的苏联飞机(主要是直升飞机)开枪，除非你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让它掉在我国境内。
　　1970 年冬天，我们要到队里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侧的察哈彦岛上 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甚至于还有人写血书请战。
　　鉴于过去苏联人也去该岛打过草，并派过巡逻队赶我方老乡下岛，上 级命令不准带枪上岛，遇见苏联边防军上岛，岸边的担任武装保护的民兵不 准开枪，上岛的人除据理力争外，必要时主动撤回。
　　那天上岛的知青与其说是怕苏军入侵，不如说是希望苏军来和我们吵 架，让我们有个表现自己英雄行为的机会，有人还偷偷地带上了自制匕首。
结果是苏联人当天根本没来，让知青们大失所望。
　　直到 1978 年我考上大学和生产队告别时，每年我们都平安无事地上岛 好多次，也没有发生过苏军上岛的事件，苏联方面实际上承认了察哈彦岛的 主权属于中国，而我们也不再兴师动众派人保护了。
当时边境上的我方军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层领导的旨意，不在边境向苏
联挑衅。 尤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
当时称为“坦率的会谈”后，双方都有所让步和克制。
　　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任何情况下不准在边境线二公里之内开枪打猎和 实弹射击的命令，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萌芽。
　　因为插队知青人数是当地男女老少总数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岗巡逻的 任务也由知青全包。
　　每晚六人，三人一组，上半夜岗(九点到一点)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岗(一 点到五点)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义务，没有工分报酬，白天还要出工
劳动。
人少时一个月中要轮到二三回。 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势紧张时，还要加岗巡逻。 每次巡逻要从村里到生产队周围的田地里，树林子，江边绕好几圈，
我们常在晚上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气候下，趴在江边的柳毛丛里，用一个自备 的十六倍的望远镜监视对岸苏军兵营的动静。
此望远镜是中波远洋海运公司的某船长给他插队的儿子的送行礼物，

带到队里后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我们当时把苏联当做敌人，时刻要防备对方袭击，刚去的时候，晚上
单人在村里行走也经常提心吊胆，不敢靠着路边。
　　有一天，一个女知青在江边地里放猪，忽然看到有一条船靠了岸，下 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向她走来，吓得她扔下猪群就往村里跑，大叫苏联人上岸 了。
　　大夥儿拿上枪赶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中国航标艇的船员在修理 岸边的航标灯。
　　其实对岸的苏军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国边境的农村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 么多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人，也是戒备深严。
　　1970 年 6 月，我们刚领到枪不久，一天晚上一点多忽然被对岸苏军的 机枪声和我村庄里的紧急集合的钟声(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钢管)叫
醒。
五分钟后，全体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 给我们讲话的是负责我们军训的边防军杨排长(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
“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足智多谋的杨排长)，他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 刚才发现有特务潜入我境内，上级要我们兵分两路马上进行搜索，在他讲话
的同时，村子后面的树林和对岸苏军兵营的上空同时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
不一会儿，在村子边上的泡子(小湖)边也响起了几声冲锋枪响，大概是巡逻 的人发现敌情了，这时谁都认为这已不是一场训练了，刚才还是昏头昏脑， 走路摇摇晃晃的我们都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心情十分紧张也有几分激动。
　　杨排长带着我们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刚到泡子边，他大 喝一声“卧倒”，几十个人这时刷地一下马上伏在地上，只见一下光亮，随
后便是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炸开。 然后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两边向前搜索。 一分钟后，对岸苏军兵营里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车辆的急驶声。 杨排长脸色大变，马上下令原地待命。
我们也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紧急集合的演习。
　　不久由另一名边防军战士带领的一路人马派人来报告，对岸苏军已经 乘军车进入江边战壕，不过不象是要对我们发动攻击，好像是在防备我们进 攻。
　　杨排长听完来人报告后，宣布演习结束，除民兵连排长留下继续监视 对岸苏军动静外，其余人马上解散回宿舍睡觉，但不准脱衣服。
　　事后杨排长虽然挨了上级的批评，但他对我们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 习之认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次夜间紧急集合虽然事先已通知上级，上级也赞成要让我们这些从 上海来的知青经受一下锻炼，但对具体的演习计划则未加过问。
打枪扔手榴弹都是杨排长精心的策划，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苏军的实
弹射击和信号弹四起作渲染陪衬，结果弄假成真，让我们知青和对岸的苏军 都虚惊了一场，差点儿真的闹出武装冲突来。
　　由此看来，双方处于极端的对抗和敌对的情况下，惶恐不安，任何一 点风吹草动，都会感到是大敌来临，一触即发。
一些武装冲突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些偶然的突发因素吧。
(来日本后，遇见一些台湾来的男留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有服兵役

的义务，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门岛经受锻炼的签，在那里也经历过防备 共军突然袭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
　　晚上站岗巡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 记的都是平安无事。
　　因为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 年以后，上级也许是 察觉到每天晚上要那么多的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
站岗巡逻了。
　　1973 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 途中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 一个人从大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
　　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 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
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上级要求我队的 民兵提高警惕等等。
　　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 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
我和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
　　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 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 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 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
装的苏军巡逻兵。
　　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 尾随他们前进。
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
飞机也来过了。 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
有大事要发生了。 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
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
　　给公社打电话，公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 保持镇静。
　　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 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
　　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 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
还没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 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
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现场分析情况。 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人
的动静。
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 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 过。
连长回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 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保护，一个人往
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 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
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 社，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 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 柱保持三点成一线，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
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车经过，就
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 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
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来似的。 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
未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
县军民虚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 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
时间。
　　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 议取消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
就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
求紧急会晤的旗号。 心里一震，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俗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
　　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 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 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
　　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 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 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 主任，具体姓名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泰”，与当时我公社 党委副书记迟仁泰(一度官至地区党委副书记，1980 年代降为漠河林业局党 委书记，在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地区火灾中，当机立断，用有线广播大叫大
家逃命，及时指挥群众在大火到来前转移而出名)，某公社党委书记孙国泰
三人并称为呼玛县能把死人说活的三泰铁嘴。 泰主任原是学俄语出身的大学生，在 1968 年一次围绕吴八老岛边境纠
纷的中苏会晤中妙语惊人，崭露头角。 当时苏军侵入我方领土，殴打我边境渔民，铁证如山，常被我方指责
的哑口无言。
苏方自知理亏，一直想找点材料来反驳我方。

　　有一次苏军又与我边民在吴八老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一名苏军和 我渔民同时掉入岛外侧的江中，我渔民入水后当然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抓住苏军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这一切都被苏军拍成照片，在双方会晤中 作为中国人员故意殴打苏联边防人员的铁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
　　当时的我方首席代表见此一叠照片，便知被苏方抓到了把柄，还未想 出强辩的句子来，时任翻译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苏方说，这不明 明是我国渔民在奋不顾身地救护你们落水士兵么，怎么会是我国渔民在殴打 你们士兵呢。
　　双方谈判的代表凑过头来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个中国渔民在水里抓 住脑袋搭拉着苏军士兵的后领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苏 联，指责苏军侵略我神圣领土的行为，迫使苏方表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误 会事件。
泰主任于是官运亨通。
　　上次讲到泰主任刚处理完一起所谓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回到县城后 又接报告说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挂出三面红旗，这是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
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当时两岸没有国际电话直通，约定有事要临时会晤，就在各自的了望
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况的紧急程度有关，三面红旗表示必须在二十四
小时内进行会晤，属于发生了最紧急的事件。 县里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双方了望塔上升旗，便马上知道要有中苏边
防人员会晤了。
　　(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之间有直通电话，1969 年中苏边境 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曾启动过这条多年未使用过的热线，要求和 周恩来总理通话，中南海的年轻的女接线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一口 拒绝，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通。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严厉地批评了女接线员的未经请示的轻率举动， 文革期的中苏高层唯一一次会谈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后才得以寻机在北京机场 实行。
　　)晚上八时多，泰主任接到了一个从县公安局转来的电话，说是我察哈 彦生产大队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被苏军巡逻车和巡逻队发现 追赶，幸好知青及时跑回我境内，没有一个人员被抓住，苏军也没有开枪。
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我队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当地老乡早上出发步行去下
游的公社修水库，走的是才冰冻三尺的江道。 走到大江的一个拐弯处，老乡们胆子小，只敢顺着我岸边走远路，知
青们胆子大，不听老乡劝阻，顺着江中主航道走直线，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 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走在我方岛的内侧，无论如何也不会越境。
当时我们知青虽说已二十岁，在生产队里男女生之间还是一本正经的，
也不太说话。 走在大江中间，开始也许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语，倒是四名女孩首先
打破僵局，问东问西，不一会儿大家也边走边聊上天了。 特别是走在有汽车压过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儿说今年的江道咋会
这样好走，不会走到老毛子的车道上去吧。
领头的男孩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标。

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来，前面来汽车了。 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飞快的黑点，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县里
派来调查特务潜入情况的官员的车，没有在意，继续聊天，走了几步，觉得
　　　　有些不对头，回头一看，我方岸边走的那二位老乡已停下来，挥着手不知叫 喊什么，后面很远处有几个苏联人滑着雪橇飞也似地朝这儿赶来。 “糟糕，我看漏了一个航标灯，我们走到苏联的岛边上来了。”
领头的男孩发现自己犯了个重大错误。 那个小黑点也迅速地变大，大家发现它就是熟悉的那辆苏军巡逻车。
　　车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来，走出三名苏军，一名军 官和一名拿枪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这里走来，还有一名站在车身边作掩 护，拿枪作瞄准状。
　　而六名知青虽然不是手无寸铁，但能够护身的只有男孩们的两把自制 匕首。
当时不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是绝对不准带出生产队的。 知青们深知被苏军抓住的后果，一时也慌乱起来。 眼看前面苏军已逼近，后面追兵也快赶到，三十六计，逃为上计。 六个人赶紧向我方一侧的岸边跑。
谁知在这大江的转弯处，水流比较急，冰结得不厚，加上又处于风口，
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仅可以听见冰的裂开声，还可以看见 冰下奔腾的江水。
尽管后面的苏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站住”，尽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
人还滑了一跤，哥们妹们还是大胆地往前走，不回头。 十分钟后和岸边的老乡汇合后，看见对岸已有十多个苏军聚在一起了。 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霉了。
　　1968 年冬天，1969 年夏天，苏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以埋伏和强 行绑架的手段，在我国境内江面和属于我国领土的岛屿上抓走我边民数十 人。
有位分配在某公社当兽医的大学毕业生和两名老乡在江面上行走时，
忽然四周雪地里冒出几个苏军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苏军打伤打昏 塞进一辆从对岸急驶过来的军车里，送到苏军兵营里分别受审。
兽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大学里学过俄语，所以不断用俄语大
骂苏联人，结果挨了顿臭打，闹的兵营里人人都能听见。 老乡们避重就轻，在关于中国边防军情况的讯问中，一问三不知。 不过苏军从老乡的口里也得知，抓来的那个会说俄语的青年并不是中
国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只是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而已。 晚上，三人被关在同一房间里，冻得嗦嗦发抖，只有受了伤的兽医的
床上有一条毛毯，三人只好挤坐在这张床上渡过了第一夜，后来在兽医的据 理力争下，第二天开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
　　我方发现人员失踪后，一查下来，找到了苏军越境抓人的证据，便在 谈判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苏军不得不把这三名绑架来的中国老百姓归还 中方。
　　回来后，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审查，要他们检讨一下有否变节行 为。
逼极了，老乡们向领导反映，苏军对兽医特别照顾，我们的床上什么

也没有，为什么他床上有一条毯子，为什么他用俄语和苏联人一讲，苏联人 就改善我们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他告诉了苏联人什么情报。
于是兽医便被怀疑有变节行为，调离出边境地区，预备党员资格也被
取消。
　　所以当地人都说，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来，哪怕是跳进黑龙江，也 一辈子洗不乾净。
　　苏军在对岸和知青们并行走了十几里地后，见我方也无进一步的行动， 就回去了。
　　知青们原先和老乡约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说出去，免得自 找麻烦。
　　在公社吃过晚饭，听人讲昨天发生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其实是连长的 脚印引起的误会，心里也慌乱起来，只好一齐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
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的事实。
　　派出所长赶紧向县公安局汇报，于是县外办的泰主任对明天苏联方面 可能提出的抗议有了对付的准备，不过他也没忘记提醒我公社的领导不要处 份那六名知青，因为他们已主动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龙江中心的会晤中，苏方人员首先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 指责我穿军服的武装人员六人(知青们穿戴的是统一购买的远看分不清男女
的草绿色棉衣裤和帽子，每人还斜背个小书包，看起来都象背了手枪似的)， 在岸边人员的掩护下，昨天中午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侵入苏联境内纵深几 百米，长达三公里，进行有计划的侦察活动，蓄意挑起事端(苏军的了望哨 所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把时间记录在案)。
苏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组照片，要求泰主任对此作出明确解释。
　　泰主任当然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他说，“你方所指称的武装入侵事件， 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据我所知，中国边防部队昨天在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巡逻活动。
中国方面绝不会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黑龙江上故意挑起事端。 关于照片上人员的真实身分，我建议双方都进行一下详细的调查。 如果真是我国居民误入你方境内，那我表示遗憾。 黑龙江冬天江面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会晤
能在我方温暖的小屋内举行，就此事件交换各自的看法。” 苏联方面也知这是外交辞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顿，大饱口福，也
就不再继续追究和抗议了。
　　当时我们那一带的中苏交涉，冬天是双方谈判人员各坐车辆开到江中， 下车站着会谈；夏天是一方人员坐小艇到对方岸边，上岸后在专设的小屋内 进行会谈，这次你来，下次我去。
　　后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渐渐淡下来，每次在小屋的会谈结束后都要宴 请对方。
　　中方人员不习惯苏联的黑面包，苏方人员又特别喜欢中国的料理，不 仅味道好，吃不完还可以带回国去。
　　他们老是强调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对中方的盛情宴请赞不绝口， 评论一番。
我方人员也觉察到对方的用意，为了给谈判创造些良好气氛，我方谈
判代表总是建议下次谈判在我方境内举行。

　　苏军谈判人员开始还有些警惕性，后来实在抵挡不住中国食物和茅台 酒的诱惑，大多同意双方会晤在中方境内举行，甚至转弯抹角地指定下次食 谱，烤乳猪便是苏方谈判人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中方谈判人员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用来贬低苏联修正主义 的物资贫困，炫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刚生下来不几天吃奶的小乳猪烤一下便可成为名 菜，也知道苏联人确实爱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说是开我们知青的出国风气之先，无意中在苏联领土上
走了一趟。
　　其中某人后来作为官方代表团一员在 1990 年代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 他对一个谈判对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国家的国土上，对方开始没有 明白过来，后来听完解释哈哈大笑起来了。
其实我们那儿当时四十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初期都有过出国打工淘金的经历，当时也不要护照，几个人凑成一夥就 过境了，苏联人也眼开眼闭，正好来了一夥苦力，无所谓合法违法。
　　淘金者回国后必要经过中国境内一个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设 了检查站和控制着许多妓院，十八里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里曾有过妓院、商
店和住家联成一片的繁华景象(后来被一场大火烧尽)，淘金者辛苦淘来的一
点点沙金又被“野鸡”很快淘去，最后落入日本人的腰包。
1950 年代老乡们也出过一次国。 黑龙江上游森林着火，和苏联商量后，上级组织了一批人过江，在苏
联坐上火车，绕道到现场，迅速扑灭了山火。
　　可是在 1960 年代末期和 1970 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上根本 没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只能在江边和船上观望苏联。
在我们的眼里，苏联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机械化程度都比我们发
达。
　　苏联沿江各兵营，居民点之间都有公路相连，夏天还有双体流线型客 船在江上来回行驶。
　　而我们这边，黑龙江通航时，只有两只客船在对开行驶，一大一小， 大的叫“东方红十七号”，烧煤和木头，尾部上有一个象水车大转轮似的推 进装置，小的是螺旋浆推进的。
客船一个航班是半个月，其不便可想而知。 (据人讲，现在实行经济核算后，因客船亏本，黑龙江上的国营客运业
务已停航，也无私人经营从漠河到黑河这一段的客轮航运事业。
　　)中国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无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间砍出来 的简易道路连北京越野吉普车都不敢跑。
　　就连从县城到最近的火车站塔河的唯一一条正式公路也是坑坑洼洼， 破旧不堪。
　　有一年坐长途客车去火车站，车子一个颠簸(其实时速不过是六十来 码)，一声巨响，原来是后排我边上的一个女知青弹起来，脑袋把车厢顶上 的三合板撞了个大窟窿，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护作用。
司机若无其事，照样把车开得飞快，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怎么也不象中国报纸上宣传的
那样“苏修”已内外交困，穷途没落。

黑河对过的海兰泡又叫布拉戈申维克晚上灯火通明。 (来日本后从电视里看到，现在那儿已成了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中俄贸易
交流的中心，中国的倒爷们在那里大发其财。
　　)对岸沿江的一两个居民点的房子上都有电视天线，夏天苏联女人穿的 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们在江边洗衣服时经常唱着歌，男人们则坐 在屋前喝着什么东西，一点也没有贫穷的样子。
而我国这边，连县城也三天两头要停电点蜡烛和煤油灯。 对我们知青的困惑，老乡们的解释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后，边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连我呆过 的那个生产队里也家家有了电视机。
　　倒是对岸老大哥那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畅，一些俄罗斯漂亮姑娘不 得不到中国东北来打工挣钱，让一些中国人过了把当阔老的瘾。
这在当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大概苏联当局只陈兵百万对付中国就够了，大概中苏两国人民有着天 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们坐船经过苏联村庄时，不仅看不到有背枪的苏联老 百姓，那儿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开始中国人大多反应冷 淡，不敢主动招手，深怕引祸上身，落个有亲修倾向、立场不稳的罪名。
1971 年林彪事件以后，边境上形势反而有所缓和。
　　中苏两国的民间客货轮在江中交会时，或者白天经过对方村庄时，都 互相鸣笛致意。
上级也告诉我们知青，要主动向对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对方先
招手和鸣笛时，一定要回礼。
　　1970 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 突，人民日报上甚至有鼓动苏联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语句。
但在两国边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驱使中苏两国要合作解决一些问题。
　　我记忆中有一年倒开江，上游的江水夹着冰块奔腾而下，下游江面还 冰冻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庄和田地漫延，两国的房屋 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
中苏两国人员不得不在高层次进行商讨，共同防止灾害的扩大化。 最后决定由苏方派出直升飞机，放下苏联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
药，把冰屏障炸开，让上游下来的江水和冰块通过。
　　中国方面破例允许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在江面作盘旋时，可 进入中国沿江领空×公里和在中国领土上紧急迫降。
　　当时各生产队都接到命令，发现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进入我 领空或者在我境内降落时，除马上报告上级继续监视外，不准采取任何不友 好的行动。
　　四叛逃者和特务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 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
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 姓。
这在文革初期较多。
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

　　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 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
　　我生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 联兵营里去了。
　　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把林彪儿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计划”作 为林彪一夥武装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
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
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 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
心。
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 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
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 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
　　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 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
　　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 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 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 个知青排长发现。
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
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 部，为苏联立了大功。
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
比我们好。 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 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
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 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
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 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
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
特务。
　　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 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
　　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 逃，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
　　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 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
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
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

　　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 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 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
　　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 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 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
　　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 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人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 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
　　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 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
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
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 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
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 好不了了之。
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
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 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
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小窝棚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
一两次我们也躲进小窝棚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 便了一下。
　　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 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
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
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 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 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
　　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 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
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 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小窝棚；三
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 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
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 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
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
　　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 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
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 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
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
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

　　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 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 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 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
　　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 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
　　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 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
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
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 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
就游过江去了。
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 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
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 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
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
　　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 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
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 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
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 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 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 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
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
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 年 1 月 15 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 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 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
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
　　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 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人于 1967 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 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
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
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 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
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 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
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
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

　　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 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
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时可
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 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 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
　　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 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
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 了。
　　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 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
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在一座桥上 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 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
交接完情报后，中国军民马上从四处冒出来。 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
获。
　　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 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
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 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
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 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 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
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
　　四天之后，1 月 19 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 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 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 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
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
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五、奔丧 1976 年 9 月 9 日下午 4 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 只见小宋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 逝世了”。
“听谁说的？”
　　，“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 再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
　　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 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
毛主席自 1971 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
是我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

　　1976 年 5 月，自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 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
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周刊》，上
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讲话 时，说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 翻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 不过今年。
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
个好朋友中传过。 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
想到在吉林的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 两剑是杀皇上的，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
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 诉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 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听。
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
　　1 月 8 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 四·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 籍以观后效。
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
倾翻案风的公开政治运动。 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庆龄、
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 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 地区。
　　特别是 1972 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 相等外国领导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
士，虽然后来并没有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 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
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都有
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中央 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 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
　　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毛对江青 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分 道扬镖的气话来。
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露出来
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 其事。
　　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 没有下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
我们这里先听为快。
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