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们在德黑兰的人


　　霍华德·贝克正在发愁。这位前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72 小 时前刚当上白宫办公厅主任，现在正碰上第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难题：里根政 府找不到一个取代比尔·凯西的人来担任这个国家的特务头子。早在贝克到 达白宫许多天以前，参议院成功地打消了里根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局长第一人 选的提名。他提名的罗伯特·盖茨，由于人们质问他在伊朗门事件中究竟扮 演什么角色，本人已提出不要再把他作为考虑的人选。既然不再考虑盖茨， 贝克现在又在竭力推荐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翰·托尔作为一名理想的人 选。1987 年 3 月 2 日，即总统准备宣布人选的头一天，托尔似乎会接受这一 职务。尽管他并未明确首肯，但就贝克来说，毫无疑问他是会接受的。
　　即使是还在担任代局长的盖茨也认为，托尔的提名会在中央情报局内受 到欢迎。尽管托尔的确没有担任此项职务所必需的经验，但盖茨知道中央情 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一定会非常欢迎这项任命，因为老资格的托尔的到来会 使这个机构更为人们所尊敬。此外，盖茨也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需要一位 象艾伦·杜勒斯那样的谍报天才，而是需要一位好的行政领导和受国会尊敬 的强人。盖茨相信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同僚们，将乐于任何人来领导他们，只 要这位新局长不利用伊朗门事件作为支解情报机构的理由。
直到星期一下午，托尔的任命似乎都是肯定无疑的。星期二的早晨他将
被引进白宫，并被介绍给全国的新闻界，在这以后，人们期待他将很快得到 参议院的认可。托尔在国会山是颇受信任的，公众也很熟悉他，尽管他是一 个强硬保守的共和党人，但由于他在最近的伊朗门丑闻中，对里根持适当的 批评态度，这又给他增添了客观公正的美名。
托尔主持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在伊朗门事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
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在这一过程中，他有时对里根进行严厉批评，因而 得到人们的信任。托尔委员会最后发表的报告（正式题名为“总统特别审查 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的结论说，里根对伊朗门事件中白宫的行动无直接责 任，而是允许他的工作人员执行与他公开声明相抵触的政策。托尔的结论， 尽管并不是摧毁性的，但却说明他不依附于总统，这一点将有助于参议院对 他任命的认可。尽管如此，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职位，似乎仍然是里根对 他的一种报答，因为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他，对里根造成的损害 起了某种控制作用。对于这种指责，贝克准备自己去对付。他相信参议院不 敢拒绝把这一职位给托尔，或者怀疑他领导中央情报局的能力，因为托尔是 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正当贝克准备宣布托尔任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对，托尔给白宫打电话 说，他将不接受这一职务。他表示歉意，说他完全了解，这一似乎是改变主 意的做法，会给里根新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造成很为难的局面，但他的决定是 最后的。“我就是不能干”，他对贝克说。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当国防部长， 而不是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承认，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一种荣誉，这是毫 无疑问的，但这将使他永远没有可能再去争取当国防部长。但他已下定决心 想当国防部长，他认为将来仍有此机会。贝克和托尔进行了争论，但他的话 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很清楚，这位得克萨斯人是下了决心的。
　　贝克很生气。他知道托尔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可能会对里根造成极其尴 尬的局面，因为里根的领导能力已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这位白宫办公
　　
厅主任查看了一下他自己的名单，盖茨不行了，托尔正在等待一项他可能永 远得不到的工作。当然还有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位前空军将领也是托 尔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那位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拒绝接受任命以后，这 么快就指定斯考克罗夫特，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总统一直在物色一 名他要报答的人。这也意味着任命前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是不可能的，因 为他是托尔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贝克判定马斯基是一名地道的民主党人， 所以从未认真考虑过让他担任此项职务，虽然他的名字曾神秘地出现在几家 报纸上。新闻界迫不急待地盯着这项任命的宣布（他们好像在一旁得意地笑 着，盖茨的一位朋友对这位中央情报局的代局长说）。贝克认为他得赶快行 动。
　　正在这时，乔治·布什开始插手这件事。在上周末，他和他的幕僚们曾 讨论过有必要委任一名可靠的政府官员来领导中央情报局。布什担任过中央 情报局局长，他认为自己有独特的眼力，可为挑选一名新的候选人出主意。 他和他的幕僚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是 最理想的人选。布什认为，韦伯斯特和托尔具备同样条件，他一生都是一名 忠实的共和党人，为里根的高级助手所信任，也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布什不 仅把他看成是一位朋友，而且似乎是一位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伙伴。鉴于他过 去在联邦调查局的表现，布什认为他一定会很快得到参议院的认可（特别是 因为他过去的任命也得到同样迅速的认可）。韦伯斯特还具备托尔所不具备 的条件：作为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人，他有近 10 年和情报界打交道的经验，也 熟悉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布什告诉他的助手们，最为重要的是，他佩服韦伯 斯特的“坚定”和“责任心”。任命韦伯斯特将给联邦调查局留下一个空缺， 但这毕竟是次要的问题，因为他 10 年的任期反正也快满了。白宫认为，有从 容的时间去任命一名新的继任者。贝克马上对布什的看法表示同意，他奇怪 自己早先为什么没有想到韦伯斯特。取得里根的同意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3
月 3 日下午，贝克打电话给韦伯斯特提出请他出任新职的问题。
　　韦伯斯特对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建议表示有兴趣，但不愿马上肯定下来。 贝克催促他说，总统需要在 24 小时内得到答复。韦伯斯特告诉贝克，他仅需 要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作出决定。韦伯斯特对贝克给他打电话感到很高兴。他 知道尽管自己不想呆在华盛顿，他得认真对待这项建议。事实上他打算在
1985 年离开联邦调查局，但在司法部长米斯的鼓励下，答应留下来，因为米
斯对他说，在不进行大选的年头离职是一个不好的主意。韦伯斯特曾向米斯 明确表示，一旦在政治上能找到一个代替他的人，他很想回圣路易斯城去重 操律师的旧业。这样，他又呆了两年。现在，由于贝克给他打电话，他不得 不考虑作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也不是他自己单独能作出的。韦伯斯特在 妻子死后没有再婚，他给女儿德鲁西拉（他叫她“德鲁”）挂电话，告诉她 这个消息。她最初保持沉默，接着表示了她的不快。她说，“联邦调查局是 一回事。可是，爸爸，那个地方真有些让人害怕。”他对她说，他还未作出 决定，但倾向于接受这项工作。
　　当晚韦伯斯特挂了另一个电话，这次是给海军上将博比·雷，英曼打的。 后者是凯西手下的中央情报局第一副局长。此人当过国家安全局局长，是华 盛顿最受尊敬的谍报官员之一。里根最初当选总统时，英曼作为中央情报局 新局长的候选人，在所有人手中的名单里，都名列前茅。后来凯西得到这一 职位，他只好忍气吞声，同意当凯西的副手。但在 16 个月以后，当明摆着他
　　
在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他就离开了。韦伯斯特希望知道，英曼 认为他是否应接受这项任命。他还想了解，在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同时，是 否仍然可以当他的律师，而并不影响他有效地领导这个谍报机关？他的工作 是否要求他违反法律？英曼对他说，他完全可以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而不牺牲 自己的原则。英曼还解释说，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违反美国法律，但外国法律 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点上韦伯斯特是比较放心了，但他又问英曼对中央情 报局工作人员的士气有何看法，特别是伊朗门丑闻以后。英曼回答说，士气 虽受损害，但只要有得力的领导，很快可以扭转局面。最后，韦伯斯特问， 英曼是否认为他将是一位好的中央情报局领导？英曼诚恳地回答说，韦伯斯 特将是一位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还说，这一职务将是一个“挑战”。
　　第二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韦伯斯特作出了他的决定，尽管联邦调查局的 某些同僚回忆说，对于他将接受贝克的建议一事，从未有人真正怀疑过。他 们说，韦伯斯特和布什一样，深信他自己是这一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尽管中 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有本质的不同，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某些工作已 比较熟悉，因为在他主持联邦调查局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韦伯斯特已扩 展了联邦调查局的海外谍报工作，作为配合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一部分。韦伯 斯特相信，他过去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一切，同样也可以为中央情报局做。 在他看来，这两个机构所需要的东西，从管理方式来说，并不存在多大的差 别。事实上，中央情报局 1987 年的情况和 9 年前他接管联邦调查局时非常相 似。在 1978 年的联邦调查局里，J·埃德加·胡佛的阴魂不散。他是在执法 方面最强有力，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在紧接着胡佛以后的年代里， 韦伯斯特的前任克拉伦斯·凯利给联邦调查局的上层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 但因他在那里的时间太短，不可能带来持久性的变化。这项任务留给了韦伯 斯特去完成。他得重振士气。当时各个办公室之间的闲言碎语和内部的政治 斗争，已把这个局弄得士气低落，这里的人工作拖沓，被人视为到时候上下 班的侦探。韦伯斯特花了 3 年时间才清除了胡佛的派别分子，重新在国会心 目中树立起它被损坏的声誉。
韦伯斯特由于完成了这项任务赢得了人们的称赞，但贬低他的也大有人
在。1981 年，他负责认可雷蒙德·多诺万任命前的调查工作，受到严厉的批 评，当时多诺万被里根提名出任劳工部长。在多诺万被指控受贿以后，参议 院发现联邦调查局为他任命提供的背景材料隐瞒了某些重要情节。参议院接 着对联邦调查局处理此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韦伯斯特的领导工作提出 尖锐批评。参议院发现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有关多诺万的材料，实际上是他某 些亲密的朋友对他溢美之词的汇编，比无用还要糟糕。多诺万后被起诉并接 受审判，最后被宣判无罪。如果联邦调查局在参议院审议多诺万的提名前工 作比较得力，也许法院的那场戏可以避免。这是最轻的说法。另一方面，韦 伯斯特的批评者说，联邦调查局在多诺万案件上的失败，说明联邦调查局仍 和过去一样带有政治色彩，韦伯斯特没有使它产生任何改变。
　　同样的批评在阿拉伯诓骗丑闻以后也出现过，这是一起冒称代表富有的 阿拉伯人向国会员行贿，以换取政治上的好处的“诓骗行动”。这一行动最 终的结果是好几个人被起诉。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却成了参议院深入调 查的目标，他们要了解韦伯斯特手下的人，是否特意挑选了某些人作为他们 诱骗的对象——大多数都是民主党人。调查委员会发现联邦调查局不认真保 存电话谈话记录和录音带，韦伯斯特和他的谍报人员之间的通话查不到有关
　　
的记录。韦伯斯特在这次事件中，遭到和多诺万事件中对他的同样批评。尽
管 7 名国会议员由于阿拉伯诓骗丑闻都被判有罪，但联邦调查局的这项调 查，却被指控为被白宫利用作为它的政治工具。韦伯斯特忿忿然地回答他的 批评者说，“我为我们所做的事感到骄傲，我们的工作经得起法庭的考验。” 在“瓶塞钻行动”中，联邦调查局的目标是想抓住克利夫兰的几名法官 从一名法警那里领取贿赂。在此案中，韦伯斯特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进一步 扩大了它在阿拉伯诓骗行动中所犯的错误。联邦调查局参加此案的特工人员 忘了去查阅这名法警的刑事犯罪档案，事后证明此人是一名被判过刑的盗窃 犯。这些特工人员也没有去核实他提供的贿赂是否真付给了这几名法官，这 名法警实际上把这笔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可他却把矛头指向他从未接触过
的法官。最后在这次行动中真正受控告的是那名法警。 在韦伯斯特主持工作的年代里，联邦调查局最秘密的情报员之一是杰
基·普雷瑟，那位矮个子、超重量、说话直喘气的强有力的国际卡车司机兄 弟会的领导人。当这一情报被人知道以后，联邦调查局是否被利用去实现某 种政治目的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普雷瑟是在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的敦 促下，当上了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的。当时米斯说可利用他来帮助对腐败的 工会进行清理整顿。（普雷瑟在 1980—81 年里根的过渡班子里担任过职务， 在这以前，他的兄弟会是支持里根竞选总统的全国两大工会之一。）普雷瑟 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一份有关兄弟会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关系的详细报告， 虽他本人也有两面讨好的嫌疑。尽管围绕普雷瑟的动机和他可信赖的程度有 许多争论，联邦调查局进行了为时三年的调查，其结果是撤换了兄弟会内的 许多领导人。联邦调查局对整顿了这一工会组织一直引以为荣。该局的高级 谍报人员强调，普雷瑟所提供的情报是非常有价值的，使用这位国际卡车司 机兄弟会的主席作为情报员，对结束工会的腐败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普雷 瑟最后被指控给他的亲戚和犯罪团伙的成员吃空缺，但还没有来得及受审， 就因患脑癌去世。）
正如凯西在中央情报局的年代一样，韦伯斯特在联邦调查局的任期内也
有若干突出的、受到广泛宣扬的成就。联邦调查局曾在克利夫兰试图推行的 “诓骗行动”，最后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取得成功，联邦调查局对那里几 十名腐败法官的指控得以成立。但最大的成功之处是，韦伯斯特恢复了联邦 调查局作为美国首要的执法机关的声誉，尽管它也有种种失误。联邦调查局 最后被揭发对那些反对美国卷入中美洲事务的人进行过特务侦察，从而影响 了它的声誉，但它的上述成就仍然是了不起的。总的来看，韦伯斯特制眼了 胡佛时代的活跃分子，使联邦调查局重新赢得冷酷无情的密探之家的美名。
　　3 月 3 日下午，当韦伯斯特考虑他的前途时，与其说他关心他在联邦调 查局过去的成绩，还不如说他更加关心他是否会被参议院认可去担任中央情 报局局长。他几乎生来就有一种崇尚个人作用的信念，因而他绝对相信自己 能胜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在接到霍华德·贝克向他提供新职务的电话 将近 24 小时后，韦伯斯特拿起电话筒把他的决定通知白宫。他说，总统能想 到让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感到“很受抬举，也很荣幸”。他将接受这项 任命，并保证竭力把工作做好。
　　3 月 5 日正式宣布了对韦伯斯特的任命。和他一起站在白宫新闻发布厅 里，里根总统把比尔·韦伯斯特说成是一位“诚实和正直的人”，并引用他 曾担任联邦法官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经历，作为提名他的过硬条件。但在里
　　
根多少有点迟疑的发言中，也流露出他自己也弄不清，他原来曾先后决定任 命盖茨和托尔，为什么都没有兑现。在他担任总统的整个期间，很少有象这 次的表现——今天的里根活像一名第二流的演员。他不熟悉他的台词，他的 发言稿写得也很潦草。他在不适当的地方发出微笑，还常常偷偷地看韦伯斯 特一眼，好像不敢肯定他是什么人。韦伯斯特却落落大方，谦恭而又充满自 信。他说他在等待参议院的认可，但坚持要熟悉了新的工作以后，再对所有 问题发表他的意见。
　　如果里根还有些对韦伯斯特没有把握的话，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却对 他很少有什么怀疑。对他们来说，里根对韦伯斯特的任命，解除了人们对中 央情报局前途愈来愈深的怀疑，是值得欢迎和令人宽慰的事。参议员们都很 清楚，凯西一伙损坏了中央情报局在公众和国会中的声望，他们同样也很清 楚，罗伯特·盖茨也不是能挽回这种声誉的合适人选。当委员会的成员听到 里根在考虑任命约翰·托尔来主管兰利的工作时，他们的怀疑情绪加深了。 问题不在于对托尔的任命不能得到认可（他可以，而且完全可能会得到认 可），因为即使有把握得到认可，也并不说明有足够的理由提名他作为候选 人。他们认为，中央情报局需要的是一位享有善于整顿士气低落部门的声誉 的人。韦伯斯特正好有这种经历，而且在国会为人们所知晓并受到青睐。他 可能在调查多诺万事件和阿拉伯诓骗行动的过程中，曾碰到某些困难，但他 至少是相信监督的概念和程序的，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比凯西强 得多。
参议员戴维·博伦，这位表达能力很强的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人，参议
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对于这一点是很坚持的。傅伦告诉他的一位助手说， 如果因伊朗门事件深受创伤的里很总统还想保住他自己和他的总统宝座的 话，他应该作出遵守法律的承诺，并且在物色人选时，找那些能与国会合作 的人。
缅因州的众议员威廉·科恩，这个委员会中职位很高的共和党人，也抱
有同样的看法，但由于要忠于他的党，不能这样公开说。科恩相信，委员会 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停止凯西私下采取的涉及外交政策的行动。他认为，继 续保持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委派一位熟悉并立志遵守法律的人去当中 央情报局局长。在公开场合，科恩赞扬里根对韦伯斯特的任命，私下里他则 表示，他怀疑伊朗门丑闻恐怕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复杂。科恩对他下面的工 作人员说，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可以尽量辩解说，他们是清白的或是不知情的， 但他很难说，政府私下采取的涉及外交政策的行动是否已经停止。更使他苦 恼的是，他毫无办法去进行核对。科恩抑制他内心的不安，并和博伦一起参 加支持韦伯斯特的大合唱。
　　这种支持犹如笑里藏刀，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戴维·博伦认为韦伯斯特 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央情报局领导人，这就意味着这位参议员已得到某种保 证，未来的这位领导人将是一位开诚布公的，甚至是驯眼的局长——也许还 可能成为国会在兰利的耳目。这至少是韦伯斯特被任命的那天，许多中央情 报局高级官员的想法。在兰利，人们对里根宣布的任命广泛持怀疑态度，并 且都在窃窃私议，韦伯斯特是否有必要的背景，使他能恢复中央情报局在公 众心目中原有的形象和重振机关内部的士气。
　　在这所谍报机关第六层的办公室里，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计划的高级特 工人员，不断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对韦伯斯特的提名表示关切，认为这只
　　
会增加他们的问题。那些参与威廉·凯西以武器换取人质密谋的部分谍报官 员更是疑心重重。中央情报局伊朗科科长也特别关切。他问一位同事说，“你 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近东处主管反恐怖活动的一位专家也很担心，他 向另一位谍报官员打听：“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这家伙懂不懂谍报工作？” 托马斯·特威腾是最近刚任命的近东处处长，他较为乐观一些。他相信 韦伯斯特在兰利开始工作时会比较谨慎的，如果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他也会 设法不要得罪这些他将来要与之共事的人。特威腾说，韦伯斯特也得先熟悉 一下环境。他见过韦伯斯特，知道他，和他交谈过，并说这人“还可以”。 很多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对韦伯斯特的任命感到不安，这并不特 别令人感到震惊。在联邦调查局里，人们都了解这位原来的密苏里州的法官 有时爱教训人，他对官僚机构内部的斗争常感到不耐烦，对那些行动超越了 他狭隘的是非观念的下属，常给予惩处。他性子急，要求高，有时对人非常 严格，这些都是出了名的。那些过去和联邦调查局打过交道的联络官们都注 意到他的这些特点，他们传活回来说，给韦伯斯特工作是很难的。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联邦调查局的高级谍报人员对韦伯斯特忠心耿耿，认为他是中央情 报局局长的合适人选。他们相信，韦伯斯特将清除那些甚至与凯西一诺斯丑
闻稍有牵连的人。那些领导凯西的伊朗行动计划的人，最明显的是克莱尔·乔 治、德韦·克拉里奇、托马斯·特威腾和他们的助手们，当然是首当其冲。 特别是克拉里奇，他相信韦伯斯特的任命将标志着他的事业的终结。他对一 位同事说，“我不会在这里呆多久了”。
人们还有一些其它顾虑。有些人认为，韦伯斯特的任命是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是为了满足国会由于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诺斯的行动计划而对它进行惩 处的愿望。他们认为，现在国会通过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的监督，将比过 去更加厉害了。还有些人认为，韦伯斯特对谍报工作并不象他自己所说的懂 得那么多，他对谍报界爱耍弄阴谋诡计的传统只不过是有点皮毛的了解。除 了这些怀疑以外，还有在罗伯特·盖茨不能被批准任命问题上的分歧。中央 情报局内的大多数高级领导，特别是那些行动部的人，虽不喜欢盖茨，但认 为他得不到批准任命，也就排除了其他职业特工人员担任局长的可能。尽管 他本身有缺点，他的失败也意味着他们的失败，要看到一名谍报人员成为局 长，还不知要等多久。盖茨决定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撒回，在情 报部他最接近的同事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因为他原本可以成为第一位长期 担任过分析人员工作的局长。至少盖茨是一个已知数，是韦伯斯特则不是。 围绕韦伯斯特对中央情报局内部工作运转的知识究竟有多少，以及他处 理局内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在兰利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 由于报纸上有关他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的报道而变得更加激烈了。对那 些认为任命盖茨将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人，这些新闻报道更是给他们增添了 武器弹药。他们引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看法。第一，在凯西担任局长 初期的 1981 年，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曾公开反对取消对中央情报局搜集国内 外情报的某些限制。韦伯斯特这一令人吃惊的立场，似乎是对即将卸任的卡 特总统的报答，因为正是卡特，给了他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位（下令规定这
些限制的也正是卡特总统）。
　　第二，1984 年，他发表了一项对中央情报局不利的声明，这项声明对众 多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来说，暴露了他在谍报工作上的无知。他对报界说， 他反对建立军事部队对恐怖主义组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说，美国不应
　　
该做那些“可能在以后更加清醒的时候会受到谴责”的事情。对那些一贯批 评他的人来说，他的这番话似乎是要把美国法律运用在国外进行的谍报工作 中。这无异于说，只有在受到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后，而不是在这以前，才能 采取行动。他的这种观点在行动部的人员中传为笑柄。
　　最后，与上述一点有关联的是，韦伯斯特曾反对白宫 1986 年的一个计 划，这个计划允许中央情报局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绑架，并把他们押送到美 国来受审。他的这些观点受到中央情报局准军事人员的嘲笑，这些人员在中 央情报局内被贬称为“把指节弄得嘎嘎作响的人”。一点不假，过去中央情 报局有些高级特工人员在凯西试图诱捕穆罕默德·侯赛因·拉希德的时候， 曾在这个问题上反对过凯西，但当时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接着，在 1986 年，正当中央情报局准备为了保护自己有权这样做而在立法上努力解决这一 问题时，韦伯斯特又抱怨说，法律被引伸到无法可依的程度了。中央情报局 的官员们对他的解释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一直推论 下去，他的这种立场最终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在国外的工作统统都得结束。既 要工作，总得有些地方有点伸缩的余地。中央情报局迫切需要一个能对付恐 怖主义的方案。但每当它提出一个方案时，都遭到韦伯斯特的反对。
　　但是，在中央情报局内，引起对韦伯斯特怀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一个 个人因素：他是第一个从联邦调查局来中央情报局任局长的人，也是第一位 被委任主持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执法官员。此外，所有人都知道，联邦调查局 和中央情报局有长期不和的历史，这种不和曾导致两者的公开分裂。有一段 时期，在 J·埃德加·胡佛的指示下，这两个机构的人根本直不讲话。最严 重的分裂发生在 1970 年，那时两个不同的国内谍报行动发生了正面冲突。胡 佛后来对中央情报局发动的长期斗争，由于他对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行动的不 信任，而更加变本加厉。导致这一结果的另一因素是，中央情报局还享有长 春藤俱乐部超级秘密分队的名声，也就是说，它的成员许多都是美国东北部 八所名牌大学毕业的盛气凌人的知识分子。在两家分裂后，一提起中央情报 局的名字就几乎会引起胡佛发火。
两个机构之间的决裂终于得以弥合，但这只是在胡佛死后的事。美国国
会后来不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进行谍报活动，也有助于弥合这一决裂。到
1975 年，这个漫长而微妙的在这两个机构之间重新建立某种合作气氛的过程 已经开始了。韦伯斯特的前任克拉伦斯。凯利，为在两个组织间重建一种新 型关系而辛勤工作，但直到韦伯斯特的任期内，两个组织间仍然存在一种客 客气气但很不自然的关系。在中央情报局看来，联邦调查局是一个更老的机 构，它的作用有些被夸大了，这个机构充满了身著灰色制服的警察，他们专 门搜捕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和盗窃犯。联邦调查局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专 门从事阴谋活动的象牙之塔，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些抽着烟斗的学者，忙于 研究理论而工作却没有多少成效。
　　这种互把对方典型化的说法，多少还是有点道理。中央情报局把自己看 成是谍报工作中的精英，而联邦调查局则经常认为他们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了。这种互相敌视的态度，对里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在兰利引起的看法， 产生了巨大影响。韦伯斯特被看做是一位需要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培训的外来 户。大多数中央情报局的职业谍报工作人员，硬是不准备在他到来时做出任 何欢迎的表示。
韦伯斯特似乎也不特别适合扮演典型的中央情报局特务头子的角色，譬

如象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或者威廉·凯西那样的人物。他是一 位不起眼的、身高只有 5 英尺 10 英寸的密苏里州法官，喜欢读海明威的作品， 搜集有作者签名的书籍，打起网球来每次都以小时计，也常在美国中西部他 自己的农场里骑马。他对法律抱有某种狂热，他不断谈论的“法治”听上去 如此古板，以致最接近他的人有时都认为他太老式了。中央情报局似乎还没 有见过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主张戒酒的、虔诚的基督科学派教徒，他从不 骂人，每天都锻炼身体，还爱引用一些格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有一次诚 恳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我从不把运动和行动混淆起来”。作为一位政府公 职人员，他的服务记录无任何污点，个人生活也无可指责。在他的经历中， 不存在任何隐而未发的可怕丑闻，譬如在停车场偶尔结识一名妓女、和别人 分赃、或者学历上有什么污点，这些东西统统都没有。1987 年的威廉·韦伯 斯特就象十年前的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一样：两人都是宗教信徒，工作专心 致志，独来独往，二者对比，相似之处立即十分明显，致使许多行动部的官 员同声叹息。
　　即使原来对韦伯斯特最有疑虑的职业特工人员，也很快发现韦伯斯特对 人非常友好，几乎让大家无话可说。他被提名后，立即来到兰利参加同大家 见面的约会，和每人握握手，在适当的时候摇摇头以表示惊讶，非常专心地 听取向他这位已被选定但还未上任的局长所作的第一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 那些和他一样已被指定、但尚未正式上任的官员们发现，他不象他们所希望 的那样快地熟悉业务。尽管他对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明显地感兴趣，但这些官 员们发现，他对自己能力抱有的自信，有时使他看不清楚，他需要了解和消 化多么大量的情况和材料。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比威廉·凯西更有行 政管理才能，但在搞情报工作的才能上却赶不上凯西。他仍然认为，中央情 报局的海外工作，可以在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前提下进行。而实际憎况是， 甚至要招募一名外国间谍都是一件危险的任务。对那些在“禁区”（譬如说 苏联或伊朗）吸收的特务来说，这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叛国罪，因而这些地区 成为突出的盲点。但韦伯斯特曾对一批听众说，“从我有记忆力的时候开始， 我就想当一名律师”。
如今，韦伯斯特却要去领导中央情报局。
　　决定韦伯斯特应担任中央情报局新局长是一回事，正式要使他的这项任 命得到认可却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华盛顿官方很有把握地认为，在批准他 的任命问题上，还没有发现任何令人难堪的障碍。另一方面，又没有人愿意 说他是毫无瑕疵的。对他的怀疑与他的个人生活无关（他工作努力，认真负 责，也是个聪明的、关心家庭的人）。最可怕的前景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将发现，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他，偶然接触过向伊朗偷运武器或者有关诺 斯转移资金的证据，但他却默不作声。换句话说，没有人希望发现任何迹象， 说明韦伯斯特有意识地参与了掩盖罪行的活动。
　　在韦伯斯特是否会被认可的问题上，使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谍报人 员以及该局的国会联络办公室的官员们最感不安的是，1985 年中期开始的一 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当时行动部近东处的中级官员开始感觉到，伊朗正在发 生一个重大事件。一位前情报官员回忆说，“1985 年夏天的晚些时候，连着 好些天有些人一直关着门在开会。参加会的有特威腾。（克菜尔）·乔治、
（伊朗组组长杰克）·迪瓦恩，几乎能想象到的所有人，包括近东处全部高 级特工人员。处里的人跑去找近东处处长伯特·邓恩，对他说，‘你瞧，如

果有什么事我们应该知道的，你应当告诉我们。我们不想在不自觉的情况下 碍你们的事’，他对我们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追问他说，‘是 我们自己在干什么事吗？我们是否在那里布置了什么武器？’他挥手让我们 离开，对我们说，‘我们没法那样干’。”
　　但谣言仍不断在流传。据这位过去的官员说，伯特·邓恩（他是中央情 报局主持海外行动的最优秀的人员之一）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从八十年代初 期起，一直在紧张地追踪外国武器运进伊朗的情况，以了解伊朗在和伊拉克 的战争中的军事能力。1982 年，他们听到未经证实的谣传说，有相当尖端的 英国坦克运往伊朗在波斯湾的繁忙港口阿巴斯港。如果报告属实，它将证明 美国最亲密的盟国正利用霍梅尼想把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狂热 愿望，从中捞取利润。中央情报局还发现，1983 年，伊朗人为了从国际私商 那里购买武器，在伦敦开了一个庞大的办事处。伦敦闹区外的这个生意兴隆 的伊朗武器市场被发现后，更是谣言四起，说美国也卷入这场武装伊朗的活 动。
　　到了 1985 年 9 月，谣传达到了顶点。当时，近东处的一位特工人员接到 一个保密电话，这个电话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务从华盛顿特区打到兰利来 的。据这个打电话的人说，联邦调查局成功地招募了一名伊朗学生，这名学 生很快要回德黑兰。由于他即将去海外，联邦调查局认为让中央情报局参与 此事可能是个好主意。这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还说，由于这名学生很聪明， 口齿也颇伶俐，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中央情报局的这位特工人员把这项建议向他的领导汇报，这以后的两周
时间里，近东处的高级情报人员考虑了这项建议。据一位参与其事的官员回 忆，关于是否招募和训练这名学生的决定，“逐级上报，从处理伊朗问题的 官员到科长，接着到近东处副处长（特威腾）、处长（邓恩），然后到乔治
（行动部负责人）。最后，尽管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谍报网大都已被破坏，
它最后还是决定不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这一建议。理由是区区一名学生不大可 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允许联邦调查局自己去处理这件事。 两周后，当联邦调查局通知中央憎报局的高级谍报官员，说这名学生将 在德黑兰有一个很好的职位时，他们很快改变了主意。这名学生将成为一位 伊朗最高级官员的助手，这就使他能接触这个国家的某些核心军事机密和其 它情报资料。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这一情况真是太好了，几乎有点令人难以置 信。如果中央情报局能完全控制他，这将意味着它将拥有霍梅尼政权内部最 接近大量宝贵情报来源的人提供的材料。美国将具备它将近十年来所没有过 的条件，即有一名接近伊朗政府最上层的人为它充当间谍。近东处最有经验 的官员行动很迅速。10 月初，他们在兰利的军事联络科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 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方面搞外国情报的高级谍 报官员。联邦调查局除了指派在国内主持此事的人以外，还派来了它主管国 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几名负责人来参加会议。中央情报局参加会议的有伊朗科 副科长和两名负责专案的高级特工人员，此外还有负责和联邦调查局联系的 官员，以及拉里·拉金上尉（在美国的伊朗流亡者都把他叫做拉里上尉）， 后者可能是在近东处工作过的负责在伊朗行动最知情的官员。总共加起来， 在这里开会的有 9 名高水平的老资格官员，每人都有 20 年以上的秘密工作经
验。
拉金发言时为这次会议定了调子。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说，如果这

名伊朗学生由中央情报局来全权处理，他将会更有价值。在会议室的每个人 都明白，按照法律，中央憎报局对招募的外国间谍有优先权。从实际情况来 说，中央情报局有更好的条件来处理这项工作。讨论一开始就这样单刀直入， 未免有些唐突。但这就是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打交道时的一贯做法。中 央情报局伊朗科副科长接着以一种较低的调子继续发言。他承认，中央情报 局很急于想得到这名间谍，因为自霍梅尼的革命以来，该局的谍报网从未完 全恢复。
　　联邦调查局一名主要的搞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专家，对他们两位的发言勉 强表示同意，但提出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联邦调查局要求得到这名间谍提 供的情报，以及中央情报局使用他时采取的每一步骤的详细总结。联邦调查 局的这位发言人在这以后讲的一段话，却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瞠目结舌。 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名伊朗学生直接通过用声音作为代号的电话联 系方法，或者在伊朗境内采用投置信件的方法来提供憎报。他还说这些办法 似乎很管用。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都被吓坏了。他们知道，不管联邦调查局如何小心 翼翼，霍梅尼的情报部门一定已经截获了这名间谍和海外的通话，他随时都 可能被捕。这个伊斯兰共和国不仅一直在进行顽强而持久的监控活动；这在 东南亚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继承了七十年代中央情报局为伊朗国王装 置的尖端的、耗资巨大的电话窃听系统。这一系统曾花掉中央情报局数百万 美元，它也是 1979 年伊朗革命引起的一项美国情报界最大的技术损失。使用 这一技术，霍梅尼的情报部门可以同时监听几百部电话。在短时间的沉默以 后，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微微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建议联邦调查局马上停 止通过电话接受情报的做法。联邦调查局被告知，再和那名伊朗间谍最后通 一次话，给他一些新的指示，由中央情报局制订计划设法与他重新建立联系。 除了与这名伊朗学生保持电话联系所产生的问题以外，联邦调查局最大 的危险在于它坚持用投置信件的方法作为和他联系的另一途径。这已被认为 是一种原始的、很容易被发觉的方法，而且对搜集情报的人来说，也颇难追 踪，作为写侦探小说是很好的，但在拥有侦察卫星这类尖端技术的时代里， 这种技术的名声已经很成问题。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投置信件的方法已 经不灵了。例证之一是，当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试图从一名已经爬上很高 地位的中东间谍那里取回一份情报时，他收到的却是一张这名间谍被砍断肢 体的尸体的照片。这个局苏联处的人也不会忘记，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很有价 值的间谍，即接触有关苏联导弹计划核心机密的一位著名女科学家，正当她 在列宁格勒的大桥上往一块空心砖里投置情报时，被克格勃当场抓住。尽管 中央情报局并未完全废弃这种投置信件的做法，但他们已有惨痛的经验，因 而给它取了一个可怕的别名，叫做“投置死亡”。中央情报局很清楚，联邦 调查局招募的是一名把当间谍看作做游戏的新手，因此不大可能对他进行复 杂的职业培训。他被识破和处死的可能性很大，同样他也很可能转过身来反 对美国人（我们常用“急转弯”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况）。至少有一位参加 两局联席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联邦调查局已经把事情弄糟了。要想 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把这名学生从伊朗带出来、重新加以训练，个别谈话， 用测谎器考验他的忠诚，给他装备无线电、识别器、密码等设备，然后再送
回伊朗、这就是中央情报局所谓的“建立信任和某种通讯系统”。 会后，中央情报局近东处和伊朗科负责专案的官员们，开始起草完成上

述诸项任务的详细计划。在几天之内，他们就决定把这名新招募的间谍带出 伊朗，并指定中央情报局在波斯湾的一个情报站来负责这项任务。他们判定， 尽管把他直接带到西德的法兰克福更好，但这样做危险性太大。（中央情报 局的德黑兰情报站已从伊朗撤出，暂驻法兰克福，该站叫做德法兰，即德黑 兰一法兰克福的简称。它是中央情报局海外最大的情报站之一。）
　　中央情报局最后的计划，在上述两局在兰利召开的联席会会后的一周内 被批准。这项计划要求把那名间谍带出伊朗，并在一个秘密场所训练 5 天。 这是一个紧急的培训计划。近东处负责秘密工作的官员们知道，他们得抓紧 进行训练，因为他们同时还得准备布置一套假象，以防止他们的工作计划被 霍梅尼的情报部门所发现。这项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名间谍被葬送掉。 他将接受中央情报局的通讯设备，并且得到详细的指示，使他知道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向美国传递情报。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很有信心，认为他们将成 功地保护这名间谍，不让他被发现，但他们也了解这项工作仍然是十分危险 的。就象他们一贯采取的保险措施那样，中央情报局还计划指定一位在德黑 兰工作的外国官员负责追踪这名新间谍的工作，并为他设计出一个逃跑计 划，这种计划过去他们曾成功地运用过。
　　1985 年 10 月中旬，正当中央情报局即将开始执行它训练计划的前几周， 一位近东处的官员从这名间谍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系人那里，接到一个令人不 安的电话。这位联邦调查局的人说，他接到这名伊朗学生的报告，这项报告 可能会使美国难堪。这名伊朗学生说，他被指派负责带领雇用他的那位伊朗 政府高级官员去视察伊朗的军事设施。他们这次去的地方包括大不里士的军 事基地，那里离苏联很近。据这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名伊朗学生站在 大不里士军用机场的停机坪上，曾看到一架象是美国但无标志的飞机正在卸 下一些先进武器。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停了一会，想试探一下接电话的中 央情报局官员的反应，然后询问行动部是否正在执行一项秘密向伊朗提供武 器的计划。这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回答很简短。他说，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任 何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并补充说，这样做是违反美国的既定政策的。伊朗 被定为一个奉行恐怖主义的国家，因此，这名伊朗学生一定搞错了，对此事 不可能有其它解释。
尽管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此断然加以否认，但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
中央情报局又重新引起猜疑，在那些日子里，行动部近东处整天关着门开会 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大不里士的见闻传遍了行动部的时候，接到电话的官员 把这一情况向近东处副处长特威腾作了汇报。这位官员把这名伊朗学生最新 的工作情况向特威腾介绍了以后，曾表示担心，中央情报局在更高一级进行 着的另一个计划，可能会危及近东处本身的间谍网。特威腾很快采取行动。 他立即要求重新彻底审查该处对联邦调查局这名伊朗间谍的训练计划。他还 断然否认任何在更高一级水平上进行的向伊朗秘密提供武器的行动计划。
　　特威腾对计划审查的结果是，它重新确定了它同那名将可能发挥重大作 用的伊朗间谍的关系。在接到大不里士报告的几周内，中央情报局决定结束 它训练伊朗学生的计划。表面上的理由是，他提供的情报是虚构的，这就使 他成为一个不可靠的情报来源。一位行动部的官员说，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 是，这名中央情报局未来的间谍发现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活动，而这项活动原 本是保密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就在中央情报局同意由它来控制联邦调查局在德

黑兰的那名间谍以后不过几个星期，这两个局的相应人员在一起又开过一次 会。这一次，伊朗科科长首先发言，他通知联邦调查局说，中央情报局现在 又改变了主意，它对那名伊朗学生不再感兴趣，不再想从他那里获得什么情 报。参加会议的联邦调查局官员们虽然对中央情报局这一态度的改变感到吃 惊，但他们除了接受这一事实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们把这看作是 两个局之间关系冷淡的又一表现。
　　如果不是因为凯西的死和有关韦伯斯特批准任命前的听证会，上面谈到 的整个事件可能会被人遗忘。在中央情报局通知联邦调查局它不再对那名伊 朗学生感兴趣以后将近 18 个月，中央情报局被指定替韦伯斯特搜集局内材料 的官员们有些担心，这一事件可能影响他的批准任命。可能已有人将武器换 取人质的计划向韦伯斯恃作过汇报，而且他也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那 名间谍发现有关飞机的事。这种担心终于被事实所证明，当时参议院情报委 员会在听证会前写给韦伯斯特的一封长信中，曾向他提出他是否“单独”从 “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获悉有关以武器换取人质的行动计划。这一提问的 措辞促使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得出结论，这个委员会已经觉察到两个局之间 原来商定而后来又流产的计划。在 1987 年 4 月末一个寂静的早晨，中央情报 局驻国会山负责立法事务的官员曾给兰利挂了一个电话，确认中央情报局 10 月里企图招募那名伊朗人的详细计划，已经有人泄露给这个委员会了，很显 然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泄露的。这位官员说，这份报告包括那名伊朗人所说的 他曾于 1985 年在大不里士的机场上看到一架美国造飞机的概述。而这个时间 是在中央情报局承认它参与了奥利弗·诺斯以武器换取人质计划一个月之 前。
这一情况立即上报给伊朗科的新科长弗雷德·伦达尔，此人又提醒新的
近东处处长特威腾注意此事。后者马上惊呆了。正当人们设法证明威廉·韦 伯斯特是一位称职、诚实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因而也理所当然是一名称职、 诚实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他自己的局却得到了可能对他担任新职务 造成致命威胁的情报。这一报告对中央情报局也形成一种威胁，因为它将推 翻中央情报局声称它在 1985 年 11 月前未参与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说法。这是 一项不能再坏的消息。在伊朗门事件引起很大震动的情况下，特威腾知道， 没有人会相信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策划 10 月份那次运送武器的事件（如果真 有这一事件的话），即使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回事，人们也不会相信，而特威 腾对他的高级助手一直都是矢口否认的。
特威腾采取了他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去防范这一威胁。他指定参加两局
会议的官员们去写一份有关这一行动计划的书面总结。此外，中央情报局还 私下向参议院再一次否认它在 1985 年 11 月前曾秘密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说 法，并且说明即使在 11 月间，它也是受白宫之命，帮着一架在葡萄牙的飞机 取得着陆权，以执行一项它当时认为已得到总统批准的行动计划。中央情报 局还辩解说，该局在这件丑闻中的作用与韦伯斯特是否听说任何秘密的计划 没有什么联系。他当时在联邦调查局，从未听说美国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 中央情报局代替韦伯斯特所作的回答也清楚他说明了中央情报局本身的立 场：那名伊朗人提供的报告是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决定不招募 这个人的首要原因。
　　几天之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有了它自己现成的解释：它的结论是，材 料说明在大不里士发现的那架飞机（它特别补充说，如果真有这架飞机的
　　
话），并不是美国飞机尽管究竟是哪一国家的飞机谁也说不好。如果要确切 证实这是一架（执行向伊朗提供武器任务的）美国飞机（而且早在中央情报 局承认自己受命于白宫，参与策划和执行这项计划以前，这项行动已在计划 和执行，而这一切中央情报局当时都是知道的），必需飞机上有美国标志， 而这架飞机并无这种标志。换句话说，根据联邦调查局所提供的材料，无法 作出结论，它不能证实任何问题。一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官员说，“我 们无法说这件事到底是真还是假。有可能当时在大不里士机场上的确有一架 美国飞机，中央情报局也知道这件事，并且是它在经办给伊朗秘密运送武器， 它这样做可能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不相 信有这样的事。”
　　这件事仍然很令人焦心。没有人否认在 8 月份炎热的一天，曾有一架飞 机在大不里士机场卸下它装运的武器，只是无法证实这一报告。也没有人否 认，联邦调查局里有人对外泄露了情报，表明该局曾在 1985 年招募了一名伊 朗学生，让他向美国提供有关伊朗的情报，这名伊朗人很受信任，能接触一 般人接触不到的军事和政治机密。在一情况显然是有人故意向参议院泄露 的，目的是为了使韦伯斯特的任命得不到批准，并且使人们对韦伯斯特否认 他事前知道伊朗门事件产生怀疑。对韦伯斯特来说很幸运的是，这一事件的 真相，无论当时和现在，都始终弄不清楚。最后，参议院的那个委员会相信 了韦伯斯特，也相信了中央情报局，两者都矢口否认他们了解上述情况。
有关大不里士的报告，还有几件其它的类似传闻，继续使有些人纠缠不
休，怀疑威廉，韦伯斯特对伊朗门事件的了解，是否要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多 些。这种怀疑又导致在国会中流传一种说法，说里根总统已过晚地认识到， 他委托韦伯斯特接替凯西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犯了一个错误。这种传闻还 说，在前参议员约翰·托尔拒绝考虑中央情报局的职位之后，霍华德·贝克 和里根总统很快决定提名韦伯斯特，是因为他们以为他很容易获得批准。对 他们来说，这比找一个适合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更为重要。批评者还认为， 韦伯斯特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对伊朗门事件知道得并不少，但他拒绝更多 地过问此事。逐渐有更多的人感到，韦伯斯特对有关中央情报局同意向中东 运送武器的证据故意视而不见，而在同一时期，却向美国海关提供了某些私 人进行的类似武器交易的情报。国会的某些成员也同样相信，联邦调查局和 韦伯斯特完全了解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虽然从来没有人向国会和 美国公众提供过有关这种错误行为的证据。韦伯斯特对这些说法很恼火，曾 私下对几位同事透露，他担心参议院会利用他的提名问题进一步给里根总统 制造困难，使他难以行使总统职权。韦伯斯特对于针对他的指控，都断然加 以拒绝。
　　对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向他提出的有关伊朗军备交易的书面问题，他回 答说：“我第一次听见美国官员可能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提供非法和未经 授权的援助，还是在 1986 年 11 月 25 日在总统和司法部长召开的记者招待会 上，以及在司法部长接着在他办公室召开的会上。”
　　在第二份提问的书面材料上，有人问韦怕斯特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他 是否从“其它来源”了解到美国政府向伊朗运送任何武器的消息？这个问题 对韦伯斯特来说，正好像前一次对中央情报局提出的，它是否了解这一行动 计划的问题一样，都具有同样的含义，它似乎在暗示委员会知道韦伯斯特没 有向他们完全讲真话。经过几天踌躇之后，韦伯斯特收回了他第一次的回答，
　　
说他现在已想起来有人在 1986 年 8 月曾告诉过他，“总统授权对伊朗政府的 个别分子正在采取某种战略性的主动行动”。韦伯斯特说，当他听到这一计 划时，曾询问司法部长米斯，这位部长告诉他，对伊朗开放是“总统的一份 调查结论中所支持的，他本人也审核过”。韦伯斯特说，他本人对这一解释 感到满意。因为“司法部长已表示他知道并赞成此事，而且并没有材料说明 进一步还要采取什么行动。”
　　他的这一回答并非情报委员会博伦或其他委员所期待的。韦伯斯特似乎 比较晚才意识到，参议院的调查者们已掌握了他在 1986 年 8 月与米斯的会 晤，只不过是想试试他是否肯讲真话。不仅如此，委员会的助手们还指出， 韦伯斯特似乎是在回避问题。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对米斯的回答感到满意，也 不在于对伊朗采取的主动行动是否得到总统调查结论的支持，而是他是否知 道还有其他为政府所支持的类似计划，例如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助 等等。韦伯斯特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的职责是执行法律，而不是满足于人 家随便给予的某些答复。最后的结果是，当他在 1987 年 4 月初出现在参议院 情报委员会时，他遭到比许多中央情报局的人所预期的更为严厉的质询。委 员会的提问围绕韦伯斯特和米斯讨论出售武器问题。尽管这些提问并没有变 成敌对似的交叉盘问，但它们也相当尖锐，使韦伯斯特派的人很不高兴。他 的一位顾问回忆说，“他们以同样的方式，问他同样的问题，不下几十次。 的确毫无必要。”
这种为韦伯斯特鸣不平的事，实际上不过是对委员会态度的过分敏感，
而后者只不过是要摆出一副姿态，好像韦伯斯特的任命也并非板上钉钉。虽 然波伦和他的同僚们如果发现韦伯斯特参与了伊朗门丑闻，他们肯定会拒绝 认可他的任命，但现在看来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一情况，批准他的任命 是肯定的。最后委员会更倾向于相信韦伯斯特本人关于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 用的解释，而不是相反。举例来说，威廉·科恩非常肯定，如果韦伯斯特对 伊朗门事件有什么了解的话，那“最多也不过是知道一些皮毛”。波伦在韦 伯斯特被任命的那天，已经和其他人一起在对他加以赞扬了。波伦私下对他 的同事们说，他看不出”任何理由不让他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但是，对韦伯斯特持批评态度的人来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
议仍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韦伯斯特究竟对白宫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计划知 道多少。这些批评者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参议院都有，他们坚信， 联邦调查局在德黑兰的间谍可能掌握了解开下述秘密的钥匙：中央情报局在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的这项行动计划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譬如，委员会 的一些助手们就曾指出，1986 年 8 月韦伯斯特之所以去找米斯，唯一的理由 是联邦调查局已从那名为伊朗高级官员工作的间谍学生那里得到了以武器换 取人质计划的情报。韦伯斯特从任何别的地方能弄到这样的情报吗？这些批 评者还说，在听到国务院的这一计划后，韦伯斯特竟然不再表示对此事有任 何好奇心，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是往好里说，如果往最坏的方面想， 他甚至有可能作了伪证。而另一方面，韦伯斯特在中央情报局的维护者，听 了这些批评意见后，唯一的反应是简单他说，韦伯斯特一向以诚实著称。他 们都这样说，“这位法官（指韦伯斯特—译注）对委员会讲的是老实话。他 不会撒谎。”
　　在韦伯斯特解释了他和米斯讨论美国在伊朗的行动以后，委员会开始把 注意力转向韦伯斯特自己对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看法。他对他们所关心问
　　
题的回答——无论是问他是否坚持要作一名里根内阁的成员，还是他对国会 关于中央情报局秘密计划发出的通知——都是相当令人鼓舞的。韦伯斯特告 诉这个委员会，他要改变凯西作为阁员在白宫里坐着开会的做法，并且坚持 中央情报局局长“不应该参与政策问题的讨论”。最后，韦伯斯特在受到压 力的情况下，答应他将让委员会“充分了解”它的秘密活动。这正是委员会 的成员们所希望听到的。在 4 月的最后一天，他们一致批准里恨提出的中央 情报局接任凯西的人选。一个月后，参议院在 5 月 2O 日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再过六天，威廉·韦伯斯特进行了宣誓，在弗吉尼亚的兰利就任中央憎报局 局长，他的女儿在他宣誓时为他手持圣经。第二天早上，他在一队新的保卫 人员护送下来到兰利，开始了他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全天工作。

3 联邦调查局来的新人


　　老局长走了，新局长来了，老资格的官员们一个个退休（然后与局方签 合同当顾问），那些上了年纪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资料、行动计划、传记 和统计数字的研究员们也在领取养老金，但中央情报局，虽然饱经沧桑，它 的秘密工作仍然坚持不断。1987 年 5 月 26 日，就在威廉·韦伯斯特宣誓就 任美国第 14 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这个情报机关已深深地卷入了在两个 洲的 5 大秘密行动计划，它同时还在跟踪正在巴拿马发生的、一场叫美国左 右为难的危机。在局内，它还在试图解决一场因中央情报局一名叛徒的问题 而引起不和的内部争论。韦伯斯特要处理的这 5 大秘密行动计划，说是秘密， 实际上仅是名义上的。其中的每一个都在报刊上披露了，并且受到参议院情 报委员会的仔细审查。这些行动计划的细节，不仅大都为公众和国会所知。 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成为政府里激烈辩论的题目。至少在一个案情中，
中央情报局的声誉和工作，看来都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东南亚，中央情报局在向柬埔寨的三支非共产党抵抗力量提供援助，
它们正在与越南支持的金边中央政权作战。而这些抵抗力量又与红色高棉结 成同盟，后者曾犯下了某些现代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红色高棉从中国方面 得到武器弹药和财政援助，而中国又是美国经常的地区性盟友。他们的对手 越南，一直在依靠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作为报答，向它在远东的军舰 提供一个大的海军基地。中央情报局的柬埔寨计划是行动部的东亚处经办 的。它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每年向泰国东部和东北部的柬埔寨抵 抗战士，提供 3，000 万美元的援助。
中央情报局同时还卷入了阿富汗重要的军事战役，给阿富汗圣战者组织
提供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先进武器，这是一个由一些长期作战的部落军队组 织起来的松散联盟。他们用这些武器来抵抗 1979 年入侵这个国家的装备精良 的苏联部队。用于这项计划的资金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在欧洲和南亚的组织 系统调拨的，绝大部分军火则是通过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运往阿富汗的。中央 情报局的某些款项是用来支付阿富汗地面战争的费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可 以从邻近的巴基斯坦监控这场战争，他们的大本营设在卡拉奇，在伊斯兰堡 也有一个配备了得力人员的情报站。和在柬埔寨一样，中央情报局的阿富汗 计划由于中国向抵抗部队输送轻武器而得到加强。在兰利没有一个小的联络 办公室，负责协调庞大的后勤网络，并策划在阿富汗的军事进攻。这个阿富 汗工作组在中央情报局第六层楼，设在近东处内，隔着一个过厅就是伊朗科 的办公室。
　　在安哥拉，中央情报局每年给乔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 国联盟（简称安盟——译注），这是一个反对和苏联结盟的罗安达政府的抵 抗运动。萨文比的力量日益壮大，并自 1985 年开始从美国方面获得武器，这 是在美国国会取消了对中央情报局安盟秘密行动计划长达 10 年之久的禁令 以后的事，与 10 年前美国的援助相比，现在每年 1，500 万美元是太少了， 当时每年运送给萨文比的武器价值达 3，000 万美元。对萨文比的这项援助计 划，由于南非和中国也给他一些帮助而得到加强，这一情况使中央情报局的 官员们多少感到一些安慰。但所有这些援助加起来，仍远远抵不上苏联给安 哥拉政府每年多达 10 亿美元的援助，何况后者的力量，又因有数以千计的古 巴军队驻在那里而更加强大。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萨文比的运动在 1986
　　
年取得了进展，当时苏联支持的罗安达政府开始对这场冲突感到厌倦。接着 中央情报局又加紧对安盟运送武器，并且扩大了原来人员较少的安哥拉工作 组，这个组最重要的现场指挥在扎伊尔金沙萨的情报站里工作。从那里，中 央情报局协调各方面的行动，以便把武器从里斯本秘密空运到安哥拉西部安 盟控制的隐蔽简易机场。这是一项颇为复杂的任务。
　　在中美洲，中央情报局向反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游 击队，提供他们所急需的后勤支援和医药用品。游击队成功地不断对马拉瓜 政权施加政治压力，但在和桑地诺军队的作战中却没能取得任何重大胜利。 特别是在伊朗军火交易中所得的钱用来资助游击队的内幕，在 1986 年晚些时 候被公开披露后，人们最多只能希望，美国的支持将迫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 线接受公开大选，或者让游击队代表的反对派参加政府。中央情报局那个并 没有什么危险的援助计划，此时作为秘密已是徒有其名，但在国会仍是一个 有争议的问题，并且还随时可能引起国内爆发不满。此外，被里根称为的美 国“自由战士”，不管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在他们所在的东道主国家洪都拉 斯，都并不得人心。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对成功地解决这一 冲突，或者早日结束他们的援助计划，都不寄于很大希望。
　　在黎巴嫩，中央情报局安插了一个人数很少但处境极端危险的情报组， 负责监视人质情况的发展。当时几位美国公民被亲伊朗的革命组织所劫持， 有很多神秘人物参与提供关押人质的地点。这个情报组的任务就是弄清这些 人的可靠程度。贝鲁特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得到的情报总是没有用的，有的即 使材料可靠，也无法利用。美国的政策是拒绝提供金钱、武器和毒品，这三 件东西是劫持人质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在伊朗门丑闻之后，美国非常严格地 贯彻这一政策。然而，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打入了黎巴嫩很小的情报机构，并 且制定出一个救出人质的颇为复杂的计划。中央情报局还开辟了一条和叙利 亚情报机构高级谍报官员联系的绝密通讯渠道，以便分享关于人质的情报。 了解这一渠道的美国官员，仅限于中央情报局执行秘密计划的高级谍报官 员、局长、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就连叙利亚军方 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也没有让他知道，因为此人有强烈的反美情绪。这一渠道
在 1985 年开通，在 1987 年初，在叙利亚谍报官员与他们的中央情报局同僚
在贝鲁特举行的多次会议中正式使用。 自从有了这五项秘密计划以后，每一项计划都遭到攻击，通常是由于国
会对这些计划的有效性提出质询，或者是由于新闻界提出问题后引起了争
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这些计划中最有争议的是中美洲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同时是最稳定的。甚至在出现了几次令人难堪的局面以后（凯西 关于炸毁尼加拉瓜港口的灾难性决定，奥利弗·诺斯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秘密空运武器），中央情报局中美洲计划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得出 这一令人吃惊的结论，是由于伊朗门丑闻迫使中央情报局更加密切地监控中 美洲的这一计划，否则就会面对国会进一步的指责。中央情报局在非洲、亚 洲或者中东的其它行动计划中，不存在这种强大的压力。
　　威廉·韦伯斯特宣誓就任局长的那天，行动部正在研究其它四项行动计 划引起的较小的丑闻。这些糟糕的情况说明，一些不可靠的外国关系，有时 会让中央情报局吃多少亏，上多少当。举例来说，在泰国，主管秘密行动计 划的高级情报官员正在试图追查，美国准备用于支持在柬埔寨作战的几支军 队的几百万美元，究竟到哪里去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相信，这些资金已被
　　
人吞掉，但根据他们的调查材料无法作出结论，因为弄清资金的去向必须层 层追查，而这样做是很困难的。中央情报局的资金要通过三帮人之手，一是 美国、泰国和柬埔寨的官员，二是一些泰国和新加坡的银行，三是中央情报 局和泰国分别雇用的独立承包商。这一调查由于下面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了： 在泰国惯于搞阴谋诡计的政坛上，军队和政府里的官员互相争夺权力，双方 都拼命向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泰国王室讨好。
　　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兰利，阿富汗特遣工作队的 高级谍报官员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常常听到他们所支持的反叛组织抱怨，答 应给的武器他们并没有收到，尽管没有人能查清这些武器的去向。关于这个 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这些武器被弄到伊朗去了，另一种 说法是有人看到它们已落入俾路支人之手，这是居住在伊朗边境地区的一个 有时会很粗野的反叛部落。另有一个可能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即巴基斯坦的 一群军官从游击队那里扣下了这笔资金，作为“在南亚做买卖的代价”。这 项计划另一个糟糕的情况是，中央情报局常接到驻巴基斯坦工作队的报告， 说它提供的武器被转卖掉，从而肥了阿富汗部落首领的腰包。还有相当大一 部分准备运往阿富汗的武器，最后在白沙瓦的市场上出现，或者被转卖给急 需武器的民兵，用来换取毒品。（这些毒品又被卖掉，用以向腐败的巴基斯 坦军官提供“零花钱”。）只要长了眼睛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执行这项计 划引起的贪污腐化。在西巴基斯坦城市街头的小摊上，只需用 500 美元就可 以买到一支新的卡拉西尼科夫 AK—47 型的苏联制步枪，这就是中央情报局运 进来的武器。一位巴基斯坦官员说，他的国家已变得到处都是“卡拉西尼科 夫文化”。
通过邻近的在扎伊尔的基地，向安哥拉反叛力量提供援助的计划，没有
发生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腐败现象也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即使在西非人 口稀少的平原和森林地带也是这样。正像美国资金威胁巴基斯坦的稳定一 样，中央情报局在扎伊尔的明显存在，也滋生了一个美国被盗物资的黑市市 场。美国运往扎伊尔的援助，很大一部分进了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有权势的 政客的腰包，其中包括它的总统。到 1987 年，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 科——六十年代早期外界知道的名字是约瑟夫·蒙博托——已是世界上最富 有的人之一，尽管他所领导的国家，从贫穷程度来说，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 的。这笔交易差不多已成为一项公开的政策。维持安哥拉的萨文比部队，其 代价是在金沙萨付出的。
在黎巴嫩的行动计划虽说没有严重的财政问题和腐败现象，但从另一方
面来说，情况更加严重。由于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禁区”，在这里工作随 时都担心出问题。1987 年的黎巴嫩到处都有中央情报局的敌人。其中包括马 龙派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认为美国连它的天然盟友也不大敢支持：有德鲁 兹民兵，他们对美国在 1983 年干预他们在舒夫山根据地的行为，仍然耿耿于 怀；特别是那些扣留美国人质的赫兹博拉民兵更是如此。1987 年初，中央情 报局曾试图冲破在贝鲁特包围它的力量，它成功地从纳比·贝里的阿马尔民 兵中招募了一些人为它工作。但贝里的力量太分散，而且不为黎巴嫩其它交 战的各方所信任，因而收效甚微。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情报人员，鉴于过去在 这一地区的惨痛历史，也不敢过深地卷入黎巴嫩的事态。举例来说，1983 年 冲央情报局损失了两名高级情报官员——罗伯特·艾姆斯，美国负责中东事 务的情报官员，另一位是肯尼斯·哈斯，他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副站

长。他俩在美国大使馆被炸弹炸毁时丧生，这枚炸弹是放置在一辆轿车里的。 这以后又发生了绑架威廉·巴克列的事件，他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的 站长，曾被施以酷刑，最后也死掉了。
　　在柬埔寨、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计划都 是支持本地的反叛者去反对苏联支持的政府。在黎巴嫩的计划，则不像这样 有一个集中的目标。中央情报局的目的主要是招募谍报人员，以搜集情报。
（如弄清人质被关押的地点，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进行评估）它也曾努力试图 建立一支由多派别的人员组成的黎巴嫩军队，但这项任务过于艰巨，似乎并 不可能。由于这些目标的性质，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高级谍报人员很难确定 它的工作成果。例如，有关人质状况的情报交易，已经成为一项颇为时兴的 行业，吸引了几十名黎巴嫩、叙利亚、伊朗和德鲁兹的投机商，他们都声称 自己是人质劫持者的表兄弟、兄弟、父亲、儿子，或者是他们的朋友。他们 的要求总是无法满足。举例来说，一位美国政府的黎巴嫩雇员声称，他的表 兄劫持了一名美国人，但准备给他自由，条件是要一笔钱。中央情报局贝鲁 特情报站为了证实这一说法，跟随此人去贝鲁特的一幢别墅，人质就扣留在 那里。但中央情报局没有被允许去满足要一笔钱的条件。后来，当可以作出 进行援救的安排时，这位人质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一切工作又得 从头开始。
对威胁美国在黎巴嫩的利益的情况进行评估，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美国在这里没有多少利益需要保护。白宫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既 平淡无奇，又十分天真。美国寻求公平合理地结束内战，建立一个代表黎巴 嫩参战各派的政府。（它似乎从未考虑，正是围绕这一点，各派展开了内战。）
1987 年初，中央情报局的这 5 大秘密行动计划——它们都是在凯西任期
内制定或者加以发展的——显然都需要修订，有些还需要扩充。中央情报局 每一个参与这几项工作的人，都希望看看在修订和扩充这些行动计划以前， 新来的局长将要作一些什么变动。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韦伯斯特将 改变中央情报局内部的秘密审批程序，使那些机密性最强的计划，不致再产 生那种持续不断的贪污腐化的弊端。虽然这些措施是重要的，但当韦伯斯特 宣誓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这些问题与另外两件有争议的事相比，仍 是比较次要的，这两件有争议的事，后来证明是中央情报局最难以对付的问 题。
巴拿马的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已成
为中央情报局最严重的问题。这位蛮横的军事指挥官引发了一场大丑闻，它 的波及面很广，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每一项重大行动计划中的贪污腐化情 况。诺列加不仅是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而且是一名毒品贩子，贩卖军 火的奸商和侵吞钱财的骗子。他和国际上的情报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有许多 可疑的朋友，这些都威胁着美国的利益。更为糟糕的是，在行动部拉丁美洲 处，有两个对立的派别在如何处置此人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 一派主要由这个处老资格的反共人士组成，他们反对美国干涉
　　巴拿马。另一派则坚决相信，美国必须帮助发动一场政变去推翻诺列加。 争论异常激烈，在中央情报局这样有保密传统的部门，其公开化的程度，实 在令人吃惊。
　　实质性的问题是，中央情报局是否应给巴拿马的反对派组织提供资金， 这些组织是一心一意想把诺列加赶下台的，还是什么也不做，希望迟早有一
　　
天，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军官反正总会把他赶下台。使这一争论更加复杂化的 还有以下一个事实：拉丁美洲处的前两任领导，即喜怒无常的、年迈的积极 分子内斯特·桑切斯，以及他的继任者，衣著华丽的德韦·克拉里奇，他们 都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同时又是诺列加的支持者。1987 年，克拉里奇作为中 央情报局头号反恐怖主义专家，曾为诺列加辩护过，而当时的桑切斯在国防 部也担任类似的重要职务。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有足够的影响和威望，能 挫败任何想把诺列加赶下台的计划。当韦伯斯特出任局长时，事实非常清楚， 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在赶诺列加下台的问题上有任何作为。
　　在诺列加问题的争论中，过去拉丁美洲处中的积极分子（即赞成先下手 的人们）和主张尽量少掺和的人（即不赞成进行干预的人），实际上都从自 己过去长期坚持的立场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这种很不寻常的变化中，那些 原来主张尽量少掺和的人（按照他们过去的传统做法，他们应该主张不要采 取措施去推翻诺列加政权），在诺列加问题上，实际上是在推行积极主动的 政策。另一方面，那些过去的积极分子，他们通常都激烈主张把诺列加赶下 台，现在却主张谨慎从事，采取慢慢来的政策。在以后的两年里，行动部里 的这两派，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大有公开对抗的发展趋势。
　　围绕诺列加的争论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拉丁美洲处一向在中央情报局内 是以保守著称的部门之一。特别是它对那些腐败的亲美独裁者一些异乎寻常 的表现，显示了一种愿意宽容的态度。这一传统是一系列失败所形成的，并 已变得根深蒂固。这一系列失败包括：在五十年代里，支持古巴的铁腕人物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接着又狂妄自大地想把接替他掌权的共产党人菲德 尔，卡斯特罗赶出西半球；这些就是它所犯错误中最突出的例子。紧随着古 巴政策上的失败，中央情报局又笨拙地策划了反对智利信奉社会主义的总统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活动（他在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次政变中，被一些智利 军官所杀害）。其后，它又没能说服卡特总统继续支持尼加拉瓜的铁腕人物 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接着，它又未能建立或支持任何政治集团，去对抗 索摩查之后的桑地诺主义政权。最后，因迫于解决围绕诺列加问题的内部冲 突，中央情报局作出了暂时休战的安排，延迟在巴拿马问题上摊牌。局领导 用典型的官僚主义方式，指定几个人专门秘密研究这个问题，要求在 1988
年 12 月拿出一个研究报告来，在这以前，算是保持了一段时期的平静。
　　可是，行动部的苏联东欧处，却并非那么平静。那里的官员们，由于该 处的前谍报人员爱德华·李·霍华德叛变，刚刚从强烈的震撼中开始恢复过 来。此人曾准备在受训后派往莫斯科工作，后来于 1985 年匆匆逃往苏联，出 卖了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还有五六项高度机密的搜集情报的计划。霍华 德过去能接触苏联东欧处的专题档案，这就意味着他可以指出所有在最近的 将来在莫斯科服务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霍华德究竟向苏 联人提供了一些什么材料，泄露这些机密将产生什么后果，但很明显的是， 苏联东欧处得重新布置它的谍报工作计划，追查责任，并确定如何防止类似 霍华德的事件重新发生。局领导还指定专人就内部问题作一些研究报告。
　　作为这些有争议的检查报告的中心人物是 62 岁的加德纳·格斯·哈撒 韦，他是中央情报局反情报工作机构的负责人。他的职责是，找出问题在哪 里，问题发生的原因，它对中央情报局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哈撒韦作为一名 高级反谍报工作官员颇有名气，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高级圈子中的一员，但 他却在处理霍华德丑闻的问题上受了批评。人们普遍认为，他在发现和处理
　　
这一问题，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等方面，都表现拖拖拉拉。 这一批评其实是不公平的。这位弗吉尼亚来的、有一点南方山区口音的
贵族似的人物，既没有对霍华德的能力进行过评价，也不是他最后决定在
1983 年把霍华德派往苏联的。这项工作后来都是留给苏联东欧处做的。他们 负责教育、训练他，向他提供情况，对他用测谎器进行测试，然后重新加以 训练，再一次进行测试，准备让他去做那极端机密的工作。直到这最后一次 测试以前，他都证明是一个完全合格的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但就在这最后 一次测试中，在回答一些很寻常的问题时，发现他有欺骗行为。他当时被问 道，有无盗窃中央情报局机密文件的行为。他最后承认的事，被一位苏联东 欧处的高级情报官员很宽大地称之为“小偷小摸行为”，并在 1983 年 6 月把 他开除了。在他被开除几天以后，他没能通过测谎器测验的事在局里传开了， 引起了一场震动。在霍华德被开除后，哈撒韦手下的人被指定去研究，他是 否会构成一个对安全的威胁。最初，哈撒韦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对霍华德 是否把偷出来的材料交给了苏联人提出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哈撤韦和 他的高级助手逐渐越来越相信，霍华德的确是钻进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间谍， 或者叫“地下工作者”，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是这样，但是，没有对霍华德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悄悄地回去过他的平民生活。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 后来由于克莱尔“乔治、威廉·凯西和哈撒韦本人作出决定，不要把霍华德 的有关情况转给联邦调查局，因而把问题弄得更糟。这个决定是哈撒韦 32 年的事业中最引起争议的事情之备受尊敬的哈撒韦被提拔来领导反谍报工 作，是在海外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先是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工作，后 来在莫斯科的情报站当站长，这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位，此后又担任过苏 联东欧处副处长。他被提拔去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反谍报工作，对他和他的同 事来讲，都有些意外，因为该轮到他来领导所有有关苏联和东欧的行动计划 了，这一职务是苏联东欧处的每一个人都很羡慕的。但是，哈撒韦调去领导 反谍报工作，在全局都被认为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人事调动，因为他的声望很 高，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这种看法后来由于维塔利·尤尔岑科在 1985 投奔美国，已证明是正确的。对哈撒韦和中央情报局来说，尤尔岑科令人吃 惊的突然投奔美国，真是一件特别运气的大好事，因为此人曾担任克格勃第 一行动部第一处副处长，实际上负责在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的非军事间谍活 动。
然而，哈撒韦的胜利是短暂的。尤尔岑科提供的情报反倒给中央情报局
当头一棒。在他变节以后不久，他告诉哈撒韦，克格勃从一位美国公民那里， 了解到有关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行动计划的重要情报，此人的代号叫“罗伯 特”。尤尔岑科提供了有关这个克格勃的美国特务的许多细节，足以使反情 报工作组的人和苏联东欧处很快可以判定，事实上，这个“罗伯特”就是爱 德华·李·霍华德。1985 年，在开除他两年后，中央情报局最后把霍华德的 情况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后者开始派人跟踪这个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但霍华 德已经察觉，他采用了他在中央情报局学到的那套反监视的策略，以逃避联 邦调查局在他新墨西哥州住所外布置的密探的监视。霍华德逃到欧洲，旅行 到哥本哈根、赫尔辛基、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按照他的自述，他后来用了一 个假名，在拉丁美洲和加拿大呆了一阵子。然后旅行到维也纳，最后在匈牙 利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馆里出现。
在霍华德的这场灾难之后，哈撒韦很快又遭到一次严重挫折。在把“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