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香港

① 贺弘景：《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第 66—67 页，1994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城市发展过快，拥挤不堪，占领九龙后可以为香港居民提供方便的设施，井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通过出售九龙的土地，香港地区的收入也将大力增加。
　　（2）中国人的得失：他们在九龙没有权威，估计他们从那里得不到税收。九龙的土地对他们没有价值。如果该地导致他们与其他国家或无法无天的外国匪徒发生冲突，英国的占领将会增加九龙清朝官员的实力，避免 1854 年 8 月的事件重演。
　　（3）占领土地的范围：马姆斯伯里的信件指定为九龙呷角和昂船州。九龙城和九龙炮台不包括在内。
　　（4）给中国政府的补偿：该地对中国不仅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碍事的和危险的。只须偿付一笔最小的款项，就可以成为合法的补偿。
　　对于采取什么方式占领九龙，英国政府内部是有分歧的。由于担心对九龙的直接军事占领会引起清朝政府的激烈反应，危及到英国在广州和香港的商业贸易，因此，决定先采取租借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伺机占而有之。
　　1860 年 3 月 18 日，迫不及待的英国军队在克灵顿中将的率领下，强行在九龙半岛的岬角——尖沙咀一带登陆，对九龙实施了实际占领。为了掩饰自己的强盗行为，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 20 日匆匆从香港赶到广州，会见两广总督劳崇光，并将早已起草好的外交照会交给了对方。巴夏礼在照会中宣称，九龙半岛已成为附近地区强盗和逃犯出没与藏身之地，香港英国当局曾多次敦促九龙司巡检清除这些危险分子，但没有任何成效。这种混乱局面给英国的利益和港岛治安带来了麻烦，中国政府只能用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来解决问题，或派遣官员和军队前往该地去驱逐坏人并在该地区长期驻扎一支强大的部队，或在九龙划出一条边界，界内的部分割让给英国政府。在采取永久性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之前，英国要租借这块地方。
在巴夏礼为劳崇光指出的两条路中，第一条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
英军已经占领了九龙，是根本不可能再退出的。剩下的一条路就是将九龙租给英国人。当时的广州还在英法联军的占领下，身为清朝两广总督的劳崇光被英国人的嚣张气焰吓破了胆，完全成为英法联军管制委员会操纵下的傀儡，对侵略者的旨意唯命是从，竟于当天就匆拟复信，擅自允许英国租借九龙的部分地区，真是昏庸荒唐到了极点。就连英国人也为轻而易举到手的胜利感到困惑，陆军大臣赫伯特发表评论说：“中国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 然而，这位将军所不了解的是劳崇光并不能代表中国人，他只是中国人的败类。
　　3 月 21 日，巴夏礼和劳崇光在拟好的租约上签字盖章。根据这一协定，九龙半岛南部，包括昂船州在内，租借给英国；英国每年向中国地方当局交纳租银 500 两；只要英国政府按时交纳租金，中国政府便不得要求归还上述土地。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英国人便将对九龙的武装占领变成了“合法的租用”。但是这毕竟只是巴夏礼与清朝一地方官员签订的协约，并未得到清朝政府的许可，因此，英国人决定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正式割占九龙。
　　1860 年春季，英国政府再次任命额尔金为全权大臣，前往中国用武力解决换约问题。7 月，外交大臣罗素在发给额尔金的信中指示说：“女王陛下政府获悉，巴夏礼先生已为她从中国当局获得九龙半岛的永租权。尽管知道租借会带来眼前的利益，在全面考虑之后，女王陛下政府认为，他们应该取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这是非常称心如意的事情。为此我训令阁下，要竭
　　
力实现这一目标。”①额尔金遵照英国女王的旨意，率兵北上。8 月，英法联军第二次攻陷塘沾、大沽和天津，10 月，英军在京郊通县八里桥击溃了清军主力，进入了北京。
　　10 月 6 日，英法联军抵达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圆明园是由圆明园、畅春园和万春园三园组成的，所以又称圆明三园。此外，它周围还有许多属园。这些以圆明三园为中心的园林建筑，东起近春园，西到香山一带，连绵 20 华里，总面积有 5000 多亩。它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景胜，还创造性地移植和再造了西方园林建筑，真可谓是集中外园林艺术之大成。园内还珍藏着无数的黄金珠宝、丰富的历代典籍和极为罕见的古代文物，堪称人类文化的一座宝库。进园之前，联军司令官下达了“自由抢劫”指令，侵略者们争先恐后地破门而入，对这座举世闻名的园林杰作进行了疯狂和野蛮的摧残破坏。
　　据当时在场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报道，面对数不胜数且价值连城的各种珠主，侵略者们简直不知该如何选择，“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丢了银子，为了镶有珠玉的钟表和宝石又丢掉了金子”，“每个人都不愿放弃这个特权，纵情肆意，予取予携，手忙脚乱，混乱不堪。”从将军到士兵，每个人都囊中饱满，不堪负重。这座历史名园就这样毁于一旦。
为了逃避国际舆论的谴责，掩盖自己的野蛮行径，在英国首相巴麦尊的
批准下，联军在圆明园放了一把大火，将其“夷为平地”。大火连烧了三天三夜，滚滚浓烟覆盖了整个北京城。当时，法国杰出的作家维克多·雨果曾经愤怒地谴责道：“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宝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那里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主。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背，眉开眼笑地回了欧洲。”“这两个强盗分别叫作法兰西和英吉利。”
面对灭绝人性的强盗，清朝统治者惊恐万状，咸丰皇帝早已逃往热河避
难。只留下他的六弟，人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奕䜣与洋人议和。奕沂在清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是一位老道的行家，但见了洋人，却吓得不敢靠近。他带着键锐营、火器营的数名官兵进城试探虚实，清兵们听说城内有洋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而去。奕忻则“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惨目，所不忍言”。但他却不敢做一丝一毫的抵抗，理由是“如派兵阻拦，必于城内宫殿拆除，以逞其强”，他所能做的只是向洋人求和。 10 月
15 日，奕䜣分别照会英、法全权大使额尔金和葛罗，询问“何时换约”？而侵略者却迟迟不作答复。一直等到第三天，才接到两国照会，英军索取“赔恤金”30 万两，法军索取 20 万两，赔偿军费各 800 万两，并指定在当月 20 日复照、 22 日付银、 23 日换约。
奕沂按规定的时间回复了照会，交付 50 万两白银，但换约一事却未能如期举行，问题在于趁交换《天津条约》和签订《北京条约》的机会，英国人根据政府的训令，提出要废除“劳崇光与巴夏礼协定”，在《北京条约》中增添了“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的条款。清政府这才知道，南九龙早已被劳崇光私自租给了英国人，奕沂惟恐皇帝发怒，得罪了洋人，

① 《罗素致额尔金密函》1860 年 7 月 9 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881/933。

便向咸丰解释说：“惟其地方与香港毗连，系海口余地，非内地要隘可比。” 在他眼中，既然劳崇光已将九龙司租给英国，就和割让无异，九龙乃无用之地，给了洋人也无妨。面对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和一群极力劝降的无能官吏，咸丰皇帝只得“恩准”。10 月 24 日、25 日，清政府被迫在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条约》上签字。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华权益，其中第六款规定将九龙司一区（即南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正式割让九龙半岛的仪式于 1861 年 1 月 19 日在九龙的尖沙咀举行。英国港督罗便臣、全权大使额尔金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都出席了这一仪式，清朝政府的 4 名广东地方官员也应邀出席。仪式开始后，由巴夏礼将一个装有九龙泥土的口袋递给中国代表，再由中国人将这袋泥土“授与”香港总督罗便臣，九龙的正式交割就这样完成了。在英国侵略者的刺刀下，九龙终于走完了由被强占变成强租，最后又由被强租变成割让的全过程。

瓜分中国的狂潮与强租“新界”

　　东汉初年，光武帝在写给大将军岑彭的信中说到，人总是苦干不知足，刚刚占有了陇地（今甘肃省东部），又进而想得到蜀地（今四川省中西部）。于是便有了“得陇望蜀”的成语，用来形容某些人的贪得无厌和得寸进尺。如果用这一典故来比喻占有中国香港和九龙地区后的英国人的心态，则是再贴切不过
了。
　　在占有九龙岛的南部之后，英国人又开始策划新的拓界方案，以便在中国寻求更多的利益。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使他们的胃口张得更大，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
那是 1874 年 8 月 15 日，广东清军水师的巡防舰按照惯例在珠江口外的
海面上巡逻，检查在这里捕鱼的鱼船是否持有船照。按当时颁布的《沿海水师防护章程》，出海捕鱼的渔船，必须要领有水师发给的船照，否则算私自出海，以海盗论处。接近黄昏的时候，巡防舰行至香港岛西南的南丫岛附近，截住了一艘香港渔船。水师上前检查船照，而对方却不能出示，于是水师船要求该渔船补领船照，否则便要没收船只，渔民不服，与清军争执起来，冲突中清军开枪打伤三人。这件事论理说清军并没有错，因为港英政府的管理范围在当时只限于香港岛、九龙以及昂船洲，南丫岛和大屿山一带，仍然归中国管辖。香港渔船在这里捕鱼，属于越境行为，清军是有权对他们进行盘查和处罚的。
　　但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事件，竟在港英统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驻港英军也因此更迫切地感觉到，必须进一步扩大占领香港的范围，才能“保护香港的安全”。他们秘密拟订了一个“拓土”计划，并上呈英国政府参考，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付诸实施。这个计划就是后来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原稿。 1884 年，驻港英军司令萨特金少将再次拟定了一个关于扩展领土的报告，建议将香港殖民地的范围扩展到九龙北面的山岭和周围的一些岛屿。但由于此时英国正在近东、中非和南非同欧洲列强进行激烈的争夺，因此还不打算在中国投入更多的精力，外交部和殖民地部对这一建议的反应冷淡，香港拓界一事被暂时搁置。
19 世纪末，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过渡到帝国

主义阶段。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列强加入到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行列当中。俄、法、德、日等国在远东、中近东、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屡次出击，要求分享最大限额的“阳光下的地盘”。
1894 年，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申午战争，胁迫清政府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1896 年 6 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取得中东铁路的筑路权和战时将军舰开入中国各港口的特权。对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来说，这一切均构成了对它的极大威胁，迫使它不得不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
　　在英国统治集团中，最热衷于鼓吹扩大在华领土和势力的官员是当时的港督威廉·罗便臣。早在 1894 年 11 月 9 日，他便向英国殖民地大臣里彭递交了一份要求“拓土”的报告，在这篇冗长的报告中，罗便臣写道：“虽然难以置信，但我请阁下注意下列事实：加普礁和横澜岛以及上面的两个有价值的灯塔属于中国。港口的东、西进口鲤鱼门海峡和青洲水道属于中国。鲤鱼门要塞是中国领土。海港北岸方圆 2 英里之外属于中国。九龙城属于中国。距维多利亚港只 1 英里左右的鲤鱼门水域属于中国。”这样，“中国本身，或是同中国或英国开战的另一个国家可能登陆珠江北岸或鲤鱼门海峡外的大鹏湾，南下九龙半岛，这不仅对我守军不利，而且很容易从中国领土炮轰维多利亚港，截断粮食供应。因此我以为，香港边界应该拓展至大鹏湾，从那里延伸到后海湾??从鲤龟门海峡伸展到九龙背后的山顶，包括珠江口汲水门在内，以确保女皇这块有价值的领地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横澜岛、大屿山和所有香港 3 英里以内的海岛均应割让给英国。否则，一旦发生战争，本殖民地将难以防守。”①为了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几天后，罗便臣又将一封香港巨商遮打的来信转交给里彭，遮打在信中列举了香港拓界的“理由”，包括水源、畜禽、蔬菜的不足，人口及工业缺少活动范围等。最后，罗便臣又言犹未尽地附上另一份报告，为大英帝国的未来出谋划策：“中国的国力现正处在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 50 年以后，也许 20 年以后，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具备足够的技术力量来开发它的自然资源。到那时候，周围的山头和岛屿都归中国所有，我们的位置将在哪里？” “目前的时机是最好的”，拓界一事，“要干就得现在干”。罗便臣预计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强大，但从正确的估计中却导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要加紧侵略。真是一副趁火打劫的强盗嘴脸。
这种拓界的喧嚣终于有了反响。 1895 年 5 月，英国海陆军联合委员会
提出一份报告，以军事需要为由，建议在香港“展拓和调整界址”，并分别得到了英国海军部和陆军部的赞同。1896 年 10 月和 11 月，英国殖民地防务委员会也两次提出备忘录，敦促英国索尔兹伯里政府就香港拓界一事尽快采取行动，寻找新的战机，争取“美梦成真”。
　　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唐朝政府的软弱和腐败纵容了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他们像饿狼一般，扑向中国这个奄奄一息的巨人，撕裂着他的身躯，吞噬着他的血肉，一场瓜分中国的浪潮由此掀起。
日本人从朝鲜打到中国，一路乘胜前进，并占领了辽东半岛。在刘公岛港湾内将清朝北洋水师击败后，日本人张开血盆大口，企图一举吞并中国，

① 《罗便臣致里彭密函》第 23 号，1894 年 11 月 9 日，英国殖民地档案，C.O.537/34。

在与中国签署的《马关条约》中，不仅获得了两亿两白银的军费赔偿，而且获得了对朝鲜的控制权，割走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获多处内河港口通商等特权。没想到却引出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事件。俄、法、德惟恐日本在华势力扩展太快，危及到自己的侵略利益，就在条约签字的当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国和德国建议，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否则将 “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日本人在经历了两年的战争之后，已经精疲力尽，实在没有能力与三国相抗衡，只得在多索取了 3000 万两白银后退出了辽东半岛。
　　就在日本军队退出辽东半岛、清朝政府尚在向干涉国“感恩戴德”的时候，侵略者的本性却暴露无遗了。
对中国下手最快的是俄国。为了报答俄国政府的“干涉”提议， 1896
年 3 月，清朝大臣李鸿章作为特使，被派往俄国，去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在俄期间，俄国人便诱使他签订了一个密约，允许俄国人修筑铁路时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允许俄国舰队在胶州湾“过冬”。后来，俄国又强迫清朝政府与其签订了《旅顺大连租地条约》，租期为 25 年，把中国东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法国也不甘落后。甲午战争结束的当年，就抢占了中国云南边境上的勐乌和乌得等地，并迫使清政府增开云南河口、恩茅为通商口岸，还取得了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开矿优先权。 1897 年 3 月，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同意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任何其他国家，企图把西南和华南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则立即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胶州湾的要求，为了与俄国人取得默契，德皇威廉二世专门去莫斯科拜访了沙皇尼古拉二世。1897 年底，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步德国人的后尘，俄国人也将舰队开进了旅顺和大连。次年，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界条约》，
把胶州湾租给了德国，租期为 99 年，山东被德国人装人囊中。
　　对于俄、法、德三国的行动，英国人起初并没有放在眼中，希望保持“局外人”的身份，待三国各自利益发生冲突时再去充当调解人，坐收渔人之利。在俄国和德国瓜分了中国的东北和山东之后，英国人瞄准了威海城，认为占有了威海，就可以牵制俄国和德国在中国北方的势力。谁料到法国派军舰开进了广州湾，还要租借该地为军港，这一举动，令英国人大吃一惊。在英国人的眼里，香港地区属于英国的地盘，是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重要基地。如果法国人占有了广州湾，就等于在香港的门前筑起一道篱笆墙，大大限制了英国人在华南地区的活动，威胁到英国的殖民利益。英国人决定以法国租借广州湾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拓展香港界址的要求。1898 年
3 月，英国政府正式指示驻华公使窦纳乐，要求他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保证，如果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随时可以要求拓展香港界址。英国终于赤膊上阵，卷入到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之中，它强行租借了今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及附近岛屿，即后来被称为“新界”的地方。
　　强租“新界”的谈判于 4 月 2 日正式举行。清政府早已料到英国在众列强都获得既得利益之后，会杀一个回马枪，提出在香港拓展界址的问题，因此早已做好准备，预备再牺牲一块小面积的土地，来满足侵略者的贪欲。4
月 24 日，窦纳乐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指示，向李鸿章等出示了拓展界址的地图，强索大鹏湾到深圳湾一线以南，包括九龙城和 Z00 多个岛屿在内的大片土地和水域，令清朝大臣们大吃一惊。根据这个方案，英国占有的陆地扩大

了十几倍，水域扩大了四五十倍。清朝官员开始时坚决不答应，但抵抗依旧是微不足道的，而英国人却趾高气扬，毫不退让，提出如果俄国政府放弃旅顺和大连，法国人放弃广州湾，英国人则放弃这一领土要求。被侵略者吓破了胆的清朝政府哪里敢再同虎视耽耽的列强去讨价还价，只好基本接受了这一方案，仅在九龙城的归属上做最后的抗争。
　　九龙城是宋代“官富寨”的遗址，是宋代管理九龙官办盐务和驻扎军队保卫海防的地方。占地面积 70 多亩，城墙依山而建，远望呈人字形，城寨虽然不大，但地势险要，是一重要的历史古迹。
　　4 月 28 日，双方的谈判进入最后时刻，中国官员仍坚持九龙城归中国管辖，中国保留使用九龙城码头的权力；英国政府要缴纳租金，并要协助中国海关稽查走私等条款。为了尽快地将这一赃物弄到手，窦纳乐建议英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以免夜长梦多。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批准了这一提议，同意中国的行政管辖权可以在九龙城继续保持，但别有用心地提出，要附加“不能对香港的安全和安定构成威胁”①条文，为今后伺机占有做准备。
　　1898 年 6 月 9 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正式签字，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的分别是清朝政府代表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条约中竟然写道，出于香港地区安全的考虑，从 1898 年 7 月 1 日起，将北九龙及大屿山等岛屿，大鹏湾等水域租借给英国，租期为 99 年。就这样，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最终完成了对香港地区的占领。
“新界”被租借之后，九龙城寨随即成为孤城一座，失去了防守的意义。
它虽然主权明确，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管理上极为不便，一度成为无依无靠的“弃儿”，致使社会治安混乱，黑市流行。 1899 年 12 月，英国在制定的新枢密院令中宣称，鉴于九龙城内中国官员行使权力不利，影响了香港的防务与安全，九龙城实际上己成为女王陛下殖民地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派遣英军强行将九龙城寨里的中国官员驱逐出去。英国殖民者在欢呼他们伟大“胜利”的时刻，也把自己的卑劣行径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国人愤慨，山河垂泪。在那屈辱的年代里，香港与它的祖国一起被殖民主义者任意宰割，在刺刀和大炮的威逼下，忍气吞声，伤痕累累，被迫与母体分离。它宛如一个从母亲怀中被抢走的孩子，日日夜夜盼望回到母亲的怀抱。 30 年代，著名爱国学者闻一多先生游历香港，曾用悲愤的笔触写下了
《七子之歌》，表达了对国土沦丧的无限悲痛心情：
我好比凤阀阶前守夜的黄豹，母亲呀，我身份虽微，地位险要。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啖着我的骨肉，啜着我的脂膏；母亲呀，我哭泣号响，呼你不应，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我的胞兄香港在诉他的苦痛，
母亲呀，可记得你的幼女九龙？自从我下嫁那镇海的魔王，我何曾一天不在泪涛汹涌！母亲，我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我只怕希望要变作一场恶梦。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① 《索尔兹伯里致窦纳乐电》第 135 号，1898 年 4 月 28 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881/7118。

第四章悲壮的正义之歌

　　香港逐步被割占和租借的历史，既是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进行顽强抵抗的历史。

港英当局的残酷统治激起香港人民的强烈反抗

　　在英国国会 1857 年的档案里，保存着一封陈芝莲（广东新安县人）给胞兄陈桂籍（曾任晚清户部主事）的信，为我们描述了当时香港的治安状况。信中写道：“看来英夷非常小心，夜间定时打炮以维持士气。汽船及其他船只，大小不一，一共 20 艘，日夜巡逻不绝。每一家洋行，都有夷兵守卫，一到薄暮，即准备大炮以为防卫。警察以 18 人为一队，出巡各街道，巡至认为危险地带，即集合更多的人数，先行放枪，才敢前进。”
　　为了巩固在香港地区的统治，港英当局开始逐步建立一套殖民管理体系。 1842 年 2 月，璞鼎查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总部从澳门迁到香港。次年
1 月，又将原来设在广州的英国驻华司法院迁到香港，改组为香港法庭，由璞鼎查兼任裁判官，用英国军法审理案件，负责审理在香港和大陆以及中国沿海 100 海里以内公海上的犯罪。 1843 年 6 月，英国在香港正式建立了总督府，璞鼎查被任命为香港第一任总督，并宣布成立行政局和立法局，协助总督处理政务。
针对香港地区社会治安不好的状况，璞鼎查建立了治安委员会，委任有
地位有身份的英国人为治安委员，协助港府维持社会秩序。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限制华人的活动，包括夜晚 11 时以后不许上街；对不服从治安委员会管辖者处以 3 个月监禁；入夜后在街上行走须携带通行证和灯笼照明，以便警方识别身份；每晚 10 点至清晨 6 点每个中国家庭和店铺都要在自家门前悬挂灯笼，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和店名；晚 9 时以后，除持有港英政府发给的特别许可证者外，任何华人不得行船等等。
1844 年 7 月，香港警察总署正式成立。特以每年 500 英镑的高薪聘请伦
敦高级警司查理士美来港主持总署的工作，并在境内外招聘警察队伍。在首批招募的 171 人中，有欧籍人 70 余名，印度人 30 名，中国人 50 名，其他国
籍 20 余名。后警力不断扩大，便以英、印、华、鲁（山东省威海卫人）、俄
五个系列组建了 A、B、C、D、E 五个队伍，加强巡逻，负责香港治安。与此同时，对中国人行动的限制和迫害也进一步加强了。港英当局严格
限制中国人的居住和经商范围，沿维多利亚港湾的中间部分和半山区都是清一色的欧洲人居住区，中国人不得在此建房居住。从璞鼎查街到花园道之间，都是洋人经商区，华人店铺不得开设；华人经营区被规定在维多利亚城的东西两端，不能越雷池一步。对华人滥用刑罚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在香港岛上环的后面，有一个被称为“十王殿”的地方，就是当年港英政府对中国居民进行处罚和鞭笞的场所。行刑时，“犯人”被脱光衣服，执刑人用一根浸过煤油的麻绳鞭抽打“犯人”的后背，直到皮开肉绽为止。除鞭笞等刑罚外，还有游街、站木笼、戴枷锁等惩罚措施，中国人稍有过失或对洋人有所冒犯，就被处以刑罚。
香港人民对英国当局的歧视和压迫政策进行了坚决的反抗。1844 年 8

月，香港立法局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岛上居民，不论洋人和华人，一律要向总登记官领取登记证，每年交费一次，华人居民对这种“人头税”怨声载道，并发动了罢市和罢工。这次斗争坚持了 3 个多月，迫使港英当局不得不修正此案，取消了登记费。同年，港英当局又以防止盗贼为名，颁布取缔船艇规则，对华人施行严厉管制，激起了船民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返回内地，使香港的交通运输一度陷入瘫痪，英国人只好将这一规则取消，另行颁布海港安宁条例。1856 年，港英政府不顾中国居民的生活习惯，硬性颁布了
《华人屋字及妨碍公安条例》，对中国居民屋字的门窗及间隔式样都作了新的规定。中国居民强烈反对，而港英当局置之下理。愤怒的中国人举行了总罢工和总罢市，并举行集会提出了修改公安条例、制止敲诈勒索、不得随意对华人动用私刑、不得随便拘捕和驱逐小贩等要求。面对齐心协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中国人，港英政府急忙调动军队前来“维持秩序”，并被迫全部接受了华人提出的要求。
在所有的反抗斗争中，影响最大的是以下几件事。

轰动国际的“毒面包案”

　　1857 年 1 月 15 日清早，正当英国人借“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在香港的英国人及其他欧籍人士约 400 余人突然发生食物中毒事件，连港督宝灵的夫人也未能幸免。来自四面八方的呼救声使香港乱作一团，全港的外国人都陷入恐怖之中。经化验，这起中毒案的根由是当日的面包中有人投毒，其中，每 4 磅白面包中含有 0. 92 格令砒霜（格令：重量单位，
1 克=15.4324 格令），每个烤面包中含有 0.15 格令砒霜。
　　港英当局十分震惊，立即立案调查，并且很快查出这些有毒的面包均出自“裕盛办馆”。裕盛办馆是一家专门承接外国人伙食的商店，包括供应全港外国人每天食用的面包。老板姓张，名阿霖，系广东香山县人。此人当然是毒面包案的首要嫌疑犯，警方立即派人前去拘捕，但赶到裕盛办馆时，只
见 50 余名工人还在工作，而老板却乘一早的轮船与妻儿老小回广东老家去
了。根据这一情节判断，一定是张阿霖投毒后畏罪潜逃。警方立即拘捕了所有的伙计，并派出战舰追赶“皇后号”客轮。
张阿霖在乘船返乡途中经过澳门时听说了香港发生面包中毒事件，当然
明白自己难脱干系，但他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澳门下船等待警方的到达，然后投案自首，由澳门警方代为扣押，次日押回香港。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香港和广东因为“亚罗号事件”处于战争状态，英军正在攻打广州，张阿霖一定是受了广东总督叶名深或某人的抬使，以投毒的方式来报复英国人。但张阿霖的供词却与此大相径庭。据他所言，在香山老家的祖父多次催他回去探望，那天一早外出井非反常现象。在出发之前，他也携带当天出炉的新鲜面包上路，途中，家人皆因食用这种面包中毒，说明他全然不知面包中有毒一事。此外，他的裕盛办馆是专门为洋人所开，现在生意正火，他怎么会加害自己的主顾，断自己的财路呢？至于受两广总督指使一说更是没有根据。广东方面与张阿霖不但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还要制裁他，因为他在香港为洋人服务，为许多国人所不齿，在广州的一家分店也被人烧毁，还受到恐吓，要捉拿他在老家的亲属，所以不可能受人指使。
尽管如此，张阿霖依然被法庭提审，并于 2 月 2 日正式开庭审理。经初

步侦查，中毒确因投毒所致，但始终找不到嫌疑犯的投毒证据，审讯 3 天仍无结果，法庭只得宣判张阿霖等人投毒罪名不能成立，无罪释放。但那些因食用毒面包中毒的洋人不肯轻易罢休，他们宣称要用私刑来处置张阿霖等人。港英当局只好再次将张等拘押起来。5 月 8 日，根据英国殖民地部的指示，在找不到投毒证据的情况下，此案可不再审，将所有有关人员全部驱逐出境了事。张阿霖选择了越南西贡。
　　这件事发生之后，港岛的洋人再也不敢到中国人开办的面包店购买面包了，都到下环英人的店铺里去购物。不久，英人的面包房又遭火灾，烧毁面粉千余包，损失惨重。
　　这桩毒面包案真相如何，究竟是谁放的毒，至今仍是个谜，但投毒之事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件令香港人民开心的事。无论是何人所为，原因都是不言自明的。当英国人的炮舰血洗广州城，民族矛盾白炽化的那一时刻，有血气的中国男儿难道能够坐以待毙，无所作为吗？革命导师恩格斯曾在“毒面包案”发生之后，作过十分精辟的评论：“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人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①

动人心魄的“新界”保卫战

1898 年 6 月《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经近一年的勘察和定界，次年
3 月，英国人准备正式接管“新界”。消息传来，“新界”居民无不义愤填膺，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抵抗侵略者，保卫家园。
3 月 28 日，港督卜力派遣港英政府警察司梅轩利前往“新界”大埔墟搭
建一警棚，为在此地举行升旗和“新界”交接仪式作准备。当地的居民坚决反对，但英国人丝毫不予理睬，梅轩利命令强行动工，从而诱发了“新界” 居民的武装抗击行动。就在当天，锦田、屏山、厦村的乡绅召集八乡的乡绅开会，以“寻求自卫之道”。他们广泛散发传单寻求支持，号召群众参加抗英行动，并将替英人修建警棚的雇工全部赶走。
梅轩利发现雇工不知去向，预感到事情不妙，连忙赶回香港向港督报告，
希冀借两广总督的手来制止“新界”人民的反抗。4 月 3 日，梅轩利率领 6 名锡克族警察和从九龙城中国驻军中借来的 5 名勇兵前往大埔“维持秩序”，企图用华兵来代替原看守警棚的印度警察。他听说乡绅们正在当地的文武庙里开会，便到会场上去炫耀武力，与当地百姓发生口角。人们用砖石、棍棒、椅子、木桶、扫帚向这些不速之客发起攻击，并串联四面八方的百姓都来参战。梅轩利一见大事不好，连忙趁着混乱躲藏起来。这时，夜幕已降临，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赶来，愤怒的群众将正在修建中的警棚燃之一炬，然后开始搜查梅轩利。梅轩利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藏匿于草丛之中，并派人赶紧回去求援。
卜力得知警棚被焚，梅轩利处境危急，立即派遣 100 名英国皇家威尔士枪手分乘两艘鱼雷快艇赶赴出事地点，待英军到达时，人们早已散去，只剩下被烧毁的警棚还冒着缕缕青烟。卜力认为这只是当地人的一时冲动，过后便会平息下来。但是，他完全错了。此时的“新界”人民正在积极准备发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0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新的斗争，一场反抗英国侵略军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4 月 15 日，当梅轩利率领数十名警察再次赶到大埔，保护为举行升旗仪式赶建的警棚，并竖立旗杆时，与四面八方赶来的 2000 余名民众相遇。英国为升旗仪式准备的警棚，又一次被付之一炬。侵略者动用了舰艇上的大炮猛击抵抗者的阵地，抗英战士终因武器装备落后散去。 16 日，接管“新界” 的升旗仪式在大埔附近的旗竿山上匆匆举行。驻港英国陆军司令加士居、海军准将鲍威尔率领 400 名英军列阵会场，港府辅政司骆克在炮兵的礼炮声中，将一面丝质英国国旗慢慢升起，并宣读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香港行政局的命令，宣布从 1899 年 4 月 16 日下午 2 点 50 分起，“新界”的中国居民归英国管辖。
　　英军在升旗仪式完毕后继续向西推进，但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中国人的顽强抵抗。 17 日，英国军舰“汉伯”号和“孔雀”号停泊在大埔码头，这时的大埔墟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景象，码头上一片死寂，居民迁徙一空，致使英国人连一个苦力都找不到。下午一时许，几千名抗英志士突然出现在大埔附近的山头，井用几门重炮猛击英军营地。加士居立即下令狂轰抵抗者阵地，并由伯杰上尉率领香港团队的两连人马向山上发起进攻。抗英队伍英勇作战，终因抵挡不住英军的优势火力，再度退却，埋伏在林村山谷，等待英军步入埋伏圈。
林村山谷谷道狭窄，宽不过 1 华里，长大约 3 华里，谷底平面皆为稻田，
仅有一条小路贯通。待英军进入谷道后，抗英部队便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地发起攻击。英军受到袭击后，立即退出山谷，选择易于隐蔽的地形向山上迂回攀登。抗英队伍在处境被动的情况下，又坚持抗击了 1 个半小时，然后沿着山脊经上村向八乡的方向退去。英军完全占领山顶后，发现抵抗者已不知去向。曾参加过林村战斗的一个英军士兵后来回忆道：抵抗者“阵地选得好，要是他们枪打得准，英军本来是会倒霉的”。
4 月 18 日，在锦田的吉庆围英军再次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当时的锦田，
分为吉庆围、泰康围、南围与北围四个村寨。吉庆围是锦田邓族的乡院，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院的四周筑有两丈高的围墙，墙外有一条护城河，院子的入口处装有一扇铁门，这是邓氏家族流传下来的珍宝，已有 300 多年历史。英军进犯锦田时，这里的人们以犁镐、木棍、火枪作武器，以护城河和围墙为屏障，与英军对垒，英军屡攻不下，最后只得动用大炮轰破了围墙才攻了进去。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里，许多村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倒在血泊之
中。
　　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为了炫耀自己的胜利，将吉庆围的铁门卸下，当作“战利品”运回伦敦巡回展出。直至 1924 年，邓氏家族的父老乡亲，才正式向港督司徒拔提出了归还铁门的要求，经多方查找，终于发现它的下落，并于 1925 年将铁门运回香港，邓氏族人将它披红挂彩地搬回吉庆围，并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把它重新安置在原处。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铁门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特在铁门边围墙的右侧镶嵌了一块石碑，以告诫后人。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适前清光绪已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清政府将深圳河之南际，租与大英国。斯时清政府未将命令颁布，故英军到时，各乡无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围人民，恐受骚扰，坚闭铁闸以避之，而英军疑有莠民藏匿其间，遂将铁闸攻破；人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故无薄待情事，将铁门缴
　　
去。”①
　　很显然，这段碑文为了避免激怒港英当局，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将这段往事表达得十分婉转，不敢直言道出当年乡民英勇抗击英军的实情。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仍可感受到浓浓的炮火硝烟，英军破门而入，又凶残地将铁门作为战利品掳走，一场鏖战当在不言之中。它是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入侵的永不磨灭的历史见证。

风云激荡的海员、省港大罢工

　　进入 20 世纪以后，香港的反帝斗争不断发展。在 20 年代之前，香港市民的斗争目标集中在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抵制洋货等方面。
　　1908 年 9 月 26 日，《南洋早报》登载了一个英国殖民者的一封信，提出应在公共场所，如公园和电车上划分洋人和华人的界限，不得逾越。这封充满种族歧视的信函激起了港人的强烈愤慨，他们通过各种舆论工具进行了坚决反击。 11 月，一艘日本轮船私运军火抵达广州，在附近海面上被中国军队截获。日本当局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中，不仅不向中国赔礼致歉，反而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道歉、赔款并释放扣押船只和人员。广东各地人民举行各种抗议行动，香港居民也积极响应，愤起捣毁了日本人贩卖日货的商店，表现了极高的爱国热情。
1913 年 10 月，港英当局公布了《禁止通用外国纸币货币条例》，禁止
外国货币包括中国货币在香港市面上流通。条例公布后，英商经营的电车公司首先拒收中国货币，市民哗然。他们普遍认为，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香港就拒受中国货币，这是在藐视中国政府的尊严，伤害了香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于是，发起了抵制电车运动，数月之内，乘车人寥寥无几，迫使港府不得不将条例推迟执行。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香港人民积极响应。他们涌至日本
人开设的商店门前，投掷石块，高呼口号，号召大家一起来抵制日货。一时间香港提倡国货，反对日货的运动风起云涌，国产的布匹十分畅销。就连一些中小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将家中的日货主动交出，并在中环警察署附近当众烧毁。港英当局被这种抵抗浪潮所吓倒，连忙取消所有警察的假期，荷枪实弹地在日本商店门前昼夜巡逻。并清理学生课本中的反日内容，对涉嫌有“过激”行为的学生严格监视，限制其活动自由。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主要以工人运动为主。最著
名的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工人大罢工。
1922 年 1 月，在工人运动领袖、共产党员苏兆征等人的发动和领导下，香港海员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要求英国资本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待遇，使香港沿海航运几乎全部陷入瘫痪。罢工前后，正值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处于鼎盛时期。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广州政府对这场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劳工运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海员罢工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整军筹划北伐，他获悉罢工的消息后，急电令国民党员马超俊“迅速赴港慰问，并予就地调处”。马氏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垦夜到港，亲切

① 黄南翔：《香江岁月》第 62 页，1985 年香港奔马出版社出版。

慰问罢工海员，“海员得悉国父的关切，更为感奋”。①
　　港英当局对此十分惊慌，宣布戒严，并强令工人复工。罢工的工人坚决不妥协，分批撤离香港，返回广州。到 1 月 19 日，回到广州的工人已有 5000 人左右。广州各工人团体热情接待来自香港的兄弟，在广东省总工会的倡议下，全省 27 万工人，每人捐献一天的工资，援助香港的罢工工人。广东政府也积极给予经济援助，据 1985 年台北出版的《中国职工运动史》记载，广州政府每月借出数千元，前后计约 10 万元，为罢工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港英政府为了压制工人运动，于 2 月初下令封闭了海员工会，但海员们仍然不屈服，表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为了有力地支持海员的罢工行动，香港海陆理货会工会、同德劳动总工会、集贤工会和煤炭工人也举行罢工。香港工人运动霎那间形成了燎原之势，港督司徒拔在写给英国殖民地部的报告中惊呼：“形势有些严峻，因为海员罢工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运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此次罢工的幕后组织者。广州政府已完全处于这一具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组织的控制下。毫无疑问，极端主义者站在孙的一边。”①远在英伦三岛的英国政府急令香港总督迅速解决罢工问题，不可任其蔓延。
　　到了 3 月份，罢工的工人已增加到 10 余万人，工人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由香港返回广州。3 月 4 日，当一批罢工工人行至九龙沙田时，遭军警阻拦，阻挡不住便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6 人，伤数百人，面对港英政府的暴力镇压，工人们更加团结，继续罢工，决不妥协。无计可施的英国人只好请求广东革命政府出面调解，在广东省省长和广东总商会的周旋下，港英当局被迫宣布取消对海员工会的封闭令，释放被捕工人，并同意增加工资。罢工取得了全部胜利，工人们欢欣鼓舞，通宵达旦地庆祝自己的胜利。广州几十万工人也在东校场举行大会，欢送香港工人胜利返港。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标志着香港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并为即将到来的新的工人运动高潮准备了条件。
1925 年 5 月，上海日租界警察枪杀了棉纺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 2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对罢工运动的领导，把经济斗争引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5 月 30 日，上海人民的反帝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军警的血腥镇压，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香港工人一向对内地的革命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为了动员香港工人声援内地的爱国运动，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派秘书长邓中夏去香港，和苏兆征一起领导罢工斗争。从 6 月 19 日起，香港的海员和电车、印刷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在港工人积极响应，半个月内，参加罢工的工人就增加到近 20 万，并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全港工团委员会，在全港工人的一致支持下，全港工团委员会代表工人向港英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其中包括：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自由；香港居民不分国籍享受同等法律待遇，取消对华人驱逐出境及答刑等行为；制定劳动法，规定最低工资、废除包工制、保障女工和重工生活、实行 3 小时工作制与劳动保险制；华人有居住自由权，消除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等条件。
从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人阶

①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撰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册，第 182 页，1985 年台北出版。
① 《港督致殖民地大臣电》，1922 年 2 月 28 日，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474。

级本身的局部利益，而是从全体香港人的利益出发，代表了香港所有居民的一致要求。斗争的目的也不再停留在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要求上，而发展上升为争取民族平等自由、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治斗争。
　　港英当局对罢工工人的要求，根本不予考虑，并宣布紧急戒严，调集大批英军进入市区，手持武器的英国和印度军警出没在大街小巷，四处搜捕罢工工人。为了对支持香港工人罢工的广东政府施加压力，香港当局还宣布禁止向广东出口粮食和煤炭，派出三艘军舰驶入广州内河进行恐吓。
　　6 月 23 日，中共广东区委在陈延年、周恩来的领导下，广州各界群众 10 多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英军竟向人群开枪，当场死伤 200 余人，这就是闻名全国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越来越多的省港工人加入到罢工队伍中去。为了加强对罢工运动的领导，7 月 3 日，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邓中夏、廖仲恺为顾问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干事局、财政部、工人纠察队和宣传部等机构，负责处理罢工斗争的日常事务。为了从经济上打击港英殖民者，罢工委员会宣布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并为此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工人纠察队，共产党员徐成章、陈赓等分别任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纠察队总教练等职，主要任务是维持秩序、封锁海面、稽查私货，不给香港提供食物供应。
大罢工使香港的运输中断，工厂停工，公用事业瘫痪，肉食和蔬菜等物
资严重短缺，价格暴涨，街道垃圾粪便堆积如山，香港一时变成了“死港” 和“臭港”。大批轮船停滞港内，货物进出不得，市井萧条，商号店铺纷纷歇业，股票价格暴跌，银行挤兑成风，商界人士惶惶不可终日。港英当局万般无奈，只好一方面颁布紧急戒严令，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搜捕罢工领袖，一方面幻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7 月 27 日香港政府致电英国政府，要求出兵广州，8 月 25 日，再次致电英国国王和首相，力陈出兵广州方可解香港之围。是时，英国本上工人也在举行大罢工，英政府自顾不暇，只得在回电中表示，尽管十分关注香港局势的发展，但从全局考虑，实在无法出兵，请当地政府自己设法平息。
在罢工的打击下，英国对华贸易损失惨重。据统计，在 19241925 年间，
英国对华贸易额在中国全部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从 12.4％降至 9.8％，即从
2890 万英镑下降为 1970 万英镑。港英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任命在香港政府供职 14 年之久，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熟悉的金文泰为新任港督，与广东政府谈判，寻求通过交涉解决罢上的新途径。 1926 年，中英双方的谈判尚在进行，鉴于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为稳定革命后方，排除帝国主义的干扰，支持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经研究认为，罢工封锁斗争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 10 月 10 日主动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结束罢工。
　　长达数月的罢工运动给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排斥占人口总数 96％以上的华人，香港的政局不可能稳固，经济也不可能繁荣和发展，必须改变以往的管理方式，吸收一定比例的华人参政。从第 17 任总督金文泰开始，香港突破了行政局历来不许华人参与的传统，首次委任了一名华人为行政局议员，以后又扩大立法局组织，增加了两名华人非官守议员。还在教育上进行了改革，香港大学一改过去只用英文授课的做法，增添华语课程，并增设了中文系。
1925 年的大罢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最重要的事件。通过这次罢

工，香港人民不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为自己挣得了一定的权利。从此，华人参政、争取民主权利、扩大华资力量等一系列问题便脐身于香港的社会生活，成为香港人民关注的焦点。

第五章令人目眩的历史变迁

　　从 1841 年到 1941 年的 100 年里，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民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含辛茹苦，艰难创业，把一块默默无闻的土地建设成一个世界闻名的国际都市，这其中浸透着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

起步蹒跚的丑小鸭

　　在英国人刚刚占领香港这片土地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价值。由于英国远东贸易的中心一直在印度，因此，在他们的眼中，香港岛只不过是进行鸦片贸易的一个中转站。
　　1844 年，香港财政司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认为香港没有任何可观的贸易，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任何机会能成为贸易中心。
　　使尽一切卑劣手段弄到手的香港，难道就此放弃吗？怎样才能吸引商人和投资，更好地开发和利用香港，成为英国政府立即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许许多多的建议中，前驻华全权代表兼商务监督义律的意见十分引人注目。义律是当年极力主张侵略香港的英国官员，对香港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十分熟悉。在率领军队占领香港后，他曾仔细研究过这个小岛对英国远东贸易的作用。根据他的分析，香港地域狭小，自然资源缺乏，甚至连居民的口粮和大部分日用品都需要依赖进口，与中国内地的交通又不方便，实在不是商家首选之地。要想使这块地方繁荣起来，唯一的选择就是实行自由港政策，允许商品自由出入，不收关税。否则谁也不会把货物运到这里，先向英国人交税，然后再转运其他地方。
所谓自由港，就是指商品可以免征关税自由进出的港口，海港地区或海
港城市。它来源于英国 18 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是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产物，目的是尽快地繁荣自由港本身。在获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后，义律于 1841 年 6
月 7 日，也就是香港被正式割占前一年多，宣布香港为远东第一自由港，允
许各国商人和货物自由进出，中国人出入境也来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自由港政策果然奏效。 1841 年以后，它不断吸引世界各地的货物、资
金、技术和人才，前来开发这个渔岛，转口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与转口贸易
相关的其他部门，如航运、船务、港口、码头、货仓、保险、银行、邮电通讯等行业也应运而生，香港开始有了生机。
1843 年，是英国人开发香港决心再次动摇的一年。这一年，上海、宁彼
等五口开始通商，许多外国人都转移到上海等地去寻求发展，驶入香港的商船数量大减，下半年起，香港又开始流行瘟疫，许多外商染病身亡，大批商人望而却步，一些商行逐渐迁出，刚刚有所转机的香港又面临新的危机。直
至 1845 年，情况仍无大的改观， 31 家英商在这一年的 8 月联名上书英国殖民地大臣，表示“香港已无商可经，只可供香港政府及其官员作为驻节之地，并收容一批身无所长的贫民而已”。就连港府的高级官员中，也出现了放弃香港的主张。当时任库务司的英国官员马田在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驻港英军由于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两年内就死亡 300 余人，香港不是欧洲人的久留之地，也不可能发展成一个商业城市。
　　为了减少损失，增加港府的收入，英国人加紧发展鸦片贸易，利用这一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来启动香港的经济。据统计，1845—1849 年，由印度
　　
运到远东的鸦片中，有 3/4 是经过香港转销内地的。其总数达 16.5 万箱，价值约 8300 万元。鸦片贸易在每年的进口贸易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以
1864 年为例，香港全年进口的几大类商品货值折合成白银分别是：棉织品：
700 万两，毛织品： 500 万两，五金： 200 万两，鸦片： 2 000 万两，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就在香港艰难挣扎之际，一个“天赐良机”再次使它摆脱了困境。1850 年前后，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澳洲相继发现了金矿。金子——这一令人发狂的东西，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人的贪欲，为了尽快地“掘地三尺”，挖出地下宝藏，他们急需大批廉价劳动力。一些国际人贩子看中了中国的劳力市场，他们跑到中国来，用种种欺骗手法诱惑了大批穷苦的中国人与其签订卖身契约，承认自愿前往异国他乡，然后远渡重洋去充当“淘金”苦力。英国商人又看好了一桩新的买卖，这就是罪恶的劳工贸易。
　　当时前往美国和澳洲的主要路线是由陆地到达香港或厦门，再由这两地分别乘船出洋。大批劳工借道香港出国，使香港原本就有的劳工贸易再度兴旺起来，大量的劳工贸易和运输为各国殖民主义分子聚敛了惊人的财富。当年从香港开往美国的劳工船的客运成本每人不足 5 元，然而，每张船票售价
为 55 元，利润竟高达 10 倍之多。仅 1852 年，经香港乘船到旧金山的华工有
3 万多名，香港商人从中赚得的船票利润就达 150 多万。1872 年，美国记者凯利在一篇报道中曾这样描述说：“我到苦力船上看过，送到市场上去的 900 名活人，对于苦力商来说，就等于 45 万元的财富，而他们原来花费的成本，总共不到 5 万元，运到古巴后便可赢利 40 万元。即使是在非洲黑奴贸易的鼎盛时期，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这样惊人的利润”。除了到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还有许多华工被贩往秘鲁、古巴及南洋等地当苦力。据统计， 19 世纪下半期，被拐贩出国的劳工约达 205 万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途经香港中转的。华工在装船前，都要被迫脱去上衣，胸前用英文字母烙上印记，以标明将要被送去的地方。劳工大多是以“赊单工”的名义前往海外的，其船费由招工代理人垫付，到达目的地后从所得工钱中加利扣除，在还清欠款前他们没有行动自由，一切都要听从债权人的驱使，实际上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临行前，他们不仅被烙铁烙得遍体鳞伤，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极度悲愤和矛盾的心理中被人像赶“猪仔”般地撵进拥挤的货舱，运往遥远的彼岸。由于船上的居住、卫生和饮食条件极差，大量的劳工惨死在运输途中。
请看下面的一组数字：
　　1850 年 2 月，一艘由香港开往秘鲁的英国船只，出发时载华 1450 人，到达目的地时仅存活 150 人，途中死亡 300 人；
　　1856 年 3 月，一艘由香港开往古巴的船只，出发时有华工 298 人，到岸时仅存活 163 人，途中死亡 135 人；
　　1861 年 10 月，一艘由香港开往；日金山的法国船只，出发时载华工 1000 余人，竟无一人活着看见目的地的海岸。
　　忍无可忍的华工们为了生存，也曾以暴动来反抗人贩子的非人虐待，但苍茫大海何处藏身，得到的往往是更残暴的虐待。有记载说，1872 年 8 月，一艘由澳门出发的西班牙籍船运载着 1005 名劳工前往古巴，劳工们不堪忍受船主非人的折磨，在开船的 4 天内就连续发动了 3 次暴动。暴动失败后，船主将他们锁在舱底，或分批捆绑在船栏上，用皮鞭反复抽打，还往流血的伤口上泼撒盐水??
　　
　　香港除了作为运送劳工的主要中转码头直接获利外，还是澳门等劳工转运码头的基地，从改装和修理船只、供应粮食和淡水等方面获取间接利润。几乎所有的苦力船都是在香港进行改装的，将货舱加一夹层以便运载更多的劳工，安装舱门铁栅以防范劳工途中反抗等。据统计，从 1845—1874 年的
30 年中，经由香港贩卖到世界各地去的“赊单劳工”共有 266 326 人，香港的旅店、粮店、运输、经纪等行业无不从劳工贸易中获取暴利。血腥残酷的华工贸易既给英美等国的好商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对香港初期经济的 “繁荣”起到了刺激作用。
　　在同一时期，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迅速席卷了整个南方，并在南京定都。战乱使国内人心惶惶，华南一带的有钱人家为了躲避战争，携带家人和财产逃至香港，给香港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他们利用这些资金在香港投资，开办商店和实业，使香港的市区进一步繁华起来。长江一带是太平军与清军对峙争夺的主要地区，使南北交通受阻，人货均无法往来，迫使航运线路南移，一些华商便看好香港，利用香港海域沟通南北运输。于是，北方生产的花生、大豆、药材等，都要通过香港转运到南方各地，而南方出产的丝绸、大米、木材、白糖等物品，也要经过香港转运到北方。专门经营南北货物流通的“南北行”，专门将南北方土特产贩往南洋和北美的“南洋庄”和“金山庄”，作为一种新兴的行业，迅速兴盛起来。
受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香港终于站稳了脚跟，迈开了走向国际化都市
的第一步。

人·地·港

人，是万物之灵长，只要有了人，便可以拥有一切，也可以创造一切。
　　在 19 世纪后半叶和 20 世纪初，大批怀着满腔热情和抱负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涌向这片土地，准备一试身手和运气，寻找一方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地。于是，香港的人口逐渐递增，为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扩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让我们通过这样一些统计数字来看看香港人口的发展情况：
　　1841 年 5 月，英军在强行登上港岛后曾发布了一份公报，说当时香港岛上的人口为 7450 人，其中包括农村人口 4350 人，水上人口 2000 人，其余为外来流动人口的小贩。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在 1842 年的 3 月，港岛的人口就上升为 15 000 人，与上一年的数字相比正好翻了一番。其中英国人、印度人和葡萄牙人约有 1000 人，在 8 月英国正式割占香港时，人口已接近 2 万。
　　1841—1860 年，是香港人口高速增长期， 20 年间增加了十几倍，由原来的 7450 人增加到 94 917 人，这种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割占九龙后，地域的扩大，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内地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人口流动。
　　1898 年“新界”被英国人强行租借后，香港人口剧增至 254 400 人。此后， 20 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以及 30 年代爆发的抗日战争，都引起了内地人口向香港移居的高潮。据统计， 1906—1911 年间，香港人口从
32.9 万增加到 45.7 万， 1936—1941 年间又从 98· 8 万增加到 163·9 万。香港成为内地人名副其实的“避风港”。
　　在香港历年增加的人口中，有 97％都是从各地迁居去的中国人，他们是开发和建设香港的主力军。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人类充分展现其聪明才智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它宛如一张白纸，让人们去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去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
　　在英国人强行租借了“新界”后，香港的面积一下子扩大了 10 倍。但随着人口的猛增，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再加上山多平地少，香港需要更大的空间来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上地从何处来？香港大胆地选择了沧海变桑田的开山填海计划。
　　第一次填海是在 1846 年，将今天皇后大道一带的海滩填平，沿着海岸线开辟了皇后大道。后来又不断地填海，海岸线也不断后退，到 1856 年，海岸线已退至现在的德辅道北，皇后大道也不再是傍海的主要街道了。第四任港督宝灵上任后，为了进一步推动香港的基础建设，计划在海军湾至铜锣湾一带大举填海，因为改变了地理经商环境，伤害了某些英商的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后来工程只得移至黄泥涌入海处和西盘营海滩进行，这一工程使香港的东西走向扩展了许多。
　　在早期的开山填海工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 1887 年提出，1890 年开始实施的中区填海工程。该工程从西盘营的屈地街到中环的海军船坞，全长
3 公里多，前后历时 15 年。工程完成后，香港的海岸线又向北推进，德辅道也不再靠海，一条新的人工马路——干诺道出现，并成为香港中心商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在百余年中，香港共进行了大小填海工程 100 多个，填得土地
20 平方公里，占全香港城市发展土地总面积的 1/5。开山填海对于香港城市发展的作用可以用以下的数字表明：
香港居民约有 60％居住在填海地区；
　　在一个面积 6 平方公里的港岛填海区里，集中了全港的中心商业区、最大的交通走廊和所有的工业区；
著名的香港国际机场——启德机场以及货柜码头都建在填海区上。
　　有了土地，便有了发展的基础和资本。伴随着航运和贸易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香港的金融业首先崛起。香港的第一家银行是 1845 年开设的东藩汇理银行，又译作丽如银行。其后，渣打银行、有利银行、阿格拉联合服务银行等也相继开业， 1865 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正式开业。由于实力雄厚，又得到港府的支持，这家银行迅速成为香港金融界的支柱，在吸收存款、发行货币、控制贸易、垄断国际汇兑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2 年，第一家华商银行——广东银行在香港开业。此后，康年储蓄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华人银行陆续在香港成立或设立分支机构，外商独霸香港金融界的局面逐渐被打破。
　　在金融业发展的同时，香港的货币体制也进一步完善。为了统一货币，港府于 1862 年初制定了市制改革方案。规定从 1862 年 7 月 1 日起，以香港银元为主市，以香港铜元为辅市，其他各种货币按一定的货币汇率折合成香港货币进行结算。1863 年，在英国铸造的香港一仙铜币、一角银币和一分铜市开始投入流通。1866 年，由香港造币厂铸造的香港一元、半元及一毫银币面市，香港独立的货币体系初步形成。1872 年，港府委托汇丰银行首先发行纸币，但流通量始终不大，直到 1911 年民国成立后，中国内地开始市制改革，香港才乘机颁布条例，禁止其他货币流通，最后统一了货币。
随之兴起的是交通业。早在 1898 年，香港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就联合组

建了中英银行公司，积极筹集兴建中国铁路的资金，准备与英国人争夺兴建华南铁路网的权力，在当时的计划里，广九铁路亦包括在内，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行。1904 年，第 13 任港督弥敦走马上任，他是工程师出身，不仅年轻气壮，精力充沛，而且锐意开拓，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他上任不久，就敏锐地意识到，要想使香港的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必须学习欧美国家的经验，架桥铺路，发展交通运输业，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两年的筹划，1906 年广九铁路开始动工修建，1910 年 10 月 1 日，九龙尖沙咀至深圳罗湖之间 22 英里长的广九铁路香港段首先开通，第二年 8
月 14 日，深圳到广州段也全部竣工。这条铁路的兴建耗资百万，但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由于采用了标准轨距，故能与粤汉、京汉以及京沈及中东铁路接通。使香港和内地的铁路网连成一个整体，大大方便了香港与内地的交通，加速了原材料和商品的进出口流通，香港转口港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意思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尤其是资源条件。香港拥有辽阔的海面和优良的海港，这就是英国人命名的“维多利亚港”。
维多利亚港处在亚太区的核心地带，居于北京、印尼纵线与东京、印度
横线的交汇中心，是世界航道要冲，也是欧美、日本进入南中国的最重要的门户。从时间区域看，香港在伦敦与纽约之间，纽约日落香港就天亮，香港日落伦敦就天亮，使香港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昼夜 24 小时营业的重要环节之一。香港正是依靠这一优势，构筑起经济起飞的高台。
为了充分利用海港的优势，香港加快了港口设施的建设。1861 年，第 5
任港督罗便臣委派海军上尉亨利·汤式任香港港务处长兼海事裁判官。汤式上任后，立即制定了一个《港口与海岸法案》，对进出港的船只进行管制，以维持港口的秩序。还在港岛最高峰扯旗峰上，建立了一个讯号台，指挥来往的船只进出港口。1862 年，为了使众多出海的船只在气候骤变的时候有个安全的地方躲避，又在铜锣湾兴建了避风港。 1875 年 4 月，在港岛东南部鹤咀环南端海岸修建的第一个灯塔正式启用。 1883 年，香港天文台落成，港口的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进出香港的船只日益增多，航运业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先导行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香港商人利用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经济普遍衰
退之机，积极拓展远东市场，给香港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1916 年起，香港航运量直线上升。到 1924 年，航运总重量达到 3500 万吨，比大战前的最高记录增加 50％以上，使香港作为远东最大转运港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随着航运业的发展，造船业和修船业也逐步兴起， 1863 年 7 月，，几家经营航运业务的英国商人，集资开办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后来，黄埔船坞公司又吞并了联合船坞公司和四海船坞公司两家大企业，成为香港修造船的支柱，进入 20 世纪以后，香港造船业逐步改变了过去依赖英国本土的局面，开始建造大型船只。1917 年 3 月，号称是英国海外建造的最大商船“爱图里加士”号在太古船坞下水，黄埔船坞也造出了万吨轮“战鼓号”。继造船业兴起之后，仓储业也逐渐走红， 1871 年，从印度加尔各答来香港闯天下的两个英国商人保罗·遮打和凯福·晓士合伙向港府买下湾仔一块空地，
　　
创办了香港码头及货仓公司，这是香港第一家专门经营仓储业的公司。后来为了业务发展的需要，迁往尖沙咀，并改组成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一直延续至今，不仅在香港是榜上有名的大企业，在国际上也有较高的知名度。
　　1869 年埃及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大大缩短了香港与欧美各国之间的航程。两年后，香港与伦敦、纽约、上海及新加坡的直达电报线路开通，将香港的工商贸易与欧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商品流通加快，周期缩短，促使香港经济发展速度更加迅速。欧洲越来越多的商人们认识到了香港的价值，纷纷来港投资建厂，从事贸易，建造起风格各异的居住楼房和小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香港建立起领事馆，保护自己的侨民，帮助本国的商人。香港已越来越具备国际都市的特殊风采了。

璀璨的华人群星

　　香港，这个后起的都市，是无数有志之士大显身手、创造奇迹的地方。在早期开发香港的群体中，华人一直充当着主力军和拓荒者的角色，他们有的是贫寒人家的子弟，有的是流落香港的难民，有的是内地迁去的移民，也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渔民，然而，他们却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香港人。他们凭借着香港得天独厚的区域特点，以及比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凭借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中国人特有的楔而不舍的顽强拼搏精神，在各种机遇和险境里摸爬滚打，一身泥泞、一身血汗地艰苦奋斗着。在长达数十年的拼搏中，他们失败过，跌倒过，但又顽强地爬起来，咬紧牙关，挺直满是伤痕的躯体，朝着不可预测的前方奔去，在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中，他们也在不断地创造着个人自我价值实现和超越的奇迹，并将自己当
作一砖一瓦融进香港的摩天大厦之中。
　　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初，港府的官员都是英人担任，中国人是没有资格和权利参政的。即使是一些由社会名流组成的社会团体中，华人也被排斥在外。后在华人的一再抗议和要求下，情况才稍微有所改变。据记载，最早参与政事的有华人参加的组织是“太平绅士”组成的治安委员会，这个组织的英文原名为“JUS-TICE OF PEACE”，是香港政府进行社会监督井维持社会治安的社会团体，被任命为太平绅士的均为社会上流人士，享有很多义务和权力。如：依据香港治安法例，可以制止非法集会，并有权随时入室逮捕社会危险分子；可以拘捕聚众赌博者和吸食鸦片者等。虽然除警界人士外，很少有人真正履行这些职权，但拥有太平绅士的头衔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首先涉足香港政界的华人是黄胜。黄胜字平甫，就读于英国开埠之后开办的马礼逊学校，通晓英文，接受西方文明较早。后曾赴美留学学习法律，知识广博，在华人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1883 年 12 月，他被任命为香港高级法院的高级陪审员和香港社会治安委员，由于政绩卓奢，最后又进入议政局任议员。黄胜还是第一位被委任为太平绅士的华人。
　　1880 年，伍廷芳成为第一个担任香港立法局议员的华人。伍廷芳又名伍叙，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英国，返港后执业大律师。晚清大学士翁同龢在日记中曾经赞许伍廷芳，说他“熟悉洋人律例，有志气，非征招不至，不应诸侯之聘也”。可见伍廷芳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人。除了专事法律之外，他还同黄胜等人在香港开办和发行《中外新闻》，影响很大。由于他富有才
　　
干，精通律例，深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邀请他离港赴京辅佐朝政。1897 年起，历任清政府驻美国、日本、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民国成立后，又任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职。伍廷芳离港后在立法院的空缺由黄胜顶替。
　　在香港最早获得爵士头衔的是何启和韦宝珊。何启字沃生，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法律，考取大律师资格，井娶了一位英国下院议员之女为妻。返港后在法律界和商界都有较大影响，夫人病逝后，何启捐巨资修建了一座医院以作纪念。今天的启德机场的地皮，当年就归何启和区德二人所有，因此在机场命名时，从他们俩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叫做“启德”。韦宝珊是香港初期著名翻译家韦光的儿子。他也在英国留过学，是黄胜的女婿。韦氏主要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1880 年出任东华医院首总理，又创办了保良局。他曾任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十年之久，也是当年的太平绅士之一。港府之所以接纳华人进入政界，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人物具有较高的素质，在建设香港过程中发挥了杰出作用，另一方面也由于香港华人社团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人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积累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外国人。
1870 年以后，他们已不断开始收购英国人的产业，并冲破了英华之间的界限，成为香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20 世纪初，国内的义和团运动、同盟会运动、辛亥革命给整个中国带来
了极大的震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香港人，已完全不同于他们的长辈，他们充满了进取心和自信心，开始与英国人争取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特别是一些从北美、澳洲和南洋归来的华侨，既接受了外部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又拥有相当的资金，理所当然地成为华人经济实力扩展的先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华商先后创办了利民兴国织袜厂、大兴织造厂、均
安五金厂、中华电池厂等多家工厂。 1907 年以后，澳洲华侨郭泉、郭乐兄弟和蔡英辉、蔡子辉兄弟又先后开办了永安百货公司和大新百货公司。华侨马应彪、郑干生和香港富商林毓良也集资 2.5 万元，创办了先施百货公司，经营各国百货。马应彪是个很有魄力的企业家，在公司开张的时候，为了吸引顾客，树立新时尚，他大胆地启用女售货员，只此一招，招徕无数围观者，最后不得不求助于警察前来维持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欧洲正忙于交战，向世界其他地区商品供应发
生断档之机，香港一些商人办起了生产毛巾、香烟、手电筒、罐头食品和搪瓷制品的小型工厂，产品畅销东亚各地，颇受消费者的欢迎。1919 年，第 16 任总督司徒拔到任，他抓住这个经济发展的好机会，在 1920 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香港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发展规划。两年后，又制定了“工厂法”等关于工商业的法令，推动港九的市政建设与开发，使香港经济在整个
20 年代都保持着一片繁荣景象。
　　1921 年，九龙巴士公司和中华巴士公司相继成立， 30 年代，他们又通过投标，取得了九港两地的公共汽车经营权，结束了香港岛上只有电车没有汽车的历史。著名的启德集团也投资建立了启德汽车公司，香港的市内交通全面进入了公共汽车的新时代，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香港的市政建设不断更新， 1927 年全港的最高建筑，9 层高的告罗士大厦落成；1936 年， 12 层高的汇丰银行新楼建成，成为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建筑物。
在几代华人的开发和奋斗下，一个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最多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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