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勤政殿众贤议国事,怀仁堂群英选统帅。毛泽东建国宣言响彻全 球,中南海走向新纪元。
新中国标志的诞生
新中国标志的诞生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在确定方案时, 讨论比较热烈的是 8 月 24 日那次。这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 6 小组第 3 次会 议,由马叙伦主持,共有 16 人参加。
会议一开始,翦伯赞就提议说:“咱们把这些应征的样稿摆起来吧。” 于是,与会成员没用秘书动手,亲自离座将一件件设计大样摆在地上端详起 来。
思忖良久,梁恩成站了起来,指着一个国旗设什方案,说:“我提个意 见,旗上的星可以再大一些,成适当比例。星靠角好些,即使无风时也能看 得见。”
“国旗的标志要有显著特点,在哪里都能知道它代表中国。”钱三强指 着一个设什方案,说:“这个白地红星的徽,很容易和别国的相混。”
“蓝地白星怎么样?”郑振铎提议。
艾青建议说:“白地红圈好。” “这个怎么样?”郭沫若亨出一个国旗图案,上面有两个蓝条和星。 马叙伦提出,“蓝色要改一下。” “改黄色的好。”钱三强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理由:“我国长江、黄
河就是黄色的嘛。”
这时,与会者一起赞同地笑了起来。国旗上的黄五星方案或许就是在这 个基调上产生的。
“关于国旗,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也初步选了几面,还要进一步研究。”
马叙伦作了简单的小结。又说:“国徽和国歌还要进一步讨论,常委会都定 不下来,得等大家通过。”
紧接着,国歌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因为离大会正式开幕只有一个月左右
了,时间急迫。 音乐家姚锦新提出,“歌词要登报征求,另一方面向文艺团体征求。” “可以将精选的印一下,制谱后让大家来唱,然后用无记名投票选出。”
艾青建议说。 欧阳予倩提醒说:“歌词不能太长,不然就成了长诗了。事实上也只能
是三四段。”
“除限制在 200 字以内外,最多写四段。内容和情绪要庄严、愉快、奋 发。”马叙伦说。
在艾青建议借鉴一下苏联国歌后,郑振铎说,建议请肖三先生朗诵。肖 三笑着接受了任务。整个会场气氛活跃了起来。
半个多月后的 9 月 14 日,第 6 小组由马叙伦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了全体 会议,对国旗图案提出了比较重要的修正意见。开始,马叙伦就将陈嘉庚的 意见端了出来。说:
“陈先生的意思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
为基础,主张不用苏联的镰刀、斧头,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样式呢。我们把 上次定的国旗图案送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看了看,研究后初步打算采用 11 号图案,后来又比较了一下,觉得还是 17 号图案好一些。但发现这个图案有 一条黄线把革命阶段截开了。于是又将黄线改了一下,制成了艾青修改案。 毛主席说,国旗上不一定要表示工农联盟,在国徽上也可以表明。”
这时,陈嘉庚神态认真地接过了话:“上次会议定的初选 11 号国旗图案,
1/3 是白色,远看好像在下半旗。印尼也是白色国旗,稍远点儿就区分不出 来了??毛主席的意见原则上是好的,在国旗上是否要表明工农联盟,黄色 代表黄河,黄星是否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还是要考虑的。”
在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意见后,陈嘉庚先生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显见当 时的民主气氛之浓。
马叙伦接着稍稍作了点解释:“根据对第 17 号图案的讨论,星,是代表 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代表政权;黄线代表黄色人种,代表黄河,代表统一战 线。”尔后,他又说道:“对国旗图案,今天在会上要作出决定,提交常委 会。再就是由我们讨论后印成小册子发给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以第 6 小组为 召集人。毛主席也认为,这样做比较好一些。”
“我们可以在中山公园搞一次国旗图案展览,让广大人民都可以看一 看。”沈雁冰随着提议说。
李立三表示赞成这个意见:“沈先生的意见不错。但最好把国旗作成实
际的样式好。我也赞成 17 号图案。”
这时,郑振铎提议将 11 号方案作第二选择方案。新的意见又出现了。于 是马叙伦提议预备两个方案,就先后次序当即付诸表决。结果是: 11 号方 案四票, 17 号方案七票。也就是说,国旗的设计方案将在这两个当中选择 其一。
9 月 23 日晚 7 时,马叙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了第 6 组的第 6 次全体会
议,听取了各组讨论的意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马叙伦宣布,经政协筹 备会决定,本组工作今后直接向政协主席团报告;关于国都地点及纪年等问 题,经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指定本小组研究提出意见。
关于国都,起初是有不同意见的。江西省政府就转来了一位医生建议国
都设在内地重庆、西安或成都。其理由主要着眼于国防方面。也有部分人主 张可建都北平,但不必将北平改为北京。
纪年的问题事涉历史,比较复杂,意见纷坛。开始,一位姓丁的代表建
议,可采用公历,但要在 1949 年前加上“公元”二字,以免带有宗教意味。 章元善则不以为然,他说:“我提议在大会上作议案时,可声明废除纪元制 度。”而黎锦熙主张“以公历为主,各入可以自由地在使用公历年号后面加 上括弧使用其他纪年。”
最后,还是主张使用公元纪年的意见占了上风。这种意见认为,现在革 命胜利了,一切从新开始了,有了新的纪年,可以提高人民的警惕性,研究 中国历史也非常方便。在付诸表决时,除张元济、周善培以外,各组出席代 表都同意采用公历纪年,即民国 38 年改为 1949 年。但这仍不能算是最后的 决议。
这是一个很值得记述的座谈会。 1949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丰泽园召集政协筹备会第 6 组座谈。在谈到国旗问题时,毛泽东说:
“过去,我们的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的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
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那个国家的什么特点,苏联的镰刀、 斧头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个国家也有同样的镰刀、斧头。美、英的 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因此,我们这个图案,”毛泽东这时拿起了五 星红旗的式样,指着说道:“这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 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会场上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这个意见。 关于国都,经过代表的讨论,一致同意设在北京。 关于纪年,代表也逐步统一了想法,一致认为应采用公元纪年。 在国歌的确定问题上,讨论是非常热烈的。 “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就要成立了,而国歌一下子还制定不出来,是否我
们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马叙伦开门见山他说。 毛泽东抽着烟,微笑着点了点头。 一个代表发了言,他建议改一下词,因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的时候”不妥当。 张奚若和梁思成不同意,他们说:这个曲子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了保持
原貌,主张对词曲都下改动。 “这样,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徐悲鸿说。
郭沫若接着说:“我赞成它代国歌。这个歌曲不但中国人会唱,外国人
也会唱。但歌词改一个好些。” “我倒觉得不改好一些。”黄炎培直率而言。
“这个曲子是好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
词。其实这个歌词并不全是聂耳写的,他写了一段就被捕了,后来用聂耳的 名义发表的。”田汉不仅谈了自己的意见,也道出了一件外人所不知之事。 这时,周恩来发了言。“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
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泽东接着他的话,一句一顿他说:“改还是改,但旧的还是要。” 讨论后,大家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来替代国歌。 散会前,毛泽东站了起来,与周恩来和大家一齐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
首代国歌,第一次回荡在中南海内。
由于在国徽设计上,尽管经过充分讨论,意见仍不一致,会议决定仍保 留原小组,继续设计。
新中国标志诞生的日子即将来临。在政协全体会议最后通过之前,9 月
26 日下午在北京饭店,由马叙伦主持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 审查委员会会议,沈雁冰等 45 人出席。
这次,除通过了上次座谈会决定的事项外,对国旗图案又作了认真的讨 论,最后确定复字 23 号图案作为提交政协大会审议的国旗样式。鉴于原来有 的代表对图案存在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对五星红旗作了如下说明:红色象征 革命;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 月 27 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 议代表 632 人。会议的主席团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 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马叙伦代表国都、纪 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经过讨论,周恩来代表主 席团提出了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子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 1949 年。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以上四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掌声如雷,响彻了整个会场,经 久不息。
遗憾的是因没有合适的国徽,即使在开国大典上也未能用上新中国的标 记。
国徽的诞生,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在 1950 年召开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上,马叙伦代表国徽审查委员会报告说,自 1949 年公开征求后,国徽的应征 者较少,而且大多不合体制,未能应用。经大会主席团决定,另邀专家制定, 井请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召集人马叙伦、沈雁冰继续担 任拟制国徽的任务。
此后,经过专家设计,产生了五个仿照政协会徽的图案和一个以天安门 为主要内容的图案,以及以民族形式拟制的两个图案。经政协常委会审查, 指示以第二种为主,再行修正、另制图案。
这个拟定国徽图案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一、形式和色彩符合“国徽须庄严而富丽”的规定。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不但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颔
导政权的意义,也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以来人民的政治
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予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亦寓地广物博的意义,以
绶带紧结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此两项与条例甲乙两项规定,亦相符合。
1950 年 6 月 23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国徽的决议,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布。9 月问,毛泽东正式 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1950 年 9 月 20 日
至此,成为新中国标志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全部诞生!
国号与国印的来源
6 月 15 日,新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致词。 最后他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提到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民主政府的 方案。
在历时 5 天的会议中,没有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
最后一份文件时,张奚若先生提出质疑。 从新政协筹备会各小组名单中,可以看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组织法的是第 4 小组。会议主席张志让先生组织讨论。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
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两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 以不要民主两字,焉有人民而下民主哉?且民主一同 Democracy 来自希腊 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两字从字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 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
于是,第 4 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 容有一个报告。董必武总结了第 4 小组的工作,他说,第一次小组会广泛交 换了意见。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 让等 7 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 的共同意见。第二次小组会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 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仍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 然后,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组会议通过, 做文字修改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政协大会去讨
论。
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董必武说,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 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 报告,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 4 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 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 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 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 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 一次了。
政协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
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提出来的。 为提议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
国,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提案请大会公决。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这次新政协筹委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 和国,确能代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 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 同的、并且力汉好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 国”四个字,毫无留恋的予以取消。
否则,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 候,喊起口号来,难道还要有两种?把已经走上死亡道路的旧中华民国再喊 万岁吗?难道纪元已改为公元 1949 年,而仍可以简写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吗? 我们提议,主张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在
中国人民政协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 年 9 月 25 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 的午宴请柬。上面写到:“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二三十位 70 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开门见山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 3 几个人外,
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求教长者,今天的会就 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
他接着说,各位在讨论 3 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 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 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 4 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 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 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 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稍稍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廖仲悄的夫人何 香凝老人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 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 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委婉地结束了 她的意见。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革命后归隐 38 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 致祥。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 没有好感的名称,20 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
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 4 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 与民无涉,22 年更给蒋介石与 CC 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 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 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 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 3 年以后才改? 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 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 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语音响亮,激动得满面红光,听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全然冷落
了一桌丰美的菜肴。 人口学家马寅初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又加以补充说,简称
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又从教育群众的方面阐述了司徒美堂的观点,至于人民 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这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 这个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 我看不见得。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既当过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的陈叔通也发表 了去掉中华民国的意见。
法律学家沈钧儒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的问题。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 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 3 大 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 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 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
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爱国华侨陈嘉庚操着浓重的厦门话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当然,
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周恩来最后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
委做出最后决定。
9 月 21 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 6 天的记录是这样的:
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 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 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 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 在我们听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 年,同样也不禁止用 38 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 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
4 个字。
1949 年 9 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 通。当他仔细端详了一枚镌刻得严肃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的印鉴时,十分高兴地连声说道:“刻得好,刻得好!但不知这国印出自哪 位治印名家之手?”
“这是由一位苦力镌刻而成的!”陈老笑道。
“苦力?”周恩来诧异了。 “是的,苦力,一名黄包车夫!”陈老再一次肯定回答。 早在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就委托陈叔通请治印名家制作一枚国印。陈
叔通返回上海后,即向杭州西伶社创始人工福厂说明了意图,王向陈叔通推
荐了自己的学生顿力夫。 顿力夫原是王福厂家的车夫兼杂役,为人踏实勤劳。一天,他从字纸篓
里捡起一张印稿对王福厂说:“先生,这样的印稿丢了,多可惜!”
王福厂一看,原来是自己收拾写字台时误丢的一张印稿。他很惊奇。“力 夫,你也精干此道?”“还不是先生您教的!”顿力夫腼腆地回答:“我曾 几何时教过你呀?”王福厂糊涂了。
原来,顿力夫在拉包车之余,一有空就潜心钻研王福厂的印稿,悄悄地
学着雕刻,从此,王福厂破例收力夫为徒。 王福厂把顿力夫推荐给陈叔通后,陈老便把周恩来要求的规格、字体和
具体事项等告诉了顿力夫。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当顿力夫将刻好的国印带给 陈叔通时,陈老一看,果然镌刻技艺十分精湛。
“是呀,一个苦力,竟成为一名治印名家,真是不容易呀!”陈叔通向 周恩来介绍这枚国印制作由来之后,感叹道。
“好啊,好!”周恩来握着这枚国印,意味深长他说:“伟大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不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毛泽东两次到北京站接人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和蔼可亲,礼贤下士,其中两 次到北京站接人的故事广为流传。
对国民党老前辈程潜,毛泽东是很敬重的,他争取和帮助了程潜,使长 沙得以和平解放。程潜被邀请参加新政协。1949 年 9 月 4 日,毛泽东指示周 恩来、聂荣臻说:程潜 9 月 2 日抵汉,4 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 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火车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井先 看好住处。毛泽东在北平亲自到车站去迎接被邀前来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 一共有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去迎接程潜。毛泽东还亲自设晚宴招待,登门拜 访,并在百忙中邀请程潜同游天坛。一次,毛泽东单独约见了在程潜身边工 作的程星龄,谈起了建国后程潜的工作问题。毛泽东说,颂云(程潜号颂云) 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想颂云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 主席之职,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考虑同颂云婉商一下如何?程星龄 回答:他一定会欣然从命的,毛泽东坚持要程星龄回去同程潜商量一下,明 日给回信。此后,毛泽东还考虑到程潜旧部多,其中可以安排工作的要尽量 安排,有的还向他要点钱,他本人也可能想给旧部一点钱,所以决定由政府 按月送程潜 5 万斤大米(后折人民币 5000 元)作为他的特别费,还为程潜在 北京准备了房子,让他可以随意在北京、长沙两地居住,安度晚年。
毛泽东另一次亲自到车站迎接的是孙夫人宋庆龄。毛泽东曾两次邀请孙
夫人北上参加新政协,一次是 1 月 19 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 告诉她新政协即将召开,希望她能参加这筹建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当时宋庆 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行动不得自由,这封信几经周折才 转到她手里。中共中央特别指示,孙夫人由沪北上,以安全力第一,如有危 险,宁可不动。5 月,上海解放了。毛泽东特派邓颖超亲赴上海迎接,井带 去毛泽东 6 月 19 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信中说: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 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 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信中所表现出的尊敬与诚挚,在今天读来仍旧非常感人。因为北平是孙 中山逝世的地方,宋庆龄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所以从不想到北平来。但在毛 泽东的邀请下,为商讨建国大事,宋庆龄立即果断地同意来北平。在邓颖超 等陪同下,宋庆龄于 8 月 29 日从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亲自到车站欢迎。
新中国究竟起于何日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47 年前的 10 月 1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 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 不准确,因为,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当天《人民日报》所发消息的 标题即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当时的盛况在今 天全国政协档案处保存的一部影片档案中还有着完整的记录。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早在当年 10 月 1 日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
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 1949 年 9 月 21 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 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政协开幕的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 幕。”9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叫日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 的社论。
以上文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 1949 年 9 月 21 日。那么 10
月 1 日的国庆日又是怎么回事呢?作为一个纪念臼它的来历是这样的:
1949 年 9 月 21 日下午 3 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 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 决定把 10 月 1 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说:“过去双十日已不是我们现在的 国庆日,所以要以 10 月 1 日为国庆日,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好讨论后决定。” 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1949 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 决议》规定每年 10 月 1 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的日子。从此,每年 10 月 1 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而
1949 年 9 月 21 日的“开国盛典”则渐渐不为人们提起,同年 10 月 1 日的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则被称作“开国大典”,越叫越响,越传越广了。
记者包围了毛泽东
这是新政协最后一次筹备会,与会者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几位中共领导人 和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著名的民主人士 100 余人。这些老先生 们早就来到会场,先在人口处签名,然后落座。毛泽东来了,老先生们离座 到签到处相迎。毛泽东神态欣然,挥笔签名,笑着对老先生们说:“今天是 应当高兴的日子。你们的表情如此严肃,大家都要笑啊!”这一说,立时激 起了一片笑声。
会间休息时,人们离开勤政殿,到场子上准备照相。毛泽东随着人群,
迈着稳健的步子来到场上,记者们不失时机,众星拱月似地将他包围起来。 他伸出右臂,与记者一一握手,并进行毫无拘柬的交谈。
毛泽东与李廷瑛握手时,微笑着亲切地问道:“叫什么名字?有好多岁
啦?是哪家报馆的记者?”李报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和报纸名称。毛泽东风 趣他说:“《新民报》好发达罗!像新民主主义一样发达!”
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民盟代表史良,看见了上海 3 家著名的报纸《新闻日 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分别派来了各自的名牌记者陆治、林淡秋 和唐海,亲切地招呼着,还把他们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边接着他们递过来的名片,一边和他们握手。对《解放日报》 记者林淡秋说:“你的大名很风雅。”又对《文汇报》记者唐海说:“唐朝 的海,你的大名好记!”最后,毛泽东握住《新闻日报》记者陆治的手:“我 们好像在延安见过面嘛,是不是?”
陆治忙答道:“是的,那是 1937 年 12 月初,太原失守以后,我到延安 访问过主席。”
毛泽东笑着点头:“噢,原来如此,你们上海来的记者,不但有钢笔作 为自己的武器,还带有照相机,可以说装备上占有优势,你们能不能在工作 上打胜仗?”
这时,《大公报》女记者高汾挤向前说:“毛主席,你比 1945 年到重庆 与蒋介石谈判的时候胖了。”毛泽东仰头开怀地笑了,他展开双臂:“那个 时候,蒋介石压迫我们。现在,八路军把他打败了,空气好了,我的身体也 好了。”忽然,毛泽东发现了什么似的指着高汾脚下的半高跟空花皮鞋,问 道:“你知道不知道,上海对你这种皮鞋叫什么?”高汾竟答不上来,双颊 微红,有点窘了。毛泽东来了个自问自答:“上海给这种鞋子叫‘空前绝后,。” 又引起了一阵笑声。
毛泽东掏出香烟,划燃火柴,美美地吸了几口,这时,代表们纷纷入座, 要照相了,他走到前排当中的木椅上坐下。有人注意他如何处理指缝中的那 支吸了几口的香烟。他慢慢地将香烟掐灭,放到木椅边的地上。摄影瞬息即 成,记者们又包围了毛泽东。出乎人们的意外,大半支香烟又夹进了他的左 手指缝中。“嚓”的一下划燃了火柴,他又美美地吸了几口,然后随着人群, 走进会场。
在场的有许多资深记者,见过国民党许多高层领导,对蒋介石也不陌生。 把他们与眼前这位农家出身的中共领袖相比,觉得毛泽东不仅有宏韬伟略, 更有平易近人,他那妙语连珠的风度,实在让人为之倾倒。
怀仁堂内尽朝晖
1949 年 9 月 21 日晚,决定中国人民今后命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怀仁堂,过去是慈禧太后的寝宫,曾被称做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期间,慈禧强制光绪皇帝随她一同逃往西安,这寝宫,竟成了联军统帅瓦德 西的统帅部。突然有一天,仪銮殿燃起一片大火,一名德国将军烧死在大火 中,瓦德西倒侥幸逃了性命。转年,慈德回京花了 500 万两白银重建仪銮殿, 改为西式洋楼,先起名叫佛照楼,后更名为怀仁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在这里办公。他在这里做过皇
帝梦,死后,他的灵堂就设在这里。 人民解放军刚入北平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怀仁堂是年久失修、摇摇欲
坠的古旧建筑。要想在这里举行会议,必须有一番大工程。
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随部队从西直门入城后,来到中南海,成了中南海 俱乐部主任。
钟灵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画中南海的详图,以便组织人力物力加紧修 缮。
他把中南海的里里外外都跑遍了。 怀仁堂的修缮是重点的重点。
不久,中南海布置科成立, 28 岁的钟灵担任科长,两名副科长,一个 叫郭英,以后当了香山饭店经理;另一个叫李钊,后来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 员。钟灵离休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中南海布置科一共 108 个年轻人,有刚从地方招收的十几岁的女学生; 有留用的中南海花匠;有解放区来的干部。有人戏称他们是梁山泊一百零八
将。
当时,北平城内没有合适的礼堂可以作为政协会场,只有这座怀仁堂了。 不仅要翻修,还要改建扩建,在院子上搭起铁皮屋顶,与四周的长廊连接在 一起。这样,既保存了古建筑的格局,又增加了使用面积,妥善解决了政协 开会的会场问题。
钟灵刚忙完政协筹备会的布置工作,这个布置怀仁堂的任务又交到钟灵 手里。忙对于钟灵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早在延安时期,钟灵就是延安出名的 四大忙人之一。
怀仁堂装饰设计图很快放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当天,周恩来就用毛笔 批复下来:
同意。周。七月×日。 这份设计图遗失在 10 年动乱中。
钟灵和东北来的美术家张仃根据这份设计图的原理又设计了一套中南海
各个大门的立体效果图,染上实际颜色。经由周恩来拍板投入施工。 怀仁堂内外都装饰起来了。院子的大门、二门以及垂花门都显得气派而
充满喜气。
钟灵已整整 3 天 3 夜没合眼了,甚至都忘了打几个呵欠。直到周恩来看 过会场,满意而去时,他才一下子歪在桌子上,不多不少整整睡了 36 个小时。 晚上 7 时整,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从主席台 的正席上站起来,面带微笑地宣布大会开幕,在毛泽东的身后墙上,悬挂着 两位历史伟人的画像,一位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就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
的胸前,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并已分发给委员代表的新政协徽章。
54 响礼炮过后,毛泽东用含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以沉稳、缓 慢的语调庄严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 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 此站立起来了。”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语言!
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 来了”!全场人的眼里都闪烁着泪花。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数千万人民英 雄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身取义。而就在这一刻。被关押在国民党渣滓洞监 狱里的江姐等革命志士,等待他们的是枪声和屠刀??
30 日,大会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众心所向,毛 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6 人为副主 席,还选举出陈毅等 65 人任政府委员。
当大会宣布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全场起立,鼓掌欢呼!毛 泽东当时坐在代表席的第一排,看到代表们都起立后,他也跟着站了起来。 他的表情是那么严肃,一丝笑意也没有,双手下垂着,两只深遂的眼睛平视 着前方,好似在沉恩着这个贫穷、多难的农业大国的前途??
开国大典
“十·一”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广场初步修整完毕。
9 月 30 日深夜,受阅坦克由西向东,隆隆驶过长安街,在东郊待命。
“十·一”凌晨,曙光曦微,城楼披上了红纱。下午 2 时许,百万群众 汇集广场。红旗无数,形成红色的海洋,从城楼上望去,让人眼花镣乱。
将近下午 3 时,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来了,登上天安门的中国领 导人都佩带着红色锦缎飘带,上面印有竖写的烫金字的职务名称。毛泽东左 胸前缀垂着红锦缎飘带,飘带的中央有闪着金光的“主席”烫金二字。飘带 的下部,剪裁成了燕尾状,随着走动和秋风的吹拂,在毛泽东绿色服装的衬 托下飘舞,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其他国家领导人也都在左胸前佩带着红 色锦带,印着不同的职称。他们衣着的色调和式样不很相同,但是不管什么 颜色的衣服,佩上这红锦缎的飘带都是光彩夺目,个个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带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着“工作人员”、 “服务人员”或“记者”烫金字样,这锦缎飘带也就成了走上天安门的证件。 毛泽东带头向天安门北面西侧的大砖垒成的梯道向上健步走去。此时, 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摄影师们,看到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上走来 时,立即打开了摄影机的旋钮,一边向上退行着,一边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 英姿纳入了摄影机的镜头。随着摄影机的开动,随行人员立即闪向阶梯的左
侧,躲开镜头。
当毛泽东带头走上天安门时,设在天安门上的扩音器中放出了播音员的 声音:
“毛主席来啦!”
“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 顿时,天安门上下掌声雷动,如暴风骤雨一般,经久不息。数十万双眼
睛一齐射向天安门,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像盛开的花朵,铺满整个天安门
广场,在阳光的辉映下分外娇烧。广场上的红旗在蓝天的衬托下,像彩霞一 般随风飘动,人们兴奋欣喜的面孔汇成欢乐的海洋。
毛泽东主席登上城楼后,站在前排的正中。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广播里播放代国歌《义勇军 进行曲》,广场上的群众随声高歌。30 万张嘴共同唱出的歌声。像太平洋上 掀起的狂涛巨澜,震撼着古老的北京城,也是这座古城千年以来所经受的最 响亮、最动听、最美妙的声响。
毛泽东向前挪动了两小步,站在麦克风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54 门
礼炮齐放 28 响。 人们早已认定,毛泽东亲手升起的这面国旗,是在中国领土上飘扬的第
一面国旗。然而,远离北京的大南方——香港附近,有一个叫王母圩的农村 小镇,也是在这一天,天刚蒙蒙亮,一面五星红旗已经升起。
那是在 9 月 30 日下午,香港《华商报》送去的新华社新闻稿中,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歌、首都和 10 月 1 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 受命参加接管广州的近千名中共干部汇集在王母圩小镇上,决定在 10 月 1 日早晨举行庆祝活动,于是分头着手准备。毛泽东画像早就有了,国歌大家 都会唱,国旗的样子恰好新华社电讯稿中有详细的说明。粤桂边纵队参谋长 杨应彬学过军事。做过图上作业,便自告奋勇承担了绘画工作,另请几位女
同志用红、黄、白布加以剪裁和缝制。后来,部队进入广州,与标准国旗对 照,居然完全一致。
杨应彬回忆道:“升旗典礼是极庄严、隆重而欢快的。在南部中国的游 击区,在还飘着米字旗的香港旁边,新中国的国旗,迎着晨风,在蓝天上飘 扬招展。”
这当然只算得一个小插曲。从人们普遍的观念,王母圩升起国旗时,新 中国还没有诞生呐。
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宣读了政府公告,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 外交部长,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员,沈钧儒为最高法院院长,罗荣桓为 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构。
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司令员朱德身著戎装,威风凛凛地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
过金水桥,由聂荣臻总指挥陪同,检阅了 16400 名官兵组成的三军部队。之 后,朱德重登天安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 反动军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八路军进行曲》中,步兵师昂首阔步走来了;
《军队进行曲》中,炮兵师开来了;
《坦克进行曲》中,战车师来了;
《骑兵进行曲》中,骑兵师来了; 天上飞机一批又一批飞来了??
一位将军睹此情景,不禁感慨系之,对身旁的哲学家艾思奇说:“当年
咱们经过雪山草地,几门旧式山炮还得拆下来用肩膀扛着走,而今‘鸟枪换 炮’,大不一样了。”
两个多小时之后,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来了。首都群众欢呼雀跃,振臂
高呼口号。这些口号都是由国庆筹备会于 3 天前发布的,共 30 条。群众欢呼 最多的口号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毛 主席万岁!”
入夜,开国大典的最后一个节目是采纳苏联顾问建议而决定燃放礼花。
当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司令员下令:“现在开始施放礼花!”一枚绿色的信号 弹腾空而起。随之而来的是火树银花不夜的天空。盼望共和国已久的北京人 民,在那一刻里,胸膛里也绽放出朵朵怒放的心花??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 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丽景象。
毛泽东穿上了那件棕红色的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坐在天安门上观
看焰火。他泰然自若地享受着天伦之乐,体会着这大业初建的喜悦,恢复着 在主席台上站立了五六个小时的疲劳。
五颜六色的焰火,千姿百态。加上焰火腾空的炮声和火花的爆炸声,交 织在一起,非常动人。
那腾空的焰火随着一声爆炸之后,向四面八方射出彩花的同时,发出 “啾!啾!啾啾”之声,像是百鸟交鸣,又像是百鸟朝风时唱出的歌声。制 花工人真是别具匠心。
从焰火爆炸中心向四周喷射而出成伞状的无数条金色的火花,像金色下 垂的菊花瓣,真像是金黄色的线菊,那是“战地黄花”吧!是那些革命烈士 将它播种在天空,如今在大典的夜晚将花瓣长长地垂在天安门上!
那是“母子花开”吧,射向天际的花炮在一声巨响之下,飞出无数个小
彩球,旋即又一齐爆炸,向天空抛出无数个多彩的花团。 那是七彩的花。随着炮响,射入高空的花炮一声爆炸,好像从仙女的花
篮里顿时倾泄出无数的七彩花朵,它是哪位女战士的英灵,她把自己的鲜血 化作鲜花撤落下来,庆祝革命人民的胜利。
焰火在高空炸开,抛撒出无数闪亮的星光,与天幕上最亮的星群互相辉 映,这无数亮星是无数灯火缓缓地飘然而下(灯上带有小的降落伞),像是 无数先烈手执明灯,从九天飘来参加国庆大典的灯火晚会。
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的人们,兴奋地指手划脚他说着,看着。每人对每 种礼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毛泽东的孩子们更是欢天喜地地指着多彩的焰 火让他看。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面朝广场。香烟不时地被插在嘴中吸上一口,然后 又持在左手的中、食指之间,再用拇指固定着。从口角逸散出来的残烟,在 他眼前飘绕。他有时在沉思,有时在微笑,有时凝视着前方,有时心不在焉 地应付着孩子们的嬉戏。
在这开国大典的焰火之夜,在彩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在沉思 什么?他老人家是否在缅怀三年解放战争以来,或是 20 多年来,在中国革命 征途上牺牲的烈士、民族英雄?还是在缅怀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捐躯的亲 人?还是在他的眼前展开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 中,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英雄 们伟大业绩的历史画卷。毛泽东微笑了,大概是他在默默地告慰忠魂吧。中 国人民终于在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改变了中国人民被剥削压迫的 地位,结束了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的历史,从此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在礼花撒向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时,从他心底里唱出了“忽报人间曾伏虎??” 的诗句。他微笑着用双手捧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奉献在为中华民族解放流 血牺牲的人民英雄的英灵之前,以慰忠魂??
毛泽东凝视着前方,他大概是在回忆着过去艰苦的历程。胜利来之不易,
代价是重大的,仅他一家就有数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似乎透过飘 拂在眼前的从口中流出的轻烟,想努力看清楚展现在他脑海里的,建设社会 主义的,尚不清晰的蓝图。他给自己、给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更艰巨的任 务:“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刚刚结束了第三次 国内革命战争,现在又要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长征路上迈进 了。毛泽东也许正在努力地描绘着这今后尚不清楚的历史向前进展的长卷 吧??
第三章
打点行装,中南海新主人首次出洋。千里谋杀,毛人凤机关算尽 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 就在毛泽东手持讲话稿,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后的 24 小时,
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
??苏维埃社去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还在瞪大 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
紧接着,蒙古及其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用最快速度拍来贺电, 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个占人类 1/4 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迅速地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 使得新中国的领袖们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
10 月 16 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
等参加了这个仪式。由于没有经验,我方采纳了苏联人的建议,在仪式之后 举行宴会。苏联人特地向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烤鸭送到勤政殿后 全部凉了,已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使大家兴趣索然。从此,在接 国书之后再也没有举行宴会。当时外交部负责礼宾的是余心清,从未请外国 人担任过这方面的顾问。
11 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
商谈着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事宜。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 70 寿辰。他 60 寿辰那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
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 10 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呀!”
“12 月 21 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 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还得靠你
这个政务院总理啊。”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
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凝望着中南海天空中
高挂的一弯星月,陷入了沉思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就首次选择出访苏联,这同斯大
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到新中国诞生 之前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了解是不够的,这位大元帅一直把中国 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直到蒋介石最后完全冷淡了苏联而全力转向了美 国后,斯大林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将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位大无 帅是位性格多疑而又十分精明的领袖,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或是在
自己别墅的饭桌前,同自己认为“绝对可靠”的核心圈子的人边用餐,边谈 论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形势发展。
斯大林五次三番地间旁边的人:“这位毛泽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呀。他从来没有到过苏联——”
的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到过苏联的人很少,毛泽东 可算得是例外了。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的道路和选择,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 儿子,自信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去闯。
斯大林急于想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却显得不紧不慢。于是乎,斯大林怀 疑毛泽东可能有狭隘的农民主义立场。然而毛泽东却心地坦荡,既不受控于 人也不斤斤计较苏联朋友的偏见,他有着中国传统伟人一样的君子风度,这 些,斯大林是不了解??
刘少奇接受秘密使命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党中央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主要是同斯大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当解放战争接近 最后胜利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商讨。所以,1948 年 4 月毛 泽东率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时,就打算亲自访问苏联,并 组织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 见时,斯大林复电的大意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关头,毛泽东作为 统帅,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 全权代表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望毛泽东再三考虑。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同年 5 月,毛泽东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当时驻保定的敌军欲以骑兵奔 袭石家庄。由于战局动荡,苏方不宜来人。直到 1949 年 1 月,我军攻克天津, 歼灭了保定之敌,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 月 31 日米高扬抵达西柏坡, 这一天正是我军进驻北平之日。米高扬的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 责恢复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N 和汉学家柯瓦廖夫·E 以及两名警卫人员。米 高扬在西柏坡呆了一个星期,与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任弼时等同志进行了会谈,主要是由毛泽东向米高扬详尽他说明当时我 国国内战争形势和我党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步骤,以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 权的性质、形式,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米高扬说他只带了 耳朵来,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回去向斯大林汇报。这次会谈由师哲和柯瓦廖 夫·N 担任翻译,但柯瓦廖夫·E 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气极,说要捶他。
1949 年 5 月初,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访苏。为此,委托刘少奇、周恩 来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出 国访问有关事宜;还调来戈宝权、邓力群等同志帮助工作。
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是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受毛泽东的委托并 代表毛泽东前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 并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的。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和师哲。另 有几名工作人员。
7 月 2 日,刘少奇、王稼祥和师哲从北平出发,到了沈阳,高岗、徐介 藩加入,他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去苏联,因 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德
洛夫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的欢迎,所以飞了 6 天才到莫斯科。 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并不陌生,他在中 共领导层中是一位著名的工人领袖, 1921 年他就是在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 理论和学习工人运动知识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那以后刘少奇一直是中共 党内的工运专家,他熟悉苏联党和某些苏共领导人的情况,因此选择他做为
中共代表团团长显然是十分合适的。 刚刚进入初秋时节,莫斯科的天气是宜人的,瑟瑟秋风刮着路边的落叶,
通往红场的大街上行人并不多。这些苏联人大都行色匆匆,各自忙着自己的 事,很少有入关注行驶在大街上的一队小车。
刘少奇坐在开往克里姆林宫的小车内,神情安然,毫无倦意。他不时把 目光投向车窗外边,看看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脸上浮现出一丝友好的微笑。 刘少奇从表面看来十分平静,而内心却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非同小可。 毛泽东行前再三嘱咐代表团,对于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是对 于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珍惜中苏人民和中苏两党之间长期结 成的战斗友谊。如果遇到苏联同志有什么考虑欠周到的地方,千万不要计较,
尽最大可能的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莫斯科的秋天显得成熟和稳重,这些来自中国的客人就在一片平静而稳
重的气氛中,驱车悄悄地驶进了克里姆林宫。
于是,一场事关大局的会晤即将拉开序幕。 当天晚上,刘少奇在他下榻的住所里召开了一次准备会议,几位中共中
央的代表坐在沙发上,聆听着刘少奇再一次周密细致地布置和交待。
大家望着刘少奇那双微微带着红丝的眼睛,想起这一路上他全身心投入 会晤的准备工作,根本没有好好休息的情形,都无不佩服和感动。
“少奇同志,您还是早点休息吧,连着几天都没有休息好了——”同志
们劝着他说。 “休息是小事情,抽个空闲一会儿就可以了。可主席交待的任务半点也
马虎不得哟!”刘少奇认真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是在苏联,苏联同志为
我们安排了很好的会晤条件,这更应该把这次会见活动完成好,不然的话, 我们可不好向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交待。”
他说完,又掏出笔记本,亲自把有关事项再次做了最后的分工,然后在
日记本上那写有 7 月 10 日的日子下面重重地画上了一笔。 是啊!这一笔是不平凡的,它将记下一段非常重要的日子。 出乎中共代表团的意外,这一次苏联方面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示了非
常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无论从接待安排到会晤规格,都是很高层次 的。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原准备主要同相同规格的苏联领导人会晤商谈,然 后礼节性地请苏联同志安排一到两次同斯大林的会见就可以了。但斯大林不 仅从头到尾关心和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而且亲自与刘少奇会谈了五 次。这在斯大林接待外国来宾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呀!
连一些苏共领导人也议论道:“斯大林同志怎么对中国有这样高的热情 呀——”
性格多变的斯大林是非常不想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他的,而这次他却有 些一反常态,听到有人汇报,他摸摸嘴边那一撮漂亮的小胡子,有点神秘地 挤挤眼睛,得意洋洋的笑了笑,好像根本不在乎一样。
斯大林非常详细认真地听取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其他人的汇报,他听 得相当地认真,态度是坦诚和平等的,这使刘少奇和中国同志深受感动。
中苏双方的会谈就是在这样坦诚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会谈安排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小客厅里,红色的地毯,典雅的桌椅,桌
上放着俄罗斯风格的杯子和盘子,旁边还有香槟果酒饮料之类的食品,这是 高级领导人会谈必不可少的东西。尽管中国同志不大习惯主人的这种会议形 式,但他们还是十分尊重苏联同志的安排,客随主便。
会谈开始后,斯大林和所有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领导人坐在桌子的一 边,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则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会谈主要是在斯大林 和刘少奇两人之间进行,其余的人说话的时间并不多,而刘少奇介绍中国的 情况则又占了大多数时间。
第一次会谈基本上是刘少奇介绍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步骤等问题,斯 大林只是认真地听,没有说什么。
第二次,当刘少奇介绍完新中国政权的内政与外交方针后,他主动向斯 大林提出请教:
“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想法有什么高见,请您和各位在座的苏联同志多 多指导。”刘少奇的态度显得诚恳和谦虚。
斯大林鼻孔里呜了一声,欠起身子,双手放在桌上,轻轻拍敲着那只烟
斗,好像在想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脸色严肃地抬起头来,看着对面的中 国同志,神态显得也很诚恳:
“看起来,我以前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犯了错误了。”
斯大林话音刚落,他两旁的苏共领导人都不约而同用一种惊讶和不解的 眼光看着他们的最高统帅,似乎有些不太相信这话是从斯大林口中说出来的 了。
刘少奇也略微一怔,但他仍保持着平静。他反应敏捷地说:“斯大林同
志这话太谦虚了??” “不。”斯大林一摆手,认真地又说:“我讲的是实话。” 室内的气氛沉默了,好久也没有人说话。刘少奇看看沉思之中的苏联同
志,自己的思绪也仿佛被牵动了一般??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中国同志自然清楚斯大林这番主动检讨自己的话 之由来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之初,斯大林一直相当固执地认为:中国
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要同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全面抗衡,其力量对比是 太悬殊了,而且悬殊得几乎无法比拟。当然,这位指挥苏联红军战胜了希特 勒军队的最高统帅对中国这样一个情况特殊的东方大国并不很了解。出于苏 联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苏联需要拉拢南京政权以制约美英等西方 国家在华势力的需要,斯大林一直保持着与蒋介石的正式外交关系。
但斯大林清楚,即使让蒋介石掌握了中国政权,中国也不能算是以苏联 为首的东方阵营中的一员,因为蒋介石亲西方的态度是鲜明的。因此斯大林 一直在谋求让中国共产党也能参加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去。
自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为人了解得太不充分,他打电报向毛泽东建议 说:
“??你党应该维持国内和平,再不能打内战了,否则有把中国民族引 向毁灭的危险。”
当这份署名为“菲利波夫”(即斯大林)的电报传到毛泽东手上时,毛 泽东看了看,随手把它放在桌上,淡淡一笑,风趣他说:“这事恐怕要问问 全党和全国人民答不答应了。”他又向身边的同志进一步说:“人家说我们 想打内战,可这内战是谁挑起和制造的却没闹明白。”
这位从中国湖南走出来的共产党领袖素来有不受人指挥的性格,他有着 与斯大林一样的自信和坚毅。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国 情的深入了解和仔细分析之上的,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缺少的正是这样一 些关键的东西。
毛泽东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于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假
和谈、真内战的伎俩我们只能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 毛泽东放下了斯大林的电报,既没有盲目听从斯大林的建议,也没有去
向苏联政府请求物质援助,他决心让历史来说话。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光阴一晃而逝,解放战争进展神速, 1948 年年底,平津、淮海大战的 序幕即将拉开之际,毛泽东自豪地宣布——
“夺取全中国革命的胜利己为时不远了!” 此时,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才逐渐意识到了中国革命胜利这一事实的势
不可挡,加上蒋介石政权彻底倒向美国,他开始放弃了自己以前一直坚持的
立场,不再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了。
然而到了 1948 年 12 月中旬,已濒于全面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又想利用 苏联的影响来拖延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蒋介石再次致函苏联政府,请求斯 大林出面调停,劝说中共军队不要再进攻了??
斯大林收到了电报后,一声不响,保持了沉默,后来他吩咐只字不动地
把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这封电报的态度也是鲜明的,那就是——不 予理睬!
同斯大林的第四次会见是在斯大林的别墅。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
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见,不过主要是斯大林 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轻,怕 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座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站起来, 举起酒杯,不慌不忙他说:“我举杯,向斯大林敬酒,希望斯大林健康长寿! 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 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在继续交谈中,斯大林讲到中国的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是成熟的 干部,有水平;还讲了革命中心东移问题。斯大林说: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 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祝酒,刘少奇 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 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 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 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的祝酒应该接受。”推让了半个小时,刘少奇还是 没有喝这酒。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对即将成立的中国政府的领导, 斯大林认为是成熟的,特别指出总理和外交部长是现成的——即周恩来,那 是当之无愧的。
国民党驻苏使馆人员此时全都弃馆逃之夭夭。这次会谈后,王稼祥在莫
斯科一面养病,一面领导徐介藩等人去接收和筹建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高 岗也提前回国了。最后一次会见斯大林,只有刘少奇和俄文翻译师哲参加。 斯大林引刘少奇参观他的花园。花园很大,种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田,其 中有从我国引去的谷子,已长出谷穗,大约两周后即可成熟。斯大林很想让 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吃到小米粥,但代表团就要启程回国,所以他惋借地说: “这次做小米粥是来不及了。”并且说他想大面积播种。斯大林还介绍了他 的各种作物。刘少奇和师哲在花园里呆了很长时间。到吃饭时,来了几位政
治局委员作陪。这次会见也是告别。 回国时,和中共代表团同行的还有一批苏联专家。中共代表团原提出需
要 150 名。斯大林将这事交柯瓦廖夫·И去办。到中共代表团临行时,已物 色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 96 名,由柯瓦廖夫·И带领,和代表团同车来到中国。
台湾的暗杀阴谋
12 月的华北大地,呈现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图景。 这天,一辆编号为 9002 次的专列,像一条绿色的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
烟,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驰去。 车头上悬挂着金黄色的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
目的光辉。
专列经过的路线,只见护路部队一公里一个岗哨;一双双警惕的眼光, 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
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是一一选好了的。专列一共三节,前节是警卫连,
后节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烽火考验的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 又快又平稳。
肩负着保卫毛泽东访苏重任的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和同往的铁道部长膝
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领导人,每到一站,总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 与前方交流情况。
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由杨奇清副部长与滕代远部长
具体部署的。 此刻,坐在前面警卫车厢的杨奇清,凝视着车窗外急速向后掠去的田野、
树木,耳边又回响着周恩来亲切的指示:
“奇清,我们的国家还刚刚解放,对隐蔽的国内外反革命分子,还没有 来得及彻底清扫,这次你们随毛主席先行,我随后就到。在路上你们要百倍 警惕,防范于未然,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杨奇清响亮地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周恩来高兴地握着杨奇清的手说:“好!杨奇清同志,我等待着你们胜
利的消息!” 杨奇清正在回忆,忽然,毛泽东派人来叫他。
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对潜伏敌台的侦破落实了没有?” 杨奇清从容地回答:“报告主席,不仅落实了,而且经过分析、判断,
敌人还要搞活动。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布置。此案已由李克农接替我指挥。 请主席放心。也许主席到了莫斯科,就可以听到胜利的消息了。”
“那好。奇清,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就是要在实战中提高嘛!”毛泽东 吸了一口烟后,继续问:“你们是怎么侦察、判断的呢?”
杨奇清说:“据侦察获悉,台湾保密局拟派专人潜伏大陆,配合华北土 匪,在我访苏前后,组织暗杀活动。但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敌人立 足未稳之时立刻逮捕!”
“好!来者不善、歼之有理嘛!”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原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自从接任戴笠任局长后,一心想在
反共上大显身手。他不断总结失败的教训,变换着进攻的手法,深得上司的 赏识。
这天清早,他正与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共进早餐,一边密谋在大陆的行 动,保密局机要秘书匆忙走进来报告:
“昨夜两点,万能台自大陆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出发了,估计需要 经过三夭两夜到达满洲里。毛的安全在苏联境内由苏方负责。”
布莱德上校欣喜若狂:“这是刺杀毛泽东的最好时机。如果毛泽东顺利 访苏,与斯大林结成反自由社会同盟,对美国、台湾、韩国战争都很不利。 你们要立刻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督战。”布菜德站起来又说:“我 们在正面战场虽然失利了,但是在情报工作方面一定要给共党以狠狠的打 击。美国战略情报局希望在毛到莫斯科前后,看到你们的成功!”
毛人凤即刻命令说:“按行动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 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两套作战方针,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除破 坏长春 14 号铁路桥以外,在哈尔滨车站要埋下定时炸弹。炸了毛泽东的专 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反共复国斗争就会出现新局面。”
毛人凤又督战似地命令:“立即电告计兆祥,通知××国驻苏办事处协
助侦察毛泽东在苏和回国的时间、路线。命令计兆祥从即日起,每天三次报 告指挥情况,进一步加强空中联络。为此,除嘉奖计兆祥 2000 美元外,由国 军中校台长晋升为上校台长!”
毛人凤转而对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吹嘘:“共产党绝难料到,在他们党
政要员集中的心脏地带的‘南池子’,竟是我潜伏台指挥的天下!” “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还不是你们的对手!” 北京朝阳门内路南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它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 李克农的家。这一天,肩负着侦破潜伏台第一线侦察工作重任的老曹,第一
次到这里,汇报侦破工作。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赫赫有名的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名将。 他曾和我党地下工作者胡底(有说胡北风)、钱壮飞长期在敌人的心脏与敌 特进行惊心动魄的斗争,给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 周恩来誉为“三杰”。
尤其是 1931 年,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党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事件, 国民党政府如获至宝,准备将共产党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由于李克农、 钱壮飞、胡北风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机密情报,以最 快的速度,将叛徒所知道的线索全部切断,从而使在上海的国际机关、中央 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兔遭劫难,为保卫党中央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李克农 这个人,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都无可否认地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 的传奇英雄。
老曹虽久闻李克农部长大名,但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当他思绪未定之时, 只见李克农部长就笑哈哈地从客厅走出来,热情地说:
“杨部长向我介绍过了,同志们干得很好!老曹,从今天起,你每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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