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朋友的周恩来

总理与爱国老人沈钧儒


　　沈钧儒，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他出生于士大夫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清末进士，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 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他一生追求真理，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和中国共产党合 作，从事革命工作。他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地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 靠拢党，相信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真心实意地接受党的领导，坚持革 命的原则性。他的思想所以能够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 关怀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其中共以周恩来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远， 沈钩儒与周恩来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彼此肝胆相照，结下了极为亲 密的革命友谊。
沈钧儒与周恩来的初次晤面是在南京，时间是 1937 年夏。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
高涨。1936 年 5 月，沈钧儒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会正式 组成，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因而更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 摧残和迫害。11 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 千里七人被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 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的 6 项条件中，第二条即为“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 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这里提到的“上海爱国领袖”，就是 指“七君子”而言。这对沈钧儒的思想震动很大。这时他俩虽未见面，相距 千里，但革命的共同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1937 年夏，“七君子”从苏州监狱释放不久，沈钧儒就来到南京，这时
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8 月中旬的一天， 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了一个茶话会，沈钧 儒应邀出席。真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茶话会上，沈钧 儒第一次见到了他神交已久的周恩来，二人又约定次日 9 点钟在办事处会 面。周恩来说，万一他不在，可以与叶剑英同志谈，叶剑英是完全可以代表 他的。第二天，沈钧儒见到了叶剑英同志，谈了救国会的工作以及“七君子” 出狱后的情况。叶剑英同志一方面对救国会致以慰问勉励，一方面说他将救 国会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
武汉沦陷以后，沈钧儒和周恩来都到了重庆。周恩来除与国民党政府作
面对面的斗争外，还始终关怀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团结争取聚集在 重庆的各党派爱国民主力量。这一时期，他们接触颇多，活动也相当频繁。 当时，重庆上清寺鲜特生的住所——“特园”，是各民主党派经常集会 和活动的场所。民主人士沈钧懦、郭沫若、李公朴、黄炎培和爱国的国民党 高级将领冯玉祥、李济深，还有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 颖超等都常常光顾“特园”。高朋满座，谈笑风声。周恩来便利用这块特殊 的地方，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沈钧 儒等民主人士见面，分析形势，指明方向，从各方面帮助与共产党合作的民 主人士。他常常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和形式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如利用 沈钧儒、郭沫若作生日时的集会，作为宣传团结抗战和揭露国民党阴谋投降、 压迫人民的讲坛，从而吸引和团结了各党派抗日爱国民主力量，揭露和孤立 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因而，“特园”被誉为“民主之家”，并
由郭沫若题了匾额。

1943 年 7 月初，周恩来因事暂时离开重庆，时隔 1 年 5 个月之后，于 1944
年 11 月，又飞回到“山城”重庆。当时的重庆一片黑暗、周恩来的到来，宛 如黑暗中忽归秉炬人，给烟雾笼罩下的“山城”带来了光明。11 日，他参加 了郭沫若欢宴柳亚子的集会。集会后，沈钧儒喜而作诗云：


经年不放酒杯宽， 雾压山城夜飞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 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 触角长惭獬豸冠。 痛笑狂欢俱未足， 河山杂■试凭栏。


　　诗中的“有客喜从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来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 很明显，沈钧儒寓情于诗，他通过对周恩来的爱戴，来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 爱戴。
抗战胜利后，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彻底粉碎美国支持下的
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 间，周恩来在百忙中还安排毛泽东与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见面。1945 年 9
月 2 日，毛泽东应邀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
举行的鸡尾酒会。事实上，这是一次欢迎毛泽东同志的盛会。沈钧儒、郭沫 若、张澜、冯玉祥等人都出席了这次酒会。在此期间，周恩来仍利用“特园” 这个特殊的场所，及时地向沈钩儒等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谈判的经过和进 程，让他们明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和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的真面目。
为便于谈判和斗争，在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返回南京后，周恩来率领中共
代表团也于 1946 年 5 月 3 日到达南京，以南京的长江路梅园新村 3O 号、35 号、17 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办事处；以上海的马思南路 107 号作为中 共代表团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沈钧儒住在上海，他经常往反于（南）京 沪之间，与周恩来联系。周恩来及时将美国的“调解”真相，以及援助蒋介 石打内战的阴谋诡计，告诉了沈老和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在周恩来的影响和 鼓舞下，沈老与郭沫若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揭穿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阴谋。
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国共和谈破裂之后，周恩来奉党中央电召返
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南京的办事处住房委托中国民主 同盟代管，亲自将钥匙交给沈钧儒，还将放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客厅里的 一个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色瓷如意赠给沈老，这表示了党对沈老莫大的 信任。那时候，周恩来表示：从各方面看来，再经过几年的苦战，蒋介石的 进攻，是能够被粉碎的。??看形势，三、五年之后回来，可能性很大；无 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所以，周恩来赠送给沈老这个瓷如意 的寓意是很深刻的。全国解放以后，沈者住在北京，他把这个瓷如意放在小 客厅里作为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老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当选为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沈老与周 恩来晤面的机会就更多了。这时，沈者对党的忠诚和爱戴与日俱增，老而弥
　　
笃。他曾几次说：“我很想再活 20 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是，恩来先 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 布尔什维克了。”说话的时候，沈老的表情非常严肃，象是有点遗憾，又象 引以自豪。一心向往党的事业，完全接受党的领导，一切服从革命需要，这 就是沈老在和党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
　　1963 年元旦，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主持团拜会，招待在京 70 岁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各部 门领导人和参事中的老人。同时为沈老 90 诞辰祝寿。周恩来在致祝酒辞后， 转向沈老说：“沈钧儒老人今年 90 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 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沈老听到周恩来的祝 辞，十分激动地起立举杯祝酒：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正确地领导中国人 民胜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提议大家举杯祝毛主席健康长寿、祝大家健 康长寿。周恩来这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对沈老的高度评价，也 是对他一生经历的最好总结。回家后，沈老激动地对家人说：“没有党和毛 主席，哪有今天！”
　　这是沈老最后一次参加的宴会。这时，他的身体渐见衰老。6 月初，他 突患争性支气管炎，住进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于 11 日逝世。
沈老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不愧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在与周
恩来交往时，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彼此之间互相敬重。沈钧儒为知识分子 不断地探索进步树立了光辉榜样。

友谊永存——周恩来与陶行知和育才学校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 进会，在南京、上海郊区创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 教育运动，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抗战时期直到逝世，他都积极从事民主运动。 陶行知由一个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不屈不挠的民主战士、党 外的布尔什维克，这与党对他的教育、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怀、帮助 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陶行知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9 年，陶行知在重庆办育才学校，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在学校里 成立了党支部，开展党的工作，帮助陶行知把学校办好。抗战期间，重庆曾 家岩“周公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化龙桥《新华日报》馆都是大后方 人民群众非常向往的地方，因为从这些地方可以听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声 音，使人们透过迷雾看到前进的方向。陶行知非常信赖共产党，他象其他民 主人士一样，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内部发生问题，育才学 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到“周公馆”去，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一起分析形 势，商量对付办法，许多问题一经周恩来指点，顿时迷雾驱散。这使陶行知 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极大鼓舞，并由衷地钦佩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伟大革命家 的气魄。陶行知感慨地说：“去时腹空虚，回时力无穷。”
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民主人士的活
动日益加剧，形势异常紧张。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的陶行知，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它们常找借口要封闭育才 学校。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于 1940 年一个秋夜同邓颖超同志一起来陶行 知的住处，向陶行知讲明形势，指出育才学校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愈在困难的情况下，愈要树立必胜的信念。第二天，陶 行知还陪同周恩来同志看望了一些文化界、教育界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第 三天，陶行知又陪同周恩来参观了育才学校。周恩来同志满面笑容，亲切地 向师生们问好。他一边喝学生用瓦壶给他倒的白开水，一边回答大家关心的 时局问题。周恩来同志谈话中特别指出，要反对投降活动，打击国民党的投 降派。周恩来说，斗争的形式很多，根本一条就是发动群众，在座的有的搞 戏剧，有的搞音乐，有的画画，我看通过音乐演奏、绘画展览、戏剧演出， 都可表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都是有力的战斗武器嘛！他还说，我们走了 多少弯路，吃了多少苦，才找到革命的真理，可你们呢？现在就能学到革命 的真理。真是一代胜似一代啊！谈话结束后，同学们围着周恩来同志，掏出 本子要求他签名。周恩来同志高兴地接过本子，在上面写了“一代胜似一代”。 离开学校时，周恩来还为学生增加营养、购买体育器材捐款 400 元。这里值 得一提的是，陶行知有这样一幅手迹，上面写着：“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 先生来校参加之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担任，”还开列了饭钱和坐船费数字。 这不仅反映了陶行知和周恩来的珍贵友谊，也可见陶行知廉洁奉公的高尚品 质。
　　党的关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教导，给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增添 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1943 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育才学校施加政治压 力和经济封锁，使陶行知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他不仅要顶住种种政治压力， 还要天天同飞涨的物价“赛跑”，为学校募捐经费。有一次陶夫人问他：“你 为育才，天天出去募捐，实在太辛苦了！为何不去延安？”陶行知坚定地回
　　
答说：“我若一走，师生都要遭殃，育才学校可能和晓庄师范一样，被蒋介 石封闭，所以我非在这里顶下去不可。为新中国培养人才，我吃点苦，何妨！” 就在这艰难的时刻，周恩来和董老派专人送来了毛泽东在延安号召解放区军 民开荒生产自给的一套照片和一件延安织制的灰色毛线衣。陶行知收到这珍 贵的礼物，心情非常激动，对党倍感亲切。他们仿照延安的做法，动员全校 师生开荒生产，开展“寸土运动”，在师生们的勤奋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 果，度过了难关。
　　1945 年，当日本帝国主义行将投降时，为迎接新的局势，周恩来同志根 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了陶行知的工作。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的 心目中威信高，影响也大。但这些年创办育才学校，几百个孩子的生活要他 操心，常为孩子们的衣食住行累得精疲力竭，影响了他做社会青年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建议让陶行知从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青年运动 上。陶行知遵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不久便和郭沫若、李公朴、史良、 邓初民一起在重庆办了一所社会大学。开学时，周恩来同志参加开学典礼， 并讲了话。以后，陶行知积极参加了许多民主活动和斗争。
　　抗战一结束，重庆的一些党的办事机关撤走。周恩来考虑到育才的校舍 较紧，便把八路军办事处的房舍让给了育才学校，还托人经香港汇入了 800 块银元给留在重庆的育才学校师生。此后，陶行知经常邀请周恩来等同志参 加育才学校的一些活动，周恩来只要有时间，总是有请必到。这年冬天，育 才音乐组同学举行儿童音乐演奏会，陶行知邀请了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 和冯玉祥以及中外记者参加。演出后，周恩来高兴地为音乐组同学题了词： “为新中国培养新的音乐人才。”1946 年，叶挺将军出狱后，八路军办事处 在红岩村举行欢迎晚会，育才学校音乐组参加了晚会并演出了节目。周恩来、 董必武、邓颖超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其他人也参加了晚会。周恩来同志还在育 才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下讲了话，他鼓励同学们“要做小先生，为人民服务”。 在党的引导下，陶行知更积极地参加了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 斗争。1946 年 4 月，陶行知为育才迁校来到上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他不顾特务的捣乱、破坏和威胁，到各大中小学以及工厂讲演了 100 多场， 为人民呐喊，吹响战斗号角，强烈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6 月 22 日， 在上海北站 10 万群众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大会上，陶行知慷慨陈词： “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民主。”面对不断高涨的民主 运动，蒋介石穷凶极恶地派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而且把陶行 知列为黑名单上的“探花”。当翦伯赞同志打电话告诉陶行知这个消息，要 他提防“无声手枪”时，他却说：“我等着第三枪。”陶行知临危不惧，夜 以继日地整理自己的诗稿，终因刺激太深，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症。7 月
25 日上午陶行知弥留之际，周恩来同志赶往医院，伏在陶行知身边，拉着他 那还不十分僵硬的手，忍不注流下了热泪。他对陶行知说：“陶先生，放心 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 的后继者坚持下去??我们必定争取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 你。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刻。陶先生你放心 去吧。”在陶行知周围的亲人和朋友们听了这肺腑之言，无不感到慰藉和感 动。这一天，周恩来同志还因陶行知逝世推迟了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大 使司徒雷登的会谈。也是这一天，周恩来同志给党中央拍去电报，告诉党中 央，陶行知“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

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周恩来评价陶行知先生：“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 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周恩 来还说他这次来上海，曾意识到陶行知的身体健康问题，提出要上海工委劝 他休养一段时间，但话未传到人已不在，使他深为痛心！周恩来同志一方面 提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一方面指示要大张 旗鼓地举行大规模的公祭和告别集会。安葬那天，周恩来敬送了花圈，寄托 对陶行知的无限哀思。
　　周恩来同志和陶行知虽然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正如鲁迅所云“有的人死 了，他却活着??”他们之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结成的珍贵友谊将永远铭刻 在人们心中，一代一代传颂下去。
　　
深挚的情谊——周恩来与宋庆龄


　　1981 年 5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八次会议，庄严地作出《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 席荣誉称号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宋庆龄同志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中国 民族解放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 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 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这样一位 20 世纪最杰出的女性，70 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 的民主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在宋庆 龄奋斗的一生中，结识过不少革命家、同志和朋友，而其中情谊最为深挚、 最令她难以忘怀的是同周恩来的交往。从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到新中国的和 平建设时期，她都把周恩来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朋友； 而周恩来也十分敬重宋庆龄同志，热情地称她为“国之瑰宝”。
　　他们的革命友谊始建于 20 年代，宋庆龄曾回忆道：“在 20 年代中期， 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 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正是共同的革命理想 将他们联系起来。1927 年 8 月 1 日，宋庆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衔和毛 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联名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 生三大政策的可耻行为，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南 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因而起义成功 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宋庆龄和周恩来等 25 人被选举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 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宋庆龄高度赞扬这次起义，她说：“这表示了一个不 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她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革命力 量中最大的动力。”这正是在以后漫长艰辛的岁月中，宋庆龄依靠中国共产 党，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密切合作，建立诚挚友谊的思想基础。
30 年代，宋庆龄寓居上海。那时正值一片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特务对
她的住所严密监视，但宋庆龄同志无所畏惧，坚持斗争，与中共地下党组织 保持着联系，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多 方帮助中国共产党人。
1936 年初，宋庆龄在住所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就是中共地下党的
秘密工作者董健吾，也就是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 宋庆龄拿出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件交给客人，告诉他这是一封非常秘密的信 件，要他马上动身到陕北瓦窑堡，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健吾顺 利完成了任务，并带回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以及送给宋庆龄的纪念品—
—红军在江西时铸造的带有镰刀斧头的三枚银币和苏区的一套纸币。宋庆龄 一见到董健吾，就紧紧的握住他的手，急切地问：“毛泽东、周恩来可好吗？ 还有很多很多共产党同志，他们可好？”当听到他们都很好，毛泽东、周恩 来等同志向她致以问候时，宋庆龄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喃喃地说：“是 吗！??”读罢回信，她激动地将一张张纸币在桌子上摆好、摊平，仔细观 看，那三枚银市在她看来更是比黄金还要珍贵。就在这封信里，中共中央同 意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由于宋庆龄同志的协 助，斯诺和马海德得以成行。斯诺完成了历史性的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

《西行漫记》一书，第一次让世界人民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的雄伟业绩；马海德此行之后也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于第二年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 年，在炎热的夏日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 主义大举进攻中国。芦沟桥的枪声，使中共中央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 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沉重呼吁，提 出了“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的响亮口号。为此，周恩来等 同志去庐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7 月下旬，地下党组织通知宋庆龄，周恩来同志途经上海，要来看望她。 近十年来，虽然她时常关心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情况，共同 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也时常有信件来往，但毕竟地处南北，天各一方，难得 有机会相见。所以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异常兴奋。
　　这天，宋庆龄早早地就派人上街购买食品，并且自己亲自动手做菜，她 要好好地招待家里来的“贵宾”。
　　当周恩来等同志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 29 号宋庆龄寓所时，宋庆龄急步 走到门口热情地欢迎客人。“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宋庆 龄说着将周恩来等请到客厅。
“夫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见到您，您近来身体好吗？毛泽东及
其他同志都问候您！”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宋庆龄的手，高兴、关切之情溢于 言表。
客人坐定，喝着刚沏的清香扑鼻的绿茶，顿觉暖意盈怀，在挂有孙中山
先生肖像的客厅里，客主亲切地关谈着，充满了主人客人多载离别、一朝重 逢的兴奋和喜悦。
周恩来同志仔细地向她介绍着当前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宋庆龄听 后，表示坚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方针、政策，并愿为促成国共合作一致 抗日的真正实现而努力。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 须团结在一起。”
会见虽然短暂，但是经过对形势的分析，大家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
前景都充满着信心。宋庆龄从周恩来这位政治家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对当年 任务的论述中，感到受益匪浅。
不久，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
处境，特意拍来电报，敦促她尽快撤离上海，在这山河破碎、国危事急的关 头，宋庆龄最终听从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放弃想坚守故土继续战斗的 念头，惜别寄托着她无限情思的莫里哀路 29 号中山故居，乘轮船来到了香 港。
　　到香港以后，宋庆龄积极从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友人、海外 华侨援助的工作，为国内的抗日战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虽然远隔千山万水，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宋庆龄。1938 年 8 月，中共中央特派周恩来同志的夫 人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在姐妹般的亲切会见中，邓颖超带去了毛泽东、 周恩来等同志的亲切问候与致意，并向她讲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过 后，宋庆龄亲自赶赴广州协助开展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摘下香港这颗英国皇冠上的宝石，加紧了 进攻香港九龙的步伐。就在香港沦陷前的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发来特急通知，
　　
指示广东地下党必须全力以赴确保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安全离港。在大家 的一再劝说下，宋庆龄才在硝烟弥漫中，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前往 重庆。走后几小时，日寇就占领了香港。
　　在雾都重庆，宋庆龄依然处境险恶，受到监视和威胁，但她不畏强暴， 坚持真理，将自己的住宅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办公室，使其很快地恢复了工 作。在这期间，她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将一架国外捐 来的大型 X 光机，设法运到延安，给解放区人民以极大的支援。
　　在重庆，宋庆龄多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而令她最为难忘的一次则是 1942 年底在她家举行的欢送董必武等同志返回延安的茶餐会。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茶餐会，应邀出席的有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爱国 将领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等。
　　为了热情地招待大家，宋庆龄请名厨做了十几道菜。周恩来同志望着丰 盛的筵席，笑着对她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 直一点说，似乎从没象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 了口福。”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开怀大笑。外面是阴湿寒冷的冬天，但宋庆龄 的家中却难得的热闹，充满着欢乐的友情。
　　当时，宋庆龄虽身为国母，却没有多少自由，她平时除去和中共驻重庆 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外，平时很少会客，一直深居简出，承受 着巨大的折磨。今天这么多知心朋友聚在一起，宋庆龄非常欢乐。
大家亲热地围坐在温暖的壁炉前面，凝神聆听周恩来同志分析国内外的
形势，整个客厅变得格外肃静。室外寒风呼啸，阴云密布，室内炉火正旺， 茶水正浓，气氛和谐而融洽。大家虽然党派不同，信仰各异，但在争取抗战、 振兴中华这个目标下，结成了真正的朋友。
在炉火的照耀下，壁炉架上挂着的两株稻穗金灿灿、黄澄澄，玲珑剔透，
十分可爱。这是入秋以后，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带回来的。李德全激动 地指着禾穗大声赞叹道：“你们瞧，多好看哪！这两株禾穗简直象金子铸成 的一样！”“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坐在她身边的宋庆龄，秀丽的脸上泛 着红光。她站起身来，从壁炉架上摘下禾穗，托在手上，继续讲道：“我们 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 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 贵吗！”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来，走过去接过禾 穗，放在右手中，用左手深情地抚弄着，颇有感慨地说：“孙夫人说得好， 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 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 定会实现的！将来打下了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 中国的国徽上！”
　　宋庆龄含笑轻轻颔首，连说：“谢谢，谢谢！”她那双动人的眼睛里闪 动着光彩，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看到了金光灿灿的国徽??
　　客厅里的宾主都为周恩来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所感染，不约而同地站起 来，举杯祝愿人民的胜利早日到来。
　　就在这个聚会后的第七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成立了。在新中国的 国徽上，齿轮两旁，便是两株禾穗，金光闪闪，光彩照人。
1949 年 5 月，宋庆龄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迎来了大上海的。解放。7 月
1 日，宋庆龄抱病出席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庆祝大会——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28 周年，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她欢欣鼓舞的心情。她说：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 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 党致敬！”
　　“七一”后不久，邓颖超同志携带毛主席的亲笔信来到上海，邀请宋庆 龄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行前，周恩来又亲书一函：“沪滨 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 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 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 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当邓颖超把信交给宋庆龄时，宋庆龄亲切地递过一把扇子：“谢谢，您 一路辛苦了，先坐下休息！”然后立即走到窗前拜读着，她露出喜悦的神色： “人民胜利了！人民在瞻望一个光明的未来！”
接着，邓颖超恳切地陈述自己专程来上海陪孙夫人尽快北上的使命。 宋庆龄听后，沉思良久，她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
的确，宋庆龄两次到北京都是和悲痛连在一起的。一次是 1925 年，她尊敬的 导师、挚友、丈夫孙中山先生病逝在北平；一次是 1929 年，南京中山陵落成， 她到北平手扶丈夫的灵柩，出了北平。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所以一 提北平，她就感到伤心。
陪同邓颖超一起来的廖梦醒进一步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
大姐是毛泽东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恩来同志特地接你的。”宋庆龄听了眼 睛一亮：个人感情事小，国家大计事大，中共领导人对自己如此器重，不能 再推辞了。她欣然同意，于 8 月底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9 月 1 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宋庆龄到达了金秋时节的古城北京。在
火车站的站台上，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享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在站台上迎候??
在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她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当选
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最后，她还被选为中央人民 政府副主席，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1949 年 10 月 1 日，是全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也是宋庆龄一生
中最激动的时刻。这一天，城门五阙，重楼九楹，白栏黄瓦雕梁画栋的天安 门城楼，八个飘着长长黄丝绦的大红灯宠高悬在大红柱旁，城楼两边八面红 旗迎风招展。广场上，人群如涌，歌声如潮，红旗如林。在天安门城楼的正 前方，矗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在 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城楼上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等同志并排站在一起的宋庆龄两眼闪着晶莹的泪花?? 从此，宋庆龄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做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等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 向她通报，与她协商。而她也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帝反霸、争取和平、促进国 家统一、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在这共同的奋斗中，宋庆龄与周恩来之 间的友情更深厚了。
1950 年，周恩来、邓颖超收到宋庆龄的一份贺电：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你们在结缡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

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宋庆龄


　　短短的一纸电文，充分地表达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深挚的友 情。
　　每次从上海回到北京，宋庆龄总要亲自向她相识的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每 人送些礼品。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请人转告宋庆龄，不要这样费心了。宋庆 龄欣然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对在东北 视察过程中拍的照片，她亲自整理入册，赠送周恩来同志留念。解放以后， 好客的宋庆龄很少请周恩来同志到家中做客、吃饭。跟随她多年的秘书感到 疑惑不解，曾就这个问题问过宋庆龄。宋庆龄解释说：“总理日理万机，有 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秘书又建议是否让邓颖超同 志来家中，宋庆龄又说：“不必了，要让邓大姐腾出时间照顾总理的生活， 协助总理处理一些事务。”这不难看出，她对革命战友的无限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从事大量国务活动的同时，积极创办了《中国 建设》这本刊物。她在《怀念周恩来》一文中写道：“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恩 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 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那是建国初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 封锁，让国外更多的人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准备创办一个刊物。
1951 年 3 月的一个傍晚，周恩来亲自来到北京宋庆龄的寓所，与她共进晚餐，
并商谈这件事情。谈话中，周恩来提出希望由宋庆龄承担刊物的创办工作。 宋庆龄当即答应下来。俩人又就刊物的方针、所需的干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952 年初，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
杂志终于创刊了。 从这以后，为了支持宋庆龄办好这个对外的英文刊物，周恩来在繁忙的
国事中，经常给予重要指示。1957 年，周恩来为杂志创刊 5 周年题词；同年，
就编辑方针问题作出具体批示；次年，就如何改进杂志一事，指出“对于宋 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意”。1962 年，为了庆祝创刊
10 周年，周恩来与宋庆龄一起亲赴杂志社看望了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与大家
欢聚一堂，鼓励他们把刊物办得更好。 即使在“文革”十年的动乱时期，这两位革命家的深厚友谊也依然是坚
定不移的。
　　1966 年 8 月，宋庆龄得知父母双亲在上海的墓地被一些红卫兵砸了个稀 巴烂，气得双手颤抖，泪如涌泉。此事被周恩来同志得知后，他立即给上海 市革委会挂长途电话，严厉地责令有关部门要妥善处理。上海民政局根据总 理的指示，重新修缮墓地，刻立了墓碑。
　　对于保护宋庆龄的安全问题，周恩来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亲自 拟订的一份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宋庆龄。当听到有 人要毁掉南京紫金山陵寝的孙中山铜像，预谋冲击宋庆龄寓所时，周恩来同 志亲自出面规劝红卫兵，并警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如果胆敢一意孤行， “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1966 年 11 月 12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 的万人集会。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董必武、陶铸等党和国家重 要领导人亲临会场。在这个会议上，宋庆龄登上庄严的讲台，发表了题为《孙 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这篇正气凛然的演讲，
　　
赢得了全场多次雷鸣般的掌声，并受到了国际友人和海内外舆论界的高度重 视。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事先曾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修改、润色。
　　对于周恩来同志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时期还全力保护宋庆龄的事情，宋庆 龄了直十分感激，铭刻在心。
　　70 年代初期，周恩来同志身患重病。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愁肠百结， 她多么盼望周恩来同志早日治好病，恢复健康阿。当她得知 1975 年周恩来同 志病情严重，而江青还时常到医院干扰治疗时，万分愤慨，她把江青称之为 “泼妇”，并将这一严重事件向有关人员作了通报。未庆龄在对江青的行为 表示愤恨的同时，对周恩来同志的处境深感忧虑。她常说：“没有总理，‘文 革’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为了使总理早日康复，宋庆龄亲自将自己家的鸽子蛋一个个积攒起来送 给周恩来同志吃。有一天，几位工作人员在宋庆龄住宅的湖里打上了一条 23 斤半重的大胖头鱼，他们对宋庆龄说：“首长，这鱼多大！今晚上让李妈给 您烧鱼吃，好补养身体。”宋庆龄马上说：“谢谢大家，这条鱼还是先留着 吧！”说完，进屋就嘱咐秘书：“那条大鱼请你尽快送到总理那里去，总理 现在更需要补养身体！”原来，她听说近一个时期，周恩来同志身体状况一 直不好，十分挂念，所以这条大鱼她舍不得吃，赶紧让人趁新鲜把鱼送给了 周总理。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这使宋庆龄陷入了极度
的悲痛之中，她常静静地独坐着流泪，不住地叹气：“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 一个好帮手呀！”83 岁的宋庆龄抱病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的悼念活动，并且发 表了寄托自己哀思的《怀念周总理》一文。她深情地写道：“在人民耕耘的 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他将永远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
如今，周恩来、宋庆龄这两位卓越的革命家都相继离开了我们，但是他
们之间的革命友谊和奋斗精神却将永载史册、永不消失。

半个世纪的革命友情——周恩来与郭沫若


　　周恩来同志是我党杰出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 之一，是作家、艺术家们的挚友和知音。他与当代文豪郭沫若同志有很深的 革命情谊。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无 间的朋友。
　　郭沫若最早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那次郭 沫若是去听周恩来的讲演，相互并没有打招呼。而真正的相识是在 1926 年 3 月，阳翰竺、李一氓同志问郭沫若是否愿意参加北伐大军，希望他见一见周 恩来同志，郭沫若欣然同意。俩人很快见了面，经过谈话后，郭沫若毅然投 笔从戎参加北伐。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右背叛革命，挥起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全国陷 入一片白色恐怖中。4 月 14 日，郭沫若见到周恩来，他说：上海现在不行了， 我想回武汉组织力量讨伐蒋介石。周恩来同志说：你的意见很好，尽快走吧。 当晚，郭沫若买好票，第二天就回武汉了。
　　后来，周恩来等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发动了南昌起义，郭沫若积极参 加。在部队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从此走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
南昌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为了保存力量，经周恩来同志
同意，郭沫若东渡日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为今 后的革命斗争积蓄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毅然回国投入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重新在周
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 当时，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周
恩来同志担任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是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的，在酝酿厅长人
选时，周恩来竭力推选郭沫若。起初，郭沫若执意不肯就职，认为在国民党 的领导下干工作是耻辱之事。针对郭沫若的思想，周恩来一再与他倾心长谈， 指出：“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 意义的。”并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以前，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很亲切随便地称“沫若”、“沫若兄”， 落款自称“弟豪”、“弟恩来”。而这次只有一句话的短信，则开头称同志”， 落款写姓名。这一切都表明周恩来同志希望郭沫著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 智控制自己的感情。纸短情长，郭沫若拜读再三，终于走马上任，担任了第 三厅厅长一职。
　　上任后不久，郭沫若亲自起草了工作计划，送交周恩来审阅。针对这个 计划，周恩来做了细致的修改，并做了重要指示。有了周恩来的领导，三厅 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宣传抗战，募捐资金、慰劳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不仅在武汉，而且遍及各战区，甚至深入到最前线。
　　
　　国民党当局对此又恨又怕，百般刁难。1938 年 7 月，对政治部进行了大 幅度的人事变动，排挤进步人士，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升任领导职务。郭沫若 一气之下，接连三天未去办公，并产生了辞职的念头。
　　周恩来召集郭沫若和其他一些负责人研究工作时严肃地指出：“这工作 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 以抵消反动派一部份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我们要提醒群众的意识，认识 自己的力量，而同时也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有所忌惮。因此，三 厅这个岗位，依然是值得重视的。”对于郭沫若的辞职意见，用郭沫若自己 的话说就是“那次周公向我动了声色”，“向来炯炯有神的周公的眼光仿佛 要着火了，他向着我诘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他看我沉默着，又补 充了一句：‘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了委屈，比这大得 多呢！’”
　　“为了革命的利益”，周恩来同志的疾言厉色使郭沫若顿时清醒，做为 一个共产党员，他懂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和份量。十年后，郭沫若写道：“这 是我受周公责备的唯一的一次。”他把周恩来看做是自己的良师，无比敬仰 地比喻周恩来同志是“一棵擎天大树”。
　　1941 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政治形势急剧恶化， 大规模公开地开展斗争是不可能的了。这时周恩来指示郭沫若：“复活过去 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 富我们民族的文化。”
郭沫若多才多艺，既是出色的戏剧家、诗人、作家，又是杰出的历史学
家、考古学家。他一生中有许多伟大的作品，利用文艺形式与敌人作斗争是 他的拿手好戏。
1941 年正值郭沫若创作生活 25 周年纪念，他对敌人的愤怒终于找到了
发泄的时机和方式。旧作《棠棣之花》经过修改上演了，这可以说是为新编 历史剧演出打响了头一炮。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是对国民党发动“皖 南事变”，实行对共产党封锁、离间、孤立政策的一次沉重打击。演出获得 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同志十分高兴，七次出席观看，并保留了这个剧的全 部剧照。国民党当局对这出戏大为恼火，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就曾为此破口 大骂。
郭沫若在剧中强调了“士为知己者死”这个主题。周恩来同志心领神会，
多次指出：“郭老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主题？这 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郭老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他十分重视对《棠棣 之花》的宣传，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专门讨论了历史剧问题 和这出戏的演出，并决定《新华日报》出专刊，周恩来同志亲笔写了刊头题 字“《棠棣之花》剧评”。他告诉郭沫若，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都非常喜欢
《棠棣之花》的插曲《湘累》。郭沫若听后非常感动。这体现了周恩来同志 对郭沫若的尊重和深情。
　　同年 11 月 16 日，郭沫若 5O 寿辰，《新华日报》当天以醒目标题刊登了 周恩来同志写的社论《我要说的话》，这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一篇十分重 要的文献。这篇文章论述了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郭沫若 大半生的战斗经历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完整的评价。郭沫若在我国新文化 运动中，是继鲁迅之后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的这一崇高的历史地位是周恩 来第一个给予科学说明的。早在 1938 年，周恩来同志就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
　　
建议，由中共中央作出党内决定，确认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 命文化界的领袖。周恩来在比较了鲁迅与郭沫若生活与战斗的不同时代和不 同经历之后，深刻地指出：鲁迅是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桥 梁”，而郭沫若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鲁 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 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 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为了庆祝郭沫若的 50 寿辰，周恩来还亲自拟定参加庆宴人员的名单，使 众多亲朋好友聚集一堂。心情愉快的郭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周恩来也 非常高兴，举杯同大家一起为郭沫若祝寿。没过多久，周恩来又为庆祝郭沫 若创作生活 25 周年，再一次举行盛宴。这样的聚会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难得 的。
　　在周恩来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有力支持下，郭沫若的创作激情有如火山爆 发般喷涌出来。1942 年 1 月《屈原》、同年 2 月《虎符》、同年 6 月《高渐 离》、同年 9 月《孔雀胆》、1943 年 4 月《南冠草》，他一口气在一年多的 时间里写下了 5 部历史题材的剧本。
　　特别要提到的是《屈原》。它通过对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昏庸无 道的描写，有力地揭露了蒋家王朝的反动腐朽，暗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中国人民才有光明的未来。
周恩来同志反复地阅读了剧本，多次亲临剧场观看排演，对其中的“雷
电颂”尤为赞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 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怒 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为了提高演出效果，周恩来 还把主要演员找来，通过反复朗诵这段情绪热烈、文采照人的台词，对演员 进行具体指导。他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 的是要充分理解、正确表达郭者的思想感情。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 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 这就是斗争。”
果然，《屈原》的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每当舞
台上演到“雷电颂”时，台下的观众便爆发出狂涛似的掌声。广大群众从中 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周恩来同志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他 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 舞台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立了大功。”
　　周恩来对郭沫若的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十分关怀。多次写信问他： “除在报纸外，你有什么新的诗文著作发表？有便，带我一些，盼甚盼甚。” 在重庆时期，郭沫若常把自己写的文章、诗歌、剧本读给周恩来听，而后两 人字斟字酌地共同讨论。遇到郭沫若一时表达不出意思的时候，周恩来一语 提醒，恰到好处，俩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有些学术方面的意见不大一致时，周恩来便让步说：“你是作家，尊重 你的意见。”但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同志却从不含糊，总是旗帜鲜 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对话剧《孔雀胆》他就认为，这个剧虽然写得不错， 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 的。周恩来不同意剧本对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的处理，嘱咐一定要改。郭沫 若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
　　
史人物常有偏爱偏见，这是很难改的毛病。”虽然此剧即要上演而来不及修 改，但人们却再也没有听到郭沫若谈起这出戏，他的戏剧集里也没有收入。 解放后，曾有人问他是否要修改这个戏时，他笑了笑，只是说让它留在故纸 堆里吧。
　　周恩来同志对郭沫若《屈原研究》一书中的第三部分《屈原的思想》， 经过仔细阅读后，不仅帮助作过一些修改，使提法更为科学，而且就作者所 引典故是否有笔误提醒过他，周恩来就屈原所处的时代及其整个为人的估价 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 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尚有商榷余地。周恩来将郭沫若对“仁 义”的阐释“把人当成人，该做就快做”，改为“该做就要做”。一字之差 反映了精明干练的革命家和诗人气质的革命家的不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于抢摘胜利果实，把全国又一次推向了内战的深 渊。这时候，周恩来要求郭沫若在国统区积极进行工作，配合人民解放军的 攻势。他对郭沫若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 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 郭沫若以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党的领导、党的 意图同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爱国人士联系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斗争。讲人民群众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共产党不便讲 的话，在党和非党人士中间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946 年，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代表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一南京。深知
国统区黑暗的郭沫若不禁常常为周恩来同志的安全担心，但他见到周恩来同 志时，又为他的镇定、乐观所感染。在《南京印象》中，他抒发了对周恩来 同志的无比爱戴、敬仰之情。书中写道：“仅仅两个月不见，周公比在重庆 时瘦多了。大约因为过于忙碌，没有理发的闲暇吧，稍嫌过长的头发愈见显 得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境遇是最难处的，责任那么重大，事务那么繁剧，环 境又那么拂逆。许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但却丝毫也不敢放松，不 能放松，不肯放松，他的工作差不多经常要搞个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时间供 他睡眠，有时竟至有终日不睡的时候。??
但是，轩昂的眉字，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
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 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
同年 11 月，周恩来同志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谈判的罪行，飞
返延安，郭沫若得知后，以诗相赠：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 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


　　在诗中，郭沫若将周恩来比做疾风中的劲草，岁寒中挺拔的松柏，表达 了他对周恩来伟大革命品格的深情歌颂。
　　全国解放后，作为周总理的助手郭沫若先后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郭沫 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热忱。而
　　
总理对郭沫若的工作、生活则关怀备致。建国初期，郭沫若常率和平代表团 出国开会、访问，每次成行之前，总理都要接见他们，详细询问有关事宜， 布置工作；回来之后，又及时看望，听取工作汇报。
　　1955 年，有一次郭沫若从香港乘坐荷兰的飞机前往日本，途中飞机发生 故障，只好返回香港。消息传到总理那里，周恩来同志很着急，马上通过苏 联使馆打电报到日本，叮嘱郭沫若不要坐飞机回国。随后又通过外交途径， 请苏联方面派了一条船，专程接郭沫若回来。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对郭沫若的关怀，就更加体现了他们之 间的深情厚谊。1966 年冬，国内形势极度混乱。为了保护郭沫若，周恩来同 志在“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把郭沫若列在宋庆龄之后的第二位，并 派人专程看望郭沫若一家，转达他的意见：请郭沫若一家离开家里到外面去 住，以防不侧。同时再三强调，不要告诉机关，只带秘书和司机，防止泄密。 等过了一段时间，局势有所缓和，总理才允许郭沫若回家居住，并将在郭沫 若身边长期工作的秘书调回郭沫若处工作。
　　1967 年以后，郭沫若经常陪同总理接见外宾。郭沫若这时年岁已高，身 体又不好，总理在工作中处处照顾他。有一次，郭沫若陪总理送外宾到人民 大会堂北门，当时天寒地冻，寒风凛冽，又是黎明时分。总理回屋后就批评 有关人员工作没做好，指出郭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让他吹风，然后又劝郭老回 去休息。郭沫若因耳聋，没听清总理在讲什么，回家的车上郭老问秘书总理 为什么发脾气，听了回答后，郭沫若感慨万分：“他自己不是也在吹风吗？” 还有一次，总理拿着参考资料与郭沫若谈一个问题，郭沫若因为没看到 参考资料，所以不知道。总理马上追问为什么没看到？郭者回答，参考资料 是通过交换站送来的，星期天休息，所以今天看不到。并说提出几次意见也 没有改进。总理听后马上对工作人员说，你告诉新华社的领导，以后星期天
交换站要安排人值班，并马上派人将参考资料送到郭老家中。
　　1974 年年初，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总理当时派人到郭老家中， 传达了三点指示：一，为保证郭老的安全，24 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 班；二，郭老家的房间和走廊要铺上地毯；三，请郭老从小卧房中搬到大办 公室住，后来总理见到郭老，向他解释原因：地面大滑，铺上地毯，防止摔 倒；人老了，需要充足的氧气，屋子太小，氧气不足，危害身体。7 月间， 郭老患大叶肺炎住院期间，发生了一次医疗事故：郭老因打针过敏引起高烧。 总理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作了批示：以后给郭老用药要特别慎重，一定要经 过试验再用。对于郭沫若的病，总理很关心，经常派人探望。周总理的情谊 使郭老很感激。
　　同样郭沫若对总理的感情也很深，他对总理既敬重又佩服，一直协助总 理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处境艰难，郭沫若主动为总理分忧，在 外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接待外宾时，虽然身体不舒服，耳朵听不清，但 坚持让秘书在身边记录给他看。
　　1968 年 4 月 19 日，郭沫若的儿子在北京农学院被歹徒绑架，22 日被害 致死。在这期间，郭沫若曾陪同总理接见过外宾，由于他考虑总理工作繁忙， 处境险恶，所以没把此事告诉总理。事后夫人于立群责怪他，郭沫若悲痛地 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1974 年春，江青在中央一次万人大会上，当着周恩来同志的面，指名批 评、侮辱郭沫若。会后几天，张春桥、江青先后跑到郭沫若家里，当面逼迫
　　
他写文章，要他承认当年抗战时期写的历史剧和历史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 物，是反动毛主席的；要他“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对“四人帮” 利用批林批孔反对总理的阴谋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认为“四人帮”反他也是 针对总理的，所以他感到极大的愤怒，坚信“历史自有公论”，当面严厉斥 责张春桥：“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使得本来就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张 春桥哑口无言。
　　由于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和被“四人帮”恶毒围攻，郭沫若患上 了重病。当他得知总理病重后，心情很沉重，常在报上查找总理的消息，总 理的病情一直是他惦念的事。就在这时，沉重的打击又向他袭来，1976 年 1
月 6 日，周恩来同志逝世。他悲痛欲绝，在病床上满怀无限哀思和对“四人 帮”一伙的无限愤恨写下了一首七律诗篇：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里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在当时“四人帮”横行，形势险恶的情况下，敢于写下这样的诗篇，没 有无畏的气慨是无法想像的。他不顾体弱病重，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坚持 要去向周恩来同志作最后的决别，坚持要去参加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回家 后他在日记本上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字迹因情绪 激动，手太颤抖而难以辩认，但郭沫若借用古人荆柯的诗句表达了他自己对 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无限哀思。
周恩来同志与郭沫若同志的交往长达半个世纪，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
是在和平建设期间，不管环境怎样恶劣，他们之间的友谊始终是牢固的。他 们的革命情操，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周恩来与和平使者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他与周恩来是老朋友。一个身居国民党高官的人，怎么 和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结成了朋友呢？古人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他们 各有其立场和观点，代表各自的阶级，但他们毕生推诚相处，胸怀坦荡，光 明磊落。所以结下的友谊，历尽风风雨雨，经久不衰。
　　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友谊始于 20 年代。1924 年，大革命开始，国共两党 第一次合作。这年 6 月成立了“黄埔军校”，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 任军事研究委员，后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1 月，俩人都调到入伍 生总队，周恩来任党代表，张治中任总队副，这样他们的接触就更多了。俩 人都具有豪爽的性格，所以一见如故。
　　张治中起初对工人、农民革命运动所知不多，对政治斗争也不感兴趣， 只醉心于军事教育。自从与周恩来相识后，他好像了一个人似的，周恩来给 他讲马克思主义，讲工人、农民革命斗争，讲中国前途，他听得如醉如痴。 每次周恩来为学生上课时，他都要去旁听。因此，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 识，思想逐渐进步，把周恩来奉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后来，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开始排挤共产党人、打击国 民党左派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越来越尖锐。先后发生了廖仲恺被刺， “三·二○”中山舰事件，周恩来辞去政治部主任等事件。张治中对这些极 为不满，提出批评，认为它将导致国共两党分裂，对国民革命不利。
张治中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度过多年颠沛流离生活，吃过很多苦，因而
使他从感情上趋向共产党。在这种环境下，他萌发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念头， 并首先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当时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表示请示组织后即给 予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对张治中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 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 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 好做。”解放后，周恩来曾与张治中回忆过去这段往事，张治中颇有感慨地 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 得重写了。”
1925 年 7 月，蒋介石在组建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时，任命张治中为
副官处处长，主管人事和事务工作。当时张治中就建议，总司令部政治部主 任一职应由周恩来担任。但蒋介石居心叵测，始终不答应，最后只表示周恩 来可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但被周恩来同志拒绝了。张治中始终认为北伐的 统帅部没有周恩来参加，是一个大损失，他深为遗憾。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张治中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 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而周恩来则随军由前线转到上海，俩人的接触 至此中断。
1927 年“4.12”大屠杀前夕，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逐渐暴露。 一天，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原张治中军官团连长陈赓突然找到张治
中，说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治中非常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陈赓：“恩 来先生现在何外？”陈赓答到：“已到上海。”张治中将旅费交到陈赓手上 时，一再叮嘱：“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显然，张 治中已嗅到火药味，他特别关心周恩来的安危。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张治中出任湖南省主席，

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在武汉，有时到长沙，与中共中央 驻湘代表徐特立研究工作。这样张治中与周恩来中断十年的交往得以恢复， 他们之间时有过从。
　　1938 年，武汉被日寇占领后不久，湖南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火烧长沙 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治中对部下也有明确指示，但执 行人负误信谣言，仓皇间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擅自到处点火。 张治中从睡梦中惊醒时，大火已经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局势无法控制， 酿成了一场惨案。张治中知道大祸已然闯下，惶惶不安。事后周恩来由郊外 回城，看到张治中的焦急、樵悴之状，便详细地询问了情况，在指出其责任 的同时，加以亲切的劝慰。张治中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 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草稿送请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过后认为，国民党 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行所谓“焦土抗战”的政策是错误的。所以 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对此事予以严正的批评，同时对文稿字斟字酌，多 处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 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当时社会各方面尤其国民党 内部的一些人要求惩办张治中的呼声强烈，正当各方责难纷至，落井下石使 张治中感到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作为中共方面朋友的周恩来所持的实事求是 的态度，使张治中由衷地感激，终生难忘这一亲切的关怀，也充分体现了患 难之中的真挚情谊。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张治中积极行动，在各方面的努力下， 促成蒋介石电请毛泽东到重庆会商国是。毛泽东以民族大局为重，不顾个人 安危，慨然应允。
1945 年秋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第二次合
作中的一个高潮。张治中作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建议人之一，与美国 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坐专机到延安亲迎。
周恩来在这些过程中，再三叮嘱张治中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找到张
治中间：“文白兄，你把毛泽东接来了，让他住哪啊！”张治中答：“委员 长不是安排了一处房子吗？”周恩来非常幽默地说：“那么阔气的房子，我 们主席住不习惯呀！”张治中恍然大悟：周恩来同志是在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那处房子便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控制。于是张治中慷慨地说：“如果毛泽 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住我家的房子吧。”就这样，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 40 天之中，一直住在了张公馆——重庆桂园。在其它问题上，如警卫问题、接 待问题、会议程序问题等，张治中始终与周恩来合作得不错，遇事主动与周 恩来协商解决，处处表现出推诚合作的精神。
　　到了谈判末期，特务活动猖撅，并准备给毛泽东制造麻烦，破坏谈判进 程。有的民主人士关切地劝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周恩来知道后， 非常着急，亲自找张治中商量：“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定行不行？” 张治中问：“准备哪一天走？”周恩来说：“越早越好！”停了一下又说： “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啊！”张治中干脆的说：“我既然把毛泽 东先生接来了，当然要送他回去！”他找到蒋介石：“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快
40 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等他回去料理，他想早点回去。”蒋介石听了 很不高兴：“为啥偏这时候走呀！和平协定还没签订哩。”张治中又说：“毛 泽东先生是我接来的，我想还是我送他回去的好！”这下蒋介石更不高兴了，

怒气冲冲地说：“现在新疆来了几个电报，催促你去，不然，谈判就有破裂 的可能。”张治中马上回敬他：“去新疆，我到延安后正好顺路。”一句话 使蒋介石哑口无言，只好同意张治中的请求。
　　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两党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第二天一早， 张治中就陪同毛泽东返回了延安。在去机场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 是真心要和平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和张治中谈起这段往事时说： “你答应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在毛泽 东走的当晚，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家的亲属和全体服务人员，和大家一一握 手、敬酒，并赠送了延安生产的羊毛筒子、毛线等物品。10 月 12 日，张治 中返回重庆。13 日就踏上了赴新疆与三区人民革命代表谈判的路程。此时， 被军阀盛世才关押在狱的 100 多名共产党员处境十分险恶，而新疆又地处塞 外，党的营救工作力所不及。在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专 程到桂园张治中寓所送行。周恩来同志当面托付张治中，请他到新疆后查清 此事，设法释放他们并派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听后一口答应。果然到新疆 后，了解到监狱里关押着 131 名共产党员和家属。张治中经多方努力，完成 了周恩来同志的面嘱，妥善为这批共产党员安排了专人专车及医务人员，并 电告沿途负责人招待，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于 1946 年 7 月 1 日送达延安。 这批干部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蒋 介石的亲信，张治中听从了周恩来同志的嘱托，是很难得的。因为张治中真 心敬佩周恩来。
1949 年元旦，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第二次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
统。李宗仁上台后，同意国共再次举行和平谈判，并任命张治中为国民党首 席谈判代表。为了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张治中到浙江溪口，当面将自己的和 谈腹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听了只是冷冷地回答：“我没什么意见。”并 说：“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这样，张治中率 领国民党代表团于 1946 年 4 月 1 日到达北平，开始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 进行和平谈判。
一见面，周恩来同志就质问道：“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蒋介石
早已下野，你为什么还要到溪口去见他呢！”张治中连忙解释：“现在名义 上是李宗仁代理总统，但实权仍在蒋介石手里，他可以遥控一个军乃至一个 师的行动，光我与你们谈，谈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周恩来觉得张治中说的 在理，才消了气。这可以看出，周恩来与张治中俩人之间直言不讳，无话不 讲，坦诚相见。
　　在谈判中，张治中曾讲过：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大哥管家 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周恩来同志立即严肃地指出： 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愿意 接受。但如拿过去国共两党 20 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多来的关系，就不是 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急！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明自 己的立场。
　　张治中从大革命时代起，对周恩来就深深地怀着敬意，此时周恩来的分 析，既正确，又深刻，也得体，坚持了原则性，照顾了老朋友，张治中从内 心里佩服。
　　经过 20 天的艰苦努力，双方签订了《国内和平协定》，但 4 月 21 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顽固地拒绝签字，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致使谈判破裂。同
　　
时急电北平，召张治中等一行速回上海，预定 23 日飞机去接代表团。 这天，周恩来同志来到张治中的住所，真诚地对他讲：人民解放军渡江
战役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变，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告戒张治中：代 表团不论回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分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最后，周恩来 深情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 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情真意挚，态度温和而又坚定，张治 中听后深受感动，终于听从了周恩来同志的安排。
　　23 日这一天，接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恩来果断地 指示机场指挥台回答：“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降落，两天后再来。”飞 机只好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南京。这实际上是周恩来同志为挽留张治 中等人设下的缓兵之计。
　　实际上，早在谈判破裂时，周恩来同志便亲自指示南京和上海两地的地 下党组织，将张治中的亲属集中到上海，由专人负责，设法坐下一班接代表 团的飞机安全抵达北平。地下党组织接到指示后，全力以赴，胜利地完成了 任务。
　　这一天，周恩来兴冲冲地找到张治中，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 接一个客人吧！”张治中一直没有反应过来：“什么客人？我认识吗？”“是 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说完周恩来带上警卫员和张治中一起乘车 来到西郊机场。不一会儿，一架飞机徐徐降落，从上面走下几个人，张治中 一看，不禁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是夫人洪希厚和他们 的孩子以及其他家属。亲人团聚，大家都兴奋地抱在一起。张治中揉着发红 的眼睛，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所有这一切，事前张治中及家人都不知道，可见周恩来办事是多么稳重、
细致、周到，促使张治中决意留下来，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而获得了新 生。
周恩来把张治中一家安排在北京饭店一楼暂住，他和毛泽东主席就在二
楼办公。他们时常走下来看望张治中，问长问短，并说：“在重庆，你们对 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很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听了 这一席话，张治中言语哽噎，心里却象涌进了一股暖流。那时毛主席和周恩 来非常忙，通宵达旦地工作，白天也只能小慈片刻。为了能让他们休息好， 张治中就让夫人带着孩子白天到公园去玩。不久，周恩来即为张治中一家安 排了宽敞、舒适的房子。
张治中留在北平后，心情十分苦闷，思想斗争一直很激烈。他总在想：
我是国民党员，现在站在了共产党一边，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会不会说 我是背叛领袖呢？针对他的想法，周恩来和他谈心时一针见血地说：“你还 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 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尖锐中见亲切，责备中见真情。使张治中衷心感激， 终生难忘。
　　通过周恩来同志做工作，张冶中放下思想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 业中来了。建国初期，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工 作，为祖国的西北边疆不放一枪全部解放做出重要贡献。为此，1954 年国庆 五周年时，毛主席举行授勋典礼，亲自授予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张治中还 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副委员长。张治中感慨地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挽救了我的生命，唤醒
　　
了我的灵魂，怎能不叫我刻骨铭心地感谢共产党，永世不忘呢？”解放以后
的 20 年，不论在各项工作中或历次动中，他都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帮助和教 育，使他能注意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
　　他曾对周恩来同志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 国的缓冲，促进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发展平等的贸易往来；在国号、国旗、 国徽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问题上、 在制定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是否为国家元首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见 解。他的这些建议，都受到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的重视，许多意见被采纳。 张治中每次外出参观视察，都要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书面文字，呈送周恩来和 中共中央，供决策时参考。
　　“文化大革命”中，张治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当时周恩来同志的处境 也十分困难，但是他毅然在“一张应予保护的名单”上开列了张治中的姓名， 并派解放军前去张家保护，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同志马上采取果断 措施，将张治中秘密送到解放军 301 医院，强化保卫工作。他对红卫兵讲， 张治中是我们的朋友，他曾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 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
　　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造谣诬陷，周恩来同志愤怒地驳斥了他们 的诬蔑之词：张治中释放和派人护送新疆被盛世才监押的中共人员，是党中 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 张治中做了一件好事。
以后，周恩来同志还特地派人到 301 医院看望张治中，自己也常常抽出
功夫去和他谈心。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忧虑地向周恩来倾吐肺腑之言， 每当这时，周恩来总是劝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在张治中病危时， 周恩来派人将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的张治中的亲属送到张治中面前，使他 得以在病逝前与家人团聚。
1969 年 4 月 6 日，张治中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途。周恩来闻讯后悲痛
不已。当时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气焰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仍为张治中 设立了灵堂，亲自前往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并致悼词。张治中的亲属 们看到周恩来同志心情沉重，神情严肃。他不顾当时的恶劣形势，对张治中 的夫人洪希厚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
之后不久，洪希厚也病了。周恩来同志立即嘱咐他办公室的同志送去一
笔钱，以解燃眉之急。每当提起这些往事，张治中的亲属们都激动万分，他 们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
　　周恩来同志和张治中先生在长时期中相互谅解、相互支持、患难相济， 亲密合作，道义相砥砺，生死亦可托。他们的友谊经过数十年时间的考验证 明是非常真诚的。
　　
总理与女豪杰林巧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