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是对中国现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他和 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都有接触；他与中国现代社会许多上层人物都发生过关 系。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交往的时间前后加在一起不过 8 天 9 夜，在岁月的 长河中短得微乎其微。然而周恩来同志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给张学良指出了 人生发展的前途，而后又思念张学良达 40 年之久。真可谓情长谊深。
一、延安，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1936 年 3 月，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经过曾被红军俘虏并经过教育愿为 抗日救国出力的东北军 619 团团长高福源的牵头联系，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 克农同志在陕西洛川进行了会谈。继而张学良提出，由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 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他商谈，地点定在当时仍为东北军防 地的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中共中央对此建议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后，复电张学良将军表示同意，并 告之委派周恩来副主席作为全权代表与他进行会谈。
　　4 月 9 日，周恩来副主席从瓦窑堡专程冒雪赶到延安，在清凉山下桥儿 沟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将军作彻夜长谈。周副主席与张将军过去并不相识， 这是头一次见面。
张学良对这次会谈，思想情况既复杂又矛盾。因为在两年前他从欧洲回
国时，从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那里学到一点经验，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 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象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领袖，实行法西 斯专政，把各派力量的意志集中起来，才能抗击日寇应付国难，因此一心拥 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他现在已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黑暗无能，是没 有什么希望的一个大官僚集团。
张学良在彼此寒暄之后，首先就把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很坦率地说了
出来，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他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法西斯主义 道路，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前一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他开始有了怀疑， 要求周恩来同志表示意见。周副主席见张学良的态度这样坦率恳切，也就以 诚恳明朗的态度对他所提的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周恩来同志开导张学 良说：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 独裁，而不去抗日救亡，谁就是千古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张学良 听了这一席话后就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接着张 学良又提出了“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这样一 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周副主席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 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 腥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张学良将军也很激动。周副主席稍 稍停了停，说道：“旧帐，我们不愿意再算了。在抗周纲领下，共产党决心 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张学良非常高兴地说：“对啊！ 抗日是当前急迫的事啊！”
　　对这次会谈，张学良感到非常满意，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许多问 题一下解决了，他觉得心情豁然开朗，充满信心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 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红军与东北军还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 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具体协议。
　　
　　这次会谈最大的成果，是达成了联蒋抗日的协定，中国共产党在大敌当 前的形势下作了让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周副主席与 张将军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了表示对抗战的支持，张学良将军当即拿出 2 万银元送给红军，会谈 结束返回西安后又拿出 20 万元法币托中共代表转送红军。对周副主席托他购 买无线电器材和医药的事也一口答应。
　　经过了彻夜发自肺腑的长谈，10 日凌晨 4 时双方握手告别，临别时张学 良将军亲自将一本上海《申报》出版的中国地图赠送到周恩来副主席手中， 以作纪念。
　　周恩来同志以高度的政治修养、科学的分析才能以及富有感染力和说服 力的言辞风度，使张学良心悦诚服，印象极为深刻，终身难忘。他事后曾说： “美髯公周先生，的确是位伟大政治家，共产党有这样的人物，必将成大功。 我很钦佩他对事物的洞察力，他提出的办法，是切合实际可行的。尤其令人 敬重的，是他那种虚怀若谷倾听客观意见的作风，例如他认真细致地考虑我 提出的红军不要向河北省进军，可以取道绥远与傅宜生（傅作义）合作，把 兵力增加千百灵庙战线上，以扩大抗日战果的意见。在延安会谈中，周先生 给我指明了历史发展趋势，这对尔后的行动，是有巨大价值的。天主堂我结 识了美髯公，是很有收获啊。”
延安，这次具有历史的会见，完全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的，它不仅
使张学良将军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对于他本人走上联共抗日的道 路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是一 件极大的收获。
二、由“西安事变”引起的三哭张学良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继续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由于蒋介石实行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致使长城内外大片国土沦落敌手，张学良将军、 杨虎城将军及他们所领导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强 烈要求蒋介石放弃反动政策，接受中共的联合抗日的主张。对于他们的呼声， 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而且逼迫张、杨及所部进攻红军。在多次“苦谏”、 “诤谏”、“哭谏”均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爱国热 忱，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实行“兵谏”，逮捕了蒋介石以及几十名蒋帮军政 大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早晨，张学良、杨虎城就打电报给位居陕北的中共中央， 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后出现的事宜，特别 希望能派周恩来副主席作为团长。为了表达张、杨两将军能深切盼望中共代 表团早日到达的心愿，还特别提出可派飞机去延安接送代表团。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 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义举。同时决 定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同志率领，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奔赴西安。
　　12 月 17 日天近黄昏的时候，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周恩来同志走出机 舱，乘坐汽来到市区，下榻于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当晚举行宴会欢迎中共 代表团之后，即与周副主席进行了彻夜长谈。
周副主席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

针；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爱国热忱给予充分肯定。阐明了中共中央对 此事件的态度：（一）蒋介石的被捉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二 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兵败就擒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他的实力还原封不 动地保留，这次只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军事手段把他捉来了。从各方 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理极需慎重。（二）西安事变后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 途：好的前途是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答应这些条件放他回去， 有利于发动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 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 国主义提供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
　　周恩来同志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精辟透彻的分析，紧紧地抓住 了张学良的心。张学良虽也想和平解决事变，但仅仅是一个想法，远没有周 副主席讲的那样清楚、完满。现在通过交谈，张学良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清楚 了，对逼蒋抗日的信念坚定了。他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十分感动，对周 恩来同志大公无私的政治品质和卓越才能更是十分钦佩。他感到有周恩来同 志在西安，就有了主心骨。真正作出最后的决定，还是在和周副主席交谈之 后。
　　在周恩来同志的大力推动下，经过张、杨和各方面共同努力，西安事变 得以和平解决。但张学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蒋介石的阴险毒辣认识不足， “对蒋的背信弃义缺乏警惕，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1936 年 12 月 25 日 下午 3 点多钟，在没有通知周恩来，没和杨虎城商量的情况下，张学良陪同
蒋介石夫妇飞离了西安。
　　直到 4 时左右，张学良的卫队团长孙铭久通报消息，周恩来同志方知此 事。当时周副主席正在办公室与代表团其他同志研究工作，孙铭久推门进来， 张口就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到飞机场去了吗？”周 恩来同志极为惊讶：“不知道，几时走的？”张铭久说：“有十多分钟了。” 周恩来同志十分焦急地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孙铭久说：“我也 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周恩来同志即刻带着孙铭久乘车疾驰机场、想阻 止张学良的行动。但到机场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同志仰望天 空，眼流热泪，连声呼唤：“张副司令，张副司令。”后来周恩来同志叹息 地对人讲：“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样的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 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1946 年 4 月 28 日周恩来同志离开重庆去南京前夕，在出席重庆文化界
举行的话别茶会上，有人提起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 烽钓了 10 年鱼的人，他这 10 年钓鱼的日子不容易过的呀??。”别人听了 这番话都十分难过，周恩来同志的眼内更是闪出了悲凉的泪花。
　　1961 年 12 月 12 日，周恩来同志亲自请在京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参加当年 西安事变的诸位同志，在北京饭店举行纪念“西安事变”25 周年招待会。张 学良的四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因当时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发 表了经过篡改的《张学良西安忏悔录》，情不可抑，激动万分，在给周恩来 同志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同志感怀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不幸遭遇， 热泪潸潸而下，邓颖超同志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同志 深情的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
三、数十年的思念 从西安事变以后的数十年间，周恩来同志一直惦念囚禁中的张学良。

　　1946 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有一天在会议上，作为中共中 央代表的周恩来发言说：“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 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 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 日获得自由。”这番话使在座的一帮国民党军政要员们一个个闭目阖眼，满 脸羞惭，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同年，在延安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又严正 地指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 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十年。这 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 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
　　1956 年，周恩来同志在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20 周年大会上，再次高度评价张学良将军说：“无论张学良将军是死是活，我 们中国共产党都评价他为千古功臣！”
　　1949 年 5 月 5 日晚，周恩来同志在北京饭店举行便宴，迎接参加保卫世 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从国外胜利返回。宴会上，周恩来同志谈笑风声， 整个大厅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谈笑中，有人提到《参考消息》上登载张学良 处死的消息。虽然，后来查明这个消息是错误的，但当时却引起了周恩来同 志强烈的不安。他那愉快的面色顿时消失了，疑虑和痛苦的神情涌上了眉梢， 两条又粗又重的眉毛紧紧地皱在了一起。沉默了好长一会儿，他才沉重地说： “我们不应当让张群跑掉，不然，可以拿他作为人质来交换张学良将军。”
1961 年周恩来同志在召集东北军与西北军旧部开座谈会时说：“张学良
将军不是孤身一人在台湾坚持苦斗，全国人民和他在一起，不会忘记他的功 绩。”
解放后，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的亲朋故旧也给予了多方照顾。
　　1958 年秋，周恩来总理到北京东四八条访问张学良二弟张学铭，见到张 学铭的夫人朱启筠时，总理问道：“你认识赵四小姐吗？”朱启筠回答：“我 和她从小同学，很熟。”总理听了很有感慨地说：“赵四小姐，聪 明贤慧啊！” 谁都知道，赵四小姐名叫赵一获，她不惜抛弃优越条件，“自投罗网”，甘 愿做一只比翼鸟，几十年一直与张学良相依为命，患难相从，始终不渝，这 些已成为佳话，传为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美谈，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慕，事 迹十分感人。周恩来同志给予她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说明是对她个人的赞扬， 面且也表达了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的深切关怀。
　　1952 年为了解决京津两地张学良家属的生活问题，周恩来同志特地指定 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经手，由全国政协出面将北京的张家产业承顺王府作价 购买，钱款按张学良的家属人数平均分配，每人一万元。对于在海外不能回 来取款的，也把应得的份额存入银行，待以后支取。
　　以后，周恩来又多次接见海外回国探亲、参观、访问的人士，多方打听 张学良的情况，对他的下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遭受冤屈、 打击和摧残，这里也包括了张学良的亲属。张学良的四弟、身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参谋长的张学恩被残酷迫害致死。周恩来同志闻讯后义愤填膺，几 经周折，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为他推翻一切不实之词，平反昭
　　
雪。
　　1974 年在审订参加庆祝 25 周年招待会的拟见报名单时，周恩来同志不 顾癌症的折磨，在医院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坚持提出名单上加上张学铭的名 字，并着重指出：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 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故邀张学铭出席有必要。”
　　历史是公正的，凡是对国家民族作过贡献的，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远不 会忘记他们。
　　对于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将军的交往，早在 1946 年张学思就说过：“前 一时期，有人告诉我，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军委会上，仗义执言，严厉指 斥国民党政府不放他出来，我深受感动。如家兄知道此事，必为他得到这样 一位知己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由衷的愉快和安慰！”张学思的这段肺腑之言 如被张学良将军听到，他也会感到无比欣慰的。
　　
相遇贵相知——周恩来与马寅初


　　1976 年 1 月，寒冷的冬天依然笼罩着北京城。凛冽的北风，发出阵阵深 沉的哀叫，行人们迈着沉重的步履，默默地走着。望一望人们的脸上，总看 到他们的眼中闪着伤心的泪。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的一所住宅里，一位耄耄 老人，静静地坐在轮椅上，面向墙壁。墙上挂着镶有周恩来总理像的镜框， 四周披着黑纱，黑纱上缀满了白花，老人一会凝视着总理的遗像，一会闭目 沉思，泪水不断地从老人脸上流下。
　　这位老人就是 94 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人口学专家、教育家、 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
　　看到老泪纵横的老人，儿子轻轻地走过来，在老人身旁，极其温和地劝 慰道：“您不要过度伤心，否则会伤了您的身体。”
　　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的老人无动于衷，只是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我 要向总理告别。”
　　“我们很理解你的心情，可您已 90 多岁了，下肢瘫痪，行动很不方便， 再说您近日又患病，小便十分频繁，去那样庄严、肃穆的场合，恐怕不太适 宜。”儿子耐心的回答道。儿女们是不愿让老人看到总理的遗容，怕他过度 悲伤。
“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马老十分固执地说。
儿女们看到老人执意要去，也就不再说什么，只好顺从老人的心愿了。 马老又面向墙壁，件件往事涌上心头??
1882 年，马寅初出生于浙江。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1915 年抱着
使祖国富强的信念回到祖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浙江 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富于爱国精神 和正义感的马寅初，长期目睹国民党四大家族强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丑恶 行径，义愤填膺。1939 年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民请命。 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内多次发表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的演讲，抨击时 弊；同时，又以他那犀利的笔锋，无情揭露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把矛头直 指四大家族，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引起了四大家族的恐惶和痛 恨。11 月 24 日，在重庆大学的大礼堂里，马老又作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 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货币》的演讲。马老面对前来听他演讲的人，慷慨激 昂，开门见山地劈头就说：“我最近提出一种主张，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 财产税??你们赞成我的主张吗？”人山人海的大礼堂内外响起了长时间的 掌声。马老的演讲犹如喷射的火焰，把整个山城都点燃了起来，滚滚烈火向 统治者冲去。从而引起了反动当局慌慌不安，他们极为忌恨。这样危险就日 益逼近了马老。鉴于马老的威望，他们不敢冒然采取强硬的措施，来对付这 位驰名中外的经济学家。于是就派专人恳请马老与他们“合作”，出任国民 党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马老对此嗤之以鼻，严辞拒绝。利诱不成， 继以写匿名信、附寄枪弹相威胁，但这些都不能使既敢怒又敢言的马老“就 范”。国民党当局遂急不可待地施行暴力迫害。1940 年 12 月，蒋介石亲自 下手谕逮捕了马寅初，投进息烽集中营囚禁。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 局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同重庆各界人士一道设法营救马老。《新华日报》 即刻以迂回的方式把马老被捕的消息分布于众，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山城， 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声援。周恩来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各种关系会同各

界人士极力呼吁营救。1941 年 3 月，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 组织的领导下，为营救马老早日出狱，准备在 30 日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 辰大会”，启事刚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两报刊出，就引起了国民 党的惊慌，下令两报立即撤版停止刊载。3 月 24 日在周恩来的授意下，《新 华日报》登出了一则消息说：“立法委员、重大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学家 马寅初先生，今年欣蓬六秩大庆，重大全体同学为庆祝热心抗日救国之前辈 起见，特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假该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 并于当晚进行游艺，望各界马氏知友责临参加庆祝。”国民党政府为了制止 这次活动，蒋介石还亲自下“手谕”严禁重大师生召开“马寅初祝寿会”， 并威胁要用法律制裁。到那天竟采取减少汽车班次，破坏交通，实行断电， 不许使用大礼堂等恶劣手段，阻碍这次祝寿会。3 月 30 日晚上，重大进步师 生冲破重重障碍，祝寿会如期举行。各界知名人士，报社记者纷纷前往，有 的人竟徒步 30 余里赶到重大。寿堂改设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电灯，只好寿 烛高照，反更衬出祝寿的气氛。寿堂的正面悬挂着“明师永寿”四个金字横 幅，周围的场上挂满的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送来的一幅幅寿幛、寿联和字画。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合赠送的红绸子对联，上 面用苍劲有力的楷书写着：“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落 款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鞠躬敬祝。”广大的与会者都说周恩来等人 送的这幅寿联好，文化矍烁，寓意精深。年轻一点的人就问，不知该作何解 释。有人在旁说：“马老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已有 20 余年，可以 说是桃李满天下了。今天重大的同学和其他高校同学一起，勇敢地投身到民 主爱国运动的激流之中，不顾当局的阻碍为明师祝寿。正可以说是‘桃之夭 夭，其华的的’。可惜的是，今天寿堂之上却不能见到老寿公，让人感到非 常遗憾，所以就写成了坐帐无鹤。因为龟和鹤都是被人们用来比喻人的高龄 的。下联说的是马老此时此刻正远阻关山，孤零零地囚坐在异地他乡，身边 无亲无友，只能以琴书为伴。“龟”字一语双关，用得恰到妙处，相信正义 必将战胜邪恶，马老必能胜利地归来！这龟与归是同音字。”这幅寿联给身 陷囹圄的马寅初教授和营救马老的民主人士及重大师生以莫大的鼓舞和支 持，更增添了祝寿会的热烈气氛。
第二天，重庆各家报纸有关庆祝马老 60 寿辰的报道，都被新闻检查官扣
押了。《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对此采取了一个特殊斗争方式，他 们在头版的显眼地方：登出了一个有边框的《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 初先生 60 寿辰之稿 2 篇，奉命令兔登。”既向广大人民报道了祝寿会这样具 有强烈反抗情绪的活动，同时又揭穿了国民党通过新闻检查压制言论的卑劣 行为，弄得国民党内那班专搞文化摩擦的专家们也无可奈何。
　　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下令于 1942 年 8 月释放了马 老。但仍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也不 准任何大学聘请马老教书。这样马老虽已出狱，却仍无任何人身自由。不久， 马老写了篇文章、试投国民党各报，均披退回，不予发表，马老是教书不成， 投稿无路，再度陷入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得知此事， 马上指示在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的许涤新同志：“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 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于是《新华日报》派一名记者到歌乐山 马老家中访问，并取来马老的文章，由许涤新同志和那位记者向周恩来同志 汇报，并把马老的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说：“写得很好嘛！明天《新华
　　
日报》以一个版面一次登完！”并指示《新华日报》的同志给马老最高的稿 酬，这是对马老生活困难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接济手段。马者得知这一切，深 为感动，为自己有周恩来这样的朋友一在自己危难中能鼎力相助而感到欣 慰。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真为老百姓说话。这件事，也 大大鼓舞了山城各界人士，特别是文教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从此，《新华日 报》的记者经常到马老家采访，马老也经常参加《新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 有一次，董必武和王若飞同志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座谈国事。马老即席发言说：“只要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 跟共产党走的。”1944 年 11 月，为了进一步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并 就建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协商谈判，周恩来同志乘飞机从延 安到重庆。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听到周公又来重庆的消息，无不欢天喜地，奔 走相告。一天上午郭沫若匆匆来到马寅初家，进门就叫：“大好消息！大好 消息！”马老也被来客的这种欢乐情绪所感染，连忙问道：“什么大好消息？” 郭沫若用手指有节奏的敲着书案吟哦道：“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 看。周公从延安飞回来了，你的灾难也快有禳解之日了！”老马闻听此讯， 精神为之一振，站起身来搓了搓手，又坐下来，静听郭沫若为他诉说外面的 一切。
“周公说他将要尽一切努力，要求国民党尽快地恢复你的自由”郭沫若
最后说。
　　马老听到这里，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见郭沫着起身要走， 便拉住他， 随即取出一瓶老窖来，两人畅饮起来。不久，由于周恩来同志和各界爱国人 士的多方营救，国民党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只好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宣布 恢复马寅初等政治犯的人身自由。马老恢复自由后，更加积极投身到反蒋斗 争中去。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日渐亲密一步步走上民主革 命阵线，成为享有盛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48 年底，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马老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帮助下，同其他
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北上进入了解放区。1949 年 9 月，马老应邀出席第一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出任周恩来任总理的政务院财 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从此，他俩又开始了新的合作。
　　1951 年 9 月，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马寅初先生，在北大发起了一个 以改造思想、改革高校教育为目的的教师学习运动。马老想邀请周恩来总理 来北大为教师学习会作一次报告。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北大的学习运动，欣 然应允，支持马老的工作，并亲自和马者研究，商定题目为《关于知识分子 的改造问题》，听讲的对象扩大为京津地区高等学校的教师。地点在北京怀 仁堂。9 月 29 日，怀仁堂里坐满了来自京津地区高校的教师，有些老师，当 时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来的，以为政府总理亲自讲话，足见问题之严 重，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会议开始了，周恩来总理身穿普通灰布制服，脚 穿一双青布鞋，来到会场。出乎意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竟从他自己的家庭、 身世讲起，讲到自己也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 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在党的领导下，革命胜利了，胜利之后又 如何抵制了各种旧传统势力的袭击，正确地处理了个人、家庭和革命的关系。 总理指出，知识分子要过好民族关、阶级关、家庭关。总理的报告使不少人 的紧张情绪消失了，感到句句说到自己的心坎里。周恩来总理共讲了 5 个多
　　
小时，最后亲切地鼓励大家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人民的立场，发展到共产 主义的立场，这才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应有的归宿。马者坐在桌旁仔细地听 讲，并详细地做了笔记。周恩来总理讲完后，马者兴奋地对大家说：“周恩 来的这次报告，对于推动我们的政治学习太重要了！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周 总理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率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受感 动。用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它不仅 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的要求，而且还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 者的情绪，推动了学习改造的过程。”擅长演讲的马寅初先生，从心中佩服 周恩来总理的演讲风度、口才和技巧，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他常对人提起这 次演讲。他认为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报告，犹如和煦的春天，开启了人们的心 扉；恰如微微细雨，滋润了人们的心田。这个报告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对
于 1952 年进行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55 年，马老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实际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写了一份
《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 一向治学严谨的马老，为了慎重起见，先在人大浙江小组征求意见。在当时， 盛行的是苏联的人口新观点，认为人多力量大，谈控制人口是不受欢迎的。 有的代表认为马老不识时务，有的代表主张对马者进行批判。周总理得知后， 阻止了对马老的批判。马老认为人口问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必须引 起重视，继续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1957 年 4 月 27 日，马老在北京大学发 表了人口问题的讲演，这是马老解放后公开进行的学术讲演，阐明关系中华 民族子孙后代生存和幸福的人口问题，反对人口愈多愈好、社会主义社会永 远不会有人口问题等教条主义。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之后，他又征求了 潘序伦、陈达、竺可枝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把讲演稿修改加工整理成一篇《新 人口论》的专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7 月 5 日在《人民 日报》全文发表。此时，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暴风雨，声 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有人传出要批马寅初，报刊也有不点名批判马老 的文章。1957 年 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 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不点名地对马者进行批判。有人主张干脆把马老定为 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许涤新同志请示周总理，总理明确指出：“马 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 部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总理出面制止，马老才幸免被扣上“右派 分子”的帽子。
十年浩劫中，红卫兵抄家天天发生，许多人被扫地出门。由于周恩来总
理的保护，原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先生一家始终未遭浩劫，这不能不使马 老感动。
　　1972 年春，病魔侵入了 90 高龄的马老的身躯，大便出血。多方诊断， 认为马老患了直肠癌。癌，这个人类尚未降服的“凶恶敌人”，曾夺去了无 数人的生命，何况一位耄耄之年的老人染上了它呢？
　　怎么办？医院方面经过研究，认为马老已 90 高龄，不宜再动手术，决定 放射结合药物治疗。马老的儿女和马老考虑，癌细胞扩散发展到后期，必会 夺去病人的生命，而到晚期，病人的痛苦更不堪设想，所以极力要求手术治 疗。马老对自己身体体质有信心。他自小酷爱体育运动，中年以后，主要锻 炼方法是爬山和冷水浴。在 75 岁高龄时，他爬香山“鬼见愁”健步如飞，连 他的 30 多岁的儿子都跟不上。长期不懈的锻炼，造就了他强壮的体魄。因此，
　　
他敢要求在 90 岁上施以大手术治疗。医院仍不同意动手术，双方各持己见， 不能决断。最后，马老夫人率子女向国务院写了一份手术治疗请求报告，报 告很快转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在详细看了治疗方案和请求报告后，当 即批示：“本人有手术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以手术着想，组织会诊， 议会望告。”由于有周恩来总理批示，手术治疗方案最后定妥。考虑到马老 年事已高，手术分两次进行。为了集中力量，总理还批准从天津请来三位大 夫，其中一位就是脖子上挂过“反动学术权威”牌子，两个月前还在扫厕所 的天津人民医院院长金显宅大夫。又从协和医院请来麻醉医生。在第二次手 术前一天，总理办公室扛电话指示三点：“手术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手术中 要慎重细致，手术后要严防一切不良后果。”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马老以 惊人的毅力战胜癌病魔，渐渐康复起来。一次，他的一位老友来看望他，马 老含着泪花说；“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解放前曾在重庆救我一次。这次 动手术，又救了我呀！”
　　1975 年春节期间，积劳成疾、病势日重的周总理，在病榻上仍关怀惦念 着马老的身体，特派他身边的两位保健大夫——吴蔚然大夫和卞志强大夫专 程到马老家，代表总理看望马老。两位大夫嘘寒问暖，从马老手术后的身体 状况到生活起居、家庭成员、困难请求，逐一详问，并仔细检查了马老的身 体，作了完整详细的记录。两位大夫最后再次代表总理向马老致慰问之意后， 才告辞离去。
半小时后，两位大夫从总理住处打来电话说，总理已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这就是说，两位大夫回到总理处，即刻向总理汇报了马老的情况。可见总理 的急切关怀之情！
大夫在电话中告诉马老的家属：“总理听得很仔细，我们尽所知道的都
汇报了，万没想到总理问我们马者吃什么药？唉，刚才什么都问到了，偏偏 在这一点上疏忽了。总理要我们立即打电话问清楚，我们只好又来麻烦你们 啦。”
马老听了家属的述说，眼睛湿润了。半晌他才深沉地说出五个字：“周
总理无私。” 和总理交往中感人的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掠过，他百感交集、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儿女把轮椅推到桌前，马老为了不给别人
添麻烦，没有喝汤。晚饭结束后，整个晚上也没喝水。第二天早上马老又忍 住渴没喝按惯例端到面前的稀粥。接马老的汽车来了，两个孙子把马老抬到 汽车上。在儿孙们的帮助下，马老终于来到了北京医院的吊唁厅。老人家一 见安眠在苍松翠柏和花束环绕之中，神态安祥的周恩来总理，泪水模糊了双 眼。他想扑上前去，无奈双腿瘫痪，动弹不得，而且连鞠躬都难以做到。老 人执意要向周恩来总理遗体行礼，他的儿孙们只好费劲地扶起他，用手按低 他的手，一下、二下、三下。
　　马老坐好后，又在总理遗体旁默哀，望着周恩来总理那刚毅、坚强而又 和蔼可亲的遗容，饱经沧桑的九旬老人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总理啊总理； 您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危难之中的救命恩人 啊！大恩大德，没齿难忘。正寄希望于您，盼望健康长寿，怎知您竟先我而 去呢？我的挚友啊，我多想你能起死回主啊。儿孙们赶紧扶住马老，向前缓 缓推动轮椅，围绕总理遗体转了一圈。老人不忍离去，又要儿孙们推着再转 一圈，才离开了吊唁厅。老人家泪眼朦胧，极力想扭头再望一眼??
　　


知音——周恩来与李四光的交往


　　1971 年 5 月 3 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间小屋子里不停地奏响着低沉的 哀乐。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共产党员，著名科学家、杰出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的“告别仪式”正在举行。许多人在房前的院子里肃穆地站着，面向 小屋，默默地哀悼。屋里密密麻麻地站着 2、30 个人，面向遗体，默默地悼 念。周恩来、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郭沫若等领导人和李四光 的家属都在那里。悲痛欲绝的李四光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抬眼望见悲伤中 的总理，不由心头一热，泪水再一次从脸上流下。在这林彪、“四人帮”横 行的年代，知识分子惨遭迫害，一切正常的活动都不能正常进行，就连死人 应有的追悼会也只好用“告别仪式”来代替。总理能够亲自参加，足以使这 个告别仪式成为一个庄严隆重的追悼会。这既寄托了生者的哀思，也了却了 死者的心愿。
　　哀乐暂时停了，主持人郭沫若正要说什么，总理走上前来，站在扩音器 前，停了一会儿，沉痛地说：我们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 志写悼词，可是早上来时，我收到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的一封 信??说到这里，总理转过头来问道：“李林同志来了没有？”“来了”李 林回答。总理又接着说：我在休息室里征求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否就用 李林同志的信作悼词，他们都同意了。我现在就念这封信。说完，总理从衣 袋里拿出那封信，慢慢展开念起来：


敬爱的总理： 我父亲突然去世，使他未能完成党支给他的工作，也来不及留什么话，这是极大的
遗憾。我作为他亲生的女儿， 觉得有责任向总理，并希望通过总理向我们伟大的领导毛 主席表达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忱。??
　　敬爱的总理，我父亲老想找您谈一谈我国科学工作的问题，但是他想到您太忙，不 忍心打搅您，他总想找一个机会再和您谈，他有许多话要对您讲，但是遗憾的是还没有 来的及讲，他就去世了。在他的遗物中我找到这样一个纸条子，上面写着：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 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如果我们不这样 做，而还是走资本主义陈腐的老路??”


　　总理念到这里，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大家：再继续大声地念着下面的 话：


　　“把地球交给我们珍贵的遗产——煤炭之类极其丰富的财富，不管青红皂白，一概 当作燃料烧掉，不到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对我们这种愚蠢和无所作为的行径，是不会 宽恕的。”??


　　当念到信中最后一段关于李四光对总理的敬意时，他停了下来，把信叠 好放进了口袋里。
在信的最后李林这样写道：


敬爱的总理，我父亲经常给我说：您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经常每天工作 20 多小时。

他对您是十分敬爱的。他还提到邓大姐，邓大姐对我们一家都很关心，我们是非常感激 的。
我们衷心感到党组织对我们的关怀和温暖。 他还希望总理多保重身体，为我国和世界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林
1971 年 5 月 2 日


　　追悼会结束时，周总理走到门前去，大声问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们听见了 他念的信没有，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把任务交给你们 大家了。并强调大家要记住李老的最后一段话。
　　然后，总理缓步走向李四光的家属，后面跟着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 总理走到李四光夫人许淑彬的面前，紧紧握住了她的手，低沉而有力地对她 说：许大姐，你要好好保重身体。要化悲痛为力量，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 志。总理默默地和家属一一握手，最后看见了李四光的秘书周国钧同志。总 理打量了他一下，轻声问：你是？周国钧同志回答道：“我是秘书”。总理 握住他的手说：“请把李四光同志遗留下来的资料好好地整理出来。”
　　这一切无不使在场的同志激动，他们看到了党对科技战线和科技工作者 寄予的深切期望和关怀，同时，勾起他们对总理和李四光交往的回忆。
出身贫寒的李四光历经磨难，刻苦钻研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杰出的地
质学家。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此后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不与国民 党反动派同流合污。但是，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很长时间内，他 为此而感到痛苦和迷茫。
抗战时期，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这对李四光一生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周恩来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讲给李四光，使他在黑暗 中看到了曙光。他本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但在同周恩来谈话之后，情不 自禁地对亲人说了许多话。他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 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从 1948 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一直旅居国外。在此期间，党中央
和周恩来始终盼望他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 年 9 月，身在国外的李四 光就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 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1 月 15 日， 周恩来总理为安排保护李四光回国，亲自写信给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 长吴文焘和驻苏联大使王稼祥。
吴文焘并告王稼祥：


　　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 并向捷克当局文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周恩来
11 月 15 日


　　听到党和新中国的召唤，当时还担任着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 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毅然决然拒绝随蒋介石迁移台湾的命令，冒着被国民 党扣留、暗杀的危险，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大半年的辗 转跋涉，终于回到了获得新生的祖国。
李四光回国不久，就赶到北京，本来自己年迈多病，担任地质所所长还

合适，领导上让他出任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他恐怕辜负了党和政府的重托， 准备让领导再作考虑，他一到，许多新旧朋友都来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诉他： 共和国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 等你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 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 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李四光听到总理这样信任他，极为感 动，当即决定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留在北京工作，并马上请几位与他共同 工作的同志找材料，查情况，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找有关人员商议 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
　　一天下午 5 点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走进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 “李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总理已经跨 进了房门，一把攥住李四光的手高兴地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你，欢迎你， 祖国需要你呀！
　　李四光完全没有想到，周总理工作这么忙，会亲自来看望他。他紧紧拉 着周总理的手，仔细端详着总理，热切地说：总理，你比前几年胖了。周总 理两手在胸前一抱，开朗地笑着说：不过，我听说，你回国来心脏病又犯了。 这可要抓紧时间，请医生看看。还有，许大姐，你的高血压怎么样？也要好 好检查检查，这和在重庆那会儿不同了，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医院啰。
周总理又指了指写字台上的地图、资料说：你们在一起，真是一谈话就
离不开本行啊！大家都笑了起来。 李四光想，周总理现在操劳党和国家大事，抽出时间到这里是不容易的，
就此向总理汇报、请示地质工作的问题。
　　周总理认真听李四光讲完，说：我们的事业正在进行，不论是工业还是 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先行。
李四光详细地向总理讲了回国的经过和在国外的见闻，最后又讲到地质
工作上来。他说：可惜过去搞地质的太少了。旧中国顶多有 200 多个。有的 还因生活无法维持改了行。总理说：是啊，蒋介石摧残科学家，压迫知识分 子，有些有本事的人，也被他们糟踏了。我们要先把这些专业人员集中起来， 把队伍整顿一下。你看，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委员会，你来当一段时间的主任， 等到条件成熟了，再成立地质部？总之，我们要尽快地开展工作，进行矿产 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总理又问他关于中国地质构造的特点、地质力学的理论，几年来国外科
学的发展和英、法、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情况等等。他称赞李四光不盲从外 国权威、创建了自己的地质力学，把朴素的辩证法带进了地质学，又委婉地 要求他，今后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观提高到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他说：地质力学对传统地质学是一场革命， 要发展地质力学，必须以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来指导呵！总理的话如春风 化雨，点点洒落在李四光的心田里。
　　时钟已过 8 点，长安街上万家灯火。总理起身告辞。总理的汽车已经远 去了，李四光的内心仍激动不已。李四光的夫人后悔地说：看，我们多不懂 事！时间这么晚了，也没请总理吃饭。李四光这才看了看表。他早忘记了时 间。
　　60 多岁的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全力投入工作，勤奋学习，努力改造世 界观。在回国的 20 多年里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切与他同周恩来总
　　
理的交往以及总理对他在政治、生活、工作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有密切的 关系。1952 年在周总理提议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被任命 为部长，开始了直接在总理领导下的工作。此后，李四光忘我工作，在他的 领导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步步崛起，为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
　　1957 年初，李四光患肾脏病，组织上送他到杭州疗养。3 月的一天，阳 光明媚，春风宜人。吃过早饭，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到院子里散步。突然， 一辆汽车停在山坡下的竹林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下车来，顺着小路登上山 坡，健步向他们走来。啊，是周总理！李四光和许淑彬喜出望外，快步迎了 上去。
　　“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李四光紧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 么好。
　　总理拉着李四光的手，边走边风趣地说：这次我可把他们（指警卫员） 给甩掉了。原来总理这次是陪外宾到杭州参观来的。他忙完公事后，就向交 际处要了一辆车来看望李四光。
　　进屋坐定后，许淑彬想总理这么忙，一定还没有吃饭，她站起身来，轻 轻地向门口走去。
　　“许大姐，你不要走，一块儿谈谈！”总理想起了李四光的身体和病情。 看到他精神很好，两人就亲热地谈了起来。
总理先谈了当时国际上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一些事情。接着告诉李四
光，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内很快要整风了。这次要动员党内外的力量。号 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要李四光考虑一下，有什么意见尽可以提出 来，帮助党搞好整风，总理还问李四光，自己对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些什么 想法？李四光看着总理亲切、热情的目光，听着他诚恳、晓畅的谈话，心中 充满了幸福的激情。久已盘旋在心底的许多话，象破闸而出的激流，立即向 总理倾诉出来。
李四光为人正直，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很早就想要求入党，但又深深感
到自己的条件不够。他惭愧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战的几十年间，在无数先烈 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年代里，自己不曾投身于革命队伍；又觉 得现在无论从阶级觉悟、世界观的改造和对党的事业的贡献来讲，都还没有 达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再加上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不一定能 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因此，对是否提出入党要求，一直犹豫不决，顾 虑重重。
听了李四光的心里话，总理诚恳地对他讲：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
入党后，可以更直接地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总理 又说：入党是自愿的。要李四光好好地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和他所在 单位以及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再谈谈自己的想法。
　　谈着谈着，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等中途悄悄退出的许淑彬来请他俩 吃午饭时，他们才发现已是中午时分了。
　　这时，恰巧总理的秘书也找来了，请总理赶快回去，说有要事需要处理。 李四光夫妇本想让总理吃了饭再走，可是现在不能强留，只好放行了。
　　总理走到了门口，忽然看见李四光 4 岁的外孙女，正在草地上玩，就走 过去把她抱了起来，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小女孩抱着总理的 脖子，天真地看着这位黑头发爷爷，亲热地叫了一声“周公公”。总理高兴 地笑了，先用胡子扎了扎女孩的脸，又亲了亲她；然后转过来和李四光夫妻
　　
笑着说：“你们二位只有一个女儿，你们的女儿也只有一个女儿！” 李四光夫妇看到总理这样喜欢孩子，想起总理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经历，
眼睛禁不住渐渐地湿润了。总理和邓大姐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他们虽没有一个亲生的儿女，但是，全中国的儿童又都是他们的孩子！总理 的言传身教，将永远铭刻在李四光心中，总理那爽朗的笑声慈祥的面容，使 李四光增添了无穷的勇气。他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总理的殷切期望，要 将自己的余生毫无保留地献给党，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 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这次谈话不久，李四光因病住进了医院。医生初步诊断是恶性肿瘤，需 要动手术。刚住进医院，李四光心情有些沉闷。就在此时，总理来到了他的 病房。那天，总理披着一件医院的白大褂，笑呵呵地走进门来。一门进。总 理就掏出手绢，擦着头上的汗，连声说道：好热，好热！又解开外衣，脱下 毛背心交给警卫员，然后坐在李四光的病床旁边。
　　春天仿佛伴随着总理一道来到了这小小的病房里。屋里空气立即活跃了 起来。总理先详细地询问了李四光的身体情况，并安慰他要安心治病。接着 又高兴地和他拉起了家常话，讲了许多有趣的事情。笑声不断从病房传出。 快乐气氛感染了李四光，他的心情也渐渐轻松了许多。当李四光问到总理工 作这样紧张，您的睡眠怎样？总理说，他睡觉全靠安眠药，吃下去就能睡， 有事情或到时候就有人叫他起来。
李四光沉默了片刻，极力抑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诚恳地对总理说：“总
理这样忙，还要来看我，以后，以后请不要，不要花时间来看我??” 总理依旧热情地和李四光交谈着。时间陪伴着笑声过去了。总理起身要
告辞，李四光望着总理，还想要说什么，但又不愿再占用总理宝贵的时间，
总理看到站立在旁边的李林，严肃地对她说：党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父亲的身体。
在手术的前一天，周总理又来到李四光的病房，鼓励李四光要有信心战
胜疾病，病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没有战胜它的勇气。总理还说，他相 信李四光一定能顺利地做完手术，战胜疾病。虽然总理这次只坐了短短的 15 分钟，可却给了李四光很大的勇气和力量，坚定了他与疾病斗争的必胜信心。 后来李四光才知道，总理这次到医院来亲自审阅了手术方案，询问了手术中 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及处理方法，最后才批准了这次手术。对此，李四光是 不会忘记的。
手术之后，总理第三次来到医院，看望李四光，要他安心养病，以便尽
快恢复健康，更好的工作。总理又谈到了入党问题，李四光激动地对总理说： 我的入党申请书已经写好了，请党考验我吧。总理建议李四光考虑是否请董 老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董老和李四光是老相识而且最了解李四光，总理 对自己如此关怀和了解使李四光万分感动。
　　1958 年 12 月 22 日，是李四光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他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他激动地写道：“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不过的事情！ 我活了 70 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入党后，李四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全心投入工作。1959 年他完成了科学名著《地质力学概论》。接着，他又和 其他地质工作者一起，在找矿、开发地热及地下水位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 成果。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接见李四光，党中央、国务院对他在祖国建设中 的卓越贡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1963 年 12 月 20 日，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 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到会 的人大代表李四光听到这些，眼里涌出了激动的热泪。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 荣誉激励他更加忘我地工作。
　　1965 年 2 月 19 日，北京医院在给李四光检查身体时，发现他左下腹有 一搏动性肿块，最后确诊为左骼骨总动脉瘤。根据李四光的身体状况，医院 决定采取保守治疗，同时，他们把李四光的病情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总 理得知后，马上关照李四光不要太劳累了，还指示有关部门要减少李四光的 工作、会议和外事活动，除非特别需要和经过他的同意，李四光才可以参加 任何活动。之后，总理还特意请邓颖超代他几次探望李四光。对此，李四光 深为感动。他对家人说：“党这样地关心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把我的一切 献给党。”他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工作，希望自己在有限的生命里，为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1966 年 3 月 8 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李四光出席了周总理 主持召开的抗震救灾会议。当时，总理考虑到李四光年迈体弱多病，关照他 不必出席每一次会议，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有的可以听其他同志传达。但 是李四光不仅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每一次会议，而且还积极提出自己的见解， 供总理参考。在一次会上总理问：我们能不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预先知道 地震的时间，那么就可以减少损失。总理问过之后，到会的人沉默了好久， 才陆续有人发言。有人含糊其词，说这个问题不好办；有人直接了当地说： 地震预报国外搞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我们更解决不了。最后，总理转过 头来问坐在身边的李四光：李四光同志，你的意见呢？李四光胸有成竹地说： “地震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是有个过程的，因而是可以预报的，不 过还需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最后，他提出要立即进行与地震预测任务相 适应的科学实验工作。听了李四光的发言，总理非常高兴，他说：李四光同 志独排众议，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这很好，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决心，有这 样的志气！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接着，总理提出：“我们要发扬独 创精神，突破科学难题。我们的前人，只给我们留下了地震的记录，我们要 给后人留下地震预报的记录！”开完会后，李四光心潮澎湃，决心尽力完成 总理交给的任务，他开始了人生旅程上的又一次科研攻关。在有关部门的协 助下，很快在刑台地区建立了电台和地应力实验测报点。李四光顾不得自己 体弱多病，坚决要求到灾区看看，在国务院的特殊照顾下，李四光实现了去 灾区实地考察的愿望。他在灾区搜集的许多宝贵材料，为日后研究创造了条
件。
　　1967 年初春的一天晚上，他接到紧急通知要他到国务院小礼堂开会。原 来有人根据近期北京周围地区小震活动频繁，向国务院打了一个报告，预报 第二天早晨 7 点钟，北京将会有七级地震发生，要求国务院通知全市居民都 搬出去住。总理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议气氛很紧张，总理 在听取了各种意见后，又问李四光情况是否这样紧急？李四光从几个应力站 的数据判断无异常现象，就对总理说，问题不大，北京不象有大地震马上要 发生的样子，最好不要发警报，天气那么冷，老人和小孩都出来过夜要冻病 的。周总理信任李四光，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不发临震预报。会议结束后， 为了照顾李四光的身体，总理让他早点回家休息，自己却和大家一起，坚守 工作岗位，直到凌晨 7 点钟后，才放下心来。由于总理采纳了李四光的意见，
　　
使人民群众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保证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1968 年 12 月 5 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地质部参加会议的代 表讲：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入党晚了些，政治上 不是动动摇摇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要学习他。
　　1971 年 4 月 29 日，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虽经大夫们尽力抢救，仍处 于昏迷状态。此时，医院领导认为动手术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就电话请示周 总理，总理马上说：只要有一点希望可以照大夫的意见办，不过要问问家属。 随后，总理又派来两名大夫，协助抢救。终因医治无效，李四光同志与世长 辞了。总理得此噩耗，心情十分沉痛。在当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状况 下，总理仍旧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李四光的遗体告别，这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领袖·良师·知音——总理与儿位艺术家的交往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始终关心我国文艺的发展，对文艺界人士的生活工作 情况更是关怀备至。这里记录了总理对几位艺术家热忱关心、谆谆教导的几 件事。
一、一杯茶水表深情 张权这个名字，对于音乐界的人士也许并不陌生。她是一位抒情花腔女
高音歌唱家，曾在美国纽约州伊斯曼音乐研究院完成了 5 年的进修课程，获 得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同时她还通过了演唱从 16 世纪到近代各种流派的作品 和世界著名歌剧这一严格的考试科目，从而获得了音乐会独唱家和歌剧艺术 家证书。当时许多同学和朋友都劝她留在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但是张权谢 绝了这些好意的规劝，她说：“我衷心感谢美国的老师们和朋友们的帮助。 现在我已完成了我的学业。我愿回到祖国去，为我的同胞歌唱，把我的音乐 知识贡献给祖国的音乐事业。”正是带着这种信念，她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 条件，于是 1951 年 10 月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祖国。
　　祖国刚刚解放，周总理十分重视和关怀每一个从国外归来的爱国知识分 子。当张权回国后第一次演出时，总理就亲自去剧场听她歌唱，并热情地鼓 励她要永远为祖国歌唱、为人民歌唱。正处于艺术鼎峰的张权得到总理的赞 扬，更加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演出中去。
但恰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打击落到了她的身上。
　　1957 年，张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章中对她所在单 位的领导在工作中不按艺术规律办事的作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并且如实地 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结果她因此受到了批评，被戴上了“左派”的帽子。 从此这位著名的歌唱家，被赶下首都舞台，并下放到哈尔滨歌剧院。更令她 难过的是，她的丈夫，一位歌剧院的合唱指挥，也因为“右派”问题而被送 到东北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不久竟病故在那里。她的女儿也因是“右派” 的女儿而受到种种歧视。张权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
正当张权被“右派分子”的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党中央、周总
理向他伸出了抚慰之手。
　　1962 年春天，在哈尔滨的张权意外地接到通知：周总理特邀她到北京参 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重新恢复了她的政治生活。
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个周未舞会上，张权被许多老朋友硬推到
台上唱了一首《绣荷包》。在北京舞台消声匿迹 4 年，今天有机会重返歌坛， 张权心情非常激动。正当她以无限深情唱出自己心声的时候，周总理来了。 张权的歌声一落，总理就鼓着掌走到台上，亲切地握住张权的手，意味深长 他说：“好久没听到你唱歌了！”一句话使张权热泪盈眶：多么好的总理啊， 他总是和人民心连着心！总理又邀请张权跳舞，利用这一机会详细地询问了 她几年来工作和生活情况，非常关心他说：“你调离北京，我不知道。在东 北生活习惯吗？不习惯就还是回来吧！”接着又问起她家人的情况，当听到 张权说她爱人去兴凯湖农场 3 个月后就病故了时，总理不安地停住舞步，然 后急忙转换了话题问道：“孩子们都好吗？她们之中有没有可以学你这一行 的？可送到音乐学院去学习。你要好好培养她们啊！”总理一番体贴入微的 话语，令张权感动不已，她忍不住问总理：“我当了右派，不能当左派吗？” 总理听了张权的问话，不禁笑了起来说道：“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总理的回答给身处困境中的张权以巨大的鼓舞，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 心。
　　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关怀重新激发了张权对祖国、对人民音乐事业的责任 感。她在学习了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以后，联系中国歌剧界的现状，写下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她认为： 新歌剧是一朵花，应该集中力量，重点实验，既要普及，更需提高。她还具 体建议：东北三省应集中力量在气候宜人的哈尔滨市成立一个歌剧院。张权 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总理的重视。在一次周末舞会上，总理一见到张权，就 高兴地对她说：“你的意见我看到了，很好。你很大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 就要大胆关心。”几个月之后，周总理又一次接见了张权。一见面，总理就 关切地间道：“歌剧院怎么样了？”接着就对陪同的负责同志说：“张权什 么都不想，就想搞点歌剧。大家努把力嘛！”在总理的过问下，张权所在的 哈尔滨歌舞团正式改制为歌剧院，张权也终于在这里一展歌喉，主演了民族 歌剧《兰花花》。
　　由于总理的关怀，1962 年 11 月，张权再次回到北京，举行了十场独唱 音乐会，并获得了圆满成功。
　　在一次演出中，总理亲临观看。他身旁坐着罗瑞卿和王震将军。两位将 军谈起张权的情况，很佩服张权的爱国思想，并对她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 总理都听在耳中，记在心上，事后他亲自指示当时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和文化 部副部长夏衍宴请张权，表达了党和政府对一个艺术家的尊重和关怀。
1962 年 12 月 29 日晚，文化部专门组织张权、王昆、刘淑芳、梁美珍、
王玉珍等 11 位女高音歌唱家在政协礼堂演出。正当张权演唱第二支歌时，总 理赶来了。歌声一落，总理立即端起一杯茶水，亲自送到台前，递给台上的 张权。接过茶水，张权感到自己手中沉甸甸的份量：这哪里是一杯普通的茶 水，它分明盛着党和人民对她的信任和敬意啊！总理的心意，张权深深领会 了。她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尽管她被禁止 演唱，但张权仍暗自努力，当她受尽侮辱和折磨时，一想到总理的信任和鼓 励，她就又产生了斗争的勇气，正是靠着这种坚强的精神支柱，张权经受住 了严峻的考验，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经过组织上认真复查、文化部 批准，撤销了划张权为右派的错误决定，恢复了她原来的文艺级别。同时， 为她的爱人平反昭雪。
张权终于回北京来了，但一直希望张权回京的周总理却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每当站在总理的遗像前，张权就仿佛听到了总理亲切的话语，就仿佛看 到总理端茶给她时的慈祥面容??
二、谆谆教诲，亲切关怀
　　严凤英是著名黄梅戏演员。她第一次见到总理是 1958 年 1 月。当时，严 凤英正在庐江下工矿农村，为工人农民演出，周总理也恰好来到合肥。有一 天晚上，严凤英所在剧团领导接到电话，要他们为总理演出。一听是为周总 理演出，严凤英不免有点紧张，一路上心里惴惴不安。
　　演出开始了。严凤英一上台看到总理慈祥的面容、和蔼的微笑，顿时有 了勇气和信心，很快入了戏，把《打金枝》里的升平公主演得成功。
　　戏演完了，总理上台接见全体职员，并合影留念，大家都把中间的位置 让给总理，可总理却把年岁最高的老艺人丁永泉让在正当中的位置上，又左 右看了看，亲切地喊道：“那个骄傲的公主呢？”他们把躲在后面的严凤英
　　
引到总理面前，总理让她坐在自己身边，拉着她的手，象长辈关怀自己的子 女一样，问长问短。严凤英这个从不低头认错的犟姑娘此时却禁不住“啪嗒 啪嗒”掉下泪来。接着总理又详细询问了她的年龄、家庭情况，并亲切他说： “你还年轻，要好好学习。”那晚，严凤英激动得通宵未睡。
　　1959 年春天，剧团到上海为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演出。总理观看了严凤英 的《女附马》。见到严凤英，总理亲切他说：“我们又见面了，是老熟人了！” 严凤英听了心里暖乎乎的，临分别时，总理又说：“我们到北京再见吧！” 严凤英听到“北京再见”这句话一下子愣住了。曾希圣同志看她那个样
子，笑着对她说：“傻瓜，总理是叫你到北京参加政协会去！” 从此以后，她多次到北京参加会议。亲聆总理的谆谆教诲，这使她的视
野更开阔、精神世界更充实、创作源泉也更丰富了。
　　1962 年，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陈铁军和周文雍的事迹并说他很受感 动，很想写成一个剧本，严凤英听了立刻找人写戏，她要来演，以了却总理 的心愿。
　　1963 年春天，严凤英又见到了总理。总理间她：“黄梅戏好不好演现代 戏？”严凤英干脆他说：“行！黄梅戏的特点就是生活气息浓，善于贴近农 民生活。”总理又问她：“演现代戏，看戏的人少了，怎么办？”严凤英毫 不犹豫他说：“只要有一个人看现代戏，我也演！”总理高兴得大笑起来。 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下，严凤英不仅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艺
术生命得以旺盛成长，而且思想上也不断地得到提高。
　　1963 年 4 月的一天，总理把严凤英、袁雪芬、张瑞芳等几位同志请到家 里做客，想和大家谈谈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因为同来的客人中严凤英最小， 所以她就去帮邓大姐做饭。
邓颖超同志边做饭边和严凤英谈心。邓大姐说：“今天很对不起大家，
菜准备得不多”，又悄悄对严凤英说：“总理这个月的工资用完了”，说完 又特意关照：“可不要对别人讲呵，讲出去影响不好！”凤英深为总理这种 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感动。此时，她感到在总理的身边，自己的灵魂也不断得 到净化。
总理不仅关心严凤英的艺术事业，在工作上给她引导和帮助，同时也非
常关心她的生活，特意叮嘱严凤英有事给他写信。考虑到自己工作忙，来往 信件多，不能及时看到严凤英的来信，特意给她写了秘书的姓名，叫严凤英 把信寄给他的秘书。
总理关心黄梅戏，关心严凤英。在严凤英去世后，总理在最艰难的环境
里还多次问询严凤英的死，邓颖超同志也关心地问起严凤英，并且说她是个 好同志，她的艺术事业要好好地继承和发展。
三、永恒的怀念 红线女是一位粤剧女演员，原名邝健廉，广东开平人。广州沦陷期间随
马师曾剧团在广西各地演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香港学习京剧 3 年。40 年 代未又涉足影坛，至 50 年代，共拍摄过 70 多部影片。
　　1955 年国庆前夕，红线女随香港回国观光团到北京观礼。在国宴上，周 总理看见了她马上问道：“你是从香港来的？”红线女回答说：“是，我叫 红线女。”周总理说：“啊，知道了，欢迎你们回来看看，”又举起酒杯对 她说：“欢迎你到各地去看看，多看看。”根据总理的建议，红线女随团一 起参观了新中国许多地方，亲眼看到新旧社会的不同。
　　
　　这次观光使红线女的思想得到很大的启发，她决定抛弃香港所得，回内 地来工作。1956 年，红线女到北京演出《搜书院》一剧。在演出的第二天晚 上，总理自己掏钱买票来看他们的演出。虽然剧场不大、空气不好又异常寒 冷，可总理却坚持看完并在戏终场后走过黑暗的楼梯通道来看望剧组的演 员，他对红线女说：“你是拍电影的吧？”红线女说：“是”，总理听了微 微一笑说：“看得出来，你唱得不错。你的表演，内心活动很细致，这是电 影演员表演的长处，你使用了，很好。可是你现在是戏曲演员，是在表演舞 台艺术。舞台和镜头前的表演艺术，要求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舞台表演艺术 较夸张，你要注意用戏曲的表演手段，在舞台上把内心活动表现出来。”红 线女听了不禁暗暗佩服总理的广博的学识与敏锐的观察力。
　　1957 年，红线女随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参加第 16 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周总理在细致地审查了节目内容之后，还亲自和程砚秋先生研究红线女的独 唱演出穿什么服装更为合适。总理强调民族特色的重要性。这以后，总理也 多次关心粤剧的演出，而且只要有时间就和演员们见面谈心，给他们以关心 和鼓励。
　　1961 年，红线女同粤剧团在广西南宁参加一个演出晚会。在晚会上她演 出了《刘胡兰》大庙斥敌一节戏，周总理也坐在观众中。演出结束之后，总 理笑着对红线女说：“总的感觉，戏还是不错的，你演刘胡兰的气质还可以， 不过你太纤弱了，生活气息也不够，应该到北方去接触接触生活。反映现代 题材的戏，是要下工夫搞好的。”
本着总理的这一精神，1963 年至 1964 年间红线女到农村生活了两年，
这使她获益非浅，为她后来排演现代戏《珠江风雷》打下了基础，继《珠江 风雷》之后，红线女又演出了现代戏《山乡风云》。这个戏总理在广州就看
了 3 次。1966 年 1 月，此剧又赴北京上演，周总理又看了首场演出和最后一
场演出。 多次的接触和交谈，使红线女对总理十分爱戴和敬重，心里有什么话总
愿和总理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线女对“文革”很不理解，在一次
和总理谈话中，她谈到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和感受，总理说：“有些事情，我 们是有责任的。”谈到粤剧发展方向问题时，总理又说：“粤剧是要改革的， 什么工作也要改革，改得不好，再来改。不改，就没有新的生命力了。你们 粤剧要使用地方特有的语音，又使地方语言文字化，这是有助于全国文字统 一的。作为戏曲工作者来说，这个责任，应该说是不轻的。当然，这个工作 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可以完成。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紧。贵在坚持。”
　　总理不仅从工作上关心艺术家，同时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在这方面，红 线女更是有切身的体会。
　　1960 年的一天，总理来到红线女的家里做客。一进门，总理就向红线女 的母亲问寒间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红线女的母亲为了招待总理，特意 烹做了梅于菜烤猪肉。总理品尝之后连连说好，称赞红线女的母亲手艺象梅 县的家乡菜一样好。老人听了心里非常高兴，脸上笑得象一朵花儿。这使红 线女感到总理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因为连年不断地紧张工作学习，红线女长期严重失眠、身体虚弱，极易 休克和晕倒。总理通过邓大姐关心她的健康，让她开完全国政协会后留在北 京治病，休养身体。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线女的身心受到了严 重摧残。1966 年，她虽然在名义上是“解放”了，但实际的工作却是拉大幕、
　　
烫戏服、扫大院、卖饭票，当起了勤杂工。她多次要求演戏，但都遭到了拒 绝。在这种时候，又是总理帮助了她。1971 年秋，由周总理是亲自点名、红 线女才得以参加一个文艺晚会的演出。当总理和外宾上舞台来向演员祝贺 时，红线女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眼泪就扑籁籁地掉了下 来。总理握着红线女的手说道：“好好学习，要经受得起考验。”正是有了 总理的关怀和鼓励，红线女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所以她对总理的感情也十 分深厚，对总理的健康也十分关注。1973 年间，红线女有机会又一次见到总 理，她看总理的脸色不大好，人也非常消瘦，就很自然地谈到了总理的健康。 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听了相视一笑说：“没有什么问题，中央让我休息一段时 间，现在不就好了吗？”邓颖超又笑着说：“你们关心恩来同志，就象他关 心你们一样。现在好了，你可以唱一段给总理听了。”红线女欣然从命。总 理听她唱完之后问道：“主席曾经写过座右铭给你吗？”红线女回答说：“是 的。”然后又请求总理也给她写几个字作为纪念。总理说：“假如我不死的 话，一定会给你写的。”红线女听了不禁呆怔了很久，长时间地感到不安。
　　1974 年，总理住进了医院，红线女只有通过给邓颖超同志写信向总理问 候。一次她在信中提到工作中困难很多，但她正逐渐认识到“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这句话的含义。邓大姐说，总理知道健廉也懂得“道路是曲 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话，很高兴，希望健康能坚持到底，同时，红线 女也知道总理在医院还看了粤剧青年们到北京演出的录相。总理在病中还坚 持工作，他对革命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使红线女很受鼓舞。
1974 年国庆节前夕，红线女收到周总理署名的国宴请柬，真是激动不
已，当总理缓步来到宴会厅时，骤雨惊雷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宴会快要结束 时，红线女大步走到总理身边和总理紧紧握手说：“总理呵，我们可真想您 呵！”总理立刻接着说：“我真想见见你们。”红线女举起手中的酒杯，深 情地祝总理身体健康，但是她请总理千万不要喝酒，总理说：“谢谢你，这 杯是开水，不怕的。”离开总理，红线女还在默默为总理祈祷，她衷心地希 望总理能够健康长寿。
1975 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作为主席团的一名成员，红线女有幸又一次
见到总理。她跑上前去急忙问总理身体可好，总理泰然自若地回答说：“还 好，谢谢。”大会闭幕那天，邓颖超同志又把她带到总理跟前，她请总理千 万珍重，总理向她点了点头。红线女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 总理！
1976 年 1 月 8 日早晨，当红线女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
息，她竟哭倒在收音机前。在那段时间里，每天晚上，她们全家人都围坐在 总理曾经坐过的地方，互相回忆总理对他们的教导和亲切关怀。红线女还一 再请求省委让她进京去瞻仰周总理的遗容，但却未能如愿。
　　“四人帮”垮台后，又有人想借机整红线女，当时她真想一死了之。但 后来她终于认识到：党的优良传统是实事求是，人死了，事情搞不情，就不 能做到实事求是，这样她怎么好意思去见总理？！想到总理曾给予她的关怀 和鼓励，她更积极地生活和工作，最后她的问题也终于得到澄清。
　　追忆总理，红线女说：“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心中。”她决心在晚 年更努力地工作，以感谢总理的关怀，她说：也只有这样，才是对总理永恒 的怀念。
　　
周总理与宗教事业及宗教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