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风雨四十年》序


杨尚昆


　　童小鹏同志要我为他所写的、以回忆周恩来同志为主要内容的《风雨四 十年》写个序，说几句话。
　　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领导人之 一。他生前从不愿意称赞自己的功绩，而且在病中留下遗嘱，死后要把骨灰 撒向祖国大地，不愿后人为他树碑。可是，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为人类进步 事业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高 尚品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早已为人民所崇敬，作为 学习的楷模。因而，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文章和文学作品，一问世就受到广 大读者的欢迎，并广为流传；故此，用各种体裁、从各个角度介绍周恩来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供正在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努力的人们学习，是党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 的光荣任务。童小鹏正在做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童小鹏是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后几 天，他就随周恩来到西安工作，以后又一直在南京、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 事处和党的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6 年又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 南京，直到 1947 年 3 月 7 日随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人员撤回延安。解放战争时 期，周恩来一方面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方面又负责领导国民 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的工作，为此，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城 市工作部，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李维汉率领城工部机关随叶 剑英和我领导的中央后委机关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工作。童小鹏任城工部 秘书处长，负责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秘密电讯工作。1948 年 9 月，中央 城工部改为中央统战部后，童小鹏任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 年调任国务院 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直到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调中共中 央办公厅工作。“文革”浩劫，童小鹏也未幸免，被打成“走资派”，又以 “特嫌”为由隔离审查，下放劳动，直到 1973 年才回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 这时，周恩来虽患不治之症，仍关心并指导统战工作，直到弥留之际。
童小鹏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近四十年，许多老同志都希望他尽旱把他所
知道的周恩来写出来。他早在 1984 年就制定了《风雨四十年》的写作计划， 陈云同志还为他题了书名；他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极表赞成，并同意作序。 可是因为他几年来一直忙于负责过去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江 局”、“南方局”、“南京局”的党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同时出版了他 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无暇动笔。现在上述工作都已结束，他决心“叶落 归根”定居到福建去完成这一任务，这是一个好主意。除了文字的叙述外， 他还准备按内容插载当时当地他亲自拍摄的珍贵照片，堪称文图并茂。我想 这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够深受读者的欢迎，并从中汲取精神食粮，以实际行 动来完成革命先辈未竟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祝愿《风雨四十年》的早日问世和取得成功！
1991 年 11 月

风雨四十年

初识“胡公”在中央苏区


他像强力磁铁般吸引人


　　1932 年春，我在红四军政治部工作。听说周恩来于 1931 年底已经离开 上海党中央，化装经过广东、福建秘密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来担任苏 区中央局书记。
　　为便于化装成富豪迷惑敌人周恩来在进苏区前就蓄了长胡子，到瑞金后 一直留着，所以有人叫他“胡子”，但大都尊称他为“胡公”。这个代名一 直沿用了几十年。直到建国后一些老同志私下谈到周恩来时，仍称“胡公”， 尽管他的胡子在西安事变后就剃掉了。当时，红军中大多是十几岁的“红小 鬼”，把长胡子的都看成是老年人，我认为周恩来一定也是老年人了。
　　1932 年 8 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那时我在红一方面 军一军团政治部工作，一直在前线，没有机会看到总部首长。同年 10 月，中 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调回瑞金主持苏维埃中央政府工 作（后来才知道，是受“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批判，排挤他对红军的领 导），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就叫周恩来为“总政委”， 但私下里仍常常称他“胡公”。
1933 年 2 月底，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乐安、南丰之间，
打了大胜仗。先在黄陂附近，一举消灭了向中央苏区进攻的蒋介石嫡系五十 九师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师长李明因伤被俘，五十二师师长陈时骥被活捉；
3 月下旬，又在草台岗消灭敌十一师大部，从而胜利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四
次“围剿”。当时毛泽东虽然被临时中央调离前线，但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 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改变中央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南丰城的指示，仍运用毛泽 东集中红军主力，运用大兵团伏击运动中的敌人的作战方针，因而取得这次 伟大胜利。这使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们认识到周恩来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个 军事家，他在红军中的威望更高了。
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失败后，接着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我红军主力利用蒋介石准备新的“围剿”的间隙，在永丰，广昌之间以藤田 为中心的地区，休整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总结作战经验，进行政治教育；一 方面扩大红军，进行部队整编。为此，总政治部于 1933 年 5 月 24 日召集红 一方面军全军干部大会，进行动员，朱德、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我当时已 调到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工作，也参加了这个会。我曾多次见过朱德，他还是 和过去一样，朴实得像个“伙伕班长”。在这次会上，我和许多同志都是第 一次看见周恩来总政委。他和大家一样，头戴五星军帽，身穿褪色灰军衣， 腰围皮带，腿打绑带，脚穿布草鞋。对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人们早已熟悉，所 以，他的到来格外引人注目。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主席台。他眉毛粗 黑，目光炯炯，两腮和上唇、下巴都长着粗黑的胡须，英俊而又严肃，腰杆 挺得笔直，一派军人的气概。从脸上的胡须看，像是 50 岁的人，可是奕奕的 神采又像是二三十岁的英俊青年。周恩来亲切注视着大家。就像一块强磁力 的吸铁石，立刻把在场干部的目光都吸引到他身上来。台下都在惊奇地窃窃 私议，这就是有名的总政委周恩来——胡公吗？
朱德宣布开会了。他知道许多干部都没有见过周恩来，就向大家介绍说：

多年来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大革命时期，当过黄埔军校政治 部主任，是南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现在他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我 们请他作报告。台下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以洪亮高亢的声音作了长篇报告，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 从红军当前的任务，讲到部队整编的目的。一千多人的会场，鸦雀无声，人 们都被他富有鼓动性的言词和从容不迫的风度所吸引。每讲到精采之处，会 场上则是掌声如雷。报告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这个报告，对于提高干部 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对于部队整编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大报告，印象极深。当天，我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早饭后，排演要到总政治部比赛的话剧。十一时出发到总政参加干部会， 周恩来总政委作了四个钟头的报告，内容是：红军整编的意义与今后工作及 扩大红军的伟大成绩。报告极为周密详细。”这天，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 印象。
　　6 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进行整编。一军团取消了三军、四军的 番号，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三军团则编为第四、第五、第六三个 师。每个师辖二个团或三个团。整编后，调整和充实了领导干部，补充了兵 员，加强了战斗力。
6 月 30 日，中革军委决定以举行南昌暴动的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
立纪念日，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批准了这个决定。 整编后，三军团执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指示，组成东方军深入福
建作战。一军团和五军团仍留江西苏区准备对敌作战。为了庆祝“八一”红
军建军节，并检阅部队整编后的素质，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决定，一方面军
7 月 31 日在总部驻地东沙陂举行运动大会，以团为单位进行军事、政治、文 化等各项竞赛，军团和师直属队也参加政治、文化和演剧比赛。8 月 1 日， 举行阅兵、授旗、授勋等典礼。8 月 3 日，运动会结束，给优胜单位发奖旗。 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自始至终参加和主持大会，并做了总结。几天来， 大家同周恩来熟了，逐渐解开了一个谜，听领导同志说，周恩来才 35 岁，难 怪他那样神采奕奕呵！许多同志都觉得这样的年纪，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干 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业，现在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委，真是了不起的 人才！
由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剥夺了毛泽东在
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接着又推行军事保守主义。致 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仓促退出中央苏区实行 长征。
　　1935 年 1 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左” 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听传 达说，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站在毛泽东一边。会上，改组了 中央的领导，剥夺了博古和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以后又成立由毛泽东、 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面的军事行动。朱德仍以红军 总司令的身份参加作战指挥。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 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团结一致，冲破了蒋介石大军的阻击、包围，战 胜了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打破了张国焘阻止中央红军北上的阴谋。1935 年
10 月，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听两天报告，胜读十年书


　　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中央负责同志。听说在过草 地时，周恩来患了重病，发高烧，肝脏化脓，大家都为他的健康而担心。他 躺在担架上还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
　　1935 年 10 月，中央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后，听说周恩来的病好了， 大家都很高兴。11 月，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官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 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此，大家就叫周恩来为周副主席，不叫总政委 了。接着，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十五军团会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1 月
20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起指挥了直罗镇战斗，歼灭了向苏区进攻 的东北军一○九师及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 剿”。1936 年 2 月，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司令 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的率领下，由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经过七十五 天的行军作战和宣传工作，于 5 月初胜利回师陕北。在此时期，周恩来和博 古、邓发三人留在瓦窑堡组织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支援前线，巩 固后方和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央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批高中级干部 到瓦窑堡成立红军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统一战线政策和战略战术。毛 泽东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并亲自授课。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务长。陈光、 罗荣桓、谭政等高级干部，一面在学校工作，一面参加学习。我也奉调去学 习，当然是喜出望外。1936 年 5 月 18 日，我离开度过六年战斗生活和培养 我成长的红一军团，于 5 月 20 日到了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红大学生按职务和 有关条件分编成一、二、三科。我和另外两个同志职务不够团级，却被破格 分配到师团级以上干部的第一科。从此，我就有更多机会看到中央领导同志， 并听他们作报告和讲课了。
5 月 21 日，中央党校邀请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
一战线。红大的学生都去旁听并做了记录。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日本各派 侵略中国的策略：海军派、轻工业者主张经济侵略；陆军派主张用武力占领， 以争先机。现在采取的是两者之间的调和政策，共同点就是收买汉奸卖国贼 进行分裂政策，以达到武装占领及进攻苏联的目的。并清楚地分析了中国革 命力量的变动，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等等”（摘自当天日记）。 他根据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特别说明了在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指出，只有团结一切爱国的力量参加抗日斗争，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 国去。他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以 1934 年在中 央苏区时拒绝同十九路军合作反蒋抗日，以致十九路军遭到失败，我们反第 五次“围剿”也遭到失败的教训，说明“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性。他解释 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我党提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 日联军的意义等等。从这次报告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帮助我们提 高了对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在分组讨论时，大家更感到过去在 战争中学习得太少了，这次调到红大来学习是极宝贵的机会，应该努力学习， 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准备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做出更大的贡献。
　　26 日，学校印发了 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 的报告《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
　　
的任务》，要同学们先自己阅读，然后进行小组讨论，最后由中央负责同志 作报告。由于大家过去在红军中没有看过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也没有看书 的习惯，所以特别吃力，坐久了就打瞌睡。对于国际问题似懂非懂，但看到 有关中国的内容就很感兴趣，精神也来了。如报告中提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要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世界无产阶级要支持中国红 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要联合一切爱 国力量，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都认为共 产国际的指示是正确的，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是合乎国际指示精神的。 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7 日，大家特别兴奋，周恩来副主席到红大俱乐部作国际形势报告了。 他根据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和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际 工人阶级的任务，以及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他特别强调 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中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号召同志们要努力 学习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文件，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研究党的方针政 策，准备在抗日运动高潮到来时，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小组讨论时，大家都认为周副主席讲得透彻，解决了许多思想上的疑难问 题，都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6 月 1 日，红军大学正式开学，为准备开学典礼和游艺晚会，全校放假
一天。为防备敌机轰炸，开学典礼大会于下午五时在南门外举行。毛泽东、 张闻天、周恩来都亲自到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主要讲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学校 的任务。当他最后讲到，“黄埔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学生要领 导第二次大革命”时，全体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张闻天主要是讲学习马列 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只有掌握马列主义的真理，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 利。周恩来主要强调要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爱国 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大学要继承和发扬黄埔军校的革 命精神，发动广大群众，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把汉奸卖国贼打倒，建 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他的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当天的晚会开得很热闹。有李克农导演的活报剧和双簧；有陕北歌舞团
的唱歌跳舞；我还参加了红大演出的话剧。每个节目都得到热烈的掌声。大 家对跳舞特别感兴趣，看完后还要“再来一个”。节目演完后，李克农、罗 瑞卿等领导同志陪着一位大姐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她亲切地和大家握手，称 赞大家演得好。李克农向大家介绍，这位大姐就是中央局的秘书长、周副主 席的爱人邓颖超同志。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当罗瑞卿特别把我介绍给邓大姐， 说我是一军团的老演员，曾扮演过宋美龄时，邓大姐有点惊奇，又来同我握 手，顿时我脸红了，不知怎么回答是好。她那慈祥的面孔，热情的笑容，平 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陕北歌舞团有几个少女）以深 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小超”（周恩来及一些老同志对邓颖超的称呼）的 名字我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听说过，这次晚会上是第一次同她见面，几天之内 连续听两次周副主席的报告，又在一起开晚会，还同他的夫人交谈、握手， 对他们的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
　　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从南向北分三路进攻瓦窑堡，驻东线绥德、清涧的中 央军也配合进攻。当时我党和东北军已有联系，中央决定撤出瓦窑堡，主动 让给东北军，以便张学良向蒋介石交代。中央指定周恩来负责指挥部队抗击 东线中央军和组织中央机关有秩序地向保安撤退。为争取准备时间，6 月 14
　　
日，周恩来电告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 否则“造成两方敌对，对目前形势实有大害”。王以哲立即将部队南撤。19 日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 由东北军占领。
　　当周恩来正在组织中央机关撤退时，驻在北线横山的陕北地方势力高双 城，派一个营于 6 月 21 日突然袭击瓦窑堡我中央机关。周恩来立即指挥红军 大学和中央警卫部队还击，掩护中央机关西撤保安。因时间仓促，除人员全 部安全撤退外，遗弃了一部分从山西运来的布匹。周恩来又指挥红二十九军， 红三十军包围瓦窑堡，同时要李克农与王以哲商量用“打假仗”的办法将东 北军引进瓦窑堡。李克农同王以哲商量好后，就带了中央联络局的干部卢伟 良、王立人和保卫局的几个侦察员，一个保卫排，煞有介事地布置在瓦窑堡 南边的山岗上，双方都朝天放枪，我们且战且退，东北军且战且进，一直进 到瓦窑堡城内。因为他们是奉“蒋总司令和张副司令命令”进驻的，所以高 双城部队只得撤出去。红军部队也就撤到自己的防地。瓦窑堡就成了红军和 东北军和平共处、互相往来的地方，这是 4 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去肤施（即延 安）秘密会谈后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随后，中共中央迁 到保安（今志丹县）。
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小县城。因长期遭受战祸和天灾，城墙已残破不堪，
没有一条成型街道，只有一些零落的小店铺，山边有许多石窑，居民多半住 在这里面，根本不像个县城，大家进了城还打听“保安还有多远”。常常有 人这样形容县城之小，“小小ΧΧ县，三家豆腐店，城圣打板子，城外听得 见”。而保安连一家豆腐店也没有。可是这里是陕北人民领袖刘志丹的故乡， 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后方，它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 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成为临时的红色首都。就在这个小小县城里， 毛泽东和他的得力助手周恩来以及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 道，指挥着红一、二、四方面军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堵截，在甘肃会宁胜利 会师；指挥红十五军团和陕北地方部队保卫党中央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 就在这里领导华北、上海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活动；就在这里派出 得力干部到全国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同国民党中央的代表谈 判；就在这里接待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大夫马海德，并通过斯诺把 “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传播到全中国和全世界。
在陕北这座小小的县城里，住着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夫人贺子珍
就住在两间石窑洞里，里间是宿舍，外间是办公室。外面有一个院子，周恩 来在靠西边院墙的一间小平房里居住和办公，房内只有一个小土炕和一张小 办公桌，两个木凳子。邓颖超白天在中央局办公，吃饭和睡觉才到这里来。 叶剑英参谋长的“官邸”，是利用小门楼改建的。住在附近的还有军委副参 谋长张云逸（因蓄有八字胡，大家叫他“小胡子”，以别于“大胡子”周恩 来），作战科长伍修权等。张闻天、博古和中央的其他工作人员，住在东边 的石窑洞里。
　　军委机要科长也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尤，和机要科的十来个“红小 鬼”，住在西边一个比较大的石窑洞里。我当时名义是毛泽东的秘书，实际 上是帮助叶子龙校对电稿、抄录电文，同志们开玩笑说我“是毛主席秘书的 秘书”。我和叶子龙、李志忠（现名李质忠）三人在石窑洞里的一个小土炕 上，白天在小炕桌上办公，晚上拿走炕桌就睡觉，简单方便，可是盘腿坐在
　　
炕上很不习惯，盘坐不久就要下来伸伸懒腰。同志们开玩笑说，“大丈夫能 屈能伸”。在这里同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很多，散步、上厕所都能碰 到，特别是去小便池还要经过周恩来的门口。
　　李志忠 1931 年就是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译电员，他同任弼时的爱人陈琮 英，担任苏区中央局和上海临时中央无线电通信的密码翻译工作。1932 年邓 颖超从上海到了瑞金，担任中央局秘书长，领导机要工作。听李志忠说，党 中央的第一部秘密电台，是周恩来 1930 年在上海中央时亲自建立的，当时只 通香港，因为中央苏区还没有电台。1931 年红军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电台 后，就正式同上海中央通报了。我党第一本高级密码，是周恩来创制的，并 用他的代名“伍豪”来命名叫“豪密”，是 1931 年任弼时带到苏区中央局的。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性格比较懦弱，一见中央领导同志就很腼腆和 羞怯，不敢讲话，有时替叶子龙送电报，一送到就赶快离开。开始见到邓颖 超大姐也是要脸红的。因为她平易近人，特别关心我们这些“小弟弟”，又 常在晚会上一起参加演出，接触多了，也就习惯了。她是女同志中比较活跃 的，在晚会上常常被点名唱歌，她喜欢唱“毕业歌”、“摇篮曲”等。她还 和王立人副官演过李克农编导的独幕话剧《姐弟》，剧中深刻地揭露了日本 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同时又侮辱日本妇女的罪行，深受同志们的欢迎。当时我 身体很弱，经常患病，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住进医院，她还派人送来慰问信 和慰劳食品。那时大家都很穷，保安又买不到东西，得到一点大米、馒头就
很高兴了。
　　1936 年 9 月 30 日是中秋节，那天晚上，我正同叶子龙一起校对电报时， 邓大姐忽然亲自送来两个月饼，说是炊事员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做的，我们 在加夜班，特分给我们一人一个。她开玩笑说，一个给弟弟（指叶子龙）， 一个给妹妹（指我）。真搞得我们“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除感谢外，面 红得说不出话来。她所以叫我“妹妹”，就是因为她看到我在话剧中扮演过 女角。当时红军中很少女同志，演剧时他们常推我演女角，勉强“把黄牛当 马骑”。大姐叫我“妹妹”，当然是开玩笑，但也表现出革命同志之间亲密 无间的情谊。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争取少帅和东北军

1935 年 12 月 8 日，周恩来率军委机关部分人员到达陕北安定县瓦窑堡。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 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确定建立最广泛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与组织全国革命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党在当 前最主要的任务。
　　第二年夏天，中央迁到保安。在周恩来主持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迅速开展起来。周恩来的工作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方面。张学良领 导的东北军，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奉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 撤退到关内的。1935 年 9 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 总司令职务，指挥东北军、西北军“围剿”陕北红军。由于士气不振，东北 军在与红军交战中连连失败。这使张学良大为震惊，不能不重新考虑“剿共”、 “抗日”等问题。东北军遭受损失后，蒋介石不给补充，使张学良更为恼火。
12 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 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这一情况受到中共中央的 重视。
党中央分析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情况后，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学
良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为此，通过多种渠道，从上层到下层 逐步打开统战工作局面。
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是我党对东北军
工作取得成效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高福源被俘后，即参加瓦窑堡的“白军军 官训练班”，因表现好，被选为学习班班长。他认真阅读中国共产党的《八 一宣言》和其他抗日救国的书报，在学习班里同大家认真讨论抗日救国道理， 很快就认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赞同共产党“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 年 1 月 1 日周恩来邀请训练班的学员参加阅兵式， 并在阅兵式前作了“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的报告，进一步启发了高福 源的爱国主义觉悟，他决心要以实际行动来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号 召。高福源向训练班的首长建议说，张学良、王以哲都有抗日救国的思想和 要求，东北军广大官兵更有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如果他们能了解共产党和红 军的政策，是可以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他自告奋勇回东北军直接向七十六军 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报告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敦劝他们和红军合作抗日。 当时军官训练班是红军保卫部主办的，保卫部长兼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听 到高福源的要求后，立即报告直接领导白区工作部和中央联络部工作的周恩 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定李克农同高福源谈话。李克农在谈话中对高福 源说，希望王以哲军长和张学良将军认真考虑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的建议，红军愿意和东北军停止对抗，共商抗日大计如果他们愿意，中 共可派代表前去谈判。这次谈话后就给高福源发了路费，并派专人护送他回 东北军了。1936 年 1 月初，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 福源的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学良。这时张学良刚从上 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共产党。他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了高福源。 高福源向张学良详细报告了他在苏区的见闻，并说共产党是诚心诚意主张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如果张副司令愿意，中共可派正式代表前来谈判。张 学良听了很高兴，当即要高福源带了一封信回到苏区，请共产党派代表到洛 川面谈。1 月 16 日，高福源到了瓦窑堡。得到高福源的报告后，中共中央认 为张学良确实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遂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到洛川同张学 良、王以哲会谈。1936 年 1 月 19 日，李克农在高福源引导下，到洛川同张 学良、王以哲会谈。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2 月初，中央再 次派李克农到洛川谈判。这次除谈判政治、军事问题外，还要谈通商、贸易 问题，又派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参加会谈，译电员戴 镜元同行。2 月 10 日，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 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嘱咐他先要多听张学良、王以哲的 意见，然后再根据情况对不同意见加以耐心解释，对重大的问题要及时向中 央报告请示，要他们做好谈不成的思想准备，但要力争谈成。
　　2 月 20 日，周恩来在瓦窑堡接到中央及军委从东征前线发给李克农的训 令，指出张学良同意抗日，愿意和我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 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因此，我们的策略是： 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坚持抗日同讨代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红军集中河北，不 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原则问题不让步，交涉不破裂。周恩来立即向李 克农、钱之光等传达中央、军委的训令，叮嘱他们根据训令精神去谈判。周 恩来除在政治、思想上作了详细指示外，还对戴镜元所带的密码的隐藏办法 和电台联络的呼叫波长等，进行了检查，走的路线和沿途要注意化装和安全 等问题，都详细作了交代。他对钱之光说：“如谈判成功，你即从洛川直接 到西安去采购一批苏区急需的物资运回瓦窑堡。”2 月 21 日，李克农一行在 高福源的陪同下，由瓦窑堡出发，于 25 日到达洛川。
张学良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
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他同来谈。王以哲是东北军较早接受中 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将领，所以谈判比较顺利。通商是当时 双方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合作抗日的一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后，就着重 谈通商问题。因为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个战役遭到重大损失后， 就固守在肤施（即延安）、甘泉、鄜县、洛川等城内。周围的农村或者是苏 区，或者是我军的游击区，粮食、柴草都很缺乏，公路交通也常被红军和游 击队破坏，而甘泉城内的两个营驻军，被我包围了半年之久，给养更困难， 空投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们急需和苏区通商，保持公路畅通，以解除对 他们的封锁。苏区和红军粮食基本解决，但医疗器械和药品、无线电材料、 服装布匹等，因被封锁无法买进，也急需解决。双方互有需求，所以就很快 取得一致意见。经过两天谈判后，于 28 日达成了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 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 在肤施、甘泉、鄜县之间公路交通及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 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出城向苏区购买，红军和地方政府可动员群众运粮、柴 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 采购人员安全之责；五、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的部队换防。
这次谈判是个良好的开端，为同张学良会谈作了准备工作。
　　3 月 2 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 会谈。他身着便装，像个商人，一见面就风趣地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
　　
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也幽默地回答：“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立即引起一片笑声。虽是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久别重逢似的，气氛十分融 洽。因为双方早就心照不宣地期待这次见面的机会。会谈一开始，张学良即 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的报告，完全赞同双方的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 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李克农根据我党瓦窑 堡会议精神，着重指出，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和热河以后，又向华 北进犯，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才能打败日本侵略军，收复失地。为了民族利益，国民党首先要改 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同意共产党 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他提出了几个问 题：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国家的主要力 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有抗日的可能，抗日必须联蒋。二、抗日如何能 取得胜利？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 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李克农一一作了回答，但在联合蒋介石和进军路线 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李克农表示：“张将军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报 告。”
　　双方商定：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学良答应 他可与新疆的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 张给以名义掩护。最后，张学良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 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 示，立即向中央报告。
会谈在诚恳友好的气氛中结束。这次会谈，为张学良和周恩来的肤施会
谈奠定了基础。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驻在山西石楼城指挥红军 东征。周恩来和博古、邓发由瓦窑堡赶到石楼。3 月 16 日，李克农到石楼向 中央汇报了洛川会谈情况。中央立即决定周恩来为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谈 判，李克农也同去。
在洛川谈判期间，王以哲派人掩护我们的采购人员到西安，收集了许多
报纸和军用地图，这对于中央了解国民党地区的情况和红军东征的行动，都 有很大的帮助。洛川会谈结束后，王以哲又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 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防地。钱之光则由王以哲派人护送， 化装成东北军军官到西安采购苏区急需的物资。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采购了 许多重要物资，其中有印钞票用的印刷机和高级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 医疗器械和药品等。这些物资，都由东北军用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 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移交苏区贸易局运到瓦窑堡。这批物资为苏区解 决了许多困难，打破了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经济封锁。
　　如果说，李克农同张学良、王以哲的洛川会谈，为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 施的会谈奠定了基础，那么刘鼎到西安特别是在洛川和张学良的长谈，则使 张学良进一步增强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刘鼎，四川人。1924 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入党。1934 年派往赣东北苏区工作，在方志敏率领的抗日先遣队遭蒋介石围攻失败后被 俘。后从九江俘虏营逃出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经友人介绍曾暂住在国际友人 路易·艾黎家中。1935 年 12 月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李杜和杜重远时，表示要 找共产党关系。李杜和来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艾 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的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
　　
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学良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 张学良急于找共产党的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学良， 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党中央的
《八一宣言》和有关统一战线的文件，对张学良的历史、为人处事的特点等 也做了调查。1936 年 3 月，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说： “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学良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 鼎接到西安，秘密往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的东楼内。
　　刘鼎到西安的第二天，张学良在家里接见他。寒暄以后，张学良严肃地 向刘鼎提出三个问题：一、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 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二、中东 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 共。三、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 损失。
　　张学良一见面就提出这三个质问性的问题，使刘鼎感到有些吃惊。但刘 鼎是久经风霜、见过世面的老共产党员，他留学德国，到过苏联，在上海搞 过地下党工作。他惊而下慌地回答：张先生这样坦率地提出问题来商讨，我 很欢迎。因为这些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考虑一下，明天再详细答复你。张 学良同意。并当面叮嘱随从人员，好好照顾刘鼎的生活，要绝对保密。
第二天，刘鼎再次与张学良见面。刘对张说：一、张先生身为东北军边
防军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守士有责。“九一八”事变发生，张 先生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放一枪，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四个月， 日寇就占领了东三省，这当然会遭到全国人民的辱骂。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 民的态度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表示态度。二、中东路事件，东北当 局受了蒋介石和日本的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采取片面行 动，苏联对张先生的指责绝非无中生有。三、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 已成为蒋介石的“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 失。在陕北，红军采取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和红军的损 失相比，算得厉害么？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都 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其实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借 此来消灭东北军。共产党、红军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交道，深知他剪除异己 的一贯阴谋。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先 生考虑。刘鼎接着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将军当有深切体会。当今 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和东北军最迫切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对你 和东北军的希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 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都可以名垂 青史。
　　刘鼎说完后，以为对张当面进行了批评，会使他不高兴。岂料，张学良 神态安详，沉思良久后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 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注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谈，慢慢地谈吧！ 刘鼎说，既然张先生赞同我的看法，可否日内送我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 张学良微笑说，过两天我们一同去陕北，先到洛川去住几天再说。但当天张 学良就偕刘鼎和公馆随从人员飞到洛川。
　　洛川是六十六军王以哲的军部所在地，也是接近红军驻地的前沿城市。 张学良为了等待周恩来到肤施会谈，同时也准备同刘鼎长谈，不受干扰，所
　　
以只带少数亲信人员到这里来。为了迷惑蒋介石和特务的耳目，他行前以推 进“剿共”军事为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声称 自己要到前方督战。他曾致电蒋介石说：“预定设前进指挥所于洛川，学良 即日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释解委座两顾之忧。”蒋介石对张学良自 告奋勇上前线指挥“剿共”，颇为高兴。复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 饬，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蒋介石那里知道他的副司令，正在积极地 秘密“通共”呢？
　　张学良这时已经决心联共抗日了，但是他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还 很不了解，他看出来刘鼎是了解情况又有见解的人，甚至曾对他的亲信应德 田说过，怀疑刘鼎是王稼祥的化名。张学良就利用在洛川的时间同刘鼎进行 了十来天的畅谈。
　　张学良对刘鼎的谈话十分赞赏，认为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令人佩服， 又是位可与之谈心交朋友的人。因而张学良也就开怀畅谈，谈他的身世，谈 他怎样在东北易帜，怎样进关以及出国考察等等。一下子就把刘鼎引为知心 朋友。这就为张学良和周恩来肤施的会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在去肤施谈判以前，参加了 3 月 20 日到 27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认为不排除蒋介石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没有再次谈反蒋的问 题。周恩来在发言中，分析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抗日的必要性。提 出抓住“联共”的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 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并提出要正确运用上下层统 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 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至关重要的。
3 月 29 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签署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
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发表。书中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 军、白军，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 军；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前进等项主张。
周恩来事先做了同张学良谈判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4 月 6 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电张学良：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 来偕李克农于 8 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 7 日由瓦窑堡启 程，8 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 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 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 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 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 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 提议，祈预告为盼。
　　4 月 7 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译电员戴镜元及电台、警卫人员，从瓦 窑堡出发，8 日晚抵达川口。因下大雨，张学良 9 日上午才带着王以哲、刘 鼎由洛川亲自驾飞机到肤施。下午 6 时，张学良派人到川口接周恩来、李克 农人城，8 时到达天主教教堂内，张学良、王以皙、刘鼎已在那里等候。
　　张学良和周恩来，都是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赫赫人物。一个是西北 “剿匪”副司令，一个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直罗镇一仗，是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在战场上指挥的，把东北军一○九师全部和另一个团消 灭，打死了师长牛元峰，可说是冤家对头。可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今天要
　　
“一泯前仇”坐在一起会谈，成为“不打不成交”的朋友，当然都很兴奋。 两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握手。周恩来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 年到 1913 年秋在沈阳读书）。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 奇怪，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学良说：“过去我抽大烟、 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 你同师。”引得大家都笑了。会谈就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的。
　　张学良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 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 立脚，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果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河北的 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为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让路。并说如 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三、蒋介石现在歧路上， 根据他的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目前他还不能做到反蒋，如蒋投日，当离 开蒋；在未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进驻苏区。他主张他在里 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上抗 日的道路。四、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 络盛世才。周恩来表示：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中共中央已有考 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在谈到抗日救国的道路时，张学良认为 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的道 路。周恩来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 众基础，在中国行不通。要收复东北，没有全国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 因为张学良的这个观点，在这次会谈前和杜重远、李杜、刘鼎等交谈过，经 他们指出这条路走不通后，已有了转变，所以经周恩来一讲，他更清楚了。 此外，双方还谈定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相通商等。会谈一直进行到 10 日晨 4 时才结束。双方都很满意。周恩来对李克农等人说：“谈得真好呀！ 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张 学良后来对刘鼎说：“肤施会谈，我太满意了”，“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握别时，张学良赠送《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时出版的中国大地图一本，语重 心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随后，张学良拿出二万块银元和十二万法币，
支援红军作军费。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同中共的合作关系发展到一 个新阶段。对于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4 月 12 日，周恩来、李克农等回到瓦窑堡，刘鼎也同行。第二天，留在
瓦窑堡的中央负责人立即开会，听取周恩来在肤施和张学良会谈的报告。会 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 作；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 在肤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区的交通机关。并决定加紧抗日 宣传工作，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周恩来即将肤施谈判和中央会议情况电告 在前方的毛泽东、彭德怀。14 日，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张（学良）杨（虎 城）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
　　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逼蒋介石参加抗日的意见。认为在日本帝 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攻，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英美帝国主 义的利益受到损害，日本和英美矛盾的发展，也影响国民党内亲英美势力和 亲日势力的冲突，而且国内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力量，因此，我们应该改“反 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参加抗日，最后逼迫蒋介
　　
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参加抗日。
　　1936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 阵线宣言》，把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并列。提到“汉奸卖国贼”时， 第一次没有点蒋介石的名。
　　1936 年 5 月 5 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停战议 和一致抗日通电》，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和各党 各派并列。电文第一次称“蒋介石氏”。通电称：“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 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 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称“中国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并向中国国民党人 宣言：“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好像一九二五至 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 战线一样”。
　　9 月 1 日，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
‘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
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 针，应是逼蒋抗日”。
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上的重大
转变。这是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而作出的正确决策。而洛川和肤施会谈 中，张学良一再认为蒋介石有可能抗日，应该内劝外逼使他走上抗日道路的 意见，也给党中央作出这种决策提供了重要根据。实践证明，这种意见是正 确的。由于党中央采纳了张学良的正确意见，不仅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同中国 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而且对于争取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大多数（包 括蒋介石在内）参加抗日，对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有重大的影响。
党中央决定刘鼎担任驻东北军代表后，周恩来就要他同李克农研究在西
安建立秘密无线电台，从瓦窑堡到西安和西安到北平、天津、上海、广州、 香港等地的秘密交通线问题。同红军总供给部长叶季壮、副部长白如冰研究 派人到西安采购军装、药品等问题。周恩来指示军委三局局长王净物色一个 技术较高的报务员，下次由交通送去西安建立电台，密码则由李克农交给刘 鼎先带去并教他使用。
　　4 月 22 日，周恩来写好给张学良的信。他和李克农一起同刘鼎谈话。周 恩来说：党中央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非常重要，做这样的统 战工作是第一次，中央寄予希望，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善意地帮助张学良， 帮助他培养干部，招收青年学兵，他们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 北军就可以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 己掌握，以后再派译电员去。和中央的联系要勤。秘密交通线建立了，你要 经常检查，保证畅通。接着，周恩来把他给张学良的亲笔信文给刘鼎，信内 称：九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 日大幸”。信中诚恳忠告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 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兹如约遣刘鼎
　　
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 直之处，诸维鉴察。”次日早晨，刘鼎在王以哲派来担任秘密交通的王立人 的陪同下，进入东北军驻地肤施城，第二大由驻军团长派车送到洛川王以哲 军部。王以哲对中共中央派刘鼎到东北军工作表示欢迎。三天后，张学良由 西安到洛川，立即和刘鼎见面。
　　张学良高兴地握着刘鼎的手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 然你就来了。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好呀，真好呀！我很 得意。这要谢谢周先生。”
　　刘鼎说：“毛主席问候你。周恩来同志问你好，很感谢你同他的会谈， 谈得非常满意。”又说：“那边，同志们不平凡地欢迎我，不仅因为久别重 逢，还有新的因素，即与你很好地相处了一段，仿佛我成了你的代表，有人 甚至误认我是东北人。大家问我，张学良先生为什么不顾一切地关心民族前 途，敢逆蒋介石的意图，联红抗日？为什么对唯物辩证法有兴趣？为什么能 理解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等等。那边的女同志问四小姐好，猜她是个进步女 性，总有一天会见面吧！蔡畅、邓颖超同志关心四小姐。因为你，我也成了 新鲜人物，你不知道你的勇敢行为多么的动人呵！”
　　刘鼎交上周恩来的亲笔信。张学良仔细地阅读。当看到“为抗日固足惜 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等警句时，展读再三，似乎是在深思。张学良 看到中共主张有条件的联蒋，他的建议被采纳，刘鼎派来作代表，很高兴。 几天后，张学良和刘鼎乘专机回西安。他知道刘鼎曾在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 习过，就自己驾飞机，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张学良高兴地绕道黄河上空， 直到飞机快降落时才交给外籍驾驶员巴尔。到西安后，把刘鼎安置在公馆的 东楼上，对刘鼎说：“你名义上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 东北军中多活动，并多多帮助我。”因此，那时人们叫刘鼎为“秘书”。张 学良还亲自嘱咐他的随从人员应德田和孙铭九，要好好招待和保护刘鼎。以 后又给刘鼎发了自卫手枪。刘鼎在张学良公馆出出进进，同张周围的人事关 系都搞得很好。
刘鼎到西安，就积极设法架设秘密电台。他从上海请来曾在苏联学习无
线电台的涂作潮（对外称涂木匠）到西安，在张学良公馆东楼地下室装了一 个五十瓦的小电台。军委三局派来报务员彭绍坤，他们很快就同军委三局总 台联络上了。收发电报都由刘鼎亲自翻译。从此，西安和瓦窑堡之间就架起 了一座快速联络的空中桥梁，党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均经过电台 转发；党中央的指示和红军、苏区的情况很快可以传到西安；西安以及全国 的政治经济情况，也能及时上报中央。因来往电报多，刘鼎工作很忙，译电 又不熟悉，常常搞到深夜，得不到休息。西安事变后，我们去了，他才减少 了这项工作。
　　刘鼎到西安工作后，就着手秘密交通的建设。从西安到苏区党中央（先 在瓦窑堡，后在保安），从西安到天津、北平、上海等地的秘密交通，一直 是畅通的。他利用关系，在西安东城中国银行盖的七贤庄住宅区租了一号的 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做为秘密交通站。他从上海请来德籍犹太人海伯特·温 奇牙医生在前院开了一个“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诊所”，在西面的正厅摆设 着治牙器械和药品。对外又称是张副司令的牙医。也给国民党的官员和官太 太治牙。刘鼎调了一个烈士的遗孀夏明住在东厅做为“二房东”，她负责秘 密客人的接待工作。牙医诊所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可惜这位牙医博士海伯
　　
特，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听到枪声就往门外看，被流弹打死了！中国人民应 该永远记得这位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刘鼎通过东北军关系买了商用交通车，把经西安去苏区的人送往洛川转 陕北。由宋庆龄介绍到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大夫，以及潘汉年、丁 玲、张子华等，都是经过七贤庄交通站转送的，中央从陕北派到新疆或转苏 联的邓发、王稼祥等中央负责人，也是经刘鼎设法转送的。叶剑英、汪锋、 张文彬、张经武等由保安到西安，也是通过这条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东北 军派了联络副官王立人帮助，护送重要人物和运送物资时，他随车行动，保 证在东北军防区畅通无阻。
　　刘鼎要涂作潮在七贤庄一号地下室安装了 100 瓦大功率的电台，由军委 三局从保安派来报务人员曾三、林青、申仲仁（申伯纯的儿子）等住在地下 室，和设在张学良公馆的小电台交错与党中央通报，大台还收抄、转发陕北 苏区和红军的电讯。同时，红军总供给部派了干部来西安采购军服、军鞋、 无线电器材、药品、文具等，王以哲指定六十六军王政副官帮助。王政和一 些东北籍商人在西安开了一个“同和军服庄”，设有被服厂，专门为东北军 制军服，红军的军服也是由他们制做的，为党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解决了冬 季服装问题。当时大家除发了一套一般的灰棉军装外，还发了一双双鼻子（即 在鞋尖上有两条小布脊像鼻子）棉布鞋，大家很高兴，因为第一次穿这种“东 北式”棉鞋，又有点好笑。
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接受周恩来的建议积极团结核心力量，训练干部和
改造部队，做抗战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他都邀请刘鼎参加并给他出谋划 策。1936 年 7 月，张学良筹建“抗日同志会”，9 月正式成立，作为东北军 团结的秘密核心组织，吸收有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作为会员。开始主要成员 是他的亲信和进步分子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 苗勃然（两个都是中共秘密党员）等，刘鼎也参加了。以后向军、师、旅长 发展，共达 70 多人。张学良自任会长。该会为联共抗日、培养抗日干部发挥 了重要作用。
张学良为了整训所属部队的军官，灌输抗日救国思想，革除陈腐作风，
商得杨虎城的同意，报经蒋介石批准，在西安南郊王曲创办了“西安军官训 练团”，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张学良接受刘鼎的建议，吸收瓦 窑堡红军大学的经验，以政治为主，主要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军事为辅， 学习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训练团改善了部队管理制度，废除了打骂，提倡官 兵平等，加强了官兵团结。
　　张学良很重视军官训练团，第一期他就住在王曲，亲自给学员作报告。 张学良、杨虎城讲话，都讲抗日救国道理。张学良公开对学员说：”唯有对 外，才能实现真正统一。”“东北军要站在抗日第一线，??东北土地主权 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东北军抗日，唯有牺牲是属于我们的。”学员们讨 论时，就联系东三省沦亡的实际，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学员们知 道了张学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不断提高了民族意识和抗日救亡的认识；张 学良看到训练团学员们高昂的抗日情绪，也更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
　　刘鼎又向张学良建议办学兵队，从北平、天津招收一些参加“一二·九” 运动的进步学生到西安受军训。张学良同意后，由中共秘密党员刘澜波、孙 达生等协助招生，学兵队由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领导，管理干部由 卫队二营派送。学兵队共三百多人，设在西安东门城楼上。刘鼎常以张学良
　　
随从秘书名义去上课。他讲得很生动，学员们都爱听。他喜欢穿长统花袜子， 所以学员都认识这位“穿花袜子的秘书”。学兵毕业后分配到各要害部门和 各部队，在各方面都起了好的作用。
　　刘鼎还和刘澜波等推动东北文化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东北救亡总会”， 作为团结东北人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又从上海请来文化界秘密党员吴奚如 到西安，主编“抗日同志会”的刊物《文化周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宣传，成为畅销刊物。
　　1936 年 7 月初，张学良住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时，突然把刘鼎找去，情绪 很紧张地对他说：“我的日子难过。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 多少就拉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 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那里你追到那里，告诉我结果。” 当时，张学良正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刘鼎很惊奇地问张学良是怎么一回事？ 张学良说：我翻来复去地考虑了几天，现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强大的
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蒋军，整我，迫我。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人 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胆怯而危险的家 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干脆撒手。 迟分下如早分，与其将来被动，不如现在主动，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 的力量来抗日。我和周先生会谈过了，彼此了解，干脆和你们合在一起，放 开手干，大有可为。
“劝蒋介石团结抗日的事，原来我想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他自成
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我反复地想了一阵，难得好结果。不如明着眼你 们干，旗帜鲜明，干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
刘鼎立即回到西安，用十万火急的密电报告党中央。
　　这时，党中央机关刚从瓦窑堡撤出来，正在向保安转移中。中央得到刘 鼎的电报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于 7 月 5 日赶到安塞城。这是一个比 保安还破烂的小县城。刘鼎乘张学良专机到肤施后，步行 50 里到达安塞。中 央立即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到会。李克农也列席了会议。 刘鼎向中央汇报了张学良的要求和东北军内部情况；也谈了张学良已经 和山西阎锡山，河北宋哲元以及四川、广东、广西、山东等地方势力建立了
联系的情况等。
　　经过彻夜的汇报和讨论，毛泽东最后说：“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 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对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匪”工具变成抗日军 队是完全可能的。
　　“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面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 支军阀习气重的军队里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 官思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随着 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分化，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 的转变。
　　“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 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救国的力量，成为红军的可靠友军。因此，我 价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 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 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是决不会坐机东北军打起抗日旗 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 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更大的 斗争。”
　　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要刘鼎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意 见向张学良传达，多做解释工作，继续帮助张学良做培养和团结干部的工作。 毛泽东在会后又同刘鼎单独谈话。他说：“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 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要做张学良本 人的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 要怕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吁！中央支持你。刘
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 刘鼎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向他详细谈了安塞中央会议的情况。他说：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会，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 但你的想法目前时机辽不成熟，要你团结全部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 国一切抗日力量。”张学良耐心地听后表示理解中共中央的意思。他说：“从 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 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快步伐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 悟。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样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 也在所不惜！”
张学良又同刘鼎谈改造东北军的事。他主张要加强领导力量，要提拔一
批青年军官。又说，“过去有些人说，共产党要吃掉东北军，这是‘以小人 之心度君于之腹’。国民党军队互相拆台、吞并是司空见惯的事，你们共产 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从今以后，你就大胆工作，我给你撑腰。” 刘鼎提醒张学良，争取蒋介石团结抗日并不容易，同时要提防国民党特务破 坏。
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意见，抓紧对部队进行改造、团结工作，亲自对
军、师长分别谈团结抗日的道理，并根据不同对象透露联共抗日、逼蒋抗日 的思想。张学良利用一切机会向蒋介石进言，劝他抗日，但是，蒋介石不管 张学良怎样劝告都无济于事，而且亲自到西安当面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加紧 向陕北红军“进剿”，否则就把东北军调往福建、十六路军调到安徽，把陕 甘两省交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剿共”。虽然张学良、杨虎城一再“苦谏”， 甚至“哭谏”，蒋介石仍顽固不化。
刘鼎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争取和帮助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工作中，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曾评价说：在争取东北军中，“刘鼎是有功的”！ 为了进一步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促进东北军、西北军的改造，开展各方 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党中央于 1936 年 9 月，派叶剑英、潘汉年、朱
理治、汪锋、彭雪枫、边章伍、吴自立等一批干部到西安。 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住在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对外化名
“杨先生”，是张学良的客人。他同时代表党中央直接领导东北军、西北军 中的中共秘密组织，和一些上层统战关系直接联系。原住在张学良公馆的刘 鼎，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潘汉年是从莫斯科回国，经上海、南京、西安于 8 月到达保安的。他曾 代表党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晤，交换改进国共关系、准备共同 抗日的意见。他在保安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要他去西安协助叶剑英工作
　　
一段后，仍到南京、上海，按党中央指示继续同国民党代表会谈。临行前， 周恩来同叶剑英、潘汉年一起谈话，要潘到西安同张学良见面，因张对共产 国际对中国抗日问题的态度甚为关心，可将国际关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态度告他，并同张商量如何以国民党为中心共同进行工作和打通苏联关 系的问题。潘在西安活动后即到上海去了。
　　朱理治为中共特派员，领导东北军中党的秘密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 记刘澜波）。
　　汪锋在 1935 年 12 月就奉党中央指示，携毛泽东亲笔信同杨虎城见面， 进行过双方合作的谈判。这次中央要他到西安帮助杨虎城改造西北军，领导 西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周恩来要汪锋转告阎揆要（十七路军的团长，中共 秘密党员），在杨虎城的部队内不要搞“左”的行动，不要起义。要他吃国 民党的饷，做我们的工作。要告诉秘密党员，善于交朋结友，既做官就要老 老实实做官，把官位巩固下来。要对人诚恳，多接近各方面的人等。
　　彭雪枫在西安进行一段上层统战工作后，于 10 月到山西太原，开展对阎 锡山的上层统战工作。
　　边章伍是 1931 年在江西宁都起义后改编为红五军团的干部。他与西北军 有历史关系。他在叶剑英领导下进行西北军系统的上层统战工作。
吴自立是军委供给部的干部，他到西安负责红军军用物资的采购工作。
　　叶剑英等一行人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在保安 谈判后经西安返回南京。边章伍是河北人，长得魁梧，就化装成负责谈判的 “长官”，穿高级呢子军装，挂斜皮带，穿长统皮靴，手持马鞭。潘汉年是 秘书，因为他是从上海、南京到保安来的，所以穿上带来的西装，戴上礼帽、 金丝眼镜，夹着公文皮包，一副大秘书派头。他知道国民党地区和军队的情 况，一切应付裕如。彭雪枫长得一表人才，挂上武装带，很像个副官。叶剑 英是个大人物，不让他出头露面，就只好多日不剃胡子，穿上士兵服当“马 伕”。当然“长官”是不会亏待他的，在有群众的地方要他牵马，在山沟里 没有群众的地方，就让他上马了。其余的人都穿上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当“兵”。 李克农派了交通王立人和几个红军带路护送。在苏区内，群众和红军战士见 了都很惊奇，有的以为是抓来的俘虏，经解释是南京国民党派来的，又为国 共开始谈判而高兴。他们走到直罗镇东北军刘多荃师防地时，受到刘多荃的 接待。边章伍、潘汉年当贵宾接待，吃得很好，还有桔子，其他“随员”就 住在马号。当刘多荃（刘澜波同志的哥哥）发现“秘书”给“马夫”吃桔子， “官”和“兵”的关系不像国民党的官兵关系时，就心照不宣，给他们平等 待遇了。刘多荃早就和红军有关系，他当然不会查问究竟。可这出戏还是露 出了一点小小的破绽。从此，他们就注意严格区别“官”和“兵”的关系。 到西安以后，照各自的任务和关系，严格保守秘密。据孙铭九回忆：“副司 令（张学良）把红军代表交给我，住在我家里，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这位 代表风度翩翩，像个书生，只叫他杨先生。事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叶剑 英将军。”叶剑英在政坛有丰富的经历和斗争经验，当然演得很成功。
　　叶剑英带了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希望张学良将军“将敝方意 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中央档案馆保存了一份《红军与东北军停止 内战、共同抗战的协定》草槁，毛泽东在红军代表款下签了名，但东北军款 下没有张学良的签名。时间是 9 月 22 日。我一看，是我的字迹。查了当时的
　　
日记，是 1936 年 9 月 20 日晚我在外交部（即中央联络局）抄写的。中央档 案馆曾把这份草稿当成“毛泽东、张学良签订了协定”印在文件上。中央党 吏研究室也据此引用到《中共六十年大事记》（1982 年版）。此事我认为不 能成为正式协定，因为张学良并没有签名，而且是我抄的草稿，还有修改的 地方。如是正式文本，肯定会抄得正规的。1982 年我曾问过刘鼎，刘鼎说， 他没见过这个协定。我又当面问过叶剑英，他也记不得有此书面协定。这件 事有两个可能：一是叶剑英曾带到西安征求张学良意见，因为事实上东北军 和中共关系已经很密切，重大问题都已解决，不必签订文字协定；另一种可 能是，中央考虑一切可由叶剑英当面同张学良协商，没有带到西安去。不论 何种情况，说它是毛泽东同张学良签订了书面协定是不能成立的。
叶剑英在西安时，为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随着我党同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关系的更加密切，张学良、杨虎城
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 日益加紧。叶剑英在西安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张学良时刻关心叶剑英，要孙 铭九保证他的绝对安全。叶剑英也就很少出外活动。
　　10 月 22 日，蒋介石从洛阳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他 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秦始皇陵和华山之后，召见了张学良、杨虎城，狂妄地叫 嚣要在三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并要张、杨做好一切剿共准备后， 即向陕北红军进攻。张、杨不仅不同意继续剿共，而且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张、杨严加训斥，声称“在杀尽红军、 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并亲自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坚持他 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张、杨的部下施加压力。西安的政治空 气越来越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张学良很快将他和杨虎城同蒋介石会谈情况通知了叶剑英。叶立即向中
央报告。鉴于形势紧张，10 月 29 日，叶剑英向中央请示，拟于三日后离西 安回保安详细报告。11 月初，中央回电同意叶回保安。叶告张学良，中央要 他回保安开会。张指示孙铭九，派车和警卫人员护送叶安全出西安到洛川， 由洛川的东北军负责护送到红军防地。
叶剑英安全回到保安，向中央政治局详细报告了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
城的谈话内容和蒋介石“进剿”红军的军事部署，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各地 方实力派的情况等等。党中央肯定了他和刘鼎等的工作成绩。叶剑英胜利地 完成了党中央交结他的任务。
当政治局会议进行中，机要科长叶子龙送来张学良发来的急电，说西安
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
　　叶剑英一行离开保安时已是 12 月上旬，经过几天跋涉到鄜县交界处时， “双十二”事变已经发生，中央要他回延安，等待飞机飞西安，同周恩来、 博古等去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争取西北军和地方实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