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军的爱国将领杨虎城，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拥护孙中山，以后 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战争。1926 年他因坚守西安孤城八个月，策应北代战争并 取得胜利而闻名于世。1931 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1933
年 5 月，杨虎城和他所属的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曾派参谋武志平（中共秘密 党员）到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商定“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 之后，红四方面军也派出川陕军委参谋部主任徐以新到汉中，同孙蔚如密谈， 达成了上述密约。双方根据这一密约，互不侵犯达两年之久。
　　1935 年 12 月上旬，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合 作问题，并带去毛泽东给杜斌丞、邓宝珊的信。中旬，杨和汪谈话，消除了 杨对红军的一些误会，双方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12 月下旬，北方局又派 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反复商谈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主要内容 是：一、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三、十六路军建立交 通站，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来往；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 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1936 年 4 月 5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东北军、十七路军
的情况，说杨虎城过去和我们有关系，这两支军队不仅有可能联合反蒋，而 且可能联合陕甘其他部队及孙殿英、宋哲元等部。会议认为杨虎城是可靠的 同盟者，应真诚地同他谈判，加强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
在 8 月 10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
动的发展，促使国民党政策的根本改变，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即西北的大 联合，少数民族的联合，蒙苏的联合，红军的联合。他认为西北大联合是全 国大联合的枢纽。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他正为这几个大联合 而艰苦奋斗。
1936 年 9 月，党中央派张文彬（原名张纯青，任过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
局长，当时在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谈判，达成了口头协 议，主要内容是：一、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二、取消经济 封锁，设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六路军负责掩护，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 六路军粮食；三、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等。
协议确定后，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对外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
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活动。在西安、宜川、洛川等地设有秘密交通姑，与苏 区和其他地区联络。他住在西安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尤凤舞的家里，经常 在这里和秘密党员及友人接头。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了 1936 年 8 月 13 日那一天。当时，张文彬、张经 武和我都在红军大学一科学习，中央决定派张文彬到西安做杨虎城的统战工 作，张经武（长征时曾任军委纵队参谋长，到陕北后任军委二科科长）到山 东做韩复榘的统战工作；毛主席调我作他的秘书，都是同一天调出来的。红 大教育长罗瑞卿为表示对学员的期望，在保卫局加了几个菜为我们饯别，还 有另一些同学参加。外面是狂风暴雨，窑洞内却谈笑风生，吃得很高兴。张 文彬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学习时喜欢吟几句诗，大家便叫他“诗人”。张经 武在白区工作过，有时讲几句生意经，大家便叫他“老板”。饭后海阔天空 地闲聊，一提到诗人，大家就说要作诗送别，你一句，我一句，一下就凑成
　　
了一首诗：“狂风暴雨宴经武，且谈且笑送诗人；葡萄美露聊当酒，翘首秦 中报捷音。”（吃饭时没有酒，保卫局有一瓶从西安搞来的葡萄露，聊当酒 喝）当时党中央对两张外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寄予厚望的。他们没 有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不仅在当时，也在抗日战争中，都为统战工作做 出了出色的成绩。张文彬同志 1942 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944 年在江西泰 和马家洲监狱牺牲。
　　由于我党对杨虎城和西北军，一贯采取团结、帮助的方针，始终以忠诚 的朋友相待；由于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孔从周等爱国将领及广大官兵， 坚持联共抗日的爱国主义立场，不仅在西安事变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 成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中，建立了功勋，而且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伟大牺 牲，成为抗战中的坚强力量，因此他们就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杨虎城将军
于 1937 年 11 月被蒋介石扣留。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又想借助日寇消灭杨虎 城旧部三十八军，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还立了战功。抗战即将结束以及解放 战争时期，蒋介石还阴谋要消灭他们，在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三十八军的 部队不得不在 1945 年至 1946 年先后在河南洛宁、巩县等地起义，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杨虎城将军则于 1949 年 9 月 6 日连子女及秘书宋绮云 夫妇及儿子等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他的夫人早在 1946 年底被特务害 死），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与此同时，我党同各地方势力也建立了统战关系。
　　蒋介石自 1927 年 4 月 12 日叛变革命，取得中央政权以后，一方面继续 镇压革命运动，“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就是采取政治、军事、经济以至特 务手段，消灭、收买、分化、破坏地方势力和非嫡系的军事力量，妄图达到 他的“统一”，实施法西斯的军事独裁。因此，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和各地方 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甚至发展到军事对抗。
“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
化。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下，各地方势力都不同程度地表 示愿意和我党建立联系。在党中央领导下，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同时，也 开展了对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使之成为“逼蒋抗日”的 另一支力量。张学良自确定联共逼蒋抗日方针后，也向各地方势力进行过停 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活动，起了配合我党开展统一战线的作用。
争取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日本帝国主义向察哈尔、绥远进攻时，
山西首当其冲，阎锡山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王国，曾作些抗战的准备。由于陕 北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对山西是个威胁，他又积极反共。1936 年 2 月红军抗 日先锋队东征山西时，他坚决阻止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并让蒋介石派十个师 到山西，妄图消灭红军。中共中央为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 1936
年 5 月 5 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红军全部回师陕北。因此，蒋 介石的中央军已无理由长驻山西，把主力撤出山西，这点阎锡山是高兴的， 也是我党利用蒋阎矛盾的一个例子。同时，北方局通过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关 系，也向阎锡山领导集团开展统战工作，1936 年 4 月，一批关押在北平监狱 的党员经北方局报请中央批准履行手续出狱后，山西籍的党员薄一波等，就 利用社会关系到山西进行统战工作，并得到阎锡山的支持。9 月，中央派彭 雪枫经过西安到太原，代表中共和红军同阎锡山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为
1937、1938 年抗战初期比较好的合作抗战，打下了基础。 争取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在江西苏区时代，红军

就和陈济棠有过秘密关系，主要是互不侵犯防区和通商贸易。长征中红军代 表潘汉年、何长工曾与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让红军借路西进的协议。李济 深是桂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 1933 年福建事变时，同我党建立了联系，经过 他的影响以及我党在香港对广西方面做了工作，李宗仁、白崇禧对我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所了解。1936 年 6 月，两广发动反蒋抗日的事变， 我党曾肯定他们是抗日的，进步的。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从瓦窑堡派了大革 命时期曾在广州参加革命运动，以后又参加了广西的红七军的云广英，经天 津、香港到达南宁同李宗仁、李济深建立了直接关系，他们都同意中共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愿意同中共合作，在此之前，中共北方局联络局的 王世英，和李宗仁派在天津的代表刘仲容的父亲有统战关系，并可利用他们 的电台发报。
　　1936 年 8 月底，李宗仁、李济深的代表钱寿康经西安到达保安，要求与 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协定经过修改后，由钱寿康带 回广西。西安事变发生，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通电表示支持。
　　争取绥远的傅作义。傅作义原来是阎锡山的部属，自 1931 年任绥远省政 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后，已逐渐形成一方势力。由于他在 1933 年参加长 城抗战，1936 年参加绥远抗战，成为全国人民崇敬的爱国将军。
中国共产党对于傅作义的爱国精神，曾多次加以表扬，并派代表见傅面
商合作抗战事宜。1933 年 6 月，中共北方局曾派张经武到归绥同傅面谈。张 经武事后告人：傅是坚决抗日的。1936 年 6 月，傅作义把关押在绥远的王若 飞送到太原，经薄一波同阎锡山交涉后释放，王回到延安。8 月，党中央派 南汉宸携带毛泽东亲笔信面交傅作义，傅同南作了恳切的会谈。10 月，在太 原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彭雪枫，又到绥远同傅作义进行商谈。傅对中共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11 月下旬，傅作义部队取得收复百灵庙的 胜利，受到全国人民的慰问。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发表了关于支援绥远抗战的通电。1937 年 1 月，毛泽东又给傅作义发贺电， 并派南汉宸到绥远慰问，送锦旗一幅。给傅作义以极大鼓舞。这些，都为抗 战初期八路军同傅作义在山西抗战中密切配合打下基础。
争取四川的刘湘。四川的地方势力，长期处于半独立地位。大革命时期，
他们曾受到吴玉章、杨阎公、刘伯承等的影响。1933 年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建 立川陕根据地对他们形成威胁时，他们就积极反共。1934 年底，蒋介石利用 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机会，派出以贺国光为首的参谋团到重庆插手川 政，并派胡宗南、薛岳等嫡系部队入川，引起刘湘等不满。1936 年 6 月两广 事件期间，刘湘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有信使往来，同意逼蒋抗日方针，并 曾表示愿与西北共同行动。此时，党中央经过上海地下党派了在四川有影响 的张曙时等到四川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同刘湘建立了联系。西安事变后，刘 湘通电表示赞成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救国主张，希望和平解决，反对武力 讨伐。
　　争取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等。由于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他们虽有抗日要求，但不敢公开 声言抗日，更不敢联共。经过党中央和北方局派人或通过间接关系表达我党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都愿意建立秘密关系。1936 年 8 月，宋哲元 派了代表刘子青到西安，同我党建立联系。
争取新疆的盛世才。经过张学良的疏通，自 1936 年下半年以后，盛世才

同我党建立了比较好的统战关系，又对我党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起了 桥梁作用。
　　我还保存一件 1936 年间党中央在保安时派代表与地方势力领导人建立 统战关系，由毛泽东签名盖章的空白介绍信。这种介绍信是由李克农主管的 中央联络局用复印纸复写在 3×4 寸见方的薄棉纸上的，写好后送毛泽东签名 盖章，再填上对象和代表的姓名，由出去的代表密藏在衣服角上带到目的地 后面交的。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的。记得当时 带过这种介绍信的有：到西安见杨虎城的张文彬，到太原见阎锡山、又到绥 远见傅作义的彭雪枫，到广西见李宗仁、李济深的云广英，到山东见韩复集 的张经武，到宁夏见马鸿逵的张子华等。
信的原文如下：
××先生勋鉴：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 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先生抗日决 心甚为钦佩。兹派××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 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敬致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
毛泽车（盖章） 月 日
和地方势力的这些联系，对于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南京政府的秘密接触


　　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 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全国人民同仇敌汽，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
　　但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采取投降妥协政 策。他们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集中全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包 括从东北撤退到关内的 30 万东北军），对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进行反复 的残酷“围剿”。
　　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 涨；日本阴谋要把中国变力它的殖民地威胁到英美在华利益，引起美国不满， 美国国务卿公开发表文告，声称美国对于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不能 熟视无睹；国民党内抗日力量的发展，以及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矛盾等因素， 使蒋介石被迫秘密进行一些抗战准备工作。为了遏止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张， 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蒋介石采纳了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的意见，于 1932 年底恢复了在大革命时中断的中苏邦交。1936 年春，蒋介石曾秘密派陈立 夫、张冲到欧洲，想到莫斯科同苏联谈判，后来他认为时机不成熟未执行。 蒋介石在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同时，也打算调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想 与中共建立联系，摸摸中共的底，妄图在政治谈判中压服中共，达到他军事
上述不到的目的。
　　蒋介石最早伸出来的触角，是 1935 年 12 月，他要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向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陈绍禹）提出进行国共两党谈判的要求。 王明表示，无论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 并指定将由苏回国的潘汉年和国民党联系。潘汉年在莫斯科同邓文仪会面后 离开莫斯科回国。
为了保密和便于亲自掌握，蒋介石把打通同共产党关系的事文给陈立夫
负责。陈立夫交代他的亲信曾养甫（曾任铁道部次长，当时任广州市市长） 物色可能找到共产党关系的人。1935 年 11 月，曾找到谌小岑（铁道部劳工 科长），因为谌曾在天津参加过“五四运动”，同周恩来、邓颖超有来往。 谌小岑接受任务后便积极进行这项工作，他一方面通过同国民党元老罩振有 来往的湖南同乡、历史学家翦伯赞，约了北平中国大学进步教授吕振羽到南 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虽不是党员，但他同北平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周小 舟（两人都是湖南人）有联系，参加了抗日统战活动。周小舟经过市委报告 了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的王世英。经北平市委批准，昌振羽于 1935 年 11 月 底到南京开始同曾养甫会谈。1936 年 3 月，北方局又派周小舟到南京和曾养 甫谈判。谌小岑又经过在南京工作的左恭，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上海 地下党派张子华以中共长江局代表名义到南京同曾养甫会谈。
　　当时，中共中央还在陕北瓦窑堡，对蒋介石开始寻找共产党关系的问题 还不清楚。最早把国民党要求同共产党谈判的消息告知中央的是宋庆龄。她 一直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反对对日本妥协投 降，她同共产国际有联系，对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国际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对中共的《八一宣言》，都表示拥护。她和上海地下党也有密切 联系。当她从宋子文、孔祥熙那里听到蒋介石要找共产党谈判的消息时，很 高兴，国为她早就盼望国共能恢复和好，共同对日。她急于想把这个消息直
　　
接告知党中央。1936 年 1 月，宋庆龄请和她有联系的董健吾（秘密党员，对 外的身份是牧师）面谈，要他将一封密信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因 要经过东北军防区，宋把事先准备好的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 的委任状交给董。董向上海党组织报告后，上海党组织介绍张子华同行。董 健吾和张子华到西安后，请求张学良批准他们进入苏区，张学良知道南京的 意图后，他也就更放心同中共联络了。
　　2 月 19 日，张学良把董健吾、张子华用飞机送到肤施，再由当地驻军派 骑兵护送到苏区。2 月 27 日，董、张到达瓦窑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 不在瓦窑堡，由博古、林伯渠接待并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等。
　　3 月 2 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和博古，提出对蒋介石、张学良的联络工 作应分别进行。对张学良的工作仍经过王以哲，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 代表到南京谈判，应以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条件。
　　3 月 4 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当局 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谈判的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 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 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内政和经 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的意见返西安，见到张学良后，即回上海向宋庆龄
复命。中断了十年的国共关系又开始打通了。
　　3 月中旬，博古带张子华到山西向中央报告他和曾养甫接谈的情况。周 恩来也到了。同时，北方局的王世英也向中央汇报了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 并报告了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接谈的经过。
这时，党中央对东北军、西北军、各地方势力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
治动向，了解得更清楚了。在 3 月 20 日至 2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 分析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抗日的必要性，但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 所以至今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不定。由于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这 就尖锐地推动了民族战争的发展。对南京政府说来，或降日，或抗日，其间 的余地更狭了。他提出抓住“联共”的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要 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还提出中共同 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 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 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 言》。这里所指的各党各派已经开始把国民党包括在内了。6 月 20 日，中共 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通电，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潘汉年从莫斯科到上海，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后，经西 安刘鼎的秘密交通线于 8 月 8 日来到保安。他向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汇报了邓文仪在莫斯科同王明谈国共和谈问题，以及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 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了潘汉年汇报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在今天应该承 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是继续同南京谈判。周恩来 认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实行抗日民主， 发动抗日战争，并建议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
　　
见，并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方面也应有所变动。 会议认为，南京是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 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8 月 25 日.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 国国民党书》。书中严正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 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 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 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 民主共和国”，“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 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共谈判露出微曦，周恩来几乎是竭尽全力促成谈判的实现和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建立。他以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关系和影响，给社会名流和国民 党政要写信，吁请他们为这项正义事业作出贡献。
　　早在 5 月 15 日，他给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 读书时，张是校长）写信，称赞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说明中共主张 “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 联军，以统一对外。”希望张赞同，并“请一言为天下先”。同日，又给谌 小岑写信，对他为国共合作奔走表示“益增兴感”，希望他“推动各方，共 促事成”。并希望曾养甫或谌小岑来苏区共商大计。
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子周，是周恩来的旧相识，周恩来写信向他说明
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愿先生广布斯旨于华北，求得抗日战线迅 谋建立。”
8 月 31 日，他给曾养甫写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但是“弟等外出不易”，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省华阴县会晤。 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还写信给国民党党政军的当权人物以至蒋介石，
阐明我党的主张，指出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陈果
夫、陈立夫两兄弟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是国民党中枢的核心人物，当时前者 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后者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主任，且已受命与我党联 系。周恩来两次给他们写信，在 9 月 1 日的信中尖锐指出：“近者寇入益深”， “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 其亡”。信中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希望他们敦 劝蒋介石“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同时希望他们参加 两党谈判。
　　当时胡宗南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的嫡系，也是进攻陕北红军 的主力。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和周恩来有师生之谊，他在江西苏区即 积极参加“剿共”，并一直尾追中央红军到陕北、山西。周恩来写了一封既 含讥讽又有规劝的信给胡宗南。信上说：“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 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 蒋先生最信赖之人，果能力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胡 宗南长期“剿共”屡遭失败，已失掉信心，他曾对张学良说，“剿共”是“无 期徒刑”。
　　9 月 22 日，周恩来给蒋介石写信，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 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并向蒋忠告：“共产党与 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
　　
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 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 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 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他同时再写情给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 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 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24 日，潘汉年 携带周恩来致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以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 书》、我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保安，经西安去 南京。
张子华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一直保持着联系。他 4 月离开瓦窑堡，5 月
和 8 月又来往两次，传递国共双方关于谈判的意见。因曾养甫调到广州工作， 张子华又奉党中央命于 9 月 20 日到达广州，和曾养甫会谈，表示中共的严正 立场：（一）日寇进攻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南京方面坚持立场， 不作任何丧权让步。（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攻，仅取防御 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中抗日。（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 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是没有道 理的。（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 行初步谈判，主要目的是实现第一步目标，订立停战协定。
在这次谈判中，国民党方面也提出了四条：（一）共产党公开活动；（二）
苏维埃继续存在；（三）苏厄派代表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照国民革 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曾养甫又一次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 并给周准备了护照。
党中央表示可接受上述条件。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广
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 必须在行动上确是停止内战，准备抗日。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我方诚意，10
月 15 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发布停战令，红军一切部
队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并派潘汉年再次去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 潘汉年于 11 月 10 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面交了周恩来给二
陈的信，并口头转达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
条件。这时陈立夫的态度和曾养甫对张子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陈立夫 代表蒋介石答复：既然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他说： 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以上的领袖 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他并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 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 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
　　旧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大概误会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时候，或者受 困于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陈立夫急忙转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 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他要潘不要把蒋的条件向中央报 告。潘汉年立即回答，如下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周，岂不是骗他 出来？暂时停战问题了解决，我想周是无法出来的。以后潘汉年和陈立夫又 进行了两次谈判，他虽把保留的红军人数由三千改为三万，但根本立场没有 改变。国共谈判又是阴霾四佈了。12 月 8 日，中央对潘汉年指示：至今蒋介 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
　　
红军只能扩充，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无任何商量余地。 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特别指出： “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能做无原则让步。”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 要求。11 月 21 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了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的胜利，就是 这一明确态度的具体表现。
　　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和谈无诚意，而且亲自到西安布置对红军“进剿”， 使潘汉年和陈立夫的谈判没有具体结果。周恩来 1945 年 4 月在党的“七大” 报告中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 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 这次国共谈判虽然没有成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但是从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方针到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仅仅一年的时间，由于中共中央高举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艰 苦工作，从而争取了张学良及其东北军、杨虎城及其西北军，以及其他一些 地方势力的积极合作。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内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 声也越来越高。广大工农群众及青年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也日益增多 地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民族资产阶级感到日本侵略的危险，也逐渐同 情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国民党的谈判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但增进 了双方的了解，建立了联系，促进了国民党内爱国力量的增长，为西安事变
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年里，周恩来和毛泽东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一起为制定方针政 策，领导全党全军的工作日夜操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共 同抗战付出大量心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日子里


蒋介石逼出的事变


　　自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和中共达成“停上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以 后，三方面都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采取各种方式“逼蒋抗日”。 可是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地贯彻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虽然 派代表同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仍然集中力量布置“剿共”，对张、杨和中共 的关系则通过特务加紧侦察和破坏，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镇压，毫无抗战的
实际行动。
　　12 月 4 日，蒋介石到达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唐明皇和杨贵妃玩乐、 洗温泉浴的地方），加紧进行“剿共”布置。他调集“剿共”干将陈诚、朱 绍良、卫立煌、蒋鼎文、万耀煌、陈继承、陈调元等到西安“督战”。蒋的 嫡系中央军陆续开入陕、甘两省，新购置的战斗机，也不断在西安机场降落。 大规模内战的乌云笼罩在西安上空。蒋介石直接找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师 长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蒋单独召见王以哲说，已知道他 的电台与共产党通报。警告王要服从命令。
12 月 7 日，张学良、杨虎城已知道蒋介石准备了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
第一方案是：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进攻红军。如 果不执行他的命令，就实行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 陕、甘两省由中央军接管负责“剿共”。蒋介石已内定派蒋鼎文为西北“剿 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在这个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密商对付办法。他们都不愿意执行“剿
共”命令，更不愿调到南方去被蒋介石分割、消灭。为了尽最后的努力，张 学良决定对蒋介石再作一次诤谏。当天下午，张学良到华清池同蒋介石单独 会谈，痛切陈词说，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 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又说，东北军将士的抗日情 绪不可压制。他表示对蒋一贯忠诚，面临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能不据理 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蒋介石对张大发火说：“现 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回到西安把见蒋的情况告诉杨虎城，两人认为蒋介石是不会改变
主意的，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改变错误 政策。为了做到仁至义尽，张学良建议杨虎城再去劝蒋一次。8 日上午，杨 虎城到华清他再次劝蒋，蒋仍不为所动。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使张杨彻底失望，于是下了实行兵谏的决心，并立即 秘密进行周密的准备工作。
　　12 月 9 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那天，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国团 体的领导下，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召 开了纪念大会。大会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 言》。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
　　因得不到地方政府满意的答复，学生们决定去临潼向蒋介石当面请愿。 蒋介石知道后，命令张学良制止，并说，如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 张学良立即赶到去临潼的路上对游行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暗
　　
示学生再前进可能发生流血事件。他诚恳又激动地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 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 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 比你们更有份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学生们见张学 良的态度十分诚恳，就同意不去临潼，回到了西安。
　　当天晚上，张学良向蒋介石当面反映学生的要求。蒋介石不但不接受， 而且申斥张学良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却站在学生的立场。学生的爱国热情和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更坚定了张学良对蒋实行兵谏的决心。
　　10 日，蒋介石在华清池秘密召开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参加的军事会议， 同时，中央军万耀煌部已经陆续开到潼关，迸驻到咸阳。11 日，蒋介石又召 开军事会议，同陈诚、蒋鼎文、张学良、杨虎城等商议“剿共”计划，明令 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并决定在 12 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 军的命令。
　　新的“剿共”战争即将爆发。东北军、十七路军或者即上前线打红军， 或者被调往外地，再没有回旋余地了。
11 日夜晚，张学良、杨虎城最后决定于 12 日清晨举行兵谏。
　　1936 年 12 月 12 日晨 4 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临潼的骊山山洞里捉到 蒋介石，带回西安城内新城大楼里。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扣押了往 在西安城内高级宾馆西京招待所的陈诚（这位指挥过五次“剿共”战争的将 军是藏在装啤酒的纸箱里被搜出来的）、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 陈调元、万耀煌等“剿共”干将和蒋作宾、蒋百里、张冲等高级官员。12 日 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指出，“东北沦 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上日蹙，松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 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 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爱国运动，竟嗾 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 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并提出八项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 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携带电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在那里的南
京军政要员宣读了通电，要求同意这个通电的人在电稿上签名。结果，朱绍 良、马占山、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 万耀煌等都签了名。不管他们是否真心同意这个通电，但至少说明他们不敢 反对。
　　通电发出之后，张学良又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 蒋夫人宋美龄。说明兵谏的目的，只要蒋介石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其安全。 致孔电中说，“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 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致宋电中说：“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 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这两份电报，给孔祥熙和宋美龄吃了 定心丸，也给他们提供了向主张武力讨代西安的亲日派何应钦斗争的根据。 张学良、杨虎城为争取各地方势力和国民党元老派的支持，分别致电李 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等，说
　　
明真相，征求意见。 当天零时，一切布置妥当后，张学良才告诉刘鼎电告中共中央：“我已
发动捉蒋，请予支持。”晨五时，张学良又致电毛泽东：吾等为中华民族及 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 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 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肩负重托赴西安


　　12 日凌晨，保安军委机要科接连收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几个十万火急电 报，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和陈诚等一批高级军官。译电员 朱志良立即叫醒机要科长叶子龙，叶即将来电送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我们 同住在一个窑洞里，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 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屠杀了多少革命同志，又“剿共”10 年，这个血债累累 的“蒋该死”，这回真该死了；有的说，押到保安来公审；有的说，赶快枪 毙，别让他跑了，??。叶子龙送报回来，看到大家争论不休，高声说，“你 们争什么，一切都听中央和主席的。”大家笑着钻进被寓里。我和大家一样， 兴奋得再也睡不着。叶子龙又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三局和西安联络的电 台，要加强力量，日夜值班；电报要随译随送。
　　电报又来了，张、杨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亡 大计。
　　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他两人二日才到保安的）等中 央领导同志整日都在毛泽东的石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 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致红军各军团电报，告以蒋介石已在西安被张、 杨扣留，各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电，建议 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以防意外；应全力团结好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 即南下向东北军、十六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周恩来又起草毛泽东、 周恩来给张学良、杨虎城复电，“恩来拟到西安面商大计。”
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说，根据情况的变化，有
可能逼迫蒋介石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周恩来 发言中，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努力争取冯玉祥及孙 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我们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 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张闻 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他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 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 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力 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 表团去西安工作，电告张学良派飞机到肤施来接，并派李克农、罗瑞卿和杜 理卿（许建国）等分批去西安工作。
中央连续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西安事变的真象和我党采取和平解决、
逼蒋抗日的方针。同时打电报给北方局胡服（刘少奇）、上海分局允生（冯 雪峰）、潘汉年和西安等地党组织，指示他们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方针，动员各界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
　　14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坚决赞助他们 领导的革命事变，建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
　　有人说，中共中央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 示作出的，这不符合事实。西安事变后，中央即把情况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
13 日政治局会议后，又把新的情况和我党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逼蒋抗日 的方针电告共产国际。16 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 央要求重发。20 日，中央收到共产国际重发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复电。共产 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中共中央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中央的方

针是在国际来电之前就定了的。周恩来 17 日到西安时，并不知道国际有电 报，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先后同张学良、杨虎城谈话，三方就一致同意采 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了。
这件史实是应澄清的。 我本来体质就弱，一到北方，又不习惯寒冷的天气，吃小米和野菜，营
养不足，常患肠胃病。几个龋齿，经常发病，一痛起来苦不堪言，喝凉水、 开水都受不了。中央到保安以后，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已开 始派干部到西安、上海工作。我多次考虑向领导提出到西安或上海工作，以 便把牙补起来，可是总没有勇气提出，怕不批准，更怕受批评。曾有一次向 李克农提出这个要求，但当时没有机会。
　　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西安，并配备译电员、报务员。我知道这 个消息，立即向叶子龙提出，我去当译电员，一边工作一边补牙和治病。他 同意了，要我当面报告周副主席。我没有同周副主席单独谈过话，第一次去 就提个人的工作问题，因而顾虑重重。但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便鼓起十二分 的勇气，利用送电报的机会来到周副主席办公室。交了电报后我羞羞答答地 对他说：“报告周副主席，我的牙齿全坏了，吃饭就痛??。”他看到我有 话要说，就要我坐下来好好地说。我把要求提出来了。他很和气地回答：“这 没有问题，西安刘鼎那里有报务员和译电员，但我们去了电报多，不够用， 准备要曾三去搞报务，你就去译电好了，我知道你在机要科中文化高一点， 你去正合适，一边工作，一边补牙，有别的病也可以治。”我顿时感到浑身 温暖，立即表示：“我一定负责把工作做好。”他要我叫叶子龙科长来，我 高兴极了，飞也似地跑去告诉叶子龙。周副主席对叶子龙说：“我们去后电 报一定会很多，要多带几套密码去，特别要注意保密。童小鹏随我们去西安 做译电工作。这次坐飞机不能多带人，还要准备再派人去。”他说完我们立 即回去做准备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周副主席谈话，感到他是那么平易 近人，和蔼可亲。从这个时候起，我便一直跟随周副主席在国民党统治区工 作，有幸在他的亲切教导下成长，也亲眼看到他经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在 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立下丰功伟绩。
14 日清晨，周恩来率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吴德峰、曾三、童小鹏、
龙飞虎、陈有才、杨家保、邱南章等连警卫战士共 18 人，每人骑一匹马，就 像一支骑兵支队那样，在寒风中离开保安城，向肤施方向前进。保安到肤施
170 多华里，因沟深路窄，天寒地冻，马蹄打滑，不能走快，当天只走了 80
里，在安塞西边一个小村子的窑洞里宿营。我在长征中都是靠两条腿走的， 今天破天荒第一次骑了一天马，虽然没有摔下来，但很紧张，在马上颠簸一 天，下马时腰酸腿痛，比走路还要累，吃完晚饭就倒下去睡觉了。
　　15 日清早起来，早饭后继续南进。下午 5 时，我们来到肤施城北门外蓝 家坪。这里有一支红军部队，负责人黄春圃（即江华）向周恩来汇报说，肤 施城里还有国民党的县长和民团驻守，不让红军进城。据说，今天中午从西 安来了一架飞机，降落在东郊机场，是来接中共代表团的，因为没有看到代 表团的人，又飞回西安去了。这样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
　　既然飞机已回西安，很难估计什么时候会再来，周恩来当晚就决定第二 天绕过肤施城到甘泉去，因为那里有东北军，可以从那里坐汽车到西安去。
16 日早饭后，我们即从蓝家坪向西翻山绕过肤施城，翻了几条沟，到杜甫川， 已是中午了，我们准备继续沿公路向甘泉走。这时忽然听到飞机的声音。周

恩来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又来接我们了。不久，飞机就降落了。周恩 来同张子华商量，要他以“南京派来的谈判代表”身份，同邱南章一起，拿 着周恩来写的字条进城去找县长，说明飞机是西安张学良副司令派来接中共 代表团的，要求让我们经过南门外绕到东门过延河到飞机场去。经过交涉， 县长高仲谦表示同意。不久我们就顺利涉过延水河赶到了东郊机场。张学良 的专机已停在那里了。王春圃也带了队伍到机场警卫、送行。有的文章说我 们到西安是 17 日，我和王春圃等同志回忆，是 16 日而不是 17 日。
　　乘这架飞机来接代表团的刘鼎，一下飞机就以张学良的秘书身份到城里 给县长打了招呼，县长辽陪刘鼎到机场欢送，周恩来表示感谢。刘鼎向周恩 来汇报说，昨天飞机来了一次，没接到又飞回西安去了，张学良将军要我们 今天再来接。周恩来对张将军的好意表示感谢，并同美籍驾驶员握手致谢。 接着就问驾驶员这架飞机能坐几个人。驾驶员说，除了他们两个驾驶员和刘 鼎外，还能坐七个人，一共可以搭乘十个人。周恩来一盘算，根据工作的需 要，只去七人不行，问驾驶员是否可以多坐两人？驾驶员说，从载重来说是 可以的，但是都坐在机舱内就不能保持平衡，他说有个办法，机头的行李舱 是空的，可以躺两个人，这样飞机就平衡了，我们只得同意。谁躺在行李舱 里呢？正踌躇间，警卫人员尤飞虎和杨家保自告奋勇地要去行李舱内。周恩 来同意，驾驶员就把“飞机鼻子”的盖子揭开，龙飞虎和杨家保就钻进去躺 下来，驾驶员又把盖子盖好。周恩来指定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童小鹏、 邱南章、陈有才随他登机。还有吴德峰、曾三等几人，留下来等飞机来接博 古、叶剑英时再去。飞机起飞时，已是下午 4 时了，天正下着雪。
一上飞机，周恩来就要刘鼎汇报西安几天来的情况。刘鼎说：张学良这
次扣留蒋介石的动机，是逼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交代执行捉蒋的官员 时说，要捉活的，保证其安全，促其反省，如他答应抗日，还要拥护他。周 恩来对此情况很重视。他对刘鼎说，西安事变只扣留了蒋介石，并没有打垮 他的军事力量，所以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 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要逼蒋走抗日道路，不要爆发内战。周恩来又问了 许多问题，从事变的经过到各方面的反应，从张学良到东北军、杨虎城到十 七路军的思想动向以及蒋介石的态度，都一一问到了，刘鼎作了详细报告。 我们抵达西安东郊机场，已是黄昏了。龙飞虎、杨家保从“飞机鼻子”里爬 出来，龙飞虎诙谐地说：“这次可开了洋荤，在黑洞里糊里糊涂地坐了一次 飞机。”大家都相对而笑。
进了西安城，刘鼎把我们安置在七贤庄一号休息。这里是刘鼎布置的秘
密联络机关。 周恩来一直是蓄着胡须的，从保安出发时来不及刮脸就匆匆上路了。来
到西安，要接触各方面人士，留着长须不便，他下决心把它剃掉。而七贤庄 却找不出一把剪子和剃刀，刘鼎忽然想起安装电台的涂作潮家里有，便陪着 他坐车到涂家去，才把胡须剃掉。
　　张学良急于同周恩来见面。刘鼎根据张学良的安排，把周恩来和我们带 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这里有三座楼房，西楼和中楼是张学良的起居处和会 客室。我们住在东楼，周恩来住在三楼，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住二楼，电台早 已设在底层。安顿下来后，张学良在中楼设宴招待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周恩 来由刘鼎陪同先到中楼会见张学良。八个月前，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施第一 次见面，进行过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当时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
　　
问题逐一作了具体的答复，张学良对他的精辟的论述，科学的分析，高度的 政治修养和政治家的风度是十分敬佩的，所以这次重逢格外高兴。张学良看 到周恩来没有胡须，比在肤施见面时年轻了，就惊奇地问：“哟，你的美髯 呢？”周恩来答道：“刚刚剃掉了。”张表示惋惜。接着我们随行人员也都 高兴地入席了。张学良首先举杯欢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 计。周恩来举杯祝贺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的成 功，并转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对张将军的问候。随行人员 中，除张子华、罗瑞卿、杜理卿有社会经验外，我们都是土里土气的“红小 鬼”，今天居然成了“剿匪”副总司令的座上客，不免感到紧张，手脚都无 所措，只得照着他们的动作喝酒、夹菜。张学良还笑着给我们敬酒，劝我们 吃菜，像老朋友一样看待我们，我们感到很高兴，宴会后，大家回到东楼休 息。刘鼎立即向中央发了代表团到达西安的消息。我一边休息，一边准备密 码等待周恩来向中央发电，并通知报务员彭绍坤每小时都要同保安中央的电 台呼叫一次。
　　宴会后，周恩来即同张学良单独长谈，开始负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 史重任。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蒋介石被扣后，起先拒绝商谈一切问题，现在 已允许谈抗日问题了。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 还拥护他作抗日领袖。周恩来赞同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就事变的性质、前 途和处理方针发表意见。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 扣留但他的实力依然存在，西安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 分慎重。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 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但这样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 亡华制造便利条件。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也就是采取说服蒋 介石的方针，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我党中央的态度和张学良的方针原则上是一致的。
午夜 12 时，周恩来拿给我致“毛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报告了和张学
良会谈的结果，我立即译好文电台发出，报告周恩来后就回去睡觉，而他仍 在思索明天见杨虎城的问题。
17 日上午，周恩来到止园杨公馆拜会杨虎城，讲了他与张学良商谈的情
况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这使杨虎城大出意料之外，他原以为中共和 蒋介石有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不会同意放蒋。想不到中共着眼大局，不计 前嫌。由于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杨虎城对周恩来的话没有表示异议。 但他很担心蒋介石阴险毒辣，被释放后，会翻脸报复。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 虑表示理解，但他认为只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蒋介石想报复 也报复不成。

“三位一体”力挽狂澜


　　“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以及他的“剿匪”干将陈诚 等抓起来，这当然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
　　受震撼最大的首先是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突然 群龙无首，陷于一片混乱之中。而反应最快的是亲日派何应钦。他既不是国 民党的中常委，又不是军事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只是一个军政部长，得到蒋 介石被扣的消息后，利用宋子文还在日本，孔祥熙、宋美龄在上海之机，即
于 12 日下午 3 时在公馆里召集党政军首脑“谈话会”，制造讨伐张学良、杨 虎城的舆论。国民党老右派戴季陶、居正等，以张学良“劫持统帅”、“犯 上作乱”为由，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并提出由何应钦主管军事的意见。尽管 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主张先弄清情况，说服张、杨，放蒋回京，但主 战派还是占了上风。何应钦即在公馆内成立临时办公处，筹划以大军进攻西 安，企图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由他取而代之。16 日，国民党 中常委又决定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 总指挥，分别向西安进逼。
　　南京主战派，一方面利用《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舆论工具，宣 传“张学良犯上作乱”，动员胡适等人骂“张学良叛国”，用以制造反动舆 论；另一方面又封锁西安消息，干扰西安广播电台，扣发外国记者报道张、 杨的《八项主张》和西安事变真相的消息。还制造“红军占领西安，洗劫全 城”，“蒋介石生命危殆”等谣言蛊惑民心。
日本帝国主义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后的中国形势，连日开会研究对策。他
们对何应钦进军西安表示支持。日本外相有田还公开表示：“中央政府如在 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露骨 地希望中国打内战，以便坐得渔人之利。他们还制造谣言，说西安事变是受 苏联指使的，明目张胆地给亲日派何应钦撑腰。
为了表明西安事变的动机和目的，揭露何应钦等制造的谣言，张学良、
杨虎城除公布八项政治主张以外，并多次发表公开讲话，对外国记者发表谈 话，说明他们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在对“剿总” 的职员讲话中说：“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 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 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 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张学良又直接给英美派孔祥熙、宋美龄发电报， 说明对蒋只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争取他们采取和平解 决办法。对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地方势力，也分别发电说明事 变动机和目的，以争取同情。
　　在军事上，针对何应钦的“讨伐”，张学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措施。14 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主任。设参谋团，研究军事方面重大问题，东北 军、十七路军主力向西安方面集中，布置东西防线，准备阻击由东（主要方 面）和由西向西安进攻的中央军。在陕北，延安、甘泉等地交红军接防，并 请红军向南推进，以备配合作战。又成立设计委员会，研究政治措施和宣传 问题。
以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由于和亲日派政治背景不

同，特别是和蒋介石是亲属关系，首先关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问题。他们看 出何应钦包藏祸心，“戏中有戏”。又得悉张学良、杨虎城并无伤害蒋介石 的企图后，就坚决反对对西安用兵，主张用和平办法解决，首先营救蒋介石 出来。他们想立即飞西安同张、杨面商放蒋问题，但都被何应钦阻止。宋美 龄就请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飞西安了解情况，张学良表示 欢迎。
根据端纳在西安了解的情况，宋子文也到了西安。 宋子文和张学良见面，张即向他表示西安三方面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周恩来抓住时机，通过随同宋子文来陕的郭增恺说服宋子文和他面谈，
否则也要把中共的方针转告他，即：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 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 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 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十分赞赏。他回南京后，到处宣扬蒋介石很安全， 并赞扬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委员长，相反，还有 人要轰炸。”这一来又煞了一下主战派何应钦的气焰。
　　21 日，孔祥熙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 途经洛阳时，宋美龄告诫各将领，不要进攻西安，飞机也不要飞近西安。她 深感一旦内战爆发，不仅使日本乘机大举入侵，也将威胁蒋介石的安全。22 日她飞抵西安，立即会见张学良，要求尽速送蒋介石回南京。
二宋到西安，为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23、24 日，周恩来两次会见宋美
龄，第一次还进行了长谈。周恩来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主张和平解 决这次事变，接着，他讲了中国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指出从“九一八”事 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1935 年提出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以后又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置 之不理，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他们兄妹劝蒋先生。宋美龄说：既 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同 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第二次谈话，宋美龄对和平解决事变显得 更有信心了。她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不要擅 用武力。
来美龄、宋子文终于使蒋介石同意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蒋介石决定由他们兄妹两人出面谈判。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定谈判程序， 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同意，并说，由他们 兄妹作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书面协议，以蒋介石的“领袖人格”作担保。 西安方面觉得只要大的原则达成协议，不签书面协议也可以。
　　当时在西安，不少人把张、杨联合红军抗日的局面称为“三位一体”。 所谓“三位一体”其实质就是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有东北军和十七 路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现在要以这个“三位一体”为一 方，南京的二宋为另一方，进行谈判。这次谈判的成败，是关系到是否建立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问题，双方都非常重视。23 日上午，正式谈判开 始，地点在张学良公馆中楼二层，蒋方由宋子文代表，西安方面由张学良、 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我们住在东楼，只看见这大张公馆戒备森严，有 点神秘气氛。有几部汽车进来，似有重要人物在这里开会。事后才知道，谈 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发言，他谈了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一、停止内战， 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 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 家合作。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 对日。张、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并主张以它作为谈判基础。宋子 文表示个人同意，并答应转达蒋介石。
　　在下午的谈判中，宋子文先提出组织过渡政府、撤军等问题，张、杨、 周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先成立西北联军，由张领导进行抗日，宋答复此事可 向蒋转达。
　　24 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除头天参加的人以外，蒋方增加了宋美龄。 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并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 杀，凡内政问题，都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动用武力。”她和宋子文对谈 及的一些问题都明确地承诺。周恩来对谈判取得这样的结果是很满意的。
　　24 日上午谈判基本上结束，下午张、杨处理内部问题，委托周恩来继续 与两宋接触。在周、宋的会晤中，宋子文要求中共作他抗日和反亲日派的后 盾，并派专人去上海与他保持经常的秘密接洽。周恩来要求和蒋介石见面， 经宋子文转达，约定当晚在蒋的住处会面。
　　当天晚上，周恩来由宋氏兄妹引导，到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宋子文 说，蒋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蒋住室，看见蒋躺在床上。 蒋见周进来，勉强欠身而起，请周坐下。周见到蒋面容衰老憔悴，满嘴没牙
（上下都是假牙，在华清他逃跑时来不及带丢失了），难看得很，远非当年
在黄埔军校的样子。周先向蒋说：“蒋先生，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 比从前苍老了。”蒋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 听我的话。”周恩来抓住话题针锋相对地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 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 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这时宋美龄说：“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西安斡
旋，实在感激得很！” 周恩来具体地说明中共当前的方针：一、为抗日救国，共产党坚持联合
国内一切党派军队共同奋斗，组成民族统一战线，互相尊重信任，以谋共同
发展；二、共产党目前决无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图，它目前的政治 目标是对外实行抗日，对内争取民主共和制度；三、红军在南京中央政府抗 日时愿意服从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其独立系统，不得由中央政府任意改编 或变更指挥人员；四、抗战发生时红军可改变名称，在全国民主共和制确立 之后，苏维埃可取消，实行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但共产党的组织及信仰不 能改变。
　　蒋介石作了三点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 指挥；二、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 直接去谈判。说完这三点，蒋介石表现出疲劳的样子，对宋氏兄妹说：“你 们可以同恩来多谈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今后我们有机会再谈。” 蒋连声说，好！好！周恩来就告辞了。
　　周恩来回到张公馆，立即把谈判及与蒋介石会见的情况给中央作了详细 报告。这些电报稿交给我时，我看后也觉得谈判取得巨大成功，心里很高兴， 十分敬佩周副主席的精明干练。
这时西安发生了放蒋与扣蒋的激烈争论。

　　宋子文坚决请求西安方面信任他，表示他愿意负责去进行谈判商定的各 项内容，要求让蒋介石、宋美龄在 25 日离开西安回南京。宋美龄也要求在圣 诞节离开，“取个吉利”。张学良表示同意，并愿亲自送蒋走。周恩来同意 这些条件，只是认为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不赞成蒋在 25 日就走和由张学良亲自送去。
　　原来在事变发动的当天，根据张学良的指示，成立了一个机构叫“设计 委员会”，成员有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等， 也就是“三应一体”的三方面都有人参加，以高祟民为召集人，它是事变的 政治设计机构，研究张、杨交办的问题，对张、杨负责，同时也可以向张、 杨提出建议，类似参议班子。事变以后，它作了不少工作，如撤销“西北剿 总”，起草通电，改组陕西省政府，它的许多建议为张、杨所采纳。23 日下 午，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们风闻谈判很快就要结束，蒋介石也将在几天之内就 要释放，于是由高崇民主持马上开会。一开始，空气就很紧张。许多人提出， 如果没有具体保证，只凭空口说白活就把蒋介石放走，万一以后他不认帐怎 么办？有人主张南京军队必须撤出潼关以东，解除我们的军事威胁后，才能 放蒋。有人建议由阎锡山作保证人。个别激烈分子愤慨地说：“西安事变是 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只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 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干脆先把他干掉。”会 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大家意见由高崇民去向张、杨汇报。
张学良非常着急，生怕闹出大乱子来。杨虎城心情沉重，默不作声。周
恩来很重视这些情况，赶紧找张学良，建议明天找这些人开个会，好好向他 们进行说服解释工作。
24 日下午 2 时，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他的办公大楼一间小客厅里，召集
前一天参加设计委员会会议的人谈话。首先他介绍几天来和宋氏兄妹谈判的 经过和内容，透露蒋介石很快就要走，他自己打算亲自送蒋到南京。他很严 肃地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在外边胡 说，更不许胡闹，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了错事，我们担当不 起。”这时大家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很久才有人提出：“副司令说的蒋 介石答应我们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不认帐怎么办？”张学良 很诚恳又很自信地说：“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 得肯听，他的命令无效果”，“被迫作出保证，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心存 报复，那时候怎么办？所以你们那些主意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 只要他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接着他又 说：“要阎锡山作保证人，更是不可能。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 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这次事变我们打电报给阎锡山，他回电只是满 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让他投机取巧占便宜。”
　　有人问：“副司令要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很 郑重地回答：“这次事变对蒋介石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走他， 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和他共事，所以现在不能再为难他，要给 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 是这个意思。”
　　高崇民对张学良的谈话是不同意的，但不好当面争辩，当天晚上写信给 张学良，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更严重的事情是，东北军和十七路 军的高级将领也连夜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
　　
并须首先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 我们也誓死反对。”宋子文看了这封信，大吃一惊，赶紧送给蒋介石、宋美 龄，蒋、宋一看，吓得不得了，马上要宋子文找张学良想办法，并要宋子文 亲自去找杨虎城恳求早放蒋走。宋马上去找张、杨，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 撤出潼关。
　　张学良以为自己和蒋介石私交根深，对蒋的阴险估计不足。这时他很担 心夜长梦多，闹出乱子，觉得不如把蒋早点送走，免生意外。
　　25 日下午 3 点多钟，张学良拉杨虎城陪着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 开住地，乘车直奔机场。因为怕他们的部下知道会发生意外，行动非常秘密， 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到了机场，他们看到机场上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 这些人是来等候欢迎绥远抗日的傅作义的，可是蒋介石不知道，以为是来对 付他的，很怕被留难走不了，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 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 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再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
于 25 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我个人负责；二、停止 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 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二将军负其全责。 蒋介石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登上飞机。张学良表示愿陪蒋介石回南京，他 在飞机旁边写了一个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归于学忠统率， 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张学良也乘上自己的飞机起飞了。这时己是下
午 4 时了。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住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才得到卫士们的报告， 说副司令和杨主任也同蒋介石到飞机场去了。孙连忙报告周恩来，周大为惊 愕，立即和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是为时 已晚，飞机己腾空而起。周恩来叹息地对人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 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风云突变 砥柱中流


　　蒋介飞抵洛阳后，就对张学良颐指气使了。他首先逼令张学良打电报给 杨虎城，释放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杨虎城不愿给张学良造成困难，说： “做人情做到家，他叫放就放吧！”当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为陈诚等 人饯行，第二天就放他们回南京了。
　　这时东北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些少壮派军官认为，扣留这 些蒋方大员是张学良回来的保证，释放回去蒋如果扣留张学良，东北军就无 所恃了。他们情绪非常激昂。
　　事态的发展果然是这样。26 日下午，蒋介石的座机到南京机场，国民党 大员蜂拥前来迎接。随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机场上只有一批军统特务在四 周警戒，张遂即失去自由。蒋介石背信弃义，竟组织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 刑十年，旋又假惺惺地要南京国民政府将张“特赦释放”，“交军事委员会 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到长达数十年的软禁。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杨 虎城、于学忠二人撤职留任，并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五路大军
共 37 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西安方面难于对付。一味示弱是不行的，必须在政
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作出有力的部署。连日来，周恩来经常彻夜
不眠，和后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博古、叶剑英等研究对策，冷静地处 理面临的复杂问题。他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 虎城领衔于 1937 年 1 月 5 日发出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和 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他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 开进关中。9、10 两日，红一军团到达耀具、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
10 日，红二十六军也到达洛川。周恩来在几天内将南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
养和器材迅速补充完毕，并到咸阳看望红军部队，讲述西安事变的意义，鼓 舞士气。红军开入关中，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感动。
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仍是继续逼使蒋介石实践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诺言，主张和平解决。1 月 10 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 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 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11 日，他又写信给蒋介石，严正指出： “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要求 蒋介石撤退进入陕甘的中央军，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军政，这样才能消弭 内战，一致抗日。否则，“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 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将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
　　当时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和战之争，杨虎城的处境十分困难。西安主要 军事力量是东北军，张学良送蒋走时，要于学忠领导东北军，并听命于杨虎 城的指挥。而于学忠在东北军中不是嫡系，领导不了这支部队，杨虎城更是 指挥不了。东北军实际上已是群尤无首，所谓元老派、少壮派的矛盾日益表 面化。十七路军将领中，有的公开叛变，有的态度模棱两可，杨虎城也难于 掌握。这时他深感只有张学良回来，才能维系“三位一体”，处理复杂局面。 西安方面的困难，南京了如指掌，它加紧对西安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
1 月 13 日，蒋介石派人到西安，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 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 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甲案。二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