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公布后，北京有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说：“一个民族 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在召开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时 作了补救。
　　二是反映出严肃的政治标准。新政协的各党派单位共有 14 个，其中除了 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号召的 10 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 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3 个单位。九三学 社于 1946 年成立，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并且响应我党“五一”号召，它在 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是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条件的，因此筹备会也一致同意邀 请它参加新政协；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台湾爱国同胞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
其主要成员领导和参加过 1947 年“2.28”反对帝国主义和国 33 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并于当年 11 月组织台盟这个台湾人民的革命
组织。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台盟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是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 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青年同盟等青年革命组织发展而来的，也是我党领导的 民主革命青年的政治组织。虽然成立较晚，但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且有广泛 的青年群众基础，所以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它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至于 在国民党内部从事过反蒋活动、对民主运动作过贡献的秘密政治组织“小民 革”，于 9 月 17 日自愿宣告结束，其领导人大部分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及区域代表中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新政协。还有对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 社党革新派、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等，筹备会都作了慎重考虑， 进行具体分析和分别处理。基本指导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的严肃性，严格分 清敌我，对于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者，不作为党派或团体单 位；同时在此基础上又注意团结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对这些组织中有民主运动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 性的民主人士，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 份参加新政协或在联合政府中作适当的工作安排。例如民社党革新派的汪世 铭、沙彦楷，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许闻天、邓吴明，都是以个人身份被邀请 为特邀代表参加政协的。
三是既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实现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巩
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将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 当时的形势下，从组织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不应当 以简单的多数去压倒少数，而是必须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同民主人士真诚合 作，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来达到政治上的一致。因此，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 单位，同民革、民盟这两个成员比较多的党派单位采取了相等名额的做法， 而在人民解放军、各地区以及工、农、青、妇等基本群众单位中，虽然也适 当安排了党外人士，但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占多数，这已经足以体现无产阶 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党员也不宜过多，应当有 相当数量的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因此，
在 662 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只占约 44％，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约占 26％， 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 30％。这说明，民主党派名额的比重是很大的，他们也 是满意的。这样，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促进党同非党的团结合作，推动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中国。
　　从拟订到决定政协代表名单，可以说是一项复杂又繁重的系统工程。中 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这项系统工程是在周恩
　　
来的领导下，经过自上而下、从下到上的反复协商三个多月后，终于在中南 海勤政殿举行的筹备会常委会第 8 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 项系统工程的胜利竣工，表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系统工程领导者、组织者 和指挥家。

新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


　　1949 年 9 月 20 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 8 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 行，决定于 9 月 21 日下午 7 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之前，有关筹备诸多会议事宜已经安排和准备就绪，周恩来 对会场布置、文件印发、座位安排和警卫工作等各项准备工作都亲自作了检 查。16 日，常委会第 6 次会议决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修 改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将国旗、国徽方案和宣言稿交由政协全体会议 主席团决定。17 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又基本通过 35 常委会所提出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组织法（草案）》等。
　　上述 3 个草案都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是经过许多次反复修改、集众人 的智慧和经验才产生的。周恩来在报告草拟《共同纲领》的经过及其特点时 说，筹备会第 3 小组决定由中共负责起草草案初稿。初稿写出了后，除各单 位自己讨论不计外，经过 7 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 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 3 小组本身讨论了 3 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了 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作了基本通过。
《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民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近百年
来为之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体现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 领。《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国 内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规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民族政 策、文化教育政策和人民的民主权利等基本政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并通过宪法之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不过，当时所制定的
《共同纲领》暂时不提社会主义，这是不是说明不要社会主义？不是的。但
为什么不写明呢？对此，周恩来曾向各位民主人士公开说明“只有全国人民 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 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 看待它。”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周恩来当时所 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在制定《共同纲领》过程中，涉及少数民族政策时，有人主张采取苏联
的做法，实行联邦制。到底是采取联邦制好呢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这 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曾经就此问题征求过意见。李维汉对这个问题作过 专门研究，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比较适合我国的国 情，而不宜套用苏联的“民族自决”，并向中央提出积极建议。党中央、毛 泽东、周恩来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赞成。因此，《共 同纲领》第一次就明确地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 域自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是使统：一战线组织化、经常化、完 备化的一部重要文献。它反映了人民政协是适应我国国情的一个创举，是我 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特点，阐明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 命斗争中发展形成的，它不单是一种会议形式，而且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 最高组织形式。因此，《组织法》规定了政协的宗旨是：“经过各民主党派
　　
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建 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 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起草这部《组织法》时，有 人认为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不再需要政协这样的组织了。周恩来向 他们指出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他说：“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一贯方针，统一 战线出现今天这样广泛的规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并且应当长期地存在下去。即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政协也将是 一个协商机构，是参谋部。”几十年实践证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 立之后，政协仍然需要长期地存在下去，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它 的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根据《共同纲领》草案中 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的精神拟定的。它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形式为 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并规定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由政 协全体会议执行其职权，选举成立中央人民委员会，并且组织政务院、军事 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在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并 通过宪法后，这一组织法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关于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曾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发出“启事”征 槁或邀请专家设计，共征得国旗图案 2992 幅、国徽图案 900 幅、国歌歌词
694 首。经过反复协商，分别选择了国旗图案 38 幅、国徽图案 5 幅提供大会
采择。周恩来对这个工作十分重视，连《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
（草案）》的清样也亲自审定，并作了重要的修改。7 月 4 日晚上，周恩来 在外面活动后回到寓所已是凌晨 3 点，看到办公桌上案卷第一页有一份证稿 启事草案的清样，知道要等他签发。周恩来立即审阅了 200 余字的草案全文， 亲自改动和增添 14 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国旗应注意“色彩以赤色为主”的 “赤”字改成了“红”字。这一字之改，变赤为红，飘扬中国大地的那面五 星红旗的底色便就此设计产生了。红旗上的黄色星，是钱三强在一次讨论同 旗图案的会议上建议的。他说：“我国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改黄色的 好！”这一建议，博得与会者一致赞同。
关于国歌，一下子还制定不出来，征稿虽多，却难入选。所以，马叙伦
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郭沫若赞成用它代国歌，黄炎培也支持并主 张不改动由田汉所作的旧歌词。周恩来也说：“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 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这首代国歌，就是 9 月 25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于丰泽园召集政协筹备会第 6 小组座谈时暂定的。散会 前，毛泽东高兴地站了起来，同周恩来和全体与会者一齐合唱《义勇军进行 曲》。这首代国歌，第一次响亮地回荡在中南海内。
　　关于国徽，因为比较复杂，大家的意见又不一致，当时没有选中合适的 图案，所以在开国大典上未能用上新中国的标记。现在的国徽图案，是 1950
年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国徽的内容是国旗、天 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着中闰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 国后，制定国徽的任务，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邀请了梁思成、 林徽音、李宗津、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张正宇等专家参加这项工作。梁 思成、张仃等人根据政协常委会讨论意见，绘制了新的图案，再进行讨论。 周恩来总结大家意见，决定进一步修改，并建议将麦稻穗设计成挺拔向上的 形象。国徽图案通过后，塑造立体模型的任务便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高庄

教授。高庄经过精心的艺术再创造，采用 45 度锐角线平面立体浅浮雕的技法 制成了国徽模型。1950 年 9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正式发布 颁发实行国徽的命令。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倒有了一颗国印。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中 南海紫光阁会见了陈叔通。陈叔通给周恩来送去一枚镌刻得严肃庄重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原来，早在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就 委托陈叔通请治印名家制作一枚国印，陈叔通返回上海后，即向杭州西泠印 社创始人王福庵说明了意图。王将制作国印的任务交给他的得意门徒、从一 个苦力车夫成为治印名家的顿力夫去完成。周恩来握着这枚镌刻技艺十分精 湛的国印，意味深长他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于千万万个 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 举行。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代表 634 人，应邀来宾 300 人。大会由毛 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 幕时，54 响礼炮和军乐齐鸣。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致开幕词。他以沉稳、 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 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是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自此始，中国人民 进入了伟大变革的新时代，中国开拓了崭新的新纪元。毛泽东的振奋人心的 致词，其洪亮的声音、高昂的语调，至今还回旋于我的脑海中。1991 年 6 月
30 日晚，在漳州市委统战部召开各民 39 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纪念“七一”
晚会上，我还情不自禁地学湖南口音表演了毛泽东的这段开幕词。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
的社论。
　　9 月 22 日，大会第二天，政协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作筹备工作经过 报告后，由周恩来、董必武、谭平山分别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25 日，继续开会。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国 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田汉、 梁思成等参加。毛泽东在筹备会第 6 组会上谈到国旗时，拿起了五星红旗的 式样，指点着说道：“这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 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9 月 26 日，政协全体会议休会一天，而“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纪
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却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对国旗、国徽、国歌、国都、 纪年方案进行最后审查。关于定都问题，在讨论时有人曾建议在重庆、成都、 西安或武汉。但最后还是一致通过首都设在北京。对于国号，早有不同意见， 有的说简称“中华民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说“中华人民 民主共和国”，张奚若先生说不如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林伯渠 在这一天特地柬请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二三十人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座 谈，大多数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辛亥革命后归隐 38 年、平 生不写“民国”名称的前清进士周致祥，就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侨 领司徒美堂说：“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末翰林陈 叔通和民盟主席张澜、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也持此议。最后，政协全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说明新中国每一个标志的诞生过程，也是

一个充分发扬民主、进行政治协商的过程：
　　27 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继续举行。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提 出了 4 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大会还通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 1949 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这样，新中国的标志除国徽外已经全部
诞生了。
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共开了 8 天。9 月 30 日，大会顺利地通过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全会选出了 180 人组成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选出了 63 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 为副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朱德副 主席在政协全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 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会议期间，有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共 83 人先后在全会上讲
话或发言。中共代表刘少奇发表讲话时，郑重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凡是中国共 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 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宋庆龄在发言中赞颂政协会议的召开说：“这 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会上，张澜说 政协会议开幕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黄炎培 说政协会议“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程潜说这是“划时代 的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一次人民真正大团 41 结”：沈雁冰说政协会议“展 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国内外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政协会议消息。开 幕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得很成功，主要是党中央方针 政策的正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直接领导的结果。为了保证大会的胜利召开， 中央决定，大会组成党组秘书处，我任处长，中组部的韩劲草任副处长，负 责政协委员中党员和团员的报到、编组工作，召开党员大会，参加大会工作 的党员也列席。党员大会请刘少奇做动员报告，报告阐明了人民政协第一次 全体大会的意义和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团结党外 人士一起把大会开好，特别说明大会候选名单中党外人士的安排是经过党中 央批准的，党员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党员大会后，各党小组都学习和讨 论了刘少奇报告，保证完成任务，使政协大会开得顺利。选举结果，不仅党 外人士都当选，而且票数都相当多，党外人士都很满意。参加大会的秘书、 总务、警卫等全体工作人员（包括饭店工作人员），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 任劳任怨地完成了任务，也得到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表扬。
　　9 月 30 日上午，政协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 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典礼。当天下午 6 时，大会利用统计选票的时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隆
　　
重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致词说：“我们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 年 9
月 30 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致词毕， 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宣读他亲自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三 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 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 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 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文宣读完了，毛泽 东、周恩来和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为纪念碑的基石培土，表示对革命先 烈的崇敬。
这座纪念碑于 1952 年 8 月正式动工兴建，1958 年 4 月竣工落成，同年 5
月 1 日隆重揭幕。纪念碑雄伟壮观，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碑身呈方形，高
近 40 米，是用山东崂山运来的巨块花岗石雕成；碑下为两层平台，四周环绕 汉白玉栏杆。碑身正面（北面）镌刻毛泽东题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 鎏金大字；背面是周恩来亲笔题书的碑文。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对 150 年来在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的光辉纪 念，也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场所。中国人民络绎 不绝到此瞻仰，缅怀革命先烈，学习他们为革命、为人民、为真理而英勇战 斗的精神。
1976 年“4·5”那天，我和紫非到天安门广场，用照相机记录下了广大
群众抗拒“四人帮”无理压制、簇拥着花圈纪念周总理逝世的动人情景。粉 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于每年 1 月 8 日周 总理逝世日，都相约到纪念碑敬献花束（近年来改在 3 月 5 日总理诞生日）， 无限追思和深切怀念周总理。
在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期间或闭幕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朝鲜、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波兰等国家党和政府以及英国、 美国、西德、丹麦、荷兰、澳大利亚共产党都致电祝贺。苏联等国政府决定 同我国建交。这正如毛泽东在政协全会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革命已经获 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在政协会议开幕的第三天（23 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邀
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刘斐、陈明仁、吴奇伟、黄滇 翔、林遵、邓兆祥等 26 位起义将领一同赴宴，周恩来、陈毅、刘伯承、李济 深、陈铭枢、察廷锴等作陪。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为起义人员响应人民和 平运动立下的功绩干杯。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 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 海军。这年 8 月 4 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北伐老将程潜和国民党第一 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在长沙举行起义。16 日，毛泽东、朱德电称程潜“义声 昭著”。毛泽东对国民党老前辈程潜是很敬重的。当程潜于 9 月 7 日晚上 10 点到达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时，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他到火车站亲迎朋 友除宋庆龄外，就是迎接程潜，仅此两次而已。
　　9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为程潜洗尘，周恩来等也参加。19 日， 毛泽东邀程同游天坛，20 日又细心同他商量安排公职。10 月 1 日，毛泽东邀 请程潜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因为程潜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离京前夕，毛泽东找程星龄谈话，说“颂公（程潜字颂云）在军政界搞得久， 旧部多，需要安插而又可以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 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者老部下，都要替他设想到，免得他 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给他特别费大米 5 万斤（注：币制改革后，折成 人民币 5000 元），任其开支，不受限制”。可程潜对待别费从不动用一分一 文。
　　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富有号召力的。程潜于 8 月 4 日在长沙宣布起 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黄绍竑、贺耀组、龙云等 44 人于 13 日在香港发表 声明，宣布“坚决地向人民靠拢”；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委员刘 孟纯、屈武，该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于 9 月 25 日、26 日发表通电，宣布 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归入人民阵营；10 月 1 日，西藏宗教领袖之一班禅额 尔德尼·确吉坚赞在青海省解放声中致电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这些都证 明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也是反映周恩来领导国统区第二战场的伟 绩。
　　有些爱国军政人员为了参加人民政协，竟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曾任国 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杨杰，9 月 19 日在赴北平参加会议的 途中于香港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政协会议开幕时，还通过一项临时动议： 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义，向杨杰家属及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致唁。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 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里汗和中苏文化协会干事罗志（汉族）等 5 人，在 转道苏联阿拉木图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航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为此不幸 事件，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唁电，向不幸遇难的 5 位同志及其家属表示哀悼。
　　
出任开国总理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2 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主席毛 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委员陈毅等 56 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会 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的施政方针。会 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 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钩儒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自从这一天起，周恩 来成为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的总理，连任 26 年之久，日理万机，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社论。下
午 3 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重盛典。党中央和 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解放军主要将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民主人士、 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出席参加；中央和北京市机关于部以及群众 30 万人整队参 加庆典。首都群众穿着节日盛装，有组织地在盛典开始前汇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城楼上 8 个大宫灯醒目喜人，两排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红旗似海。 下午 2 时半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从端门前下车，从天安门东西两侧的坡道健步走上天安 门城楼，互相握手致贺后先去大厅休息。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摄影记者蜂拥过
来抢拍下一个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为了保证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证参加庆祝盛典的首都 30 万群众的安全，周恩来早已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等同志采取了周全 缜密的安全措施。对毛泽东从中南海到天安门的必经之道都预先亲自作过安 全检查。当时，我们私下里啧啧称赞，还风趣他说周恩来是“大公安部长”。
2 时 50 分，毛主席暨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休息厅走出，站到天安门城楼前
沿各自的位置上。当群众看到毛主席时，广场上欢声雷动，高喊“毛主席万 岁”！毛主席等则向群众挥手致意。3 时，开国大典由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开 始，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升旗电钮， 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54 门礼炮轰鸣 28 响。接着，毛 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 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本 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 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 系。”当毛主席在宣读公告时，我抢拍了一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照片，而 今它成为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突然，飞机的隆隆声从东 方的上空传来，人们立即仰望天空，新组建的空军排着人字形掠空而过，天 安门上下齐向空军鼓掌欢迎。接着，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 下，乘敞篷车检阅了 16400 名官兵组成的海陆空三军部队。之后，朱德重登 天安门城楼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三军迅速肃清国民党残 余军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令毕，奏起军乐，步兵师、炮兵师、战 车师和骑兵师从天安门城楼下列队通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次
　　
阅兵，是愈战愈强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次检阅，也是人民解放军解放一切尚 未解放的国土的一次誓师。
　　阅兵式结束，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踵而来。他们通过天安门时振臂高 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万岁！” 入夜，举行焰火晚会，五彩缤纷焰火腾空而起，千万朵礼花开满夜空，北京 成为不夜之城，首都群众沉浸在狂欢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及外宾，坐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与民同乐。
　　当晚，我背着照相机和小摄影机想摄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不料， 经过金水桥时被负责警卫的战士挡住，不让过桥去。尽管我佩带着“工作人 员”的证件，他还是不让过去。幸好碰到警卫负责人刘维同志，才带我上天 安门，使我有机会摄下了一组狂欢之夜的照片。我有幸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 国盛典，亲眼看到代表新中国诞生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凌空升起，也亲眼看到 几十万群众欢呼新中国诞生的热烈场面，使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 来。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了 41 年，几乎“五一”、“十一”都要上天安门。
1990 年定居漳州后，常常想念天安门。每次进京办事要离开时，总要瞻仰天 安门城楼，凭吊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 47 纪念堂，仰望飘扬在天安门上空 的五星红旗和宏伟的人民大会堂，思绪万千，对新中国的缔造者、已故的一 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寄予无限敬仰之情。
10 月 1 日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法定的国庆日，是当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 10 月 9 日下午 3 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选举毛泽东 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 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这次会议，患病缺席的马叙伦 委员托许广平委员向会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希 望本会决定把 10 月 1 日定为国庆日。”毛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案，向政 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 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 规定每年 10 月 1 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 子。这个规定，必将千秋万载地沿袭下去。
开国大典那一天，周恩来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政务院总理之
后，便集中主要精力筹建新中国第一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但是，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呢？政务 院副总理和所属各部主要人员怎样配备呢？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 领导人在组建政务院时首先碰到的两大问题。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反复 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 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再陆续从 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特别是负责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邓 小平、李富春、高岗、贺龙、陈毅、邓子恢、习仲勋等，就是在这以后陆续 从各大区调到北京工作的。
　　新中国首届“内阁”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必须考虑安排民主人士。对 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筹建政务院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民 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同我党亲密合作，作出过重要的贡 献，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但是，怎样在配备上取得 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因为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民主
　　
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数是由他提出来报告党中央决定的。之前，他先听取中 央统战部关于民主人士的安排意见，还亲自做了大量平衡和协调工作。那时 候，我在统战部任副秘书长，深深感到周恩来费尽心思，深谋远虑，力尽综 合平衡之功，使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知名人 士，差不多都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他首先提名对和平解放北平立 了大功的起义将领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 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因此周恩来便提名傅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 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工作。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 请他推荐人选参加水利部领导班子，傅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 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张含英，一位是曾任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北平市市长的刘瑶章。其次，劝说过去几十年一 直不愿做文官的工商界主要代表人物黄炎培担任公职，由他出任政务院副总 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建会主委黄炎培有出世思想，曾多次拒绝旧政府 的高官厚禄。1949 年 3 月，他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10 月 11 日晚， 周恩来前往安儿胡同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 培仍抱定初衷，说：“1946 年我才 68 岁，己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
今 72 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充满敬意他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 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经过两个多小时 的恳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要考虑考虑。12 日早晨，黄炎培征询了 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 49 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 贤的盛情邀请之下，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 听取黄炎培的答复。这时，黄老高高兴兴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 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再次，是提议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 长。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不甚了解的人来当农业部长呢？周恩来解释说， 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 的参谋长，继之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 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 面。周恩来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便请出了李书城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 业部部长。此外，周恩来也请了在旧社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林 业学家梁希出任林垦部部长。
10 月 19 日下午，在经过党中央决定并同党外有关人士协商后，毛泽东
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 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 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同时， 正式通过政务院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名单，周恩 来兼任外交部部长。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这项任命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在 4 个副总理中，有黄炎培、郭沫若两位民主人士；21 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 民主人士占 11 人；政务院下属 34 个机构的 109 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
49 个，其中 15 个正职。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林垦部部长梁 希，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司法部部长史良，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 李德全，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 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

之。对以上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称赞道，“周总理不愧为‘周’
（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
　　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周恩来于 10 月 21 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 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 34 个机构的负责 人正式就职。他在政务院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 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还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 各部门都应该有一个组织法，以便依法办事。一个月后，即 11 月 21 日，周 总理于中南海勤政殿东会议室召集政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开会并讲话。那时 候，政务院工作人员只有 95 人，主要是秘书、警卫、行政人员。他对大家说： “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刚刚建立，我们要在革命秩序里创造新的社会。 所以，我们要改革，要创造，不要因循守旧，不要只作‘循吏’。大家要善 于发现和接触新事物，勤劳加智慧，富有创造性地把革命工作做好，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他还谈到政务院与旧官僚机构的本质不同。他说：“中南 海是过去的封建皇帝呆的地方，在这个黄圈圈里都是穿黄马褂的人，是个与 民隔绝又统治百姓的禁城。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就要打破往日 的‘黄圈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当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 为中央人民政府服务，及时把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方针、 政策传达下去，把初建的国家建设好。”周恩来这次讲话，给政务院工作人 员以深刻的教育，迅速形成廉政、勤政、高效率的为人民服务好作风。自此 始，政务院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兢兢业业，勤政廉明，艰苦朴素， 积极认真，开展建国初期繁忙的政务活动，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 国民经济的胜利恢复，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 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而奋斗不 51 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巨人的雄姿屹立在东方。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
烈奋斗牺牲的结果。特别是 1921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屈不 挠、英勇奋斗的结果。
毛泽东在 1939 年就说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
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中国民主革命 的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
解放战争只以 3 年半的时间，就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反动统
治，就是由于党中央在这个时期内最灵活又最充分地运用了这三个法宝，使 它发生了伟大的威力，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中，毛泽 东和周恩来亲密合作，充分发挥了他们领导革命的高超艺术，则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

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岁月里

接收了一个烂摊子
　　I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居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接收了国民党留下的 一个烂摊子。
　　当时，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湾而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 门、海南尚诗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新疆、西藏部 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军费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俘虏 的大批国民党官兵如果不管他们，让他门到社会上自由活动，将成为不安定 因素，非把他们包下来不可。到 1950 年最高峰时，这些俘虏达到 550 万人。 军队包下来，国民党政府的文职人员也要包下来。南京、上海解放时，曾实 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闹得这几个地方很不安定。而且这些人也不是毫无 用处的，经过思想改造，还能为我所用。这样，全国的公职人员达到 350 万 人。也就是文武加起来共计 900 万人要包下来。尽管当时实行的是毛泽东讲 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对国家来说，也是很沉重的负担。1949
年 12 月 22—23 日，周恩来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和航务会议的人 员讲话时说，因为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 在旧中国，工业和农业部极其落后，从 1937 年到 1949 年，经过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 达到战前的水平。拿农业来说，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是 2800 亿斤，而 1949 年大约只有 2240 亿斤。1950 年计划增产 100 亿斤，距离战前 最高水平还差得远。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当时农村 每人每年的收入约 400 斤粮食，需要向国家交纳 80 斤公粮，这个负担是很重
的。
　　工业方面。战争中遭到的破坏更为严重。1949 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 17％。主要产品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 48％，铁减少
86％，钢减少 83％，棉纺织品减少 25％以上。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恢复，以农
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也感到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 期，出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以上海为例，物价上涨比 战前高达 200 万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商品卖不出去，使工业受到极大 的影响，同时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
交通运输急待恢复。当时全国有铁路 2 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 40％左右
因解成较早得到恢复以外，关内的只在逐步恢复之中。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 很少，大都是吨位小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 港。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不畅，这就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周恩 来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的税收时说，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41.4
％，城市负担占 38.9％，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 大一部分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国家企业收入只占 17.1％，以上三种税 收不够国家的支出，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在编制 1950 年国家预算时， 支出的 82％靠各种收入，7％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
　　1949 年水旱天灾又很严重，全国有 1.2 亿亩耕地、4000 万人受灾，对这 些灾民人民政府不能置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 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当时官僚资本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已经陆续收回国家所有，帝国主义 在华企业，也受到许多限制，只有民族资本因为它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
　　
部分，受到保护，他们还有一点经济实力。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看不 起共产党，认为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能够统治农村，管不 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人说：“共产党军事 100 分，政治 80 分，经济是 零分。”一些投机商公然和政府较量，国民党崩溃前夕，金元券形同废纸， 市场上银元通行，有的地方甚至拒用人民币。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星期，投入 流通的人民币不到 20 亿元（旧币，等于后来的 20 万元），数量并不大，但 大部分还是浮在市面上，买不到成批的货物。加之黑市猖獗，上海证券交易 所已经命令停业，投机商却把它作为银元投机的指挥所，大街小巷银元贩了 到处活动。他们抬高银元价格，进行黑市交易，扰乱金融市场，市民生活受 到很大影响。这种现象如不制止，市场秩序建立不起来。1949 年 6 月，上海 市组织一次严厉的政治打击，首先发动以工人为骨干的各阶层人民，造成强 大的舆论攻势，关闭银元投机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拘捕严重违法的投机商， 然后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从此人民币才得以流通，并占领市场。
一波才平，一波又生，银元投机风平息后，粮食和纱布价格急剧上涨，
1949 年 10 月，天津、上海物价如脱疆之马，天津是粮食带头，上海是纱布 领先，华中、华北都受到影响，可谓波及全国。政府当然不能让投机商人这 样兴风作浪，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筹集物资择机在市场抛出以平抑物价； 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放一收，才使市场趋于稳定。但从当
年 7 月到年底，上海、天津、汉口、西安 4 大城市，物价已上涨 3 倍多。
　　帝国上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扰乱，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 因。当时沿海港口的海运极为困难，南方许多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所盘踞， 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许多我们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国 民党还经常派飞机轰炸沿海城市，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遭到的损失最为 严重。1950 年 2 月 6 日，上海最大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不仅使许多工厂停 工，市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协商派来空军，才使国民 党的骚扰有所收敛。
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着共产党失败，他们说：
“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些民主人士也担心共产党缺乏 经验，治理不好国家。
当时，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要当好这个 5
亿多人口大国的总管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在几十年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早已炼就了百折不挠，不畏艰 险，不怕困难的意志。为了尽快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整治好，他又开始为 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废寝忘食，日夜操劳起来。

为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决不可以 丢掉乡村，只顾城市”；“必须以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同时指出：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民族资产阶级要既 团结、又斗争。
　　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参与决策。早在青年 时代就立志要让中华腾飞于世界的周恩来，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 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已在思索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1948
年 6 月，他写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提纲，其中提出“新民主 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他认为新 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区别是前者为无产阶级领导，后者是资产 阶级领导；前者是为多数人，后者是为少数人；前者是以劳动大众为主，附 加自由资产阶级，后者是以资产阶级为主，附加劳动大众；前者是基本上计 划经济，后者是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对国营、合作、私营三种经济，他提出 主要与次要、少数与多数、国家命运所系或非国家命运所系等问题。同时还 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方针。从这 份提纲里已可看出周恩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脉络，同后来七届二中全 会所提出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1949 年 3 月下旬，党中央到北平后，周恩来除了继续协助毛泽东指挥军
事，领导国统区党的秘密工作以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和组织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方面。受党中央的委托，他主持起草了 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向大会 作了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特点的报告，其中，谈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政策时，他指出它的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 民主义 5 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 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 须实现的任务。在这个报告中，他还说明《共同纲领》中之所以没有明确地 把新民主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发展前途写出来的原因。 我在上一章已经谈过了。1952 年 6 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当时不写入，是为 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从周 恩来的这些观点看，他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当前任务、长远任务， 以及需要避免的错误，思想上是十分明晰的。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如何恢复呢？当时各部委分别召开全国 性的会议，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 也就是如何把《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具体化。1949 年 12 月下旬，周恩来在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报告中谈到国家财经计划问题 时说，1950 年国家财政负担是很重的，因为一方面要继续进行解放战争，同 时又要负担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公教人员的生活，必须采取恢复生产、开源节 流的办法，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在建设新中国的时候，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 传统。在谈到处理 6 种关系时，他指出我国确定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 业的方针，但不能忽视农村，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 农业无法发展，要认识这样一个辩证关系。在内外关系方面，我们以自力更

生为主，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工商关系方面，他强调工业为 主，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要服务于工农业产品的流通，防止投机现象。关于公 私关系，他指出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但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那些 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遇到困难，政府会帮助它的。关于劳资关系，实 行毛主席确定的“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也给资方适当 的利润。最后谈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强调要利于国家的统一，又要因地 制宜，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个报告体现了党的方针，也充分反映了周恩来 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主导思想。
当时国家的财经工作，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这个机构建立
于 1949 年 7 月，主任是陈云。建国后陈云仍为主任，副主任为薄一波和马寅 初，以后，又增加了李富春、邓小平、曾山、贾拓夫、叶季壮。除马寅初是 著名经济学家外，陈云等同志都是领导经济工作的能手，中财委是做出了很 大成绩的。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要过问中财委的事情，在努力恢复 生产、交通的同时，参与领导统一财政、稳定物价，主持制定根治淮河的方 针、规划，采取救济失业工人的措施，逐步减轻农民负担等工作。1950 年抗 美援朝开始后，周恩来由于兼任外交部长和中央军委主管日常工作的副主 席，军事、外交上繁忙紧迫的要务纷至沓来，曾有人劝他对经济方面的事情 可否少管一点。但他认为，党中央委托他主管政府工作，凡是以政务院名义 发布的决定、法令都需要由他亲自审走，不管财经方面待批急件有多少，问 题多么繁杂，他都及时、填密、周到地逐步解决。周恩来不知疲倦地工作， 主管财经工作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任务，使得我国既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同 时又能使经济迅速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物价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初步 改善。
这里，我谈谈周恩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我党的领导人中，和民
族资产阶级打交道最多的是周恩来。在重庆时期，他和实业界人士接触频繁， 不少人同他成为彼此可以信赖的朋友。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了解是很深的。 建国以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了政府，和我们合作共事。但是 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党内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中，思想认识并不都是正 确一致的。1950 年 4 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银行系统 一位负责同志在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言中说：“今天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 级”；“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经济政策是‘允许、限制、排挤’（民族 资本）”；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等。起先，周恩来以为是个 别人的看法，会后他发现中南区一位参加中央财政会议的同志回去传达时， 也是这样讲的。他才警惕起来，把那份发言打印出来，送给了毛泽东和刘少 奇。毛泽东对这份发言作了很多批注，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 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 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并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 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 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毛 泽东还严厉批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的错误说法。
　　在“三反”、“五反”中，周恩来也严厉指出资产阶级的种种犯法行为， 但他看待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两点论。当时不少干部“左”的情绪比较严重， 有人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1952 年 6 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部
　　
长会议，我是统战部秘书长，筹备这次会议，周恩来到会作了报告，并在第 二部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中，详细阐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 和现状。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就是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 尤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必须把它的本质揭露出来。但是资产阶 级还有积极进步的一面，我们还要尽量地利用，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有一个同志在会上说，跟资产阶级 做统战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周恩来指出这种看法不对。他 说，这次黄炎培先生打算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的致词中传达毛泽东同志告 诉他的一段话，就是“四马分肥”，即私营企业中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 家一份，就是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公积金，作为再生产 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所得的是一份多一些， 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所取得又分成四份，他又得到一份。这难道是 毛泽东同志闲得没事，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 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 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 示，这有什么不好呢？经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 中去，这是很有效的。这能说是应付、说空话吗？
从新中国建立到 1952 年底的 3 年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政务
院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工农业生产一 般地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水平。3 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77.5％，其中 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44.9％，农业增长 48.5％，特别是粮食产量有很大的提 高，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 2800 亿斤，达到 3278 亿斤。建国时占工业总产 值一半左右的私营企业，也有所发展，发挥了它应有作用。作为政务院总理 的周恩来，为这个成就倾注了多少心血啊！

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预计国民经济的恢复要用大约 3 年的时间。建国初期，在党中央 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事业，3 年之中，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不仅实 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许多生产项目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 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
　　毛泽东高瞻远瞩。1951 年 2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三年准 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决定自 1953 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制定五年计划各项工作，争取在 22 个月（即
1951 年的 10 个月和 1952 年全年）的时间内，完成试编工作。经周恩来提议， 成立一个 6 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小组成员是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 春、聂荣臻、宋劭文。这 6 位同志陈云是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 会主任，薄一波、李富春是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是代总参谋长，宋劭文是 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鉴于战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中央作出了 边打仗边建设的战略决策。中央指出，从 1953 年到 1957 年的 5 年中，是我 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 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明确了五年建设的方针为：（一）工业 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优先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 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纺织、造 纸和制药工业。（二）工业建设的速度，在可能的条件下，力求迅速发展。
（三）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充
分发挥东北及上海原有工业基地的作用，继续培养与利用已有工业基础与技 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工业基地创造条件。（四）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 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在国防安全条件下，长期建设的需要。
当时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指导思想是：（一）经济
计划要确实保证重点。（二）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人 力、物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并且配套建设。（三）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 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
1952 年 6 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
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 说明》，有两大册，主要工业、交通、水利设施都包括了，计划和准备扩建、 改建几个重工业区域，其中有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 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 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 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 大同区域，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这个工业建设的新框 架，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为新中国即将展开的有计划大规模建设 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实行计划经济，在中国没有先例，在世界上也只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只能向苏联学习；同时，要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 设，把中国这个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关起门来搞工业化只能是纸上谈兵，
　　
而当时帝国主义是敌视新中国的，对我们进行封锁，不可能从西方先进工业 国中得到必要的设备、技术和资金，只有一条途径：争取苏联的援助。
　　1952 年 8 月 17 日，周恩来率领阵容强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 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他第二次以公开身份对苏联的访问。周恩来任团长，副团 长为陈云、李富春，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 邱创成、刘亚楼等，包括政府许多工业部门和军事部门。当时我国还没有自 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派来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供中国政府 代表团使用。飞机途经伊尔库茨克时，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换乘飞机继续起 程，离开宾馆时，周恩来与宾馆服务员——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对中国政府 代表团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这些服务员没有料到中国总理竞是这样平易近 人、和蔼可亲，都深受感动。飞机经新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
　　周恩来一向对工作认真负责，重大事情更是事必躬亲，一丝不苟。抵达 莫斯科后，他又将准备提供给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 等详细地审阅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 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代、造林和木材蓄积计划数字对不上，周 恩来当即在电话中严厉批评了负责综合工作的同志。可是第二天，周恩来到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住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服务员送来一瓶白兰地， 周恩来亲自斟满两杯，站起来走到昨天受批评的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 微笑地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 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一杯酒，几句暖人 心田的话，一下子就把一天前发生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气氛 缓和下来了。大家深为总理的严谨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感动。
为了便于同苏方各部门工作人员商谈和面对面研究计划的制订问题，周
恩来把代表团团员和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同苏方有关部门的 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做，也可以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超脱一 些，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和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较大的问题。
到莫斯科后两三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
府代表团。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宴会结束后，斯大林陪 同周恩来看了电影，边谈边吃糕点、水果，活动进行了 3 个小时。
各个工作组走上正轨后，周恩来率部分团员参观莫斯科一个汽车制造
厂，随后又到斯大林格勒参观访问。此行的目的一是慰问这里在苏联卫国战 争中表现英勇顽强的居民，他们蒙受了重大牺牲，对扭转战争局势起了重要 作用；二是为了调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战争——斯大林格勒保 卫战中遭受纳粹军队破坏的情况；三是了解这个城市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 建工作的情况。他们参观了当年的几处战场：面粉厂、万人壑（通向伏尔加 河的一条沟渠，只在这一处双方伤亡就上万人）、伏尔加河岸、市街心大厦。 战后在这里任省委书记的莫斯克文描绘了苏联军队和人民在这些地方战斗的 惊心动魄的情景。在参观中，周恩来受到了运河两岸人民群众自发性的热烈 欢迎。战争结束已经 6 年，仍是到处断垣残壁，战壕沟渠等战争痕迹尚未消 失，可见战祸的深重和恢复的艰难。
　　9 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和陈云、李富春，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 一副主席）、维辛斯基参加会见。周恩来谈的内容主要是：
　　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 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斯大林对周恩来的介绍给予积极的反映，他谈了三点意见：一、经过第 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二、中国工业的发展 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
　　三、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当时以美国为首 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 自己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而且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 助，他们慨然许诺援助中国，这是难能可贵的。
　　9 月下旬，周恩来和陈云先期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 继续谈判。离开苏联以前，周恩来把他亲手办理与苏联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 清点，交给李富春的秘书吴俊扬。苏联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改由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对这 项工作非常重视，组织一批人着重审查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 项目。中苏双方进行多次会谈和磋商，项目一个一个落实，凡是重大问题李 富春都打电报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都仔细地审阅这些电报，与中央其他领 导同志研究后，及时作出答复。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不幸逝世。8 日，周恩来专程赴莫斯科，代表 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他还听取李富春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 计划的情况汇报和意见。他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 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3 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约见李富
春、宋劭文和袁宝华。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提 出了几点意见：一、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 20％，但由于建设时 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因此计 划每年逐增 14％或 15％就可以了。二、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 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必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苏联的帮助可以 减轻中国的负担，但毕竟很多工作要中国自己去做。设备不能全依赖进口， 能生产的要自己生产，这样既可节省资金，又培养了技术力量。三、中国“一 五”计划，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手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 济积累的来源之一。四、要注意考虑农业。过去 3 年，中国实行土改，农业 收获很大，但今后这个重要条件没有了，就要另想办法保证农业的继续发展。 要保证肥料，注意发展城乡交流。五、铁路建设意义重大。六、五年计划在 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还要花力量研究，因为计划中缺少财政和物资 平衡。这些意见很有参考价值，比如我们原来准备工业年平均增长 20％，是 根据前 3 年工业平均增长 34.8％的速度设想的，虽然计划指标已低于这个数 字，但经济恢复时期带恢复性质，不可能持久，这一点我们认识不足，苏方 的意见提醒我们，使我们减少了盲目胜。
　　4 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等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 定派宋劭文等回国汇报。4 月中旬，宋劭文回国后，即向周恩来汇报。他是 晚上 10 点钟到达总理办公室的，周恩来正忙着处理手中的急事，直到午夜
12 点才同宋劭文谈话，听取汇报。周恩来问，“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 间？”宋劭文说：“这是因为苏方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们的地 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不 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计划、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 间。”周恩来说：“确定 100 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劭文拿出 7、8 幅计划援助项目进度曲线图，从图上 可以看到施工进度的各种数据，周恩来很高兴。宋劭文汇报到苏联经济专家 说：“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 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才能保证 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恩来很赞赏这几个观点。宋劭文又汇报了苏联计委管 综合的同志说：“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 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这句话给周恩来留下很深 的印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 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 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说明周恩来在经济建设中既虚心学习苏联经验， 又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制定计划的。
　　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商谈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历时 8 个多月，取 得了圆满成功。根据协议，从 1953 年至 1959 年，苏联将援助我国建设与改
建 91 个工业项目。加上 1950 年签约援助我国 50 个项目，共 141 个项目。1954
年 10 月，苏联政府接受我方要求，又追加援助 15 个项目，三批加起来共 156 项。这些项目大部是重工业工厂、煤矿、电站。此外，苏联每年接受我国 1000 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培训，又派 5 个专家组 200 名设计专家和 50 名地质 专家，帮助我国建设。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 重要作用，这一点我们应当永志不忘。
“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1953 年 6 月至 8 月，在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一五”计划的指示精神，并讨论它 的方针任务，对编制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1954 年 4 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 要，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 8 人小组，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 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同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出的《五年 计划纲要（初稿）》，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后来 由陈云、李富春主持，8 人小组接连举行了 17 次会议，对“一五”计划初稿 逐章逐节进行讨论修改。10 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3 位领导人聚会广 州，用 1 个月的时间审议修改后的“一五”计划初稿。周恩来经常召开国务 院会议，对计划的细节一一进行研究。周恩来非常重视 156 项重点工程的建 设，有些工厂选择厂址，他亲自过问，并下去实地考察才最后定下来。
在执行“一五”计划中，周恩来积极稳妥，实事求是，始终保持冷静的
头脑。1956 年 2 月 8 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指出：绝不要过早提出完 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 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 12 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 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时有的部门和省市的领导人，要求加快速度， 出现急躁冒进情况，这些话是针对他们说的。周恩来还说：对群众的积极性 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 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 年 9 月，党召开“八大”，周恩来在报告中对“一五”计划的执行 情况作了分析，认为经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按比例发展。他指出，要 处理好四种比例：第一，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 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 展。第二，应当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
　　
比例地发展。第三，应当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当正 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他认为“一五”计划所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 正确的，也大都符合当时的情况，但也发生过偏差，某些部门和地方在建设 上不顾条件，到处铺开，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有的在 7 年或者 12 年才能做完的事，急于在 3 年 5 年甚至 1、2 年内做完。他认为，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发生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 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 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 外困难。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 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 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 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之间的平衡，考虑 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周恩来 在总结上述问题之后，强调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 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错误，造 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里可见周恩来对于国家经济建设，抓得紧、摸得深、讲得透，尤其注 意避免头脑发热的冒失行动，使国家遭受损失。他多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提 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划出几条杠杠来， 作为安排计划的依据。1957 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中国迅 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如飞机、汽车、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冶金 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我
国已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开始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