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法建交谈判中


　　1958 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不再一切 听命于美国，而采取了独立自主方针。60 年代初，美苏策划所谓“部分禁止 核试验条约”，法国同中国一样，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同时，法国还退 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和美国的矛盾异常尖锐。
　　戴高乐调整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与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3 年，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就曾利用一些活 动间隙专门了解并研究过对戴高乐的看法和中法建交的可能性。在听过情况 汇报后，周恩来曾表示过以下主要论点：一、戴高乐是坚决抵抗德国法西斯 的民族英雄，在法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二、戴高乐不服从美国的指挥， 对美国闹独立性，我们可以利用美法矛盾做工作。三、戴高乐果断下令从阿 尔及利亚撤出百万侵略军，让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是很明智的决策，既减少 了法国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提高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四、中法建交是可 能的。
　　1963 年 8 月，法国前总理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典使馆提出不带任何官方使 命，以纯私人性质访问中国。中国政府早已知道富尔访华的意图，同意富尔 这一要求。周恩来指示：以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访华。 富尔在 1957 年 5 月曾以法国前总理的身份来华访问过一次。当时中国完 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国家蒸蒸日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 个新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容忽视。在同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官方人士的接触 之后，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 制造“两个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 的政策，除非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 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戴高乐以及法国政府中一些 官员，对富尔的看法有同感。因此，当戴高乐决定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时，
富尔作为特使来华进行试探性活动，就成了最适合的人选。
1963 年 10 月 22 日，富尔偕夫人乘专机到达北京。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富尔，张奚若和谢黎在座。 周恩来在同富尔握手时说：“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 富尔高兴他说：“已经 6 年多了，总理一点也不见老。”又问：“总理
到过巴黎？”
“是的，那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这句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他此行的
使命。
　　接着转入正题，富尔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 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 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 人会谈。他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 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深 入探讨问题了。不过，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乐将军有一 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当场拿出信读了一遍，把信交给了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来 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
　　
　　周恩来礼貌地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一下，又还给了富尔。接着说： “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 们一向有这种愿望，阁下上次来华时，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
　　接着，周恩来谈了他对近年来戴高乐将军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他说： “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 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 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听到周恩来一番真诚、坦率的话，富尔也以坦诚的态度提出会谈的主题
——法中建交。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 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 意像一个商人那样来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要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 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同你们交 换意见。”“希望总理考虑我刚才提到的问题。”
“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 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周恩来，听富尔的席话，明白了他所表达的意思：
法国急于同中国建交，但它是一个大国，不能表现出有求于中国的样子。因 此，他直截了当地对富尔说：“我了解你的意思。可以不只谈一次，可以谈 几次，自由交换各种意见。”
“今天还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
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 周恩来想试探一下，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否要看美国的脸色。 富尔很爽快地回答：“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苏、美的意见，
自己可以作出决定。”但他同时又表示：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
义的行动时，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甚至丢脸的条件。 周恩来坦率地说：“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
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 13 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
系，没有互换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 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大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第 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 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 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
富尔听了周恩来提出的两点，立即表示：第一点不成问题，法国“不会
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对第二点，即同台 湾断绝关系，富尔态度模棱两可。他既表示法国不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 却又说台湾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 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同蒋介石站 在一边，不愿意切断联系。
　　对于台湾问题，周恩来是决不作原则性妥协的，他严正指出：“蒋介石 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为了 以理服人，周恩来语气平和、态度诚恳地反问：“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 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 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 采取什么态度呢？”在作了一番人情入理的分析后，他明确指出：“台湾问
　　
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 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富尔从周恩来坚定不移的 态度中明白了：在台湾问题卜，中国是不容商量的。
　　他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法国在 13 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 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 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他指的是 13 年前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台湾保持了关系。
10 月 25 日，周恩来与富尔在西花厅举行了富有成效的第二次会谈。 会谈一开始，富尔就提出了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 一、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
意。
　　二、有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政府提出接 受承认的条件。
　　三、延期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 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还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 实现第一个方案。但是，如果法国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对 他是不愉快的。
周恩来想把双方的共同点肯定下来，使会谈有个明确的基础，然后对分
歧的有关问题再进行深入讨论。他对富尔说：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双 方都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点是肯定的。”第二，“法国承认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戴高乐将军是否也是 这样认为？”
富尔说：戴高乐也是这个想法，但是保留台湾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得
到情况”。 富尔这个回答耐人寻味，才思敏捷的周恩来立即问道，“台湾保留是什
么意思？是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由于目前在蒋介石手中，这样一
个复杂问题需要有时间和手续来处理，还是指台湾的地位尚未定？” 富尔回答说：“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指示。”这可能是
事实，也可能富尔有难言之隐。
“你的看法如何？”周恩来将了富尔一军。 富尔无法回避了。他说：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得
到指示”，因而“不能明确表示意见”。“但是我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戴高乐不管这个问题，他所管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周恩来坚持要对方有个明确的态度，于是又问：现在要明确这一点：戴
高乐将军是否还认为台湾地位未定？ 富尔说：不是戴高乐不明确台湾的地位，他要“我来了解你们的看法”。 周恩来说：“我们的看法，我和陈毅元帅都已经说了，我可以再明确一
下，也就是第三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个问题上，法国 无意承认‘两个中国’。”是不是这样？
是的，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富尔回答倒很干脆。 周恩来接着说：“好，这一点肯定了。”“那么冲华民国，从客观上说
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应该肯定，因为蒋介石也是这么说。” 富尔又把前面说过的问题提出来并作解释。他说：“戴高乐将军想要了

解的是在承认中国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这样做不是为 了让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既然你们 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联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戴高乐。他 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
　　周恩来再次申明：你的立场我了解了。但我还是要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以便你回去报告戴高乐将军时把事情弄得更明确。“我所要谈的第三点关于 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 会引导到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这条道路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 杂问题，蒋介石在法国没有领事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 手续，从礼遇上说，不使台湾代表太难堪，也不使戴高乐为难，这是一个手 续问题。”
富尔连连点头说：“对。” 对富尔的这个表示，周恩来也采取了灵活态度，接着说：“如果认为台
湾地位未定，对两国建交是个很大的障碍；如果属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 想些办法如何摆脱。”
　　富尔也坦率地谈了戴高乐的态度。他说：“戴高乐说过目前同中国的相 处情况应该结束了。”派我来和你们接触时，“他说，你自己看，去谈以后 再说。我想，他不会像你们那样对台湾这样重视。我已知道的是现在要缩减 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也即试图摆脱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必须先了解情况后 再进行摆脱。这一点总理是否清楚？”
周恩来回答：“清楚了，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戴高乐将军。”
　　将近 4 个小时的会谈使双方的看法比较接近了。在共进晚餐时，周恩来 又有针对性地对富尔谈了柬埔寨与新中国建交的情况：“西哈努克宣布承认 我们，蒋介石集团的领事就走了。”
富尔说：“这是一个先例。”
　　10 月 31 日下午，会谈继续进行，地点在钓鱼台宾馆 15 号楼，一开始就 接触到主题。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方案。这个
方案分三个步骤。第一步骤，即富尔提出的，法国政府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 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 关系和互派大使。中国政府接到上述照会后，复照表示愿意建交和互派大使， 并在照会中申明我们认为法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 和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二步骤，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在照会公布以后，双 方派出筹备建馆人员去对方建馆。
　　第三步骤，上述两个步骤做出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蒋介石驻 法国代表看到照会后主动撤走，这样，法国也相应撤回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 机构。二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赖着不走。法国政府不把他作为外交官看待。 只作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法国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不降级保留 任何代表。如果出现上面两种情况.中法双方即可派出大使.完成全部建交步 骤。第三种情况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仍将他作为 外交代表看待，同时法国把它在台湾的代表降级后仍为外交代表存在。这样， 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两个中国”的出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
　　
不得不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周恩来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把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上加以变通，即不
要求法国政府公开声明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以我单方面照会申明、法 国默认的方式代替。这样就照顾到对方的面子了”。这是一个让步。
　　富尔对周恩来关于附加条件问题的变通办法表示兴趣。他说：法方把对 附加条件的承认变为附加解释的承认，“戴高乐需要完全了解中国对承认这 件事是怎样解释的。你们的解释完全符合国际法，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 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我可以向戴高乐 报告，中国的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国际法的实施。”富尔也作出让步。但他 对中方要求的法国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后才答应派出大使，这一点感到为 难。他说：“如果蒋介石自己断交，问题很简单。如果蒋不动，就会造成双 方的困难。我明确说戴高乐也不会自己采取驱蒋步骤，这是他的立场。”这 “不是要承认‘两个中国’或帮助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活动”，“这是形式 问题，礼遇问题”。“如果蒋介石不采取行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事实 上，法国驻台代办和台湾驻法代办虽然存在，但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是外交 地位”。“台湾代办如果到法国外交部去，说他代表‘中华民国’，我们的 回答是：‘不可能’”。
周恩来说，“如果台湾驻法代表走了，法国理所当然要相应召回它在台
湾的代表。” 富尔毫不含糊他说：“当然。如果台湾断绝关系，我们也断绝关系，没
有必要保留。”
　　周恩来又问：“我们的大使去了，如果法国外交部请客，对台湾代表请 不请？”
富尔风趣地回答：“可能有好多人可怜他”，“外交部的人认识他，会
有人请他吃饭”。“但不能作为中国代表请他”。 到这时，周恩来已感到中法建交的障碍基本上扫除了。 这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将接见富尔。
11 月 1 日晚上，周恩来和富尔在上海和平饭店继续会谈。
　　在此之前，富尔传达了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中 法双方达成三点默契：
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
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的“中华
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
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这样，中法建交已经水到渠成，这次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了一个
直接建交的方案： 一、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二、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
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三、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周恩来宣读这一方案后，问富尔：“你现在还有没有困难？”

　　富尔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没有反对意见。我是受委托来的， 有权答复，但还要经过总统批准。我相信总统会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你们的 方案是正确的，形式也是很好的。你们明确一下（指达成的三点默契）有好 处，但又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你们的一个声明。事实上，你们把第一方案和 第二方案融合在一起了。这不是无条件建交，也不是有条件建交，而是附加 解释的承认。”
　　周恩来很高兴，接着说：“就这样吧，我们把不一致的意见排除了，从 共同的愿望出发达成了协议。上次你说要看我们的，以后就看你的了。”
　　富尔也显得轻松，站了起来，说：“我将尽力而为。”会谈告一段落。 周恩来还继续和外交人员研究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 书面文件交给富尔，这时已是 11 月 2 日的凌晨了。上午 11 时，周恩来和富 尔在和平饭店就这个方案进行最后推敲。富尔提出第二点默契中的“不再支 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一句删去。双方经过协商，最后 商定把这一句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台湾的所谓‘中华民
国政府’”。 方案最后定下来，建交的具体问题由双方代表在瑞士洽谈。
　　1964 年 1 月 27 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并在 3 个月内任命大使。台湾当局终于撤走了它驻法国的“大使馆”。
中法建交是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意味着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遭到沉重的
打击，也为许多西方国家作出了榜样，中法建交以后，意大利、加宁大、比 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我们讨论建交问题。
戴高乐和周恩来两位伟人，为中法友谊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戴高乐对中国是怀有敬意的，他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家，比历史还要 古老的国家，那里有真正的人，豪迈的人。”他对毛泽东、周恩来很崇敬， 生前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对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敢于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
涉，表示十分赞赏。
　　1964 年 4 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友人松材谦三时，称赞戴高乐是“反映 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戴高乐频频表示访问中国的愿望，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戴高乐
将军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出唁电， 称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周恩来 亲自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北京天安问、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 外国领导人逝世，中国政府以这样的规格对待，是很少有的。中国人民对于 热心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朋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致力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开拓政协工作的广阔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他不仅是我党统一战线的坚定执行者，而且也是统战政策的主要决策者 之一，他有许多有关统战思想的精辟论述，有极为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与 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尽管担任了政务院总理的重要 职务，中央仍决定他兼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毛泽东，周恩来负责 实际工作）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主管党的统战工作。周恩来 终生关心党的统战工作，一直到他弥留之际。
　　周恩来在长期从事人民政协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 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各项统 一战线政策，充分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从政治上、思想 上、组织上、作风上为人民政协树立了好传统，为做好政协工作开拓出一条 广阔的道路。
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 1949 年至
1954 年期间，共召开了 4 次会议，常务委员共开会 60 余次，进行了许多重 大活动。在这期间，建立了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制定了全 国委员会工作条例；通过了关于国庆纪念日的决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改革法》，推动土改运动的全面开展。随后经过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 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抗美援朝《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起并支持了全国人 民的抗美援朝斗争；通过了《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继续推动抗美援 朝运动的深入发展；通过了《支持世界和平大会各项要求的决议》。此外， 全国政协还协商讨论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协助人民政府开展镇压反革命运 动；协助政府贯彻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推动 工商业者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组织各界人士学习贯彻党在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推动各界民主人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且组织、参 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人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发挥 了政协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开创了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 度的光辉历史。
1954 年 12 月 21 日至 25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
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政协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实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后人民政协职能的变化，也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 继续发展和加强。在二届政协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讨论了今后人民政协 的工作，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主要任务；人民政协的组织原则等。
　　这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彭 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为副主席，邢西萍（徐冰）为秘书长。
　　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议的召开，实现了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向 统一战线组织的转变。为今后历届人民政协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成为开展人 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基本职能，政协全 国委员会每年在人大开幕前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并列席人大会议。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决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在组织机构上，设立国际问题、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商、华侨、 宗教、社会福利等 8 个工作组，后又增设了医药卫生组、民族和妇女组；设 立工作会议；学习座谈会干事会改称学习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地方政协上作 的调查研究和经验推广，1956 年 7 月 17 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 决定设立地方工作委员会。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仿照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校办法举办社会主义学 院，当时人们称这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高级党校。政胁全国委员 会和地方委员会设立学习委员会和它的办公机构。周恩来在政协会上讲到成 立社会主义学院的目的时指出：它在于帮助各党各派和各方面人士提高认 识，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得到共同进步。
　　社会主义学院开办初期，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委员、省市政协副主席和政 府部门的负责人 160 多人，他们绝大多数都在 50 岁以上，其中有知名人士黄 炎培、章伯钧、李德全、王绍鏊、黄琪翔、翁文频、郑洞国、卫立煌等。黄 炎培老先生已 79 岁，选学一门哲学。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还来学 习，他回答：“我要追求真理。”
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对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人民政协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开展了视察工作的活动。周恩来很重视调查
研究，提出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多到农村和城市调查研究和开展学术讨 论，形成提案、意见和建议提交有关机关去考虑，以利于选择更好的方案来 执行。这是参政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
视察是政协委员参加协商和监督的主要步骤。经过实践，政协委员视察
工作形成了一项制度，经常进行，起到了参政议政的作用。
　　1956 年 4 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共产 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极大地鼓舞了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给人民政协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1959 年 4 月 17 日至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
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彭真、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
李四光、陈叔通，陈嘉庚、包尔汉、陈毅、康生、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 旺晋美为副主席，徐冰为秘书长。
　　会议闭幕那天，周恩来主席举行茶话会，招待 60 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 员，号召他们把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为了搞好这项工作，
1959 年 5 月 12 日全国政协三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走增设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同时决定增设联络委员会。此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 协也相继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还先后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由各界知名人士就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 和对重要人物的情况撰写资料。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中国的近现代 史研究提供了大批有价值的史料。从 1959 年起，一批在押的战犯陆续得到特 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参观和劳动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部分安排为

政协文史专员。他们除亲自撰写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外，还对文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稿件进行订正、校阅，使文史资料在实事求是和真实可 靠性方面进了一步。
　　周恩来时刻关心着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每辑《文史资料选辑》出版后， 他都仔细阅读。1965 年 4 月，他在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常委会上，专门就 文史资料工作讲话，明确指出：“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头，要存真，要 实事求是”；“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要用历史知识启发教育后代”， “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
　　到 1966 年 5 月全国共征集了约 1 亿字资料。由于撰稿人层次比较高，态 度认真，所以质量一般都比较高。“文革”前全国政协出版了《文史资料选 辑》55 辑，计 493 篇，约 860 万字；《辛亥革命回忆录》6 辑，约 250 万字， 还有十几个地方政协出版了文史资料，受到历史学家和社会的重视。
　　1962 年春天，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我国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 的新发展和新任务，为实现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的重点转移作了精 辟的阐述，因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统战工作者和政协委员及民主人士，使人 民政协工作有了新的发展，迈开了人民政协工作进入新阶段的步伐。
从 1962 年至 1965 年，虽然共产党内“左”的思想重新抬头，犯了把一
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但在人民政协工作方面，统一 战线方针政策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人民政协仍然有了新的发展。
1965 年，国民经济经过继续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了，国
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 期。祖国的强大，统一战线的正确，吸引了许多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台湾空 军人员返回祖国大陆。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 归祖国大陆。这是经过周恩来近 10 年的争取工作，才使得李宗仁终于 1965
年 7 月 17 日回到祖国怀抱。此举对台湾当局震动很大，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
响。正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出现好势头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
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使人民政协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瘫 痪。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权，疯狂破坏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全面否定 17 年来的光辉成就，否定人 民政协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统战部被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全国统战、 政协、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被扣上了“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有不少 统战、政协干部遭到残酷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大批政协委员、民主 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原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 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被关押，几乎无 一幸免，不少人被迫害致死。人民政协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各项 工作都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面对党的统战政策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中央统战部的大多数干部万分 焦急，忧心如焚，每天都收集统战对象被斗被抄家的情况，写成报告报到部 里，希望部领导转告当时党中央主管统战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同志。当时统战 部负责人之一张经武见到富春时，曾经把这种混乱情况向富春同志作了口头
　　
汇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又把收集到的情况及时报告富春同志和我。1966
年 8 月底和 9 月初的几天，红卫兵闹得特别凶，事态不断扩大。金城焦急地 打电话问我：“你是否将我的报告转报总理？”我告诉他说，我已及时报告 总理了，并说，“总理对你们的工作已有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 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疯狂肆虐的时期，周恩来为保护政协委员和党 外民主人士及其家庭免遭劫难，做出了极大努力。
　　1966 年 8 月 29 日夜间，大约 30 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查抄了著名民主人 士，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30 日清晨，章士钊在红卫兵离去 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求毛主席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 铃之望”。
　　当天，毛泽东收到了章的信，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总理 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也就在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周恩 来阅后，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抄家的人，并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钊采取的三条保 护性措施：一、责令把抄走的东西立即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 部队的解放军同志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三、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 解放军 301 医院，保护起来。
由章士钊的家被抄，周恩来想到了其他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他当
即开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些人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 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 张奚若、李宗仁。同时，周恩来又划出了一个应予保护的人员的范围：（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2）部长、副部长（3）政副（4）国副（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6）两高。周恩来还指示 301 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 作义、蔡廷错、李宗仁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为了保护好宋庆龄，周恩来恳切地劝她从上海迁到北京居住。宋庆龄到
北京后，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周恩来特别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 在部队执行警卫任务的同时，由公安部、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 警卫。周恩来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1966 年 9 月 1 日，周 恩来特地对首都红卫兵讲话，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 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 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 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 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 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 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 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 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 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
‘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1966 年 10 月 1 日，周恩来专门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 程潜、张治中、周建人，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卢汉、史良、庄希泉、许 广平、华罗庚、严济慈、邵力子、王昆仑、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胡子昂、 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梅龚彬、蔡廷锴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
　　
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许德衍、李德全；国务院各部委的党外正副部长和 主任刘文辉、蒋光鼐、朱学范、沙千里、张奚若等；还有著名爱国人士、前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参加国庆观礼，对他们采取了一次在国庆观礼台上露 面的保护性措施。在国庆盛典开始前，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东休息厅开座谈 会，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高级民主人士认真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 策，还针对个别人的情况，提出了保护的办法。为使民主党派领导人免遭批 斗，周恩来于 1969 年 5 月 4 日致函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负责人丁江，信中说： “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已否派去？如已派去，可与他们谈谈政 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 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保护和关怀，还体 现在他那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之中。1973 年 5 月，针对中央统战部组织爱国 民主人士外出参观安排中的一些问题，周恩床指出，爱国民主人士年纪大了， 各方面应有所照顾，可让他们带秘书或家属，一个人住一间房，要组织服务 人员拿行李、搀扶，饭菜要软，菜要适应老年人的口味，参观座谈不要安排 得太紧。
　　1974 年国庆前夕，周恩来病重在医院里，就参加国庆宴会人员名单，写 信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及中央政治局。信中讲到：“昨晚你交我国 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 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 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 出起义将领 4 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 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 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5 人。我看，4 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 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 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屈武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文革”时，被“四人帮” 关押在秦城监狱。在 1974 年参加国庆 25 周年的国宴名单上，周恩来加上了 屈武、孙起孟、齐燕铭等 10 人，径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示“可”。于是，
便将屈武从监狱接到人大会堂，阶下囚变为座上客。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一些下落不明的人士多方打听，加以营救。直 到他病危躺在床上时，还在询问：“朱学范哪儿去了？”当周恩来得知朱学 范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 7 年，又被强制送到武汉郊区农村劳动的情况后，他 非常愤怒，指示身边的同志：“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在周恩来的直接关 怀下，朱学范才回到了北京。对于那些患病的老先生则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 抢救；去世后妥善安排后事，对家属关怀备至，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每一个家 庭。
　　正是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 行了坚决斗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保护了大批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捍卫 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使人民政协工作在十年浩劫中没有被完全摧毁。 使许多党外朋友理解和谅解我们党所出现的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 信任，更加坚定了和我们党站在一起的决心。
周恩来为人民政协工作开拓出一条广阔的道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

十分丰富和宝贵的。从政协的筹建开始到历届全国委员会，周恩来都十分重 视发挥政协组织的民主协商作用。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如土地改革、镇压反 革命、抗美援朝、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统一战线内部关 系的调整等等，都事先在政协中酝酿协商。当时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经常 指示所属部委，凡是拟订重要法令草案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 实施之前，一般都先提到政协常委会和全国委员会各工作组进行协商征求意 见。政协机关的秘书长会议、党派“双周座谈会”等，也都依照这个精神办 事。
　　周恩来一贯保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发扬民主的优良作风。每次政协会 议，周恩来都要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尽量采纳并 付诸实施。在统战工作中，他大力提倡发扬民主，提倡民主协商，指出民主 协商是做好统战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他不追求多数表决通过和形式 上的一致，而强调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党外朋友的各种意见，会前经过 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和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 后再拿到会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周恩来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不渝地恪守协商的原则。他虽然担负着党 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仍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各方面代表人物经常 接触，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协商对话，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推动党和国家 大政方针的顺利实施。
就在周恩来晚年病重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协商的原则，1975 年 5 月 25
日，还对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作了如下批 示：“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 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
周恩来认为，参加人民政协的成员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把一切能够团结
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它真正成为各阶级、各党派的政治联盟。 针对有人批评政协名单里面什么人都有时，1954 年 12 月 4 日，在政协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二届政协筹备情况时指
出：“我觉得好处就在这里。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 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只要他们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我 们就欢迎。”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前进，才能 有利于国家建设。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人民政协的成员不断扩大。一届政协全国委员
会委员 180 人，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559 人，较上届增加两倍，三届政 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071 人，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199 人。这充分体现 了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和团结面的广泛，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高度重 视，也表明我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从高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到 高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两面旗帜，只要赞成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就是团结 的对象。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 1979 年 10 月 19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 堂宴会厅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招待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 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 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
　　
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 还要为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今天人民政协取 得了重大成就，是和周恩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分不开的。

与民主人士的真挚友谊


　　坚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周恩来一贯的战略思想。在我国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周恩来对我党与民主党派的长 期合作的方针，又进一步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1957 年 4 月 24 日在中共浙 江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 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 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 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
　　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呢？周恩来在上述讲话中坚定地回答说“我 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 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 同年同月同日死，说共产党可以多活几年，是错误的。
　　周恩来鼓励政协中的中共党员要发扬民主，广交朋友，多交党外朋友， 交诤友，交畏友，多交换意见，多谈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决不要把自己 局限起来。共产党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也要帮助党外朋友在思想作 风方面进步。1961 年，有一天周恩来曾要我当面转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 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对党外政协委员余心情、唐生明等，不要只同他们吃喝 玩乐，同时要关心他们的政治学习，使其不断地取得思想上的进步。
建国后，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与我党的团结合作，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
事业服务，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 战线的学说，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他的思想、品格、修养、作 风和待人等方面都具体、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他是全党的楷模。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交友最广的一位领导人，他在国内外都有难于数
计的朋友，并在朋友中享有极大的信任和极高的威信。他认为，广交朋友是 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一道前进、争取革命胜利的需要。他将我党与 民主党派关系所遵循的方针，具体体现在与民主人士的交往中。他一生为革 命事业结交了无数国内外朋友，而且十分珍视友情，他不忘老朋友，又广交 新朋友。他特别注意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和批评，强调党外各界人士对共产 党的监督作用，从不以权势压人。他与一些长期联系的革命朋友肝胆相照、 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国内外广大朋友中受到极大的尊敬和爱 戴，他们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挚友和引路人。这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继续巩 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当中国共产党发生“左” 的错误，党外人士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许多党外朋友由于对周恩来的深切 信任，而对党给予谅解，仍不变初衷，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这方面的事例举 不胜举，我在这里只能讲几个有代表性的。
周恩来和张治中（文白）是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
的 20 年代。长期以来，他们确实做到相互谅解、相互支持、患难相济、亲密 合作，道义相砒硕，生死亦可托。他们的友谊经过数十年时间的考验证明是 非常真诚的。他们在交往中，彼此都是以诤友相待的。
　　建国初期，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 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特别是工业发达的 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不能像过去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要吸 收外国好的经验。在国号、国徽、国旗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
　　
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在制定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是否为国家元 首等问题上，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向周恩来和中 共中央提出，供决策时参考。他每次外出参观和视察，都要把自己的看法和 意见用书面向毛泽东或周恩来报告。
　　在解决新疆的民族关系问题以及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中，张治中付出了 艰苦的努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54 年国庆 5 周年时，毛泽东举行授勋典 礼，亲自授子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张治中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 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治 中无限感慨地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挽救了我的生命，唤醒了我的灵魂， 怎能不叫我刻骨铭心地感谢共产党，永世不忘呢？”
　　周恩来知道张治中患有神经性腿痛症，因此，每次从国外回来都带一些 如虎骨胶、燕窝等珍贵药品送给他。邓颖超大姐还亲函致候。
　　1960 年，有一次，周恩来和张治中同机飞广州，张忽然想起：1925 年，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广州“太平餐室”举行结婚仪式的，便笑着对周说：你 们结婚 35 年了，应该在“太平餐室”请我们吃餐饭，纪念纪念。周恩来听后 会心地笑了，后来，他真的请张治中在老地方聚会了一次，请他吃了当年结 婚时吃的烤乳鸽。
建国以后，周恩来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张治中的社会活动也频繁紧张，
两人除公务上的接触以外，从 1954 年起，张治中每年必邀请周恩来聚会一 次，周从不失约。“文革”前的一次是在颐和园的介寿堂，张还邀请陈赓和 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等 20 多位经过教育改造的黄埔学生作陪，师生共叙 往事，展望将来，气氛十分融洽。
张治中很关心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如何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
有他自己的见解。1964 年夏，我和罗青长奉周恩来命去北戴河见张治中。张 治中曾说过：“看样子，我们还是要参加联合国，不然对我们不方便，也不 能发挥我国的作用。”事后，张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向我和罗青长解释说：“张 老不是主张现在就参加联合国，而是认为条件成熟时应该参加。”当然，当 时驱逐台湾出联合国的条件还没具备，但张治中当年就有这种设想，可见他 的政治敏感性是很强的。
“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治中还在北戴河。周恩来
为了让张有个思想准备，特地通知中央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 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为了保护张治中，除了在
“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开列了张治中的姓名外，并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了 一个连队和营部驻在张家附近。战士们身着便装，佩带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 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过张家 5 次，由于事前做了准备，采取了保护性的措 施，所以他们没敢动手。后来周恩来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知 道张治中三到延安的故事吗？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 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不要再去了。由于这些红卫兵受到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三番五次还要揪张。周恩来感到这样下去不 行，就指示周荣鑫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治中秘密送到 301 医院保护起来。
　　1967 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 那批人是叛徒。康生造谣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同张治中 勾结隐瞒了叛变历史，回到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康生之流明明
　　
知道这件事是周恩来出面委托张治中办的，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利用这件 事整周恩来。周恩来再次在红卫兵的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 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 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还提到： 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激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 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
　　以后，周恩来还派人代表他到 301 医院看望张治中，自己也常抽出时间 去和他谈心。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表示十分忧虑时，周恩来总是劝慰他 “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在张治中病危时，周恩来经过努力使张得以在病 逝前与家人团聚。
　　张治中逝世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为张设立了灵 堂，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并致悼词，还特意叮嘱张夫人洪希厚说： “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之后不久，洪希厚也病了， 周恩来知道后，多次派人前去探望，周恩来了解张治中一生廉洁奉公，没有 留下什么遗产，更没有积蓄，就特地嘱咐办公室的同志送去一笔钱。周恩来 还交代我和国务院吴庆彤，专门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一个党内外副部长以 上的遗孀生活补贴标准（党外高于党内），经他批准后实行。
张治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但他毫无怨言，对共产党忠诚如
故。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台湾的回归，没有半句谈及私事。他在晚年所写《我 与共产党》一书中，他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最后总结：“由近望到远，我已接 受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革命路线的领导，我当然以无限 的忠诚跟着共产党走，走向建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的大道。我 虽年已七十，仍不敢妄自菲薄，自当更加努力，不愧作为一个红色老人，不 愧做一个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的好朋友’！”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到了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的一所
住宅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忍不住老泪纵横，放声大哭。他 表示一定要参加吊唁，家属们劝他不要去了，要走路，又要长时间站立，他 虚弱的身体怕支持不了。他年过半百的儿子，强压住自己的悲伤，婉言劝说 爸爸：“我们很理解您的心情，可您已 90 多岁了，下肢瘫痪，行动很不方便， 再说您近日又患病，小便十分频繁，去那样庄严肃穆的场合，恐怕不太适宜。” 万没有想到，这一劝说激怒了老人，一甩手打在儿子身上，他激动地说：“我 死了，也要去！”他流着眼泪哭诉着周总理对他的恩情，就像大海一样深。 这位老人就是 94 岁高龄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我国著名 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
　　1951 年 9 月，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马寅初，在北大发起了一个以改 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马寅初请周恩来到北大做报告， 听讲对象后来扩大到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周恩来作 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从自己的家庭、身世讲起，讲到 后来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革命胜利后又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家庭和革命的 关系，指出知识分子要过好民族关、阶级关、家庭关。最后亲切地鼓励大家 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人民的立场，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才是一个革 命知识分子应有的归宿。马寅初仔细聆听，认真做笔记，周总理报告完后， 他兴奋地对大家说：“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对于推动我们的政治学习太重要 了！特别令人钦佩的是，周总理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率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
　　
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用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 我看来是最有效的，它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的要求，而且还巩固了 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动了学习改造的过程。”马寅初从 心中佩服周恩来总理的演讲风度、口才和技巧，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他还常 常对人提起这次演讲。
　　1955 年，马寅初根据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写了一份题为《控制 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事先， 他将发言稿交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由于当时盛行苏联新人口观点， 认为人多力量大，谈控制人口是不受欢迎的，除少数人表示赞同马寅初的观 点外，多数人不表示意见，也有一些人表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他的观点同 马尔萨斯一样，甚至有些人还打算对马寅初进行批判，后来由于周恩来的阻 止才未能实现。马寅初看到这种情况，认识到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不是时候， 于是将发言稿收回。但是他并不灰心，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研究。他还找竺 可桢、柳亚子、马叙伦、陈达、潘序伦等专家学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 马寅初在同潘序伦谈及他的人日理论时说：“我的人口论，既不是马尔萨斯 的人口论，也不是马克思的人口论，而是我马寅初的人口论。”他还风趣地 自诩说：“我这个马寅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而是马克思的马。”
1957 年春天，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上听
取了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 马寅初说：“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
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经济之内， 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计划经济。”
马寅初的发言结束以后，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即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 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
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
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1957 年 4 月 27 日， 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6 月，他将这次报告稿加工整理，先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
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然后义在 7 月 5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 马寅初著名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警告说：“控制人门 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 若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将来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
　　同年，报刊上发表了不点名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如 1957 年 10 月 14 日《人 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康生、陈 伯达等人曾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为此向周恩来 总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 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 恩来出面制止，马寅初才得幸免。
　　10 年浩劫开始后，一天，马寅初居住地区的派出所所长来到马家，高兴 地对他说：“马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周总理指示，你的住宅不准任何 人侵入，抄家，你的住宅受到我们的保护，以后家里如遇有事时，可及时告 诉我们。”由于周恩来的关怀，在“文革”中，马寅初的家才免遭查抄和浩
　　
劫，马寅初本人也未受大规模的批斗和皮肉之苦。
　　1972 年 4 月，经多方诊断，马寅初患了直肠癌。周恩来在一份为马老手 术治疗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本人有动手术的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 医院应当从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
　　卫生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当晚就转告北京医院再请金显宅和王德元大 夫到京会诊。参加会诊的有国务院和卫生部的代表、北京医院有关领导和医 生、天津人民医院的医生，马寅初家属也列席了会诊会。当有的同志转告了 周总理的批示后，与会同志莫不为周总理对老朋友的关怀，感到惊讶和敬佩。 手术前，马寅初激动地说：“我不怕手术，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总理
的支持，我身体素质又好，我要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
　　5 月 30 日，马老作了第一次手术，情况良好。两周后，在作第二次手术 前一天，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口头通知了总理的三点指示：手术前要作好 充分准备；术中要慎重细致；术后要严防一切不良后果。主持手术的几位医 生听到周总理的指示更增添了作好第二次手术的信心。6 月 14 日，手术成功 的消息传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又关照要注意手术后的护理工作。
　　马寅初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身体渐渐康复起来，一次，他的一位 老友来看望他，马寅初含着泪花说，“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解放前曾在 重庆救我一次。这次手术又救了我呀！”
1975 年，病势日重的周恩来，在病榻上仍关怀惦念着马寅初的身体。特
派他身边的两位保健大夫——北京医院吴蔚然副院长和卞志强大夫专程来到 马家，代表总理看望马老。马老惊喜交集，感动得老泪纵横。两位大夫嘘寒 问暖，从马老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到饮食起居、家庭成员、困难请求，逐一详 问，并仔细检查了马老的身体，作了完整详细的记录。两位大夫再次代表总 理向马老致慰问之意后，才告辞离去。
半小时以后，吴蔚然大夫从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马老家属说：“总
理听得很仔细，我们尽所知道的都汇报了。万没想到总理问我们马老吃什么 药？唉，刚才什么都问到了，偏偏在这一点上疏忽了，总理要我们立即打电 话问清楚，我们只好又来麻烦你们啦。”
马老听了家属的述说后，眼睛湿润了。半晌他才深沉地说出四个字：“总
理无私。” 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掠过，马老百感交集，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夫人王
仲贞说：“周总理对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可惜他先我而走了。他为人民
耗尽了心血，但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不灭，万世长垂！我们全家 要永远记住他，崇敬他！”
　　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时，老人执意要向周恩来总理遗体行礼，他的儿孙们 只好费劲地扶起他，用手按低他的头，点了三次，然后坐着轮椅围遗体缓缓 绕了一圈，马老不肯离去，一定要再绕一圈，绕完刚要出去，马老又说他要 鞠躬，直至儿孙们扶着他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三鞠躬礼，才离开了告别厅。老 人泪眼朦胧，极力想扭头再望一眼??
　　周恩来广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他广交的各界朋友不仅有进步的、中 间的，而且有落后的，甚至有社会影响的旧政权中的当权派也主动和他们交 往，向他们做工作，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周恩来与曾任 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的交往中，结下了真挚的友情，被世人传为佳
　　
话。
　　朱启铃先生生于 1872 年。晚清时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 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1919 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 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 从事古建筑的研究，是个经历十分复杂的人物。在他的晚年能够接受共产党 的领导，为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与周恩来的关怀和信任是分不开的。 解放前夕，朱启钤居住上海。当时章士钊也住在上海。朱启钤和章士钊 交往密切。1949 年章士钊第二次到北平参加国共和谈时，周恩来曾请章写信 给朱启钤，劝说他留下来，不要去香港或台湾，章士钊两次写信，交由金山 派人送到上海。朱启钤说只收到一封。后来听金山说，第一次派去送信的人
中途牺牲了，未能送到。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朱启钤留了下来。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派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到上海将朱启钤接到北
京，定居在东四八条住宅中，与章士钊同住前后院。 朱启钤来到北京后，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颇有好感。他是中兴轮船公
司的董事长，与公司的常务董事张叔诚、黎绍基、周叔廉、唐伯文商量后， 决定把已经开到香港的十几条轮船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后来，除被台湾 当局扣留的几条轮船和仍留香港暂营客运的“中兴号”客轮外，其余 9 条货 轮全部召回。同时，朱启钤又将他珍藏的岐阳王世家文物共 56 件捐献给政 府。
周恩来对朱启钤十分关怀。朱来京后，周恩来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还先后安排他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因为他对古建筑研究有 素，又让他兼任古代建筑修整所的顾问。
50 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
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派 人请朱启钤参加市政府在旧司法部街老司法部内召开的座谈会。
1957 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总理来到东四八条章士钊先生住处，看望了
章老并向他了解香港的一些情况。然后，在章老的陪同下，周恩来又去看望 朱启钤，坐下寒暄一阵后，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通碑文，上面有他叔 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不知道？朱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 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他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北戴河 属于临榆县治）。”周恩来打趣地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 了。”
　　把话题扯开后，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朱启钤的起居和生活上有什么困 难。又问：“送给你的《参考消息》收到了役有？”朱启钤说：“他们每天 都拿给我看，字太小，没法看清楚。”周恩来说：“这些是专治我们老年人 的，叫我们看不见。”他当即指示秘书，转告新华社，以后给老年人专门印 了一种大字的《参考消息》。
　　朱启钤的长子朱泽农和周恩来握手时说：“我也是南开的学生。”周恩 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朱沛（他谱名朱沛，字泽农）。”周 恩来马上说：“五班的。”当听说他们兄弟子侄等多就读于南开中学时，周 恩来便同他们谈起了南开时代的一些往事。周恩来还同在场的朱老的女婿共 叙南开时代的往事，大家欢声笑语，谈得十分畅快。
朱启钤请周总理抽烟时，周说不吸烟，只是在同马歇尔谈判时偶尔吸过

一些，因为太费脑筋。但他又爽快地告诉朱老先生：我爱喝酒，茅台酒能喝 一瓶。朱启钤出于待客的礼节和对总理这样一位贵客的敬意，执意要家人上 茶。总理随行的保卫人员为了执行当时的安全规定，便向朱启钤的家人摆手， 示意不必送茶。出于对总理一片敬意，家人只得将茶杯和糖果放到了中间的 桌子上。朱启钤眼花耳聋，没有看清以上的情形，仍在不断催促家人“上茶”、 “上茶”。朱启钤家人理解保卫人员的职责也理解朱老的心情，正在左右为 难，没想到这时总理却亲自走过去，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到 了自己身旁的茶几上，并且还吃了送上来的糖果。
　　在周恩来讲话时，朱老因耳聋而经常打断周的话，他的家人直向他摆手， 示意不要打断总理的活。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么！” 朱启钤对文字改革有些不理解，他说：“是不是改革以后，我们这些老 头子都成文盲啦？”周恩来听罢大笑，指着在座的章士钊说：“他参加了会 嘛！情况他都了解，以后请他详细介绍介绍。”朱启钤担心死后被火化。他 对总理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把我埋 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的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 请你帮我办吧！”家人忙去阻拦，但是周恩来又一次制止了他们。等朱启钤 说完后，周恩来对着他的助听器话筒说：“我一定帮你办到，请相信我，放
心吧！”朱启钤听到总理的回答，连连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
　　周总理告别离去时，朱启钤全家送到门口，他和他们一家人及工友等一 一握手，并幽默地说：“你们朱家可以组成一个仪仗队了。”
1961 年朱启钤 90 岁生日时，周恩来派人送给他一个大花篮祝贺。几天
后他又在政协二楼小礼堂为朱启钤举行一次小型祝寿宴会。参加宴会的除朱 启钤和家属外，还有章士钊和张学铭（朱老的女婿），其他应邀作陪的都是
70 岁以上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祝酒时，周恩来说：“今天在座的都是 70
以上的老人，我是个小弟弟（总理当时 63 岁）。我们今天不只是给朱桂老（朱 启钤号桂辛）祝寿，而且也是给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寿。”在朱启钤家属集体 向总理敬酒时，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听说你 们朱家的菜很好吃。”朱启钤说：“好呀！那就请总理定个日子吧！”宴罢 都尽欢而散。
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和我 3 人，因工作关系参
加了宴会，散场时都以看到了“三朝总理”（朱启钤，北洋政府代总理；翁 文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周恩来，人民政府总理）欢聚一堂而高兴。以 后传为统一战线的佳话。
　　1961 年 12 月 7 日，周恩来约定到朱启钤家作客。朱老全家兴高采烈。 特地从北京饭店订了两桌菜，家里又做了几样有贵州风味的家乡菜，另外还 做了总理喜欢吃的“狮子头”。
　　饭后，周恩来、邓颖超和朱启钤全家合影留念。朱启钤十分高兴，他将 手书的“松寿”缂丝小条幅，亲手装裱，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周恩来作为纪 念。
　　朱启钤先生于 1964 年 2 月 26 日逝世。临终前，还时时惦念远行国外的 周总理。朱启钤生前鉴于火葬日益普及，而北戴河茔地又划作禁区，因此又 在京郊万安公墓买了寿穴。他去世后，全国政协征求他的家属意见，是否仍 照他的遗愿葬在北戴河茔地。家属们考虑后说：“老人生前已另有准备”， 没有坚持葬在北戴河。后来经周总理批准，朱启钤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
　　
命公墓。安葬后，在嘉兴寺举行了追悼会，总理送了一个用鲜茉莉花做成的 花圈。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代表周总理主持了追悼会。李维汉在同朱启钤 继夫人许曼颐谈话时，一再表示了总理对朱启钤丧葬事宜的关怀。
　　由于党和周恩来的关怀，朱启钤家的生活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十年动 乱中，朱家受到冲击，朱启钤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被“造反派”砸碎。 周恩来知道后，指示中央统战部很快给他们落实了政策，并重新修复了朱启 钤的墓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海北到中央文史研究馆任馆员，北京 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又把朱启钤生前居住的东四八条住宅，定为“朱启钤先生 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在和平改造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