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89 年 11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 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指出：“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 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作为 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他戎马倥偬，文韬武略。小平同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 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人民军队的创 建与发展，为新中国国防的巩固与强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成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我军的统 帅。他在领导我国稳步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并取得了举世 瞩目成就的同时，从我国国情军情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大胆探索的勇气，创造性地回 答了新形势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为实现国防现代化和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不仅规划了崭新 的宏伟蓝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十多年 来，在小平同志及其军事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巨 大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军事工作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事实说明， 在我国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小平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 师、“元帅的领班”。他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和平时期国家军事建设的基本 规律，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依据，是我军各项工作 的科学指南。
要坚持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完整准确
地把握其主要内容和特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认真学习其基本立场、观 点和方法。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有着极 为丰富的内容，并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要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 也是他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思想最重要的特征。国防现代化和军队 “三化”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必须根据国情军情的实际状况和所处的 国际环境，自己决定自己的建军路线和国防政策。“走自己的路”，就是走 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国强兵之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注重质量建设的精兵之 路！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国强兵之路，关键是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 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的问题。小平同志根据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现实，高 瞻远瞩，明确要求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作为新时期国防建设军 队建设的基本前提和指导思想，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和 原则。他特别强调军队要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要把军队办成一个 大学校，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搞国防和 军队建设要精打细算，要学会少花钱多办事；国防工业要以民养军，军民结 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等等。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强调在国民经济不 断发展的基础上加速国防现代化，要求军队在服从大局的条件下有所作为， 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内外部环境。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前提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这个性质就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为了保 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提高军队的革命化程度，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恢复 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要大力培养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革命军人；要按照革命 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标准选拔任用 干部；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干部素质；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 治思想建设，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要密切军 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外部团结，等等。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核心是提高战斗力。这是军队质量建设的 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为了搞好军队质量建 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小平同志着重强调在坚持人民军队性质的前提下，要 在现有国力下加速改进武器装备，并要求发展武器装备要有规划，要突出重 点，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 设备，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强调 部队要从苦练当中学本领和恢复培养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要求把军队院 校培养干部制度化；要严明军队纪律、强化部队管理，主张从严治军、依法 治军，强调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整顿纪律，治理松散，加 强法规法制教育，努力提高各级干部的管理水平；要改变旧的思想观念、编 制体制和领导方法，强调军队要通过改革，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的现象，尤其要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要坚持和研究现代条件下人 民战争，强调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和我军克敌制胜的法 宝，主张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加强全民国防 教育，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研究，等等。
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有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问 题的重要决定和决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学习领会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 既要同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也要同学习贯彻党中央、中 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同 时，学习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还要同学习小平同志的科学态度、创造精 神和革命风格结合起来，尊重实践，胸襟开阔，通观全局，勇于创新，开拓 前进。
郝智慧同志撰写的《邓小平军事生涯》一书，资料翔实，文字生动，集
学术性与文学性于一体，较为深刻、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小平同志一生军事 实践的光辉业绩，生动再现了他作为一个卓越军事家的丰采，是一本值得推 荐的好作品。尽管由于受作者水平、有些资料尚未公开等因素的影响，书中 还存有一些不足，但它仍不失为一项有较大价值的研究成果。希望大家在此 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充实，以便把学习研究小平同志军事实践与思想的活 动推向深入。
　　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以毛 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为指导，扎实工作，艰苦创业，勇于 开拓，为把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推向前 进，为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各项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大量生动、具体、可靠的史实，记述了邓小平六十多年军事生 涯的风风雨雨。从受命由海外归来主办“西北黄埔”，到奔赴广西领导武装 起义，转战千里进江西，参加红军长征；从战斗在华北抗日前线，保卫抗战 胜利果实，到挥师挺进大别山，运筹惊心动魄的淮海决战；从组织百万雄师 过大江，到追歼残敌进西南；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拨乱反正、裁军百万， 到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他既有非凡的功勋，叱咤风云，又历经坎坷，大起 大落。
　　本书构思精巧，史料翔实，文笔清新，语言生动，集知识性、可读性与 思想性于一身，生动地再现了伟大军事家邓小平的丰采。这是国内外第一部 较为深刻、全面、准确地反映邓小平军事生涯的力作。
　　


邓小平军事生涯

第一章军事生涯的起点

1.从海外归来


　　1920 年 10 月，年仅十六岁的邓小平（学名邓希贤），满怀“工业救国” 的热望，和八、九十位同学一起乘坐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远渡重洋， 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的所见所闻，与他原来出国留学时的愿望相反， 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不得不花大部分时间去打工。他先后当过克鲁梭钢铁厂 的轧钢工、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的钳工和哈金森橡胶厂的雇员以及火车司 炉、饭馆杂工，收入仅够糊口。后来邓小平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每天我能 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仅有较短时间到 巴耶中学、夏狄戎中学等学校读书。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而又紧张的环境 中，他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 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广为传播。邓小平受赵世炎、周恩来等革命青年 的影响，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1922 年加入了旅 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三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 领导成员之一。在此期间，他参与编辑了油印杂志《赤光》（原名叫《少年》， 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 思想，以帮助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学习理论。邓小平既当编 辑，又当作者，还负责刻蜡纸和油印。因为他刻写的字迹端正有力、落落大 方和设计的版面精巧美观、十分活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油印博士”。
1925 年，他受命出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该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
动。
　　后来，由于法国当局对革命运动的破坏，旅欧各国的中国党团员有很多 人分批离法转赴苏联学习。 1926 年 1 月，邓小平从巴黎经柏林到莫斯科， 先进东方大学，不久转到新办的中山大学读书。这是一所以中国民主革命先 行者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专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人才，全称是“孙逸仙 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在第一期六百多名学员中，既有共产党人，也 有国民党人。邓小平与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蒋经国编在同一个班级，而且排队 时两人时常站在一块，肩挨着肩。两人在中山大学同窗共读一年，关系十分 密切。蒋经国时常称邓小平是“大哥”、“学长”。邓小平回忆道，蒋经国 在中山大学里“学习得不错”。邓小平在莫斯科读书近一年，进一步学习和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善于用所学的马列原理解释中国革命问题，一些独 到见解，常常赢得同学们的称赞。
　　鉴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邓小平的实际表现，中共中央决定选调 他和另外二十多名同志一起回国到要求共产党派人去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的部队工作。 1926 年底，他们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 到达外蒙古的库伦（即乌兰巴托）。在库伦稍事休息，邓小平便同王崇云、 朱世恒两人作为第一批先遣队，先乘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弹药的汽车穿越 茫茫蒙古草原，后改骑骆驼穿越西北大沙漠，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宁 夏的银川。此后，他们三人又换骑马，日夜兼程，途经灵武、吴忠、同心、 固原、平凉、经川、彬县、礼泉、咸阳，行程一千多公里，又历时一个多月，
在 1927 年 3 月间到达西安城。在由银川前往西安的途中，邓小平一行经常向 当地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在固原，他们住在马福祥的旧宅院（马福祥是马鸿 逵的父亲，曾是冯玉祥部下的将领）。在彬县参观了传说是《西游记》中的

“水帘洞”。沿途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冯部的驿站，他们凭介绍信，在驿 站领取口粮和饲料，行李也由驿站派挑夫给挑。上路时还是穿着棉大衣或皮 袄，到西安时，当地居民都已穿上单衣了，而他们却仍然披着破旧的皮棉袄。 邓小平在 1982 年接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时回忆了从莫斯科到西安的经 历：当时，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二十多个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到 了西北军，做政治部长。“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我才二十二岁”。[1]

2.“西北黄埔”的政治教官


　　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已处于破裂的前夕，政局动荡。不 久，他接受了党组织的委派，担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 并任该校的中共党组织书记。这是他革命军事生涯的第一站。
　　冯玉祥自 1926 年 8 月采纳李大钊建议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 关，策应北伐”的行动方针后，便结束在苏联的考察，回国率国民军由绥远 出发，向陕北进军。五原誓师后，中共党员在国民联军（后改为西北军）总 政治部和李大钊领导下，一面积极加强在各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一面大办军 校培养军政骨干。中山军事学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中山军事学校由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和刘伯坚、史可轩等共产党人共 同创办的，它与广州黄埔军校南北辉映，相互媲美，享有“西北黄埔”、“第 二黄埔”的美称。这所学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由共 产党直接控制和领导的，校长是史可轩，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 邓小平在负责该校政治教育期间，开设有《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 ABC》、
《国家与革命》及《新三民主义》等政治理论课程。他安排一些共产党员以 国民党员的身份进校，开展革命活动，还亲自给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原理， 宣传革命思想。中山军校培养出一批有革命理想和觉悟的初级军事干部和政 治干部，并向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选送了一批毕业生，在此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正规旅，即“许权中旅”。许权中旅长 是一位共产党员，也是中山军校总队长。该旅为后来共产党发动陕西渭华武 装暴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中山军校的影响和带动下，西北很快出现了一个“军校群”。国民军
在五原、包头、兰州、银川、西安等城镇，先后办起了步兵、炮兵、骑兵、 军械、军医、航空等十六所军事学校和军官教导团，招收初级军官、青年学 生和有文化的士兵，经过军校培养训练，为西北国民军各部队输送骨干。此 外，在西安还开办了以中共党员刘念初为院长的中山学院，邓小平、刘伯坚、 许权中等共产党人，经常应邀来校讲课或作报告。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疯狂屠杀革命人士、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接着，又指使湖南、湖北的反动 军官制造了“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捕杀中共党员、国 民党左派人士及工农群众。不久，在南京建立起了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的反动中央政府，并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封锁包围设在武汉的国民 政府，致使国民革命进入到危急关头。这年 6 月间，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 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随后便责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到河南开封 集中，名曰训练，实质是“礼送出境”。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于 6 月 底离开西安，经郑州，很快到达了武汉。
　　邓小平在武汉向中央军委报到后，旋即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党中央，并 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工作。不久，国民政府的政治首领汪精卫在武汉发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与蒋介石联合反共，致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 摧残，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他把原名 邓希贤改称邓小平。
　　1927 年 8 月 7 月，邓小平在汉口列席了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紧 急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战略决策，同时决定派遣有经验的干部到一些省区去组织领导农民 暴动。几十年后，邓小平在 1980 年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回忆说：“李维 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个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 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 刘伯坚没到任。 1927 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 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 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 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 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八七会议”后，为了避开武汉的险恶环境和适应革命斗争形势需要， 邓小平随同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 1927 年 12 月，二十四岁的邓小 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财务、交通等工作， 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具体任务，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 导人的称赞。
注释
　　[1]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 年 8 月版，第 47 页。
　　
第二章燃起武装暴动之火

1.奔赴广西


　　1927 年大革命惨遭失败后，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当时的广西形势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尸横遍 野，中共党组织由公开合法的地位转入秘密状态，幸存的共产党人被迫转入 农村开展地下活动。为了挽救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立起来，决定对蒋 介石的血腥屠杀实行武装抵抗。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 义，从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 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军队的序幕。继南昌起义后，又先后发动了以农民为主的 秋收起义和以工人为主的广州起义。上述起义均遭受挫折或失败，其中秋收 起义部队由毛泽东率领，沿罗霄山脉南下，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 区进军，不久创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广西， 共产党没有掌握一兵一枪，只有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仍在坚持公开的斗 争。为恢复广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加强领导力量，中共广东省委派参加过广州 起义的雷经天到广西工作。广西的党组织活动虽然得到恢复，但由于广西白 色恐怖严重，穷乡僻壤，又缺乏干部和经费，革命工作始终未能打开局面， 广西革命仍处于低潮。
1928 年 3 月，蒋介石政府为控制两湖（湖南、湖北）地盘，派重兵攻打
武汉，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展开了激烈角逐，同时联 络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和四川刘湘等，对武汉进行围攻，还策划拉拢黄 埔军校南宁分校校长俞作柏和桂系第四集团军师长李明瑞，以分化瓦解桂 系。俞、李是姑表兄弟，关系密切。俞作柏曾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并查封过 财产，一度还落难香港。他俩十分不满李宗仁、白崇禧排除异己的作法，所 以决定利用蒋桂混战之机倒戈。这年 6 月间，桂系军阀战败，李、白二人被 迫逃往香港，而俞、李二人因在蒋桂战争中倒桂有功，被蒋介石派回广西主 政。俞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任广西绥靖司令。俞、李执政后深感广西内部 政治派系混杂，各种势力明争暗斗，为防止桂系东山再起和蒋介石插手控制 广西，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工作。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也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广西动员组织群众，创建自 己的武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担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 的推荐，决定派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西开展统战、兵运和农运 工作。张云逸、贺昌、陈豪人、叶季壮、龚鹤村、徐冠英、袁任远、李谦等 也先后被派往广西，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邓小平独立担负 一个战略区领导重任的开始。
　　1929 年 7 月，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在龚饮冰陪同下，从 上海经越南先到香港，在香港会晤了俞作柏、李明瑞，还听取了广东省委军 委书记聂荣臻介绍的情况，然后秘密前往南宁。9 月间到达南宁后，邓小平 化名邓斌，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在南宁，邓小平通过中共党员俞作豫的特殊社会关系（俞作豫是俞作柏 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了解俞、李政权的情况，通过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 经天了解广西的革命形势，最后认为俞、李是中共过去的朋友，他俩要想在 广西站稳脚跟，图谋生存，也必须借助于中共所领导的广西工农力量。于是， 决定采取与俞、李合作，稳定广西局势，孤立亲蒋派和改组派势力，集中打 击桂系军阀顽固势力，并借机发展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的策略方针。为
　　
此，邓小平亲自做俞、李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巧妙而妥善地把中 央 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几十名党员干部安插到广西省军政部门任职。陈豪人到省 政府担任机要秘书，张云逸出任广西教导总队副队长，龚鹤村委以南宁市公 安局局长之职，徐冠英担任广西编遣特派员办事处总务科长，陈可福出任俞 作柏的秘书，此外，俞、李还同意释放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 士，并任命其中一些人到左右江各县当县长。
　　鉴于俞、李有扩充军事力量，请中共派人帮助其改造旧军队的愿望，邓 小平便建议并帮助他们开办以培训初级军官为目标的教导总队，还从广东、 广西选调一百多名工人、学生党员到教导总队各连队当干部或学员，对成份 繁杂、军纪败坏的广西警备军六个大队进行认真整顿，争取俞、李任命共产 党员张云逸、李谦担任警备第四大队正副大队长，俞作豫、史遽然任第五大 队正副大队长。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张云逸、俞作豫等利用合法地位，在部 队建立秘密党支部，加强士兵的思想教育工作，分化和改造旧军官，积极而 慎重地发展党员，增加各连队的工农比例。对政治上反动的军官，则采取“调 虎离山”和“明升暗降”的办法，名义上给他们较高的职位，但实际上则剥 夺他们的指挥实权。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和第五 大队已面貌一新，由此建立起中共在上述三支部队中的领导地位和群众基 础。
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加强中共对工农运动的领导，邓小平等耐心说服俞、
李实行民主，支持工农运动，促使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革命 势力的措施。诸如，通令开放工农运动，确认各地工会、农民协会组织的合 法地位，选派一些青年和农运干部以“二五减祖”为号召到各县工作。随着 广西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于 1929 年 8 月上旬在南宁公开举行，会议选举成立了以雷经天为主任委员、
韦拔群为副主任委员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农民代表会期间，邓小平指示中 共广西特委争取俞作柏同意以组建“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由省府拨给东 兰、凤山地区农民武装革命军一批武器弹药，还要求广西军委抽出干部协助 韦拔群在南宁组训农军。会后，又让广西特委推荐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并经 俞作柏同意成立“左江农运委员会”。
邓小平在抓紧统战、兵运和农运工作的同时，秘密向广西特委传达中共
中央的有关指示，研究部署广西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为宣传贯彻 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邓小平与中共广东省委代表贺昌指 导广西特委，于 1929 年 9 月中旬在南宁市郊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 大会。这次大会认真总结了中共在广西的斗争经验，确定了推动革命形势进 一步发展的任务和策略，明确提出要深入发动群众，扩大工农武装，开展土 地革命，准备武装暴动，创建红色苏区。这对后来举行左右江起义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至 10 月间，广西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县特支有九个，党员共计四百二十 多人，仅南宁一地的党支部就有十个，有组织的农民协会会员达三十五万人。 广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当时逃居香港的新桂系军阀头目李宗仁惊恐万 状，哀叹道：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 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2.“南宁兵变”


　　正当广西革命斗争形势出现转机的时候，广西政局发生了突变。国民党 改组派头目汪精卫派薛岳到广西南宁游说，策动俞作柏、李明瑞与广东军阀 张发奎联合反蒋，加上当时蒋介石不满俞、李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以各种手 段钳制俞、李，因此俞、李二人决定倒戈反蒋，出兵攻打亲蒋粤军陈济棠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内部有人主张随俞、李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有人主 张把部队拉到梧州、桂平和柳州方向；还有人主张立即在南宁举行武装暴动。 邓小平则认为，俞、李主桂不到半年，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三个师，内部又 不一致，仓促反蒋，必遭失败，这也将打乱中共在广西的原定 9 计划，因此，邓小平果断决策，继续同俞、李合作，但不能跟随他们去攻打 陈济棠部，也不能把部队开到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梧州、柳州等大城市，更不 能过早地在南宁举兵，而应随机应变，做好向左右江地区农村进军的准备。 为此，邓小平一方面亲自向俞、李陈述利弊，劝说他们不要出兵参与军阀混 战；另一方面，指示为中共所掌握的部队采取必要措施，以应付兵变后可能 出现的不利局面，使部队可以随时撤离南宁，到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组建省农民协会右江办事处和担 任中共右江特支委书记；严敏、钟鼎、陈洪涛、徐达生等分别到东兰、凤山、 恩隆、奉议等县筹建县委和领导农运；何建南、麦锦汉、苏松甲、苏文灿等 到龙州县领导工农运动；韦拔群率农军营返回东兰；龚饮冰到上海向中央汇 报有关情况。
俞、李不顾蒋介石的威胁，不听邓小平的劝告，于 1929 年 9 月下旬宣布
通电反蒋。10 月 1 日，在南宁召开讨蒋誓师大会，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总 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随后出师沿西江进攻广东。邓小平预感事态有可能 急转直下，便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尚未训练好和需要保卫后方 为由，把中共所掌握的三支队伍留在了南宁。俞、李还同意由张云逸兼任南 宁警备司令和接管南宁军械库等要地。
不出邓小平所料，俞、李出兵反蒋不到十天，讨伐部队还未出广西，其
部属吕焕炎（第十五师师长）、黄权（第十五师第四十四旅旅长）和杨腾辉
（第五十七师师长）都被蒋介石以重金高禄收买，倒戈通电拥蒋。蒋介石乘 机利用这一变化，又起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叫他们共同收拾广西的 局面。拥蒋粤军头目陈济棠率三个师兵力入桂逼近南宁。俞、李讨蒋失败的 消息传到南宁，顿时人心骚动，反革命势力抬头。在这一紧要关头，邓小平 当机立断，按原计划把部队拉出南宁，分别沿陆路或水路向左右江地区开进。 随后，又把南宁军械库中存放的五六千支步枪和大批弹药装上事先准备好的 十多艘汽船和民船。 10 月中旬，邓小平率领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随军械 船溯右江而上，驶往百色。从此，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西革命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南宁兵变”失败后，俞、李率残部逃回南宁，又在警备第五大队的护 送下撤往左江地区的龙州。俞作柏到龙州后取道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则因 法国领事馆不发给护照，而留在第五大队安身。
　　1929 年 11 月中旬，李明瑞由龙州来到右江地区的百色，准备利用粤桂 军阀混战桂平、贵县一带，南宁守敌空虚之机，派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会攻 南宁。后因第五大队副队长蒙志仁叛变，计划落空。当时，李明瑞陷入极度
　　
苦闷和矛盾之中。邓小平、张云逸针对李明瑞想利用龙州的地理条件，伺机 集结旧部，与李宗仁等再作较量的思想实际，多次找他谈话，明确指出他这 样做是不可取的，告诉他共产党不仅主张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还要 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搞土地革命，组建红军，在左右江建立根据地，真诚希望 他参加革命。在思想上，好言开导，安慰鼓励；在生活上，给予关照，派一 个连的兵力“保护”他；在政治上，给予信任，郑重许诺日后成立红七、红 八军时，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由于邓小平、张云逸的耐心工作和以诚相待， 表示了中共广西特委对李明瑞的高度信任和真诚希望，从而使他明瞭大义， 一改故辙，拒绝蒋桂军阀等多方的威逼利诱，毅然决定投身工农革命。他表 示，“我投奔共产党，心已定，愿已足，今生别无他求，唯矢志共产主义事 业”。
　　不久，李明瑞受命返回左江，与俞作豫等积极筹备龙州起义。李明瑞坚 决执行中共广西特委的决定，扩编警备第五大队，让共产党员宛旦平、潘兆 昌等到部队中担任要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共产党对部队的控制。 12 月中旬，邓小平、严敏等到龙州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广西 特委关于举行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决定，并与李明瑞一起共商起义前后 的工作计划。1930 年 2 月 1 日，龙州起义举行，红八军成立，李明瑞担任红 七、红八军总指挥。在邓小平的引导和革命环境的熏陶下，李明瑞努力工作， 要求进步，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最后为左右江 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李明瑞的转变和成长，是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统战政策的
结果。当时，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由于受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左” 倾情绪的影响，认为在上层军官中进行工作是搞军事投机，把俞、李当作国 民党改组派，批评邓小平对李明瑞的争取教育是“幻想”，主张“以群众的 力量赶跑他”，更不同意李明瑞参加武装起义，邓小平则认为，李明瑞虽有 旧军人的一些劣根性，但他与蒋介石、李宗仁等军阀的矛盾，中共却可以利 用。在“南宁兵变”失败后，应利用他在旧军队中的威望，努力争取、教育 他及其部属，以便进一步分化敌人，壮大革命力量。周恩来在 1944 年撰写的
《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的
宝贵经验，写道：“‘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 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 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 官领导的。”[1]
　　作为李明瑞参加革命最重要的引路人，邓小平在 1986 年春途经广西时还 与当地领导同志谈起过这段往事，他说：“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是从百色 到龙州的路上，李明瑞入党是我到上海请中央批准的，我们两人一路走向江 西。李明瑞是红七、红八军的总指挥，我是总政委，苏维埃主席是雷经天。 八军被打垮了，七军能打。俞作柏跑到香港去了，李明瑞是坚决的！”他还 要求“多多宣传李明瑞”，并在李明瑞的故乡题写了“明瑞中学”校匾。针 对有人对大百科军事卷《李明瑞》条目释文称李明瑞是“左右江起义领导人 之一”存有异议，邓小平于 1986 年 5 月 22 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百科 编审室的请示信上批示：“称李为‘左右江领导人之一’的提法，是正确的”。
　　
3.揭竿亮旗


“南宁兵变”后，邓小平等为什么选择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左右江地区，位于广西西南部边睡。右江地区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
包括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凤山、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果德、 向都、河池、隆安等十多个县，聚居着壮、汉、瑶、苗、彝、回、仫佬、毛 难等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四分之三。这些民族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土豪劣 绅的残酷压榨，以及军阀的巧取豪夺，加上连年兵灾匪祸，人民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因此有着勇于抗争的精神。早在 1921 年，壮族青年韦拔群便开始 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曾指挥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赶走了县 知事和团总。随后，又仿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在东兰县举办过三 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革命思想，启发群众觉悟，为右江地区培训农民运 动骨干。在韦拔群的带动和影响下，余少杰、黄治峰、黄书祥等人也在恩隆、 奉议、思林等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 恐怖时期，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也没有停止过，还曾攻占了果德、向都、 那马、思林等四个县城。这里的广大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革命觉悟比 较高。这一地区虽然偏僻、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但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 较薄弱，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些民团和土匪武装。另外，群山环抱、山高林 密、地势险要的地理环境：对开展游击战争十分有利，上山能藏，下山能打， 进退回旋余地较大。邓小平回忆说：“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 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 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 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2]
与右江地区毗邻的左江地区，包括左江流域的龙州、上金、雷平、思乐、
凭祥、宁明、扶南等十多个县，南靠十万大山，西部和西南与越南接壤，这 一地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蛮烟瘴雨”之地。龙州是广西西南边陲的重镇， 也是左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 1885 年中法战争后被开辟为帝国 主义的商埠。这里虽然反动统治的基础比较深厚，但以壮族为主的各族人民 却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传统。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左江各族群众参 加与支持过刘永福领导黑旗军的抗法作战； 1907 年，凭祥等县人民积极响 应孙中山在镇南举行的起义；二十年代初，高孤雁等壮族进步青年在龙州宣 传革命思想；大革命时期，陈霁、易挽澜等共产党人成立“镇南道农民协会 办事处”，领导农民运动。
　　1929 年 10 月 20 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队到达右江地区的恩隆县平马 镇后，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议，明确提出中共广西特委在左右江地区的当务之 急，就是领导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做好筹划武装起 义、建立红军和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准备工作。10 月 22 日，部队分别进驻百 色县城、奉议县田州镇和那坡镇一带。在百色，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 特委和军委联席会议，就武装农民、发动起义、创建根据地、改组部队等具 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综合群议，邓小平作出如下决定和部署：
　　“（一）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充分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 方党部；
　　“（二）改造第四大队，逐渐撤换反动军官，加强士兵工作，改造士兵 成分（增加大批农民入军队中）；
　　
“（三）号召群众并以军队力量协同群众扑灭豪绅武装； “（四）解决第三大队，围缴其枪械： “（五）扩充新的部队，培养新的干部”。[3] 会后，邓小平、张云逸等立即着手解决听命于桂系军阀的反动警备第三
大队。当时，右江地区的土豪劣绅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领要点，妄图负隅 顽抗，一面同熊镐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三大队暗中勾结，妄图消灭警备第四大 队，镇压工农运动。
　　一天，奉议县农民截获到桂系军阀头目黄绍竑发给熊镐的“先发制人” 密件，邓小平闻讯后马上下达准备作战的命令。经过事先周密部署，于 10
月 28 日指挥第四大队和恩隆、奉议、思林等数县农军同时行动，经两天两夜 激战，将驻扎在百色、平马、田州、那坡等地的第三大队围歼缴械，共歼敌 一千多人，缴枪三百多支。
　　接着，邓小平、张云逸对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行全面整顿。在政 治方面，成立第四大队政治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指示负责宣传工作的袁任 远筹备出版《右江日报》，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纲领，揭露国民党反 动派和土豪劣绅的种种罪行，以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士兵群众 的革命觉悟。在组织方面，以“调训”等方式撤换反动军官，清除兵痞流氓， 从教导总队中选调一些进步学员补充担任营连干部，招收上千名农民充实部 队，开办新的教导队和训练场所。与此同时，健全部队中的党组织，积极发 展党员。在军事方面，加强军事训练，帮助农民进行反对地主豪绅和土匪民 团武装的斗争。
邓小平在着手改组部队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发动群众，武装农民。部队
到达右江后不久，他就指示把随船运来的五六千支步枪，大部分给东兰、凤 山、奉议、恩隆、向都、果德等县农民协会，以组织武装农民。经整顿后的 第四大队，按连排建制派往各县，发动群众，打土豪，收缴反动武装，还打 开地主的粮仓，分粮给城镇居民、工人和广大贫苦农民。随着以打击地主豪 绅为中心内容的革命运动的掀起，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 阶级觉悟逐步提高，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军。
曾任红军七军副官的许凤祥回忆说：在百色，我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
当时，我们不断接到派往各地的同志给“邓秘书”的信函、电文，反映旧政 权的残酷压迫和土豪劣绅的胡作非为，以及人民群众对我军的热烈欢迎。每 当我把这些信函、电文送给邓小平同志时，小平同志都很重视这些由各地传 回的消息。为了准备起义，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 开会，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 不久，我军就消灭了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继续整顿 改造部队。
　　11 月初，由邓小平派去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 回来了中央关于批准举行左右江武装起义的计划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成立以 邓小平为书记的广西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中央颁给右江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 国红军第七军”，左江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国红军第八军”。
　　接到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的指示后，邓小平立即在百色城中的粤东会馆 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传达中央批示精神，并对百色起义作出详细计划：
　　首先，“决定于最短时间内以极紧张的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 即行动作。??于 12 月 11 日伟大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发动整个的转变计划。”
　　
　　其次，宣布取消二十三种苛捐杂税，利用《右江日报》“公开提出拥护 苏区，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反对国民党种种宣传”。
　　第三，进一步肃清第四大队中的反动军官，并把部队集中于“百色、平 马二地，待期举行转变”。
　　第四，“成立新教导队，开办军事政治训练所，招集右江一带革命青年 加以军事、政治之训练”，培养部队骨干。
　　第五，秘密印刷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施政纲领的小册子、标语、传 单。
第六，“向商人筹得十数万现款”。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电召邓小平到上海汇报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左江起
义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决定先到龙州，然后再赴上海。在龙州，他主持召开 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决定，并向 俞作豫、李明瑞介绍右江改造第四大队的经验，明确提出要着重抓紧对第五 大队和教导总队的整顿，争取在短时间内胜利发动龙州起义。他还指示把原 来的《群众报》改名为《工农日报》，增办《右江红旗》刊物，大力宣传革 命真理，启发教育广大官兵。在起义工作布置基本就绪后，邓小平化装成商 人，经香港和越南前往上海。
1929 年 12 月 11 日，由中共广西前委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
右江农军近三千人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 小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纵队。同 日，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在平马镇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雷经 天为主席的右江苏维埃政府。
这一天，山城百色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气氛，鞭炮齐鸣，红旗飘扬，张灯
结彩。工人、农民高举大刀长茅，敲锣打鼓走上街头；红七军的干部战士个 个都穿上了新发的灰色军装，帽上别着红五角星，颈上系着红领带，威武、 整齐地集合在军旗下庄严宣誓；市民、学生、妇女、儿童们穿红着绿，不停 地挥动他们手中的小红旗；街道上贴满了庆祝起义胜利的标语和红七军的布 告。
继百色起义后，按照邓小平和前委的部署，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赤
卫军三千多人，于 1930 年 2 月 1 日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 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何 世昌任政治部主任，王逸担任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古城龙州沉浸在万 民欢呼声中。
　　2 月 7 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在龙州，他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 分析了左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建立了红八军临时前委，指示红八军迅速向右 江靠拢，与红七军汇合。为了赶回右江地区传达中央指示，邓小平于 2 月下 旬，离开龙州，途经雷平县城宝圩时，指导正在那里休整的红八军第一纵队 组建党委会，并在党员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纵队党委是部队最高领导机构， 纵队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经党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执行。然后，他随同第一纵 队向靖西县城进发。在行军途中，邓小平对第一纵队从政治到军事上都作了 许多指示，在强调红军要加强宣传工作时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用两 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一个战 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人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叫口号， 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了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
　　
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敌人 的军心就会动摇的，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
　　邓小平对第一纵队的这些指示和工作，对这支部队后来艰苦转战七千多 里，历时半年，终于与红七军胜利会师，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任红八军第 一纵队党委书记的袁振武回忆说：我们要感谢邓小平政委，他给我们准备了 力量。当他离开第一纵队回百色之前，他为建立这个部队的核心领导，亲自 组织了中共第一纵队委员会，正是因为正确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它 就团结了全体党员，团结了非党干部，终于显出惊人的力量，战胜重重困难， 完成了艰巨的战斗任务。
　　
4.经营左右江苏区


　　百色、龙州起义后，红七、红八军面临最迫切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根据 地，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遍及广西西南部，反动势力如惊弓之鸟，内 外勾结，大肆向根据地反扑，妄想恢复他们往日的天堂。在右江根据地创建 后的第七天和 12 月下旬，为数二千多人的豪绅地主武装和土匪武装，乘红七 军主力在田州、平马、果德等地之际，两次偷袭百色，企图将新生红色政权 扼杀在摇篮之中，但都被红军英勇击退；1930 年 2 月初，桂系军阀头目黄绍 竑亲统四千多人偷袭隆安县城，此时的红七军主力正在思林、果德、恩隆集 结，准备挥戈南下，攻打南宁，而留守隆安县城的兵力仅有第一纵队的一个 营，因情报不准，仓促应战，寡不敌众，经三天三夜激战后，红军被迫撤出 隆安，右江沿岸也随之易手；1930 年 3 月中旬，桂系军阀第十五军第一师师 长梁朝玑奉令率四个团，并勾结地方反动武装约四千人，兵分两路向龙州进 犯。由于红八军主力已分赴各地游击，留守龙州城的正规军、农民和工人赤 卫队加起来不足二千人，加上对敌人的偷袭行动毫无察觉，因此浴血奋战一 天后，红八军军长俞作豫率部突围撤出龙州。在转战到钦县南间圩时，俞作 豫迫于形势，决定把军权交给刘定西指挥，自己率三十多名党员。干部离开 部队。俞作豫后来取道香港前往广州，因叛徒出卖被捕，不久在广州红花岗 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与此同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还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根据地位于偏
远的贫困山区，经济文化落后，广大贫苦农民因未得到土地，在政治经济上 还没有真正扬眉吐气，近万人的红军部队的物资保障、兵员补充都成问题。 另外，红军中的一些队伍是收编过来的土匪武装，不少干部是经教育争取过 未的旧军官，亟待深入做好组织整顿和思想改造的工作。
为了粉碎桂系军阀对根据地的重兵围剿，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和捣
乱，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邓小平于 1930 年 3 月初在凤山县盘阳圩主持召开 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决定李明瑞、张云逸率第一、第二纵队到黔桂边界开辟 游击区，把敌人主力引出根据地，韦拔群率第三纵队留守右江根据地。3 月 底，第一、第二纵队东渡红水河，后历时二十多天，行程数百里，经河池到 达怀远。在怀远休整三天，前委决定部队秘密进入苗山，奇袭榕江县城。
地处黔桂两省交界的苗山一带，峰峦叠障，道路崎岖，荆棘丛生，人烟
稀少。这里居住着瑶、苗、水侗、布依等少数民族。榕江城是贵州军阀王家 烈的后勤仓库所在地。由于反动统治阶级长期破坏民族团结，歧视、压榨这 里的少数民族，造成了瑶、苗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很深的隔阂。红七军主 力初到苗山时，当地居民大都出走，留下的则关闭寨门，不给留宿，不卖给 粮食，甚至堵设关卡，不让通过。但红军干部战士以礼相待，严格执行党的 民族政策，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并沿途喊话，宣传红军宗旨，从而感动了 当地居民，纷纷返回寨子，把粮食、青菜、猪肉卖给红军，苗族同胞还热情 地帮助红军修路、架桥和带路，使部队顺利而隐蔽地通过了苗山。4 月 30 日 中午，红七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下榕江城，歼敌五百多人， 缴获数门大炮、六百多支步枪和十万多发子弹。榕江战斗的胜利，大大提高 了红七军的威望。5 月 1 日，红七军在榕江城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五一” 节和榕江战斗胜利，并宣布把没收地主、官僚的衣物和粮食等财产分给贫苦

群众，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对红军无限感激。 在红七军撤出右江根据地，转战桂黔边界的时候，邓小平在东兰县武篆
区与韦拔群、陈洪涛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邓小平和韦拔群同住在 魁星楼，这是一座六角形塔式的四层楼房，是当地人们祭祀文魁星的地方。 在这里，邓小平、韦拔群经常召开红军、农民协会、工人协会、赤卫军、妇 女协会等方面的骨干会议，研究制定在左右江实行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和措 施。邓小平还亲自深入到东里、旧州等村屯进行有关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制 等情况的实地调查，并用通俗形象的语言向农民群众介绍江西苏区搞土地革 命的情况，以及兴办“共耕社”，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以 及扩大红军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曾在东兰县武篆区搞妇女工作的黄美伦（韦拔群的弟媳）回忆说： 邓政委从左江到右江，沿途跋山涉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会布置工作， 找群众谈心，关心群众生活。听说路过向都县印茶区（今田东县印茶公社） 一个小山村住宿时，看到村子里挑水困难，他便跑到很远的山泉边去洗脸， 没有房子，就跟护送人员一起搭地铺，七八个人同挤在三张破旧的棉被里。 夜里，他珍惜老乡的灯油，见油灯点着两根灯芯，就把它拨掉一根。这次， 他来到武篆，也是深入土舍茅棚与群众促膝谈心，用通俗主动的语言向群众 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拔哥和我爱人（韦菁）经常陪邓政委下乡，看见邓政 委在干部或群众家里，同群众一起吃玉米糊、木薯、猫豆，而且吃得津津有 味。群众说：“邓政委像我们壮家人一样！”
1930 年 3 月下旬，右江根据地的第一个“共耕社”在东里屯诞生了，在
成立大会上，身披红布条的邓小平讲了共耕的做法和目的。他说，“共耕社” 成立后，农业要集体搞，收获的粮食按劳分配，而副业可以由各家自己搞， 解决些油盐钱。各家养猪牛，共耕社也要多养猪牛。共耕社所收的粮食和养 的猪牛不要全部上缴，要留些作机动用，待红军一到就有饭吃，以免向群众 征粮食。他还勉励大家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红军，巩固和建设好革命 根据地。为使“共耕社”健康地发展，春耕时，邓小平又深入到田间检查春 耕工作，在土舍草棚下，访贫问苦，了解农民实行共耕后的一些想法。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右江特支委和苏维埃政府在旧州屯联合开办以土地
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政干部训练班，为全面开展土地革命，积极培训区乡级 骨干。他亲自为训练班编写《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与 口号》等教材，还登台讲课，系统介绍红四军在江西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和 做法，认真总结东里、旧州等村屯的土地革命试点经验和不足，详细阐述土 地革命的重大意义。在讲课时，他善于诱导启发，重要的地方反复讲解。由 于邓小平讲的话是四川口音，而训练班里的学员多是壮族人，好多话听不懂， 曾在川军中任过职的壮族人韦拔群就主动出来担任翻译。在课余时间，邓小 平经常找学员谈心，交流思想，了解实情，倾听群众意见。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和总结东兰县武篆一带土地革命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并借鉴江西苏区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指导右江苏维埃政 府于 1930 年 5 月 1 日和 15 日分别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 宣布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提出一系列土地革命的方 针、政策，成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全面开展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 内容包括：
（一）明确提出“目前中国革命任务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

　　（二）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划分农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阶级以及 反革命分子的标准。指出：“自耕农、佃农均不能成为代表一种成分的标准， 因自耕农或佃农之中，均有富农、中农、贫农之分”。
　　（三）提出“立即无代价地没收地主豪绅阶级之上地财产”和“没收一 切反革命的财产、土地”，而没有简单地照搬《井冈山土地法》的“没收一 切土地”提法。
　　（四）规定“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 暂用每一劳动单位分全份，非劳动单位分半份之办法处理之”。对各地之间 人口与土地不均衡问题，特别规定“如甲乡与乙乡之土地与人口之比例，相 差太远时，可由县、区苏维埃用移民等办法解决之”。这样使土地分配更符 合实际。
　　（五）规定“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 则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无效，并即刻焚毁”，“实行单一的农业 累进税”，并指出“苏维埃收得之税项，完全作为政费、红军及赤卫队用费、 社会保险、改良农业经济、办理教育、建设之用”。
　　1930 年 5 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 进攻右江根据地的黄绍竑部也随桂系主力进兵湖南，仅留下一个团驻守百 色。恰在此时，红七军主力也从贵州返回广西。邓小平闻讯后立即从东兰赶 到河池迎接部队，并连夜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决定趁军阀混战，百色城防空 虚之机，迅速回师百色，收复失地，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壮大红军。6 月初， 邓小平亲自指挥部队攻打百色，经过四个小时激战，全歼守城之敌。接着， 挥戈东下，连续收复了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地，与 东兰、凤山、凌云等地连成一片，右江根据地又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
这时，根据地形势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邓小平便指导红七军前委集
中精力，在根据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军事、经济、党政和文化教育 等方面的建设。
在军事建设方面，红七军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于 1930 年 7 月至 9 月集中
在平马、奉议一带进行整训，发动全军总结自红七军创建以来的经验教训， 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和政治理论，进行军事民主、组织纪律和军事技术教育。 同时，在恩隆县平马镇开办了军部教导队，培训各纵队的连排干部。邓小平 亲自编写有关教材，还亲自给学员们讲课，主要讲有关苏维埃政权、土地革 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问题。在上政治课过程中，他能照顾到学员的不 同文化程度，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讲到土地革命问题 时，他明确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贫苦农民没 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 是深人土地革命，按“六大”通过的“十大纲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分配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铲除封建基础，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 革命积极性。
　　经过三个月时间的整训，红七军全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水平有了明 显提高，斗志更加旺盛。接着，各纵队分别派出干部帮助各县组训赤卫军，
至 1930 年 10 月，右江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已发展到近万人，同时，补充、扩 大了红军队伍，由东兰、凤山等县农军组建了第四纵队，使红七军发展到八 千人。为保证部队军需供给，还在东兰、思林、果德、平马等地开办了小型 兵工厂、被服厂和铸银手工场。

　　在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方面，邓小平指导右江特委和红七军前委按照《土 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以及东兰县的试点经验，在右江根据地普遍 进行了普查土地、焚毁土地契约、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划分阶级、没收豪绅 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按人口分配土地等工作。由于这些政策和做 法符合各阶层各民族农民的利益，因而在执行中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和 拥护，农村生产力得到初步解放，农民的革命觉悟和热情明显提高。分到土 地的广大贫苦农民，个个笑逐颜开，农业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就获得 了粮食大丰收。以东兰县东里屯为例，粮食亩产量大大超过以往年景，人均 粮食四百多斤。口粮按年龄定等，落实到户，成人一等劳力可分得主粮（稻 谷）六七百斤。共耕社还专门为困难户和军烈属留出了照顾粮，为红军留出 了上万斤机动粮。
　　在党政建设方面，邓小平为发挥军队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在根据地建设中 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在红七军回师右江根据地后，立即领导红七军 前委和右江特委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大量印发《党员须知》，举 办各种党员训练班，对广大党员进行党性、政策和党纪教育。1930 年 9 月， 邓小平又指导红七军前委发出了《前委通告》第六、第七号，明确强调当时 右江“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紧 党的政纲的宣传”，“加紧纠正过去许多的错误，正确的执行深入土地革命、 改造苏维埃、赤卫军的工作”。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工作，右江地区的党组织 有了较大的发展，军地党员共有二千多人，健全了东兰、恩隆、百色、果德 等九个县委或县特支和红七军前委下的纵队委、营委、连支部和班排小组。 同时，以江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榜样，建立和健全各县、区、乡苏维埃政 权，并注意选拔和支持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积极贯彻 党的民族政策。此外，还注重加强工人协会、农民协会、青年团、妇女协会、 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的建设。
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采取“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和“提高
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的文化教 育方针。县级苏维埃政府设有文化委员会，区、乡级苏维埃政府设有文化委 员，专门管理文化教育工作，有条件的县区都创办了各级劳动学校和农民夜 校，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瑶族山区，还实行特殊政策，学生免费入学，教 师由县政府派出，学校经费全部由县政府提供。
另外，邓小平在领导左江军民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还善于把反对
地主豪绅势力同反帝斗争紧密结合起来。龙州起义后不久，左江根据地风起 云涌的革命形势使法国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惊恐万分，又是造谣、诬蔑， 又是多次发出照会，扬言要让“越南总督拨派武装卫队”进驻龙州，还从越 南派出飞机入侵左江地区，武装干涉革命运动。同时，法国设在龙州的领事 馆和教堂，明目张胆地窝藏反动地主豪绅的武器弹药和金银财物，这更激起 了各族军民的无比愤慨。邓小平与俞作豫、何世昌等经过周密计划，决定狠 狠打击一下法帝的嚣张气焰。首先，通过《工农报》以及标语、布告和传单， 大力进行反帝宣传。接着，在龙州县城体育场召开声讨法帝罪行的万人大会， 会上发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 全国民众书》，严正驳斥了法帝的诬蔑和恐吓，郑重提出“收回海关”，“没 收法人基督教堂”，“取消赴法护照费”，“收回领事馆，驱逐领事出境”， “没收法在龙州资本企业”，“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

国主义干涉”等四项正义声明，并用英法文电告全世界。会后，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法帝的武装干涉，搜查了领事馆、海关楼和各教堂， 没收了法人的不法财产和窝藏在领事馆、教堂里的豪绅地主财产，并将法国 领事加伦夫妇和神父思托等七八个违法的法帝分子驱逐出境。红八军在宁明 县内还击落一架法国入侵飞机。对此，当时中共中央指出：“自小平同志达 龙后，??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这 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中央机关刊物《红旗》还专门 发表题为《红色的龙州》的社论，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做了国民党军阀 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 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对中国革命发展将 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凝结着邓小平的智慧和心血，他创造 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广西的革命形势走向高潮。土地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后，根据地区域扩及二十多个县，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重要 革命根据地之一。
　　
5.转战千里进江西


　　在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和红七军得到日益壮大的形势下，红七 军前委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于 1930 年 9 月底决定执行中央关于“向中心区域 发展，与朱毛红军汇合”的原定计划。不料，就在红七军准备向湘粤边出发 的前一天，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来到右江地区，要传达这年 6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和 9 月 3 日南方局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央政 治局的决议是《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其要点包括：（1）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2）目前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3）一省与几省重 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4）改组派与取消派；（5）准 备革命的转变；（6）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7）党的组织问题。为贯彻执 行这一决策，实行“左”倾路线的中央还制定了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 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10 月 2 日，邓小平在平马镇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首先由邓岗传达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和南方局给红七军的指示。这一指示是用药水密写在 一块白布上，是由袁任远用药水洗映出来的。中央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地 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不得 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 下广州，完成南中国革命；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
[4]紧接着，前委成员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气氛十分紧张。邓小平、张云逸
认为，自“南宁兵变”失败后，桂系军阀已在广西大部恢复了反动统治，不 仅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有敌重兵把守，就是沿途也有敌军设防堵击，以红 七军现有的实力，去完成这样大的任务将是困难的。邓岗、陈豪人则主张坚 决执行中央指示。雷经天反对中央交给的任务，主张坚守右江根据地。最后， 为顾全大局，服从上级命令，同时避免内部分裂，前委会议决定接受中央“左” 倾冒险主义的计划，并决定给主张留下部分红军保卫根据地的雷经天以免除 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的严重处分。
会后不久，邓小平离开平马镇，前往恩隆县北部的燕垌召开中共右江特
委扩大会议，安排红七军撤出后巩固根据地的工作。他在会上着重强调了以 下四个方面：
（一）整顿、扩大赤卫军，加强军事训练。
（二）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
（三）抢收农作物，把粮食收藏好。
（四）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工作，防备反动军队反扑。 随后，邓小平转赴东兰武篆；与韦拔群一起，率红七军第三纵队到河池
集中。
11 月初，红七军四个纵队和红八军第一纵队先后抵达河池集结。 11
月 7 日，中央代表邓岗在河池凤仪小学主持召开了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会 议强行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命令的决定，并作出了立即北上，“打到柳州去， 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左”倾冒险决策。对此，邓小平提出不同意 见，主张“应绕道庆远、融县先击桂林”，而不要先打柳州。这是在服从中 央命令的前提下，为减少部队损失，使军事行动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而提出的 正确主张。鉴于邓小平以红七军前委书记的身份坚持这一意见，并得到张云 逸、李明瑞的赞同，结果会议决定照此执行。

　　党代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根据邓岗、陈豪人的建议，前委对部队进行改 编，组成了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师，共七千多人。邓小平任前委书记 兼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兼士兵委员 会书记，龚鹤村任参谋长。部队改编后，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带领百余人 返回东兰，组建军队，坚持根据地斗争。邓小平、李明瑞等率领第十九、第 二十师于 11 月 10 日从河池出发，向怀远挺进，从此开始踏上执行“立三路 线”的转战征途。
　　红七军到达怀远镇后，邓岗、陈豪人主张经庆远向柳州前进，邓小平等 认为庆远是商业重镇，又已有敌军韩彩凤师严密把守，力主不打庆远，而改 道天河出融县，向桂林进发。于是，部队顺利渡过龙江，转赴天河县城。在 快接近县城有一个叫四把的地方，突然遭到敌军覃连芳师两个团的阻击，激 战三天后撤往三防。四把之战，红军伤亡近三百人，歼敌五百人。在三防， 红七军前委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 先赞扬了红军指战员在四把村战斗中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然后指出战斗没 有打胜的原因，主要是离开了革命根据地，离开了根据地的人民，耳目不灵， 敌情不明；要汲取这个教训，发挥红军的长处，就一定能够打胜仗。
　　部队在三防稍事休整后，又准备按邓岗、陈豪人的意见去攻打融县的长 安镇，以造成包围柳州的态势。当时，长安城内已有敌一个师固守，桂系军 阀头目白崇禧还在此坐镇指挥，并电令韩彩凤师火速由庆远驰援长安，企图 消灭红七军。面对这种严重事态，邓小平、张云逸主张放弃攻打长安城的计 划，建议绕道富禄镇过融江，尔后伺机再战。但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邓小 平等不执行河池会议的决议，现又主张不打长安镇避开敌人，更是“缺乏进 攻精神”。他们主观估量红军力量比敌军大，坚持要打长安镇，以解决补给 问题，扩大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邓小平等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见，随 军行动。长安之战，红军虽连攻五天，也未能破城，且损失较大，遂自行撤 往富禄镇渡融江，准备进军广西桂林。后因获悉桂林已有敌重兵驻守，便转 赴湖南的通道、绥宁。
此时，湖南已进入寒冬腊月，寒风刺骨，可红军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
草鞋，忍饥挨冻，翻山越岭，非战斗减员严重。途径武岗县城时，红七军前 委原计划绕城而过，但因有情况说城中只有少数民团驻守，所以又临时决定 攻城，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武岗县城是湘桂边界的重镇，也是当年曾国 藩训练湘军的基地，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城墙既高又坚固。红军连攻三昼夜， 未能攻下，而且伤亡几百人。攻城进行到第四天，湘敌何健率五个团增援武 岗，并存飞机从空中扫射，红军伤亡剧增。在红七军有可能全军覆没的危急 关头，邓小平、张云逸认为部队元气大伤，不可恋战，建议迅速撤出战斗， 撤向广西全州。在血的教训面前，红七军的广大指战员才开始醒悟到邓小平 的主张是正确的，对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产生了怀疑。于是，前委 接受邓小平的建议，放弃攻城，以急行军转向全州。全州守敌毫无防备，连 城门都未关上，红七军便顺利地进了城。
　　进全州城后，在邓小平的建议和张云逸、李明瑞等人的支持下，红七军 前委召开了特别会议，集中讨论是否执行中央命令和改变部队行动方向的问 题。会上，邓小平全面总结了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以来转战的经验教训，分析 了敌我态势，主张立即改变硬打强攻和单纯军事行动的方针，建议部队在全 州休整三天。这一主张得到张云逸、李明瑞等多数人的支持。后经邓小平的
　　
耐心说服，邓岗、陈豪人也被迫同意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冒险计划， 挥师湘粤赣边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系。会后，邓岗、陈豪人借口到上海向中央 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这样，全州会议就成为红七军北上转战中的一个 重要转折点，使部队从此转危为安。
　　1931 年 1 月 5 日，红七军前委得知白崇禧亲统一个师由桂林向全州逼 近，便率部队撤离全州，经湖南的道县向江华进发。行军途中，巧遇大雪， 北风凛冽，战士们还是穿着单衣、单裤，冻伤严重，前委决定退回广西贺县 桂岭山区进行休整。在这个湘桂粤三省交界的地方，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党员 干部会议，研究布置宣传群众、整编部队、筹集粮款、安置重伤员等工作。 部队取消了师的建制，缩编为两个团，即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兵力已 不足四千人。
　　桂岭整编后，邓小平率红七军离开广西贺县，绕道进入广东省连县、乳 源县地区，准备在乳源县一带建立粤北湘南根据地。但在部队到达乳源县梅 花村的第二天，便遭粤敌邓辉等三个团的围攻。邓小平当机立断，命令部队 迅速突围，遂与敌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白刃战。经五个小时鏖战，部 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一仗，红七军歼敌近千人，但本身也损失七百人， 原红七军第二十师师长、缩编后任五十八团副团长的李谦等重要干部伤亡过 半。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识到在粤北湘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无法实现， 于是决定甩掉敌人，抢渡乐昌河，北上江西与朱毛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
乐昌河水流湍急，激浪翻滚，渡口杨溪附近无桥可通，河边也仅有两条
木板船可用，每趟只能载二十多人。面对有可能被敌前后夹击围歼的严峻形 势，邓小平决定由他和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先行开路，可部队刚一渡过河， 粤敌便乘汽车从乐昌、韶关蜂拥而至，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起猛烈冲击，企 图把已过河的部队赶下水，好将红七军一网打尽。邓小平沉着应战，一面指 挥红军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面嘱咐李明瑞带部分红军掩护五十八团 安全渡河。然而，由于敌人来势凶猛，力量过于强大，后面的追兵也已赶到， 张云逸只好指挥尚未渡河的部队与敌交战，放弃过河计划。这样，红七军的 两个团被敌截为两部。此后，邓小平、李明瑞率前委机关和五十五团边战边 走，摆脱敌人追兵后二渡乐昌河，经广东北部仁化地区向江西崇义县疾进； 张云逸率五十八团撤离战场，日夜兼程，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渡河，后经 桂东进入湘赣根据地，于 1931 年 3 月 14 日在湖南省酃县同王震领导的湘赣 独立一师胜利汇合。
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五十五团于 2 月 8 日到达江西省崇义县。在崇
义的二十多天里，邓小平领导开展了如下主要工作：
　　（一）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崇义地区的党组织，自 1926 年 12 月建立第 一个党支部开始，几经挫折，在 1930 年 5 月长潭、茶滩暴动失败以后，便转 入分散隐蔽状态，红七军到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成立崇义县革命委 员会，召开中共崇义县第二次代表大会，恢复中共崇义县委，成立崇义县苏 维埃政府。同时，取消红七军前委，建立团党委。
　　（二）举办“地方党团训练班”，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培养骨干。鉴于 崇义县地方党政机关刚刚健全，缺乏干部，在长潭举办了一期训练班，时间 为两个星期，成员共三十多人。还选派红军干部到训练班工作，邓小平、李 明瑞也亲自给学员们讲课。训练班除上政治课外，还进行军事训练。
（三）为发展地方武装，红军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游击，协助地方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