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赤卫队和贫农团。把游击队改编为红色独立营，由五十五团派出有经验 的干部担任营、连、排长，还拨出一些枪支弹药装备独立营，使这一地区的 人民武装得到了加强。
（四）组织部队抓紧时间休养，补充粮弹，医治和安置伤病员。
　　1931 年 3 月初，敌重兵进攻崇义地区，团党委与中共赣南特委决定五十 五团向信丰发展，巩固湘赣根据地。同时，决定派邓小平到上海向新的中共 中央汇报工作。一切安排就绪后，邓小平离崇义去上海。在上海，他写了近 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起义前后的 经验教训。
　　邓小平离开崇义后，李明瑞、余惠、许卓等率五十五团向信丰进发，后 因敌情有变而改道前往永新县。4 月初，与张云逸指挥的五十八团在江西省 永新县天河镇重新相聚。随后，与红二十军、湘赣独立第一师并肩作战，连 克安福、茶陵、安仁、攸县等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 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并扩大了湘赣革命根据地。7 月初，红七军在兴国 县桥头镇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师。不久，毛泽东、朱德接见了红七军 领导人李明瑞、张云逸。在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 表大会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把一面绣有“转战千里”的锦旗授 给了红七军，根据中央决定，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序列，从此成为中央红军 的组成部分和一支劲旅。
在这漫长的转战征途中，红七军出广西，进湖南，入广东，到江西，行
程近七千里，历时九个月，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冲破了敌人的 围追堵截，终于实现了“与朱毛红军汇合”的愿望，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 写了一曲壮丽诗篇。

6.“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模式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不久，韦拔群率百余名红军从河池返回东兰 县，着手组建第二十一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韦拔群、陈洪涛 等分别把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扩编到第二十 一师来，并于 1930 年冬在思隆县七里区召开庆祝大会。会上，韦拔群号召右 江军民要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保卫、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去，坚持到红七 军主力打回来。
　　1931 年 2 月，桂系军阀趁红七军主力远征后根据地力量薄弱之机，调集 上万人部队，兵分三路，向右江根据地中心区域的东兰、凤山两县大学进犯。 中共右江特委和二十一师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避开敌人锋 芒，集中优势兵力，抗击“围剿”敌人。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加之粤 桂军阀战争又起，敌军撤出东兰、凤山根据地。同年 11 月，桂系军阀为了消 除向外发展的后顾之忧，又纠集正规军、民团七千多人，开始向东兰、凤山 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后来又增派近万人兵力，并由白崇禧亲自指挥。 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缩网收鱼”等战术，所到之处实行“血洗政策”， 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见洞就搜，见粮就抢，见水就放毒，妄想把红军饿死、 冻死、困死。由于根据地受到敌人的重重围困和严重破坏，第二十一师的粮 弹供应越来越困难，减员越来越多，作战越来越艰苦。韦拔群、陈洪涛深感 形势的危急，正当他们准备分头向外线游击时，不幸被叛徒出卖，先后光荣 牺牲。1932 年底，右江革命根据地受到血洗而丧失；左江根据地则因红八军 撤出并入红七军，已于 1930 年 3 月宣告丧失。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虽然先后丧失了，但它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苏维
埃政权建设三者有机结合的光辉实践，却沉重打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帝国 主义在华势力，有力策应和配合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我党领导的“工 农武装割据”探索和积累了一些新鲜经验，有着自己的不同特点和实践意义。 首先，百色、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由邓 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人领导的两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但与前 三次起义有着明显不同。以军队为主体的南昌起义和以工人为主体的广州起 义都是首先在中心城市举行的，事先未向农村进军与当地农民这一土地革命 的主力军相结合。秋收起义则是先举行起义，尔后把剩余部队带往农村去坚 持斗争的。而百色、龙州起义是在“南宁兵变”后自觉离开中心城市，把正 规部队开赴农村与农民武装相结合，进行了较为充分准备之后，才从容不迫 地举起义旗的。这对当时正处于曲折发展中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是一个
有力支持，并证明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其次，统战工作是准备起义和创建红军的重要条件。第一次国共合作全
面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邓小平到南宁后遇到的一个 重要问题，就是要不要和怎样开展统战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 由于受国共合作破裂后“左”倾情绪的影响，认为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 与桂系军阀统治没有本质不同，指示要把他们当作“改组派第三党”一样反 对，采取破坏俞、李政权的方针。邓小平则坚持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既 利用俞、李与蒋介石、桂系军阀的矛盾，支持他们反蒋反桂，与其合作，又 警惕他们的旧军人习气，在合作中坚持独立自立地发展革命武装和工农运 动。广西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和第五大队的成功改造，李明瑞的转变和成长，

以及广西革命力量的发展，都证明邓小平坚持与俞、李合作的方针是正确的。 第三，根据地诞生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 实行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做好少数民族工作， 处理好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与壮、苗、瑶族之间的关系。为此，邓小平等非常 重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在政治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维 护和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注意选拔和支持 一些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队伍中参加工作。经济上， 宣布废除徭役，规定不分民族同样参加土地分配。特别是长期居住在偏僻山 区的瑶族群众，不下山也可以分到山场，下山还住进了豪绅地主的宅院。文 化教育上，规定各民族同样享有教育的权利。瑶族山区的学校经费全部由苏 维埃政府提供，学生免费入学。因此，翻身解放的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热情 拥护红军和红色政权，踊跃参军、支前，成为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胡耀邦在为莫文骅所著《百色风暴》一书作的序言中指出：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我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组织领导的一次重要
的武装起义。这两次起义，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很出 色，争取了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团结了各民族，并与农军相结合，因而取 得了重大的胜利，为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提 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两次起义所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以后转战七千里， 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中央苏区，成为中央红军的重 要组成部分。留在左右江根据地的红军，也坚持了长期的斗争。百色起义和 龙州起义，培养了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 重大贡献。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上卷），《关于党的‘六大’研究》第 183 页。
　　[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 第 215～216 页。
[3]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 年 3 月 9 日），《中共党史资料》
第 26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 6 月版，第 43 页。
　　[4]卢行《邓小平在广西》，《中共党史资料》第 26 辑，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社 1988 年 6 月版，第 123～124 页。
　　
第三章长征前后

1.巩固中央苏区


　　邓小平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完情况后，于 1931 年夏被派往以江西南部 和福建西部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工作。跟邓小平一起到中央苏区的还有金维 映、余泽鸿等人。他们一行来到江西瑞金后，与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见 了面，大家一致推选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这时，正值蒋介石亲统三十万大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对中央 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反革命“围剿”。而瑞金由于搞所谓的“肃反” 运动，数千名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干部以及群众被无辜捕杀、随意监禁，全县 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处于一片惊惶恐怖之中。
　　这场“肃反”运动是从 1931 年 5 月开始的，主要是肃“社会民主党”。 起初，运动规模很大，县政府和县总工会这两个单位百分之八十的干部都被 抓了起来，其中大部分人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均以“社会民主党”分子的罪 名被处决了。接着，“肃反”运动由县移到区一级，桃阳区和城关区两个政 府的全体干部都被抓，每天都有几十人被错杀。枪决人时也很简单，仅写个 姓名、岁数、什么地方人，没有什么证据，审讯时则完全是用肉刑、逼供。 鉴于瑞金县的这一状况，邓小平上任伊始，便采取稳定事态的措施，同 时亲自深入实际了解干部群众被害真相。还派金维映带领几名干部到各区乡 调查群众对肃反的意见、反映。紧接着，召开全县各级干部会议，讨论研究
“肃反”运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经过一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邓小平顺乎民意，果断决定停止这种乱捕 滥杀的错误行为，释放大批在押的干部群众，拘捕民愤极大、筹划领导“肃 反”运动的李添富等人。随后，于 9 月底在绵江中学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 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选举县苏维埃主席、涟全县政府机构、组织 支援革命战争、纠正肃反错误和公审李添富的决议。对此，广大干部群众精 神振奋，个个笑逐颜开，纷纷称赞说：“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 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从此，瑞金县的形势由 人心恐慌、动荡不安转向秩序井然、稳定发展。
邓小平在领导纠正瑞金“肃反”错误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抓根据地建设。
首先是把土地革命斗争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针对当时有的乡村采取“地主 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做法，他耐心地做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工 作，讲述“要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道理，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左”倾土地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积极培养选拔干 部。鉴于“肃反”运动所造成的干部大量奇缺的状况，邓小平举办了一期有 六十多人参加的干部训练班，还亲自给学员们上课。第三，大力发展农业生 产。他同县里负责人一起，经常深入各乡村组织耕田队、合作社、互助队， 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开展劳动竞赛等。第四，开展群众性节粮运动，支援 前线红军，并带头做表率，每月最少节省八斤口粮。
　　1932 年 5 月中旬，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瑞金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研究 了扩大红军、整顿赤卫军、组织政府干部学习地方财经等问题。邓小平担任 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瑞金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全县面 貌大为改观。由于中华苏维埃领导机关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迁到瑞金， 瑞金成为享誉全中国的“红都”。
1932 年 6 月，中共江西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中共

会昌中心县委，以加强对中央苏区南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领导。这年 底，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江西 省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
　　会昌、寻乌、安远三县都处于中央根据地的边缘，赤白对立很厉害，红 军力量较弱，每县只有百十来号人的独立营，地方武装的枪弹也很少，再加 上“左”的经济政策，店铺大都关了门，财政状况也很困难。
　　面对这种艰苦、险恶的工作环境，年仅二十八岁的邓小平毫不畏惧，从 到任的第一天起，就为开创这里工作的新局面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并 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
　　（一）端正工作思想，纠正“左”倾错误，邓小平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摸清了造成三县工作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左”倾政策严重挫伤了 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他领导组织中心县委和军分区机关 学习马列主义，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抽空给大家讲 解马列原理，并联系工作实际对照检查，使机关干部明辨是非，提高了认识。
　　（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 的运动，并从实际出发制定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在各乡成立调查土地委员 会和分田委员会。对一度出现的“拿富农也乱打，甚至打到中农贫农身上去” 的错误做法，及时予以纠正和教育。在土地革命斗争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下， 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 1933 年春，按照邓小平的具体指示，各县都分别成 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还分别成立了生产突击队，使会昌、寻乌、安远 三县的粮食产量都有大幅度上升。
（三）积极发展革命武装，进行游击战争。邓小平深知没有一定数量的
地方武装，是很难立足和巩固根据地的，因此，他特别注重抓地方武装建设， 仅上任三个多月，三个县的地方武装就已发展到一万多人。同时，还率领地 方武装进攻当地的反动民团和土匪。 1932 年冬，率队配合红军独立第三 师，消灭了闽赣边的乌鸦泊、官丰、膳坑等地区靖卫团匪武装大部，恢复了 当地的红色政权，打通了会昌至武北的通道。此外，通过宣传队、游艺团、 “提灯”大会等形式，宣传动员青壮男子参军参战，仅会昌一县， 1932 年
7 至 12 月就有近八百人参加红军。
　　（四）加强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建设。在党组织建设方面，依照马列主 义的民主集中制和《新党员训练大纲》，教育和改造党的基层组织，努力改 变“拉老头子老实人”入党的状况，积极培养发展工人、雇农、苦力入党。 在群众组织建设方面，改进和健全工会组织，重新整顿反帝拥苏同盟，发动 组织赤卫队和儿童团站岗放哨。
　　（五）优抚烈军属，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制度。邓小平亲自率领各级干 部深入各乡村走访军烈属，研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组织耕田队帮助他们 进行农业生产。在邓小平的提倡下，三个县的机关干部每逢星期六都去参加 义务劳动。少年儿童团的积极性也很高，主动帮助烈军属家干活。为此，邓 小平还专门写了一首儿歌：
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 帮助红军家，做好半天工。
　　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党政建设、扩大红军、 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业生产搞得热火朝天，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日益 高涨。这时，政治上受排挤的毛泽东来到会昌检查工作，当看到这里形势一
　　
片大好时，诗意大发，情不自禁地脱口说出：“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 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赞美诗句。

2.“江西罗明路线”的首要代表


　　邓小平在担任瑞金和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 发，理论联系实际，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 的“左”倾错误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致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 的首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同遭此厄运的还有当时担任永丰、吉 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章，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 师长的谢唯俊，江西省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的古柏。
　　毛泽东在 1972 年 8 月间曾说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 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历史表明，王明“左”倾 路线执行者在中央根据地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就是反对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目的就是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2 月，王明发表了《为中央更加布 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套“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9 月下旬，由于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等人在 上海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和发展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11 月，在“左”倾路线指导下，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开始攻击毛泽东路线，并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 局书记的职务。
1932 年 1 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
议》，提出“为了执行党面前的战斗的任务，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命 的危险，这种倾向在现在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危机紧张的估计不足；对于红 军行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红军涣散，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 的斗争，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做永远不变的教条；??应该集中火力来 反对右倾。”
为贯彻执行这一决议精神，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来到瑞金。这位共产国
际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戴着一副近视镜，人长得又黑又瘦。在瑞金，他把毛 泽东的各种正确主张说得一无是处，将自己在苏联学到的条条框框抛出来。 在他看来，中国党和红军必须迅速布尔什维克化，而根据地的人民应该迅速 无产阶级化，“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 义”。在事后不久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批评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 “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指责“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是“专去等 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随即罢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并调他去后方当有名无权的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 年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 使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 根据地的瑞金。“左”倾路线执行者深感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 信很高，影响也很广，“左”倾路线的贯彻处处受到阻碍。他们慑于毛泽东 的崇高威望，不敢做得太过分，但又急于为“左”倾路线全面实施扫清道路， 于是策划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其中的原委，正如李维汉后来回 忆所说：
“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

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 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 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 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当然，是集体领导。??他们反
‘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
［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根据地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是从 福建苏区开始的。当时，罗明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曾在 1933 年初写了
《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一 些具体反映边区斗争实际情况和对省委工作的意见。2 月 8 日，中共中央局 为了推行“左”倾政策，发布《养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 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央局认为必须开展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 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使这一斗争深入到群 众中去。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任何动摇与纯粹的防御路线，应该受 到最严厉的批判。”紧接着，中央局又于 2 月 15 日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 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已“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 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惊惶 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斗争已经低落，??实际上他是主张党 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并宣布“立即撤销 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在党内立即 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不久，博古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接连发表文章，对罗明
进行公开批判。博古在《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一文中指出： 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
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
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 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 义的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 记杨文仲同志。那么，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的实质在那里呢？
这些机会主义者，首先从对于目前国际与国内的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
不了解出发，从对于目前阶级力量对比变动有利于我们的情况的不了解出 发，从对于坚决、积极、艰苦地与敌人争斗着的群众力量的不了解出发。于 是，从中央到福建省委和苏维埃委员会及地方党组织、少共组织、红军部队 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一场反“罗明路线”斗争。2 月下旬，临时中央代表在 福建省长汀县主持召开了中共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对罗明以及张鼎 丞、陈潭秋、杨文仲、刘晓、谭震林等人进行组织处理的决定。为使“左” 倾冒险主义在整个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畅通无阻，临时中央代表又于 3 月 间来到江西，开始筹划打击排挤一批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干 部，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受到排挤打击的根本原因是他与“左”倾领导者之间存有原则性 分歧，而直接导火索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 年 11 月，广东军阀 陈济棠乘中央红军主力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之机，派 兵突然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寻乌、安远三具。邓小平根据敌强我
　　
弱、敌人来势凶猛的情况，领导边区军民坚壁清野，采取游击战术抗击敌人 的进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被迫撤出寻乌县城，敌人很快便基本占领 了寻乌县。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斗争》杂志第三期登载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 指责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同时点名批评了中共江西 省委。3 月下旬，临时中央代表撇开江西省委主持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 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临时中央代表大谈王明的所谓布尔什维克 路线，大批会、寻、安三县的“罗明路线”，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 杭、水、岩地区，而且也在江西”。“会、寻、安党的领导机关过去是执行 了一条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所谓单纯的防御路线，这一条 路线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临时中央代表的 操纵下，会议最后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会、 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对于群众的、 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至一闻列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即表示 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 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会议还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各县县委。会后不久，邓小平就被调 离会昌中心县委，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揭开了 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八期发表了“左”倾领导者的长篇文章《罗
明路线在江西》，认为“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 过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指责邓小平犯了“罗明路线” 的严重错误。同时批评江西省委给会、寻、安三县县委的指示信，“没有明 确的指出会、寻、安的单纯防御路线即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并认为 这在实际上“使会、寻、安党的负责者，首先是邓小平同志，逃避他们自己 在执行退却逃跑的路线中所应负的主要责任。”并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清楚 的明确的指出单纯防御路线的内容与实质，指出有些边区所犯的单纯防御路 线，即是江西的罗明路线，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 到群众中去，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各县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 的进攻路线，巩固与扩大江西苏区，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以“进攻路线”为指导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苏区的发
展形势是一天比一天激烈。在中共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于 4 月中 旬在宁都召开了江西党组织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指责邓小平、毛泽覃、 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 领袖”。还决定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 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号召把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不久，《斗争》杂志第十二期又刊登了《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 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署名文章，公开批判邓、 毛、谢、古四人，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 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 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 消主义的道路。”“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和执行了一条机会 主义路线，并且已经根据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纲，而组成了一个反党的派别和 小组织。”“我们应该要求他们四同志完全不隐瞒的从政治上组织上向党揭
　　
发他们的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并且要求他们立即解散他们根据罗明路线而 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否则立即开除出党”。
　　面对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淫威恐吓，邓小平等人毫不妥协，执着地坚持自 己的正确主张，在 4 月宁都会议上和所写的两份声明书中，据理力争所坚持 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在下列主要问题上与“左”倾领导者展开 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一）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领导者提出“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 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在大江以北，??造成 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要求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 发展”，“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的正确道路，是极其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毛泽 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扩大苏区，认为向中 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针对“左”倾领导者攻击毛泽 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缪论，驳斥道：“大城市 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并用“洋房子 先生”一词讥讽“左”倾领导者。
　　（二）在土地政策问题上，“左”倾领导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 坏田”，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邓小平等人则坚决拥护毛 泽东关于“在平均分配土地过程中，应当把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 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使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分得同样多同样 好的土地，就是多少分均，好坏分均”的主张，做到既给富农以经济出路， 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
（三）在发展革命武装的问题上，“左”倾领导者主张把赤卫军的新编
制推广到苏区的一切地方去，把一切劳动的青年成年男女全部武装起来。要 求“一切武装力量都要集中到主力红军中去”，以便“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 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还规定闽赣两省必须在一个月时 间内向前方输送一万名新战士；邓小平等人则认为要遵循由群众武装到地方 武装再到主力红军的发展规律，不能无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状况，异想天开 地下达指令性任务，也不能单求数量上扩大，应该注重提高军队的质量。强 调边区情况复杂，人心不稳，在这里不宜扩大红军。扩大红军和加强群众武 装和地方武装建设应该同时井举。扩大红军之事也应该由苏维埃政府组织安 排，党不能包办代表政府的工作。
（四）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左”倾领导者反对游
击战略和战术，否认积极防御方针，指责红军历次反“围剿”中的所谓错误， 主张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搞硬拚强攻死守；邓小平等人则拥护毛泽东的“诱 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和集中兵力的原则，实行人民战争，伺机歼敌。
　　可见，邓小平等人的正确意见，与“左”倾领导者的主张大相径庭。当 “左”倾领导者三番五次地胁迫邓小平作检讨、交代所谓问题时，邓小平总 是正气凛然，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都 是真话”。于是，“左”倾领导者便从组织上对邓小平等人进行错误的处置。
　　1933 年 5 月 4 日，临时中央代表在工农红军学校召开了党团员积极分子 会议，大肆指责邓小平等人，攻击“以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古柏等同 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他们对革命斗争的 估计，是悲观失望的，他们对群众工作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的，他们在会、
　　
寻、安、永、吉、泰各处，实行了退却逃跑的路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 方式，使当地工作受到了损害”。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 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决议指出：邓小平等人的第二次 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除给省委决议以外交辞令的 回答以外，什么也没有”。决议还指责邓小平等人“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 火力面前解除武装”，“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认为“他 们不诚恳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服从党的决议，那么，不采取必要的组织上 的结论”，就会“使党受到机会主义宰割”。随后，“左”倾领导者强行撤 销了邓、毛、谢、古的领导职务，把他们分别派往县区基层单位担任巡视员 或突击队工作。邓小平则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受到“最后严 重警告”处分，调往中央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面对错误打击和不公正处分的现实，邓小平毫不畏缩，表示“我坚信我 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随即便打点行装，背 着行李，顶着烈日，独自来到偏僻的乐安县南村区。在南村区，他指导区委 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扩大红军队伍，还到各乡调查研究，帮助开展各项工作。 可是，不到十天时间，邓小平又被临时中央召回江西省委，说是乐安县南村 位于边区，怕出问题。
回到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的宁都后，邓小平被派到省委驻地附近一个叫
七里村的地方参加劳动殷炼，接受所谓的“考验”。不久，在当时任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大力推荐下，临时中央负 责人博古勉强同意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
在担任总政秘书长这一职务期间，邓小平尽心尽力，从不敷衍塞责。当
时，国民党军队正准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形势 日趋紧张，不少红军机关干部被调往前线。王稼祥因不久前被敌机炸伤正在 卧床养病，只有副主任贺昌在家主持总政工作。这样，邓小平既要处理大量 电文、报告，又要到前线指导工作，也要代表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起草有关 加强全军政治工作的指示，还要把下面部队上报的各种情况加以整理，然后 一一送给中央机关的主要领导人。一天忙碌下来，尽管腰酸腿痛，头昏脑胀， 但邓小平从未有半点怨言。他的出色工作，赢得了王稼祥的称赞。然而，临 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却对邓小平如实反映前线部队怀疑李德那一套“正规战 术”的情况大为不满，认为是别有用心。于是，在邓小平当了二、三个月总 政代理秘书长后，又被分配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主要负责总政《红 星报》。
　　1933 年 9、10 月间，临时中央代表主持召开的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 又决定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深入下去，要求用布尔什维克火力彻底 “肃清罗明路线残余”。与此同时，“左”倾路线执行者在《斗争》、《红 色中华报》等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批判邓小平等人的正确观点，直到 1934 年春 夏之交国民党军队进入到中央根据地腹地时，才不了了之。
　　历时一年多的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由党内到党外，由苏维埃政府 内到政府外，由红军内到红军外，甚至扩展到普通群众中去，以邓小平为首 的一大批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 打击”，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邓小平在这场由“左”倾领导者发动和领导的错误斗争中，敢于坚持真

理，反对谬误，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地贬谪免职、劳动考验的情况下，依然对 党襟怀坦荡，坚定信念，忍辱负重，无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和 态度。

3.主编《红星报》与参加长征


　　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后，除搞一些宣传工作外，主要负 责编辑出版《红星报》。这份创办于 1931 年 12 月的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 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和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 统称中央根据地的“两报一刊”。
　　对邓小平来说，办报纸可以说是他的老本行，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 就因出色地编辑中共旅欧总支部机关刊物《赤光》，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
《红星报》是一份八开的报纸，平均每五天就出一期，每期至少四个版面、 二万字。邓小平虽任该报主编，但只有两个助手，从约稿、组稿、改槁、校 稿到设计版面、编排栏目，他都得亲自动手，工作很幸苦。在他的认真努力 下，《红星报》先后开辟十多种副刊和专栏，及时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大 量报道红军英勇杀敌、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和后方积极支援前方的事迹，经常 介绍马列主义思想和战略战术、防病治病、革命法律等方面知识，因此深受 根据地军民的欢迎，享有“无线电台”、“一面大镜子”、“红军党的工作 指导员”、“马克思主义大学校”、“裁判员”等美称。
　　当时，蒋介石正集中百万大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对各个红色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反革命“围剿”，其中有五十万人的兵 力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为了加强对红军和前线作战的指导，邓小平不仅经常有针对性地在《红
星报》上发表毛泽东有关作战方针和原则的文章，还亲自约请毛泽东给报纸 写稿。1933 年 8 月 14 日，《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用整版篇幅登载了毛泽 东以笔名子任撰写的文章《吉安的占领》。文章详细生动地描述了红一方面 军在 1930 年 10 月第九次攻打吉安的前前后后，并总结这次作战取胜的原因 是由于纠正了立三“左”倾路线。但在集中兵力、兵力配置、战斗准备等方 面都存有不足。在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已完全统治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下， 邓小平敢于在报上发表正受排挤的毛泽东的文章，这种勇气和胆识是非常了 不起的。
与此同时，《红星报》大量报道前线进行的重要战斗胜利经过，颂扬红
军将士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以激励他们奋勇杀敌。
1934 年 3 月 4 日出版的《红星报》，就在显著位置发表了红一军团某部指挥 员彭加伦发自前线的一篇报导《三岬嶂上的英雄》。这篇报导说，“我们一 团二营担任固守三岬嶂的重要阵地，做了一夜工事，二三餐未吃饭，第二天 敌人以四个营兵力三面夹攻，掉在此处的迫击炮弹六十个，飞机炸弹三十枚。 当敌人猛冲山腰仅距八十米远时，他们上起刺刀，实行反冲锋，与敌人肉搏， 把敌人击溃下去，巩固了重要阵地，使我二、三团及友军能顺利的向敌人发 起猛攻，把敌人三师完全击溃，这是革命历史上的光荣记载，我们应当学习 他们。”
　　与这篇报导同时发表的还有由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撰写的题为《把 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的社论。这是聂荣臻应邓小平之 约写的。社论说：
　　“我们的第一团以一营兵力，扼止了敌人一师之众，虽然敌人的飞机和 炮弹轰炸之声震动了山谷，但丝毫不能震撼我红色战士的心胆，敌人以数倍 的兵力，分几路向我冲锋，亦被我英勇沉着的战士，以顽强的反冲锋打坍下
　　
去！并且协同突击部队将敌整师兵力全线击溃，这应当写在我们的战史上， 成为我们第一团三岬嶂上光荣战斗的一页。”[2]
　　当前线红军战士在堑壕里看到这期《红星报》时，大受鼓舞，群情激昂， 纷纷表示要以红一团的英雄们为榜样，奋勇杀敌，坚决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 誓死保卫苏区，保卫红色政权。
另外，《红星报》还利用《军事常识》、《俱乐部》、《卫生常识》、
《军事测验》等栏目，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地向红军干部战士介绍有 关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诸如什么是人民战争、集中兵力、坚壁清野、运动 战、游击战、阵地战、堡垒战等，如何利用地形隐蔽埋伏、侦察敌情、冲锋 搏斗，以及怎样进行战场救护和保养武器等，从而促进了部队军事知识的学 习和作战经验的交流，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
　　邓小平在主编《红星报》过程中，不仅注意鼓舞前线红军将士的斗志， 而且注意利用山歌、通讯、消息等形式进行有关妻送郎，妹送哥，慰劳红军， 优待红军烈军属的报道，以鼓励后方群众拥军支前的热情。《红星报》第九 期刊登了一首后方支前妇女写给前线红军的山歌，歌词是：
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 穿上草鞋跑得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 没过多久，《红星报》第十五期则发表了前线红军写给后方妇女的答谢
山歌，歌词是：
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 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妹，缴枪十万谢你们。 这两首赣南山歌虽短，但情意浓浓，读来悦耳动听，优美感人，奏出了
一曲前方后方心连心，军民团结共杀敌的凯歌。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多的 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失败，被迫于 1934 年 10 月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 转移。邓小平率《红星报》报组随军委纵队一道长征。报组工作人员用两条 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跟着军委机关日夜行军。“铁箱里装着办报的全 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因为太重，走到湖南时扔了，买了一个手滚油 印机）、几盒油墨、几筒奥国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等”。 在硝烟弥漫的长征途中，邓小平带领报组工作人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 继续编辑出版《红星报》。这时，《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均已停刊，
《红星报》便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独家报纸了。
邓小平等在白天和红军战士们一道风尘仆仆的赶路，一到宿营地，铁皮箱就 是办公桌，经常是在敌机进行轰炸的情况下，支起摊子坚持工作。有的时候， 邓小平不顾疲劳，还在马背上编稿、写社论。
　　红军长征伊始，《红星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 进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的社论，传达了军委关于迅速冲出江西，到湘西与红 二、六军团汇合的作战意图。社论指出：
　　“红军一年多的反五次‘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屡次部分胜利，但这 些胜利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去开辟新的苏区。这就是说消灭南面的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 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
　　接着，10 月 25 日出版的《红星报》又发表了《坚决勇敢战斗，消灭当 前的敌人》的社论，进一步阐述了红军突围的目的。社论说：
　　
　　“我英勇的红军实行突围的目的就在于突破敌人封锁，深入广大白区， 实行反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创造‘新苏区’，同时推动赣西湘 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调动与打击蒋介石及湘粤桂之敌，保卫了中 央苏区，配合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反攻中的伟大胜利”。
　　《红星报》在邓小平主持编印下，从 1933 年 8 月到 1935 年 1 月共出了 七十多期，及时传达中央军委有关作战行动的计划与部署，宣传红军将士的 感人事迹，传播中共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任务，成为长征中党中央、中 央军委的重要喉舌和红军战士的精神食粮。据邓小平回忆说，红星报许多没 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及一些重要文章、社论，都是他亲自撰写的。
　　中央红军于 1934 年 11 月中旬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向湘江进发。 这时，蒋介石极为恐慌，立即调集十五个师近四十万兵力，兵分五路向红军 围攻，并沿湘江一侧精心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面对敌人的重兵，“左”倾 领导者束手无策，仍命令部队抬着“坛坛罐罐”过江，结果损失惨重，差点 全军覆没。过了湘江，中央红军已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 人。看到红军过湘江时的混乱场面和惨重的伤亡，邓小平心急如焚。
　　为了纠正“左”倾领导者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 避免钻入敌人用重兵布置的口袋里，中共中央于 12 月 18 日在贵州黎平召开 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红军放弃北进 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后，干部开始进行调整，刘伯承由红五军团参谋长调任红军总
参谋长。 12 月底，邓小平由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调到中共中央，接替正在 患病（肺结核）的邓颖超，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胜利攻占了贵州名城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
柏辉章公馆的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 路线和组织问题。会议经过三天紧张激烈的争辩，最后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 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损失主要是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 对红军的正确指挥，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而造成的。同时决定 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 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 军事领导小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 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作为中共中 央秘书长，邓小平不仅参加了这次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 而且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他在评价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时说：“作为中央领导， 可以说在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 成熟了”。
　　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后的长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好的党中央”领导下， 摆脱了过去在“左”倾领导者指挥下被动挨打的局面，从此走上胜利发展的 道路。毛泽东当时虽然只是政治局常委，但他关于红军作战的一整套方针原 则却深入人心，因而赢得了其他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信赖。邓小平后来回忆 道：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 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夭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
　　
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 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 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 领导所承认。朱德同志、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 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 支持，坚决执行。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执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辗转迂回，驰 骋于川黔滇地区，使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部队疲于奔命。1 月 29 日，红军一渡 赤水河，进抵川南，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但发现敌人在长江两 岸构筑了严密封锁线。于是，毛泽东在 2 月 18 日率红军挥戈东进，二渡赤水， 奇袭娄山关，二进遵义城，歼敌两个师大部，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仗。这时蒋介石急忙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妄图把红军围歼于遵义地 区。为摆脱敌人围歼，毛泽东用兵如神，率红军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 介石随即又命令部队向川南进击。当敌重兵向川南云集时，红军则迅速于 3
月 16 日折向东北，四渡赤水，转向贵州，再渡乌江，前锋直逼贵阳。这一出 敌不意的举动，使蒋介石惊恐万状，急忙电令滇军驰援贵阳救驾，结果导致 敌云南兵力空虚。这样，红军便以日行军六十公里的速度直捣云南，威胁昆 明。当滇军调兵回援时，红军突然转向滇西北，于 5 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待 国民党的部队追赶到江边时，已不见红军的踪影，只看到红军丢下的一些破 草鞋和破衣褴衫。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 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的结 果。随军委纵队转战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胆识和谋略深为敬佩，尤其是那 从容自如的神态，更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邓小平后来评价这一战役时说：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
5 月下旬，中央红军穿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后，抢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
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 6 月间在川西懋功地区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胜 利会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邓小平被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 传部长，中央秘书长一职由刘英（张闻天的夫人）接替。刘英回忆说：当她 接到命令通知到中央报到时，毛泽东对她讲：小平同志要上前方了，他的工 作由你来接替。刘英回答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毛泽东笑着说：“你做得了！”并解释了给邓小平调动工作的原因：“前方 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考虑到川西地区雪山纵横，人烟稀 少，供给困难等不利因素，认为在此地不宜久留，遂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占 领川、陕、甘三省，建立红色政权。但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 却不同意北上，主张南下，向川康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
于 6 月 26 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最后决定集中主力向北 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便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 的胜利。为执行这一方针，军委还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打开通往 甘南的道路。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中央红军离开懋功，开始北上。 而张国焘却借口组织问题没解决，想当军委主席，故意迟缓行动。由于红四 方面军北上缓慢，国民党胡宗南已派重兵集结于松潘一带，形成了对红军前 后夹击的态势，再攻打松潘已不现实。如果按照原定作战计划攻下松潘，红

军就可以长驱直入陕北，而不需经过茫茫大草地。
　　1935 年 8 月 6 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 严肃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重申了北上方针。会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 混合编队为左右两路军。邓小平所在的红一军团编在右路军，由毛泽东、周 恩来、张闻天指挥，经过极其艰苦的行军，走过人迹罕见的泥泞草地，于 8 月下旬到达巴西地区。与此同时，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也穿过草地进入阿坝 地区。这时，张国煮拒不执行北上方针，指责中央北上方针是“右倾逃跑”， 擅自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向川康边界退却，还企图 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10 月 5 日，他竟在南下途中另立“中央”，自封为“主 席”。中共中央不顾张国焘的反对、阻挠以至胁迫，断然率领红一、三军团 脱离险情，继续北上，斩关夺隘，于 10 月 19 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 不久，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在陕西酃县直罗镇打 了一个漂亮的歼灭仗，围歼国民党东北军两个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 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邓小平谈及这次作战的作用时说：直罗镇战 斗的真正意义是打通了走向陕北的道路。毛泽东把这次作战的胜利说成是为 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 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在这漫长的征途中，邓小平和广大红军战士不畏艰难，战风雪，斗严寒，
爬雪山，过草地，坚持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坚持反对张国焘南下退却 路线，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在出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后，他特别重 视抓长征中的群众宣传工作。当时，红军长途转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少数民 族聚居区，当地群众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的影 响，对红军很不了解，甚至怀有敌意或惧怕的心理。为此，红军每到一地， 邓小平便组织领导各部队对当地群众进行广泛的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解 除群众的疑虑，赢得群众的信任。
有一次，红一军团来到甘肃南部某村镇宿营，军团宣传队的干部战士见
天色已晚，加之一天行军赶路都很疲劳，于是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 休息。邓小平发现街上一条标语也没有时，马上找到宣传队驻地，问道：“怎 么搞的？街上一条标语都没有？”有位宣传队员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今 天，??天黑了??大家烧水洗脚??”。邓小平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 么重要嘛？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于是，宣传队的干部战士二 话没说，提起石灰桶，拿着刷子，点起火把就去写标语了。从这以后，不管 遇到什么情况，一到宿营地，宣传队员就自觉主动地上街写标语。
　　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时常以野草树叶充饥，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还增加了少数民族居民的负担。对此，邓小平指出：“红军北上 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违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 “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
　　毛泽东后来在同美国人斯诺谈话时则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 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
　　邓小平在宣传工作、群众纪律上对红军干部战士的要求很严，但在生活 上对他们却关怀备至。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南部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进行休 整，鉴于这里物价十分便宜，一元钱可以买到五只鸡，二元线可以买到一头 羊，于是，红军总政治部发给每位干部战士一块银元，并号召“大家要吃得 好”，以便恢复体力。可是，大家手捧银元，都不舍得花。当邓小平来到宣
　　
传队看望队员时，有位小战士邀请邓小平与宣传队的同志们一起会餐，邓小 平不假思索地说：“好哇，吃什么呀？”这位小战士建议说：“每人凑一毛 钱，买鸡吃吧！”“行啊！”邓小平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身边的 警卫员说：“去，买几只鸡来！”邓小平与小战士同吃同乐，吃完鸡，小战 士们满意地走了，谁也没提还钱的事。过了几天，邓小平看到这帮小战士， 逗趣地说：“哈哈！小鬼！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哈哈哈??小战士们 禁不住大笑起来。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一场抗日救亡 运动的新高潮在全中国迅速地发展起来。为发动、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中共中央于 1935 年 12 月 25 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关 于军事战略的决议》，红军将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 八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1936 年 2 月 17 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宣告红军 “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邓小平随红军抗日先锋军于 2 月 20 日东渡黄河， 进入山西。当时任红一军团宣传队队长的梁必业将军回忆说：“在东征途中， 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 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 和教材”。[3] 在山西，部队遭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重兵拦击。为团结抗日， 履行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红军抗日先锋军于 5 月 5 日奉命 全部撤回黄河西岸。东征回师后，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不久， 又任主任。
1936 年初秋，在西康甘孜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邓小平等前去迎接、慰问，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受 到部队的热烈拥护， 10 月 22 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 利会师，宣告长征全部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人类史上创造的壮丽史诗。 毛泽东在评价红军长征的意义时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 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 的结果而结束”。邓小平谈到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时讲：“长征时，红军经过 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 命影响”。
长征一结束，邓小平戎马生涯的新篇章又开始了。
注释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 4 月 版，第 338～339 页。
　　[2]《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版，第 29 页。[3]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第 372 页。
　　
第四章战斗在华北抗日前线

1.出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1937 年 7 月 7 日，北平城西南郊卢沟桥畔枪声大作，炮火连天。日本帝 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中国驻军奋起还击，从此掀起了中 国全民族的抗战。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卢沟 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发出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 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 月 9 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国民政府和 蒋介石，要求实行全民族总动员，策励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同时表 示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井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为实现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代表团于 7 月 15 日在庐山又向国民党 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 月 12 日，周恩来偕同朱德、 叶剑英、邓小平飞赴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同时敦促蒋介 石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和决定红军改编事宜。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加之北平、天津两大中心城市相继 失陷，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和同意红军改编的建议。8
月 22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 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正副主 任等命令，则是由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一 一五师师长林彪，政训处主任聂荣臻；一二○师师长贺龙，政训处主任关向 应；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共三万多人。1937 年 12 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9 月 6 日，朱德总指挥亲率八路军总部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举行出师
抗日誓师大会。这一天，秋雨蒙蒙，但八路军将士个个精神抖擞，队伍整齐， 军号嘹亮。誓师大会由邓小平主持，大家跟着朱德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 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
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 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
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 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 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友 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纪律制裁，同志的指责， 谨此宣誓”。
　　这掷地有声的誓词，和着秋雨，气壮山河，表现出革命战士誓死抗日救 国的钢铁意志。
　　誓师大会结束后的当天，邓小平与朱德、任弼时、左权等骑马离开云阳 镇，经过九天的夜宿晓行，过陶池，经登城，穿合阳，于 9 月 14 日到达黄河 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
芝川镇是秦晋黄河的要津。一一五师、一二○师不久前都是从这里过河

的。邓小平与未德、任弼时、左权等同坐一条船，他们面拂秋风，迎着翻滚 浊浪，东渡入晋，到达山西省万荣县。后在山西曲沃县侯马镇换乘火车北上，
于 21 日进抵太原，驻在成成中学内八路军太原办事处。
　　10 月 2 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洛甫、毛泽东并周恩来、邓小平， 提出红军改编后，将各师政治部改称政训处，并取消了政治委员，使部队政 治工作受到削弱，建议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洛甫、毛泽东复电 “完全同意”，“请即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还应称为政治委员。 在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举行誓师大会的同一天，9 月 6 日，八路军一二 九师在师长刘伯承的带领下，也冒雨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举行出征誓师大 会。一二九师是由陕北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组成的， 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以及五个直属营、一个教导团，共一万三千多人。 根据 9 月 20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令，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于 9 月底从三原
地区出发，经韩城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线北上，于 10 月中旬进抵太原。 一二九师到达太原后不久，便在晋东北的雁门关、娘子关等地配合国民 党军队抗击日军西进，先后取得了阳明堡、马山材、七亘村、黄崖底、广阳
等战斗的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歼敌二千多人。
　　太原于 11 月上旬失陷后，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犯平汉路，国民党军队纷 纷向西、向南慌乱溃逃，华北战场陷于严重危机之中。刘伯承不失时机，挥 师进入晋东南，在太行山区开展山地游击战。至 1938 年 1 月，华北各大城市、 交通要道和大片国上，在国民党单纯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很快就沦丧于日寇 的铁蹄之下。
邓小平在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期间，主持总政日常工作。为了全军
从组织上、思想上，尤其是干部配备方面做好准备，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 做了大量工作。并抽调得力干部和入伍不久的知识分子，在总政组建了进行 政治宣传的宣传队和进行地方工作的民运工作团。在晋东北，他从组织县、 乡“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入手，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作战和巩 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 10 月下旬，邓小平率傅钟、陆定一、黄镇及韦国 清带领随营学校的三个队共五六百人，从晋东北开赴吕梁山下的汾阳、孝义 一带，负责领导开辟晋西南工作。 12 月，他们又转到晋南，在洪洞县马牧 村与八路军总部会合。
为了加强八路军政治工作和各师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部队政
治干部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1937 年 12 月底，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一二九师 政治委员，傅钟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接着，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分别于 1938
年 1 月 5 日和 1 月 16 日给一二九师下达了关于邓小平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 治委员的命令通知。 1 月 18 日，邓小平策马进入太行山区，来到了山西省 辽县（现左权县）西河头村一二九师师部。当时，刘伯承师长正在洛阳参加 由蒋介石召开的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邓小平一边熟悉情况， 一边主持全师的军政工作。 1 月 27 日 ，刘伯承回到师部，和邓小平见了面。 从此，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位四川同乡，密切合作，并肩战斗，一直到 1951 年。在长达十三年的共同军旅生涯中，他俩结下了浓厚的友谊。正如邓小平 在《悼伯承》一文中缅怀老战友时说的：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 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 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
　　
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 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 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 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1]

2.在太行山上


　　太行山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地势险要，河流交错，峰峦迭嶂，谷 深崖峻。它北起拒马河，西邻晋绥，南濒黄河，东俯冀鲁平原，自古为扼东 出西去的交通孔道，是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之一。
　　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后，凭借这里的天然险势，在黄河以北的同 蒲路、正太路、平汉路之间，开始灵活机动地进行广泛的山地游击战。
　　邓小平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于 2 月上旬同刘伯承一起主持召开了 全师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太行山游击战争和恨居地的创建工作。在会 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打仗的特点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 脆”。会后，一二九师根据师部命令，组成多支游击支队，分赴敌后，发动 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从而燃起了太行之巅的抗日烽火。
　　为配合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反攻太原，钳制日军向晋南进攻，一二九师奉 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于 2 月中旬将分散游击的各部队适当集中，向正太铁路 娘子关出击，寻机歼敌。
　　当得知正太路东段井陉西南十多公里的旧关据点驻有日军二百多人，且 属井陉警备队管辖时，刘邓决定采取“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以 第七六九团袭击旧关，吸引井陉日军警备队出援，而以三八六旅两个团设伏 于井陉至旧关间的长生口附近，将援敌歼于途中。2 月 22 日凌晨，第七六九 团发起攻击，突入旧关，井陉日军果然中计，由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亲率 快速部队二百多人，分乘八辆汽车向旧关驰援，途经长生口时遭到三八六旅 的突然袭击。在遭到意想不到的猛烈打击下，日军惊惶失措，狼狈逃窜。经 过五个小时激战，歼敌一百三十多人，击毁汽车五辆，随后乘胜攻人井陉。 长生口战斗后，刘邓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指示，率主力回师晋东南， 在邯（郸）长（治）公路以北集结，伺机打击邯长公路上的日军，以破坏日 军第一○八师团西进的补给线，策应晋西八路军主力作战，在这里，刘邓再 次决定运用“吸打援敌”的战术，佯攻黎城，引诱潞城之敌出援，在神头岭
予以伏击。
　　神头岭位于潞城东北十多公里外的浊漳河畔，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刘 邓决定把三八六旅的三个团放在这里埋伏，而只用一个营的兵力奇袭黎城。3
月 16 日凌晨，按预定计划，吸援部队袭入黎城，守城日军一面盲目还击，一
面火速求援。潞城日军接到求援信号后，派出一千五百多人沿邯长公路急往 黎城增援。当日军进至神头岭一带后，八路军攻击信号一起，枪声大作，手 榴弹飞向敌群，山梁顿时变成火海，接着，指战员伴着嘹亮的冲锋号声，从 沟坎边、草丛里、石头后奋勇跃起，举着刺刀、长矛、大刀向敌群冲去，在 狭窄的山梁公路上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经两个小时血战，日军除百余人逃 命外，全部被歼。神头岭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丢弃的辎重和散落的文件。 神头岭伏击战的胜利，显示了八路军游击战的威力，也体现了刘邓的高超指 挥艺术。连日寇也不得不承认，神头岭战斗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3 月 31 日上午，日军运输汽车二百多辆由黎城经东阳关开往涉县。刘伯 承、邓小平、徐向前共同商定进行响堂铺战斗。八路军总部还邀清国民党军 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观战。
　　响堂铺是日军第一○八师团后方交通线上的要地，位于东阳关至涉县公 路之间，公路实际上是一条小河的河滩，碎石遍地。公路两边是高山，路南
　　
地势险要，路北多山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 九时许，日军汽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到响堂铺，在碎石路上前后拉了十里
长。事先埋伏在公路两侧的一二九师三个团，待敌车队过去一半，突然发起 猛攻，前堵后截，将敌切成数段。枪炮声响成一片，火光冲天，浓烟四起， 公路一时间变成了一条火龙。潜伏在四周的指战员乘势冲上公路，与敌展开 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白刃战。惊慌失措的日军首尾难顾，各自为战，很快 就招架不住了。前来增援的黎城日军和涉县日军在半途中都遭到阻援部队拦 击，慌忙退缩各地。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仅用两个小时，就全歼日军四百 多人，烧毁汽车一百八十一辆，并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前来观战的国民党 将领对八路军指挥员的多谋善断和战士们的英勇顽强精神赞叹不已。
　　一二九师在正太路、邯长公路上的三战三捷，歼敌近二千人，使华北日 军感到极大的不安。为驱逐和消灭晋东南八路军部队，解除后方的威胁，日 军于 4 月初纠集三万多人的兵力，南自邯长公路，北自正太路，西自同蒲路， 东自平汉路，分九路对太行山根据地和一二九师大举围攻，妄图以“分进合 击”的战术，将八路军围歼在辽县、武乡、榆社地区。八路军总部针对日军 进攻的企图和部署，决定以一部分兵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钳制各路日军，集
中主力击破敌一路于运动之中。 当日军从东、西、南、北四面开始进犯时，刘邓奉命指挥一二九师主力
向辽县以南，向东转移至日军合围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后又进至蟠龙镇以
东的石门村一带隐蔽待机。这时，南面日军第一○八师团由襄坦、和顺和沁 县分左右两路北犯，于 4 月 14 日窜入辽县、武乡，其中左路日军第一一七联 队三千多人于 15 日进占榆社。刘邓根据这一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消灭这路 孤军深入之敌。于是，率一二九师主力由石门村以东地区星夜西进，一夜行 军百余里，于 4 月 15 日晨赶到武乡西北的西黄岩、马牧地区，绕到了第一一 七联队的左翼侧。日军因寻找八路军主力扑空，加之一路上不时受到八路军 袭扰，惶恐不安，遂放弃武乡、榆社，沿浊漳河两岸向襄坦方向退却。邓小 平、刘伯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指挥一二九师四个团兵力沿浊漳河两岸 山地实行平行追击。 16 日晨，部队经过九个小时猛追，终于在浊漳河北岸 的长乐村附近追上了日军。这时，日军第一一七联队的先头部队已走过长乐 村，大队人马辎重正向长乐村开进。一二九师不失歼敌良机，迅速占领有利 地形，运用各种武器狠狠打击日军。本来就处于惊慌之中的日军，遭到突然 打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狼奔豕突，伤亡惨重。一二九师乘敌混乱之际，迅猛 冲上公路，左刺右砍，杀得日军人仰马翻，一下子将狭窄河谷里的一千五百 多名日军分割成几段。被围日军拚死顽抗，向河两岸高地疯狂反扑，妄想冲 出重围。已经走过长乐村的日军先头部队，集中千余人掉头来解救其被围部 队。一二九师阻击部队浴血奋战，顽强抗击敌回援部队。同时，一二九师主 力反复冲杀，战至下午三时，将河谷里的敌人大部消灭。这时，一二九师发 现从辽县、蟠龙方向来了千余名日军增援，于是主动撤出战场。急袭长乐村 之战，一二九师共歼日军二千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对粉碎日军九路围 攻起了决定性作用。
　　长乐村战斗胜利后，各路日军纷纷撤退，八路军各部和国民党友军乘胜 追击，连续收复辽县等十八座县城，彻底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将日军全部 赶出晋东南地区。从此，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一二九师所 控制，并成为向平原发展的可靠基地。
　　
3.兵出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