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 4 月初，侵华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沉重打击， 伤亡惨重。日军为夺取徐州，打通津浦线，调集三十万兵力，准备从南北两 线分五路合围徐州。由于华北日军被调走两个师团，太行、太岳地区周围铁 路沿线的日军转入守势，与它相毗连的冀南、鲁西等平原地区也出现相对空 虚的局面。
　　针对这种态势，毛泽东于 4 月 21 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一二九师下达了《在 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电：“抗战以来的经验证明， 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 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 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尽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创立和发展根据地”。
　　4 月 25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 于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指示，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率一二九师平汉路东纵队 和一一五师一部东进冀南，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在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 “我们只要坚决按中央的方针去办，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参加抗日 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就能够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 护和支持，实现平原大发展的目标”。
在此之前，1938 年 1 月，一二九师就已派出由陈再道率领的东进纵队
（1937 年 12 月 5 日组建），到冀南开展抗日斗争；2 月，又派宋任穷率领新 扩建的骑兵团进入冀南，并与先期到达冀有的一二九师挺进支队（1937 年 12
月 13 日组建）汇合，共同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挺进
支队、东进纵队，骑兵团很快在冀南打开了局面，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 根据地初具规模。
徐向前率部进入冀南后，首战威县，打跑了盘踞该县的日伪军，并乘胜
分兵向漳河南北和卫河两岸发展。至 6 月中旬，一二九师在冀南的部队先后 解放了临清等七座县城，同时收编土匪、民团、保安队二万多人。
在徐向前率部挺进冀南的同时，邓小平、刘伯承率师部及三八六旅进至
冀西邢台一带，掩护徐向前部东进。尔后指挥部队频繁破击平汉铁路，并以 主要精力指导冀西、冀南根据地的工作。
为指导冀南各项工作进一步开展，邓小平于 7 月 5 日由冀西到达冀南。
他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冀南各县保安队及其他所属的零散部队迅速设法去 改造或收编，以免被他人利用”的指示，同徐向前一起，具体指导冀南地方 武装进行整编，将部队统一整编为一二九师新编第一团、冀豫支队、青年抗 日游击纵队、东进纵队。此外，还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协助各县进 行改造政权工作。当时任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的陈再道将军回忆 说：
　　邓政委到冀南后，立即召开了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他作了报 告，分析了形势。他指出，蒋介石的抗战，有可能转向妥协投降、或者片面 抗战与妥协投降并存的极大危险。目前，日军正忙于进攻武汉，华北敌人兵 力减少，是我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好机会。他还讲到，在与河北省主席鹿 仲麟的关系中，要团结他共同抗战，但也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 立自主原则，发展壮大我军力量。邓政委会后还和我们一起吃了饭，很简单。
　　
他这个人，讲话一句是一句！后来刘邓又来过我们冀南，刘邓要我的四个团， 我们冀南还支援了太行山好多东西，有衣服、布匹、被褥。[2]
　　盛夏 7 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少校，在 刘白羽、欧阳山尊、林山、汪洋等五人组成的“延安文艺工作组”的陪同下 巡行冀南抗日根据地，在南宫与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等多次见面。在会 谈过程中，邓小平、徐向前向卡尔逊简单地介绍了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 等战斗的情况，扼要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巧妙地回答了他所感兴 趣的一些问题。卡尔逊在他撰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述了当时同邓小 平见面和谈话的情景。他描述道：
　　我说：“我特别想知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知道这是每一个八路 军战士都要宣誓去履行的”。
　　在我们谈话（卡尔逊与徐向前）时，邓小平一直在吃水果。这时，他向 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这些原则是：收复失地；开展我们所有军队的集体行动；动员 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贪官污吏；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和日本、朝鲜和台 湾农民一起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用之于抗战；改善人民的生 活，提高人民的教育秩序；检举并逮捕汉好；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实现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他列举这些原则时，我心里暗自用在山西、河北观察到的事实来一一
对照。我看到了实行每一条原则的具体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地区以来， 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非常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开始了，滂沱大雨下了两天，延误了我们的行程。然而，这也使我
有更多机会与徐、邓二人交谈。 邓小平在参加八路军之前，当过工人。他在法国待了几年，考察那儿的
劳工运动。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整个国际政局，他对情况了解的范围之广使我很 吃惊。他说的一则消息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日本从国外购进的战争物资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供的”。
　　“你能肯定这一点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主要同情的是受侵略的中国 一方，在我巡行中国内地的八个月中，当想到这件事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 美国人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的国家，这是不成问题。我太天真了！ “是的”，邓小平肯定地对我说，“这消息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发的
一则电讯中讲的”。
　　我很尴尬，说：“必是这则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助 长我在过去一年中在中国所亲眼看到的大屠杀和苦难。
　　在这次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徐向前为卡尔逊一行送行。8 月 下旬，邓小平奉命离开冀南，到达八路军总部，不久转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 六中全会。
　　在延安，邓小平出席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 告。他还接连在《解放周报》第七十一、七十二期上发表了《艰苦奋斗的冀 南》、《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两篇文章，介绍晋冀鲁豫地区抗日斗争的情 况。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以来的工作经验，分析了抗战形势及发展 趋势，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 的路线。
　　
　　在六届六中全会举行期间（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日军相继攻占武 汉、广州，并已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回过头来对付抗日根据地， 其中华北地区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
　　10 月中旬，当获悉华北日军将要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邓小 平急忙从延安致电刘伯承、徐向前，就冀南反“扫荡”准备工作提出四项建 议：
　　“（一）准备（平汉）路东纵队下编两个等于旅的大支队，（平汉）路 西编成两个大支队。旅级干部我们可以带几个来。目前新部队应轮换集中训 练，中心在巩固与提高战斗力。
　　“（二）路东应用大力筹集款子、用提省款控制流通券基金与政府存款、 募集救亡公债等方法实现之，以三百万元为目标。
　　“（三）加速解决冬季用品，并尽可能从路东运大批粮食到路西。在太 行山筹划半年以上军粮。
“（四）路东兵工器材即运路西。”[3] 刘伯承在太行山上亲拟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上述办法。
　　1938 年底，邓小平从延安返回冀南，并在南宫附近的落户张庄召开一二 九师军政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研究对敌斗争方针。会议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冀南的斗争形势，决定师主力进至冀南，依靠群众， 依托乡村，巩固冀南、鲁西北平原根据地。
这时，侵华日军已从华中、华南战场向华北调入大批部队，仅在晋冀鲁
豫地区周围就增兵到十一个师团左右，是华北日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冀南 区则是华北日军实施其“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方针所选择的首要目标。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刘邓坚决贯彻统一战线政策， 分别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仲麟和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举行会 谈，争取他们共同抗战。邓小平在两次与石友三的会谈中，阐述中国共产党 的抗日主张，表明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坚持与友军一致抗日的愿望。邓
小平的统战工作，使石友三等顽固派的反共运动有所收敛。
　　1939 年新年刚过，日军便纠集三万多人的兵力，分十一路由平汉和津浦 两线前进，开始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或驱逐八 路军，控制这一平原地区。日军采取东西夹击、稳步推进的战术，步步紧逼， 每占一地，即留置守备兵力，修筑工事，组建伪军，建立伪政权，并大肆烧 杀抢谅，实行法西斯恐怖。一个月后，日军各路人马合击冀县、南宫等地， 占据了冀南中心区的各个县城。
　　在日军开始扫荡的时候，刘邓即将一二九师主力分成若干集团，结合地 方武装分散活动，寻机歼敌。待日军进至冀南中心区后，又率师主力跳出日 军合击圈，转至日军侧背，袭击敌人的补给线和守备部队。针对日军每次遭 袭击后必派部队追击的规律，刘邓于 1939 年 2 月上旬派小部队连续几天袭扰 威县日军，待敌派兵出城实施追击报复时，又以骑兵连诱敌进入香城固伏击 圈。一二九师主力奋勇拼杀，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二百多人。这一战，沉重 打击了日军的全面“扫荡”计划，创造了平原反“扫荡”诱伏战的范例。日 军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计划落空，又处处受到八路军的打击，于是在占领 各个城镇后，便分区反复进行“扫荡”。一二九师各部紧密依靠广大群众， 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与地方武装紧密结合，坚持平原抗日斗争。
1 月至 3 月，邓小平、刘伯承领导冀南军民，艰苦作战，灵活机动，先

后进行较大战斗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三千多人，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 挫败了日军企图聚歼八路军部队，控制冀南平原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日 军只得把“扫荡”的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地。刘邓为加强大行山区的对敌斗争， 在妥善安排冀南的工作后，遂于 3 月 7 日率一二九师主力重返太行山。

4.艰难岁月


　　随着冀南、鲁西北两地的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在这西 起同蒲路，东至津浦路，东南跨陇海路，南临黄河，北抵石太、石德路的广 大地区，拥有人口二千多万，军队十万，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 地。由于晋冀鲁豫根据地位于华北敌后腹心，直接威胁着日军的主要交通线 及重要城镇，华北日军始终把这一地区作为大“扫荡”的重点地区。


　　1939 年 7 月初，日军集中五万多人的重兵，采取稳步推进的方针，对太 行山区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企图围歼一二九师主力，打通白晋路及 由临汾经屯留、黎城至邯郸的公路，将根据地分割成“田”字形状，实行“囚 笼政策”。面对日军的九路围攻，刘邓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第三四 四旅，避敌锋芒，退出城镇，分散游击，待敌深入后，将其分割聚歼。激战 逾月，大小战斗七十余次，歼日伪军二千多人，粉碎了日军大“扫荡”。
　　8 月间，邓小平奉命离开太行山，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延安，邓小平在邓发等老战友们的热心帮助下，与卓琳结了婚。邓小平在 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后，于 9 月初返回太行山。
这时，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大规模进
攻，逐步将其主力转用于重点“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以蒋 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 反共”的方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则公开投敌叛国，成为日本侵略 者的走狗，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面对极其复杂险恶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 党人高举义旗，坚强地领导着全中国的抗战斗争。在华北，在太行山上，由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一二九师，正在进行着坚持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 斗争。
10 月初，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
神，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抗战相持阶段特点，指出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 倾向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危险，强调党在相持阶段的三大任务是：（一） 动员和依靠一切爱国力量，开展反对投降分裂的斗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二）加强自身建设，时刻准备对付突发事件；（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
团结，坚持抗战。此外，他还讲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性，分析了坚持 敌后斗争的有利条件，并详尽地部署了今后抗战的全面工作。他的报告，使 全师将士增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积极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同时，积极开展 工作，准备迎击日伪军的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
　　月初，刘邓利用华北日军换防兵力减少的有利时机，指挥一二九师进行 了邯长战役。经过近二十天的激烈战斗，共毙伤日伪军七百余人，收复黎城、 涉县两地，粉碎了日军分割太行山根据地的企图。
　　日军为了摧毁抗日根据地，于 1940 年开始推行“囚笼政策”。于是，日 军在太行、太岳山区加紧抢修白晋铁路，企图把这一地区分割成四块；在冀 南平原区相继建成石（家庄）德（州）铁路，以及石家庄至南宫、邢台至威 县、邯郸至大名等八十余条公路，把平原分割为“井”字、“米”字、“回” 字。针对这一情况，刘邓立即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发动群众，千 方百计地开展破袭日军铁路、公路交通线的斗争。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
　　
“形势虽然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进行斗 争，日寇的‘囚笼政策’是完全能够挫败的。从现在起，我们提出一个口号： 面向交通线。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重点破击与全面破击、 大破击与经常性的小破击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的
‘囚笼政策’”。从此，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在刘邓的领导下，全面开展了 破路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1940 年 5 月，在破击白晋铁路的战役中， 刘邓亲自指挥部队在南北长达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展开了全面的破路行 动，共歼敌三百多人，破坏铁路一百多里，毁坏大小桥梁五十多座，并解救 了被敌关押的一千多名修路民工。接着，又于 6 月中旬进行武（安）沙（河） 战役，共歼敌七百多人，破坏铁路、公路各一段，打通了太行至冀南的交通 联系。这期间，小的破坏交通战斗则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
　　与此同时，刘邓领导晋冀鲁豫军民大力加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为 了适应险恶的斗争形势，邓小平特别重视部队政治工作，强调坚持干部轮训 制度，在部队中开展阶级教育、民族救亡教育和党的时事政策教育。根据刘 邓的指示，一二九师政治部举办了政工干部训练队。邓小平亲自给学员们讲 课，他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红军时期，我们就是靠强有力的政 治工作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树立起必胜的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 “围剿”，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我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 了，阶级矛盾下降了，这就给我们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而且 任务更艰巨，要求更高。我们各级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必须团结广大抗日 军民，争取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各阶层爱国者，狠狠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 走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你们来自各基层部队，肩上的 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不仅要以身作则地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还要做 好群众工作，甚至还得学点日语，瓦解敌军，争取俘虏，把敌军工作做好。
1940 年 7 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根据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率领三
十八个团参加了震动全国、闻名世界的重大破交行动——“百团大战”。师 司令部按照刘伯承的指示，总结了白晋战役以来的破路经验，草拟了《综合 破路经验通报》。同时，邓小平指示师政治部针对部队的思想情况，草拟了
《关于克服部队右倾情绪的指示》，一并下发部队。在作战部署会上，邓小
平强调指出：这一仗必须打好，坚决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扩大并巩固 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克服投降危机，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提高我军 军威，从而对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也会有重大影响。会后，刘邓奔赴作战一 线，亲自实施战场指挥。在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主的第一作战阶段（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中，一二九师共进行大小战斗一百八十多次，毙伤日伪军二 千多人，破坏铁路二百三十五里，破坏公路五百五十一里，给日军以有力打 击；在以破击榆辽公路为主的第二作战阶段（9 月 23 日至 9 月 30 日）中， 一二九师共进行战斗一百五十二次，毙伤日伪军二千四百多人，破坏铁路一 百五十五里，破坏公路三百三十八里，给日军以致命打击；在以反“扫荡” 为主的第三作战阶段（10 月 6 日至 12 月 5 日）中，一二九师共进行战斗一 百九十六次，毙伤日伪军二千七百多人，破坏铁路一百零一里，破坏公路一 百二十六里，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百团大战后，日寇受到极大震惊，于是调集重兵加紧了对华北敌后根据 地的封锁、“蚕食”、“清剿”、“扫荡”，每次“扫荡”又必实行惨绝人
　　
震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 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阎锡山部队自 1940 年后也停止了对八路军的 军火、医药、口粮等一切物资供给。另外，1942 年、1943 年，华北各地遭受 了罕见的自然灾害，随之而来的是霍乱、疟疾等疫病的流行。在上述这些不 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口锐减，面积缩小，财经状 况恶化，从而进入空前困难、空前艰苦的时期。
　　面对这一恶劣的斗争环境，毛泽东说：“一是困死饿死，二是解散回家， 三是自己动手，积极奋斗，度过困难，争取胜利！”
　　刘邓领导的一二九师选择了第三条路。为扭转局面，渡过难关，邓小平、 刘伯承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整训 主力，加强军区建设，建立“三三制”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实 行“精兵简政”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等。
　　为指导根据地完成上述有关任务，邓小平于 1941 年 3、4 月间，在《前 线》、《党的生活》刊物上接连发表《军区建设中诸问题》、《党与抗日民 主政权》、《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等文章。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军区建设首先要从思想建设抓起，同时把一切地方武装置于地方 党的政治领导与监督之下。
（二）“三三制”抗日政权的实质是民主，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共产党必须在其中占有优势，而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不是 表现在权力上。
（三）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即党对政
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 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 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4]
（四）努力建设和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民兵制度，加强自卫队工作，认
真组织游击集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五）执行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必须克服右 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张皇失措，要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向敌人，面 向交通线，进行顽强的对敌斗争。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至 1941 年底，晋冀鲁豫根据地健全了军区、军分区
组织机构和县、区游击队，地方武装发展到五万余人；狠抓了发展与壮大民 兵的工作，颁布了《晋冀豫军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成立了军 区以下各级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在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的基础 上，组织了不少游击集团，并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破坏敌人的铁路、 公路；按照“三三制”原则，于 7 月选举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设太 岳、冀南、冀鲁豫三个行政区和太行直辖区，共一百四十九个县；实行军事 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主力兵团与游击兵团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 相结合，有效地制止了日伪军的封锁、“蚕食”，并在安泽、将军沟、黄烟 洞等反“扫荡”作战中，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共歼敌三千多精兵简政是中共 中央为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过重负担，于 1941 年 12 月提出的一 项重要政策。1942 年 1 月 7 日，邓小平、刘伯承召开了有师直属队、第三八 六旅、新编第一旅干部参加的精兵简政动员大会。紧接着，又召开了师直属 队排以上干部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比较起来，我们根据地的同胞比 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

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特别关心民间疾苦， 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
[5]会议制定了一二九师及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实行精兵筒政的主要原 则：（一）缩减机关，充实战斗连队；（二）加强地方武装，发展民兵和自 卫队；（三）减少指挥层次，改进领导体制；（四）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 作效率。会后，各部队严格按照上述原则行事，合并一些领导机关和伙食单 位，从机关抽出一批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入战斗连队，安排近万名干部、战士 转业或退伍，其中大部被分到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组织。在军队精简整编的 影响和推动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党委也采取了一些简政措施。由于晋冀 鲁豫根据地党政军系统的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得广泛而彻底，成绩显著，毛泽 东在 9 月 7 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 称赞道：“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筒 政的模范例子”。[6]
　　这时，日寇为建立“巩固大东亚战争华北兵站基地”，在华北加紧推行 “强化治安运动”，全面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
自 1942 年 2 月起，华北日军采取“铁环合围”、“辗转驻剿”、“捕捉奇袭”、 “拉网扫荡”、“梳篦清剿”等战法，对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第一、 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毁灭性大“扫荡”，致使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出现了 最严重、最残酷的局面。至 1942 年 5、6 月间，冀南根据地已变为游击区， 太行和太岳根据地继续缩小，冀鲁豫根据地形势也日趋严重。
为了具体指导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邓小平于 1942 年 3 月 19
日至 6 月 24 日，亲率一个团兵力到岳北、岳南和中条山地区检查和部署工作。 他到达太岳区后，听取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提出巩固太岳根 据地的两项中心工作，一是群众工作，二是财经工作。邓小平指出：
“今年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在执行这一指示的问题上，我提议应组织一工作团，其任务首先是检查与推 动减租减息的工作；其次是实行丈量土地，藉此正确地规定合理负担的分数， 并奠定将来实行统一累进税的基础。同时就在切实进行以上两种工作中，展 开真正的群众运动，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与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来改造党的支 部，改造群众团体（这个工作团应配备坚强的干部，并予以必要的训练）。 这样就把财经任务与群众工作最具体、最实际地联系起来了。只有这样，才
能 保证财经任务的完成。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群众运动的展开。
　　“在群众工作上，太岳区的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应更多地注意与 研究群众的具体的、实际的疾苦与利益，应该善于说服群众，善于诱导群众， 和群众一起前进，而不要脱离群众，一意孤行。只有更进一步地依靠群众， 才能开展群众运动，巩固抗日根据地。”[7]
　　太岳区党委、政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抓武装斗争的同时，狠抓了减 租减息工作，并派出了以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为团长的春耕检查团。减租减息 工作的深入开展，使群众得到了实惠，抗战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促进了生产 的发展和财经任务的完成。至 1942 年底，太岳区全年的财政任务完成百分之 九十九，粮食任务完成百分之八十，基本上保证了军需民食，做到了自给自 足。
　　1942 年 5 月，邓小平一行来到中条山地区，即晋豫抗日根据地。这是太 岳部队继开辟岳南之后，于 1942 年 1 月开辟的游击区。为把中条区变为巩固
　　
的抗日根据地，邓小平对中条区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一）工作的 基本环节是要从各方面大力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隐蔽地积蓄力量。（二） 发展力量是各方面的，包括统战力量及争取可变的顽固分子、争取伪军组织 在内。但是，诸力量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武装力量。（三）首先建立政权， 以政权的组织形式，便于开展各项工作。（四）发展力量要有正确的政策和 措施。要把大刀阔斧与一点一滴的作风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党政军民各方有 机地配合起来，抓住中心，扎实苦干。根据这些指示，中条区党委、晋豫联 办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根据地逐步由游击性阶段走向 巩固发展的阶段。
　　9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并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 太行分局，由邓小平任书记，领导晋冀豫、冀南、太岳、中条（晋豫）四个 区党委的工作。
　　
5.走向胜利


　　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渡过了最为困难的时 期。从 1943 年起，开始由困境中走出，走向恢复，走向发展，走向胜利。在 晋冀鲁豫，发生这一转折的契因是 1943 年初举行的温村会议。
1943 年 1、2 月间，中共太行分局根据中共北方局 1942 年 12 月发出的
《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3 年工作方针的指示》，在河南省（现属河北 省）涉县温村举行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研究如何扭转晋冀鲁豫边区的困难 局面，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分局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并作了《五年 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出 十条非常重要的对敌斗争经验：（一）“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 而且是全付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二）“在对敌斗争 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 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 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四）“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 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这 正打到敌人的痛处”。（五）“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 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性”。（六）“敌我斗争形势是敌 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 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七）“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 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八）“认真实行一元化， 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 合”。（九）我们的责任，“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 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我们一切政 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
（十）“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
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 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邓小平在报告中还富有创造性地揭示了根据地建设和指导根据地群众运
动的规律，极大丰富了毛泽东根据地建设理论。在他看来，根据地的创立与 发展，除了具备一定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着革命的 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这四种力量是缺一不可的，又是 互相配合的，其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 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 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 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 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 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 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 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 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 加入民兵”。以上就是根据地建设的规律。至于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的规律， 邓小平指出：“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 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

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 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 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 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 内”。[8]邓小平的报告，对此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再发展，产生 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温村会议结束后，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遵照会议精神和邓小平的指 示，全面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和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 后，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初步扭转了主要依托根 据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至 1943 年底，仅冀南区就逼 退和拨除敌据点一百四十多处，并恢复和发展了十个县政权。一二九师还与 地方武装密切协作，胜利地进行了卫南、林南战役，攻克敌据点八十多处， 歼敌万余人，并开辟了豫北、卫南广大新区。与此同时，根据地在武装建设、 整风运动、经济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明显成效。由此可见，以温村会议为 标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时期。当时任一二九师参 谋长的李达将军在评价温村会议的意义时说：“温村会议，为举行战略反攻 和争取战后优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作了重要准备。从此，我们 的敌后游击战争（包括敌工工作）更加深入发展，晋冀鲁豫边区的主动权， 逐步转入到我党我军手中”。[9]
邓小平在领导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特别重视经济建设。在
他看来，“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路线。敌人对我 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 因此，邓小平认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 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是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开展对敌斗争的重要前提。在战争条件 下，经济建设的基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邓小 平在 1943 年 7 月 2 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 出：“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 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 食，谁就有了一切”。这篇文章还概括出太行区经济建设的四条经验：（一） “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 血换来的”。（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 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 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四）“将 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
获得保障”。 为指导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各军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邓小平于 9 月
21 日主持召开了全区生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 胜利》的报告。会议确定了“农业为主，群众运动”的生产方针。会后，晋 冀鲁豫根据地军民掀起了秋耕秋种和垦荒的热潮。邓小平还身体力行，亲自 参加生产。他与张际春、刘锡五、周桓、李大章等人商妥，征得驻地村政权 的同意，合伙租用了两亩公产水田，并立下“军令状”，保证第二年按规定 交租、出负担。邓小平等领导人率先垂范，更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生产积极性， 使部队的粮食、蔬菜、衣被的自给率大为提高。

　　1943 年 9、10 月间，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先后离开太行山赴延安参加整 风运动。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 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邓小平担负起领导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他
在 1944 年 1 月以北方局名义发出的《关于 1944 年的工作方针》的指示中， 提出 1944 年全华北的中心任务是强化对敌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完成整 风，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
　　这时，日寇为了发动豫湘桂战役，先后从晋冀鲁豫边区周围调走了六个 主力师团，而以新编成的六个旅团接替原防务。由于旧军兵力数量减少，战 斗力较前减弱，尽管在这一地区周围还有十五万日伪军，但时常处在根据地 军民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之下，战斗力进一步削弱。邓小平根据这一新情 况，命令部队乘敌换防之机，适时地出击日伪军据点。各部队按照邓小平的 指示精神，立即向敌占区、交通线进击，收复了蟠龙镇、榆社县城等地。接 着，邓小平指挥太行部队粉碎了日军秋季“扫荡”和阎锡山部队的多次进犯。 与此同时，还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整风、减租减 息和大生产运动。


　　1944 年 4 月中旬，日军在河南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 战”。驻河南国民党军队只坚持了一个多月，豫西大部地区即陷入敌手。5 月以后，日军向湘桂进攻，在豫西只留一个师团，仅控制陇海铁路的某些交 通要地及其附近县城。7 月，邓小平专门召见太行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皮定 均、政治委员徐子荣，传达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提出组建“八 路军豫西抗日支队”，并要求迅速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7 月 3 日，邓小平在宣布豫西抗日支队领导人任命会上，就开辟豫西的战略意义、 困难、条件、政策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 四十万大军不战而溃，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日军就侵占了三十八座县城。但是， 由于日伪军兵力有限，敌人只能控制交通要道及其附近城镇，而不可能控制 广大乡村，这就为我们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 了有利条件。豫西地处中原，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北与太行、太岳两区沟通， 南与豫鄂根据地联结，东与豫皖苏根据地结合，所以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 义。部队到豫西后也不是孤立无援的，那里有党组织，有地方武装，有坚决 抗日的民众。只要你们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广泛发 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就一定能够很快打开工作局面，建立起巩固的豫西抗日 根据地。
　　8 月中旬，邓小平在辽县（现左权县）麻田镇召见了豫西抗日支队副政 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听取有关支队组建、渡河准备等情况的汇报。当郭 林祥把支队组建，日伪军河防部署、渡河方案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后，邓小 平走到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前，与郭林祥一起仔细研究了渡河方案，选定了 渡河地点。然后坐下来对郭林祥说：河南过去是汤恩伯、胡宗南的部队，在 今年 4、5 月间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中，不战自溃，一部分部队逃进了深山， 一部分被老百姓缴了械。豫西现在的情况非常混乱。你们过了河怎么站住脚， 靠什么开辟根据地呢？光靠打仗是不行的。你们必须依靠党的政策，用党的
政策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才能站稳脚跟， 开辟工作。仗也是要打的，但一定要打得巧。仗不在大，打则必胜。豫
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也是瞧不起的。只要

你们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定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打一点胜仗， 人民群众就会信任，就一定能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开辟根据地人。[10]
　　9 月 21 日，豫西抗日独立第一支队两个团一千多人，在皮定均、郭林祥 等率领下，从豫北济源县西南蓼坞渡过黄河进入豫西。不久，邓小平又派两 个支队挺进豫西，开展敌后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开创了豫西抗日斗 争的新局面。
　　在邓小平和北方局的领导下，至 1944 年底，晋冀鲁豫军民艰苦斗争，共 拔除敌据点千余处，收复县城七座，光复国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五百多万，把许多被日伪军分割的小块游击区变成了大块根据地。
到 1945 年，八路军加强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晋冀鲁豫边区从 1 月
16 日攻击大名城开始，先后进行了道清战役、豫北战役和南乐战役。道清战 役经过三个阶段的作战，攻克敌据点七处，控制了原武、阳武两城以外的二 千多平方公里地区，共歼日伪军二千五百多人，解放人口七十五万，建立了 陵川、辽县、和顺等四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豫北战役攻克敌据点四十多处， 歼日伪军近三千人，收复沁源、阳城、晋城、安泽等地；南乐战役解放村镇 二百多处，收复南乐、新河、南官等县城，歼日伪军三千四百多人。经过 1945 年胜利的春季和夏季攻势，晋冀鲁豫根据地更加巩固，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 到来。
6 月底，邓小平离开太行山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这时四十一
岁的邓小平已当选为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延安，他还心系太行， 经常和刘伯承一起，研究部署晋冀鲁豫边区夺取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 争。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并于 9 日出兵百万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
东军大举进攻。当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 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 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全面的进攻。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
签字，这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 刘邓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依托强大的晋冀鲁豫根据
地，又挥师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
185 页。
　　[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 第 411 页。
[3]迟福林等主编《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第 1299 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
12 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第 221—222 页。
　　[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880 页。
[7] 邓小平《对太岳区工作的几点意见》（1942 年 3 月 30 日），师

文华等《邓小平与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党史文汇》1989 年第
6 期。
[8]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
67—
68 页。
[9]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 298 页。
[10] 郭林祥《先遣豫西》，《星火燎原》1985 年第 3 期。

第五章保卫胜利果实揭开反攻序幕

1.为和平而战


　　1945 年 8 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古老的神州大地立即 沸腾起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全国一样，人人欢欣鼓 舞，奔走相告：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经历了空前劫难和巨大牺牲的亿万中国人民都在庆幸：八年的苦难日子 总算熬到了头，和平民主可以实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
　　然而，人们欢庆胜利的喜悦，祈求多年的和平，渴望重建家园、过幸福 生活的心愿，很快被国民党军的内战炮火所毁灭。
　　就在日本要求投降的第二天，即 1945 年 8 月 11 月，蒋介石一连下了三 道电令：一是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 令共产党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三是命令日 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并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 作“有效之防卫”。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蒋介石这是要下山摘桃子了，抢夺 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一面利用日伪军担负守备，抵抗八路军、新 四军收复国土，一面借助美军海空力量从大西南、西北大后方向华北、华东、 华中和东北解放区调运大批军队，抢占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
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准备内战的阴谋，1945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
接连发表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等 文章，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是时间早晚之事，决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的方针，号召各解放区在对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的同时，要百倍提高警惕， 充分做好自卫作战的准备。14 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从延安电令各军 区迅速扩大解放区，立即扩充野战军，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路北犯的国民 党军。20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成立晋冀 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太行、太岳、冀南、 冀鲁豫四个军区。此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拥有二千五百万人口，三十万 军队，四十万民兵。
由于解放区力量迅猛发展和国内外舆论普遍要求和平民主，蒋介石要马
上发动一场大规模内战，不台时机，也没有充分准备好。于是，他在加紧调 兵遣将的同时，又假装顺从民意，表示愿意同共产党举行和谈。蒋介石在 8
月 14 日、20 日和 23 日接这向延安发出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并商
“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这是蒋介石出于发动内战需要而采取的一个重 要步骤。他的用意无非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 “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大帽子扣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头上；如果毛 泽东去了，又可以在谈判桌上得到军事上得不到的东西，让共产党交出军队、 交出解放区，还可以加紧进行内战的部署。
　　毛泽东去不去谈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过多次专门会议，经过反 复权衡利弊，最后于 8 月 25 日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与此 同时，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 三大口号，阐明中共关于“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 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 强的新中国”的奋斗目 标，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奠定和平 建设基础的六项紧急措施。
　　
　　26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淡判的通知》，说 明中央关于谈判方针，分析谈判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并提出党的对策：如果 出现和平民主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 发动内战，那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 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能指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对蒋介石保持高度警惕， 必须依靠人民，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
　　果然不出中央所料，国民党军队此时正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 铁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进犯。其中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 8 月丁旬出动七个军，在日伪军的接应下，以主力进占同蒲路沿线，并以第十 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五个师一万六千人，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 区，占据了襄垣、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试图以此迫使中共在即将 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更大让步。
　　面对这一严重事态，邓小平、刘伯承深为即将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的安 全担心，并于 8 月 25 日请示毛泽东如何对付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毛泽东指 示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 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为了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了 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一定要迅速歼灭上党的敌人”。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乘坐一架美制运输机由延安飞回太行山，飞机
在黎城县长宁村外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下了飞机，刘伯承、邓小平便径直 赶到涉县赤岸军区司令部驻地，听取有关上党地区敌我态势的汇报。这时， 李达参谋长正在武乡村段指挥部队攻打日伪军的新城据点。刘伯承、邓小平 要通李达的电话后，命令他率部迅速南下攻占襄垣城，作为太行部队集结地， 以便会合太岳、冀南部队进行上党战役。 27 日，太行部队攻克襄垣，共歼 敌八百多人。
就在毛泽东由延安飞往重庆的同一天，即 8 月 28 日，刘伯承、邓小平根
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的 指示，召开研究部署上党作战的会议。在会上，邓小平说：“根本问题是抗 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 走”。刘伯承接着说：“国民党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四个爪子伸向我们了。 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 解放区，掩护东北部队进行战略展开”。会后，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 委，请示报告上党战役的作战部署：集中太行主力及太岳、冀南部队二万八 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侵入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一万六千人。与此 相策应，令晋冀豫部队主力由陇海路转向平汉路，结合冀南、太行部队肃清 平汉路新乡以北的日伪军：令沿同蒲路的太岳部队加紧破路；令太行、太岳 部队攻取焦作、沁阳等地日伪军据点，扫清道清路沿线伪军。
　　8 月 31 日，中央军委回电：“阎部一万六千人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 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为打好自卫战争的第一仗，刘伯承、 邓小平指导部队加紧进行战前准备：
　　（一）在部队编组上，把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部队，暂编为野战 纵队。
　　（二）在扩充兵员上，采取个人、民兵集体等动员方式，仅用一个多月 时间，太行、太岳两区就扩充三万五千人。
（三）在政治动员方面，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到部队、解放区进行战斗

动员，号召大家“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针 对一些干部战士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 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 有力量”。[1]
　　（四）鉴于部队多年处于分散游击，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刘伯承、邓 小平共同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这 一指示，全面分析了阎锡山部队作战特点，详细介绍了城市战斗和野战各阶 段的战术要领，对即将进行的上党战役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各部队接到指 示后，照此加紧练兵。
　　当时，阎部史泽波主力守备长治，兵力约一万人；挺进纵队及保安部队 守备长子、屯留，兵力分别为二千人和一千人；襄垣、洛城、壶关则以保安 部队守备，兵力都在千人以下。
　　根据上述敌情，刘伯承、邓小平于 9 月 7 日发布了《晋冀鲁豫军区作战 字第一号命令》，决定首先攻取长治外围的屯留县城，吸引长治敌人主力出 援，力求在长（治）屯（留）公路上歼灭援敌。为此，作出如下兵力部署： 太行纵队攻夺屯留及上村据点；太岳纵队、冀南纵队隐蔽于长屯公路两侧， 准备歼灭长治援敌；太行、太岳军区四个团监视长子之敌，并准备适时投入 歼击长治援敌的作战；对潞城、壶关等小城之敌，则以地方武装进行监视或 围困。
9 月 10 日凌晨，战斗正式打响。当太行纵队向屯留城发起猛攻后，长治
守敌派出六千多人，果然于 11、12 日试图增援屯留，但因害怕被歼，加之个 别打援部队过早暴露，与我略为接触就仓皇退回长治城内。刘伯承、邓小平 见打援不成，遂于 12 日命令太行纵队攻克屯留城，全歼守敌千余人。从 9
月 12 日至 17 日，刘伯承、邓小平接连下了四道命令，依次让部队攻打长子、
潞城、壶关，并设法吸引长治敌人出援。但长治守敌对我夺城打援战法已有 所提防，始终未敢迈出城池一步。
各纵队连续作战，先后攻克潞城、长子、壶关。至此，刘邓部队经过十
天激战，连克长治外围五个县城，共歼敌六千多人，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 遥的联系，使史泽波部万余人踞长治一隅。
刘伯承、邓小平为彻底消灭上党之敌，于 20 日发布第五号作战命令，决
定采取“夺取长治城，暗设口袋的战法”，在兵力部署上“由城东、南、西 三面同时攻击城内之阎军，同时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引诱敌军外窜，而于 野战中坚决消灭之”。同一天，各纵队开始向长治发起攻击。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三丈， 城墙外有深沟，沟外有群式碉堡，工事坚固。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指挥主力万余人在此把守。
　　当刘邓部队开始三面围攻长治城后，史泽波孤立无援，急请阎锡山派兵 增援。阎锡山见长治危在旦夕，一面电令史泽波固守待援，一面派出八个师 沿白晋线南下驰援，以解长治之围。
　　9 月 24 日，刘伯承、邓小平获悉敌援军南下后，立即调整部署，决定采 取围城打援的战法。让冀南纵队和太行、太岳围城部队及地方武装大造声势， 继续佯攻长治，吸引南下援敌向长治靠近；调太行、太岳纵队主力北上，准 备在屯留城东北地区伏歼南下援敌，随后，率领打援部队兼程北上，结合原 担负监视白晋路之敌的起义部队第十七师，在虒亭以南的白晋路常隆、上村
　　
地段两侧布下罗网。 从太原向长治增援的彭毓斌部，在阎锡山连电催促下，临时决定走捷径，
离开白晋路在虒亭渡过漳河，改沿虒亭、屯留间公路急进。 敌变我变。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变更部署，令打援主力向虒屯公路两侧
转移，改派第十七师尾敌援军跟进。 10 月 2 日，打援主力与敌援军预期遭 遇于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线。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正面部队 诱敌继续前进，主力向敌两翼迂回，第十七师由敌后向南展开攻击，很快把 援敌四面合围于老爷岭、西窳、磨盘脑至榆林地区。被围之敌，利用山地构 筑防御工事，进行顽抗。刘邓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夜间向敌突击，白天抗击 敌人反扑，连战几天，迫敌步步收缩，最后猬集于磨盘脑、老爷岭、关上之 狭小地区，处于缺粮缺水，饥饿疲惫，且军心动摇的状态。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发现被围敌军不是原来估计的三个师七千多人， 而是八个师二万多人。为吃掉这块肥肉，急调围困长治的冀南纵队北上参战， 只留部分地方武装在长治城外监视敌人。为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又决定采 取围三阙一的战术，在北面故意给敌人留出一个缺口，以便将敌调动于运动 中歼灭之。
　　10 月 5 日，左翼部队攻占老爷岭主峰后，敌人果然于夜间向北突围。先 敌抢占虒亭以北土落村附近制高点的迂回部队，堵击逃敌，而主力部队沿虒 屯公路及其两侧进行跟踪与平行追击，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 纷纷缴械投降。战至 10 月 6 日黄昏，敌援军除约二千人逃回沁县外，其余一 万七千人全部被歼，有数十名将官就擒，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 长治守敌闻讯援军被歼后，十分惊慌，于 10 月 8 日弃城向西突围，以求 死里逃生。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除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令陈赓 率太岳纵队从虒亭日夜兼程，直插沁县的马壁、桃川地区，控制沁河，进行 兜击；令太岳地方人民武装沿途阻击，迟滞敌人。一声令下，军民立即全力 投入堵歼逃敌的战斗，最后在沁河以东的将军岭、桃川地区，将长治突围之 敌万余人全歼，活捉了率部进犯上党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
波。
　　至此，为时一个多月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刘邓指挥三万一千人兵力， 歼灭了阎军十三个师三万五千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是抗战胜利后， 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一个大仗，也是我军所进行的第一个较大的歼灭战。这一 胜利，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鼓舞了军民斗志，有力地配合 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
　　在重庆假装与中共和谈的蒋介石，听到这一噩耗后，犹如挨了一头闷棍， 又气又恼。他本想指望阎锡山打败刘邓部队，以要挟、压迫中共在谈判桌上 让步。可当获悉阎部二万援军被刘邓部队歼灭后，他的幻想破灭了，于是赶 紧敦促手下要尽快在《双十协定》上签字。与此同时，把进犯上党之事说成 是阎锡山部自己所为，与“中央”无关。
　　毛泽东得知上党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兴奋不已。在返回延安后不久，便 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上党战役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和 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 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 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 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
　　
‘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 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 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2]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宣称“政府在此次战争 中全居守势”，以及阎锡山在重庆报道他如何被攻，而他则仅取“守势”，
在 11 月 5 日发表的《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文中以上党战役为例加以驳斥： “阎锡山指挥十三个师，攻入我上党解放区襄垣、屯留区域，被当地军 民在自卫战斗中全部缴械，被俘人员中亦有军长师长多人。他们现在我太行 解放区，一个个活着，足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 情。”阎锡山“大概忘记了他的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暂四十六师师长郭溶， 暂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六十八师师长郭天兴，暂三十 七师师长杨文彩等位将军，现正住在我解放区，足以驳斥吴国桢氏、阎锡山
氏和一切挑拨内战的反动派的任何谎话”。 还在上党作战正酣的时候，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
勋便奉蒋介石之命，率第三十、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八个师四万五千人， 沿平汉路北犯，侵入冀南、豫北解放区。军情紧急，毛泽东在从重庆返回延 安的第二天，即 10 月 12 日，便立即电示刘伯承、邓小平：“我们阻碍和迟 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 上兵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 部”。
刘伯承、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电后，立即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平汉路战役的准备工作。在此之前，他们为进行平汉路战役，已于 10 月 7 日把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和冀南、太行、太岳各纵队依次编为第一、二、三、 四纵队，每个纵队辖二至三个旅约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各军区部队组 成支队或独立旅。上党战役后，又派第二纵队等部队抢占了邯郸、临漳、肥 乡、成安、临洺关等城镇，控制了一些要点，并决定把战场选择在邯郸以南 的平汉路东侧滏河和漳河两水之间的河套地带；令战场附近的军民大举破 路，在敌人可能进入的地区实行坚壁清野。
10 月 16 日，刘邓发布《组织平汉战役的作战字第八号基本命令》，并
简要上报中央军委。他们在基本命令中提出，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三区 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洺关平汉路两侧，分为路东军和路西军，对沿平汉路北 上的敌第一梯队三个军实施东西钳击；以太行区独立支队结合地方武装，在 平汉路新乡至安阳段两侧骚扰和迟滞敌军行动，切断敌人后方补给线。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平汉战役极为重视，在接到刘邓作战计划的第二 天，便致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
　　“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 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 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 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以中央局和军 区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区、各纵队进一步搞好动员和战场准备工作，迅 速扩充主力纵队，并强调“集中意志，集中大军，是争取胜利的关键”。为 确保战役胜利，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晋冀鲁豫区的战略任务，刘邓调集了
　　
三个主力纵队、三个军区地方武装共六万多人，还动员了十万多名民兵配合 作战。考虑到平汉战役将在野战条件下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而部队却缺少 野战特别是村落战战术常识的状况，又签发了《关于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 的指示》，具体分析了敌军作战的特点，规定了野战尤其是村落战的基本原 则及方法，还明确了战场纪律及有关指挥、通信联络等事项。
　　此时，国民党军马法五、高树勋部三个军从河南新乡出发，以左右两个 纵队并列，各纵队又分前后两个梯队沿平汉路北进，企图迅速攻下邯郸城。
10 月 20 日，敌先头部队已进占漳河边的岳镇、丰乐等地，掩护架桥。为了 指挥平汉战役，刘邓率指挥部离开涉县赤岸村，进驻太行山麓的与邯郸近在 咫尺的峰峰煤矿。
　　邯郸位于河北境内的平汉铁路线上，是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在 古代战国时期曾是赵国的都城。蒋介石要打通平汉线，分割华北解放区，邯 郸便首当其冲，成为国民党军北犯的第一个重要目标。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决心克服任何困难，集中全 力，打好邯郸这一仗，绝不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正如刘伯承在战前进行战 斗动员时说的：“我们一定要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变成‘黄梁美梦’”。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历史上关于“黄梁美梦”的传说故事就发生在邯 郸。据说，有一位名叫卢生的人，在邯郸一家旅店偶遇道士吕翁。他向道上 述说了自己为贫困而感自卑的心情，道士听罢送给他一个枕头，说枕了它就 会顺心如意。卢生急忙回房上床枕上枕头，在梦中享受了荣华富贵。可一觉 醒来，依然如故，饥饿不已。至今，在邯郸城北还有个小车站叫“黄梁梦”， 车站附近建有卢生和吕翁的庙。没想到，刘伯承用这一历史典故嘲弄蒋介石 的话还真的变成了现实。
为了争取时间，集中主力向预定战场集结，刘伯承、邓小平急令杨得志
率第一纵队先行阻击敌人，迟滞敌先头部队前进。 10 月 22 日，敌以第四 十军在右、新八军在左、第三十军在后，开始北渡漳河，受到第一纵队的积 极阻击。 24 日，敌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倾全力北犯。杨得志的第一纵队 边打边撤，并将敌诱至邯郸以南的马头镇、磁县一带。这时，各主力纵队纷 纷赶到，第二纵队两个旅控制了邯郸以南的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 第三纵队三个旅集结于车輢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独立支队和第五支队 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从而对马法五、高树勋部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
国民党军发现进入刘邓布置的口袋后，顿感情况不妙，急忙收缩。敌人
一面依靠平原村落作掩护，抢构野战工事，准备固守顽抗，一面急电重庆， 向蒋介石救援。
　　蒋介石闻讯三个军兵力同时被围，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赶紧电令胡宗南 部驻石家庄的第十六军和孙连仲部驻安阳的第三十二军南北对进，驰援被围 部队。为保证刘邓部队集中主力歼灭当面之敌，毛泽东则电令晋察冀军区赵 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兼程南下到平汉路附近，对付国民党第十六军。
　　鉴于上述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猫捉老鼠先盘软再吃的战法， 以小部队袭扰敌人，主力紧缩包围圈，同时进行战场练兵，调整总攻力量和 部署。为此，令大行军区部分主力进至磁县地区，协同赵尔陆部阻击敌第十 六军南下；令太行、冀鲁豫两军区民兵武装在安阳以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阻击北上援敌第三十二军。由于阻援部队顽强作战，直到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时，敌人南北援军也始终未能接近被围部队。
　　
　　挡住了援敌，刘伯承、邓小平便集中主力，于 28 日黄昏向被围之敌发起 总攻，重点攻击敌第四十军，同时求歼敌第三十军一部。而对敌新编第八军 则加紧政治攻势，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 义，以分化瓦解敌军。
　　高树勋和新编第八军是原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因长期受国民党军中央 系的歧视、排挤，与蒋介石的矛盾很深。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派他们充当 新的内战的急先锋更为不满，暗中派王定南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王定南是抗 战时期由八路军以高树勋好友的身份派到新八军工作的共产党人。还在进行 上党战役的时候，刘邓就指示王定南抓紧做好争取高树勋的工作，并联名给 高树勋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他不断进步，为人民为革命做出贡献。就在平 汉战役开始总攻的同一天，10 月 28 日清晨，王定南匆匆回来向刘邓汇报说， 高树勋有意投奔共产党。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说“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 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并嘱咐王定南：“你回去就对高树勋将军讲， 根据形势的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北上的战略任 务”。
　　“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刘伯承补充强调说：“这正是高树勋 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他当机立断！”
当王定南又回到新八军，向高树勋转告了刘邓的意见后，高树勋显得有
些紧张，忙问： “现在就干吗？”
“对。当前正是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王定南回答说。
高树勋长叹一口气说： “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还有本军许多军官的家属，现在都在徐
州。如果我们在这儿马上宣布起义，国民党岂不要迫害他们？”
　　“这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我可以马上去请示刘司令员、邓政委设法解 决”。王定南很诚恳地说。
高树勋高兴地说：
“好！好！你快去快回，我等你的消息！” 王定南急忙赶到峰峰，向刘邓报告了高树勋的想法。 邓小平说：“高树勋现在起义，作用重大，时机很重要啊！” 刘伯承说：“告诉高衬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希望他快下决心。至
于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的安全问题，我们请示中央设法解决”。
　　说完，刘邓便签发了给延安的电报。不久，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张爱萍奉 命派人到徐州，把高夫人及其他起义军官家属接到了解放区。
　　高树勋和新八军军官听说刘邓已电请中央转新四军派人去徐州接应他们 的家属后，十分感动，当即下了决心。高树勋激动地说：
“好了，我立即起义，走革命的道路！” 为了使起义万无一失，刘伯承、邓小平于 29 日晚又派李达参谋长去新八
军驻地，与高树勋接洽起义事宜。在李达临行前，邓小平对他说：“你代表 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 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李达与高树勋见面后，积极开展工作，晓 以大义，敦促起义，最后商定新八军于 10 月 30 日宣布战场起义。
　　刘邓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意识到高树勋部一起义，被围之敌的军心势 必动摇，极有可能突围逃跑，基于这种考虑，刘邓果断地对围攻部署作了新
　　
的调整，网开一面，将主力转到漳河以北地区。
　　10 月 30 日，国民党军新编第八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高树勋的率领下， 正式宣布起义，投奔人民阵营。新华社还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朱德给高树 勋将军的贺电：“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内战，主张和平， 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缓”。
　　被围敌军闻讯高树勋部起义后，顿时乱了阵脚，加上南北援敌分别被远 阻于高邑和漳河以南，所以失去了固守的信心，于 10 月 31 日拂晓被迫放弃 阵地，以逐村掩护的办法向南突围。当日下午，马法五率残部约二万人，果 然钻入刘邓事先布置好的包围圈。经两昼夜激战，向南突围之敌除少数人漏 网外，全部被歼于临漳、磁县地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 军军长马法五被俘。这时，从石家庄、安阳南北对进的援敌，得知马法五部 已经被歼，遂纷纷撤回原地。至此，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二个大仗
——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平汉战役，为什么能在十天时间里就歼灭国民党
军四万多人，又何以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的呢？答案正如刘邓在 11 月 9 日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所指出的：
（一）以政治、军事同时进攻，此打彼拉，打打拉拉；
　　（二）针对敌人离不开铁路的特点，先准备战场，消灭铁路两侧之敌， 利用根据地四面包围敌人，东西钳击敌人；
（三）作战部署尚未就绪时，以先头部队钳制、迟滞敌军行动，主力借
此调整布阵，演练必要战法；
　　（四）诱敌脱离阵地，打击敌指挥机关，割裂其体系，实行各个歼灭。 解放区军民经过上党、平汉等战役，打乱了国民党“稳住华北，抢占东 北”的内战部署，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慢战争的步伐，被迫在形式上同意在
1946 年 1 月签订《停战协定》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邓小平后来回忆上党、平汉两大战役时说：“那两个仗打得好险！没有 弹药，一支枪才有几发子弹。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 战。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3]
989 年 11 月 20 日，邓小平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刘邓部队在解放战
争后期改称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们时又详细回顾和总结了上党、平汉 两大战役。他说：“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 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 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 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接着对马法五、 高树勋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 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磨擦， 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 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 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 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 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 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 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那时宋 任穷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