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为抗日救国之大业，1936 年 9 月 22 日，毛泽东给蔡元培写了封信，希 望他能以自己的声望痛斥蒋介石，令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信情真意切、 语调铿锵、用语慷慨、笔锋刚劲，颇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气势和雄风， 振聋发聩、感人肺腑之力量。
　　书信以怀旧起笔。回想起在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时，聆听蔡 元培先生的讲演所受之教益，以“不期忽忽二十年矣”结束回忆。笔锋一转， 谈到今日、眼下，正值“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不管年龄上你是“老者 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也不论经济上的 “贫富”、职业上的“工农商学”、思想上的“信仰尊尚”，都面临着“入 于异族侵略者之手”的危险之中，“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 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中华民族正处在“旷古旷世无与伦比”的“亡 国灭种”之境。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共产党有救国救民之良策，那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然而“国人皆曰可行，
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 行”，这明明是“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 息待死之绝境”。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其实，统一战线也决非自共产党始，孙中山先生不是早就提出联俄、联 共与扶助农工政策吗？而且从 1925 年至 1927 年第一次大革命期间，行之有 效。相反，自从毁弃了孙中山先生这一政策，“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 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1936 年 8 月 25 日，共产党又发表了《中国 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 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这一部分，以“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作为反复，讲明时局，阐明利害， 指明出路，以敦促蔡元培先生和共产党一道呼吁国民党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实行抗日救国。此处运用反复手法，使语意表达层层递进，步步加深， 给人一种不得不择善而从之的推动力。
毛泽东之所以要致信蔡元培呼吁国民党抗日救国，是因为蔡元培早年是
光复会发起人之一，曾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 的爱国行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还因为从他发表的《新文字意 见书》中的言论看，是“簇新议论”，“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的议 论。对于这种“簇新议论”，“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 必为无数量人也”！还因为他“同情抗日救国事业”经朋友和同志称述，“闻 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 无疑义也”。
　　这里又以“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作了反复，把蔡元培从言论 到行动的抗日爱国思想，从“我一人”到“共产党”到“全民族之诚实儿女” 到“无数量人”对蔡元培的崇敬，表述得清晰深刻，令人感叹。
　　书信最后敦请蔡元培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 “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紧接着以一连串的述宾句，
　　
表明了对蔡元培的具体要求。“痛责南京当局”：“停止内战”，“放弃?? 错误政策”，“撤废??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 日作战”，“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同胞 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代表大会”，“召集??国会”，“建立?? 国防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当然，要求不少，难度也不小，但 “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的地位和 身份，虽说不能左右国民党，但肯定会起较大的推动作用，何况，这些也正 是蔡元培一贯的夙愿，又是“照耀万世，留芳千代”的大业，而且若能成功， 必将产生“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的巨大反 响。这些话，既表达了对蔡元培的赞誉，也说明了全民族对他寄予的厚望。 这就会有力地激起蔡元培义不容辞、义无返顾的强烈民族责任感。
总之，成功地运用反复手法，是这封信在语言表达上的突出特点。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章士钊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60 年迁入宽敞明亮的新居后，生活 优裕，心情舒畅，便埋头研究柳宗元的文章，并开始撰写一本《柳文指要》。 毛泽东得知后，提出先睹为快的要求，所以 1965 年章士钊便把《柳文指 要》上下两集近百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还亲自作了修改，并提
出了自己的分析评价。 正当《柳文指要》要出版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结果刚刚送到中
华书局的书稿便不得不搁浅了。
　　1970 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章士钊根据“文革” 中两次给毛泽东写信都有结果的经验，又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柳文指要》的 出版问题。毛泽东批转康生研究处理。
　　1971 年，这位九十岁的老人一生中篇幅最大，最完整的巨著。终于在史 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版了。欣喜之下，章士钊自费购书百册，分赠 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友好。最后还经周恩来建议赠给随尼克松访华的美国 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先生一本。
　　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毛泽东曾先后给章士钊和通过康生转交的信件，谈 了自己对《柳文指要》的意见和评价。
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今奉上桃杏各五斤，晒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
附此向她问好， 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章士钊《柳文指要》初稿后写的一封信。毛泽东把《柳 文指要》上下西部通读一遍，并亲自修改了若干处，还谈了自己的看法：“义 正词严，敬服之至。”7 月中旬，毛泽东又给章士钊写了第二封信。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
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 题。但此事不能求之子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 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 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指要”、“柳文”，均指《柳文指要》。“友人”，指康生。康 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曾向毛泽东借阅《柳
　　
文指要》，所以 1965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信中，专门谈了对《柳文 指要》的看法。主要看法如下：
　　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 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 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 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从章士钊 1960 年开始埋头研究柳宗元的文章，撰写《柳文指要》，到
1971 年正式出版，都与毛泽东的过问、参与、鼓励、支持分不开。毛泽东的 态度和评价是至关重要的。这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中。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艺术而形象地表示了毛泽东对章士钊写
《柳文指要》感情上的赞赏和支持。并从行动上，在未成稿前，提出先睹为 快的要求。特别是正值“文化大革命”处在“斗、批、改”的阶段，没有毛 泽东的支持，《柳文指要》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当然，毛泽东不是无缘无故地支持，而是因为正如他自己对《柳文指要》 的评价所指出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颇有新义”。毛泽东本来酷 爱中国古代散文，对柳宗元的文章尤其推崇，所以，对章士钊撰写《柳文指 要》颇为赞赏，初读之后，又“敬服之至”，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历时十年 一贯支持的原因。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引用《诗经·国风》上的诗，动情地表
达了赞赏、支持的态度；“敬服之至”，肯切地表达了鼓励之意；“义正词 严”、“颇有新义”，中肯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评价。这些正反映了毛泽东书 信的中心，也正体现了他语言上的特点。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1945 年 7 月 1 日，黄炎培和章伯钧、左舜生、诸辅成、傅斯年等六位国 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飞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 待了他们。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非常 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主席笑着说：1920 年 5 月某日在上海， 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 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 毛泽东。黄炎培盛赞毛泽东的好记性。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 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并十分自得他说：想不到在一群听众之中，竟有这 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六人，应邀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的正方形会客室，光线充足，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是
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 画上有黄炎培的题诗：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一种怀旧之感油然而生。这幅画原来是 1943 年在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 高潮时，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谣传，长 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写了这首七绝以讥喻之。 万没想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了！
顿时，一股知遇之情的暖流流遍了周身。
　　7 月 4 日下午，黄炎培到毛泽东家里作客，感慨万分，他坦率地向毛泽 东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 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 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后高兴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 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
的时间中，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该书初版 2 万册，几天内就一抢而光， 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1949 年 2 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 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
　　1920 年时的毛泽东，只不过是欢迎杜威博士人群中的一个，而黄炎培不 认识毛泽东，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毛泽东能记住黄炎培，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善于抓住这个时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使 对方感到惊奇意外，然后又说到当时的时间、地点、对方谈话的内容等，这 对黄炎培来说，有些东西甚至连自己也不一定记清楚了，可毛泽东却记得如 此清楚，自然就产生一种受到尊重的快感，从而和毛泽东之间的距离一下子 就缩短了。这就给今后的交往打下了感情的基础，使双方有一种一见如故、 推心置腑的好感。这正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是我九哥。”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又是毛泽东 1914 年入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的老 师。
　　毛泽东与玉季范之间决不仅仅是一般的表兄弟和师生关系，因为王季范 对毛泽东，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学业上认真教诲，而且对他的革命活动也是 尽力支持。1915 年由于毛泽东发起驱赶校长张干的运动，校长大怒，要挂牌 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十七名“闹事”学生，就是多亏王季范从中活动才解围 的。王季范联络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先生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 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同时对张干施加压力，才迫使张收回成命。这之后， 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反动军警追捕，都是多亏王季范救援掩 护才得以度过难关。
　　王季范不仅在几十年的清苦教育工作中，以各种形式同情和支持毛泽东 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多方赞助进步学生和进步教师的革命活动， 而且让自己唯一的儿子王德恒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回湖南桃源 搞地下工作，不幸被特务杀害。儿子牺牲了，又让孙儿、孙女参加革命工作。 长沙和平解放后，王季范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对他领导的革命胜利表示祝 贺，还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治国方针，供毛泽东参考。
所以，1951 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所，握着一位老人的手。
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这种亲切 的称呼，深情的语气，质朴的语言，使在场的家人和工作人员都深感惊讶。 直到 1972 年 7 月，王季范先生在北京去世，毛泽东还在花圈的飘带上写
道：“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你是张表老？你好！”


　　1945 年 8 月，毛泽东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乘飞机身入虎穴去参加 重庆谈判。
　　一下飞机，他就从众多的欢迎人群中看到一个人，并大步迈过去握住对 方的手亲切他说道：“你是张表老？你好！”
　　这人就是银髯飘拂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在这之前毛泽东与张澜素 未谋面，毛泽东这一见如故的寒暄，使张澜先生感到很亲切，但不奇怪，为 什么呢？原来他们虽然相互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但他们却“神交已久”， 相互之间幕名敬重。
　　听到毛泽东热情的称呼，张澜便握紧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好！你 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毛泽东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在百忙中决定到重庆的第四天去拜访张澜先生。听周恩来这么一 说，张澜先生喜出望外，但又一想：“润之先生操心国事，极尽辛劳，应在
他方便之时，我们去拜访他才是。” 周恩来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了，主席的意思是要亲自来。” 张澜所处特园紧挨着戴笠公馆。为安全起见，决定在张澜的内室相见。
张澜先生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顾得上一点信义！”
　　毛泽东坚定自若他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 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和谈出现阴影， 张澜竭力从中斡旋，并质问张群：“阎锡山为啥子不给蒋先生一点面子？重 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
张群吃了一惊，但故作镇静地解释道：“上党战役，纯粹是阎锡山的个
人行动。” 张澜一看和谈无望，便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当坚持的，一定
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的土！”又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公开
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 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毛泽东深表感谢地点头赞许，并说：“谢谢张表老！”
　　10 月 11 日上午，张澜又赶到机场送行话别，并高兴他说：“日后，中 国实现民主了，我到延安去看望你哟！”
毛泽东连说：“欢迎，欢迎！我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
　　一句出乎意料的寒暄，换来推心置腑的情谊；神交已久的慕名，成了肝 胆相照的至交。
　　
“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毛泽东不仅在农业上而且也想在工商业上探索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子。
1956 年的一个晚上，他会见了八十位上海工商界的头目——民族资本家，想 听听这些私营企业者板的意见，为了不使这些资本家紧张，毛泽东语调缓慢， 态度随便而亲切。他说：“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会上这些民 族资本家竟相要求转为国营。
　　会见后，毛泽东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策略形成了。他召见了刘少奇和周恩 来，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 后用筷子捅下去。”
　　毛泽东认为这是莫斯科式的解决办法，于是摆摆手说：”决不能使用暴 力，??每件事都应是自觉自愿的。”
　　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周恩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首先让猫饿三 天，然后，我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 全吞下去。”
毛泽东认为不妥。 那么，毛泽东的策略是什么呢？他说：”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
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侯，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
而感到兴奋不已。” 毛泽东关于怎样使猫吃辣椒的讲话，正确地反映了他既不赞成强迫，也
不喜欢欺骗。他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力量，因为他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
们的参与热情，而只有唤起人们的热情，才能既可以达到他的目标，又不会 降低他的威信。
所以，“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确是对毛泽东思想意识和执行政策的
生动形象的描述和写照。

“好的坏的都要让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土地改革工作还没完成，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土 地改革工作还没有进行。
　　土地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孙中山先生虽有“耕者有其田”的理 想，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他自己，都没有做过，只 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着手做这件事。无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趋 势看，还是从人民的实际愿望看，土地改革都是一件利国利民利生的好事。 对此，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热情都很高。再者，许多民主人士在政府任职， 如黄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陈叔通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他们一是对土地改 革抱有很高的热情，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事，二是他们也从不同方面听到 一些反映，甚至还接到地主的告状信，所以他们不少人积极要求到各地去察 看土地改革情况。为此，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专门布置了安排民主 人士下去参观土地改革的事。
　　听说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要下去视察土地改革，地方上有些同志有顾 虑。但毛泽东不这样看，在他看来，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 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乐。我们有些什么缺点错 误，也可以让他们提提，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怕人家看的。
毛泽东先后安排了黄炎培、司徒美堂（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吴
景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光潜（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陈叔通 等人到各地去视察土地改革。年龄最大的陈叔通已七十五岁。
为了能让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观察中看到真实情况，受到实际教育，
取得有益效果，毛泽东曾通过讲话、书信三令五申地强调：好的坏的都要让 看。
1951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特意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
共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 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 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 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1951 年 3 月 18 日，为司徒美堂先生去广东省鹤山县（今高鹤县）农村 视察，又给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小平（当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发 去指示说：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 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 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 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吴景超回到北京后，写了一篇《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登在 1951 年 3

月 28 日《光明日报》上。 毛泽东看到后，评价说“写得很好”。并指示“请令《人民日报》予以
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去广东农村视察的司徒美堂先生 4 月 14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讲到还 要在广东农村参观一段时期。
　　4 月 27 日毛泽东复信司徒美堂，非常谦虚他说：“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 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
　　张澜时年八十岁高龄。去看土改，已力不从心，毛泽东就尽量把有关材 料派人送给张澜先生阅。1951 年 1 月 22 日，毛泽东把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 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张澜先生，还手书一信，信中特别关照：“西南 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件。送上请查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 听）??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
　　当七十五岁的陈叔通写信，不仅要求去农村看土改，还提出亲自去搞土 改时，毛泽东立即复信。信中关切他说：“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 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 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 限于一区一乡。??”
人们常用真、善、美形容人的心灵，其实它同样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境界。
你看，“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 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该是多么真实！张澜年迈不能去农村 视察，就派人送文件给他看，并且特意提醒：“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 还要问及“先生身体好吗？”这种语言传达了多么善良的意愿！对七十五岁 高龄的陈叔通，既同意他“看土改”，又劝他不要去“做土改”，原因是“看 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提醒他“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 体”，“春季去似乎好些”，这又是多么美好动人、感人肺腑的语言啊！

“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富于辩证，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特色中较为突出的一点。这在他的《矛盾 论》中表现得最明显。“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的地 位转化的。”是毛泽东审阅《不怕鬼的故事》的选编序言时，对何其芳讲的 话，也是毛泽东对序言修改时加的一句话，这句话正反映了他对《不怕鬼的 故事》编选内容的一种见解，也是他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反映。
　　1959 年春季，中央书记处交给文学研究所一个任务，就是从中国过去的 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以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要何其芳 为这本书起草序文，并要他写完后送交自己审阅。
　　1961 年 1 月 4 日上午 10 点 40 分，毛泽东办公室通知何其芳立即到中南 海去，说毛泽东对序文有指示。
　　何其芳到时，已有两位同志在座。谈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时，毛 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 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 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 志异》的那篇《妖木》，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 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 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 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 重视。
何其芳从毛泽东的话中省悟到自己写的序有片面性，只从“不伯”二字
上做文章，只讲战略上藐视，而没有把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讲。 之后，毛泽东虽然不再谈《不怕鬼的故事》的有关问题了，但他的整个讲话 仍贯串着很强的辩证性。
毛泽东说：“《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破，无往不复。’物极
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当一位同志插话说：“欧几米德的几何学虽然也是演绎法，却还是对于
实际用处很大。可以从已知推未知，如从地球圆周推地球直径。”
毛泽东说：“这个未知还是包含在已知之内。”
l 月 23 日下午 2 点半，何其芳又接到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那里去。 坐下后，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
了。”他象征求意见似地念给大家听，又传给大家看。等传到何其芳的手中 时，何其芳发现修改了好几处。其中有两处最引人注目。
一处是加了这样一个长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 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另一处是加了这样一句： 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
的。


这两处文字是使文章生动活泼起来的神来之笔，是含有深刻的唯物辩证
思想的警句。 后来，毛泽东又让何其芳在序中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文字。他说：
“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1 月 24 日上午，何其芳要通讯员把誊清打印好的稿子送到中南海。毛泽 东当天就看了，接着又退回来了。并亲笔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 又说：“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 阅读。”
　　在退回来的稿子中，毛泽东又对上次改稿时增加的一句话：“事物总是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作了些 改动，改成了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 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哈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


　　1965 年 7 月 26 日上午 10 时，毛泽东要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接见回归 祖国的李宗仁夫妇。
　　李宗仁连同他的夫人和机要秘书程思远沿着游泳池边向休息室走去，毛 泽东从休息室迎上前来，先同李宗仁夫妇热烈地握手，说：“你们回来了， 很好！欢迎你们！”然后，他又紧紧抓住程思远的手，说：“久闻大名，如 雷贯耳！”毛泽东对程思远的赞美，使程思远惊愕得答不出话来。
　　坐定以后，毛泽东忽然说：“哈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李宗仁不 禁为之一怔。“蒋介石骂我们做‘匪’，你这次回来岂不误上贼船了吗？！” 毛泽东的幽默使李宗仁先生一时语塞。程思远赶紧说：“我们搭上慈航渡登 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
　　李宗仁接着谈到他看到的建国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还说海外侨胞都 以祖国的强盛而感到自豪。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 强大，我们至少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李宗仁向毛泽东说 他这次回来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内心非常激动。毛泽东说：“跑到 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我们都以礼相待。”
接见中，程思远说到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
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部下研究中国。近来一个国民党人也说，他也用毛 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 不行动。毛泽东听着笑了。
毛泽东忽然问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问得程思远茫然不
知所答，只好坦白他说：“不知道。”接着，毛泽东说：“我是靠总结经验 吃饭的。”停了停，又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 来一次总结，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 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丰泽园与李宗仁等共进午餐。叙谈中，毛泽东忽然问程思远：
“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做程思远？” “思远就是想得远，正因为想得远，我才回来跟毛主席和共产党嘛。” 毛泽东笑了。又问：“你有别字吗？”
“没有。”程思远说。
　　“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我国古代有个大文豪 韩愈，他的别号叫退之。现在我给你取的别号是：‘近之’。”
　　整个接见，毛泽东的语言极富特色。特别是他出人意料的话，如：“哈 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极富有幽默感。 其特点是先提出一个故意使人容易产生误会的结论，然后再作出一个出人意 料的分析和解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卖关子”。
　　
　　　“马克思主义也 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


　　1964 年 3 月底，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23 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 各国代表团团长。24 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周培源和于光远。
　　下午 1 时，周培源、于光远到达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刚起床，还穿着 睡衣，就又开始接见。一开头，毛泽东就告诉他们两人要研究一下坂田的文 章。
　　坂田是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的日本代表团团长，他在大会发言时，谈到 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极大 兴趣。
　　毛泽东谈话时，或躺，或坐，或来回踱步，谈笑风生，引人入胜，完全 是商量、探讨、研究的口气，这种宽松的气氛使人无拘无束，所以谈得很成 功，大家都感到乐此不疲。
　　从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谈起，对许多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 毛泽东首先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银 河系外又是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 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 且可以无限分割下去。现在我们对许多事情都还认识不清楚，我们对太阳搞 不十分清楚，从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关于冰川问 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 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 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的基本前提。 于光远问：“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 具’这个概念？”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 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 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 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
以延长。
　　毛泽东还现身说法地谈到自己的认识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人民 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发展的。他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 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 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 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部 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 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 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 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 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 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 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毛泽东十分强调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的发现，把辩证法贯彻于认识过 程。毛泽东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 就不再发展了。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
　　
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 身就是辩证法。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 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毛泽东还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部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 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我 们见不到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走要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 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人类灭亡、 地球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未日不一样。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 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说马克思 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象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 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 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 代替它。
　　在这里，毛泽东讲的是彻底的辩证法，一种科学的理论不会害怕自己作 出的结论；如果一种理论对自身是不适用的，那决不是科学。最后，毛泽东 还讲到：“《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 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 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日本坂川山辉夫在他写的《说话艺术》一书中，曾谈到说话要了解对方，
知道对方的性格、学识、经验、理解能力如何等。“选用什么样的语言进行 会谈，因人而异。经常留心选用洗炼过的语言，想着要进行有理性的会话”， 并说“具有理性的谈话能倍增你的魅力”。
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既选准了对象，又创造了宽松的气氛，
整个谈话既有中心，又内容丰富，最后还提出问题留待思考和解决，这些都 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成功之处。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古人运用语言，讲究常字见新，平字见奇。毛泽东的语言是常句见新， 平句见奇。即一句普通的话或常用的语句，经毛泽东一运用，便能赋予它以 新意，便能产生与众不同的内涵。譬如“对牛弹琴”，人们常用来讽刺听者 的水平低下，而毛泽东却用来嘲讽弹琴者不看对象乱弹琴。诸如此类的情况， 在毛泽东的著作、谈话中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语百艺术的又一特
色。
　　1961 年“五一”节，毛泽东到了上海，周谷城连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 如陈望道，周信芳、金仲华、沈克非、沈体兰等，在绵江饭店楼下晋见了毛 泽东。这天晚上 11 点钟左右，周谷城已经睡下，忽然接到报馆记者的电话， 要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以欢迎毛泽东。 周谷城知道“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一再谢绝，但因推辞不了，只 好勉强写了一首《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忠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 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 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看到了这首词后，便打电话叫周谷城 5 月 3 日下午 3 时到他的住 处去。周谷城按时到达后，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看报，见到周谷城第一句话就 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周谷
城解释说。 毛泽东说：“恐怕不止一首。”意思是说周谷城也象个常常写这些东西
的人。周谷城随即转述对记者说过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毛泽东笑着说：“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意思是也不那么内行，完全 是谦虚之意。
周谷城接着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毛泽东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周谷城说：“附庸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毛泽东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周谷城接着借题发挥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
‘牢’同声。” 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接着进一步谈自己的看法，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 就是罗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罗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毛泽东微笑着没有说什么。 周谷城笑着说：“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 毛泽东与周谷城的谈话，整个看是谈的文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写旧
体诗词的看法。周谷城认为自己偶尔写点旧诗词，充其量不过“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本指旧时官僚、地主、商人等为了装点门面而结名士，从事 有关文化的活动。这在解放后，带有明显的贬意。但在毛泽东看来，却不以

为然。他认为“附庸风雅”没有什么不好，即便是牢骚，也是发出来比不发 出来好，这就一扫人们通常的俗见。

“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


　　傅作义先生是率领五十万官兵走到人民阵营来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 他的这一义举使北京和平解放，千年文化古都和二百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免遭 兵燹之害，应该说傅作义先生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大功。但他总认为自己对人 民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同时对如何安排处理自己的原有人员仍有顾虑。
1949 年 2 月 21 日晚上，毛泽东在西柏坡村接见了傅作义先生和邓宝珊先生， 一见面，毛泽东便亲切地双手握住傅作义先生的手，愉快而风趣地说：“过 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毛泽 东的话一下子道破了傅作义先生的心思，使他起义后一个月来积聚在心头的 疑虑顿时冰消雪化。
　　毛泽东认真地阐述了共产党对傅作义原所部人员的政策。他说：我俘虏 你部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对毛泽东的这种豁达大度深表钦佩，但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俘虏送到 尚未解放的绥远去。毛泽东向他解释说：蒋介石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 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 二不侮辱其人格，可以帮助在绥人员提高认识。毛泽东还告诉傅作义，让这 些人到绥远去参加起义，以后能一律享受起义人员待遇。
毛泽东对傅作义原所属军政人员都实行既往不咎，并作了妥善安置，使
他们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给予他们对人民做贡献的机会。除按和平解放北 平问题十四条条文的规定执行外，又破例地规定了：所有受编干部均按部门 先住进招待所，第一继续工作，第二参观学习，第三回乡生产，自由选报志 愿。凡志愿回乡人员发给路条、路费及所带财物的证明，此外还发给“参加 北平和平解放有功，回家后给予土地房屋使能参加生产”的证明。凡志愿工 作或参加学习的人，也都按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给予极大的信任， 分别作了妥善安置。许多军政人员及干部都作为人民解放军干部和革命干 部，其家属即为革命军人或革命干部家属。
1949 年 3 月，傅作义在接见被释放回来的原被俘将级军官时，感慨地说：
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误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到正道上来了。 并勉励大家今后要听共产党的安排，好好工作。
1949 年 8 月，绥远的和平起义遇到严重困难，毛泽东动员傅作义和邓宝
珊先生到绥远去解决此事。毛泽东对傅作义先生说：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 管方式，起义后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即傅作义先生）任主席。傅 作义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经过一个月艰苦紧张的工作和激烈斗争，终于
在 9 月 19 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当傅作义在 9 月 22 日赶回北京在已经开 幕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发表爱国激情的讲话时，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讲话之 后，毛泽东一面向他热烈鼓掌，一面与他亲切拥抱。
　　全国解放后，傅作义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 院（即现在的国务院）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政委员会 主席，绥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傅作义先生当了二十三年的水利部长，他竭尽心力为新中国的水利建设 作出了贡献。他通过薄一波转告毛泽东说：我别的什么党派也不再加入了， 我将全心全意地追随毛主席和共产党，努力工作学习。如果我能有进步，工 作做得好，我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这是我后半生的心愿。
　　
　　毛泽东、傅作义是对立的两党，傅作义又是在解放军大兵压境，反复工 作的情况下使北京获得和平解放的。傅作义心中存有疑虑是很自然的，负疚、 负罪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身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恰在这种情况下，亲 自找上门来与傅作义认亲，并热语暖人：“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 这出乎傅作义的意料，也出乎一般常情。所以，一句贴心话使傅作义如释重 负，缩小了两人的距离，密切了两人的情谊，使得傅作义心悦诚服地拥护共 产党的政策，并焕发出为国家建设竭尽全力的热情和积极性，在水利事业中 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它是李 达在延安时期写的。李达何许人也，他是毛泽东的挚友、世交和同乡，又同 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还为毛泽东的《实践论》、
《矛盾论》作了《解说》，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 受到毛泽东的好评。
　　1958 年，湖北省委领导写了篇《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文章，请 教李达。李达看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 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 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运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 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还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 思主义。”这在大跃进的年代，能保持这样冷静、科学的头脑，确是难能可 贵的。
　　一次，为了鄂城县委门口的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他和 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达问毛泽东：“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 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 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打断毛泽东 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 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 达气冲冲他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 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 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 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的人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 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梅白（当时任湖北省委秘 书长，毛泽东出巡湖北期间，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见李达越讲越激动， 便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生气地说： “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 发热，达到 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 40℃，41℃，42℃??这样中国人民 就要遭大灾难，你承认不承认？”
在回去的途中，李达对梅白说：“毛主席的‘两论’多好，却想不到现
在主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 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 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 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送走李达回来后，毛泽东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 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又说：“我现在在认 识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 的。”当梅白转达了李达在路上说的那些话后，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 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 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 刷唯心精神。”
“文革”一开始，李达就受到严重冲击，七十六岁一身重病的李达经常

受到声讨、示众、批斗、审讯、辱骂、罚跪等种种迫害。但他嘱咐家属说： “我如死去，请转告陶德麟等同志，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把上册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 的任务。”
　　所以，毛泽东对李达给予很高的评价：“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 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苏、江亢虎这些‘大 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一样！”“他是理论界的 鲁迅”。
　　从李达在大跃进中众人皆热唯我独冷的卓见，到与毛泽东争论而使之信 服；从由一条标语而洞察出时代的通病，到能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解释；从 很早就写出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到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把《马 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写完写好，理论上的建树，执著的教学态度，顽强的斗 争精神，都说明毛泽东对李达的评价是恰当的。
　　运用类比实现评价是毛泽东语言的艺术特点之一。毛泽东把李达与鲁迅 类比，但李达毕竟不是鲁迅，所以毛泽东限定“在理论界”这一范围内，而 不是在各方面都能与鲁迅类比。因为李达是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所以只能 在理论上作类比。而在理论上李达的水平是毛泽东所钦佩的，所以这一类比 是很恰当的。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1957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为即将在全党 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作准备。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主持上海《新民晚 报》的赵超构，针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说： 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 架子，这是对的，但是软中有硬。
　　当时，赵超构没有很好地领会毛泽东的意思，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看 后并不满意。同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又召见了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赵超构同志。赵超构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后，想到自己过去的错误， 担心今后不能继续做新闻工作了，心情十分紧张。所以，他一见到毛泽东便 马上提出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职务的要求。但是，毛泽东象往常一样， 面带笑容他说：”最好还是回去当总编辑吧！”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并且 还关切地问：“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毛泽东的话使赵超构出乎 意外，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又不是共产党员，还犯 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这样关心自己，于是他非常激动地说：“我 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毛泽东很有风趣地对赵超构说：“恐怕还 有点‘形格势禁，（意思是客观上有障碍）吧！”毛泽东看到赵超构感动得 流出了热泪，便亲切而严肃地向赵超构指出：办报要分清两个阶级的办报路 线。并具体地剖析了赵超构写的那些杂文的错误，勉励他今后改正。毛泽东 还安慰他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 写杂文不容易呀！
1958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上海又一次接见了赵超构。一见面，毛泽
东就诙谐地对在座的人介绍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 毛泽东的幽默使整个气氛显得轻松活泼，赵超构的拘谨也自然解除了，毛泽 东问他：你写了两篇检查，我看过了，写检查的心理怎样啊？赵超构坦率地 说：很紧张，两个星期没睡好觉。毛泽东笑着说：紧张一下好，睡不好觉是 好事。然后他又对赵超构说：没有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 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于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 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之后，赵超构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回到家乡温州，经过
实际参观访问，从群众中吸收了许多新鲜空气，也看到了许多具体生动的情 况，并写出了《吾自故乡来》，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反响较大。
　　幽默、诙谐、风趣，说白了就是说笑话。这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屡 见不鲜。这种笑话在一般情况下，最容易活跃气氛，打破沉闷。这种笑话如 果出自一位领导人之口，那作用就更大了。因为一般讲，下级见到上级，群 众见到领导，特别是见到领袖，最容易拘谨、紧张，因而气氛就不容易活跃， 心情也不能舒畅。当然也就不能畅所欲言了。一句得体的笑话，往往能使这 一切化为乌有，使领袖和群众的距离一下子就缩小了，对交谈和工作都能收 到良好的效果。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这句话就很得体。一个是“高宗”（赵构），一 个是“超高宗”（赵超构），你看，不是哥哥是什么？如果一见面，毛泽东 不说这个笑话，那么领袖与群众这一层障碍暂且不说，就拿赵超构个人的情 况来看，他是接见前给毛泽东写过两篇检查的人，今天受接见，是吉是凶还
　　
不知道，心情的紧张不安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不挨批评，也是谨小慎微，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了。一句笑话解除了他的心理紧张，而且使整个接见轻松舒 畅。

“不许搞喷气式！”


　　毛泽东把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叫到自己的休息室里。坐下后他问：“朱 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傅崇碧回答：“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当毛泽东 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便随便间了一声：“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傅崇碧说：“是刚出来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陈老总让我交给您。” 当毛泽东展开一看是一幅人头密集、相貌丑陋的漫画时，便慢慢皱起眉 头说：“这上面画的都是谁呀？”傅崇碧犹豫了一下，伏下身子用手指着画 面说：“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一顶轿子上，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老一 辈革命家，这是陶铸，这是彭真，这是杨尚昆、陆定一，谭震林同志双手沾
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口里叼着一把刀子，这个是??” 毛泽东愤怒地打断了傅崇碧的话，说：“哪一个是我呀？” 傅崇碧笑着摇摇头：“这，上面没有您。” 毛泽东侧过身去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百
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槁，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一共才有一百六十三名中共委员，这上面就画了
一百多名，我这个中央主席总该和大多数站在一起吧。这张画是谁搞的？”
傅崇碧说：“蒯大富。” 毛泽东愤怒地说：“这个人我听说过，是个学生司令，狂妄得很，自以
为老子天下第一。你告诉他，这是丑化共产党，是反革命。他可以送给蒋介
石，送给美帝、苏修去讨功么。”说罢，将图纸揉搓成一团狠狠地扔进水池 中。
毛泽东问：“红卫兵还斗干部吗？”傅崇碧回答：“斗得很厉害。陈老
总也很恼火，他说喇大富这个人很坏，不仅搞了一张百丑图，还发明了一种 喷气式，他把老干部们槁得很苦。”
毛泽东问：“什么是喷气式？”傅崇碧做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并说：“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铁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姓名，还 打上了一个叉叉。”
毛泽东说：“这不是蒯大富的发明，是康生的创造，当年搞土改，斗地
主就用这种搞法，不讲人道呵！”毛泽东随即站起身来，愤愤地说：“他们 把我的话说成是最高指示，是伟大教导，可我讲过许多次，对老干部不要戴 高帽子，不要游街，不要搞体罚，他们为什么就是不听呢？你去告诉钓鱼台 的人，就说毛泽东讲的最高指示：‘不许搞喷气式！’”
　　“不许搞喷气式！”不仅表达了毛泽东要制止武斗的决心，对蒯大富之 流的揭露、抨击，还表达了毛泽东对康生“不讲人道”行为的批判，对林彪、 江青一伙拉大旗作虎皮，阳奉阴违两面派的憎恶，更主要的是说明了毛泽东 对老干部的深切关心。
　　“不许搞喷气式！”用的是动词性谓语句，有意不要主语，变特指为泛 指。强烈地表达出不管什么人，不论什么情况，都不许搞喷气式。这是毛泽 东加强语气，强调感情常使用的一种语言形式。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在对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中指示：建议邓小 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四人帮”优心忡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重病在身，他们在中国政 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日子不会很长了。问题在邓小平，这个昔日被打倒的第 二号走资派居然又重新崛起，而且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处于接班 人的有利地位，对于“四人帮”，真是前途莫测啊！
　　更加之“十大”以后，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多于表扬：批“十一次路线 斗争”①，批“三箭齐发”②，批“四人帮”③，批“反经验主义”，尤其 是这个“四人帮”把他们压得有些抬不起头来。邓小平这个钢铁公司更是立 马横刀，步步紧逼。5 月 27 日的政治局会议，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四 人帮”。6 月 3 日的政治局会议叶剑英又揭了“四人帮”“反经验主义”， 闹帮派，不请示报告，不守纪律等问题。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这两次由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表明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几个人似乎 沿着一个向下倾斜的路线滑坡，而邓小平等人正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
　　不久，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一次。对 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两次会议，毛 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
“没有多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毛泽东向邓小平明确表示。
“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邓小平说。 毛泽东笑着说：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毛泽东这句话巧用借喻来形容邓小平的处境是再恰当得体不过了。邓小 平曾是二号走资派，引人注目。现在一跃而成为中央和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 的主要领导，而这个位置多少人曾梦寐以求，迫不及待想得到它，作为他的 对手则更想“彼可取而代之”，否则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注】
　　①十一次路线斗争：1973 年 11 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 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 了右倾错误。江青趁机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按当时的说法，党 的历史上有过十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 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1973 年 12 月 9 日， 毛泽东送走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后，分三批与周恩来、王 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 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 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江青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 毛主席”。毛泽东说的“他”指周恩来，“她”指江青）
　　②三箭齐发，指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毛泽东在批评江青时说，批林 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
　　③“四人帮”：1974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 东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第一次给王、张、江、姚使用了“上海帮”这个概念。“四人帮”即
　　
由此而来。

“谁封我四个官啊？”


　　1965 年底，由于林彪一伙发难，搞突然袭击，罗瑞卿被搞下了台。经中 央军委决定，由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一再提议由叶剑英兼任，最后 还是不得不走马上任了。因为杨成武同许多人一样，真心实意地拥护“文化 大革命”，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认为“文革”是“反修防修”， “使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政治运动”。他认为，既然主席、中央让我 当代总长，我就要尽力干好。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杨成武逐渐发现，林彪、江青一伙 同各位老帅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作为总长，他经常处在“夹缝”中，无所适 从，又百思不得其解。
　　1967 年，毛泽东要在 7、8、9 三个月外出巡视，周恩来和政治局的许多 同志出于安全的考虑，都劝毛泽东不要去武汉。但毛泽东胸有成竹，一旦下 了决心，任何人都难以使他改变主意。同时毛泽东还决定要杨成武陪同去， 他说：“没有关系的。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 了。”周恩来还特意关照杨成武：“你的任务是当好联络员和保证主席的安 全，直接同我联系。”
经过沿途巡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已心中有数。一天，他
把杨成武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内，同他谈了对“文革”的一些意见，指出：“文 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杨成武一路上跟 随毛泽东，毛泽东的一些精辟见解，使他愈发感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天，毛泽东翻看报纸，突然他的手停住，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 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 万万岁！”
毛泽东的话本来很幽默风趣，但在场的人却没有笑的——人们都不敢
笑。因为这涉及到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接着，他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 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毛泽东的态度，令人吃惊。屋里静得可怕，因为这是在场的人第一次听
到毛泽东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难怪，杨成武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回北京筹备庆祝“八一”建军节，回 到北京，叶群见到杨成武就带着讥讽的口气说，“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 来的？”又说：“主席最近讲到林总什么事了没有？”
　　杨成武听了叶群的话，马上想起“谁封我四个官啊？??”也想起“什 么永远健康??”所以只好摇摇头，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谁知因此 而得罪了林彪夫妇，以致后来屡次向毛泽东进谗言，以“排挤别人，抬高自 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萧力（李 讷）要夺他的权”等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杨成武，最终以黄永胜取而代之。 这都是后话了。毛泽东几次谈到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打算 1968 年春天或稍迟些开党的“九大”。并指示周恩来负责筹备工作。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杨成武火速赶赴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王、关、戚” 的种种劣行①。
　　
毛泽东听完，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见他进来，放下手中的
线装书，说： “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周总理，‘玉、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
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接着他又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
有无转变。” 周恩来认为事不宜迟，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
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对林彪一伙来说，如同发生了强烈地震，因为关锋同林彪的关系极为
密切，林彪已经拟定他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此可见，林彪看中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清除的人。其实，林彪是很善
于搞两面手法的，有一次，秘书向他汇报，在一份上送毛泽东、周恩来、中 央文革的文件中，称林彪为“副统帅”，林彪立即表态，“划掉！”当秘书 说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时，林彪断然命令：“一 律划掉！”叶群在一旁说“这一条不能勾”，并说明“理由”，林彪不耐烦 他说：“好了，好了，不划掉这个提法就是了！”还有一次，他对秘书说：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秘书说：“我印象 中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 而精。”林彪听后颇为得意地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 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有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 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重要。”
真是这样吗？请听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的话吧。她说：“如果不设国家
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由此可见，“谁封我四个官啊？”表达了毛泽东复杂的感情。初听幽默，
实则是讥讽，因为毛泽东是最高领导，谁还能封他呢？细想起来，此话又对
林彪题写“四个伟大”的举动颇含疑忌。这也正是毛泽东后来逐渐发现林彪 图谋不轨的基础。
这是毛泽东 1967 年说的话。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的
卡博、巴卢库时的讲话和 1970 年 12 月 18 日在接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的讲 话，可以说是对这句话“谁封我四个官啊？”最好的说明。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 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毛泽东对斯诺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当斯诺说：“我有时 不知那些搞得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实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 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 信那一套呢。”
　　1970 年 8 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毫不隐晦地说：“什么‘大树特树’， 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 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 嘛。”
如果把毛泽东对林彪讲的这些话连起来推敲一下，就更能显示“谁封我

四个官啊？”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 “谁封我四个官啊？”用的是明知故问，即把自己和对方都明确的问题
故意提出来，以取得无可辩驳的说理效果的一种说理方法。这也是毛泽东常 用以说理的方法之一。

【注】
　　主、关、戚的种种劣行：指 1967 年 8 月，王力、关锋、戚本禹掀起了一 股冲击外交部的狂风。8 月 7 日，王力在外交学院讲话，挑动学生冲外交部， 揪陈毅。8 月 16 日封了外交部的大印。8 月 17 日，押着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乔冠华游街。8 月 22 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我有两条罪状。”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 了，得意忘形，冲昏头脑喽！”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都有一 份，包括毛泽东在内。”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 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
以上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前后讲话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惯例：无论任何人，不管地位多高，绝对
不敢指责毛泽东犯过什么错误。此乃党内第一大忌。正如彭德怀所说的毛主 席“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彭德怀竟敢“冒天 下之大不匙”，那还了得！难怪毛泽东气愤地说：“你骂了二十天，指名道 姓，喋喋不休，你要怎么样？”
　　加上彭德怀 7 月 14 日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数万言的书信（毛泽东给这封 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标题），使问题的严重性更加深了。
　　面对这种种情况，1957 年 7 月 23 日上午 9 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用辟裂的嘶哑声音说：“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一塌 糊涂。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 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 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大少，头 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 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 药一吃就不紧张。”
他接着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
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去，我 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去！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 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 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
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堆事没管。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我无盾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讲到这里，毛泽东哽咽了。全场一片肃静。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 可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 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空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 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谭老板，你那大炮 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说到快，马克思也 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 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 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 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 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也会象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
　　
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 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 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如讲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 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 题。我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几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 了。”
　　27 日和彭德怀争吵了一通。这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但后来 毛泽东冷静地思索了他与彭德怀的那场争吵，内心充满了愧疚。1965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请彭德怀到中南海住地。一见面就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 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 理因为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原来毛泽东要彭德怀去西南地区，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所以毛泽东对 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 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 誉。”
毛泽东还特别向周围的中央领导同志说：“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
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庐山会议的情况复杂，斗争激烈，毛泽东的处境也相当困难，心里千头 万绪起伏跌宕。然而不论是对历史的回顾，对问题的分析，还是自我批评， 都让人感到入情入理，易于接受。就是数年后对彭德怀的安排和谈话，也给
人一种坦诚相见、推心置腑的感觉。真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