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1958 年的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北戴河会议提出年产一千零七十 万吨钢铁的高指标，几千万人上山搞小高炉，用砖瓦石灰窑炼铁，报纸也是 天天放卫星，结果不仅白白浪费原料燃料，也打破了平衡，使产业结构失调。 比如电力，轻工业的生产受到影响，能源缺口，市场紧张，财政亏空，钢铁 元帅升帐，也使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农业上提出亩产万斤粮。就连有名 的科学家都公开写文章，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高 产。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热到什么程度！
　　这种气候、这种温度势必就造成了弄虚作假。水稻要亩产万斤，只好把 几块地里的稻子堆到一块地里。
　　毛泽东自己也说：“提倡敢想敢于，‘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钢 铁要翻番，不料槁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忘记 了，本末倒置。”
国家的形势，经济的状况，群众的生活??都使毛泽东感到忧虑。所以
——
　　1959 年 7 月，在庐山，毛泽东请来了四位“高参”来商讨国家大事。这 几位都是毛泽东认为最投合而又有见地的人物。
其一，周小舟，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最赏识的秘书，连“小舟”这个名字
还是毛泽东赐的呢。 其二，李锐，是毛泽东的同乡，颇有些独到见解。曾任水电部副部长，
后又做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1956 年至 1957 年，有人主张长江三峡大坝上
马，只有他反对，最后毛泽东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三峡工程缓建。周 恩来也很赏识他的反潮流精神。
其三，田家英，号称巴蜀才子，从 1948 年开始就给毛泽东当秘书，从不
随声附和，有时还敢同毛泽东顶撞几句，是一个鲠骨之士。 其四，周惠，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大跃进中没有乱来。他管粮食，把关
把得紧，农村公共食堂从不搞放开肚皮吃饭，所以特意要他也来庐山参加会
议。
　　1959 年 7 月一天晚上，在美庐，毛泽东召见了他们。他们四人从左右两 边把毛泽东围定，毛泽东坐在中间沙发上。
当毛泽东听到田家英学着劳动模范罗世发的腔调说：“水稻要亩产万斤，
哪个鬼儿子哄你，只好把谷子往田里堆！”便哈哈大笑起来。笑罢，又摇摇 头，用力在烟缸里按灭烟蒂。他说：
　　“一九五八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于，‘八大’二次会议达 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 毛泽东今晚兴致颇高，他让服务员捧来自瓷瓶的茅台酒给众人一一斟
满，以助谈兴。毛泽东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抿抿嘴，说道： “一九五八年的毛病，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现在看来，陈云那个‘先
市场、后基建”的意思是对的。六亿五千万人的衣食住行没有安排好，出了 一点乱子。我是始作俑者喽！怪不得下面工作的同志。”
　　室外下着小雨，室内却是阵阵笑声，毛泽东更是笑声震耳。他忽而正色 道：
“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

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 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 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 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 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 大难’！”
　　毛泽东随即吐出一口烟，专心思索片刻，叹道：“国乱思良将，家贫念 贤妻。”
　　就当时的具体情况看，“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恰如其分地反映 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优虑，也表达了他迫切扭转局势的决心和愿望，当然也说 明了毛泽东对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寄予的信任和厚望。一种思古图 变的情怀尽含其中。这也是毛泽东巧用对偶使语言产生良好效果的一个范 例。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这是毛泽东听到罗荣桓去世的消息，异常悲痛，夜不能寐的情况下写成 的《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罗荣桓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毛泽东正在中南海颐 年堂会议室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泽东 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毕，毛泽东当众说：“罗荣桓同志是一九
○二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 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 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一个人盖棺可以论定的话，那么这就是毛泽东对罗荣桓一生的人 格和事业的评价。但这决不是官场话，而是出于内心的肺腑之言，因为毛泽 东与罗荣桓的友谊，早在井冈山时期已经形成了。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 罗荣桓一直坚持毛泽东关于官兵一致、连队建党等一系列军队政治工作的原 则，是红军中最著名的政治工作者。辽沈战役中他坚持贯彻毛泽东先打锦州 之敌，造成关门打狗之势的作战方针，抵制了林彪先打长春，赶鸭子式的作 战计划。为此毛泽东在诗中说：“战锦方为大问题。”
解放后，毛泽东先后提名罗荣桓任公安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干
部管理部部长。鉴于罗荣桓的健康每况愈下，毛泽东又郑重地作了批示：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 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以持久。请考虑。


　　毛泽东对罗荣桓是一往情深，而罗荣桓以他几十年的作为和人格，也确 实当之无愧。直到他临终前还一再嘱咐家人：“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 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看看孩子说：“我没有遗 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 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昏迷中，他还在不断地重复着说：“我 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了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所以毛泽东说他“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又在诗中说：“君今不幸离
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去世如同失去左膀 右臂的沉痛感情。
　　说真话、讲实话，是感人的前提，是语言成功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对罗 荣桓的抚慰和评价，之所以感人至深，正是具备了这一特点。
　　
“我当你的保皇派。”


　　两把菜刀起义的贺龙元帅，驰骋疆场几十年，曾使敌人闻风丧胆，却没 料到竟死于“文革”之中。
　　1966 年 8 月林彪一伙炮制了所谓“八·二五”反革命事件，他们以追后 台的名义，把矛头指向了贺尤。并且恶人先告状，让吴法宪向毛泽东写了诬 告信，说什么“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诬蔑贺龙是“黑 线人物”，“要篡党夺权”。
　　有一天，毛泽东把贺龙找去，把吴法宪写的诬告信交给他，要他看看。 并说：不要急，慢慢地看。等贺龙看完了，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 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 联系群众。并风趣他说：“我当你的保皇派。”9 月 19 日，毛泽东又对贺龙 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12 月 28 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亲切地招呼贺 龙到前面坐。贺龙很坦然地坐到了毛泽东的身旁。
　　“我当你的保皇派。”体现了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也表达了他对贺龙 的支持和保护，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对贺龙的作用和价值的认识。毛泽东始终 认为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我看
对贺龙同志是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 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要保护你呢。”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 上，又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1974 年又对邓小平说：要给贺龙平反。
1974 年 9 月底，给贺龙恢复了名誉。1975 年在贺龙逝世 6 周年的时候，中央
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我当你的保皇派”，是活用旧词。“保皇派”是古代喻指忠君的词，
毛泽东活用旧词，以表情怀。

环顾左右而言他


　　1971 年 7 月 9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 斯但的一架专机，秘密访华抵达北京。这是二十多年来中美之间第一次出现 的一种解冻征兆。这对中美双方甚或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四十八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举行的第一轮会 谈，从下午 4 时持续到晚上 10 时。第一轮会谈一结束，周恩来便带领中方人 员到了钩鱼台另一座楼，并立即让玉海容打电话给毛泽东，问什么时间去向 他汇报。毛泽东说马上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1962 年他曾任我驻英国 使节（当时中英尚未建交）。1967 年、月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 “文化大革命”，由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保护，才幸免于劫难。1970 年 11 月，出乎他的意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主管国 际形势的研究。他在去中南海的路上想，毛泽东找他去，一定是要了解国际 形势，所以，一路上他在脑中迅速地筛选着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 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
　　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兼书房。毛泽东身穿浴衣站 在屋子当中。周恩来握了握毛泽东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 毛泽东说：“我不困。”熊向晖握着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泽 东笑容满面他说：“马马虎虎。”
周恩来告诉他基辛格到了，并准备汇报会谈情况。
不想毛泽东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根深褐色的小雪前，唐闻生为他点燃。他深深吸
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们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毛泽东 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泽东轻松他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五十
二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 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 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了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
结果毛泽东又问：“你在总参某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
熊向晖回答：“黄永胜。”但心里却琢磨：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 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毛泽东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熊向晖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
总长提到过我。” 毛泽东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熊向晖答：“今年 4 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指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 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讲具体是哪一篇。 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泽东说：“我指的是你那一篇。你读过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满以为毛泽东谈到这里，该听周恩来汇报了吧。不料老人家，抽
着小雪茄，继续同他“漫谈”。

毛泽东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为了及早让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便想一下子把知道的情况都谈
出来，于是他向毛泽东说：小结是王新亭副部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 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工作以来，毛泽东思想 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 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 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 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泽东“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 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 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 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 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槁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 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
些？”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当毛泽东沉默了一会，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
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
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槁鬼，黄永胜讲了没有”时，熊向 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 回答：“没有。”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因为熊向晖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对这些事毫不知情，只好回答：“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周恩来：“那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的
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当他听周恩来说一共发了六十多份时，又说：“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 一级干部的。而他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用右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
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①，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
‘鬼’。他们还有后台。” 这声音活象原子弹的爆炸声。“他们的后台”是谁？ 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恩来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
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予批 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 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 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 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 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泽东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他又说：“我 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 挑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有 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
　　
作风。” 熊向晖心想：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泽东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基 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报。这时已是 10 日凌晨 1 点零 5 分了。等周恩来离开毛 泽东的住所时，已经两点多了。
　　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一般人看来是一桩大事，不仅关系到中美双方，也 关系到世界风云。而毛泽东却偏偏撇开这个主题，用很长的时间，很艺术的 方式，先了解林彪的“五个大将”的问题，并作出他们还有后台的结论。这 在当时来说，确是“题外话”，而对主题，反而说“那个不忙”。这确是毛 泽东的独特和伟大之处。也正是他的胆略、魄力和决断的最好写照。
　　毛泽东运用诱人法，先不接触正题，而是由远及近，逐渐向正题转移， 这是毛泽东谈话的一种艺术方式。

【注】
　　庐山的事情：指 1970 年 8、9 月间，在庐山举行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 会上陈伯达伙同叶群以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处煽风点 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泽东气愤他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 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林彪一伙的夺权 丑剧。会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 检讨。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35 年 6 月 26 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 明确指出红军主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煮却主张依 托懋功地区向川康边境发展的战略方针。会上对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展开了 斗争，张国焘理屈词穷，不得不表示接受中央的战略方针。但是，会后张国 焘却背着中央私自召开会议，抗拒中央方针。8 月 4 日，中央又在毛儿盖附 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会后，一、四方面军混 合重编，组成了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 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由张国焘率领，红军总司令朱德， 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同左路军行动；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四 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随同行动。
　　8 月下旬，右路军通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到达川北的巴西。可是张国焘 的左路军拒绝北上，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负责同 志。
　　9 月 3 日，张国焘发来电报，借口白河涨水无法渡河，命令部队停止行 动，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而重提他原来向西向南推进的主张。毛泽东召开 中央委员会（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同意他的观点），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 上，并提出派人支援张，帮他渡河。
9 月 9 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助手、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洽发了一
份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会议上发言。 结果，电报由一名译电员译出，并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想把电报交给陈 昌浩，陈说：“等一会，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电报似乎很急，所以叶剑 英就看了一眼，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叶剑英借口上厕所，走开了。其实，他转身来到一二百米开外的毛泽东办公 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抄了一份，告诉叶别让人知道他已了解电 报的内容，并对叶剑英说：“你干得漂亮。”
叶剑英回到指挥部。陈昌浩正在台上讲话，会议仍在进行。叶剑英机灵
地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的秘书。
　　9 月 9 日下午，大约应陈昌浩的要求，毛泽东和他见面了。陈昌浩向毛 泽东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毛泽东竭力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但陈昌浩 “对张唯命是从，毛根本劝不动他”（杨尚昆语）。
毛泽东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决定不改变方向，并又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
报，要求他坚决执行中央原定计划，前来和他们会合。于此同时，毛泽东必 须做好必要准备。为了给即将进行的活动打掩护，派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 如果部队要回头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整个部队在 10 日天 一亮就去地里割青稞。“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心，”杨尚昆说，“他未感到需 要特别警惕，毛只有那么点人，不敢自行离去。”
　　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叶剑英和杨尚昆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 不能引起怀疑，还要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即带上情报局的地图 和人员）一起走。
　　凌晨二时，叶剑英和杨尚昆悄悄地溜出了指挥部营房，并让警卫员带着 驮有行装的骡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在半夜 1 时 30 分离开 了。
　　
　　陈昌浩发现毛泽东的人逃走了。他看了看徐向前司令，说：“出了一件 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回答说：“你 见过红军打红军的吗？”
　　陈昌浩没有派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 人到巴西去。
　　毛泽东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这时年 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示威。
　　毛泽东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他 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 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10 日上午 8 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 向北进发。
　　这是历史上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一生中最黑暗的 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钩一发”的时刻，是关系到长征成败、红 军生死攸关的时刻。叶剑英秘密地传送密码电报，使毛泽东和党中央争取了 时间、争取了主动，及时采取了措施和行动，从而避免了我党、我军的一次 大劫难。他以他的胆大心细，大智大勇，周密运筹，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挽救了毛泽东。以致几十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并用“诸葛一生唯谨慎， 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诗句，对叶剑英同志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解放后，毛泽东亲自提名叶剑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解放军训练总
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等要职。直到他生命弥留之际的刹那间， 还特别示意让人把叶剑英找到身边，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想说什么， 可又说不出来??大概直到这时，他依然坚信叶剑英象诸葛一样谨慎，象吕 端一样清醒。想把最重要的遗嘱告诉叶剑英。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既是引用，又是诗句。在毛
泽东的语言中，这两种表达形式的语言是枚不胜举的。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在他写的《邓小平》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邓小
平 1973 年 4 月 12 日复出后，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宴请诺罗敦·西哈努 克亲王的招待会时的情景：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头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 力??。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人，正在三五 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 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 相反他正在察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


　　难怪江青说，邓小平这个人，表面上话不多，但硬得很，在她面前很少 让步。1974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批评江青说：“不要设 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给人戴大帽子，不好 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这话正是说邓小平硬得很 的意思。
197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说：
“我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 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 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旁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
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 慢慢改一改吧。”
毛泽东与邓小平风风雨雨相处几十年，对邓小平的个性非常熟悉，“柔
中有刚，绵里藏针”这一评价，可以说是一个绝妙的概括，形象的写照。 邓小平“文革”中被打倒了，当了七年的“中国二号走资派”。一家人
在江西南昌过了三年半的监护生活。1973 年回到北京，3 月 7 日恢复了党组
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党的 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不 久，用“四人帮”的话来说，邓小平的钢铁公司便立马横刀，步步紧逼。1975
年 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迫使王洪
文作了自我批评，江青作了检讨。 会后不久，在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时，邓小平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
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泽东满意他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毛泽东又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说：“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还说：“反对的人总是有的，
一定会有。” 邓小平一生的作为姑且不讲，仅上述情况已不难看出他表面上话不多，
但硬得很的个性。这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吗？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这是毛泽东哲学语言的艺术化，内容是哲学
的，语言是艺术的，这是毛泽东在表达较为复杂的意思时常用的一种语言表

达艺术。

“人贵有自知之明。”


　　四届人大前夕，江青等人以决战的姿态，加紧活动和部署。江青一方面 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 她发号施令的实权；一方面以自己仅有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加紧筹划和插 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她写信向毛泽东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 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原青 岛市纺织女工）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她抓住“风庆轮”问题（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并逼迫邓小平表态，搅得政治局会议无法进行。
　　她向王海容、唐闻生散布邓小平为“风庆轮”问题和她争吵，然后扬长 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稿串连； 周总理在医院并不全是养病，常和小平、叶帅在一起，总理是后台???并 让王、唐二人向毛泽东汇报。
　　江青要王洪文尽快乘专机赶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情况，争取毛泽东的支 持。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汇报，只是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毛泽东对王海容、 唐闻生的汇报作了如下指示：
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
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对江青的来信作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 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八天后，毛泽东又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①。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 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 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1975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委员会上说：“江青同志党内的一大半 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翟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 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很难。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 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象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 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对江青到处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盗用毛泽东的名义下指示，乱发 号令非常不满，他曾多次指出：“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
　　
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 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 么材料的。”
　　从毛泽东历年来对江青的批评，以及江青最后的下场，都说明毛泽东以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老话来规劝和告诫江青是非常准确、贴切、生动的。


【注】 李固给黄琼书：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
任。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招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催促，才 继续向京城出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这封 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做，另一方面针对 当时名士专靠名声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 劝告诫。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 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信实际上否定了她的这种 要求。

“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


　　这是 1975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十个月，刚刚回到北京，召 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时讲的话。他本来是针对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中只 批经验主义，而只字不提批教条主义说的。实际上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 修正主义，而教条主义的危害历史上已有多次教训，且危害是多方面的。毛 泽东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 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 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 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偌大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会，自然是要研究重大问题，从毛主席在会上的 整个谈话来看，反教条主义是其要强调的重大问题之一。毛泽东没有从正面 郑重其事地提出问题，却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提出来，举重若轻。
而实际上当时的政治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原来 1974 年 12 月毛泽东在长沙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周恩来和王洪文谈 话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 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谈，然后写 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 知道。”毛泽东本来是从林彪事件的教训中，感到解决这类问题的必要性的。 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 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 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写马列主义的书。”
可是，张春桥、姚文远却惜题发挥，想利用这个“理论问题”，组织一
次对周恩来的新的进攻。当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但他们仍不让他得到一 点点安宁。他们借机提出“反经验主义”，煞有介事他说：“经验主义是当 前的主要危险。”
1975 年 3 月 1 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4 月 1 日张春
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新华社《关于报告学习无产阶级理论 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 验主义作为学习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
毛泽东阅后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 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 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 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所以毛泽东外出休养十个月，刚刚回到北京就召开了这次在京政治局委 员会议，而且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把开会的主题端出来：“好久不见了，
　　
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 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 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写了。对不起 春桥。”
　　毛泽东讲的张春桥的文章就是 4 月 1 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 政》。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 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就是指那份《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 题的请示报告》。
　　会上，毛泽东讲了党的历史，指出：“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 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 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反复重申“三要三不要”，接着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 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 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要自我批评。”
　　还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 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这次政治局委员会，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但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很明 显了。
“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一语既说明了毛泽东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举重
若轻的气魄和胸襟，嘲讽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又体现了他一贯的幽默风趣的 语言风格。

“你办事，我放心。”


　　1976 年 1 月，毛泽东已卧床不起，言语含混不清。但当他从毛远新的汇 报中得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他毅然作出了提名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 席、国务院总理的重大决断。不久，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向他汇报 了国内的混乱局面，这时，毛泽东含混地吐出了几个字：慢慢来，不要急。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只好拿起铅笔在一张白纸上歪歪 斜斜地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从而确定了华国锋接班人的地位。 这时的毛泽东虽已生命垂危，力不从心，但他的思路清晰，他的语言发
音虽含混，可语义是明晰的，且很有分量，很有分寸，很有根据的。 原来华国锋出生在 1921 年，是“党的同龄人”。十七岁就离家参加了抗
日游击队。十九岁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 合会主任，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五岁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 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人们常称他为“华政委”。
1949 年 8 月华国锋被任命为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从此， 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年。1952 年被调任湘潭县委书记，之后不久被提升 为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1954 年担任湘潭地委书记。
1955 年 7 月，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报告后，连续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
《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 章。这些文章在毛泽东读来，倍感一种故乡泥土芳香的亲切感，华国锋的名 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华国锋。而且以后 毛泽东每次去湖南，华国锋总是陪伴在左右。
同年 10 月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
大会议，还让他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自此，华国锋给 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次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哪！” 华国锋显得很拘谨，而且不好意思。毛泽东见此情景说：“你是个老实人！” 华国锋回湖南不久就被提升为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9 年 6 月，毛泽 东途径长沙时接见了华国锋。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 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 年 10 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 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 克服骄做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 南稳固的地位。1969 年华国锋进入中共“九大”主席团，并成为九届中共中
央委员会委员。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向斯诺提及了华国锋，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 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先后他担任了湖南省委第 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林彪叛逃身亡后，华国锋被调到北京。1972 年公安部长谢富治病逝后， 他担任公安部长。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少 言而平和，他进北京后安分守己，既不与“四人帮”有什么瓜葛，也不与周 恩来。邓小平等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他唯毛泽东之命 是从。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垂危之际，难言之中，写下“你办事，我放心”是 切中下怀的，这句话确切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看法：“你是个老实人！”
　　
并确信他对自己的忠诚。 “你办事，我放心。”这是近乎古代君王临终前写的“遗嘱”，这种语
言的特点是：准确、精练、不容置疑。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是毛泽东的下级，又是他的战友，在毛泽东眼里，彭德怀是一位 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毛泽东对他从来是用而不疑的。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使人民军队的声威大震，鼓舞 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但由于战役后期指挥上出现一些失误，八路军 伤亡较大，作为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彭德怀很难过。在党的“七大”时， 他对毛泽东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毛泽东肯定他说：“华 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彭德怀又说：百团大战后 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 些。毛泽东则说：锻炼了军队。
　　1947 年 3 月，胡宗南以二十三万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此时，身为军委 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提出：在军区司令员贺龙来回延安前，由他指挥西北 野战军二万余人的部队作战。毛泽东欣然同意。在激烈的战斗中，彭德怀与 敌周旋，大胆指挥，有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情况，对毛泽东的指示略作 变动。毛泽东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支持他临机处置的决断。彭德怀指挥 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一举歼灭蒋介石的王牌 “铁军”整编三十六师两个旅，使形势大为改观。
对彭德怀驰骋沙场、英勇善战的英姿雄风，毛泽东深为赞赏，所以他为
彭德怀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正是基于对彭德怀的这种高度信任和赞扬，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一爆
发，毛泽东就委任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赴朝指挥作战。这是我国
第一次派遣部队到邻国作战，面对的又是以美国为首装备精良的十几国组成 的侵略军，而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战争后刚刚建国，能否打败侵略者，没有绝 对把握。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彭德怀发了大量作战电报，但总是在电文末尾注 明“按情况酌定”、“酌办”这样的语句，给彭德怀以极大的自主处置权。 彭德怀一走马上任，就充分行使了自己的职权，在志愿军出国前，当他了解 了敌方兵力情况后，立即要求改变方案，将原来先出动二个军、二个炮兵师 的方案，改为把已经集中的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全部出动。部 队抵达朝鲜境内后，根据敌情新的变化，又电请增派二个军入朝。这样，由 于六个军全部渡过鸭绿江，对战争初期制止敌人的高速进攻起了重要作用。 彭德怀采取适合当时情况的作战方针，指挥志愿军沉重地打击敌人，当战线 推到三八线以后，他考虑到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断然下令停止追击，实 行毛泽东制定的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上来，彭德怀的这 些精心计划，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最后，终于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一诗句，给我们描绘出一位威震敌 胆、虎虎生风的大将形象。“横刀立马”能使我们联想到手持青龙偃月刀的 关云长，喝断桥梁的张翼德??诗句简洁精练，立体感强，把彭德怀的形态、 气质、胆魄简笔投影，形态毕现。“唯我彭大将军”又说明毛泽东对彭德怀 的高度评价，说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军事才能、指挥艺术及赫赫战功的由衷 肯定。这正如毛泽东对彭德怀当面说的：“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 将领，在革命的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
支持，是帮助了革命。” 运用诗句造型、评价也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一大特点。如对叶剑英用的

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而对周小舟、田家英等四人用的 则是“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等等。

“有了鸡何愁没蛋呢？”


　　毛泽东历来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对他们的生活和健康给予无微不至的 照顾。
　　在长征中，周恩来身患重病时，毛泽东命令彭德怀想办法将周恩来抬出 草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在重庆做统战工作，毛泽东又打电报，要重 病新愈的周恩来多休息，注意节劳。
　　抗战初期，徐海东因病在延安休养治疗。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 亲自派人给徐海东送了几块钱，嘱咐他买些好吃的。当徐海东重返前线后， 又旧病复发，毛泽东又给徐海东打去电报，一再叮嘱要“静心养病，天塌不 管”。
　　此外，抗战时期，罗荣桓因严重的肾病急需治疗，毛泽东从安全角度出 发，要求尽量不要去上海治病。当徐向前在华北前线生病时，毛泽东甚至对 于什么时候适于接徐向前到后方治疗也作了具体安排。当 1937 年徐向前作战 失利，一些人埋怨他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一个光杆司令还回来干什么时， 毛泽东接见了他，并爽朗地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 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呢？”并鼓励他说，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将来决 不只是率领二万人马，而是要率领二十万、上百万人马。只要有革命骨干， 部队还会发展起来的。徐向前被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关怀、爱护的话语感动 得热泪盈眶。
建国以后，毛泽东又为病重的粟裕是在青岛还是在北京休养较合适而操
心，并为带病工作的罗荣桓设计了“少开会、甚至不开会”的工作方式。对 于积劳过度、因病休养的任弼时，毛泽东曾专门送红鱼供他观赏。而对于只 顾打仗、对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彭大将军，在抗美援朝初期，毛泽东曾几次 打电报，要他注意构筑坚固的防空洞，并且要“立即修建，万勿陡忽”。
1941 年，毛泽东写信给谢觉哉，劝他和林伯渠工作和生活要有所调节，
“务不过劳”。为了照顾这些老同志的身体健康，毛泽东曾亲自去边区政府， 或用车把他们接到自己的住处来。1947 年 3 月，徐特立撤离延安，当毛泽东 听说徐特立没有热水瓶时，立即转身从自己仅有的两只热水瓶中拿出一只送 给了徐老。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基本思想就是：“有了鸡何愁没蛋呢？”
他这句寓意深刻的话，曾一下子卸掉了徐向前的包袱，使他激动万分、热泪 盈眶。关怀爱护变成了动力。半年之后从抗日前线传来喜讯——刘伯承、邓 小平、涂向前从前线发来电报：太行山地区部队由几千人壮大到几万人。毛 泽东“有了鸡何愁没蛋”的预言实现了。
　　“有了鸡何愁没蛋呢？”这是一句比喻，它却形象他说明了在一切因素 中，人是决定的因素，说明了干部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毛泽东对广大指战员 及广大革命干部的重视、关怀和爱护。所以喻巧而理至”也是毛泽东语言的 艺术特色之一。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
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 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 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 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 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子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 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 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象齐白石这 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 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 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 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 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 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 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看了这封信，我们已知大概。原来，1958 年年初，一次刘少奇在与毛泽 东闲谈中，谈到了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刘少奇以这首诗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证明，毛泽东对此持有异议。 之后，毛泽东翻阅了《全唐诗话》、《旧唐书》等书，特别详细地查对了贺 知章的生平，发现均无不带家属的记载。
　　1958 年 2 月 10 日上午，毛泽东便写了这封信给刘少奇，讲了自己考证 的经过和所得出的与刘少奇截然不同的结论。随信，还给刘少奇送去了那本 载有贺知章传的《旧唐书》。
　　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除了毛泽东治学态度的严谨外，其考证的 文字是十分缤密的，这种缤密的语言，恰恰是科研中不可缺少的宝贵的东西。
这封信以精确、缜密的语言，从五个方面作了考查论证。 首先，从贺知章“老大回”——老年辞官返归故里的年龄（查证时年已
八十六岁）为大前提，以他儿子的官职（会稽司马）为佐证，推断了“儿童” 不可能是贺知章自己的儿女。那末，“儿童”指谁呢？一种可能性是他的孙 辈或第四代，另一种可能是邻人家的孩子。这种推理是很有说服力的。古代 的回乡诗中也有类似的诗句——“邻人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其次，从贺知章在长安为官数十年，又“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 推出“不会没有眷属”。
　　再次，设想意外的可能性：一是中年丧妻，二是贺知章信道教，“也有 可能屏弃眷属”。这两种想法虽系设想，都是有道理的。
　　又再次，用排除法，从反面作出两种推论：一是高龄人生活不能自理， 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二是贺知章性情洒脱，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 人物，也不可能长期独处。
　　最后，以历史文献为据，并无官吏禁带眷属的记载。信尾附言，随信又 送去备查的《旧唐书》，其中有《贺知章传》。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一封短信却论证了一件文学疑案，有史料可据， 有科学推理，既从这些推论中得到正面的可信的论据，又从这些推论中找不 出什么漏洞，本可以最后作出判断，但毛泽东还是说：“请你再考一考，可 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
由此可见，论证严密、语言分寸感强——缜密，是这封信的突出特点。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成为核大国，成为世界各国敬畏的朋友，这与毛泽东 卓越的战略思想分不开。早在 1955 年，他就把战略眼光集中到新兴的尖端科 学上来。1 月 15 日他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 业的问题。
　　地质部长李四光汇报了我国铀矿勘察情况，钱三强汇报了我国核物理研 究发展情况??
　　当钱三强讲述核原理时，毛泽东慢漫地吸着卷烟，和蔼地问：“原子核， 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钱三强回答：“是这样。” 毛泽东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呢？” 钱三强无言以答。
　　因为这个问题，还从未有人提出过。稍微停了下，钱三强说：“根据现 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 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毛泽东微笑着从容他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 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微笑着，“现在，实验室
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当彭真向毛泽东介绍“三强的父亲，是钱玄同”时，毛泽东说：“知道。 但是没见过面。”又说：“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序言就是你父亲写的。钱 教授在这篇文章里，反驳了他的老师章太炎。他这种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 是很可贵的。”
毛泽东在大会总结性发言中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大力发展原
子能研究工作。”然后他把目光落在钱三强身上，“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 意给我们积极的协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我 们有了人，有了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苏联能够帮助，这很好。 不帮助，我们也一定于得好。”
最后，毛泽东举杯向大家说：“预祝我国原子能事业顺利发展，大家共
同干杯！”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反映了毛泽东对“一分为二”这一哲学观点
的坚信不疑，对科学的深刻见解和执著追求。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无数事
实和我们跻身于核大国行列的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预言的科学性。

“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1973 年毛泽东相继接见了二十多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 人，其中包括曾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在毛泽东的眼里，田中是个小弟弟。当周恩来把田中从休息室带到毛泽 东的扶手椅边时，毛泽东向他们两人示以欢迎的微笑。“你们的争吵该结束 了吧？”不等回答，他又说，“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田中壮着胆子说，而对一场中日战争 究竟是使中国遭受了“灾难”（中方的用词），还是仅仅带来了“麻烦”（日 方的提议）的争论避而不谈。
毛泽东一挥手让两位总理就坐，一面高瞻远瞩地说：“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请田中角荣喝点茅台酒。田中回答道，“听说茅台有六十五度，
不过我很喜欢喝。” “不是六十五度，而是七十度。”毛泽东纠正道，“谁给你传播了这个
错误的信息？” 接着，毛泽东又说：“顺便说一句，中国古代的东西太多了，让旧事物
束缚了你并不好。” 当田中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苦时，毛泽东不解地摇摇头，喃喃道：“如果
你必须走上街头作竞选演讲，事情远非简单。”毛译东把手放在这位年轻政
治家的肩头，“在街头讲话可是一件费力的工作。”因为毛泽东五十年前在 长沙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时也曾做过许多街头演讲的工作。所以他很有体会 地说：“保重身体。”
整个会见涉及许多问题。毛泽东还问到日本的议会制运行情况等，田中
都一一作了回答。很显然毛泽东的谈话，有意识地回避了历史，跨越了中日 战争，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处理中日关系。
处理中日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如战争性质问题、钓鱼岛
的领土问题等。中日总理会谈是非常重大的外交活动，可是毛泽东接见时的 谈话，初听起来近乎说笑话。本来是谈判，却说成是“争吵”、“吵架”， 针对田中误把七十度当作六十五度，毛泽东又借题发挥一语双关他说“谁给 你传播了这个错误的信息？”说错了酒的度数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桩，毛泽 东却故作正经地说成是错误信息，令人感到好笑。中日会谈尽管争论很激烈， 并且也不是看法完全一致，但毕竟取得了成果，这可以说是值得肯定的政治 外交进展，是很严肃的，何况中日之间相隔数十年没有外交来往，更是不容 儿戏的事，可毛泽东偏偏说：“不打不成交嘛！”用了一句开玩笑性质的中 国俗语。当然仔细掂量一下，这些话“貌似戏谑却深沉”。它出自一位处于 决策地位的大国领导人之口，不仅反映了诙谐、坦诚、平易的风度情趣，更 重要的是揭示了一位大国领导人心胸之宽广、气魄之雄伟、眼光之远大。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毛泽东喜爱古籍，他不但从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而且 批判地继承了其中大量的积累的民挨智慧和治国经验。他还向古人学习语 言，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中，以表达其深刻严谨的思想。
　　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业绩，曾使青年毛泽东向往，增强了他 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孕育了振兴中华的壮志，而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 广直至李自成等人的传略，使他得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 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
　　在他的藏书中，有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这部史书他生 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边角都磨破了，从头到尾满布批注、 圈点和勾划。他在读《新唐书》中的《姚崇传》时，看到姚崇向皇帝阐述关 于怎样治国的一段话，非常赞赏。认为它简单明了，是古今少见的十条政治 纲领。其中一些内容，对我们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书中不少地方， 还写下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许多批语。
　　中国的史书和古典文学，使毛泽东成为一代杰出的诗人和语言大师。在 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等篇目时，对文中的“表曲者景 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话语，他熟记 在胸，并向其他中央领导推荐，曾为不少同志引为箴规之言。在他的谈话中、 著作里，还常常信手拈来一些故事、典故，阐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 道理，通俗生动，警策凝练，引人入胜。他曾用《红楼梦》中王熙凤“舍得 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俏话来鼓励立志改革的人，他用林黛玉“东风压 倒西风”的话来说明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他还用“愚公移山”的 典故，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的标题，并生动他说明了 团结发动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道理。 毛泽东还善于古为今用。他从古籍中发掘出诸如“实事求是”、“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 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 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许多言简意赅的警 语，并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使之有的成为表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概括 语言，有些成为党内生活的原则，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具有 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如《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中，历数自由
主义和党八股的罪状的语言，大都是从古籍中借用的成语、典故等。
　　他还用《三国演义》中周瑜二十九岁当都督取得抗曹胜利的故事，说明 选拔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重要性，并结合许多其他事例，以“后来者居上”、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为中心，作了系统论述。他甚至用《西游记》中的人 物来讲解“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他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 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 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 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 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提到那匹白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 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值得我 们效法。并以此创造出他 1961 年 11 月 17 日写出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中的一些警句：“僧是愚氓犹可训”、“金猴奋起千钩棒”、“今日欢呼孙 大圣”。
　　毛泽东融汇贯通古代语言，如寓言、典故、成语、警句等，幽默诙谐地 用于他的著作、讲演、书信、谈话中，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 采用不同的风格：或通俗，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庄重 严肃，写出大量说理透辟、气势磅礴，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 克思主义著作来。
　　在他中南海的书房中，满框满架都是线装书，连他睡觉的那张特大的木 板床，也被古籍占去了一半。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在党的领导人中居 首位，即使是在近代革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但是他决不是信而好古，钻 进故纸堆出不来的学究。他能高瞻远瞩，立足于现在回溯过去，并透过过去 看清未来。毛泽东深深懂得，人们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不能也不应该割断 历史。他深切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有许多珍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给以总结，批判地继承。所以， 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在批评那些“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的党八股 文章时，同时提倡人们应向古人学习语言，而且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才行。 指出：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他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 汇和典故，并且批评了对于“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 的错误倾向。
　　
“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曾说自己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当然是毛泽东的自哦画像， 但这一勾勒粗描却是很奇特而形象的。话中自然含有诙谐、解嘲甚至反诘的 内涵。
　　他有马克思的革命精神、斗争意志、治学态度，他也有马克思的智慧才 能、胆识气魄，但同时他似乎认为，为了完成他的历史使命，有时必须要强 硬到几乎残忍的地步，甚至说他远远超出秦始皇，当温和妨碍他的原则和目 标实现时，他只有把它放在一边，对人的价值的关心隐藏在目标价值的背后。 因为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大多的鲜血和死亡，他的对手们从未对他发过慈 悲，他也决不宽恕不肯放下武器的敌人。他有顽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困难和挫折的挑战对他来说，简直象强烈的兴奋剂，能激起他更大的热情和 精力去拼搏。他感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 斗，其乐无穷”。从他一生的足迹看，他那桀骜不驯的个性和不讲情面的行 动，几乎使他的上级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但对他领导下的人来说，却是取得 最后胜利的象征和希望的化身。
　　同马克思和所有的领袖人物一样，毛泽东也善于鼓舞和感染别人。而这 种力量来源于他自己首先被崇高的理想所鼓舞和激励。他使人们意识到：为 了整体的利益和远大的目标，部分的暂时的牺牲是必须的，有价值的；并使 人感到，除了象他那样观察问题并跟随他以外，不可能有别的道路。
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存在决定意识、实践第一的观点坚信不疑，
而他自己身体力行，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写出一部部煌煌巨著。 他同马克思和其他领袖一样，不是从不失败，而是善于从失败中学习，
他不仅从胜利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而且从挫折中学会领导革
命。有人曾经问过毛泽东：你指挥打仗这么好，你是从哪里学了军事的？毛 泽东笑着说：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从来没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 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山上先打了一个小胜仗， 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的实践中总结经验， 才产生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他的许多军事名著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建国后，他还多次说过：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我自己， 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 不要信。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 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 弄清楚。直到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如何处理党内 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最终还是在实践中逐步掌握中国革命的
客观规律，把革命引向胜利的。 和马克思一样，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通晓多种
知识的伟大学者，他一生酷爱读书，但绝不是漫无目标的浏览，而是根据斗 争的需要和可能，象安排打仗一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他同马克思一样， 具备了领袖人物所必需的宽厚的知识基础。长征途中，因病躺在担架上行军 时还在读《反杜林论》，直至他逝世时，在他身边还放着战争年代出版的《共 产党宣言》。
他同马克思一样，具有坚定的意志和强烈的自信，这也是任何一个领袖

人物所必备的。毛泽东自幼年就显现出独立自主、敢想、敢做、敢为的品质 和强烈的自尊自信。他曾豪迈地宜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并在文章中说：“老先生最不 喜欢的是狂妄。岂知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 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他信仰马列主义，但对那些满口马列词 句而不懂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却绝不盲从，因为他认为真理不在他们手里。 他终于写出许多名篇巨著，从理论高度确立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宝库。“独立自主”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也是毛 泽东个性烙印的体现。
　　毛泽东同马克思一样，他集沉稳忍耐与果敢决断于一身。他讲话、走路、 办事从容不迫，大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之风度。越是在危急 的情况下，他越镇定自若，稳如泰山。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时，重磅炸弹震破 窗纸，泥土落满了桌子，他拂去泥上，继续伏案办公。在牵着敌人的鼻子转 战陕北时，经常要与敌人近距离行动。许多人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说：“大 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 怕什么？”
　　他的沉稳忍耐与果敢决断，还表现在他深深懂得一个成功的领袖必须知 道什么时候应该强硬，什么时候需要妥协，什么时候必须畅所欲言，什么时 候需要缄默不语。他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 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 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当时对是否去重庆，特别是毛泽东是否 应该去，议论纷纷，迟疑不决，毛泽东毅然果断地决定：去！
在延安时，有人间毛泽东：“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能否早
一些时候进行，使根据地和红军少受些损失？”他想了想说：怕不能。因为 事物有一发展过程，错误有一暴露过程。如果早一、二年，譬如说，五次反 “围剿”初期，虽然我已经看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 惑不少干部和群众。如果那时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那末 党内会发生分裂，在大举进攻我们的敌人面前，将对革命很不利。我们首先 必须照顾革命的大局，教条主义者虽然很错误，但终究是内部矛盾。只有经 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部分干 部的觉悟才得以提高，认识才一致，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瓜熟蒂落，水到 渠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才得以纠正，才会有遵义会议成功的转 折。
以上这些，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要做马克思的一面。 毛泽东要做秦始皇的一面，在建国后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后期表现得更明
显。1957 年的反右斗争，后来他曾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什么，他才坑了几 百个儒，和我们相比差得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情况复杂，但基 本事实是许多和他同时并肩战斗过来的老战友都遭到了不应有的析磨，甚至 连性命都保不住。
　　不过他毕竟是一位伟人，直到晚年，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是“山中无老 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谈到：想 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自己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 界人民去评论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 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
　　
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所以，毛泽东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实则是一句诙谐幽默的自我
画像，它以艺术的语言说明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话，有时是针对 那些攻击他的人说的，有时是有意自我解嘲的。他的这种犀利的幽默的语言 是来自他深刻的辩证法，并成为他语言的重要特色。这既能在顷刻之间推倒 隔开领袖与普通人的无形高墙，也能使论敌无处遁形。进行论战时，他很少 正面攻击对方，而是这里打一拳，那里踢一脚，从侧翼包围。最后再来一句 俏皮话，对方就倒了。如他在批林彪时说：说我讲的活一句顶一万句。不设 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 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伪、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 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1953 年 2 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武汉视察，时间虽然只有几天，却对湖 北、武汉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湖北人民中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最使人难以忘怀的，还是他那发自肺腑的爱憎分明、褒贬恰当的话：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2 月 17 日晚 8 时 10 分，毛泽东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少数 同志和他一起吃饭。饭后作了重要谈话。
　　他说，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 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 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象从汉 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
　　还谈到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 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上改中要保留富农， 为的是不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 互助合作。
　　还说，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 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最后谈到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并说其中
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 面对建国后这些实际情况和落后状态，毛泽东曾说：要提倡进步，反对
保守，反对落后。所以他反对所谓“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四大自由”。
他认为不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而要过渡，就 得实行改造。
所以 2 月 19 日上午 10 时，毛泽东又叫中南局的几位领导同志来到他的
住所谈话。他以非常鲜明的语言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 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 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 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 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 要扫除。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毛泽东从提倡进步、反对保守的角度，明确他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
房子（指甲所、乙所）象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 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毛厕，要有抽水 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 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懂的劲头可大 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在谈到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时，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 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 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毛泽东在视察中，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肯定了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 作法和经验，提出了征服长江的规划。当谈到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时。长江 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汇报说，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二百年才能淤 死。毛泽东沉思后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两百年太少了！又对治
　　
理黄河提出除害、兴利两大任务。为了把中国改造建设成进步的中国，毛泽 东有许多宏图伟愿，对治理黄河他曾踌躇满志他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 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1964 年，毛泽东在年逾七十岁高龄时，还打算徒步、 策马从黄河入海口上溯黄河源，对黄河进行实地考察，并指示身边人员练骑 马，查资料，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也是 他“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动力 源泉。语言爱憎分明，褒贬得当。这正是毛泽东的语言总是分场合、看对象、 讲分寸的特点的体现。
　　
“不用急，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