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中共党史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 一。《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正是以纪实笔法反映中共早期领导 层的重要情况，主要是写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与中共几代领袖人物陈独秀、瞿 秋白、李立三、王明之间在工作上的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同时，也写到他 们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是如何为救国救民，寻找革命真理，而奔 走呼号，以及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毛泽东 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以大量史实客观地阐述了毛泽东怎样把马列主义 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怎样独创性地执行中共中央以陈独 秀、瞿秋白、李立三为核心制定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又怎样从 实际出发分别抵制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错误路线，在局部地区把“枪 杆子”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先是在井冈山建立了 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接着在赣南、闽西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艰 难曲折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在军事上取得了粉碎国 民党军几次大“围剿”的辉煌胜利。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一开始就 推行错误路线，而且统治全党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根本否定以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道路，不断排挤、打击毛泽东等一大批干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一个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断送了，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战略 大转移。
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特别是在湘江惨败之后，亲身经历前四次反“围
剿”胜利的广大指战员已经意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排斥毛泽 东军事领导的结果。他们纷纷要求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以挽救中央红 军面临的危局。毛泽东顺应广大指战员的殷切期望，逐步地开始在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做工作，并且团结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才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 错误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 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惊涛骇浪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使得中国革命在全局上 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
仅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对中共早期的几代领袖也作过客 观的结论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讲话中 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 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 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 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 准备了干部。”“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 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 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 功劳。”瞿秋白也有功劳。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八七会议”，正如《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 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 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 要方面。”对于王明，毛泽东在 60 年代曾经说过：“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

助犯错误的同志改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 除了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之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显然，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的一生，都是一分为二的。但长期以来， 很多同志一提起这几位中共早期领袖，总是立即想到他们的路线错误，往往 忽视他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也有正确的一面。这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 客观地反映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 力求写得比较客观和全面，既充分肯定他们成为领袖和取得成功的一面，又 原原本本地写出他们犯错误的一面。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善于总结经验的革 命家，既总结了他们的正面经验，又总结了他们的反面经验。毛泽东正是在 正确总结他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不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不断端正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把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胜利。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史实，记叙了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革
命生涯，并力求做到有较强的可读性。如“匏瓜与牡丹”一章，以寓意深刻 的比喻，展示了毛泽东不怕艰苦、开小花而结硕果与王明怕艰苦、需要园丁 培植、只开大花而不结果的不同人生追求。
总之，这本书以翔实可信的史实告诉读者：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 编者 1996 年 11 月
《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各部分执笔人如下：
第一部分：唐宝林 第二部分：沈学明 第三部分：陈铭康 第四部分与前言：黄允升
全书由黄允升负责统稿并定稿，由吴正裕审阅。


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毛泽东与陈独秀


　　毛泽东与陈独秀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堪称中国共产党的“开 山书记”，并且连任五届，是中共历史上连任届数最多的总书记。从建党开 始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及其失败，毛泽东一直在陈独秀领导下进行创造性的 工作，成绩卓著，却是一种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在大革命后期，诚然毛泽 东有很多正确的重要意见，然而因处于被领导地位，对革命全局不可能起决 定性作用。陈独秀是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留给中国革命事业的，既有长时 间成功的经验，也有大革命后期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的成长、发展和后来开 辟中国革命道路、领导革命取得伟大成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都与陈独秀的启迪培养和经验教训密不可分。这部分就是探讨这个主题的。
　　
耐人寻昧的青少年时代

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


　　毛泽东生于 1893 年，陈独秀生于 1879 年，二人相差 14 岁，但他们形成 人生观的青少年时期，都处在中国被西方殖民者疯狂侵略、晚清和北洋军阀 腐败统治、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苦难急剧加深的时代。尤其是 1894 年中 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 签订，中国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
　　毛泽东与陈独秀生长在这个时代，都较早地确立了救国救民、改革社会 的崇高志向。
　　陈独秀在 1904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 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 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 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 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 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 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①于是，早在
1897 年 19 岁时，受了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扬子江
形势论略》，向清政府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御外侮。 书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同时，陈独秀也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在他 6 岁时，老家渌水乡农
村发大水，族长到城里来借钱，陈独秀母亲因对族长的为人有看法，没有借 钱给他去救济灾民。陈独秀表示不满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 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①
1902 年，在得到两位信仰维新主张的战友去世的消息后，陈独秀作诗哀
悼时即明志曰：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第二年，陈独秀终于抛弃“勤王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决心投入到推 翻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去，而不计成败与生死。他在 1903 年写的一首侍中表示：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平。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毛泽东也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毛泽东的母亲在韶山一带以善良、 谦和、公正和乐于助人而著称。他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 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



① 《说国家》，《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① 《实庵自传》。

她常常给他们饭吃。”②毛泽东非常敬爱他的母亲，为人处事受母亲很大的影 响。
　　有一年秋收时节，农民们把稻谷打下来后在场地上晾晒，忽然下起雨来， 毛泽东不收自家的谷子，却先帮助一家佃户去收，父亲生气地责怪他。他回 答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 然不大要紧。又有一年旧历年底，父亲要他去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 他遇见几伙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便把收到的钱统统散给了他们。相反，他的 父亲却是个十分吝啬的人，有一年，韶山地区因严重粮荒而发生穷人“吃大 户”的事情，他父亲是个米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 大批粮食到城里去。为此，毛泽东对父亲十分不满。
　　毛泽东从 17 岁进入省立师范读书开始，就关心政治。他从表兄文运昌处 看到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等书后，就激发起强烈的富国强兵爱国主义思 想。后来，他读到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受到很大 的刺激。其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终身不忘。他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从而树立起“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观念 和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伟大抱负，并在平时与朋友谈话、通信和自己的 日记与读书笔记中，强烈地表现出来。
与陈独秀一样，毛泽东 1915 年 5 月也借追悼一位亲密朋友的去世，写了
一首五言古体诗，抒发自己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抱负：“东海有岛夷，北 山尽仇怨。涤荡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东边隔海相望的是日本鬼子，北 边山水相连的是沙皇俄国，都是与我们为敌的侵略者，谁来扫荡这些妖魔鬼 怪？就靠我们这一代。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出身低下贫贱，就不去担当这救 国救民的重任。）特别在 1917 年新民学会成立后，他更把“改造中国与世界” 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学会宗旨，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人生和国家大事。当 时他还是个穷学生，因此，朋友们都尊敬而打趣地形容他：“身无半分，心 忧天下。”如当时他与同学常去玩的岳麓山云麓宫内一付对联所云：“四面 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1925 年，他在党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家乡养病时，写了一首《沁园春》
的词，更充分表达了他在青少年时期这种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当时与陈独秀、毛泽东处于同一时代的青少年，虽然也感受到了民族危 亡和人民的苦难，但很多人却如陈独秀所说的那样“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 或“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不问政治；有的伤感时事者，也只会在消极、 悲观与绝望中消磨时光。因此，毛泽东与陈独秀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07 页，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国革命的领袖，不是偶然的。

农村与城市的不同成长环境


　　毛泽东与陈独秀虽然较早就有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共同的志向与抱 负，但由于两人从小成长的环境、所受教育和影响所奠定的知识结构与养成 的性格作风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两人不同的思想发展轨迹与政治 归宿。
　　陈独秀出生在当时长江中游繁华的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庆府治与怀宁 县治的大城市安庆，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后来也一直生活在东京、上海、北 京、广州等大城市，所以，他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更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民 斗争，自然也不了解农村和农民。这就使他在革命中处理农民问题时，难免 发生错误。1918 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义和团运动时，还夸大并着重批判 义和团的愚昧、落后和排外的一面，称义和团是“保存国粹，三教合一”； 说这“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 “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的国耻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 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①
毛泽东则不然，他出生在韶山农村一个农民家庭里，而且他从 6 岁开始
就下地干活，种田、放牛、养猪什么活都干，了解农民的艰辛。他还不以此 为满足，一有机会就到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1917 年暑期，他与萧子 升曾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 900 余里。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调查。第二年春天，他又 与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 历了半个月，了解社会情况，毛泽东称这为“游学”，读“无字书”。这年
5 月，他送李维汉、张昆弟等二十五人到北京去欧洲勤工俭学，行至河南郾
城时，正遇沙河涨水，冲断铁轨，火车无法通行，大家一时没有主意。毛泽 东建议把行李集中起来，派人看管，利用等车的时间，大家轮流去看看北方 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此重视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作风，在后来参加 和领导中国革命中，一直保持着。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经历了 多次农民斗争事件。
1910 年 4 月，湖南发生粮荒时，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
要求平粜救灾，被巡抚的无理答复所激怒，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 后来，饥民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杀。毛泽东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 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 系。??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 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①不久以后，韶山又发生哥 老会起义，反抗地主和政府。义军曾撤到浏山山里，建立了一个山寨。最后， 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领袖彭铁匠等被杀。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毛泽东所在的 乡里发生粮荒，又掀起“吃大户”运动，并冲击到他家：穷苦的村民扣留了 他父亲准备运到城里去的粮食。



① 《克林德碑》。
① 《西行漫记》第 110—111 页。

　　毛泽东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 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对于中国农民，特别是对于农民的斗争“造反”精神，毛泽东还从中国 旧小说中受到特别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他从小爱看《水浒》、《精忠传》、
《隋唐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小说（他读这些小说极其用心， 也像“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当时私塾老先生讨厌这 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所以他和同学们只能偷着看。对于这些农 民造反的故事，他们还热烈讨论了许多次，“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 谈到这些旧小说对他人生观的影响时，他说：“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 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由于以上种种，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十分了解，不仅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了解他们的艰辛和苦难，而且了解他们的愿望、要求。特别从反映农民起义 的旧小说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所具有的伟大的阶 级力量和革命积极性，了解他们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了 解他们的阶级局限：另外也认识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农民群众建立密切的关 系，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摆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悲剧。后来他以 这种认识正确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所有这些，陈独秀是无可 相比的。而后来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造成了两人完全不同的奋斗道路与 成败结局。

知识结构与思想历程的区别


　　由于成长环境不同，两人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也是不同的，从而形成 两人不同的思想历程。
陈独秀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在他 3 岁时去世，因此从 6 岁开始，他由
祖父教读四书五经。虽然他不喜欢这些经书，爱读《昭明文选》，自称“选 学妖孽”。但经书在当时是通向科举的唯一途径，再加上祖父极其严厉的管 教与母亲用眼泪的劝说下，他对旧学还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8 岁时参加 县、府、院三级考试，竟得了第一名，成为秀才。然后，由于维新运动的影 响，新学校的出现，他受到一段新式教育，阅读梁启超办的《时务报》等， 一度信仰改良主义；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乡里督儒辩论，为受到攻击的“康 先生辩护”，自称“康梁派”。接着，由于受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刺 激，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 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①于是，从 1901 年开始，他先后五次去日本 留学，大量阅读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书报，特别研究使 西方国家富强的政治学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受到刻骨铭心的影响，成 为他 1920 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人生指南。
1902 年春陈独秀即回国，在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 启发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不久因被政府通缉，再次赴日，并联络张 继等人成立“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 “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陈独秀从此转变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 义者。



① 《说国家》。

　　这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经成立，黄兴等人的华兴会与蔡元培等人的光 复会正在酝酿，同盟会还未组成。陈独秀在建立起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 仰后，参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1903 年，发起并领导了安徽的 “拒俄运动”；1905 年，参与策划了吴抛谋炸清廷出国五大臣事件；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光复浙江、安徽的斗争；1913 年，又参加反袁斗争等等。 同时，除了“青年会”外，他又参加了暗杀团（光复会前身）、亚洲和亲会、 欧事研究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和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国民日报》、
《甲寅杂志》等的编辑工作。他自己还亲自创办并领导了类似的《安徽俗话 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报刊，和“安徽爱国会”、“岳王会”反 帝反清团体。他任会长的岳王会，以芜湖为总会，在安庆，南京设分会，势 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 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历时数年，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深 远的影响。
毛泽东受教育的情况、知识结构与思想轨迹，与陈独秀不一样。 首先，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比较长比较深。虽然他与陈
独秀一样，不喜欢四书五经，但他从 9 岁进私塾开始很系统很用心地熟读了
《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 旧学经书。青年时期又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可贵 的是，他读这些旧书时，能够做到口诵心解，深刻领悟；既不囫囵吞枣，不 求甚解，也不崇信受害。在后来接受进步思想后，他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 鉴别，分清精华和糟粕；使新旧结合，中西合壁。
已如上述，在学习这些“旧学”的同时，毛泽东还认真读了《水浒》等
许多旧小说，成为他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 17 岁开始，毛泽东学习“新学”（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特别是如饥 似渴地阅读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书报，如《盛世危言》、《校邠庐 抗议》（冯桂芬著）、《新民丛报》以及宣扬“大同”思想（空想的农业社 会主义）的康有为、谭嗣同和明末清初湖南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船山（与 黄宗羲、顾炎武齐名）的著作。深受影响，在接触陈独秀之前，他把康梁当 作自己人生的“楷模”。同时又崇拜非暴力主义的“大哲学革命家”托尔斯 泰和谭嗣同。
1912 年 19 岁那年，毛泽东一度从学校退学，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
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约半年时间，广泛涉猎了 18、19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 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研读了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 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 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 史、地理书籍，并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于是，毛泽东眼界大开，思 想深受影响。他后来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两年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开始接受一批具有西方进步思想的教员 的教育，特别是后来成为他岳父的杨昌济，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种 影响主要是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治学方面，政治上依然信仰康梁，也分不清 他们与孙中山革命派的区别。有一次，他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上刊登 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和同盟会纲领，非常感动，写了一篇文章， 贴在学校墙上，主张从日本召回孙中山来作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作内阁总

理，梁启超作外交部长。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接着，1915 年陈独秀 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后，经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立即成为《新青年》的 热心读者，于是毛泽东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开始突出出来。两颗巨 星的思想与运行轨迹开始接近。
　　毛泽东接受陈独秀《新青年》宣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突出 地表现在 1917 年写的读《伦理学原理》的长篇批注中。《新青年》和陈独秀 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而其内容又以西方的 “人权说”和“进化论”为核心，宣传“个人独立主义”，即人人都应有“独 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猛烈抨击抹杀个人独立人格的儒家伦理 纲常学说，鼓吹“解放”和“竞争”的观念；与此相适应，他提倡人生“实 利主义”与教育上的“现实主义”。毛泽东在批注中，突出强调个人的价值， 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他写道，自己在伦理学上有两个主张：一 为个人主义，一切生活动作，一切道德，都是为了成全个人。一为现实主义， “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同时，他也开始推崇竞争的作用： “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 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 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 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这里他第一次改变原先推崇的“大同”境界和人人皆为圣人的观点。他
说：“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 大同之境矣。”“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 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此外，毛泽东还受到过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实为无政府主义的江亢虎、
朱谦之的影响，参加过上海工读互助团、长沙新村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活 动。
以上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观，与陈独秀相比，除了上述农民问题上的差异之外， 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不同的思想状况。与陈独秀从一个否定走向一个否定、独尊一说不
同，毛泽东对受到的各种影响往往能兼容并包、糅和杂合在一起。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这是造成以上不同思想状况的主要原
因。陈独秀在思考“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寻找救国方案时，首先想到
的是外国为什么富强。于是从 1901 年开始。他就多次东渡日本，“我便去到 各国，查看一番”。接着，他就深受西方学说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来救国。 参加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中，主张“全盘西化”的大有人在，全盘否 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保守落后的一面看得较重。陈独秀虽然并 不主张全盘西化，并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在猛烈抨击儒家纲常伦理 的同时，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保守面看得较重， 有否定过多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他后来领导中共和在进行革命时， 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总是走向极端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则不然，他比较珍视中国的历史遗产，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 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 文明。”因此，他认为对中外文化都应采取“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斟 酌国情，两无所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而在寻找中国落后和拯救
　　
的药方时，首先应“在国内研究”中国，然后再到外国研究西洋，对中外进 行对比研究：“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 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甚至主张东西方思想同时改造：“吾意即西方思想， 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①这种见解，在陈 独秀等先进分子崇拜西方思想成为一种时髦的情况下，确是难能可贵的。他 又认为研究中国不能停留在书本上，应作实地调查研究：“吾人如果要在现 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 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 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所以 1918 年，中国再度掀起以赴法勤工俭学为中心的出国留学热潮时，他虽然支持大 家“出洋”，并亲自组织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但他自己不 去。他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化在中国会更 有益处。”
　　相比之下，毛泽东比陈独秀更加注意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了解、学 习和研究。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陈独秀表现为偏激，毛泽东则表 现为稳重。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中外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遗产“去其糟粕， 存其精华”，这是毛泽东一生坚持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的实行是十分艰 难的，掌握得好，能创造出辉煌，如他后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三、受民主主义思想的不同影响。与陈独秀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长期熏陶和中国激烈的旧民主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不同，毛泽东在 1919 年以 前基本上是个学生，主要的活动是读书学习。1911 年辛亥革命时，他在湖南 参加过新军，半年时间他又退伍，恢复学生生活。而他受到的民主主义思想 影响，如上所述只是各种思想中的一种，而且是十分浅薄的，并没有成为他 唯一的或主要的人生指导。这种情况，使他在后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能较好 地处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模范地遵守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 没有发生如陈独秀那样的绝对民主化和自由主义，从而脱离群众、脱离革命
以致被开除出党。

不同的气质与性格


　　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儿童启蒙时代，都有一个粗暴而严厉的教育长者—— 毛泽东的父亲、陈独秀的祖父。两人都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反映出两人都有 反抗强暴的坚强性格，但是，在斗争的方式上，两人有很大的差别。
陈独秀出生书香门第，但他家前辈的功名从未显赫过。祖父是候补知县， 但无实缺。父亲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中秀才后，屡困考场，终身不得 志，一直在外做塾师。这样的家庭唯一崇尚的是科举，读书做官就是他们的 训子之道。从 6 岁起，陈独秀就由祖父教读。由于他智商不凡，老人对他期 望甚高，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让他读完。可是聪明者往往个性强， 陈独秀不喜欢这些经书，尤怕背《左传》。于是，每当背书背不出来时，祖 父就生气，而使他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的是，孙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 一声不哭，也不讨饶。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



① 《给黎锦熙的信》（1918 年 6 月）。

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背后又对 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毛泽东的父亲对儿子很苛刻。毛泽东 6 岁时，就开始干农活，8 岁开始 上学，但早晚还要下地劳动。毛泽东刚认识几个字，父亲就要他开始记账。
13 岁，他终于离开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 活，晚上替父亲记账。他说：父亲“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 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 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同时，当时的国文老师也是“态 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对此，毛泽东先是采取“罢课”的办法，表示 抗议。10 岁时，有一次，他逃学了，但不敢回家，怕挨打，在外面乱跑了三 天，结果得到了胜利。回来后，“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也比 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还以 “跳水”相威胁，反抗父亲的压迫。13 岁时，有一次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 家里，父子两人在客人面前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我骂了他， 就离开了家。??父亲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 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 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 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接着说：“我从这件事 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 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①
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后来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
结则团结亡”原则的最初源头。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很会运用策略的人， 他说，我家分成两个“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 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他与父亲斗争时尽量利用这个“统一战 线”，节节胜利。“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 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后来，他还发现一个同 父亲辩论的有效方法，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 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 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 倍，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 得多。”
以上表明，毛泽东从小就是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人，懂得运用策
略来实现自己的计划；而陈独秀在这方面逊色得多。最明显的例子是后来与 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关系处理。
毛泽东能识别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的正确与错误，正确的执行，错误的 坚决抵制，而且，在抵制和批判错误时，不采取公开直接打击的方法，而采 取间接打击的策略，即只批评中国党内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这是为了在当时 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中保持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以利于对 敌斗争；同时党中央又认为：“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 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没有把责任推 到斯大林身上。”党中央还说：“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 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我们采取



① 《西行漫记》第 108 页。

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 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①毋庸讳 言，也是因为国际共运的历史造成了苏共和斯大林的特殊地位，即他们与各 国兄弟党的不平等地位，为了保护我们中国党免遭如南斯拉夫那样因触犯斯 大林“老子党”的“尊严”而受到的那种制裁。如毛泽东在 1957 年参加莫斯 科十二国共产党会议时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卡德尔所说：“你们还经常攻击 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制造的损失，所 做的坏事，要比给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 物，为什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己呢？”②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斗争策 略。
　　陈独秀则要么不能识别或忠实执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如在 1924 至1927 年的大革命运动中；要么公开反对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不管这条路线中 是否有正确的成分，如 1929 年后进行的托派运动。
通过以上对比，就可明白为什么两人后来同为中共领袖，而陈独秀始终 是个“书生”，虽然他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不能引导它到胜利， 而且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最后是悲剧下场。毛泽东则是一个政治家，他懂得 什么叫政治，知道怎样运用策略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既能引导革命航 船驶向胜利，又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①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 年 9 月 12 日。
② 《卡德尔回忆录》第 173 页，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

学生与老师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工作方针时指出：“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 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所以可 以说，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交往，是从学生与老师关系开始的。
　　两人的关系开始于神交，神交开始于何时？有案可查的是 1915 年秋杨昌 济介绍他阅读《新青年》后，毛泽东不仅成为该杂志的热心读者，特别爱好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对他们产生了神交的感情。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 1918 年夏季师范毕业以前，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学生，对于有学问的前 辈，他都很尊敬，甚至崇拜，如对身边直接教育他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 黎锦熙等。阅读了《新民丛报》等维新派的书报，曾把康梁视为“楷模”， 称崇舍身取义的谭嗣同和俄国的托尔斯泰为“大哲学革命家”。但是，阅读 了《新青年》，感受到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把最大的崇敬移 到了陈独秀身上，并且从哲学思想到政治主张，到文章风格，全面崇尚陈独 秀。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 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 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 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 楷模。”
他一边读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一边思考，常常把文章中精辟的论述，整
段地抄在笔记本上，并加上自己的见解，还常与朋友们谈论这些文章的观点 和提出的问题。他还把陈的思想与康梁的思想对比，终于认识到前者代表着 时代的声音，而后者已成时代的阻力。1917 年 8 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 中说：“康似略有本领（按：指哲学、宇宙真理），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 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杆树立、枝叶扶疏之妙。”
把陈独秀当作“楷模”，就按照他的思想和作风去行动。于是，毛泽东
就采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风，拥护陈独秀提倡的重视体育的主张，写了《体 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画生”笔名，寄给心中敬仰的《新青年》主编 陈独秀。而陈立即将其发表，表示对他的鼓励与支持。所以在 1917 年 4 月， 在当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旗帜而享有崇高声誉的《新青年》杂志上，出现这 样一篇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一生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 这是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的产物。
早在 1902 年，陈独秀在与安徽维新巨子汪希颜谈话中，就提出了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思想，反对只重德、智而忽视体育的传统教育思想。1904 年， 他在他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中，明确指出体弱是中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西洋的教育，分德育、体育、智育三项。德国、日本的教育，格外看 重在体操。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 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人说明），以至全国人 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①



① 《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解释》。

　　1915 年，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后，更把“体育兴国”作为重要的新思 想竭力鼓吹。他说：“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 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 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而不回，冀其主 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纨绔子弟， 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 又说“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 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 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力，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人字吾为东方 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 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 真青年之资格。”①
　　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样，对当时不重视体育的学制很不满意，主张德、智、 体三育并重，“心力”和“体力”全面发展。他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使身体平 均发达，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他利用暑假，走访过一位留学日本的 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倡导者柳午亭先生（即柳直荀的父亲）。称赞柳先生在 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他在实践中锻炼， 随后写成《体育之研究》。其中接受陈独秀的思想，甚至有的文字也是相同 的。文章论述增强民族体质与保卫国家关系时说：“国力茶弱，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 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 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文章论述德、智、体三育关系时，认为体育“实 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身体是“载知识之 车而寓道德之舍”，小学应当专门注重身体的发育，中学和中学以上应当德、 智、体并重。文章与陈独秀一样认为，体育锻炼不仅在于强体质，更在于强 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日，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 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文章还与陈独 秀一样，严厉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体育的倾向。所不同的是，陈独秀崇 拜西洋教育而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否定过多，毛泽东则从中国传统教育中， 肯定清初颜元、李塨“文而兼武”的思想，赞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的主张。这实际否定了陈独秀说的中国传统教育中“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 人提倡”的说法——从这里也可看出两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的不同态度。
更可贵的是，毛泽东还身体力行，积极摸索体育锻炼的规律，研究创造
出一套通过体育锻炼有效地增强体质的方法。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就介 绍了自编的一套“六段运动”体操。由于他的提倡和榜样作用，当时第一师 范的体育锻炼搞得较好，在 1917 年的全省运动会中，该校选手得奖 60 多人。 毛泽东自己在该校开展的考察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物互选” 活动中，得票最多。
另外在体育锻炼的方法上，杨昌济先生提倡静坐法，以锻炼身心。当时 许多学生如蔡和森、张昆弟等（毛泽东的好朋友）都受影响，纷纷静坐锻炼。 毛泽东却不予苟同。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说：“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人 之身盖日日变易者”。他认为体弱的人，只要勤于锻炼，增益其所不能，时



① 《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

间久了，就可转弱为强；体质强的人，如果随意自斫，也会变弱的。这点说 明，毛泽东一贯坚持独立思考，即使是他最崇敬的人，也不迷信。

第一次见面留下最深影响


　　如前所述，开始时，毛泽东崇敬的人物较多，即使是在接读《新青年》 以后，被他视为楷模的，也不止陈独秀一人。他在与斯诺谈话中明确点了的， 还有胡适，实际上还有被他称为组成“新文化运动阵营”的“陈独秀周围的 一群人”，如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写《狂人日记》 等反封建小说的急先锋鲁迅，“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被鲁迅称为 “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点符号的刘半农， 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等。但 是逐渐地，陈独秀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突出出来，成为“对我的影响也许超 过其他任何人”的“大社会哲学家”和“思想界的明星”。
　　这首先是因为《新青年》当时由陈独秀主编，所刊重要文章都是署名“陈 独秀”。陈独秀几乎成了《新青年》的代名词，二者密不可分。其次，陈独 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他的主张着重在思想方面，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 任何人。提倡白话文、标点符号等，进行文学革命；提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进行教育革命，等等，固然在当时影响很大， 是一种移风易俗的革命，但是，对比起来，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 的旗帜，着力批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提出以新思想培养一代新青 年所进行的伦理革命，对整个社会和毛泽东产生了更为强烈的震撼。
所以，《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发表一周年之际，即 1918 年 4 月，
毛泽东把陈独秀当楷模的第二个行动，就是他与几个朋友发起创立了湖南新 文化运动的团体“新民学会”，决心按陈独秀提出的标准，引导大家做“新 青年”。为此毛泽东参与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 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 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毛泽东说，当时武汉、上海、杭 州、天津也出现了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的激进团体，开始对中 国政治产生影响”。“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 下组织起来的。”
新民学会成立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大量活动和工作，
后来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团体，会员曾发展到七八十人。毛泽东后来 骄傲地对斯诺说：“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 有名人物”。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毛泽东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的改造中国、特 别是改造国民性的革命思想。1917 年 9 月 22 日，张昆弟日记记述当天下午 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湘江游泳后的一段谈话，表达了他们已决心把陈独秀当作 当代“大哲学革命家”崇敬，投身革命运动的心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 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 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闭塞， 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 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 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
　　
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 布新之谓。”——这与当时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内容是完全相 符的。第二年毛泽东到北京与陈独秀接触后，这个思想就更加坚定了。
　　1918 年 10 月，毛泽东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当时新 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这里住了约半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 接触到初步传到中国的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早在
1898 年就开始了，但是零星的，而且是不准确的）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 验。这年 11 月出版的《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写的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庶 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 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在北京因生活问题，经 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与李的关 系比较密切。在图书馆，他阅读到介绍各种思潮的书报；他还拜访了陈独秀、 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一睹几年来敬为“楷模”们的风采， 眼界大开。同时，从过去的神交——远距离敬仰，变为直接接触，对比之下， 毛泽东在这些过去崇敬的人中，终于产生出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 他任何人”的感受。并且，随着在 1918 年底巴黎和会引起的、五四运动前后 国内外局势激烈动荡中陈独秀的表现，给了毛泽东越来越强烈的印象。而这 导致毛泽东在结束学生生活后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领导湖南的五四爱国运
动。
　　正是毛泽东在北京期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因而形势发 生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各种政治势力异常活跃，斗争十分激烈。首先由于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是战胜国，国人普遍认为 这次可以而且应该收回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可因此 而得到提高。其次，由于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外舆论普遍认为这 次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因此对陈独秀几年来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的信仰普遍高涨。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这几年来新文化运动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儒家纲常学说的猛烈批判，使封建卫道士们极端的恐 慌，对陈独秀《新青年》无比仇恨，用造谣诬蔑和利用当权的北洋军阀势力 等各种手段，进行疯狂反扑，并集中攻击陈独秀和《新青年》。
对此，陈独秀绝不妥协与让步。他在 1919 年 1 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
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封建顽固派进行反击，坚定地表示：要拥护“德 赛”（即民主与科学——引者）二先生，便不得不主张“破坏孔教，破坏礼 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 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又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 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 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这种为了真理坚决斗争、 不惜断头流血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使他对陈独秀的崇敬更上 一层。
　　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一改新文化运动只谈“文化”，“不 谈政治”的方针，创办了一份直接迅速干涉政治的战斗性极强的周刊《每周 评论》，对在这“中国向何处去”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政治，发表自己的明 确主张，并且把报道和评论的重点，放在当时世人与国人瞩目的舆论焦点—
—巴黎和会和中国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上。于是，除了《新青年》之外，陈独

秀又多了一面影响和引导收回国权的群众运动（后来发展成五四运动）的旗 帜。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又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影响。

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与旗手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
在 1945 年还这样以崇敬的口吻，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从
1915 年《新青年》创刊，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到 1919 年 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历史界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 个伟大而进步的转折时期。一切阶级、阶层、党派和个人，都在这个时期中 受到严峻的考验。如上节所述，从《新青年》开始，毛泽东就开始追随陈独 秀的足迹，而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更是步步紧跟，领导起湖南的斗争。如 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那么，毛泽东则是先锋。
　　1919 年 3 月，毛泽东从正在风起云涌地酝酿着五四运动巨大风暴的北京 回到长沙后，立即发动并领导起响应北京的湖南五四爱国运动。从此，毛泽 东正式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可以说，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 时，带着陈独秀的许多影响。5 月 28 日，在他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 立。6 月 2 日，该会议决定从 3 日起，全省学校学生一律罢课。7 月 9 日，在 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 人团”为基层组织。月内，“救国十人团”迅速发展到四百多个。
14 日，毛泽东仿效《每周评论》，创刊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
并完全以陈独秀当时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宣称该刊“以 宣传新思潮为宗旨”。
当时陈独秀指导五四运动的旗帜依然是“民主”，总方针是“民众直接
行动”，并且受了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和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 政府两次民众行动夺取革命胜利的鼓舞，对本国这次斗争获得胜利颇为乐 观。例如，5 月 4 日，即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第一天，陈独秀发出“人民起来 直接解决”的号召。他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中说：“上海的和 会，两方面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 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 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6 月 9 日，陈独秀亲 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提出深入推动五四运动、把矛头直接指向北 洋政府暴力机关的五条“最低要求”后宣称：“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 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 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陈独秀当天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反 动的北洋政府逮捕。他在被捕后，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如他在被捕前一 天写的题为《研究室与监狱》文章中所表示的，他要把监狱变成“世界文明 的两大发源地”之一，坚决为真理而斗争，为“创造世界文明”而斗争。他 教导青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 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毛泽东遵循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思想，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 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
　　
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也提倡平民主义，主张用民众的力量反对各种强 权，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无血革命”。
　　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毛泽东也加入营救行列。他在《湘 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的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对陈独秀 的革命精神和对陈独秀的崇敬心情发挥到了更高的境界。文章在介绍了陈独 秀被捕经过和全国营救陈独秀、盛赞其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后表示：“我 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 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渭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 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 前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 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 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 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 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 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 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加给他。??陈君之被逮，决不能 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愈发光辉远大。 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 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 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最后他甚至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 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从这篇文章中看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敬，经过了《新青年》初期的
“楷模”、1918 年北京拜访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已经进 入到唯其独尊的“思想界的明星”的程度。同时也表明，陈独秀当时在中国 在毛泽东心中威信是非常之高的，而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思想主张及革命精神 的理解与推崇也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在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 即在陈独秀后来犯了严重错误，甚至与当时被视为反革命的托派相结合，被 开除党籍，党内大多数同志揪住他不放的情况下，毛泽东还特地为他辩护， 对他五四时期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 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从“思想界的明星”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 令”，可见，虽然经过了 26 年的巨大变迁，毛泽东对陈独秀往日的崇敬心情 依然没有改变。
　　接着，在第二期至第四期《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又连载重要文章《民 众大联合》，发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民众直接行动”的思想，指 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文章歌颂了俄国“劳农革 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等群众运动，号召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 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方法进行革命。同时，文章又认为“辛亥革 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 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 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在总结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经验问题上， 两人所以在观点上达到了一致，可以明显看出后者受了前者的影响，并且在 某些方面超出了前者。而在论述上，陈独秀比毛泽东还要深刻，这是因为他
　　
亲身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毛泽东则只参加了辛亥革命新军半 年。
　　《民众大联合》和《湘江评论》上的其他文章还表明，与去北京前相比，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他哀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式的大思 想家，还要探求“大本大源”来救中国。现在他的调子完全变了，在《湘江 评论》上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反对宗教、文学、政治、教育、经济、思想、 国防等各个领域里的强权，并统统用民主和科学来改变和打倒这些强权。这 些文章的思路与陈独秀是一样的，甚至有的语言也相同。
　　正因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激进派的 观点一致，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宣传了他们的思想，所以该文一发表， 立即引起北京的注意。当时陈独秀正在狱中，《每周评论》由李大钊和胡适 主持，李在接读《湘江评论》创刊号后，认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 深刻的一种刊物。胡则在《每周评论》“介绍新出版物”栏内撰文介绍，说
《湘江评论》是自己的朋友，“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 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他特别重视《民众大联合》一文，说“《湘江 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 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①这些情况，陈独秀在 9 月出狱后， 当然是注意到了。所以他接着主编的第七期《新青年》中，收登一篇文章《长 沙社会面面观》，在介绍长沙五四运动中出现了十多种白话新思潮周刊时说： “最有力的就是《湘江评论》。”
特别是陈独秀出狱时，《湘江评论》出了五期后被查封，毛泽东接着主
编第七期以后的《新湖南》杂志，他一改该杂志原来保守的风格，继承《湘 江评论》的精神，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开始作正面的攻击，并宣称：“本报 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 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共力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 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 旨绝对不能牺牲。’”这年 12 月出版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 号，立即予以介绍，全文刊登上述宗旨，并介绍第七期的内容，评论说：“其 中精彩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 数千言，说的很透。又有评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
《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上述毛泽东写的办该杂志的“信条”其精
神与语气，与陈独秀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时受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之深，还表现在他
发表在与《湘江评论》第二期同日出版的《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健 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健学会也是当时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产生的进步 组织，由湖南教育会长陈润霖邀集湖南省学校教职员徐特立（孤儿院院长）、 朱剑凡（周南女校校长）等发起，成立于这年 6 月。孩会“以输入世界新思 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毛泽东的文章借介绍“健学会”为名，发 挥上期《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思想和陈独秀批判孔子之道“扼杀自主自 由之人格”，使人人沦为”奴隶”，因此“不适用于现代生活”的论断，宣 传民主与科学，集中批判孔子和迷信。文章借赞扬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思想活 跃为名，指出中国思想界存在着自大、空虚、以孔子为中心等弊端，批评这



① 《每周评论》第 36 期。

种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入实 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特别是孔子，单就其统治中国思想界不能自由、使 人们做了两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一点来说，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因此，文章大 力提倡“研究”和“批评”的精神和学术的自由讨论，认为没有批评的精神， 就会做人的奴隶。
　　由此看到，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紧随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刻 意模仿《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而陈独秀又反过来提携和支持毛泽东。 南与北互相照应。这时的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来模仿，当作“明 星”和“大哲学革命家”来崇敬，是他思想的最大特点。

携手转向马克思主义


　　“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 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 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①——毛泽东这样评价自己在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 中，陈独秀对他的影响。客观地考察当时二人的关系，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 的。
1919、1920 年，继李大钊、陈独秀先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后，毛泽东也紧接着实现了这个转变。而这个转变是在陈独秀直接指导下进 行的。
继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影响，对社会进行革命实践的第二个大
行动是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当时，湖南督军反动军阀张敬尧对湖南的 统治极其昏庸而残暴，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一致呼声：“张毒不除， 湖南无望。”张的三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与他一样荒淫无耻，专 横残暴，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在青年 学生和部分教育界人士中，这个怒潮的酝酿最为迅速。1919 年 7 月 7 日，湖 南学联曾发动过一次大举焚烧日货运动。之后，张敬尧对各校的学生代表和 一些教职员训话，竟粗鲁地说“你们不准游街，不准开会，不准检查商店，?? 否则，本帅就要办人。”引起广大师生的极大愤慨。毛泽东正确地估量了当 时湖南省内外形势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决心将五四运动中形成的反日反北洋 卖国政府为中心的群众爱国斗争，引向以驱逐张敬尧为中心的运动。12 月， 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为骨干掀起的驱张运动，终于在湖南全省轰轰 烈烈地开展起来。他们从坚决抵制并焚烧日货、对抗张的禁令入手，遭到张 的镇压后，即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公开揭露张的种种罪恶。12 月 6 日，长沙主 要学校陆续罢课后，毛泽东与运动骨干商量决定在本地加强斗争的同时，向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派出“驱张代表团”，进行请愿活动，以扩大驱张的 宣传，争取外省力量的支持。毛泽东负责赴北京代表团的工作，不料这次行 动与他同陈独秀的接触，成了他一生最伟大的转折点。
毛泽东于 12 月 18 日到达北京，除了向总统府、国务院递呈文，向各界 宣传，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 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外，他与正在向社会主义者急进的李大钊、 邓中夏、罗章龙等密切联系，开始较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罗章龙回忆



① 《西行漫记》第 132—133 页。

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 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 只有油印稿。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毛泽东自己也说：“在我第二 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 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自然，这里 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他把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甚至当作马克 思主义来接受，而且，如上所述，原来的思想如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资产阶 级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他没有意识到的封建思想的影响等，也并未肃清。 正如他在当时即 1920 年 3 月 14 日给周士钊的信中所自述的：“老实说，现 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 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 了的概念。”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承认：“在这个时候，我 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
‘19 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是完全正常的。因为被称为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第
一人”的李大钊，当时也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陈独秀则还处在由民主主 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而且两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并不完 全正确，夹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把毛泽东从以上思 想“大杂烩”中导引出来、只信马克思主义一家的主要导师是陈独秀。他甚 至说是陈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①。
陈独秀通过与毛泽东的接触，从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
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 凡的革命精神、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陈独秀在 1919
年 12 月《新青年》上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以
支持毛泽东等的驱张运动。文章一开头写道：“在我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 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 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这里，在湖南造孽的“安徽人” 就是指张敬尧。接着，文章在歌颂了湖南历史上著名人物王船山、黄克强、 蔡松坡等的奋斗精神后，写道：“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 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 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 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 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 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 空梦。”这段话显然是指他在出狱前后对于湖南斗争情况的认识。文章最后， 以蝗虫自杀堆尸成桥让后者过河的寓言，盛赞这些湖南青年为了后人和未来 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
在上述多种思想“大杂烩”的状况下，1920 年 4 月毛泽东离开北京，5
月 5 日来到上海。一方面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 宣传湖南的驱张运动。由于利用北洋军阀内直、皖两系的矛盾打击张敬尧取 得成功，张倒台在即，这时的驱张运动已经深入发展到驱张之后湖南怎么办 的讨论。毛泽东在各种驱张文件和书信中，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



① 《“七大”工作方针》（1945 年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17 日。

南共和国”，“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政治主张，并且广泛进行宣传，实 际是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 在此期间，毛泽东再次拜访陈独秀，两人进行了一次对毛泽东的一生具 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交谈。他在后来对斯诺回忆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 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又说：“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 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
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原来，从巴黎和会召开开始，陈独秀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对马克思
主义、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思考，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激烈、复杂、痛苦的 思想斗争，大约在 1920 年初，终于抛弃了他曾热烈信仰、鼓吹过的“法兰西 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在政治上，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如今他说资本主义代 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 主义的政治”。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政治？陈独秀接受了俄国革命后实行的无 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 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同时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 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发表的这些言论来看，他对毛泽东“谈他自
己信仰的那些话”，就是这些内容。这些思想，对于陈独秀来说，也是十分 重要的，是几十年奋斗后思想重大转折的产物。对于刚刚读了许多马克思主 义书籍、苦苦思索还未得要领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起了“茅塞顿开”，“画 龙点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作用。所以，毛泽东才有“那些话，在我 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评价。
接着，毛泽东就读了三本书，在这年夏天，表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
冬天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这三本书也是与陈独秀有关系的。 毛泽东自己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 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
《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据查，第一本书是陈独秀请陈望道翻译并由
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的，第二本书是陈独秀请恽代英翻译的，第三本书也是 陈独秀请李季翻译的。而且这三本书都是陈独秀主持的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 在这年夏天出版的。毛泽东说看了这三本书，“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 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 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是这年 7 月初离开上海的，而这三 本书是 8 月开始陆续出版的。可以想象毛泽东读这三本书与陈独秀的关系 了。因为在当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中，除了陈独秀，没有任何人比他与毛泽 东的关系更深切了。如果给毛泽东寄这三本书，只可能是陈独秀或是陈独秀 所吩咐的人。据当时毛泽东最亲近的朋友张文亮的日记记载，9 月 10 日晚上， 即毛泽东从上海回来后两个月，也是这三本书出版的时候，毛泽东与张在第 一师范谈话，次日，张就给陈独秀发信，要求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 实际上，当时陈独秀与毛泽东的关系，不限于寄书报和思想影响，还在于组 织上的联系。因为这时陈独秀已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党，毛泽东即使不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