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扬镳


　　1927 年 7 月 15 日，武汉国民党实行“分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进行大屠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终于失败。共产国际被迫改变指导中国革命 的路线，并寻找失败的替罪羊，派来代表罗明纳兹。在 8 月 7 日汉口召开中 共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而陈独秀被阻止参加。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 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不指名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 义路线，成立了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实际上正式解除了陈独 秀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上思想得到一次大解 放：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这里道出了他过去虽然 与陈独秀有分歧却总是服从中央的思想原因。国际的新路线符合他一贯主张 的，他自然完全拥护，并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 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枪杆子中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去看望陈独秀，传达会议精神，并劝 他接受国际决定到莫斯科去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对国际搞文过饰非不满， 拒绝去苏，同时认为大革命已经失败，应该取退却方针，保护革命力量，反 对“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进攻的方针。后来，他进一步论证革命在“往下 落”，进入“低潮”；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稳固，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 的幻想，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以“四不”（不交祖，不完粮， 不纳捐，不还债）为口号。接着，他在 9 月 10 日，由武汉秘密返回他熟悉的
上海，利用华洋杂处的复杂环境，隐居起来，以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毛泽东由此不仅在革命路线上与陈独秀完全对立，而且在个人走向上也 背道而驰。“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征求他去上海 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 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当时湖南代理省委书记何资深深知毛泽东的志向，送给 毛泽东两样礼物：一本《水浒传》，一张大革命时期邮政工人提供给党的湖 南农村“邮路图”。这图后来对他在农村打游击帮了大忙。
就这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到上海大城市隐居起来，后来主张中国
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的道路；毛泽东则到农村领导武装斗 争。由于农村武装斗争是以后 20 多年中国革命的主要战场，所以，大革命失 败后，实际上是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的第一线，而陈独秀则远离革命斗争的 实践。这样，毛泽东与陈独秀彻底地分道扬镳了。而且，由于陈独秀那样的 处境，他只能凭主观想象或书本上的教条来理解革命，因此一错再错；毛泽 东则能在革命生动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 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这就决定了两人完全不同的结 局和命运。
　　大革命失败时，国际和党中央不承认革命失败，更不承认革命正走向低 潮的形势，因此制订了不断进攻，连续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或以红军攻打 大城市，企图很快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造成了连续三次的“左”倾路线统 治中央。陈独秀在当时正确地认识到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但他因脱离革命 第一线，尤其不了解广大农村的情况，主要在上海从国民党报纸的宣传上来
　　
主观地观察分析形势，因此主张革命全面退却，全盘否定党中央的武装斗争 路线。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 而决定的城市与农村、南方与北方、受过大革命影响与未受过大革命影响地 区之间，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把城市的退却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 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路线虽然有正确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在向错误的方向 滑下去。他既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路线，也反对正在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正确主张。
　　1929 年八九月份，陈独秀托派小组织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活动发 展到高峰。一方面是由于在 7 月发生了国民党为适应帝国主义“反苏”要求 而制造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根据国际要 求错误地提出了“保卫苏联”的方针。陈独秀多次写信批评中央失策，要求 中央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但这个意见却引起国际和中央的 强烈不满。同时，陈独秀在 8 月 5 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上 述托派路线，要求党改变六大路线，并要求在党报上公布他的信，在全党公 开讨论。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对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地下党来说也是 不现实的，自然遭到中央的拒绝和批评。之后，他与彭述之等人竟公开打出 “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和挑战，终于在 11 月 15 日被开除 出党。
这时毛泽东正在福建长汀、古田一带领导红军战争并总结两年多来的革
命经验。1929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在接读 10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后，致函政 治局常委李立三，表示：“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到 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这是至今发现的毛泽东第一次指名批评陈独秀。 接着，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中，第一次论述了在全 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理论。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后，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陈派
小组织。1930 年 3 月 1 日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批 判中共路线，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长文， 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 阶级应该力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形势的估计 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4 月 13 日，他又写《关于所谓 “红军”问题》一文，从所谓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农 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又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眼光， 说红军的成份“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被 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变成“白军”，或内哄而溃散。无产阶级的政党长期在 农村活动，也必然“农民意识化”，“蜕化变质”。①
　　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的催促和指导下，1931 年 5 月初，托陈派与其他三 个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统一，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 对派”，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接着就按托洛茨基规定的路 线，在中国开展所谓“国民会议运动”。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主席。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在其机关报《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
　　
一篇文章写按语时，猛烈批判共和国的成立，批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民众书》，攻击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 口号，“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①
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当 1931 年底至 1932 年初，抗日民主 运动走向高潮，发生十九路军上海抗战，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 危机时，他认为革命形势到来了，坚决排除内部极左派的反对，呼吁在国民 会议政纲下，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合作，进行抗日反蒋运动。但是，当 时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党中央的回答是，把托陈派视为与国民党改组 派、第三党等一样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 反革命派”。





















































① 《火花》，第 7 期。

客观地评价陈独秀


　　1929 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严厉打击托洛茨基 为首的苏联托派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中共党内连续数年的“左”倾路线与“左” 倾思想的统治，中共对陈独秀问题一直持十分严厉的态度。陈独秀去世时， 在共产党的档案里，他还戴着“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 徒”等一系列帽子。因此，如何公正地评价陈独秀，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学 术领域里的一个重大问题。
　　历史公正地裁决了大革命失败后同时存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三条路线的 是非与成败。以三次“左”倾冒险主义为代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路 线、以陈独秀托派为代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即议会斗争）路线都 是错误的，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 取城市的路线是正确的。历史终于选择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改变了王明“左”倾宗 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政策，对犯错误干部既严肃批评， 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对陈独秀等也作出 了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正确评价是一贯的。毛泽东因为比陈小 14
岁，而且在他的探索救国道路中，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参与 筹建中国共产党，调到中共中央工作，等等，主要受陈的指导和提携，相对 说来，他受陈的影响较大，因此也很了解陈独秀。可以说，在所有中共领导 人中，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最高最正确。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因散发传单 被捕，毛泽东曾参与营救活动，发表文章，称陈为“思想界的明星”，“我 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随后，在建党时期，毛泽东在与法国勤工俭 学的蔡和森通信时，称赞陈在上海的建党活动和陈在《共产党》月刊上写的 发刊词“旗帜鲜明”。1936 年，陈独秀因进行抗日反蒋活动而被捕，关在狱 中。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回忆自己成长的历史时，说自己受陈独秀 及其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一度把陈视为“楷模”，后来到北京拜访新 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他说陈“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接 受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到上海再与他见面时，“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 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5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工作方针》讲话中，给陈独秀以很高的评价：“关于陈独秀这个人， 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 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 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 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 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 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 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 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 要讲到他。”
　　自然，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 中也是批评最多的。几乎每次提到右的历史错误，都会点陈独秀的名，但都
　　
是从总结革命经验出发的，没有丝毫如王明那样“着重个人责任”、故意夸 大和人身攻击的因素。特别在争夺革命领导权、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 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等一系 列重大的革命问题上，毛泽东都极端珍视陈独秀提供的正、反两种经验；事 实上，这些经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经验大部 分是反面的经验，但人的认识如果只有正面的经验而没有反面的经验，是不 完善不深刻的。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 并非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出于革命的利益，出于党的利益。
　　关于陈独秀后期转向托派的错误，除了王明、康生把陈视为“反革命”、 “汉奸”之外，毛泽东虽然有时也用过“反革命”这个词，但实际上仍视他 为犯错误的干部，因此在抗战初期有与陈独秀派合作抗日的响应，有后来把 陈接到延安养起来的考虑，并且在 1944 年 4 月 12 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总 结党内对待陈独秀等历史上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时明确指出：反对错误路线是 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 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 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 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①为此，党制定了以后处理历史问题的方针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以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吾爱吾师， 亦爱真理。而王明等人对于陈独秀是，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最高
的，也是一贯的。 毛泽东所以能够比较公正地评价陈独秀，一是他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态度，二是从自己成长和共同战斗中，深切了解陈独秀的是非功过，三是出
于公心，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有了这三条，毛泽东就可以坦然地 肯定并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功绩。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38 页。

毛泽东与瞿秋白


1935 年 6 月 18 日，福建长汀中山公园。 一位身材瘦高，面容清癯，文质彬彬的青年男子，被七八名全副武装的
国民党士兵押解至公园的凉亭前。这里摆好了刑餐：菜四碟，酒一瓮，青年 坐下自斟自饮，神态自若，边吃边对站在一旁的兵士说道：“人之公余小憩 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 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酒毕起身，让长汀艺园照相馆的摄影师拍摄 下最后一张照片，缓步走出中山公园。他用纯熟的俄语唱着《国际歌》，来 到西门外侧养济院的草坪中央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 言罢饮弹三发，从容就义，时年 36 岁。这位青年男子，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 和宣传家瞿秋白。
195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毛泽东读着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请他为瞿秋白遗集题词的来信陷入沉思。
良久，他提笔展纸，写下如下一段话：瞿秋白死去 15 年了。在他生前，许多 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 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 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 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 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 事业方面。
这是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这一评价虽然是在 46 年前作出的，但是依
今日眼光读来，仍能感到它包含的亲切、信任和公允。 毛泽东了解瞿秋白。
在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
人。也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经历最为坎坷、生前身后都颇受非议的一个人物， 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先后多次为他的问题作结论。他在世 36 年，洋洋洒洒 写下 500 万字涉及革命理论、文学艺术、经史百家、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著述， 是党内少有的、极富才华的文人政治家。在党的幼年时期，他为挽救中国革 命率先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中临危 受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制定 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将中国革命继续推 进到土地革命的新阶段。但缺乏经验的他，一度将革命航船导向“左”的航 道。尽管他的错误在党内存在不到半年，尽管他勇于修正错误，不改初衷地 坚持革命，却始终未能摆脱王明路线的残酷迫害和打击。从某种角度说，瞿
秋白是一个悲剧人物，作为领导者，他是不成功的。 然而，认真探索一下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活动轨迹，就会发现，他们
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都曾达到共识。瞿秋白之所以能够位居领袖地位， 并非完全出于偶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见，使他被推举到领导 岗位。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中共 中央的指示有独到见解和独立思考的人。他对毛泽东的真诚扶植，对毛泽东 成为全党的领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均具有开拓性的贡献。诚然，在广大 共产党员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工农的革命义愤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

下，他主持的中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给毛泽东有过“开除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瞿秋白思想， 便没有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没有瞿秋白的不成熟领导，就没有成熟的毛 泽东。毛泽东正是在借鉴党的早期领袖右的或“左”的经验教训后，才将革 命导向成功的。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领袖的经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这一结晶是在漫长的艰难历程中磨炼而成的。

并肩站在国共合作的潮头


　　1924 年至 1927 年，是中国历史长河的一瞬间，然而它所蕴含的丰富历 史经验，令无数史家及炎黄子孙流连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国 民革命迅猛发展，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局面，彻底扫荡了封建军阀割据 势力。在这场革命高潮中，毛泽东与瞿秋白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为捍卫国共 合作的统一战线，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共同促进国共合作

毛泽东与瞿秋白结识于 1923 年 5 月。
　　1923 年 4 月底，29 岁的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毛泽东接到调往上海中共中央 机关工作的命令。他离开湖南之前，中央通知他即去广州参加筹备中共三大。 那时粤汉路不通车，毛泽东只好绕道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同行赴粤。 在参加筹备中共三大的一行共产党人中，有一位毛泽东以前未曾谋面的
年轻人，这便是瞿秋白。
　　这位出生于江苏常州的青年，虽然年仅 24 岁，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 才学。他 1917 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 年投身五四运动。1920 年 10 月至 1922 年底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在苏俄考察、采访两年。他曾 以酣畅、激情的文笔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
了 50 余篇约 20 万字的通讯报道和专访，还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
史》等 4 本报告文学专集，是向中国读者详尽描述苏俄大地上发生的深刻变 革的第一位中国记者。更重要的是，这位文思敏捷的青年，在苏俄系统地阅 读、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毅然选择了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志向，于
1922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两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像瞿秋白这样的人，在
当时的中共群体中，无疑是对马列主义及苏维埃革命最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 识、最有发言权的人。因此，当 1922 年 11 月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 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给他担任翻译的瞿秋白颇为赞赏与器重，商请他立即 回国工作。就这样，会议结束后，瞿秋白随陈独秀等人登程回国。1923 年 4 月，瞿秋白在陈独秀推荐下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 锋》，并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这次随中央到广州筹备三大，他的 主要任务是起草党纲草案，并兼任马林的翻译。
广东区委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小楼——春园（今广州新河浦路
24 号），安置马林、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中共三大筹备者。 春园北面一百多米处有一条僻静的街道，名恤孤院后街，这条街上的 31 号住 宅（今恤孤院路 3 号），是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房子，坐西向东， 门临街面，楼下南间是会议室，室内正中摆着一张已褪色的红漆长桌，两边 各摆放一列长条凳，长桌两端是小方凳。屋子由于多年失修，显得十分陈旧。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三大，就是在这狭小而 简陋的屋子里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30 人，都是中共党史上叱咤风云的 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罗章 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项英、林育南、刘仁静??这些从北京、上 海、湖北、湖南、浙江、山东、满洲等地日夜兼程赶至广州的人，代表着当 时全国仅有的 432 名共产党员，来商讨一件极其重大的战略决策：实行国共

合作。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出席中共三大的唯一的外国人，而国共合作的重大 议题正是他最先提出的。1921 年冬至 1922 年春，马林曾奔走于中国的华南、 上海和北京之间，他考察了孙中山、陈炯明、吴佩孚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寻 找合作对象。这位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荷兰人，曾于 1913 年被派往荷兰殖民 地爪哇工作，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成功地帮助印尼社会民主联盟 同当地的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合作，使爪哇的社会主义宣 传和工运日益发展。在中国，他经过考查认定只有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者，在中国开展民族民主运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不是陈炯明，更 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他主张中国共产党人放弃对国民党 的排斥态度，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 “党内合作”。但是马林的建议，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 拒绝。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正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还没有 确立自己的策略原则。在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心目中，国民党是一个“既无 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只不过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客集团，对这样 一个大而无当的国民党，并不是什么可靠的联合对象，更不要说党内合作了。 马林一时难以说服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便于 1922 年 4 月乘日轮鹿岛丸离开上 海，绕道新加坡、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等地回到莫斯科请示汇报，寻求 共产国际的支持。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看法也开始有了变
化，1922 年 6 月 15 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关于时局的第一个声明《中 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正式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应 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在这以后，党 的策略有了显著的变化，初步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同国民党合作的主张，这期 间，马林的赴苏请命，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1922 年 8 月，马林带着共产国 际执委会同意党内合作的指示又返回中国。8 月 29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根 据马林的提议，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上举行了两天特别会议，即历史上著 名的西湖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马林
7 人扮作西湖游客，于湖光山色之中酝酿着一场风雷激荡的大革命运动。经
过马林的说服和热烈的讨论，除张国焘、蔡和森外，多数人基本接受加入国 民党的主张，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共产 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到中共三大召开时，“二七”惨案 中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工人的阴影仍笼罩在代表心头，许多人领悟到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单凭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行的， 必须有广大的同盟军，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 命的胜利。然而，这以皿换来的认识，并不是所有参加三大的代表的共识。 尽管国共合作问题已酝酿了一年，但会议期间讨论这一问题时，仍爆发了一 场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工人应 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 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而陈独秀则提出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 中去，他同马林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在中共三大代表中，只有陈独秀和张国焘是连任两届的中央委员，然而 他们两人的主张竟大相径庭，由此引起更热烈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毛泽 东与瞿秋白坚持了共同的意见，一致赞成国共合作。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发
　　
言，依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 经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 持。瞿秋白则从理论角度思考的更多。他既反对和批评了张国焘的意见，亦 不同意陈独秀的主张。他深入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认为反帝 反封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参加并 促进国民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这一点在原则上，在实际应用上， 在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需要上，都是绝无疑义的。瞿秋白在批评张国焘怀疑 国共合作，反对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也不赞成将民 族民主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削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 起草党纲草案时曾明确写道：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 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中国的无产阶级应竭力参加促进 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 命到底。”但这段文字后来遭到陈独秀的删改。
　　中共三大的气氛是民主的，虽然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论，最终还是以绝对 多数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 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和中央局委员。三大结束后，在春园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 泽东又被推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担当这一职务，意味着他开始步入党中央 最高领导层，开始参与党的核心决策工作。瞿秋白在中共三大上没有当选中 央委员，但他独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及政治优势，使他一回国便崭露头 角，迅速被推上党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岗位，成为党中央的一支笔。甚至他 那娴熟的俄文功底，也促使他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交往的首席联络员， 他的才能得以很快被双方发现并倚重，这是瞿秋白迅速接触并步入中央领导 层的主要原因。
中共三大是毛泽东与瞿秋白交往的起点。这两位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
很快担负起党交给他们的一系列革命重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建立、巩固 和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中去了。

同是跨党的实干家


　　1923 年中共三大召开后，毛泽东与瞿秋白相继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 党。此时的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途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真诚地 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在改组国民党的实施进程中， 毛泽东和瞿秋白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堪称是两位出色的跨党实干家。
　　1923 年 9 月 16 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当时他的妻子杨开慧住在长沙小 吴门外清水塘 22 号。开慧上有者母，下有幼子，岸青即将出生，生活负担很 重。加上毛泽东曾遭赵恒惕通缉，常有敌特监视和兵警搜扰，使她苦情难诉。 但是毛泽东回湘后，却无暇顾及妻儿老少，他此次回湘，主要任务是指导中 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中共三大时，他主张在工人中发展 国民党员，会后曾捎信给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长李维汉，提请注意在安 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委派何叔衡、夏曦、 刘少奇与国民党元老覃振、邱维震组织筹备组。这次，毛泽东是遵照中共中 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中央党部 筹备员名义来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总支部的。在他的周密策划下，仅用半个
　　
月，国民党长沙支部便宣告成立。不久，在毛泽东的奔走下，宁乡、衡阳、 安源、常德等地相继建立起国民党地方分部，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也应运 而生。在国民党史上，湖南是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这里有着毛泽 东的一份功劳。历史的巧合是，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都是在毛泽 东的发起和努力下创建的，这绝非是历史的偶然，它恰恰表明国共合作是联 系各种社会力量，推动国民革命的最佳方式，而毛泽东正是率先敏锐地认识 到这一点，他才能自觉地站到这场革命洪流的源头。
　　那时的瞿秋白，尽管刚刚回国半年，已成为党内不可缺少的一员干将。 三大以后，他受李大钊之托，除了继续主编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外，又担负起 创办国共合作的学校——上海大学的重任。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发展起来的一所新型学校。其前身是私立 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过去由于师资匮乏，学校办得毫无生气，甚至校长 也让学生赶走了。继任的校长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者，拥护孙中山实行国 共合作。一次他听说李大钊到了上海，立即请他到福州路（前四马路）同兴 楼京津菜馆进餐，向他征询办学意见。李大钊首先强调应办好大学社会学系， 并推荐邓中夏出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出任社会学系主任。当时瞿秋白己收 到胡适的推荐信。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这是一个薪俸稳定且环境 安宁的职务，对于体质孱弱的瞿秋白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去处。但他最终还 是选择到条件很差、薪水不高的上海大学，担任了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国共合作建立后，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学有专长的进步人士蔡和森、 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陈望道、沈雁冰、田汉、丰子恺等到校任教。这 些人的“加盟”，给上海大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了办好学校，瞿秋白倾注 极大的精力于校务的改革，1923 年 8 月，他满腔热忱地写了一篇题为《现代 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的长文，对上大教学规划、办学方针、学校体 制、各系所设的必修课程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瞿秋白的社会学系是办得最 出色的，他除了当主任，还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讲解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史，培养、提高学生观察社会和认识社会的能 力。瞿秋白学识渊博，对欧洲哲学流派了如指掌，对马列主义研究的功底深 厚，他讲艰深的哲学课，一扫以往教学的沉闷空气，每每旁征博引，信手举 出古今中外许多事例，深入浅出地分析、解释，把理论和实际斗争有机结合 起来，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生眼中，瞿秋白那学贯中西的丰富 知识，从容安逸的讲课神态，及至西装革履的翩翩风度，构成了一种和谐的 美，使学生感到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因此，每逢瞿秋白上课，大 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不仅社会学系的学生去听，中文系、英文系的学生甚 至教师都愿意去听。这样，无形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教育、培
养了一代新人。 在瞿秋白及其他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获得很大发展。国共合作
时期是上海大学的全盛期，这里人才济济，群贤相聚一堂，无论是教学还是 社会活动都充满生机。上大师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始终站在广东革 命政府一边，成为大革命时期上海革命活动的中心场所。后来有许多优秀学 生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切，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而 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上大”的中流砥柱。其中瞿秋白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 在当时的中共群体中，同那些在全国各地为改组国民党而奔走的共产党 人相比，瞿秋白还承担着更为特殊的重要使命。他自 1923 年 9 月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后，开始频繁地奔波于广州与上海之间，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 直接参与改组国民党的核心决策。
　　1923 年 10 月，苏联政府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鲍罗廷来到中国。鲍 罗廷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组织可能的人，孙中山十分高兴地聘请他担任国 民党的政治顾问，协助自己进行这次改革。瞿秋白作为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 参加起草改组国民党的一系列文件，特别是关于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 义内容等问题，他曾与鲍罗廷一道，多次同孙中山商谈，他们的建议受到孙 中山的重视和采纳。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瞿秋 白参加起草的重要文件之一。当时负责起草这一纲领性文献的有胡汉民、廖 仲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瞿秋白。为了这份宣言的出台，瞿秋白常常通宵 达旦地工作，往返于上海和广州，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多次商讨。
　　在孙中山矢志不渝的努力和共产党人的密切配合下，改组工作得以顺利 推行。1924 年 1 月，国共合作形成的标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毛泽东与瞿秋 白以双重身份一道出席了这次大会。这两位跨党实干家一同被孙中山遴选为 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段经历，在毛泽东脑海中留有很深的印象。1945
年 4 月，他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曾回顾了这段往事：
　　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 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
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
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 39 年，就是不开代表大 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 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 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党员， 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毛泽东讲这段话时，距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已过去 21 年，正是由于他的亲
身经历和为之奔走，使毛泽东记忆犹新。他在追述这段历史时，首先提到鲍 罗廷和瞿秋白，也表明他对瞿秋白在筹备国民党改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矣予 以充分肯定的。

携手反击国民党右派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大地上，拉 开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帷幕。然而，孙中山倡导的三大革命政策，在 实施中却不断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和干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反击右 派势力的斗争始终未断。在这场较量中，毛泽东与瞿秋白为贯彻孙中山的三 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沿。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为加强地方党务，决定派遣中央 委员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地设立执行部，代行中央职权。 上海执行部管辖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上海四省一市的党务。执行部 系国共合作机构，上海执行部里的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伦、于 右任、张人杰等，共产党人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罗章龙、王荷波等， 每个部门都有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共事。当时上海社会将这里称之为“国共 群英会”。然而，就是在这国共人才苔奉之地，斗争却异常激烈。
　　
　　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前，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懈涣散，不少党员只是挂名。 为了改变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后首先进行旧党员的重 新登记。毛泽东在执行部里担任组织部秘书，负责此项工作并指导各区各基 层建立国民党区党部和区分部。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不仅反对孙中山的三大 政策，也反对组织纪律的约束，对重新登记百般刁难。一天，国民党无老谢 持怒冲冲地跑来质问毛泽东：“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了几十年，还要填表？ 我不登记！”并拍着桌子带动一批人无理取闹。有人气焰嚣张地说：“我们 不来填表，年纪轻轻的共产党人倒来问我们的履历！”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 答：不来登记，就丧失国民党党籍。我们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 法革命。那些以“老党员”倚老卖老的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一个个乖乖 地填了表。由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积极开展活动，帮助建立或改进各地国 民党组织，宣传新三民主义，对国民党内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批评，革命形 势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的活动并没有停息。1924 年
3 月至 6 月，冯自由、谢英伯等人分别向孙中山“控告”或呈文，“检举” 共产党。6 月 18 日，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邓泽如、张继等人联合向国民党 中央执委会提出所谓对共产党的“弹劾书”，其他地方的右派也上书攻击“跨 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借口共产党人及党团刊物批评了国民党，要求 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在国民党内掀起一股逆流。8 月 19 日国民党中 央执委会上，张继、覃振等先后发言，重述所谓“弹劾”意见，公然主张分 裂，掀起轰动一时的所谓“弹劾案”。参加会议的瞿秋白当即作长篇发言予 以驳斥，他的发言据理以争，得到左派的赞同，而使右派无从辩解。会议终 于挫败了右派的分裂阴谋，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 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共两党的合作得以继续。
在这次反击右派中，毛泽东与瞿秋白战斗在一起。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
书起草的中共中央第 15 号通告中，针对张继等人的“弹劾书”，指示全党一 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 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表示不能隐忍其不加以纠正。号召全党揭露右派破 坏联俄联共的罪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个通告中，第一次使用 了“国民党右派”一词，这与瞿秋白致信鲍罗廷指出要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活 动，几乎出自同一时间，这表明他们的政治观点及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毛泽东与瞿秋白配合得十分默契。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开始四处活动，集结政治 力量，其代表人物首推戴季陶。六七月间，戴季陶接连写了《国民革命与中 国国民党》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 工农革命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声言要把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戴季陶 主义的出现，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活动的信号，是为资产阶级右翼篡夺革命 领导权制造舆论。在戴季陶影响下，广州、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右派组织—
—孙文主义学会。瞿秋白当时在党中央分管宣传工作，时刻关注着政治思想 领域里的动向。戴季陶主义刚一出笼，他就敏锐地洞察到它的反动性。在中 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 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必须予以反击。 为了写驳斥文章，他反复研究戴季陶的言论，收集、了解右派活动材料。据 他的夫人杨之华回忆：“我们当时住的是一间很小的房间，秋白就在这个小 房间的空地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着烟，咬着笔端（他用的每支笔

端都是咬得粉碎的）。这是他考虑写文章时常有的神情。他全神贯注在工作 中，周围的任何动静都不闻不问。思考成熟后，就动起笔来，衬着复写纸一 口气写下去，一写就是两份，写得很整齐清楚，就像是重新抄过的一样。他 那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就在一天 夜里写成了。”这篇一万字的文章是一气呵成的。随后，瞿秋白又陆续写成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章，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揭露和批 判了戴季陶主义。
　　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与瞿秋白是配合很紧密的。1925 年 10 月，毛泽 东被推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发表演讲，对戴季陶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它的实质是：“要做修正 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 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 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 那边去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的正确性。
　　戴季陶主义一波未平，西山会议派一波又起。1925 年 11 月至次年 1 月 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居正、覃振、邹鲁、叶楚伧等人在北京西山 非法召开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称西山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 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除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央执 行委员资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共产党人及左派通电各级党部，严厉驳 斥西山会议派。身为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创办了国民党中央机 关刊物《政治周报》，并担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明确宣告：开展向反革命 派的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他在《政治 周报》上专门开辟了《反攻》专栏，并用“润”、“子任”等笔名撰写了《国 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痛斥新老右派攻击共 产党的谬论。《政治周报》前后共发行 14 期，每期 4 万份。它的影响十分广 泛，读者颇多，是当时巩固国共合作，反对国共分裂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共 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合力反击下，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得以充分揭露， 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焚毁戴季陶的两本小册子达几万册。到 1926 年 1 月国 民党二大召开时，大会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使猖獗一时的国民党右派不得不有 所收敛。
自 1925 年秋至 1926 年，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的负责人，瞿秋
白是共产党中央宣传工作的主持人，他们互相支持，密切合作，把国共的宣 传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十分有战斗力。共同的斗争也加深了瞿秋白与毛泽东 的友谊与了解。瞿秋白十分赞赏和钦佩毛泽东的才干，这种钦佩之情是建立 在两人所共同具有的马列主义素养和革命胆识基础上的。据瞿秋白的好友羊 牧之回忆，瞿秋白曾告诉他：“毛泽东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的最大的特点 是善于组织发动群众，重实干而不说空话，讲话、写文章没有知识分子腔， 说理通俗透彻，有煽动力。”那时国民党右派分子都领教过同毛泽东打交道 的滋味，毛泽东既讲原则，又有策略，使右派分子连连败下阵来，连戴季陶 都说：“今后少和湖南辣子辩。”瞿秋白不止一次向亲朋好友说过：“我与 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 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

　　国共合作的大潮急流猛进，毛泽东与瞿秋白始终联手站在潮头，成为冲 浪的猛士，无畏的弄潮儿。两人也在急流中显出了英雄本色，一步一步被推 上了领导岗位。
　　
农民运动的开拓者


　　“红旗卷起农奴戟”，这是毛泽东对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的 礼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 利，这是一条已由实践验证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毛泽东 是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他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党内其他领导人无法 比拟的。然而，他的成功融会着许多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和努力，这其中瞿 秋白是最突出的一个。在探索农民问题上，瞿秋白最推崇两个人，一是彭湃， 一是毛泽东，他曾赞誉这两位农民运动领袖是“农民运动的王”，这六个字 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毛泽东、彭湃的功绩，也反映出瞿秋白在农民问题上与他 们相一致的观点和立场。

农运的实践家与理论探索者


毛泽东与瞿秋白都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关注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曾集中全力发动和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对农民问
题尚无足够认识。当时虽有 1921 年 9 月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农民协会及其抗租 斗争；有 1922 年 6 月以后彭湃在广东海陆丰领导的总农会，但并未形成一种 风潮，党内对此也未引起十分的注意。毛泽东首先提醒中央关注农民，并从 此将农民问题推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这种转变始发于中共三大前后。根据 张国焘的回忆，1923 年 6 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的一段发言曾起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他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 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 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 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也都是以 农民暴动为主力。毛泽东强调，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 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 东这类的局面。张国焘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 的贡献。”
出身于“士宦之家”的瞿秋白对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状况及潜
在的革命威力虽不及农民的儿子毛泽东有设身处地的了解，但由于他是最早 看到列宁故乡农民变化的人，对农民的作用亦感触良深。早在 1922 年旅居莫 斯科时，瞿秋白就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 不能有尺寸功效”。他在为中共三大起草党纲草案时，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 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鲜明地写道：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 成功”。并且在说明党纲草案的报告时，特别指出农村自治运动，农民应当 力争参政权，反对包办地方事务的乡董。这个思想，在当时党的领导人中是 很少有人认识到的，党的第一把手陈独秀就不赞成，他片面地夸大农民的某 些弱点，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在审定党纲草案时，他将瞿秋白写的 那句旗帜鲜明的话“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修改成“革命也很难 成功”，从而削弱了它的革命性和尖锐性。
　　由此可以看出，当中共三大第一次涉及农民问题时，毛泽东、瞿秋白当 属于共产党人中最早醒悟者，尽管他们醒悟的根基不完全一致，瞿秋白主要 借鉴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而毛泽东主要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他对农民的切
　　
身了解。但他们都已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投入是断然不能成功 的。
　　1925 年五卅运动的爆发，使全党对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产生了一个飞 跃。在工人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封闭、沉寂的局面被打破了，广东、 湖南、湖北、江苏、直隶等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抗税抗租，减租减税斗争 风起云涌，动摇着农村封建地主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瞿秋白以兴奋的 心情关注着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对农民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及时提 出了反映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1925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执行 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他率先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并清醒认识到 三大党纲草案存在的缺陷是没有切实地、勇敢地解决农地问题，他对此作自 我批评说，他那时虽然赞成耕地农有，但起草党纲时，“屡经思索，始终不 敢写上去”。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农民以整体的形象跨入国民 革命行列。1926 年 7 月飓风般的誓师北伐，使国民革命释放出巨大热量，唤 起了工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探索 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26 年 8 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 出席国共两党在广州召开的联席会议，国民党由于忙于北伐，联席会议暂不 举行。瞿秋白利用这一时机，在广州与毛泽东、彭湃一起参加了广东省农协 执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并到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演讲的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及其所具备的
革命性，明确指出：“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苦痛，缴卸帝 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 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 革命的重大问题。”瞿秋白特别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间题， 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 这一认识，在北伐初起之时，是极有见地的，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问题在国民 革命中的地位，以及革命内部的阶级关系。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呢？瞿秋白提出了具体的主张：（一）实行耕地农有；
（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们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
（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政权归农民；（四）严厉地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 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这篇演讲，集中反映了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在大革命时期，
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不乏真知的见，代表着中共早期对农民问题探索 的最高水准，毛泽东思想所包容的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观点，大多可以从瞿 秋白的有关论述中寻找到它的雏形。从理论贡献来说，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 萌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无疑起着开拓和奠基的作用。当然，瞿秋 白同当时党内许多领导者一样，他的思想理论还处在形成和发展的初级阶 段，有着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他的某些思想尚不成熟，甚至存在某些偏颇 和错误，例如《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中有中国民主革命“直达社会 主义”的提法，这是导致他后来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有“左”倾错误的一 个重要理论因素。然而，瞿秋白当时年仅 26 岁，我党尚处于幼年时期，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尝试也刚刚开始。这诸多因素的制约， 使瞿秋白的论述存在各种弱点与缺陷是不足为奇的。瞿秋白对此也有十分清 醒的认识。1927 年 2 月，他在自选集《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说：“我这幼 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理论里，可以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然

而我始终亟亟乎将我的成绩同着我的错误一齐汇集发表，正是要因此发展中 国社会思想的自我批评——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用革命的实践的，而非想‘藏 诸名山，传诸后世’的。”这是何等的襟怀坦白和光明磊落，读罢不能不令 人为他追求真理，不计私利的精神所感动。
　　在探索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与瞿秋白有着很大的不同，瞿秋白对农民问 题的思考与探讨，基本是从理论和宣传视角出发而进行的研究，而毛泽东本 身就是农民运动领袖，他是农民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的理论来源于斗 争实践，他的根基是深深扎在农村，扎在农民之中的。
　　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理主任。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农民问题。上海执 行部内复杂的斗争局势和国民党右派的非难和干扰，使毛泽东疲惫不堪，积 劳成疾。1924 年底，他偕妻带子离沪回湘养病。
　　1925 年 2 月春节时分，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毛 泽东回到农民中间，如鱼得水，他利用农闲时节，抓紧一切机会与农民们一 起话家常，讲时事，进行调查研究。与他常在一起叙谈的农民中，有从安源 煤矿回乡的共产党员毛福轩，穷郎中毛新枚，小学教员李耿侯与庞叔侃，还 有被乡里人称作“硬汉”，敢于同当地恶霸成胥生斗争的农民钟志申。毛泽 东很善于启发和教育农民，他说，大家可以扳着指头算一算，天下是穷苦人 多，还是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多？穷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穷人 多，依我看，推不推得倒土豪劣绅，就看穷人齐心不齐心。毛泽东动员大家 组织起来。他的宣传，拨亮了穷苦农民的心，渐渐聚拢了一批农民中的骨干。 二三月间，韶山第一个秘密的农民协会诞生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吸取在长沙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利用军阀赵恒惕用以装
饰门面的所谓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了 20 多所农民夜校，教识字， 教珠算，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讲课通俗易懂，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 国主义，就讲打倒“洋财东”，讲“手”、“脚”两字，就说人人都有手和 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不停地劳作，却缺衣少吃，而地主有手不劳动，有 脚坐轿子，吃鱼肉，穿绸缎。这样一讲，农民便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在 这个基础上，毛泽东经过严格考察，吸收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 为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并创建了农村第一个党的基层支部。毛泽东有着极 强的组织能力，在短短的时间内，他还在韶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 织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毛泽东依靠这些组织，领导韶山人民开展了声援五 卅惨案、平粜阻禁、争取教育权等一系列斗争。
　　1925 年 7 月，韶山大旱，粮食奇缺，土豪劣绅乘机囤积居奇，抬高谷价。 成胥生等人把谷米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与中共韶山支部发动群众 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在数百农民的阻止下，使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粜。 这是韶山农民一次成功的“阻禁平粜”斗争。
　　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引起豪绅的恐慌和忌恨，他们串通省长赵恒惕， 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捉拿。在开明绅士郭麓宾暗中通报下，毛泽东才得以 及时脱身，离开韶山前往广州。
　　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为毛泽东分析认识农民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提 供了重要依据。他在 1925 年 12 月和 1926 年 1 月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 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是 他将亲身实践及大量调查研究升华为理论的代表作。他所具备的这种优势是
　　
当时党内许多人无法企及的，因此，这一优势，使他对农民的认识站到了至 高点上。1951 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 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 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 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 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 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 此时却看得很清楚，他明确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是无产 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和他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农民 问题的理论观点，使他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佼佼者，无论党内党外，纷纷推 举他出任指导农民运动的职务。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 帜下进行的。1926 年初，毛泽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又参 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 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先后主办了广州第六届农讲 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骨干时，出 于授课的需要，毛泽东系统、深入地研究并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强调 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 失败，都是由于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从农民在中国所占的人口比重、 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革命力量、革命胜败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详尽 透彻地阐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推动了 农民运动的蓬勃高涨，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已逐渐为国民革命 队伍中许多人所公认，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是，他从分析农村、 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 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大大深化了 人们的认识。他在 1926 年 9 月 1 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已 是一篇很成熟的、全面阐述农民问题的代表作。这些理论著作，武装了大批 农讲所学员，推动了农民运动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迅猛发展。正如周恩来在
《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评价所说：“一
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 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 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 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 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从事农民运动过程中显示出卓越的理论水平和实 践能力，显示出他所具备的领袖素质。可以说，毛泽东的领袖生涯是以此为 起点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一个非常复杂的中国农民问题作 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途径，主要在于， 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他十分重视实践， 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善于集中全党的 智慧，在研究农民问题过程中，吸收了当时瞿秋白、邓中夏、李大钊等人的 精辟见解，吸收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时期，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内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
　　
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所 处的社会氛围，在探索农民问题方面，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的同时， 也不能忽略瞿秋白等我党早期的一些杰出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所起的开拓作
用。

“农运王”与坚定支持者


　　1926 年 11 月，毛泽东离开广州，赴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书记。他受任此命，与革命形势的高涨不无关系，此时正是北伐军锐不可挡 之时。10 万国民革命军敢于意气风发地指向 70 万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主 要借助了空前高涨的工农革命浪潮。从 1926 年夏至 1927 年春，农民运动犹 如急风暴雨迅猛发展，迅速席卷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全国已有各 级农协五千多个，会员逾千万人，仅湖南全省七十五个县中，就有五十五个 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会会员达 136 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 600 万以上。 凡农协建立之处，无不对当地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清算、罚 款等斗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打击封建势力，动摇帝国主义、封建 军阀的基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
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引起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及一切反革命派
的极大恐慌，“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 来，城里的绅士就立刻跟着大哗”。他们攻击农民革命是“痞子运动”，一 些中间派分子也表现出极大的困惑，感到农村发生的事情“越轨”了，应该 加以限制。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和指责也反映到党内，党内出现了严重 的分歧。
1926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
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陈独 秀认为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毛病，对正在勃兴的农民运动画了框 框，限制农协“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 “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于陈独秀的主张，党内议论纷纷。那时，毛泽东 尚未调到上海，他正忙于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所讲授的《中国农民 问题》，与陈独秀的调子极不合拍。在党内，与陈独秀唱反调者，还有瞿秋 白。一次中央宣传部干事羊牧之向瞿秋白谈起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时，认为会 议通过的决议案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大右，瞿秋白听罢当即让夫人杨之华从抽 屉中把他的文件夹取出来，从中抽出一份材料递给羊牧之说：“你看看这篇 文章。”羊牧之一看，是毛泽东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瞿秋白 特意叮嘱道：“要依照毛泽东的意见来增添你们的宣传内容。”
　　1926 年 12 月，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 议。在会上，陈独秀进一步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 “妨碍统一战线”等等。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 当前主要危险一方面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渐向“左”，另一方面是蒋介石恐 惧民众运动而日渐向右，“左”右距离发展日远，会破裂统一战线而危及整 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 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 精卫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是不惜牺 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
　　
　　陈独秀的主张，虽然遭到广东区委和湖南区委一些同志的反对，但由于 获得鲍罗廷的支持，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 会议使党内对农民运动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朗化，而且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投降 主义路线的形成，毛泽东虽然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 地和武装，他曾特别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右派 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然而，这些极有预 见性的重要发言并未引起中央的警觉。毛泽东不满意陈独秀的右倾政策，但 此时他对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尚无十分透彻的了解，也没有拿到充分的理由 和证据来反驳陈独秀的主张。恰好这时他收到一封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 大会发来的邀请电，电文说：“敝会已于东日（12 月 1 日）开幕，现正讨论 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为了更好地回答党 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毛泽东决定乘此机会回湖南作一次实地考 察，看一看农村这场革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究竟应该给予一个什么 样的结论。
　　在长沙，毛泽东受到工农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大会发出的通告就是一篇 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 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 实以此为最旱。??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 基础起见，逆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 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 开会欢迎。


　　欢迎大会举行时，会场座无虚席。除了 300 名正式代表外，许多人自动 赶来旁听，把会场拥挤得满满的。当时农民运动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都 想聆听这位农运专家的见解。毛泽东侃侃而谈，分析并肯定了湖南及全国的 农运形势，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次大会肯定了农民以暴力打击 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通过了建立民主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 等决议案。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监察
委员会戴晓云的陪同下，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 动。他视察农村随身携带三件宝：一是黑皮包，内装文件材料，白天黑夜形 影不离；二是白布包，内放换洗衣服，晚上当枕头用；三是一把雨伞，三件 宝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在湘潭银田寺，毛泽东召集 30 多名农协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毛泽东拿 出事先拟好的调查提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同大家讨论。当他问到区乡农 协组织在乡村中威望怎样时，区农协副委员长郭应棋告诉他，过去土豪劣绅 在乡里作威作福，团防局长可以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如今乖乖地把枪交 给了农会，见了农会干部就点头哈腰说，我非常拥护农会。现在农村里的事， 只有农会才能说了算，许多农民都叫“农民协会万岁”。毛泽东听了大为赞 赏：“好！一切权力归农民，黑脚杆子的农民也被称了万岁，真了不起。” 赶来开会的宁乡县高露乡农协干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党部实 行的是“二民主义”。毛泽东不解其意，忙问：“什么叫二民主义？”农协
　　
干部解释说，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带头要求恢复平粜米的贫苦鞋匠抓了起 来，这就是不要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不就剩了二民主义吗！毛泽东深表赞同 地说：“你讲的这个‘二民主义’区党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 中山的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政策也丢得一干二净。这件事使我想到全国已 经出现的反对农运过火的逆流，我们必须坚决打击破坏农运的拦路虎，我完 全支持你们的行动。”
　　银田寺座谈后，毛泽东风尘仆仆直奔韶山，他受到数百名农会乡亲敲锣 打鼓的欢迎。乡亲们扬眉吐气地告诉他，如今即便是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 奶的牙床，农民也敢踏上去打滚，看到这样大好的形势，毛泽东十分欣慰， 他风趣地对农会干部说：过去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过 去一些人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地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倒了台，难道几个月光景，大家的八字变好，坟地贯气了 吗？是信神呀还是信农会？一席话，使农会干部更加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在衡山白果乡，毛泽东了解到，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 字，妇女们也打破宗族老例，放脚、剪把把头，成群结队拥入祠堂，与男子 一道打土豪。
　　从 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历时 32 天， 行程 700 公里，一路上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认真听取了党的地方组织、国 民党县与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农民及 农会干部座谈，访问了开明绅士。毛泽东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 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甚至处决恶霸；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 押，不准退佃；农会为维护已获得的权益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 标队，农会还采取了禁赌、办夜校、修桥补路、义仓积谷等措施。这一切都 是过去农村贫苦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农民一组织起来，便生成一股势不可 挡的力量，农民真正的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使 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为农民运动的勃兴感到兴奋，为社会上及 党内出现的攻击诽谤农运的逆流感到愤慨和忧虑。考察结束后，2 月 16 日， 毛泽东写了《为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 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 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 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 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
从 2 月 17 日起，毛泽东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撰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这份两万多字的报告，明确表述了与陈独秀截然相反的意见， 文中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 14 件大事，肯定其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 命的措施，呼吁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 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 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 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 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好后，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 刊，从 3 月 5 日至 4 月 3 日出版的第 35、36 期和第 38、39 期合刊连载了全 文。这篇报告旗帜鲜明地回答了社会上及党内对农民运动产生的怀疑与困 惑，为农民运动击掌叫好并指出了其发展的态势和方向。它受到党内外干部
　　
群众特别是农运骨干的热烈欢迎，但却遭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冷遇。《向 导》周刊原定刊载报告全文，但却只在 3 月 12 日出版的第 191 期刊登了《报 告》的前七部分，后面占全部篇幅三分之二的农村变革十四件大事，则未被 连载下去。在这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热情支持毛泽东的，正是瞿秋白。
　　1927 年春，中共中央机关适应形势的需要由上海迁往武汉，3 月中旬， 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先期抵达汉口。中宣部设在旧英租界辅义里 27 号。当 时陈独秀、彭述之尚在上海，中宣部的工作暂由瞿秋白负责。当他读了毛泽 东的这篇调查报告后，不禁击节叫好，同时对陈独秀、彭述之压制文章发表 的做法十分不满。他对宣传干事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 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 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 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这样的文章 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他毅然 决定将这篇报告交给党领导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 发行单行本，扩大对它的宣传。瞿秋白特意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热烈赞扬湖 南农民运动，称赞毛泽东对农运的贡献。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