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学范


　　毛泽乐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王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民族解放、 人民幸福，为人类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进行了毕生奋斗，建立了 卓著赫世的功勋。人民发自由衷的感情深深怀念他，用各种形式纪念他。呈 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由邵廉同志选编、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乐和党外朋 友们》就是出于这种初衷。该书是许多当事人有关毛泽乐生活的真实记录， 当你认真地读读它，你能触摸到人民对于领袖炙手可热、永生不息的深情。 诚然，该书所记述的不是毛泽乐同志叱咤风云，“横扫千军如卷席”的 英雄史诗般的伟大业绩，也不是他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前所未有的社会王义事 业，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白纸上构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豪迈壮举，而是他和 他的党外朋友的友好往来的一些真实的记录。但是，正是从这些平常的交往 中，折射出一个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熠熠光辉，展 示出人民和领袖在一起水乳交融的真情实景。它对于我们每一个后来人，尤
其是年轻人的事业和生活所有的启悟意义，就不仅仅是一种纪念了。 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祖国统一的一大法宝。毛泽东
同志不但是这一方针的积极制订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在长期的革命 和建设事业中，他重视和各界党外人士的友好往来。这其中包括各个民主党 派的人士、许多国民党人士、文化界人士，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无党派人士、 民族、宗教界人士、爱国侨胞、清朝遗族、老师和同学等。他不但善于和自 己意见相同的人交朋友，而且也善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交往；他不但善于 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只要说得对的就积极照办，而且对反对自己反对错了 的人也总是开诚布公，又注意让对方放下思想包袱；他不但乐于团结一切爱 国进步的志士仁人一道工作，而且善于同一些国民党右派人士接触，不记前 嫌，化敌为友。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毛泽东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热忱，和党 外人士广泛往来，真诚相处，体现出坦荡胸怀和凛然正气；他和民主人士交 朋友，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为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实现国家的和平、民主、 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树立了光辉榜样。
毛泽乐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与党外人士的交往常常体现出一
种崇高的革命和战斗的关系，同时也富于浓厚的人情色彩。他做事论理、论 法，私交又注重论情、论礼；待人接物，他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很讲人情味。 比如，他仰敬师长，和年长者相见总要起身迎送，上下车亲自搀扶；他尊重 民主人士，到重庆谈判和初进北京时，对一些党外知名人士总要一一登门拜 访；他也很念旧情，解放后有什么活动，总不忘邀他的师长、同学和其他一 些故旧来北京相聚；每去外地视察，也总不忘邀请当地一些科学界、文化界 朋友一起叙叙旧。在私交中，他很重情义，即便是对一个曾经要开除自己学 籍的老师，他也时刻把其冷暖放在心上，多次慷慨地拿出自己的稿费接济其 困难；也乐于平等待人，即便平常一些细微的交往礼节，比如和友人一起散 步，也要注意并肩而行，甚至携手搭背，表现得极其亲近和友好。还有朋友 之间借东西讲究有借有还，赠送礼品也总是有来有往??

　　一个站在时代峰巅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时又是那么充满人情味的普 通人。这并非什么值得奇怪。因为我们的事业就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 宗旨，其本身就是最真实、最富人道的事业。正是这种体现革命精神和时代 精神的人情味，使得毛泽东同志能够真实地代表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带领 亿万人民群众，开创前所未有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他是伟大的，又是 平凡的；他是那么充满魅力，又是那么可亲可近；他既像一座丰碑耸立在祖 国的大地上，他又确是活生生的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并且将永远地活在我 们亿万人民的心中，激励着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王义的道路不断前 进。
　　我初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 1945 年 9 月 10 日在重庆，他对我的亲切、诚 恳、坦率的教导，47 年来一直牢记在我的心上，以后我多次聆受他的面嘱， 成为鼓舞我不断进步的动力。出版《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是一种很有意义 的纪念。是为序。
1993 年 2 月

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

情谊和合作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与宋庆龄
吴传煌 王保清 毛泽东与宋庆龄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伟大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的艰
难历程和辉煌胜利融合在一起的，也是同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联系在一起 的。他们尽管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通过各自的斗争实践，先后找到马克思主 义真理，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志同道合是他们友谊的纽带。
毛泽东与宋庆龄各自从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 1919 年底
至 1920 年初开始了这个转变，宋庆龄从 1927 年下半年开始了这个转变。宋 庆龄与毛泽东在 1927 年下半年之前，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民主主义者 和共产主义者的情谊；在这之后，形式上仍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情谊， 实质上是党内外共产主义者的情谊，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 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 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里所说的“很早”，似应早到 1927 年下 半年。

（一）


　　毛泽东与宋庆龄的情谊是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 建立的。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孙中山 指定参加党章审查委员会。他在大会上就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发表许多重要意 见，为孙中山所采纳。大会期间，宋庆龄虽在上海，与毛泽东缘悭一面；但 是，她与毛泽东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大会开幕前，宋庆龄断然拒绝国民 党右派企图利用她来动摇孙中山实行联共的决心，支持和帮助孙中山以革命 家的气魄在大会上制定三大政策，提出让大会举手通过的、包括毛泽东等共 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名单。在国共首次合作伊 始，他们都把对方引为战友，已是神交了。
然而，国共合作却遭到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和反对。1925 后 11 月，邹鲁、
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要取消共产党员在 国民党的党籍，开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 委员职务。为了反击他们的进攻，宋庆龄专程从上海到广州，于 1926 年 1
月 8 日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庆龄与 毛泽东在大会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宋庆龄大声疾呼大家要加强团结，不 要受右派挑拨，指出：“如果诸君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 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所以我竭忱 的希望诸位要大家合作。”毛泽东理直气壮声明，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 点，不怕公开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为了国民革命整体利益，在当时保持共 产党的秘密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努力下，迎头痛击 西山会议派，维护了国共合作。
　　随着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加紧了反革命活动。1927 年 3 月， 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促成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 活动，全会决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
　　
于党，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挫败了他的阴谋。对此，蒋介石极端仇恨，于
4 月 12 日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22 日，宋庆龄与毛泽东等 39 人联合发出讨 蒋通电，愤怒谴责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指 出，如不打倒蒋介石，“革命群众将无噍类”，在阶级搏斗日趋激烈的形势 下，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的抗议，于 7 月 14 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8 月
1 日，宋庆龄领衔与毛泽东等 22 位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名义发表宣言，揭 露“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 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表示“自今以后，惟有领 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宋庆龄与毛泽东团结一致，捍卫孙 中山遗留的国共合作政策，而他们的革命情谊也升华到新的高度。
　　蒋汪合流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长途跋涉，访问了 苏联，并把抗议传到国外。毛泽东根据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到湘赣边界发 动秋收起义。宋庆龄与毛泽东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战线，各自在不同岗位， 用不同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
9 月 19 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称赞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内发动的武装暴动， “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坚信“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 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还明确表示，“假 如我回国的话”，将“参加工农斗争”，“战胜血腥的反动派”。1931 年， 她回国后，多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区域进 攻，武装抵抗日本侵略。1933 年 9 月 30 日，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世界反 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在会上，她高度评价苏维埃区域是中国人 民获得解放的“希望、诺言和保证”，热情赞颂它是任何强大的敌人不可战 胜的，亢声呼吁“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 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 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宋庆龄向中国和世 界发出保卫中华苏维埃，制止蒋介石反革命围剿的正义呐喊，对于毛泽东等 共产党人是弥足珍贵的。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主席名义拍来电报，坚决表示誓作大会有力后盾，并以第四次反“围剿” 的胜利向大会献礼。1935 年 10 月，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 后，宋庆龄极其喜悦，与国际友人一起为长征胜利干杯。1936 年春她写信给 毛泽东等对红军东征表示祝贺。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宋庆龄“拥 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以及给予的“热烈赞助”。宋庆龄和毛泽东在信 函和谈话中互相倾注了信赖之情。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形势要求国共两党以全民族利益 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团结御侮。宋庆龄与毛泽东深感历史赋予的使命，彼 此建立直接的联系，共同推动国共再次合作。1936 年 1 月，宋庆龄嘱托共产 党员董健吾，将关于国共合作的重要信件送到陕北瓦窑堡，面呈毛泽东。正 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将关于国共两党谈判五项原则的复函交董健吾带回，并 让他传达其对宋庆龄的敬意。3 月上旬，董健吾回到上海的当天，便向宋庆 龄复命。宋庆龄接悉毛泽东的复信非常高兴。从此，中断十年之久的国共两 党关系，经过宋庆龄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信函往返终于接通。宋庆龄称道董健 吾做了一件“益国非浅”的事，其实，是她和毛泽东为国家和民族成就了永 远为子孙后代所铭记的勋业。4 月，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派冯雪峰从陕北前 往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并嘱他先会见宋庆龄，再联系党员。冯雪峰向宋
　　
庆龄传达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她的赞赏。9 月 18 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交潘汉年呈宋庆龄。信中对宋庆龄“革命救国的言 论行动”，表示“无限的敬爱”。希望她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敦促国 民党中枢诸负责人“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 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22 日，毛泽东给蔡元培信中，又特意向宋庆 龄致讯。毛泽东把事关民族存亡的任务托付给宋庆龄，是对她的倚重。
　　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高瞻 远瞩，制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宋庆龄以她的远见卓识，提出在停止内战、一 致对外的条件下释放蒋介石。她所以与毛泽东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因为她与 毛泽东息息相通，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委派周恩来 去西安与张、杨一起在同宋子文谈判时，提出安排宋庆龄参加改组后的国民 政府，是对她的最大信任。宋庆龄遵照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努力促成国 共再度合作。自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她一直拒绝出席国民党的所有会 议。1932 年 2 月，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毅然参加国民党五届 三中全会，与何香凝等 14 人向全会递交《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提案》，批评 蒋介石反共政策，并针对汪精卫提出的“剿共”政治决议草案，发表著名的
《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说。全会经过激烈争论，虽然未通过来庆龄等 14 人提案，但不得不接受她提出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共抗日的主张，决 定同共产党谈判。宋庆龄为实现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关于建立以国共合作为 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极其可贵的努力。8 月，宋庆龄在上 海寓所热情接待同国民党商谈合作事宜的周恩来等，再次表示完全拥护共产 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为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进攻上海。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十分关心宋庆
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尊重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意见，于 12
月 23 日离沪赴港。1938 年，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 庆龄。她约见邓颖超，倾听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主张。是年 6 月和翌年 1 月，宋庆龄发起组织和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 个重要任务，是向海内外宣传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张，募集捐款、医药和物资， 主要支援解放区抗战。她后来撰文指出：“我们的组织一贯接受中国共产党 的领寻。它总是以毛泽东主席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1941 年 1 月，国民党 制造皖南事变，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命令和谈话，领导全国人民展开英勇的反 击和斗争。宋庆龄等在香港与毛泽东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两次致函、电蒋 介石，痛斥他违背孙中山遗教，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倒行逆施政策，坚决 要求国民党“恪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 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宋庆龄帮助共产党和毛泽东挫败 了国民党阴谋。她指示《保卫中国同盟》又一次向新四军送去大批物资、医 药和资金。当毛泽东听到她竭力支援新四军的事迹时，很是赞赏。1942 年 8 月，宋庆龄在重庆重建《保卫中国同盟》，经常要求周恩来为她提供毛泽东 的重要文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战绩材料等，向海外宣传。
　　抗战宣告胜利，1945 年 8 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等陪同下，飞赴重庆同蒋 介石谈判。毛泽东抵渝即拜访宋庆龄，宋庆龄到桂园回访毛泽东并出席由他 举行的招待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茶会，阔别 18 载的战友喜庆重逢，频频的叙 谈，更增添同志和战友的情谊。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国共谈判时期，在重 庆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
　　
毛泽东“思想锐敏，见识远大，令人钦佩”。
　　1946 年 6 月，国民党破坏国共第二次合作，发动全面内战。7 月 20 日， 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 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25 日，宋庆龄热烈响应，发表 声明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一个无法取得胜利的战争”，因为“农民将拥 护共产党”。为了扑灭蒋介石燃起的战火，她“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 其它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12 月 17 日，周恩来 从南京返回延安不到一月，致函宋庆龄，转达毛泽东等延安朋友对她的惦念， 感谢她“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称誉她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永远为 人民服务的领导者”。1949 年春，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的正确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行将就木。 毛泽东与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安全极为关注，垂念至殷。1 月 29 日，他们联名 致电宋庆龄，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 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 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 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获悉电报后，当即亲 笔用英文复信，对毛泽东与周恩来极友善的来信致以“深厚的感谢”，而对 自己因染疾诊治，“不克即时成行”，表示“非常抱歉”。复信中热烈地表 达自己崇高的愿望，指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 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十三 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上海解放不久，毛泽东特派邓颖
超携带给宋庆龄亲笔信函“趋前致候”，专程迎接她北上平。毛泽东在 6
月 19 日的信函中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建设大计，亟待筹商。” 宋庆龄十分喜悦，惠然应诺，并于临行前对邓颖超说，不要开欢迎会，也不 要到车站迎迓。8 月 28 日，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乘专列抵达北平，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等前往车站热烈欢迎。当时，毛泽东亲临车站迎接过两位 朋友，其中一位是宋庆龄。晚，毛泽东宴请她，大家频频举杯，共庆人民解 放，战友欢聚。9 月 21 日，宋庆龄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 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歌颂共产党与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指出：“我们达到今 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0 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宋庆龄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 月 1 日，宋庆龄偕同毛 泽东等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庆典。当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按动电钮冉冉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宋庆龄眼睛 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孙中山的遗愿，她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共产党与毛泽 东的领导下，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一直担任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从事国务和社会 活动，襄助毛泽东、周恩来等处理国家大事。毛泽东非常尊重和信任她。平 时拜访晤谈，信札问讯，遇有重大问题同她一起商量。除了请她参加重要会 议外，有重大事情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并征求她的意见。
1956 年 9 月，她应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邀请，列席共产党“八大”，认为这 是她“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1957 年 11 月，她随同毛泽东、 邓小平等赴苏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 表会议。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说：“宋庆龄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把她 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宋庆龄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共产党中央和

毛泽东认为她暂时留在党外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她早已共产主义化了，在 临终前被共产党中央批准，履行了组织上的入党手续，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特殊的岁月，宋庆龄正视着 “红色恐怖”给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所带来的浩劫。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保 护，她未受到过份的冲击。1966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批示，对民主人士“应 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亲自开列一份应予保护干部的名 单，第一位是宋庆龄。9 月 1 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讲话时，严峻地批评 他们要到宋庆龄家贴大字报的错误，郑重指出：“我们应当尊重她。”当时， 宋庆龄虽然十分孤独、苦闷和困惑，但是她并未动摇自己对共产党和毛泽东 的信念。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后，宋庆龄极其悲痛，尽管她年事已高， 仍然两次吊唁毛泽东，并参加追悼大会，敬献花圈。1977 年，她领导的中国 福利会少年宫专门举办纪念毛泽东、周恩来的活动。1978 年 12 月，宋庆龄 撰文缅怀毛泽东。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内乱，她感到由衷的高兴， 认为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她要求人民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留下的革命火炬，“接过来，传下去，并且让这革命的火炬照亮通
往 2000 年的新的征途，照亮通往共产主义的前程。”

（二）


　　宋庆龄与毛泽东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 利，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毛泽东高度评价宋庆龄和她为共产党和人民所作的重要贡献。
　　首先，毛泽东指出：“1927 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 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由于形势的不断演变、
阶级阵线发生了变化。当国民党几乎整个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而背叛 了革命的严峻时刻，只有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左派同共产党人真正坚持新三民 主义革命，维护三大政策。周恩来说：“国民党还有什么人？只剩了两个女 人！”这两位杰出的妇女，是宋庆龄与何香凝。
国民党内是宋庆龄真正继承孙中山革命救国精神，这是因为：
　　（1）孙中山制定的实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顺应了历史发展和人民 的愿望，宋庆龄深得孙中山的真传，把继承孙中山遗志视为自己对国家、民 族和革命事业的崇高职责。（2）孙中山一生追求真理，不断进步，并由此获 得人民的崇敬。宋庆龄也因忠贞不渝致力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业，而赢 得人民的敬重。她完全感受到人民对孙中山与自己这种真诚而强烈的感情。 她必须竭尽全力维护孙中山的威望，执行他留下的政策。她把这个当成自己 责无旁贷的义务。（3）宋庆龄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政治上的原则立场和高 贵的革命气质，从不屈服于敌人施加的压力，不去说，更不去做她内心认为 违背中国和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任何事情。（4）宋庆龄始终得到共产党的帮 助和支持。周恩来说：“共产党是时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 斗争，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宋庆龄说：“没有群众的支持， 我是什么也做不到的。”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没有因为国民党的背叛而中绝、湮灭，是宋庆龄 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它继承和发展下来。宋庆龄无愧于孙中山，
　　
无愧于中国革命，是“国民党整个左派唯一的大丈夫”。 其次，毛泽东说，宋庆龄是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的亲密朋友”。
自 1921 年 12 月，宋庆龄就与共产党建立、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直到
她 1981 年 5 月逝世，整整 60 个春秋。一个人与共产党同行一段路程并不难， 难的是 60 年如一日地与共产党走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她把自己的一生与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当共产党发生困难、挫折甚至暂时失败的时候， 她万分焦灼，给共产党分忧解愁，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而当共产党纠正自 己错误，又重新发展并取得成功的时候，她欢欣鼓舞，与共产党同享胜利的 喜悦。国民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危难之际，一些人离开了共产党，她却想 共产党之所想，急共产党之所急，坚定地与共产党站在一起。尤其难能可贵 的是，她在风雨如磐的磨砺中，跟随历史脚步不断前进，与共产党的关系没 有停留在民主主义门槛内，而是升堂入室，迈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她与共产 党“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不愧是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同志和战友。 共产党在历史上先后三次倡导国共合作，两次反对国共分裂。无论国共 两党或分或合，都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后果和影响。宋庆龄每 当历史关键时刻总是支持共产党，她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全面支侍共产党，建 立了独特的历史功绩。正如刘少奇所说：“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
负责同志。”
宋庆龄充分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地位和作用。 首先，宋庆龄对毛泽东一向怀着无限敬仰和信赖的感情。30 年代，她说
她相信两个人，除孙中山外，“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这是她在峥嵘岁月
中经过冷静观察、思考得出的认识。她称颂毛泽东“思想锐敏、识见远大， 令人钦佩”，“是得到中国人民完全信任和合作”。毛泽东无私地为人民利 益奋斗，人民衷心地热爱毛泽东。这正是毛泽东伟大和取得成功的地方。
其次，宋庆龄极为推崇毛泽东和他在中国历史上所建树的不可磨灭的伟
大功勋。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领导人民共和国将近 30 年时间。他作为共产党和人民的主要领袖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宋庆龄从共产 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历来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一生，毛 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她始终称颂毛泽东是 “伟大的领袖”。即使经过“文革”内乱之后不久，她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一 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与导师”。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继承和发展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她的设想。她说，她 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孙中山的主张才能实现。还说， 孙中山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并且远远超过了。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全国人 民，历尽艰难，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建立了社会主 义制度，夺取了震撼世界的辉煌胜利。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 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毛 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留给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走更为艰难曲折的斗争 道路。她在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 70 年奋斗中，对此是有深切的体会 和正确的认识。她把人民的胜利和自己所做的工作，看成是共产党与毛泽东 领导的结果，指出：“我们的成就应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 这个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紧密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使我国 人民能够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惊天动地的胜利以及和平地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与宋庆龄已经相继长辞，但他们的革命精神、深邃思想、不朽功
绩和深厚情谊，却留在中国大地上，留在人民心中，激励着我们去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息息相通的两位时代巨人
——毛泽东与鲁迅


毛代胜 毛泽东和鲁迅都是时代的巨人。他们在漫长、曲折的革命斗争中，都为
中国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建立了不可 磨灭的功勋。虽然，他们生前没有见过面，也不曾有过个人的书信往来，但 他们的心始终是息息相通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1966 年 7 月 8 日）。1975 年 10 月 28 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同志在给毛泽 东的信中写道：“我在 1971 年听到传达您的这句话时，心情是何等激动 啊！??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 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一支烟， 眼睛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兵，用笔。” 在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中，鲁迅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一名“小兵”自命，自觉地遵奉无产阶级的革命“将令”，以笔作刀枪，
向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1927 年至 1937 年，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和 进步文化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 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他们以为这样 就可以把我们共产党和革命者“剿尽杀绝”了，但结果却相反，“作为军事
‘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
西，是 1935 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 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 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作为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英勇旗手和主将的鲁迅，身在白色恐怖下
的上海，“深切地关怀着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当第五次反“围剿”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而遭到了
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革命力量处在
黑暗势力重重压迫之中时，鲁迅坚信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一定会胜 利。在坚持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的同时，鲁迅密切关注红军长征途中 所发生的一切。1935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冲破蒋介 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胜利到达陕北， 给山河破碎的祖国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鲁迅听到这个消息， 无限喜悦，于 1936 年 2 月，不顾重病缠身，热情洋溢地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发 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的 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 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 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这封贺信是由美国朋友史沫特莱托人转道巴黎于同年 4 月传送到党中央的。 尽管当时鲁迅所在的上海还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漫漫黑夜中，但是他从长 征胜利看到了抗日战争即将出现的新局面，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 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的无限光明的前途。这封贺信，表达了鲁迅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和崇敬，抒 发了鲁迅誓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共同着生命”的战斗情怀。为了庆贺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鲁迅还特地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捎往陕北，送给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鲁迅就是这样地与工农红军长征血肉相连，与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同呼吸、共命运。
　　1936 年，当托洛茨基派分子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恶毒攻击毛泽东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鲁迅不顾身患重病，奋起反击。他以无产阶级 大无畏的精神，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直接提到毛泽东的光辉名字， 怒斥托派的诬蔑：“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 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亲这高超又恰恰 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 的地方去。”鲁迅在这里用对比、反语和讽刺，一贬一褒，更加突出了毛泽 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足现实，完全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 益。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庄严宣告：“中国目
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
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
表示了自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的坚强决心！在《答托洛茨基派 的信》中，鲁迅还以最崇敬的感情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 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 对毛泽东的革命情感洋溢在字里行间。这种真挚的感情和鲜明的阶级立场， 是同鲁迅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勇于解剖自己，刻苦改造世界观 的进程相一致的。
鲁迅越到晚年，为什么越显出战斗的青春的活力呢？就是由于他用马克
思主义作指导，“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是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历史的教训 和现实的革命斗争，使鲁迅极其深刻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衷心拥 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甘愿做党的一名“小兵”。
由于积劳成疾，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病卒于上海寓所。这噩耗传到
延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悼念鲁 迅逝世发出三封电报：一封是《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一封是《为追悼鲁 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还有一封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 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这些书电，“为我中华民 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情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 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表示了最深沉痛切的哀悼，并决定在 全苏区内下半旗致哀，同时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为鲁迅遗体举行国葬。
　　鲁迅逝世后，当时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商量，组织了治丧委员会， 毛泽东为治丧委员之一。在上海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举行追悼仪式后，鲁 迅遗体于 10 月 22 日安葬于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1956 年在党中央的关怀 下，鲁迅墓由上海虹桥万国公墓隆重迁葬于虹口公园。毛泽东为墓碑题了六 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鲁迅先生之墓”。
　　为纪念鲁迅的革命文学上的贡献，使新的一代赓续他的事业，毛泽东发 起了建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并为“鲁迅艺术学院”亲笔题字。毛泽东、周 恩来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创立缘起》一文中写道：“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 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 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1937 年 10 月 19 日，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大会 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 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 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称颂鲁迅是现代圣人。正如柳亚子 1941 年在他所 赋一首纪念鲁迅的诗中所写的：“鲁迅先生今圣人，毛公颂语定千春。”1977 年，毛泽东又讲到鲁迅，如果说中国有圣人，鲁迅是第一大圣人。从这里可 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是何等的推崇！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号召大家学 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从 1936 年鲁迅逝世到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前夕，在 40 年的革命和建设 中，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鲁迅。他在《新民主主义 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等文章中多次提到鲁迅及其著作，对鲁迅的一生作了最正确、最全面、最深 刻的评价。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赞：“鲁迅是中国文化 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 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 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情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 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 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 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 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6 年，毛泽东在《论 十大关系》中赞扬鲁迅的“《阿 Q 正传》是一篇好小说”，并奉劝“看过的 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1957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 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极力推崇鲁迅的杂文说：“鲁迅后期的 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辨证法。”1961
年 10 月 7 日，毛泽东在接见以黑田寿男为首的日中友协代表团时，亲笔把鲁
迅先生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 听惊雷”一诗题赠给他们，并指出：“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 暗的年代里写的。”这对正在斗争的日本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1975 年 11 月，毛泽东在接到周海婴同志的信后，就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作了 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 作出决定，立即实行。”1976 年 3 月，毛泽东“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 读点鲁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系列的论述，说明了鲁迅在共产党人心中 的地位，说明了鲁迅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鲁 迅，意在唤起全党全国人民对鲁迅的重视，意在把鲁迅的思想文化遗产交给 全党和全国人民，使鲁迅的思想文化遗产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

　　鲁迅和毛泽东虽然先后离开了人间，与世长辞了，但他们的思想、精神 将像巍峨的丰碑，永远耸立在亿万人民的心头，激励人民为创造美好的未来 而不断向前。
　　
为了民主与科学
——毛泽东与九三学社


许德珩


　　九三学社，它是在毛主席的启发、推动下成立的，也是在毛主席亲切关 怀下才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当年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 年年底，日本侵略军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 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撅。 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时局极感焦虑，经常 聚在一起，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一 开始，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张雪岩、何鲁、涂长望等同 志，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座谈时局，间或也在中苏文化协 会张西曼同志处座谈。大家渐渐地对座谈有了兴趣，于是就形成座谈会的方 式，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一致认为要抗战获得胜利必须争取政治的民主。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以来所揭举的两面极有意义的旗帜，所以我们把 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并逐渐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 名“民主科学社”。后来因为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办了一个刊物， 也叫“民主与科学”。社会上对这个刊物有些争议，为了避免外面的误会， 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因此有一个时期座谈会是没有名称的。 这一座谈会的主张是“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
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参加座谈会的一些朋友们都要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去，但 是想到一年多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座谈，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希望能成立 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长期存在下去。正在酝酿期间，毛主席来到了重庆。
毛主席到达重庆这一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山城，给广大国统区的人
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听到毛主席要亲来重庆，我们兴奋异常。随后，我就 向徐冰同志表示，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急于想同毛主席谈谈。不久就收到了 毛主席的请帖，约我和君展于 9 月 12 日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吃午饭。是日 上午 8 时，我和君展徒步前往红岩村。
一见面，毛主席一手拉着君展，一手拉着我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
面了。”我们和毛主席阔别 20 多年，山城重聚，快何如之。毛主席和我畅谈 了当年在北大时的情景，追述了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 一些事情，君展回顾了在周南女校读书时加入新民学会和驱逐军阀张敬尧运 动的往事，以及 1921 年君展赴法勤工俭学在上海候船时，毛主席约了许多新 民学会的人在半淞园欢送并摄影留念的情景。故人叙旧，格外亲切。随后， 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 桥。大家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话题转到了延安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毛主席告诉我们，经过大生产运动， 现在陕北人民的生活显著好转，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回想初到陕北时， 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在北平的教授先生知道我们物资缺乏，还给我们送来了 火腿、怀表和布鞋，真是令人感动。这时君展才不得不把我们买东西给毛主 席的经过谈出来。事情是这样：1936 年秋末冬初的一天，那时我们都在北平， 徐冰、张晓梅夫妇来我家说，现在延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供应
　　
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 怀表。我和君展听了这些话，当即决定由我们拿钱去买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 毛主席。徐冰同志还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 买。于是君展与张晓梅同志两人就到东安市场（即现在的东风市场）买了一 些火腿、怀表、布鞋等。东西买好拿走时，晓梅同志问：要不要毛主席的亲 笔收条？我们说：这么一点东西还要毛主席亲自开收条？不要，不要。席间， 经君展这么一谈，毛主席说：“啊！原来那些东西还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 到了，让他们吃了，用了，我也吃了。”前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 志来访，带来了当年毛主席收到我们赠品的回信复印件，信的内容热情洋溢， 令人深受鼓舞。拜读之下，倍感亲切，更增加我们对毛主席的怀念。
　　我们当时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勉励我们 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我说，我 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主席说，人数不少，即 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些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 表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经过毛主席这样一番指 点和推动，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决心把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 政治组织。
这天，同桌午饭的有周恩来、华岗、熊子容同志，还有两位同志，我记
不起是谁了。我们为这样的欢聚高兴，又为毛主席深入虎穴担心。所以当我 们向毛主席告辞时，君展说，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 彼此心领神会，一笑而别。
1945 年 9 月 3 日，日本签字投降，全国各地庆祝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
的朋友们，在重庆青年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座谈会。会上有的同志提议，为 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把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成 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大家一致赞成，当时就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1946
年 5 月 4 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发表新闻于重庆《新华日报》上。
九三学社筹备期间，为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反对蒋介石集团阴谋破坏旧政 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46 年 10 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在重庆、成都、上海、南京分
别成立分社。这期间，“九三”密切联系一批进步和中间的教授及其他高级 知识分子，做了不少工作。社中央迁到北平后，与中国共产党加强联系，同 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 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口号下，配合各地的抗 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反扶日运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运动等，做了 很多工作，在民主革命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949 年 1 月，北平围城期间，九 三学社发表宣言，响应毛主席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 年 1 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同年 6 月 15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 会在北平举行。我代表九三学社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毛主席授意周恩来 同志，让九三学社向新政协筹备会写一报告，说明九三学社做了哪些工作。 后来，由我和袁翰青、薛愚、黎锦熙、叶丁易等同志署名写了工作报告，由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印刷厂排印数百份，送交新政协筹备会与会代表人手一 份。从此，九三学社参预了新中国的建立，正式成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了。 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成员中有些同志认为，九三学社已经完成了它 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使命，提议可以解散。我们酝酿解散的时候，毛主席正
　　
在苏联访问。先是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我也参加的人民救国会也要解散。因 为救国会的成员都在北京，大家同意解散，签名后就解散了。而九三学社成 员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和重庆。当时重庆尚未解放，我们与重庆的 社员一时联系不上，还作不出解散的决定。及至将要商讨作出决定时，亦即
1950 年 2 月间，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当他听到救国会解散时，很为惋借他说， 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又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当即表示不同 意，并由中央领导同志传达了他的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向我们阐述了民主党 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九二学社不但不能解散，而且还要继 续发展。从此，九三学社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30 多年来，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九三学社推动成员做好岗位工作，努力为祖国建设服务，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到了党的助手作用，作出了贡献。 回顾九三学社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更加怀念毛主席，怀念他在革命的统 一战线中的丰功伟绩。上述事实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 的亲切关怀，九三学社的成立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回想当年“九三”成员不 足百人，而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 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
1 万多名成员、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了。

哈达献九天
——毛泽东与西藏上层人士
　　　　　　　　　　　　　　　　　　阿沛·阿旺晋美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 1951 年。当时我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
全权代表，和其他几位全权代表一起，正在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就和平 解放西藏问题进行谈判，适逢“五一”，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 楼上，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们来啊！ 你们从远道来，一定很辛苦了！”我门也按照藏族的风俗习惯，向毛主席敬 献了哈达。看着千千万万游行群众欢呼雀跃，真诚热爱毛主席，看着作为泱 泱大国的最高领袖的毛主席，如此兄弟般地对待少数民族，我的心被深深地 感动了。联想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我感到，那个民族压迫的旧时代已经过 去，一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 要来到了。
　　西藏从元代起就正式成为伟大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在伟大祖国的创造和发展中，尽了自己的 光荣责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西藏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近代，西藏人民和帝国主义进行了可歌可泣 的英勇斗争，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在清政府时期实行的 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汉藏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了。特别 是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拨， 使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情况给西藏民族和西藏 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从西藏的历 史、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在 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 谈判。在排除了重重阻碍以后，我们在 1951 年 4 月下旬来到北京，和中央人 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了谈判。谈判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 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 毛主席一直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双方经过多次洽商，一致通过了和平解放西 藏的“十七条协议”，并于 5 月 23 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 式。“十七条协议”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毛主席 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的一项光辉成就。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正式接见我们，同我们 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向我们介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说明共产党 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一切工作的宗旨，就是为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谋利 益。
　　当晚，为欢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毛主席举行盛大宴会。宴会开始 前，毛主席又同我谈话。主席打开一本国民党时期的地图册，对我说：“你 看，国民党把西康和西藏的分界划到了工布江达一带，以东为西康，以西为 西藏。我们今后还是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昌 都地区过去实际上是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毛主席的这个决定，是根据西藏 的实际做出的正确决策。
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中，毛主席一直关注着西藏的工作，并在许多方

针政策性的大问题上，给予了英明的指导。协议刚签订，主席就指示中央驻 藏代表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等同志：“你们在西藏 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 进。”从 1952 年初开始，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分裂分子组织了伪“人民会议”， 进行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他们在拉萨策动武装骚乱，进行请愿、示 威，包
　　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同志和我的住宅，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时，把 解放军赶出西藏。当时，斗争出现非常复杂和严峻的局面。在这紧要关头， 毛主席对当时西藏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对于西藏上层 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俗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 争。一方面，中央代表张经武同志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写信，揭露伪 “人民会议”的背景和险恶用心，迫使达赖喇嘛撤消了两个分裂主义头子的 司曹职务，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立即解散。另一方面，积极开展 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十七条协议”，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和稳定了大多数思想动荡、态度摇摆的上层人士， 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亲帝分裂分子，稳定了局势。
　　1954 年 9 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我以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身份随同前往，负责同中央联系，协 助达赖喇嘛处理政务。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本是“十七条协议”中的一 项规定，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人担心成立军政委员会，会取代西藏 地方政府，使他们丧失既得权益，因此百般阻挠；而当时随着第一届全国人 大的召开，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业已撤消。毛主席根据这些情况，分别接 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向他们提议在西藏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直接 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样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由西藏地方政府、 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多次讨论，一致同意成 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三方代表组成的筹 委会筹备小组，经过充分协商，提出了成立筹委会的具体方案。1955 年 3 月
9 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
决定》，并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 关。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步骤，标志 着西藏革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5 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即将离京前，毛主席再次接见了他
们，当时我也在场。毛主席又一次说，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 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 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 丝毫不用客气。接着主席又说，今后西藏要重视发展经济文化，你们这次不 能空着手回去。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央人民政府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 堪布会议厅赠送了大批衣机具。1956 年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时，毛主席、 党中央派了以陈毅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西藏进行祝贺和慰问，这在藏 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 民对西藏人民的关怀，进一步密切了两藏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民 族之间的团结。
　　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前后，西藏受到周围藏区工作的影响，社会有些不 安定。毛主席、党中央及时作出了 1962 年前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决策。毛主席
　　
说：“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 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 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 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才能决定。”
　　尽管我们在西藏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西藏反动派看到广大农奴群众日 益觉醒，改革迟早终会发生，居然孤注一掷，在 1959 年 3 月策动了叛乱。4 月间，我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并向中央汇报 工作。毛主席详细询问了西藏叛乱的情况，并教导我们，反动派的本性是不 会改变的，既然叛乱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主席还就今后边平叛、 边改革的方针政策，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并一再强调，虽然发生了叛乱，和 平民主改革的方针仍要坚持，不管参叛的是什么人，我们仍旧是一个不杀。
1959 年国庆节，我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主席又专门找我们 谈话，询问民主改革情况，并说，和平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的一条原 则，虽然“十七条协议”被西藏反动派撕毁了，但我们仍要沿着和平民主的 道路走下去，仍要按协议执行。按照毛主席这些指示的精神，中央制定了民 主改革的方法、步骤和许多具体政策。在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中，也产生 了某些“左”的缺点和错误，但总的来说，平叛和改革是顺利和成功的。除 对叛乱的农奴主实行没收政策以外，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其他上层人 士，实行的是赎买政策，这也是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方面一项成功的创举。 通过民主改革，推翻了罪恶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彻底翻身解放。毛主席 把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理和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坚定的革 命原则和灵活的策略相结合，创造性地为西藏民族的发展进步，为西藏人民 的自由幸福，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史册上。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西藏也未能
幸免。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影响下，在西藏多年坚持，行 之有效的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我作为西藏自 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也难以工作了。1966 年 9 月 29 日，周总理亲自派飞机把 我接回北京。“十·一”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毛主席得知我已回北 京，当即就要见我。由于没有想到主席要在天安门上见我，所以当时我身边 没有带翻译，我那时还不大能听懂汉语，所以未能和主席更多地交谈。1970 年“五·一”，又是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时西哈努克亲王受我国政府邀请刚 刚来到北京不久。毛主席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一登上天安门，大家都热烈鼓掌 欢迎。这时毛主席看见了我，就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向西哈努克亲王介 绍说：“这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这么盛大的场 合，我身旁还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这么关心我，使我终生难忘。 现在，我和西哈努克亲王已经成了老朋友，他每一次到北京，我一般都能见 到他。见面时，我们还经常谈起毛主席介绍我们认识时的情景。
　　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 1972 年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在这一二年 间，主席显得苍老了许多，表情也十分沉重。他握着我的手，十分关怀地问 我身体还好吗，是不是还住在北京。我一一作了回答，并目送着主席离去。 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永诀。
　　毛主席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真诚地关怀各民 族人民，真诚地帮助西藏民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走上发展繁荣的道路，带领 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并走向共产主义的幸福未来。他为各族人民的解放、
　　
幸福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值得永远怀念的。从我个人来说，能在西藏和 平解放及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祖国为人民出力尽责，从原西藏地方 政府的一位钦命大臣，走到了人民革命一边，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名国 家工作人员，也是和毛主席所代表着的一个全新的时代的感召，和毛主席多 年的教导分不开的。自 1980 年以来，中央召开了两次关于西藏工作的座谈 会，确定了一系列从西藏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年的实践，使各项建 设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西藏人民脸上露出了 真诚的幸福的笑容。从他们的言谈中，时时表露出对党在西藏的新政策的满 意和感激之情，我愿把这些幸福的微笑和由衷的感激，编织成一条洁白的哈 达，敬献给九天之上的毛主席！

写不尽的深情厚爱
——毛泽东的声音永远荡漾在我耳边
朱学范 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形象以及他对我的深情厚爱，亲切关怀，使我终生难
忘，永远铭记在心。在纪念他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愿将多年珍藏在心里 的几件往事，写出来，以表达我对衷心爱戴和敬仰的毛泽东主席的不尽的思 念。

在重庆的接见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 1945 年 9 月 10 日在重庆。
　　8 年抗战，终于赢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我国百年来在反侵略战 争中第一次的胜利，这胜利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英勇奋斗的结果。
　　8 月的重庆山城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浸沉在喜庆抗日战争胜利的 欢乐之中。但是，国共两党关系如何发展，国家前途命运如何，内战危机能 否消除，和平建设能否实现，这些问题为人们十分关怀。8 月 28 日，中共中
央主席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电邀从延安乘飞机临重庆，举行国共两党会 谈。这个消息顿时使山城人心沸腾起来，对毛泽东主席为谋求国内和平，实
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不畏艰危的大智大勇的行为，产生了无限钦仰
之情。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对他们进 行了团结工作。9 月 10 日，我和易礼容受到约请，到上清寺桂园会见我久已 敬仰的毛泽东主席。他身穿一身整洁的蓝布中山装，身材健硕魁伟，态度谦 逊诚恳，谈话机智精辟，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风度。
当时，国共两党谈判正在进行军队组编数目和省区划分问题的商谈。毛
泽东为什么在百忙中还要接见我和易礼容？因为当时迫切要解决解放区工会 和中国劳动协会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 10 月初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 会大会的问题。9 月 8 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 福利社的开幕典礼。周恩来同我详细地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 团结统一问题，他提出了几点具体意见，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出席即将在 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的中国工会代表团的组成问题，要包括陕甘宁边区 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我同 意他的意见。9 月 9 日，周恩来给我送来了亲笔信，重申以董必武、邓发、 章汉夫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意见。当天，我去见国 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力争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的成员中，必须要 有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参加，否则，中国劳 动协会也不去参加，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工会已不分社会制度和党派 联合在一起，劳协如果单独去会不受欢迎。那时候，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 也有压力。英国工会找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一再催问：中国工会统一代 表团什么时候动身？顾维钩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打电报，反映国际舆论的要 求。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同意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 会主任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这就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

对解放区的封锁。所以，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安排了这次接见。他听到我 坚持并争取到邓发参加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的消息时，频频点头，用郑重的 语气对我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他还向我们阐明了共 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是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 巩固国内团结，所有政治上军事上的分歧和问题，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 的基础上才能求得合理的解决。他的谈话增强了我为全国工人争取和平民 主，把工人运动与整个民主运动相结合的决心和信心。
　　我会见毛泽东主席的第二天，就从重庆乘飞机前往巴黎。接着，邓发从 延安来到重庆，取到出国护照，也乘飞机来到巴黎，同我一起出席了世界工 会大会。
　　在哈尔滨收到的电报 1947 年 12 月，同我一起在欧洲开展国际活动的刘 宁一（接替邓发的职务，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世界工联候补执 行委员、理事）在伦敦对我说：“党中央已经同意你取道苏联到东北解放区 去，我陪你一同去。”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解放区这个新天地，早 就吸引着我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去竭尽绵薄。
　　我是在 1948 年 2 月 28 日到达哈尔滨的。29 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满 腔激情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衷心表示竭诚拥护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 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 完成独立民族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决心到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 的斗争。我非常荣幸地在 3 月 4 日接到了他们的复电：
朱学范先生： 接二十九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
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 表示热烈的欢迎。
此致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三月四日


　　这份电报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我到了解放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 领导，同解放区人民一道为推翻蒋政权，解放全中国而奋斗。这使我走上了 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当时，我对访问我的《东北日报》记者说过：“以 我近三年四度赴欧，又从蒋管区来到解放区的亲身经历，对中国人民革命战 争必胜，世界民主国家反对美帝统一战线必胜，实毋容置疑。这种胜利只有 在先进政党领导之下，才能完成彻底解放自己的历史伟业。”我刚到解放区， 就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谆谆教导，不仅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给了我无 穷的力量和勇气，激励我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走自己的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 年 2 月 2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东 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我们这批先后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 区的民主人士 35 人，乘“天津解放号”专车从沈阳来到北平。一个令人欢跃 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于 3 月 25 日从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来到北平。我怀着崇敬和万分喜悦的心情同毛泽东主席重新 会面，也有更多的机会聆听到他的教导。仅举一例：
　　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关于工人运动的讲话，是 1949 年 8 月 11 日中 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上。这篇讲话还未曾收入
《毛泽东选集》。这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工人运动的重要文献，弥足珍贵。毛 主席讲话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请诸位吃饭，我敬大家一杯。 这次会议在这个形势下开是很需要的、必要的。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 问题是纲领性的，这次解决的是组织问题，工作的办法、方法、技术性的东 西。六次劳大决议是正确的。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 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 的。”“这次我们实行劳大的方针，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是贯彻在整 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我参加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且在大会决定“发 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方针的时候，我是举手赞 成的。但是，对这个工运方针的深刻意义不完全认识。毛主席的这番话，对 它作了透彻的解说。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我的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会工作 必须走自己的道路。40 多年来，特别是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深 刻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 的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我高兴地看到，全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

工人阶级是发展生产力的主力军


　　在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教诲中，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 1956 年我 国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与我的谈话。当时，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 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 后状况。全国总工会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决定在全国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 从此，全国广大职工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不断地打破技术经济定额，推广先 进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以全面地、均衡地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目标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在全国兴起，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生产者。 为了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表彰先进人物，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 进一步开展起来，4 月 30 日至 5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 议。在此之前 4 月 20 日至 26 日，邮电部和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召开全国邮 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25 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 体代表。我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到会议在五天中交流了 130 多种先进 经验，还请苏联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团长索罗金、莫斯科市内电话管理局 副总工程师玛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电报局报务员克利马诺娃介绍先进经 验的时候，毛主席对我讲了一段话。他说：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 广中国自己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都是必要的。对外国的经验。 不能照搬，对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你这个邮电部的职工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不少，要把他
　　
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依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你这个邮电 部长就可以睡得着觉了。我把毛泽东主席的教诲铭记在心上。5 月 10 日，我 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致闭幕词，其中就提出：只靠一个人达到先进 的水平，终究是有限的。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使所有劳动者共同达到 高度的先进水平。因此，科学工作者与生产工作者的合作，工程技术人员和 工人的合作，先进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学习，都是十分必要的。这已是 40 多年 前的事了。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践证明，工人阶级不仅是改革开放 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且是改革开放最坚决的实践者和主力军。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而现代技术应用于生产，仍然必须由掌握相当技能的工人和 直接参加生产的科学技术人员来实现，所以，工人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主力军。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已历史地落在我们工人阶级的肩 上。
　　在这纪念敬爱的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重温他老人家的教诲，他 的声音，又荡漾在我的耳边；他的崇高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将永 远成为鼓励和引导我不断前进的力量。
　　
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
——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人士在西柏坡

雷洁琼


　　那是在 1948 年冬天，继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教书，渴望北平 早日解放。11 月中旬的一天，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像天兵一样降临北平西北 部，出现在公路两旁的据点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颐和园、香山都解放 了，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清华和燕京两校师生纷纷走出校园去迎 接和慰问解放军战士。当时，中共中央派张光年、张宗麟等同志来学校宣传 党的政策，并作解放北平城里的准备。燕京和清华师生还邀请解放军四野先 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同志来作形势报告，两校师生员工心情振奋，礼堂里挤 得水泄不通。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想作垂死挣扎，派飞机来轰炸，在燕京大学 操场上投下几个炸弹，这更引起两校师生的愤怒和痛恨。
　　在欢庆解放的气氛中，民进的马叙伦同志从哈尔滨给我们来信，请我的 爱人严景耀代表民进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 并由我陪同去。后来接到刘道生同志的通知，邀我们去访问华北解放区。这 本是我多年的愿望，一旦得到实现，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是很难用文字来表 达的。1949 年 1 月中旬，我们从北平西郊八大处出发，同行的还有费孝通和 张东荪。我们都是清华、燕京的教授，费孝通、张东苏是民主同盟的成员。 我们一行 4 人由 8 名解放军战士陪同，乘大卡车前往，沿途看到农民运粮支 援前线，像一条长龙，甚为壮观。车上的解放军战士，向我们讲了许多解放 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和军民一起打美蒋的故事，一路说说笑笑，忘却了旅途的 疲劳。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就设在这里。当地的领导
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参观石家庄市容。吴晗夫妇迎接我们，我们还 遇见了不少燕京、清华两校的同学和从平津来的朋友。在石家庄，我第一次 看到解放区的新气象，感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精神抖擞，生气勃勃，反映 出一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当我们得到去西柏坡的通知时，我的心情更加激动。我们乘着吉普车经
过不少村庄田野和山坡，在幕色苍茫中到达平山县。这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毛泽东同志从 1948 年 5 月到 1949 年 3 月，在西柏坡指挥了解放中国的最后 决战，主持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宏图大略，胜利地领 导全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下 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的报告》等光辉著作。
　　我们下车后，警卫人员招待我们进入饭厅。饭厅里朴素整洁。一会儿，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同志都来到饭厅，周恩 来同志将我们逐一介绍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才 50 几岁，容光焕 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我能够在西柏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 超同志也非常高兴。两年多以前，我在南京下关惨案中受伤住进医院时，周 邓两位同志曾到医院慰问。周恩来同志当时对我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 的！”当时他那洪亮的声音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今天来到解放区，我
　　
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好些中共领导同志的接见，说明周恩来同志的预言应验 了。
　　吃饭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同志和我们 分别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同进餐，毛泽东同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 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把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人的那种拘谨的心情也逐渐驱 散了。
　　饭后，我们随着毛泽东同志走进他的办公室。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 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和桌椅都是木制的。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形铜 墨盒，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屋里有电灯，也有备用的煤油灯。我们围 绕着书桌坐下，亲切地交谈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同志也参加 了我们的谈话。
　　记得毛泽东同志那天晚上谈话的范围很广，大致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谈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对民主党派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解放战 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正在 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 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成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 当时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确有些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造成“南 北朝”的局面；针对这些走“中间路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 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摆在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 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他说，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要坚 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倒三座大山，建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使革命 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使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 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又回到黑暗世界。他以蛇和农夫 的寓言作比喻，告诉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 哪条道路。毛泽东同志透彻他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指出革命胜利后 就要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 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 派”和“走中间路线”。毛泽东同志这番话讲得生动形象，给了我很深刻的 教育，增强了我对革命必将迅速在全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也更坚定我继 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二是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知识分子，详细询问了北平西北郊区解放后，
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他特别关心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询问是 否还有前清的翰林、进士，要我们推荐人才，还问起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 基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情况。毛泽东同志非常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汇报，他自己 谈话不多，有时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发表一些重要的意见。当我们告诉 他在国民党腐败政治的统治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清华、燕京两校的教 师生活困苦，仍然坚守岗位，等待解放。有的人在蒋介石派飞机接他们去南 京时拒绝离开，在解放前夕，清华、燕京两校学生组织了护校运动，毛泽东 同志对这些情况听得认真，并且十分高兴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 爱国的，是要革命的。
　　三是毛泽东同志同我们谈到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 事业的发展问题，讲了新社会的美好前景。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毛泽东 同志强调发展交通铁路运输事业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我国幅员广大，
　　
内地和边疆地区更是落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他还谈到学 术思想的各种派别问题，主张通过自由讨论来统一思想，促进艺术的发展、 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深谋远虑， 想到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问题，使我感 到他学识渊博，高瞻远瞩，确是令人钦佩不已。
　　四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广大美国人民区别开 来。指出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帮助国民党侵略中国，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 改变，要警惕美帝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我们要丢掉幻想。但是美国的 广大人民是友好的，同中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毛泽东同志这番话对于我们 这些长期受过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意义特别深长。
　　这一席长谈，从晚饭后直到深夜才告辞，我们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志的 亲切教导，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是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离开西柏坡，我们又直奔李家庄，那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我 们见到陆定一、林伯渠、李维汉等负责同志，同从香港、上海和各地来的爱 国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田汉、翦伯赞等同志欢聚一堂，学习 讨论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 1949 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了 民主党派的任务。同时讨论了战犯名单。我还参加了筹备第一次妇代大会的 会议。我们又同当地农民一起次度春节，扭秧歌，演节目，解放区的群众是 快乐的，使我们感到年轻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喜讯传来，更是喜上加喜，人 人兴高采烈。我们决定 1 月 30 日赶回北平，参加 2 月 2 日人民解放军的入城 典礼。那一天，前门大街两旁人山人海，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我们和胡愈 之、沈兹九、田汉、安娥等几位民主人上一起，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看到英 勇的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步伐整齐地进入正阳门，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想
到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