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知录》原书 32 卷、约 1020 个条段。本《导读》选取其中 86 个条 段，划为七辑。第一辑为最富有代表性的一些短小精悍的条段，供读者先 入为主、先读为快。第二辑为政治制度方面的。第三辑为社会经济方面的。 第四辑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第五辑为经学方面的，顾炎武在这方面的功力 也很深。第六辑是有关社会经济与历史问题的一些补充条段。第七辑是一 些零星内容，顾氏称之为‘博闻’。但即便是零星问题，不加力落实，也 往往出差错。选段之后，加上注释，最后是“讲”。“讲”，是以一个近 代人的观点立场，对这 86 个条段所做出的分析。
　　
导言

一
《日知录》的作者，是顾炎武。 有关顾氏的生平，读者可参读《清史稿》卷 481《儒林传（二）》中的
顾传和全祖望《鲒埼亭集》卷 12 中的《神道表》。近出书中，有本书著者 所著《顾亭林与王山史》中的顾氏的《新传》，可供参读。根据《导读丛 书》编委们的意见，《导言》重在一个“导”字，对作者生平及著述的版 本等，不宜写得过分冗长。谨遵此旨，将顾氏生平盖括简述如下。
顾氏生于明万历 41 年，卒于清康熙 21 年，公历为 1613—1682，终年
（虚龄）70 岁。南直隶昆山县（今属江苏省）之千墩镇人。原名忠清，学 名绛；入清朝后更名炎武，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又曾署蒋山■。平生 活动，可分为三个明显的段落。
　　第一段，自出生至明亡（公元 1613—1644），约 31 个年头。自 14 岁 入昆山县学，计学习、自修 18 个年头。在此期间，他在出嗣祖父的指导培 养下，打造下有关传统文化典籍及其当时政治、经济构架的深厚与坚实的 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他一生中开扩性的学术发展将是不可能的。第二段， 自清顺治元年至 13 年（公元 1645—1656），约 12 个年头。在此期间，他 在江南地区对满清军事贵族入主中原的统治，做了旗帜鲜明的以及秘密串 联的反抗活动。他以南京为居住地，北到淮河上的清江浦和王家营，东到 太湖。在活动的同时，他已展开了几部代表性著作的发韧工作。第三段， 自清顺治 14 年至康熙 21 年（公元 1657—1682），在这大约 25 个年头中， 他离开江南，到北方的齐、鲁、燕、赵以及秦、晋等地区，做了许多带政 治性的学术活动和人际活动，进行了若干调查研究工作，最终写出了大量 具有很高价值的专著和诗文。
他一生的思想，似可归纳为如下的四个主要点。第一、在政治方面，
他坚持反对满州军事贵族入主中国，坚持恢复明朝帝国和汉人自己的统 治。对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其中某些爱国主义，值得继承；某些狭隘 民族主义原则，则已与后世的多民族大家庭的现实不相适应。第二、在认 识论和学术方法论方面，他主张“下学而上达”，即从可靠和坚实的感性 基础上向理性上升。从他一生的实践中看出，他强调“下学”的努力是令 人钦服的，相对地他向理性、向抽象前进的能动性，则稍嫌不足。第三、 他的学术风貌，被后世叫做“经世济用”之学，这样一种学风，在清初由 顾氏倡导，到清末鸦片战争以后，又被一些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只乾嘉的 纯考据之学不如此），成为振兴民族富强国家的一种号召。因此，后世考 据家奉顾氏为创始者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乾嘉考据脱离 政治、逃避政治，而顾氏则热情拥抱其当前社会民生的每一桩现实；（二） 顾氏强调感性材料，引发出来的是大关节目上的大考证，而乾嘉学者逐渐 流为琐节考证。第四，在政体上，他坚决反对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 断强化，这一点无疑是好的，同时代学者黄梨洲（宗羲）与他有相同的见 解；但顾氏为了抵制和修补中央集权，却不断提出“地方分权论”，而在 当时，地方分到权又无法不落入缙绅的手中。因此，顾氏的这一思想，其 精华与糟粕的组合如何，是颇值得后进学者研究分析的。
顾氏平生的很多行迹，在同时代学者中也是罕见的，值得后人研究。

如他在 33 岁时英勇参加了苏州城的和昆山城的抗清起义；如他在 43 岁与
56 岁曾两度入狱，一度在松江，一度在济南，前者是杀人案，后者是文字 狱（即思想犯罪）；再如他有很多经济活动，在山东章丘一次买田一千亩； 在山西雁门集资开垦荒地，兴办水利；至于与傅山合伙创办票号，则是尚 缺乏充分证据的事，但正如章太炎一再指出的，顾氏善于经营操持，以一 位南方人在北方旅居 25 年，未见财力方面发生什么穷窘，这一点也颇值得 留意。
　　顾氏善于交友。他的朋友中，有秘密抗清的战友，有研讨学术的同道， 有做诗的朋友，有私淑的弟子，有得力的亲戚。青年时期的朋友，有归庄
（玄恭）、吴炎、潘柽章以及万寿祺（年少）；在山东的朋友，主要有张 尔岐（稷若）、马驌（宛斯）；在山西的朋友有傅山（青主）、戴廷栻（枫 仲）；在陕西的朋友有李颙（二曲）、李因笃（天生）和王宏撰（山史）； 在淮上的朋友有王略和张弨（力臣）；在北京的亲戚有徐乾学和徐元文； 私淑弟子主要是潘耒（次畊）。过去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开始往往先做他 的《交游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对顾氏，假如缘着他友朋的若干线索， 是会追寻出很多很多东西来的。到目前为止，其中未发之覆，尚不只一处 两处。
他平生著述甚富。其中具代表性的三种：《音学五书》、《日知录》、
《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是一部十分精辟的音韵学专著，对后 世人更精密地阅读、理解先秦经典，开辟了重要的道路。《日知录》是平 生精读史书、融会贯通后，抽绎其心得体会写出来的若干条精彩札记。《利 病书》是一部自青年迄老年陆续抄集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料（最主要是明代） 的丛辑，由于若干年中不断增补，有时不免显得丛剉；但这是一部体现“经 世济用”精神最显著的成品，被后世人使用的幅度也大。其馀著作尚多， 读者可参看王遽常《顾诗汇注》末附的《亭林著作目录》（该书页 1325—
1327）。顾氏著作中有佚去者，有数种稿本互有出入者，有后人传抄不免
鲁鱼亥豕者，甚至个别有伪托者，故认真料理顾氏全部遗著，至今还是一 桩未开工的大工程。
二
关于《日知录》一书的写作和刻印情节，也应该在这里说一说。 大体看来，《日知录》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一面创设条目、一面
不断增殖材料精化论点、一面又不断改写（由短段变长段、或由长段变短
段）而成的。《日知录》的《目录题辞》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 其有不合，时有改定”；这里未说明开始的年代。《利病书序》说，“崇 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见《顾亭林诗文集》页 137），是年为崇
祯 12 年、公元 1639 年，顾氏 27 岁。以此为发轫年代似乎稍嫌晚了一点， 但也只好如此了。
　　大概从一开始，顾氏对《日知录》就已经有了三项内容的设计，即一、 经义，二、治道，三、博闻。所谓“经义”，就是以新义诠释古经；所谓 “治道”，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情况，以取得社会兴隆之法；所谓“博闻”， 就是一些非要害的辅助性知识，有时这类知识也颇有用场。从一封顾氏给 他三外甥徐元文的信里得知，写信当时，“经义”部分尚未做完，已经有 十卷之数；“治道”部分，尚须待《实录》读完才能动手（《诗文集》页
196）。这封信反映了《日知录》写作过程中草稿形式与印本形式间的若干

差距。试观原“经义”部分未做完已超十卷，而在 8 卷本中只占三卷，32 卷本中只占七卷的情况看来，印本是精炼过、凝缩过的。
最初抛到公众面前的，是 8 卷本。此本刻行于康熙 9 年（1695）顾氏
58 岁之时。刻印甚精致，但内容则较最后成品为单薄，为简陋。顾氏自己 说“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惬意”（《诗文集》页 70）。顾氏是十分谦 虚的，他总是说“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足以自限”（《诗 文集》页 29）。但有时，他也流露出自负的语句，“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 则确乎可信也”。（《诗文集》页 251）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我的私 见，是指马端临。马为南宋末之人，下距顾氏约二百八、九十年，粗言之 则曰“二百年”。顾氏这段话假如翻译成白话，那将是，“自从马端临《文 献通考》以后，还没有过这样水平的书。”李慈铭老眼锐利，他在《越缦 堂读书记》中写道，“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 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为什么说“出于??之外”呢？据私见所及， 是指顾氏的形式更灵活了，《日知录》的框架小了，但内容更精深了。
　　康熙 34 年（公元 1695），顾氏逝世后 13 年，他的私淑弟子潘耒在福 建建阳刻成《日知录》32 卷本行世。25 年前行世的 8 卷本，仅收录 140 条
（我个人 25 年前说据闻为 771 条，实误，特此订正），现在增殖为 1015 条了。后来的《日知录之馀》4 卷，又增加了 102 条。这 102 的数字，是否 应该和 1015 条的数字加到一起呢？经慎重考虑，是不应该。理由是，假如 我们拿初稿、二稿、三稿等平列在一起成为若干条的话，将产生严重的统 计重复现象。故我们仅考虑黄侃《校记》中增益的两条，获致结论说。《日 知录》成型条段，总不超出 1020 条之数。
顾氏写这么一千多条的目的何在呢？顾氏自己说“有王者起，将以见
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蒋山■残稿·与 人书》，见《诗文集》页 104）在此，见出顾氏较黄梨州氏更为诡谲。黄氏 著《明夷待访录》，其《题辞》云，“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 焉”，由此遭到多人的置疑，谓梨洲晚年有出仕满清之志。顾氏虽知其一 己在《日知录》中所论，“同于（梨洲）先生者十之六、七”。（《诗文 集》页 246）但顾氏思想更为周密，他说，我的这些“道道”是仅仅提供复 明运动成功后的人们参考的，不是提供当今康熙爷及其臣僚们参考的，所 以“大胆怀疑”的酸溜溜的人们，就只能怀疑梨洲而不怀疑亭林了。
三
　　现在，我们应该触及到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顾氏当年是存了什 么心、立了什么意，要写出像现在模样的《日知录》来呢？关于这个问题， 不可能考证，因为顾氏未留下这方面的资料；只能进行揣度；这揣度，又 只可能是合乎事理逻辑的揣度，不然，便不可能取信于读者，或者说，不 能把读者说服。
　　我现在说，当年顾氏存的心、立的意，是对传统史书所存在的局限和 缺陷，企图进行弥补。为此，我底下的一大片构思出来的话，只能从传统 史书的局限和缺陷说起。
　　无容否认，历代史书是有局限和缺陷的。这也就是说，任何一部史书， 对还原其历史的真实形貌来说，都是有距离的。历代史书，总是一方面还 原了一些真实形貌，另方面又疏漏了、乖离了一些真实形貌。这就是后代 史家需要不断加工的客观根据之所在。
　　
　　以上所说的局限和缺陷，计包括实质性的局限和缺陷，又包括从形式 方面产生的局限和缺陷。前者指，在史料方面原本就存在着短缺，其中一 些即便后人使尽生平气力也补不过来的。在史论方面也往往存在偏见，有 时偏见很多很重，当时的发议论者或者感到是公道的、合理的，可是后世 人的观点不知不觉又变迁了许多、宏观了许多，感到原来的议论不够公道、 不够合理，这就需要来重新论定。
　　形式方面带来的局限，就更明显了。自然，任何形式问题说来说去， 总不免与实质问题又纠缠到一起。但为了保持逻辑脉络的清晰，不能不专 就形式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来立论。这里我们所指，是说任何史书总脱不掉 要凭借一定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譬如像史学史中所经常罗列的什么编年 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体，等等。须知，古人创发这些“体”
（即形式），都是煞费了苦心的，因而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但这只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不管古人煞费了多少心思，局限和缺陷又总是 不可避免、不可排除的。
　　具体来说，譬如“编年体”，以很古老的《春秋》及与之相辅的《左 传》、以及更晚出的《资治通鉴》来说，时间年月的眉目是比较清爽了（当 然仍不排除有误差）；但在人物形象和事件节奏方面，就每每露出不足。
《左传》的作者似乎有鉴及此，就进行事件的重点描写以资弥补，特别对
于战役（如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鞌之战等），特意增加了超乎寻常的文字 段落，这实际上已经暗示史书中对“纪事本末”体裁的客观需要了。但反 过来说，“纪事本末”体的局限就更大，把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写的像一 座座孤岛，必须对编年体史书相当娴熟的人方可在脑际将这些事件串联在 一起，而在寻常读者中能这么串联起来的人怕不是很多的。因此，史实的 总体观念从“本末”中怕还是不容易获取的。
再譬如“纪传体”这是“二十四史”（或云“二十五史”）的传统形
式。由太史公司马迁创发，后世史家源源相随。但是，“纪传体”史书的 局限和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本纪”，实际上是皇帝们统治时期的大 事纪，在太史公笔下尚可游刃有馀，到后世史家手里，就成了干巴巴的政 事排比堆了。重大事纪，每每缺乏重点的纪述；对重要帝王和大臣，也每 每缺乏重点的描绘。好皇帝和坏皇帝间无大差别，清官与贪官也只平列杂 厕在一起。有人会说，在“本纪”里找不到的，你到“列传”和“志”（“书”） 中去找寻补充嘛。但我们回答说，这种补充，有时可以找到，有时找不到。 并且一个人、一件事，假如我们把它的有关资料分为若干片断，按照写作 人当时的心情和手法，这里塞一点，那里塞一点，组织到各不相谋的“纪”、 “传”、“志”、“书”中去，这对后世读史人造成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说，除开一些特具考据癖的人之外，很少读者会做到这边查一查、那 边对一对，最终把事情凑成一个完整的团块的。这就是“纪传体”史书局 限性之所在。
　　再说“通”体。我所谓“通”体，是指以“三通”（《通典》、《通 志》、《通考》）为代表的、以“事项”作为划分标准的、上下古今通起 来的大型史书。所谓“事项”，是指譬如田土、赋役、财政、税收、兵务、 漕运、边境少数民族等。对这些大事项的编写，自然也脱不掉年月、人物、 山川、州县等的叙述，但其总目标是写“事项”的。专写“事项”，绝对 有必要。但往细处说，就不免粗了许多。在情节方面，它不可能面面俱到。
　　
　　由上所述，就必然追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上来，即逻辑的划分和分类 的必要及其局限性问题。具体地说，任何人进行任何种科学研究，都摆不 脱对研究对象进行划分和分类的这道工序。但从另方面说，任何的划分和 分类又都是有局限的，宇宙事物就有那么一部分似乎可以划到这一类、又 似乎可以划到那一类，但又划到这一类中不合适、划到那一类中又不合适 的情节。这应用到史学形式的问题上，像“编年体”、“纪传体”、“本 末体”、“通”体，就都是划分和分类的后果。这些划分和分类，缔造了 很多方便。但也遗留下了诸如上述的若干局限与缺陷。
　　有局限与缺陷，就需要弥补。怎样弥补？想来，这样问题在后世史家 的脑际一定是多次盘算过的。有些弥补方式，看起来已经不宜于采用，或 者不宜于多次地采用了。例如，重新写一部；新的一部往往克服了某些旧 的一部中的缺陷，但同时又往往丧失了旧的一部中的某些优越性。观《新 唐书》之于《旧唐书》、《新元史》之于《元史》，便可体会出来。即便 重写一部“通”体，也不是太需要了。后来的皇家，集中一些编修们一部 一部地泡制，效果也不见得好，只不过显示某位皇帝老子的稽古右文罢了。 为今之计，只有寻觅小专题去做。顾炎武采用的，正是这个方法。但采用 这种方法也并不简单易行，因为这样做并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出成绩的，这 里必须独具只眼；而这种独具只眼，又并不是凭白无故产生出来的，它是 在饱读群书之后，经过审问、深思、明辨的精确化历程，才能获得的。《日 知录》作者顾炎武，正是在历炼了如上历程之后，才存心立意来写《日知 录》的。
我设想，当年的顾氏是一定发现了如下的一些情况的。第一、过去的
史家和史书，还有许多不曾留意过、处理过的一大堆问题，需要后世的史 家和史书重新拾起来料理。第二、有许多问题，过去的史家和史书并不是 不曾接触过，接触是接触了的，但一晃就过了。特别在断代史中，更表现 为各说各的，碰不到一块。如宦官，唐说唐的宦官，宋说宋的宦官，明说 明宦官，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宦官起一种什么样的总作用，有什么多样 性，没有谁归纳、梳理。再如中央政府首脑部，汉是一个样子，唐是一个 样子，宋又是一个样子，明又是一个样子，万变不离其宗，专制主义一直 在强化。假如我们从史料堆中，把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这里一小堆， 那里一小堆，凑成一块，联系起来看，那将不仅仅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 移行了。连看法都会改变。第三、过去的史家和史书中，不排除有错误。 有时，错误还很多，很大。就像《史记》，一方面我们崇拜它，崇拜它在 规模、体制和文笔方面的始创性；但另一方面，《史记》的荒谬、舛误之 处，又何只一处两处！《史记》尚且如此，其他史书又遑足论！因此，订 正和矫正，就成为后世史家的先天责任之一。清中叶考据之学兴盛，部分 根源即在于此。但要订正一件事，矫正一桩谬误，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掌握致命性的根据，要轻而易举翻前人旧案、后来成为笑柄者，大有其 人其事的存在。故获致新判断，其难度往往很大。第四、在议论方面，可 变率更大。特别在社会意识方面，如什么习俗、流尚、风气这些方面，见 仁见智，不同更甚。有些后代的订正，不少是越订越正越准确，但也有不 少后面的订正反不如被订正者之准确，也是经常遭遇到的。
　　我设想，在顾氏安心立意要写一部像《日知录》模样的书出来的过程 中，如上的这些问题，一定会涌现在他的心头。
　　
四
底下，我准备用举例来说明我如上的设想。 例一
　　货币是社会流通的媒介。历史上除后来的纸币（皮币也包括在内）外， 都利用金属，即黄金、白银和铜。在上古、中古、近古的这几个段落中， 各有偏重。而在断代史的《食货志》一类的篇章里，则表现为零星点滴地 说一点。顾氏是很重视社会经济的，故对货币金属，感到有将有关资料综 合起来予以纵观的必要。他开始在《日知录》8 卷本中就写了关于“银”和 “铜”以及“钱”的条段，黄金尚未及写。我们从后人补辑的《日知录之 余》中见到，有关黄金顾氏写了好多条散落的短札记。到 32 卷本中我们看 到顾氏将《之馀》中的那些散落条段凝炼地写成“黄金”这一大条。窃尝 以为，“黄金”这条是《日知录》中质量很高的条段。
　　汉朝，特别是西汉，是使用黄金量最大的朝代。主要用于赏赐。自然， 赏赐本身也是一种流通；并且一旦赏赐到文武贵族手中也并不全部贮存在 柜中不予动用，而是绝大部分投向了交换。战国到西汉是上古期货币交换 经济相当发达的年代，MaxWeber 把这种历史段落叫“古代资本主义”。马 克思叫“古典经济”。汉代用金数量之巨，值得惊讶。一次在 5 千斤、7 千斤、万斤之数。从这里，就引发出问题。譬如，有人引《尚书·孔疏》 的话说，古时金、银、铜、铁，统名曰“金”，西汉的“金”是不是铜？ 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度讨论，仍无法否认西汉的大量黄金的存在。再譬 如，这么多黄金如何支付？这个问题有人引《汉惠纪》颜《注》解决了， 即以钱一万枚顶替黄金一斤。用钱作为金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而汉朝 的铸钱量一直是非常巨大的，不必担心无法支付。
两汉以后，黄金用量逐渐减少。到元朝赏赐黄金仍有记载，但单位不
以“斤”而以“两”计了。这是为什么？顾氏十分肯定北宋大臣杜镐答宋 太宗赵光义的话，说后世佛事用金（偶像的铸造和镀饰）太多。二十世纪 的史家也衍用此说。但后世富贵妇人装饰用黄金，恐亦是黄金占用的途径 之一。
中古时期自然经济占主流，社会交换多以谷物布帛为手段。唐中叶以
后，特别是宋、金、元、明、清，白银成为重要的货币金属。后来逐渐铸 为银铤和银元。经顾氏在《日知录》中写成条段以后，人们的看法较前系 统化了，知道黄金和白银是分别在上古和近古被采用的主要货币金属；而 铜铸为钱，是社会上流通最广的基层辅币，铜特缺时以铁代铸。至于这些 货币隶属或金属货币，使用到人民缴纳国税的方面来，又引发了国家财经 政策的重农和重商的讨论，也是历史上的一大问题。由此可见，顾氏就这 些做出总结，推向后代，引发出不少新课题的研究，这不就是对传统史书 的一种弥补和推进吗？
　　　　　　　　　　　　　　例二 在机械动力大量出现之前，人们主要倚靠生物动力。所谓生物动力，
主要包括人力和畜力。畜力的畜，包括牛、马、驴、骡、骆驼等。牛是古 老的土著；马、驴、骡、骆驼，则或早或晚自西部、北部边境以外或以内 的少数民族传来，在中原文化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作为一种新鲜品种或 异样品种，在中原文献中每每留下痕迹。
顾氏对这些，都给予了充分的留意。他更将此引伸到另一个特殊领域

——战争。古人车战，车用四马驾驶，车上立三人，中为御者，左为指挥 员，右为辅佐人。在平地作战，大体如此。但晋国多山地，战车不利，晋 人与赤狄交战，感受特深。于是改用步卒单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不过是总结了这一长期变革的阶段性标识而已。
　　马驴可以交配，成为混血种。混血种较原血型后裔会具有某些优越性， 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了。雄驴雌马，所生为骡；雄马雌驴，所生为??。 后世人逐渐认清骡能任重致远的特性，故逐渐被人们普遍饲养和役使，成 为一种重要的生物动力源。
　　封建王朝，除皇廷有御马厩、监外，多在水草相宜处设养马苑、监。 但实际需要，特别是战争年代，还要大得多。所以鼓励民间养马、或者将 马驹派给民户养大，成为一种差役，或者成为优免差役的一种根据。这样 养马业，本是一种动物驯养业，后来却同国家和人民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挂起了钩来。还有一些个别朝代，怕农民养马会有助于农民起义军的往来 驰骤，遂禁民间养马。
　　顾氏有见于此，就在“小人所腓”、“骑”、“驴骡”、“马政”诸 节札记中，对生物动力与战争技术以及民间徭役三事联系起来，做出一些 迹近专题的研究小笔记，这对于后人的将史学向前推进，是很有助益的。
例三
　　政府结构，是史学中的重要课题。民间结构如何？基层结构如何？层 层结构直到极权者——皇帝，其关系又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人要写 的《中国官制史》的当然内容。“三通”书中，已经涉及到了。但说法或 多或少显得“形而上”，那就是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注重“一” 与“二”中间的关系和衍化，不重视比较和联系。顾氏已至十七、八世纪， 时代新了，感到联系的必要，就把官制史爬梳爬梳，理顺一番。顾氏一领 先，乾嘉学者步趋其后，于是正如章太炎所说，清三百年来之学，不过地 理、官制，其馀甚痟。其实，就是地理、官制，也还有不少遗留的问题。 并且，顾氏研究官制，还有一个思想问题贯穿其中，也就是说，顾氏是反 对中央集权的过甚的，是主张地方分权的，因此，他更有必要从层层官制 中觅取中央集权不能过甚、部分权力必须下放地方的有说服力的根据。
顾氏的研究是由下到上。他对“社”、“亭”、“三老”，就很有兴
趣。“社”在上古，原是宗族祭祀的民间组织，在悠长的历史时间中，逐 渐带有基层行政的意味。西汉之初，抓“乡三老”抓的很紧，且各有分工， 主教化者，主赋税者，主治安者。后来三老中一人可选拔到县，与县官共 议政事，成为跟县议员差不多的身份。顾氏的意思是叫最高统治者把这些 “小官”重视起来，他说“小官多者其世盛”，这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的。
　　继之，他研究“县”一级。秦、汉初定郡、县，郡、县首长，权力规 定的很牢固，曰“令”，曰“长”，户口万户以上县曰“令”，不足万户 之县曰“长”。可是到唐末，特别到宋，就加一“知”字、或“权知”字 样，其中寓有“临时特派”、“试用”、“不固定”等意思。自然，宋初 要立意革除五代割据之弊，中央特派遴选人员到基层，一要稳定原割据势 力的情绪，二要稳定中央官下放基层者的情绪，故加用“权知”、“试摄” 等词汇。于是“知县”、“知州”、“知府”等字样，就一直衍用下来
官制史中最关紧要的一层，是“省”一级，因为它是中央直辖的层次。

秦、汉置郡，郡有郡守、郡尉、监郡等。可是中央又不放心这些守、尉、 监，于是加派“刺史”。到东汉末、魏、晋之后，经济上自然经济占主导， 社会上世家大族占主导，相应的在政治制度上从“刺史”、“州牧”到什 么“开府仪同三司”等这些“土皇帝”式的“省”级官，就越来越坐大了。 隋朝统一南北，加强集权，罢“郡”，缩小“州”的范围，用“府”、“州”、 “县”这三个档次来相当于当前的“地”“县”二级。
　　其中，令我们后代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顾氏对中央政府结构，如所 谓“五府、六部、十三科道”之类，所言不多。仅在明末吏部抽签问题上 进行了一下讽刺而已。
　　总起来看，在官制史方面，顾氏于客观地研究爬梳之处，其个人的主 观倾向性，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他重古略今。他重地方轻中央。在“重 古略今”这一点上，还需要使用近代观念来进行某些诠释。顾氏自然完全 不懂得当代的社会发展史，但他在朦胧中也已看出，历史上有阶级关系还 不紧张的年代，也有阶级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年代，有人们财产私有制深化 的年代，也有私有制虽已发生、但一时尚未深化的年代。他的“重古略今” 中，实寓有“以古改今”的含义。这样想，自然是乌托邦。但历史上一些 乌托邦的前行者，也并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不可简单斥之为“开倒车”。 孟子称尧、舜，顾氏讲三代经义，其中实有其共同之处。
例 四
　　在这“例四”的项下，我将列举一些比较零碎的例子。顾氏一生遍游 各地山川，且每至一处，往往参订其地志书（如汾州、德州等），故对地 名沿革亦极发生兴趣。清代地理之学较有成绩，与顾氏亦不无关系。如
《诗·小雅·六月》篇中之大原，汉儒未定方位，宋朱熹以为在后世之晋
阳，而顾氏则订正之，以为在平凉。顾氏获致此论断，系通过独立思考的 结果，ǎ狁自西来不自北来，周人居丰、镐间，岂有出兵东向晋阳者乎？！ 清末人俞樾（曲园）不服此说，他以匈奴自北来为理由，殊不知匈奴、ǎ 狁为两个截然不同游牧支系，匈奴可来自北，而ǎ狁必来自西，顾氏的论 断是站得住的。再如代这个地名方位，历战国、秦、汉，有时设在蔚州， 有时设在晋阳，有时又在平遥，均不在今雁北之代州。订正了这一点，可 以使后世读史书之人祛除地理辨认上的误差。而阎若璩自炫博学，又举出 北魏时之代移徙于盛乐、云中、平城诸地，似亭林所学尚浅。殊不知北魏 为游牧族所建之朝代，其地名方位之不稳定性较汉族为大（观张穆考定北 魏在大同一带之建置，费尽气力而成效不大，可见一斑），盖不可与汉人 统治时代同日而语。
　　顾氏之史学成就，不单纯来自书本，很多得之于实际的调查。如田亩 亩积，本规定为 240 步为一亩，但实际上在流变中出现若干的多样性表现， 有以 360 步为一亩者，有以 720 步为一亩者，甚至有以 1200 步为一亩者。 而“步”的长度，各地亦不一律，有 5 尺、6 尺、7 尺、8 尺不等。形成如 此之多样复杂现象出现，自各有其历史的根源；但列举出这些复杂情况， 对后世读史之人祛除刻舟求剑之习，则不无大益。又如顾氏晚年常仆仆于 秦、晋之间，其书札自云，可“朝中条而暮华山”，故能亲见陕西朝邑滨 河黄土原经塌方之后，原额田亩丧失，官家乃以山西蒲州西门外三里处田 土补给之，致使河西之人至河东佃耕，致生斗殴杀伤等事。可见州县疆界， 经久不调整，其弊病亦可从而产生。此类事例，非亲历不能举出，此顾氏
　　
远远高出乾、嘉“书本学者”之处。
五
现在在第五节中，应该对本书的读者诸君说几句话了。 本书读者，据估计，除少量老辈和专家不排除外，主要读者怕不外三
部分，一是业余文史爱好者和工作者，二是大专院校的文史系大学生，三 是文史各分枝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如此而已。
　　大学生和研究生，总不免不断地要写文章。国外叫缴 paper。为什么国 内国外，都要这么干？理由是，通过后一篇 paper 跟前一篇 paper 的差距， 可以摸到大学生和研究生在钻研方面的进步。我知道，很多国内和国外大 学生、研究生，都为如何写出 paper 而苦恼。那么我要说，《日知录》中 的若干条段，不就是若干篇 paper 的缩影吗？下功夫照着《日知录》中的 若干条段学习，那么，保证你能写出来令导师满意的 paper 来。
　　根据本文第三、四两节之所论证，要写好一个条段，要写好一小篇叫 尊师不讨厌的 paper，必需做好如下诸事：
　　第一、是泛览群书，打好基础。这就是顾氏所说的“下学”。但话只 说到这里并没有完，还有不少的话要叮嘱。“泛览群书”，并不是叫人充 当“两脚书架”。我见过不少“两脚书架”，都是“窝囊肺（废）”。“泛 览群书”，要带着一双眼睛。付青主说，“一双空灵眼睛，不仅不许今人 瞒过，更不许古人瞒过”。钱大昕说，“观书眼如月，罅漏无不照”。要 看出书中的好处；又要看出书中的短处；又要看出此处一点与彼处一点可 以互矫之处；又要看出此处一点与彼处一点可以互补之处。古人常说，‘盖 已有心人也已矣’，就要做这个“有心人”！许多资料，许多观点，一旦 经过“有心人”的组合，“凑”到一起，就会出现新东西（Something new） 第二、光“凑”不行，还得“悟”。没有“悟”，光“凑”，只能凑 成垃圾堆。须知，“凑”和“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段：先“凑”， 然后“悟”；或者先“悟”，然后“凑”。或者说，“凑”时只是“凑”， 没有“悟”；“悟”时只是“悟”，没有“凑”。不是这样。要辩证。要 “凑”中有“悟”，“悟”中有“凑”，“悟”“凑”交织，方可济事。 试看顾氏在《日知录》中正是这么干的。说到这个“悟”字，首先你要有 能“悟”的起码的资质；然后你再借助于哲学。佛学是一种资助；老庄是 一种资助；儒家和理学也是一种资助。任你选取。过去四、五十年，我们 曾大大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现在，又有了很多另外的东西。总之，要有理
性的能力，才能在史学浩漠的海洋里料理出一些头绪来。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土壤之中，根深叶茂。今天的中青年 同志，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着这一宏富的历史遗产，因此，对千百年 来的传统文化用新的方法进行反思和扬弃，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 发展中国文化，让它在“四化”建设和世界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 是广大青年应尽的历史责任，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要正确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扬弃，必须从直接阅读古代文化 要籍入手，面对这些要籍，不少中青年同志苦于有关文化修养的障碍，亦 苦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无法深入中国古代文化要籍的堂奥探幽致远，因 而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反思和扬弃。基于此，我社决定为广 大中青年同志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这套丛书从中华 文化的“根”出发，撷取其中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著作，包括 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典籍， 分册导读，使广大中青年同志能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学习、了解、 深入中国文化的主要典籍，取得较大收获。
　　这套丛书，重点在“导”，要通过这套丛书引导广大中青年同志正确 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引导他们深入发掘曾长期在中国文化史乃 至世界文化史上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文化瑰宝；引导他们辨别和扫除窒息人 心的文化毒素；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每本要籍导 读的作者，大都约请对该古籍素有研究，成绩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 第一流专家担任。
丛书每种一般不超过二十万字，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导言，
这是全书之重点，其中不仅要介绍该要籍的作者与全书概况，而且要介绍 这部书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并着重从方法上对读懂 要籍给予具体指导，即讲解清这部书怎样才能读懂，怎样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还将告诉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这部书的途径和应当阅读的有关著 作。第二部分是该要籍的精选和简注。导言和简注不仅要求通俗易懂、深 入浅出，同时亦要反映导读者多年的研究之得并适当吸取当前学术界的最 新成果。
本丛书由著名文化史专家蔡尚思先生担任主编，并由蔡尚思、陈子展、
谭其骧、顾廷龙、胡道静、黄葵等先生组成编委会，负责指导丛书的工作。 总之，本丛书希望搞出新的风格和特点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 帮助解决广大中青年的学习难点，也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 量。但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
不吝赐教。

改版说明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自 1987 年开始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欢 迎，许多品种一再重印。
　　为满足读者需要，我社现从这套丛书已出版的品种中选出若干种，及 新约稿的若干品种，编成《名著名家导读丛书》出版，以飨读者。
巴蜀书社

日知录

第一辑
　　　　　　　　　　　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与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
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 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①。

注：
　　①《史记》卷 47《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 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 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 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 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中华书局标点 本页 1925，以下简称“中华本”）而清人崔述（东壁）疑此为后人伪托之说。

讲：
这是顾炎武认识论之最简明扼要的一次表达。他借用《史记》中孔子的一段故事。故事说，孔 子在跟鲁国击磬乐师师襄子学习鼓琴过程中所遭历的几个阶段。先学到了曲谱，但未学到节奏；学到 了节奏；但还奏不出气氛。最后，孔子进入了一个神秘主义的境界，他看到一个黑黑的高个子的人， 眼睛迷迷茫茫地向前望着。师襄子说，那就是乐曲中传写的人物周文王呀。顾炎武借这段故事，讲他 自己的朴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上升。他说，“器”（物体，放大 一点就是物质）是形而下的，“道”（概念、哲学、抽象、认识）是形而上的。没有底下的，上边的 就安放不住。所以学习，要从底下一步步地向上，像学习鼓琴一样，先熟悉乐谱，再练习节奏，最后 才能奏出气氛。顾炎武一生一直奉行他自己的这一信条：“下学而上达”。但这一信条，又不可绝对 化；绝对化了，就会排斥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反作用。作用和反作用，总是统一着的，不能片面。 顾的好朋友张尔歧（稷若）和李颙（二曲）就曾对他提出不能片面绝对化的一些辩论。
言私其豵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①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②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③，而人之有私，固情
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 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 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
④，室人之谪⑤，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 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

注：
①见《诗·小雅·甫田之什·大田》篇二章。
②见《诗·豳风·七月》篇四章。豵（z^ng 宗）：小豕（猪）。豜（ji3n
坚）：三岁大猪。
③见《礼记·礼运》篇。

④见《诗·小雅·鹿鸣之什·四牡》篇五章有“将母来谂”句。
⑤《诗·国风·邶风·北门》篇二章及三章有“室人交偏谪我”句。

讲：
马克思主义，着重地讲公有制和私有制，也就是人们财产所有的归属。顾炎武距离这些较远。 但他也从他的时代和认识角度去谈“公”和“私”。必须事先讲明，顾所说的“公”和“私”，有其 模糊之处。他讲的“私”，大体就是私有制。他讲的“公”，却不一定是指原始公有制，而是讲的阶 级社会产主以后的由贵族统治的国家。但他在这里还是讲出了一点东西。他说，人们讲“以公灭私”， 讲“有公无私”，这些话，要么是“当官之训”，要么是“后代之美言”，也就是说，是口号标语。 实际上，不能把阶级国家的“公”太绝对化了，一点“私”也不照顾，让人民无休止地去服徭役（如
《四牡》）、无休止地去办公（如《北门》）。顾炎武提出，对“私”要“恤”（照顾）；可是他又 说，“此义不明久矣”。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味讲“大我”、“破私”，终于到了无法遵循 的地步，也是由于不明白“恤”的道理，不明白“小我”和“大我”间辩证的关系。自开放以来，“大 我”、“小我”间的关系，才比较理顺了一些。
大原 “薄伐ǎ狁，至于大原”①，毛、郑皆不详其地②。其以为今太原阳曲
县者，始于朱子③，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先求
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 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颎（j%ng 迥）破先零羌 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 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 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ǎ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 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 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 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 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④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汉 武帝始开朔方郡，故秦但有陇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晋阳之太原，则其外 有雁门、云中、九原、不得言“不过”也）。若《书·禹贡》“既脩大原， 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 障大泽，以处大原”⑤，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大原乎？！

注：
①见《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六月》篇五章。ǎ：音 xi3n（险）。
②指毛亨、毛苌兄弟及郑玄（康成）。
③顾炎武原自注云，“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并云。”
④《汉书》卷 64 下《贾捐之传》（中华本页 2831）。
⑤见《春秋》三传之昭公元年。

讲：
这是顾炎武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在辩证地名方位方面的一节典型的读书笔记。西周时候，ǎ狁 一直是周室在西北方的一个极大威协。ǎ狁即西方世界所说的 saka 族，后来在次大陆北部定居的，叫 做印度塞西安人。据说，从周文王时侯，ǎ狁就侵扰周邦的边境：到周宣王时，曾派大军前往征讨，

《诗·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诸篇，就是反映此次行军的情况的。诗中提到大原 这个地名。这个大原的地理方位何在呢？传《诗》的大毛公毛亨和小毛公毛苌没有涉及，东汉末的经 学大师郑玄（康成）也未对此加注。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不但在哲学方面成体系，在考据上也有一套。 他确定《小雅》中的大原就是今山西省会太原（晋阳）。“大”“太”可通，这倒没有问题，只是顾 炎武感到地理方位不对头。他从《诗》中提到的另一地名——泾阳来展开辨证。《诗》中的泾阳不 是今西安西北方向的泾阳，泾阳的原方位在安定郡泾水的源头地方，即今之平凉。这个方位在周室镐 京之西，而山西太原则在镐京以东。顾说，敌人从西方进行侵扰，而我们却派兵往东打，这是不合道 理的。顾的这个道理，虽不玄奥，但却千真万确，不可移易。至于春秋时晋国代赤狄的那个“大原”， 就是今山西晋阳的太原了。《左传》昭公元年记郑子产对叔向讲了一段晋国的开拓扩展的历史，说古 部落酋长金天氏的后裔叫臺骀的最早开辟汾水中游、定居在“大原”；后来为晋所灭，晋人从此占有 了汾水流域。这个“大原”，就是太原了。顾说，两个大原，一是周之大原，方位在泾水发源地的平 凉；一是晋之大原，方位在汾水中游的晋阳：二者是不容混淆的。
再者，俞樾（曲园）在其《日知录小笺》中表示不同意顾氏的说法。他以汉时匈奴可自雁门至 于太原，证明ǎ狁也可自北方至于太原。但这是站不住脚的。匈奴为汉北民族：而ǎ狁是次大陆来的 塞西安人，二者所自来的方向不同，故不可取以互证。

因国


　　有胜国，有因国。《周礼》“媒氏”：“凡男女之阴讼①，听之于胜国 之社”。②“丧祝”：“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③。“土师”：“若祭胜 国之社稷，则为之尸”④。《书序》言，“汤既胜夏，欲迁其社”。⑤又言， “武王胜殷”。《左传》凡胜国，曰“灭之”，是也。《王制》：“天子诸 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⑥。《左传》：子产对叔向曰：“迁阏伯于 商丘，主辰，商人是因；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⑦。齐晏子对景 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 太公因之，”⑧是也。

注：
　　①《周礼注》“阴讼，争中冓之事”；《诗·鄘风·墙有茨》：“中冓 之言，不可道也，??言之醜也。”
②“媒氏”，见《周礼·地官司徒》，为一项民事的职称。
③“丧祝”，见《周礼·春官宗伯》，也是一项有关祭祀的职称。
　　④“士师”，见《周礼·秋官司寇》，也是一项职掌“禁令”的职称， 这段意思是说，祭祀被征服国家的社稷遗址时，要制造一个摹拟象。
⑤见《尚书·商书·汤誓》。
⑥《王制》是《礼记》中的一个篇章。
⑦见《左传·昭公元年》，“辰”“参”是指星野。
　　⑧见《左传·昭公二十年》；亦见《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谏》第四， 大体自《左传》中袭来。

讲：
这是一篇有关上古史中部落与部落间关系两种形式的分析。一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另一 种是对于一个居地说，有搬迁走和搬迁进来的因袭关系。在前一关系中，被征服的部落邦国，文献中 把它叫做“胜国”；在后一关系中，后来迁居到旧遗址中的部落邦国，文献中把它叫做“因国”。顾

炎武在这里，企图说清楚两种情况的不同。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中，被征服者的“社”（氏族灵坛）， 要“奄（掩）其上而栈（又作柴）其下”；假如使用一个字，就是“屋”。民国初年报纸社论中多说 “溯自清社既屋”，就是用的这个典。上古时，男女间“不堪为外人道”的纠纷，要到这种亡国之社 的废墟上来排解。至于“因国”，以齐国的都城临淄来说，爽鸠氏族在这里居住过，搬走后季荝的氏 族又搬来，再后来有逢（逄）氏的氏族又搬来，再后来蒲姑氏族又搬来，最后太公的姜姓氏族又搬来， 建立了齐国。这块地方，已是五个部落的居住地了。在这里，需要附加讲说的是，古部落迁徙往往把 氏族名和地名从旧址带到新址去。例如夏代的斟氏族原住在?地（今河南巩县）者曰斟寻，住在灌地
（今河南濮阳，古名顿丘）者曰斟灌。中康失国，相迁今山东中部，今寿光境有斟观，潍县境有斟寻， 二斟相去九十里。山东、河南两省之所以各有“二斟”，与古代氏族搬迁把地名带过去的习惯有关。 再举一例。临淄，古名营丘，但这是齐献公带过去的。更古的营丘在昌乐东南 50 里。齐之诸公，先自 昌乐之营丘迁到薄姑（今名博兴），再迁临淄之营丘。昌乐之营丘与临淄之营丘的关系，一定要通过 对古代氏族搬迁问题的认识联系起来，才可以理解得周全些。
　　　　　　　　　　　文须有利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
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
乱神之事①，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 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注：
①《论语·述而》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

讲：
这是顾炎武在表述他自己有关写作和著述问题的观点。他表达的很概括；这一条不是随便写的， 而是以十分郑重的态度写的。在这段文字里，作为一位封建社会的文人，他所表达的封建意识是最少 的、最压缩的。他讲“天下”，讲“将来”，就说明他立论的出发点，是尽量地宏阔了。他不是从帝 王立论，不为剥削阶层立论，而为天下后世立论。他说，“怪力乱神”的事，没有根据的资料，剽窃 别人的东西，和拍马屁的文章，这四类于人无益，于己有害。这种成品，越少越好。而宣扬观点的文 章，记录政治事件的报导，反映民间不得上达的隐情的资料（如近世的所谓“内参”），以及引导人 向上、而不是引导人堕落的文章，都是不可断绝的。勉强寻找，只能从上段引文的“力”和“乱”中， 从“善”中，或者会夹杂某些作者观点中的封建糟粕。其馀都是在作者时代中，最开明的。“天下”、 “将来”二辞，尤显宏阔。
著书之难 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
《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
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 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 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①《文献通考》，皆以一生 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chuǎn 喘）漏，尚亦不免。 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
　　
急于求名故也。

注：
①“温公”，北宋司马光封号。马贵与，南宋末马端临字。

讲：
在这一段里，顾炎武讲的是著作的价值和永久性问题。他说，先秦诸子之书，多能各具价值， 各垂永久，那是因为这诸子都能独立思考自成体系的原故。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就是综合 别人的，虽名曰《子》，但已经历了变化。司马光、马端临都是竭尽平生精力去写成《通鉴》和《通 考》的，故而这两部书是不可无、垂永久的著作。虽小有失误，亦不害大事。最后，顾氏以归纳的口 气说，什么样的著作才是有永久性的呢？是过去的人不曾说过、不曾涉及到、而将来的人又不可缺少 的内容，才可以流传下来。而顾炎武本人毕生著书，正是严格地遵守了这一原则。
直言 张子有云①，“民吾同胞”。②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
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③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 矣，故盘庚之诰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④。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 之从逆。⑤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⑥：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 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蔫》，玄宗为之感动⑦，白居易为 盩厔尉，作乐府及诗百馀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⑧，亦近 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矣。

注：
①张子指张载，北宋人，学者称横渠先生。
　　②“民吾同胞”句见张载著《西铭》篇，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后世常云“民胞物与”，即由此。
③见《论语》第十六《季氏》篇二章。
　　④见《尚书·商书·盘庚上》，意思是小民有欲箴规在上者，臣下不能 塞抑。
⑤见《尚书·周书·洪范》，意思是遇见大疑，就谋及卿士，谋及庶人，
谋及卜筮，看这几方面的反映是“从”（拥护）还是“逆”（反对）。
　　⑥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大意谓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然明 建议将乡校毁掉，子产不同意。
　　⑦见《新唐书》卷 194《卓行传》，大意说玄宗在东都，令县令、刺史 集声乐，有献演数百人舞乐的，独元德秀献演的乐班才数十（按顾氏作“数 人”，少“十”字）人，唱的歌是元自编的《于蔫于》，（按顾氏少一“于” 字），玄宗听了很感动。（中华本第 18 册，页 5564。）
⑧见《旧唐书》卷 166，大意与上引文段同（中华本第 13 册，页 4340）。

讲：
这段的主旨，在讲发扬民主的必要；或者说，当政者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顾说，当政者 要从具体措施上去为老百姓减免痛苦，文人要写文章、提意见，去为老百姓减免痛苦。写文章反映政

令不当、民间痛苦，这是写文章人的职责。以下，顾就列举了《书经》的《盘庚》篇和《洪范》篇、
《左传》中郑子产、汉朝的文帝、唐朝的元德秀和白居易这些君臣，想方设法听取下层意见的历史事 例，来巩固他对写文章人职责的重要论点。‘听取群众的意见’这一条，从很古时候的统治者已经懂 得了，只是在贯彻上一直有问题。
立言不为一时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魏志》，司马
朗有复井田之议①，谓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今承大乱之后，
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当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 之有中原，令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而‘口分’‘世业’之制， 自此而起。②迄于隋唐守之。《魏书》，武定之初③，私铸滥恶，齐文襄王 议④，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 市门。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杂铅镴，并不听用。当世未之行也。及隋 文帝之有天下，更铸新钱，文曰‘五铢’，重如其文，置样于关，不如样者 没官销毁之，而开通元宝之式，自此而准，至宋时犹仿之。
　　《唐书》，李叔明为剑南节度使⑤，上疏言道、佛之弊。请本道定寺为 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观道士十四，每寺降杀以七。皆择有 行者，馀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可行之天下。诏下尚书省议，已而罢之。 至武宗会昌五年，并省天下寺观，赦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 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 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毁寺四千六百馀区，归俗僧尼 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馀人⑥。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
《元史》，京师恃东南运粮，竭民力以航不测。泰定中虞集建言⑦，京东数
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坊，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 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而授以地。能以万夫耕者，授 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为 征额；五年有积畜，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 如军官之法。如此，可以宽东南之运以纾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归。事不 果行。及顺帝至正中，海运不至，从丞相脱脱言，乃立分司农司于江南，召 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为农师，岁乃大稔。至今水田遗利犹 有存者。而戚将军继光复修之蓟镇，⑧是皆立议之人所不及见。而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 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 三百年矣，而遂行之⑨。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
‘以齐王犹反手也’。若滕，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 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呜呼！天下之事，有其 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 其可少哉？！

注：
①见《三国志·魏书》卷 15《司马朗传》（中华本页 467—468）。
　　②此指均田制，见《（北）魏书》卷 53 《李安世传》（中华本页 1176） 及卷 7 上《高祖纪》（页 156）。
　　
③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的年号（公元 534—549 年）。
④见《（北）魏书》卷 110。《食货志》（中华本页 2866。）
⑤见《新唐书》卷 147《李叔明传》（中华本 4758）。
　　⑥大秦，指大秦景教，亦即基督教之聂斯特里派，西安碑林有《景教流 行中国碑》。3“穆护”，指火祆教（即伊朗锁罗亚斯特教），唐时长安有祆 词，歌词曰《穆护》，因而成为火祆教的代名。
⑦见《元史》卷 181《虞集传》（中华本页 4177）。
　　⑧此事参看《明史》卷 223《徐贞明传》。顾炎武本人所辑《天下郡国 利病书》四川龙刻本卷 2“北直隶”页 26 处所记较本处为详细，可参阅。
　　⑨孔子之言，见《论语·季氏》。汉武帝太初元年五月“正历，以正月 为岁首”事，见《汉书》卷 6（中华本页 199）。

讲：
这条《录》中所存贮的，是顾炎武平生最坚持的一条信念，即“著书待后”。顾是一位坚持反 清的学者和活动家，而当时清朝康熙的统治在一天天巩固下来，所以顾氏自揣他的许多对改进社会有 用的见解，没有可能被当政者所采纳。可是但凡对社会有用的见解（如作者在本条中所列举的田土重 新分配、禁止恶钱流通、抑减宗教人员数额、筑堤障水将滨海田土培养成肥沃农田等），都须被当政 者认识了、采纳了、执行了，才能见出效果。所以历来文人，有有用的见解总希望被当政者所采用。 这不仅顾一人如此，与顾同时的黄黎洲（宗羲）也在其《明夷待访录》的《题辞》中说，“吾虽老矣， 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当时有人据此指斥黄氏民族立场动摇，想跑出去替清朝做官。我不这样想。 民族立场要坚持；但一代人一代人活下去的社会总不能停顿，不但不能停顿，还要不断地出点子去调 整、改革。这就是顾、黄二人“著书待后”的意旨之所在。顾非常重视他自己在本节中所讲的这段意 思，所以在给黄黎洲的信里又重复叙述了，请参看中华书局版《顾亭林诗文集》页 246《与黄太冲书》。
文辞欺人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灵运身为元勋之后(1)，袭
封国公；宋氏革命(2)，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3)既为宋臣，又与
庐陵王义真款密(4)，至元嘉之际(5)，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 惟以文义接之，以致绝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 诗曰，“韩亡子房奋(6)，秦帝鲁连耻(7)，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 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馀生(8)，李业有终尽(9)。”若谓欲效忠于晋者， 何先后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10)不为苛矣。王维为给事中，安禄山 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户 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11)。 贼平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王）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 乃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襄王僭号，逼李拯为翰林学土(12)，拯既汙伪署， 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13)，百揆无叙，拯尝朝退，驻马国门，为诗曰，“紫 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14) 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 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15)，天 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 ？！今有颠沛之馀，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 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汙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 下矣。


注：
　　(1)沈约《宋书》卷 67《谢灵运传》，灵运，谢玄之孙。按谢玄乃淝水 之战之总帅，故曰“元勋”。
　　(2)“宋氏革命”指刘裕纂东晋，国号曰宋。“革命”云云，其义与后世 革命之义殊，仅指改朝换代而已。
　　(3)徐广，《宋书》卷 55 有传，刘裕纂晋后，拒不出任官职。陶潜，《宋 书》卷 93 有传，刘裕纂宋后隐居，纪年只记东晋安帝“义熙”年号，而不记 刘宋正朔。
　　(4)刘义真，刘裕仲子，宋文帝刘义隆之兄。《宋书》卷 61 有传，徐羡 之曾嫌义真与谢灵运“暱狎过甚”。
(5)元嘉，宋文帝刘义隆年号。 (6)“子房”指张良，曾谋以铁椎刺秦始皇于博浪沙中。 (7)鲁仲连，《史记》卷 83 有传，在赵国平原君座上与新垣衍辩论，坚
持不应尊秦为“帝”。
　　(8)龚胜，《汉书》卷 72 有传，王莽纂汉，安车驷马延为祭酒，秩上卿， 胜不以一身仕二姓，绝饮食十四日死。
(9)李业，《后汉书》卷 81 有传，公逊述强以公卿之位，不然赐毒酒，
业果饮毒酒而死。 (1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谓其“遂有逆志”云云。 (11)诗见《旧唐书》卷 190 下《王维传》（中华本页 5052）。
(12)、(13)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 886）四月，邠宁节度使朱玫发动政
变，改奉襄王季煴为皇帝，玫自为大丞相、十军使、盐铁使、侍中。十二月， 其爱将王行瑜又发动政变，斩朱玫。事见《旧唐书》卷 19 下《僖宗纪》。（中 华本页 723—726）。
(14)诗见《全唐诗》卷 600。
　　(15)诗见《杜诗镜铨》卷 17。《解闷》十二首之八，《诗》曰，“不见 高人王右丞，蓝田邱壑漫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缙为 维弟，善书法，官至相国。

讲：
这是一段谴责丧失立场的文章。在明清之际，民族立场问题表现为紧张的“大节”问题。由于 明朝亡国亡得很急骤，满洲贵族在偶然性较大的情况下攫取了北京，兼以当时士大夫脑海中的民族涵 义比较狭隘，所以士大夫当时反满的情绪极高。从而，对民族立场动摇、带头迎降满洲贵族的文人士 大夫，如钱谦益（牧斋）、龚鼎孽、吴伟业（梅村）、王铎（觉斯）等人，则谴责的很激烈。顺带影 响到对历史上民族立场有问题的人，如赵孟頫（子昂）以赵宋之裔，终身仕元，傅青主就在书法方面 谴责他“盈股媚气”，等等。顾氏在这里谴责的，一是南朝的谢灵运，一是唐朝的王维。谢不是民族 立场问题，是效忠某一皇朝的立场问题。谢是淝水之战主帅谢玄的孙子，袭封康乐公，东晋被刘宋篡 夺后，他并未划清界线，也未隐居起来，而是和新朝勾勾搭搭，因他“猖獗不已”，（《南史》论） 终于弃市广州。可是临终却又标榜历史上的忠臣义士，顾炎武认为他是骗人。王维降了安禄山是自觉 的、还是被迫的；他那首诗是当时做的、还是事后补做的，这些后世都有争论。在安史之乱中，他的 立场有动摇，怕是没有问题的。顾谴责的很激烈，连杜甫写了“高人”二字都遭到了点名的批判。顾 的好朋友王山史（宏撰）就说他“行谊甚高，而与人过严”。（《山志》3）在《日知录》卷 13 中有
《辛幼安》一则，顾氏根据“当归”一典，怀疑辛氏“久宦南朝、未得大用”，要投北方金国统治下

的沦陷区去了。这未免疑贤过刻，辛氏晚年词中“归去”，“归休”之词多次使用，其意为无意于在 京口督战，而欲归去铅山家中。由此可见，过头地抑扬，也是不恰当的。当然，谢灵运在做诗方面虽 有高才，但在品格方面很坏，则是不容否认的。至于杜甫，他不过说王维诗写得好，秀句流传满于寰 宇，并没有犯多大的过错。
作诗之旨 舜曰，“诗言志”①，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②；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
其声有哀焉”③：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 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
　　唐白居易与元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 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④又自叙 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⑤，而谓“好 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踬，岂六义、四始之风⑥，天将破坏 不可支持耶？！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嗟乎！可谓知立 言之旨者矣。
晋葛洪《抱朴子》曰⑦，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
损而贱。

注：
①见《尚书·舜典》，前后文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②见《礼记·王制》篇，是言天子东巡岱宗时之事。
③见《荀子·大略篇》第 27。
④见《白居易集》卷 45（中华书局版）页 962《与元九书》。
　　⑤梁鸿，《后汉书》卷 83 有传，（见中华本页 2765—2768）。《五噫 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 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其他诗章，传中有录。
⑥“六义·四始”之言，指《诗三百篇》之分类、笔法、布局者。“六
义”为风、雅、颂、赋、比、兴。“四始”谓《关睢》为“风”之始，《鹿 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⑦葛洪，《晋书》卷 72 有传。（中华本页 1911—1913）。《抱朴子》，
葛洪所著，分内、外篇，《晋书》言，“内篇”言黄白之事（炼丹术），“外 篇”驳难通释之文，共 116 篇；今本“内篇”20 卷，“外篇”50 卷，共 70 卷。

讲：
这一节，是顾炎武的诗论观点。看起来，他的诗论观点，偏重于正统的现实主义，强调对政事 的反映（“美”和“刺”，而“刺”是主要的），而相对地不重人们私情的哀乐；强调内容，而不重 视辞藻（所谓“丽以淫”）。虽然在本段开始，顾氏以诗之“本”、之“用”、之“情”，作三分枝 的表述，但对第三个分枝未予强调，而只强调了一、二两个分枝，也就是说，对个人说，诗是为了“言 志”；对社会说，诗是为了“观风”。他认为，淫丽之词，虚誉之诗：贱。在同代人中，他似乎未曾 涉及神韵派诗人王渔洋（士祯）。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


　　《三百篇》之诗，句多则必转韵（古人但谓之音、不谓之韵，今姑从俗 名之耳）。魏、晋以上，亦然。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 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者，独《閧宫》之四章乃用十二字①。使就此一韵， 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于义必有不达；故末四句转一韵。是知以韵从 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②未免 此病也。??
　　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唐以下人有强用一韵中字几尽者，有用险韵者， 有次人韵者，皆是立意以此见巧，便非诗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彖》、《象》传③，其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 亦有无韵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 行。圣人无必无固④，于文见之矣。

注：
　　①《閧宫》，是《诗·鲁颂》中的一首长诗，说鲁僖公在鲁庄公晚年鲁 国遭庆父之乱、公室继承发生危难之后，能把鲁国安定下来，保持周公以来 的政统和文化传统，与夷狄在斗争中融合。这首诗在用脚韵方面比较特殊，
诗 8 章，在第 4 章，连用 12 个（谐音）字，然后才转了他音（韵）。
②拾遗、吏部，指杜甫、韩愈。
　　③孔子作《彖传》和《象传》，《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此说，但后人 信之者少，不信者多，盖以其中不断出现孔子以晚情节。其中“一韵无字， 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的情况，是确实的，但不必定指为“圣人” 的行径。大体古人用韵较唐以后人更粗疏些、更不讲究些、更重视内容实质 些而已。
④“无必无固”见《论语·子罕》篇，原文曰，“子绝四：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

讲：
这一段，是讲诗文要著重内容实质，不可偏重形式，流于形式主义。诗文中的结构（框架）， 是形式；词藻也是形式；韵，也是形式。要按照内容实质去安排结构和层次、安排词藻、安排韵。自 唐以来，近体诗（律诗及其截句）发展起来，人们逐渐地舍弃了思想内容实质，而片面地去追逐韵。 到清朝尤甚。如《红楼梦》第 76 回中描写两个贵族小姑娘也在做“排律”中尽情地使用“十三元”中 韵字，抢用什么“险韵”，就是例证。顾炎武反对这种倾向，他提倡“主性情”；“从我”；“变化 自然”；反对“奇巧”。这是一种健康的文艺主张。
在这里，需要稍稍补说一点的，是在本节第一段中，顾炎武把他自己在其代表性科研专著《音 学五书》中的精义，也灌注进来了。他说，古人还不叫“韵”，只叫“音”。“韵”是自南朝沈约（休 文）《四声谱》以来，有了平、上、去、入，四声之中各立韵部，人们才提倡押韵。顾在《音学五书》 中，创造性地讲述了声韵衍变的三阶段说。第一阶段，像《诗》《书》《易》中所用的谐声，是古朴 的音的规律化。第二阶段，南朝的人们讲“四声”，分韵部，这就精密化了一步，这是“一变”。第 三阶段，宋、元、明、清以降，唐韵渐失，宋韵代兴，日趋烦琐，这是“再变”。读者可参看顾氏《音 学五书序》与《答李子德书》（见《顾亭林诗文集》页 27—29、页 72—77）。

诗体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 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 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 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 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 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讲：
这一段，讲的是文艺的创造性。顾氏把这问题拿到历代文学衍变史中来谈，他说，《三百篇》、
《楚辞》、汉魏文学、六朝文学、唐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和特点。后代的人，不能单纯 依靠对它们进行摹拟工作，就可以解决问题。摹拟不能顶替创作。必须于因袭传统中有所创新，创新 中又不抛开传统，——懂得这个道理，方可谈论作诗。试看，顾氏把创造和传统的关系，讲的很辩证。 他是有所指的，指的是明朝“前七子”和“后七子”。
书法诗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无不皆八分书者①，是今之真书不足为字也②。
姚铉之《唐文粹》③、吕祖谦之《皇朝文鉴》④，真德秀之《文章正宗》⑤，
凡近体之诗皆不收，是今之律诗，不足为诗也。今人将由真书以窥八分，由 律诗以学古体，是从事于古人之所贱者，而求其所最工，岂不难哉？！
鄞人薛千仞曰⑥，“自唐人之近体兴，而诗一大变。后学之士，可兼为
而不可专攻者也。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又曰， “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后生，无不 为七言律，似反以此为入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

注：
　　①“八分”，书法中的一种体。据说，取小篆的十分之八，加以隶书的 十分之二，融成一种书体，叫“八分”。实际上，它是篆书与隶书的融合体。
②真书，即楷书。
　　③姚铉，北宋时合肥人，《宋史·文苑传》有传（见卷 441），所纂《唐 文粹》100 卷，去取谨严，不收近体，力矫晚唐五代之弊。
　　④吕祖谦，南宋时寿州人，《宋史·儒林传》有传（见卷 434），学者 称东莱先生，所纂《宋文鉴》（当时原书名《皇朝文鉴》） 150 卷，收集 赅备。
⑤真德秀，南宋末浦城人，《宋史·儒林传》有传（见卷 437），所纂
《文章正宗》正、续各 20 卷，以理学家眼光为批评准绳，后人有持不同意见 者。
　　⑥薛冈，字千仞，鄞县人。朱彝尊《明诗综》卷 65、陈田《明诗纪事》 卷 26 有小传。

讲：

顾炎武将书法和作诗之道，合并在一起议论。他说，汉魏金石之文，以“八分”为上品，后之 楷书，原不为人所重也。唐以前之诗，多遵古体，不以骈骊对仗为重也。至于宋、明，几乎无人不写 诗，写诗必写律诗，写律诗又一定写七言律，这是一种时代的弊病。七言比五言多两个字，似乎耍花 样的机会多一些，其实严格要求的话，平仄对仗达到工整而又铿锵，却极不容易。学诗的后辈，倘从 七言律入手，真是走了大错路了。
　　　　　　　　　　　　河东·山西 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①，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
元之京师在蓟门②，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
之也。
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
《方言》③：“自山而东，五国之郊。”郭璞解曰④，“六国，唯秦在山西”。 王伯厚《地理通释》曰⑤，“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 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正义》以为华山之西
⑥，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