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糞■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18)；而收成之日，所 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 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 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时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 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 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 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19)（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给 事中年富亦有此请(20)。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 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21)。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 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22)。唐德宗时陆贽言，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 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 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23)。 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 谓之“兼并之徒”；宋以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注：
　　(1)邱浚，明琼山人，景泰进士，《明史》卷 181 有传。著述多种，《大 学衍义补》为增补宋末真德秀《大学衍义》而著，书 160 卷，此段在卷 24。
(2)《诸司职掌》是晚明一时流行的政书，后世未见收录。
(3)杜宗桓，《明史》无传，可能是常熟县地方人士。周忱，《明史》卷
153 有传，吉水人，永乐进士，宣德中为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杜上书恐 在此时。
(4)钱氏，指五代时之吴越国，自钱镠（liu 留）创业，至钱俶归宋，祖
孙兄弟据江浙 70 余年。 (5)《琴川志》为常熟地方志书。常熟，县治前后有七横港，西出虞山，
东入运河，如琴之七弦，故名。
(6)王永为王珪曾祖，珪《宋史》卷 312 有传，传首有永事（见中华本页
10241）。
　　(7)张氏，指张士诚。《明史》卷 123 有传。士诚泰州人，以贩盐为业， 监丁苦于重役，而起事，推士诚为首。称王号。后为徐达所俘，至金陵自缢。 (8)所谓“虐民得罪者”，或指沈万三（松江）、史有为（嘉兴）、黄旭
（苏州）、纪定（湖州）等。 (9)“有司不体圣心”云云，是杜宗桓曲笔，时在宣德，上距洪武不远，
不敢直指皇帝。
(10)见《宋史》卷 173（《食货志》上一）（中华本页 4191）。减租，
《宋史》作“二分”，顾氏作“三分”。 (11)王叔英，明初，黄岩人。建文时为翰林修撰，‘靖难’兵至，自缢。
此见所著《静学文集》。 (12)绍熙，南宋光宗年号（当公元 1190—1194）。 (13)景定，南宋理宗年号（当公元 1260—1264）。 (14)大德，元成宗年号（当公元 1297—1307）。
(15)朱清、张瑄事，见柯绍忞（凤荪）《新元史》卷 182。

　　(16)元代有两至元年号，一为世祖年号（当公元 1264—1294），一为惠 宗（顺帝）年号（当公元 1335—1340）。
(17)见《明实录·宣德实录》卷 63。 (18)缗（mín 民）：量词，一贯（一千文）。
(19)(21)分见《元史》卷 18、21《成宗纪》一、四（中华本页 387、457）。 (20)见《明实录·英宗实录》卷 5。
(22)见《汉书》卷 24《食货志》上（中华本页 1137）。 (23)见《陆宣公奏议》卷 22。

讲：
这是顾炎武《日知录》千馀条《札记》中最长的一条，全条分八个段，约 5000 馀字。（《日知 录》中最短的一条，只有 9 个字，即卷 13“召杀”条，文曰：“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此处 选取八段中之前两段与后两段，前者言官田之粮，后者言私田之租。是研究明清之际江浙（旧称苏（州）、 松（江）、嘉（兴）、湖（州）、杭（州）地区“重税”问题的重要依据资料。
在言官田粮税之重的几个段落里，顾氏钞引了景泰、天顺年间邱浚《大学衍义补》中的一段重 要典型材料，和宣德年间周忱担任江南巡抚时常熟地方人士给他的一封“上书”，“上书”中虽不无 曲笔，但总的叙述是好的，以一个地方人士的身份说清楚了“重税”的根源。兼以顾氏以一个历史学 家的身份，又增加进去了汉、唐、宋、元的若干历史比照，更能增加阅读者的理解。
顾氏在写了官田税粮之重之馀，最难得的，是又写了江东地主私租之重。并且他把这二者联系 在一起了。在一段未被我们引录的文段中顾氏写道，“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
‘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 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 此！”像这些文段，都反映顾氏以一个昆山、常熟出身的缙绅地主人物，在科学研究面前，能够游离 开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写出了官田重税的沉重负担到头来还是转嫁到农民身上的惨重史实。所以 他严肃提出“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这几句话，在十七世纪写出来是不容易的，带有时代的 民主气息。
顾氏虽然限于时代局限，还不可能懂得人类财产私有制的逐渐深化；但他已经摸索到问题的边 沿了。试看他谈，汉代把土地私有者叫“豪民”（按，有时又叫“豪强”、“豪猾”，意为不遵法规、 欺压小民之人），唐代把土地私有者叫“兼并之徒”，到宋代则公然号为“田主”矣。这就是土地私 有权在封建社会中的逐步深化和合法化。
为了帮助读者深入钻研这个问题，请参读梁方仲《近代田赋史中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大 公报·史地周刊》第 23 期，1935）及周良宵《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历史研究》1957 年第 10 期）。
纺织之利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弘
撰著议①，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
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 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 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 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馀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馀人， 其为利益，岂不甚多？！②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 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③崔寔

《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 草缠身，令人酸鼻（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裤，真所谓“倮 虫”者也）。吾乃卖储山寺得二十馀万④，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 机，乃纺以教民织。（《后汉书》採入本传⑤）。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 志》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⑥。“八 月载绩，为公子裳”⑦，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庞之化，岂 难致哉？！

注：
　　①王弘撰，字无异，号山史，陕西华阴人。顾炎武晚年有“关中三友”， 即李颙（二曲）、李因笃（天生）与王弘撰。可参读拙著《顾亭林与王山史》 一书之下部《王山史年谱》。
②见《砥斋集》卷三。
③参读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 3《轻重篇》第 14。
④储跱，据《汉书·注》储，积也。跱，具也。犹言蓄备。
⑤见《后汉书》卷 52《崔马田传》附（中华本页 1730）。
　　⑥见《汉书·食货志》（中华本页 1121），“一月得四十五日”据颜师 古注，白天工作一月三十日，加半个夜晚工作一月十五日，故为四十五日也。
⑦《诗·豳风·七月》第三章，原文曰“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
阳，为公子裳”。

讲：
从这一节起，我们将陆续引录《日知录》卷 10 中相邻近的几个段落，“纺织”、“马政”、“驿 传”等。对于这些段落，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并不是《日知录》中最精彩的或者比较精彩的。倒勿宁 说，是比较一般的。那么，为什么选呢？动机有二，其一是，这几段显示了顾炎武或其他诸遗民学者 最最关心的“经世济用”的问题；其二是，像前文提过几次的，一位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被分配去教大 学一年级或高中毕业班的通史时，这些文段是帮助他们“打个底子”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将这 几段选入了。
马政 “析因夷澳”(1)，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左
氏庄公二十九年《传》）(2)，先王之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率三人(3)（师古曰，当为卒者，免 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4)），文帝从之。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 仟佰（阡陌字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照（《汉书·食货志》）。 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货殖传》）(5)，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 羊数千群（《叙传》）(6)。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 复令》（复卒三人之令，《西域传》）(7)。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 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蓄马， 故骑射之士，减囊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 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唐书·兵志》）(8)。古之人君，其欲民 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9)（《魏书·本纪》。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10)。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
　　
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
（《元史·本纪》）(11)。《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戍上谕兵部臣曰， 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 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 蕃息(12)。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 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馀力养私马。(13)至宣德六年，有 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14)，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 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注：
　　(1)见《尚书·尧典》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澳??”， 括为“析因夷澳”。意为按年龄老幼安排人民的生活和劳动。
　　(2)《左传·杜预注》曰，日中，春、秋分也。意思是春分以后，让马多 离开马厩，到地里干活；秋分以后，就要较长时间停在厩棚里。
(3)见《汉书》卷 24 上《食货志》（中华本页 1133）。 (4)同上注（中华本页 1134）。
　　(5)见《汉书》卷 91《货殖传》（中华本页 3693）。桥桃，颜师古曰姓 桥名桃，因国家斥开边塞，故得恣其畜牧，马千匹，牛倍之，羊万。
(6)见《汉书》卷 100 上（中华本页 4197）。“坠”古“地”字。
　　(7)见《汉书》卷 96 下（中华本页 3914）。“复”，免徭役；“马复”， 言养马可以免徭役。
(8)见《新唐书》卷 50《兵志》（中华本页 1338）。
(9)见《魏书》卷 8《世宗纪》正始 4 年 11 月（中华本页 205）。 (10)同上《注》（中华本页 212）。
(11)见《元史》卷 14《世祖纪》至元 23 年 6 月（中华本页 290）。
(12)《明实录·永乐实录》卷 21。 (13)《明实录·洪熙实录》卷 6。
(14)《明实录·宣德实录》卷 78，此为宣德 6 年 4 月丙辰事。

讲：
马政，在历届王朝中，都是一件大事。第一、国家需要骑兵，而骑兵不可缺少马；第二、国家 需要信息的传递，而传递在旧时代主要靠马；第三、社会生活包括农业生产，马牛驴骡都是需要的； 第四，历代周边少数民族在畜牧方面较中原以农业为主的汉人，一直处在领先地位，如何从周边交换 到马，也是历代统治者很花费心思的问题。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马政”一条，是切合“经 世济用”的原则的。但不晓得由于什么原因，这一条写的比较粗略，如（一）宋代废除设在各地的“监”
（官马场），将马摊到民间养育，这是由汉唐向明朝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转折点，而本条札记未提：
（二）对于人民养马，历朝政府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态度，如禁断；鼓励；作为一种徭役进行剥削。 本条札记，主流是记载了鼓励，也提到了禁断，对徭役性质，则未提及，是一缺憾。
其实，在作者本人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在“北直隶”（今河北）部分里倒是记载了 一些情况。如在讲到“广平牧马”一段中，他写道“绍圣（按，北宋哲宗年号）初，韩筠等建议，请 以牧田募民，授田一顷者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于是始行给地牧马之政”，“洪武??之法，五户 共养马一匹，五匹为一群，立群头一人；五群立群长一人，每年纳一驹”。这就成为一种徭役了。在 上引同书同卷中，又引录文安县人纪克家的一篇文章，其中记载说“寄养马，薄地四顷养一马，旱则 水草不充，一遭淹没，家且浮矣，而况于马？！故往往有系之公门而去者”（以上均见《天下郡国

利病书》卷 4）。作者既然掌握了这些材料，为何不写进来？这只好存疑了。

驿传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①《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 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②，是也。唐制亦然（《唐书·百官志》，凡三十里 有驿。③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今陕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渐平，风光四 百里[在今代为三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④。桑维翰对晋高祖言，大梁距 魏不过十驿⑤）。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 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⑥、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 嫌迟”是也⑦。（天宝六载勅，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⑧）。又如天宝十 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 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⑨；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 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 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⑩，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 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曷一考之前史乎？！（且如通州潞河驿四 十里至夏店驿，五十里至公乐驿，五十里至蓟州渔阳驿。今以夏店、公乐二 驿并于三河，则一驿七十里矣，岂不劳乎？！又如定州永定驿五十里至西乐 驿，四十五里至伏城驿，四十里至真定府恒山驿，犹仍旧贯。使并为三驿， 亦必不堪其弊矣）。

注：
①《后汉书·舆服志》上（中华本页 3651）。
　　②参看《汉书》卷 33《田横传》，（中华本页 1851），《注》曰，尸乡， 在偃师城西。“厩置”，谓置马以传驿。
③见《新唐书》卷 46《百官志》（一）‘兵部’部分之‘驾部郎中’条
下（中华本页 1198）。
④见《白居易集》卷 25，题曰《从陕至东京》。
⑤《资治通鉴》卷 281（中华本页 9172）。
⑥参看《岑参诗校注》卷 2《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⑦参看《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 12《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
⑧《全唐文》第 1 册，页 309。
⑨广平王，唐肃宗长子，名豫，后继位为代宗。
　　⑩“裁驿”之事，起在崇祯 2 年。当时在驿路上假冒的事很多，官吏豪 绅滥用驿传，开支过大。崇祯帝应御史们建议，裁减驿马驿夫三分之一，据 说可省银十万两（参看李文治《晚明民变》页 24—25）。

讲：
历史现象，总是要表现它自身变异的多样性。三十里一驿，这是历史现象的主流；主流之外， 尚有多样性表现。如“驿”之外，复有“塘”。尝见乾隆修《甘州府志》曰，三十里曰“驿”，四十 里曰“塘”，取其递送之速。明末农民大起义时代，政府起义双方军报，均曰“塘报”，即含军用快 递之意。再者，俞樾（曲园）引《诗·毛传》和《荀子·大略篇》有“吉行五十里”之句，可证古来 有日行五十里之制，非仅三十里也（《日知录小笺》）。

第四辑

周末风俗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 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 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 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 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
《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①，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 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 不言王矣（《史记·秦本纪》，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
②盖显王时）；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 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 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③，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 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 而文、武之道尽矣（李康《运命论》云，文簿之弊，渐于灵、景；辨诈之伪， 成于七国④）。驯至西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⑤，继暴秦 之馀弊，贪饕险■，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 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⑥， 而其风俗稍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 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祐之间为优矣⑦。嗟乎！论世而不考 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

注：
①这些年头，其公元年数，列之于下：
　　公元前 481（周敬王 39），西狩获麟；公元前 468（周贞定王一），鲁 哀公出奔；公元前 467，《左传》告终；公元前 403（周威烈王二十三），三 家分晋；公元前 386（周安王十六），田齐列于诸侯；公元前 334（周显王三 十五），六国以次称王（自前 467 至 335，计 133 年）。
②见《史记》卷 5《秦本纪》（中华本页 203）。逢泽，《注》云，在开
封附近。
③“赴告”即后世之“讣告”；“策书”即策命，后世谓之委任状。
　　④李康，宋朝人，《宋史》440 有《李度传》附传。文中所云“灵、景”， 指周灵王、周景王，时当《春秋》鲁襄公、昭公之世。
⑤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为刘德之子、刘歆之父。传见《史记》36
《楚元王（刘交）传》附。
⑥“东京”，指东汉；东汉都洛阳。
　　⑦庆历，北宋仁宗九个年号之第六个。时当公元 1041—1048。元祐，北 宋哲宗的第一个年号，时当公元 1086—1094。

讲：
在本段以前，我们选录了《日知录》中偏重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段节。从本段开始，我 们将选录一些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段节。如同大家所已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讲法是，社会最基本、

最基层的是经济基础；建筑在基础上的叫上层建筑，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等的观点和制度；再上层是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什么呢？普列汉诺夫曾说，一半决定于经济基 础，一半决定于政、法上层建筑。曾经有人说，这是“修正主义”的。到斯大林就讲得僵化了，他在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特别强调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决定于经济基础，而反转过来， 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必须为基础服务，“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假如拒绝服务，它就 停止其为上层建筑了”。这样的论点，再经过许多跟随者的演绎和加深，就很容易形成文化专政，极 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展。近些年，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松宽了一点，懂得了太教条化是不利 的。
顾炎武是十七世纪的人，自然完全不知道这些道理及其利弊。但他也讲意识形态，也隐隐约约 感觉到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反作用。例如在本段中，他就看到了自《春秋》停止记载到六国称王、这中 间的 133 年的历史的过渡。他举出六点，①对周天子的尊奉与不尊奉；②对“礼”和“信”的遵守与 不遵守；③祭祀、聘享制度之执行与不执行；④饮宴时赋诗与不再赋诗；⑤血缘原则（宗姓氏族）的 讲究与不讲究；⑥周天子的讣告和策命之下达与停止下达。这六点顾氏看的准、列举的好，所以不少 当代的通史讲到战国秦汉社会大转变时，都引用这一段。
但对这个转变，不同的史学分期观点，则给予不同的解释。郭沫若氏认为这个转变，是由奴隶 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有较多兴趣与较多深入的一些人，则把这 一转变看做亚细亚的奴隶社会向古典经济的转进。这个转变，还要到经济基础方面去寻找。春秋后期， 社会生产逐渐发展，农村公社和井田制度逐渐瓦解，货币、交换行为日益频仍，新兴国王一个一个出 现，以顶替血缘贵族的封君，这些才是“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物质根源。至于 汉光武，那是另外一码事。顾氏拿春秋与东汉类比到一起了。其实，东汉是在西汉古典豪强经济有所 衰落的势头下，在家族自然经济有所抬头的局面下，社会风气不再像古典经济时候那么铺张扬厉罢了。
两汉风俗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
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
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 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 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 陵，国隙屡起，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盗之谋；豪 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儒林传》论①），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 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左雄传》论②），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 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
　　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③，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 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 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④）。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 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 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⑤至正始之际⑥，而一二浮诞之徒，骋 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 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 有馀。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 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宋袁淑《吊古文》：“伯 喈衒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
　　
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 之哉！

注：
①见《后汉书》卷 79 下《儒林传·论》（中华本页 2589）。
②见《后汉书》卷 61《左雄传·论》（中华本页 2043）。
③跅（tuò唾）弛：放荡。
　　④曹操三“手令”，见中华本《三国志》页 32、44、49（裴松之《注》 引），三次都举西汉陈平之“盗嫂”之行。
⑤见《三国志》卷 14《董昭传》（中华本页 442）。
⑥正始，曹魏齐王曹芳年号（公元为 240—249）。

讲：
这一段和底下一段《正始》，是顾氏的大手笔。不管其中的精华部分，或者是一些不太精华的 部分，都是顾氏思想极真诚的显露，有时甚至是披沥心声的显露。因此，我们的“讲”，也需要更 详细些。
西汉不是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是货币交换行为很频仍的社会。试看武帝晚期的长安景象， 屯积居奇、投机倒把、恶少年犯罪行为的猖狂，纯是一派豪强经济的气氛。至于武帝定儒家于一尊， 那只是一种平衡社会矛盾的策略。所以王莽要篡汉，跟在屁股后边捧场的人很多，样子很不好看，这 纯属货币交换经济的一种反映。到东汉，也并非“光武有鉴于此”，而是由于：第一、西汉式古典经 济混不下去了，第二、中古型地方宗族团聚为一个庄园的自然经济倾向又有所抬头；第三、光武及其 集团也都是南阳地主体系。由于以上三点，东汉的社会风气自然有所改变，但也并非完全改变过来， 试读王符《潜夫论》中之所揭示，古典经济奢靡的流风，尚相当大量地存在。到东汉后期，外戚、宦 官、奸佞交替操纵政权，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起而过问政治的空前高潮。顾氏也是知识分子之 一员，所以他和《后汉书》作者范晔一样，给了“党锢”运动以极高的评价，他写出了“依仁蹈义， 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这样的文段，反映顾氏思想 在写这样文段时的高度升华。“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云云，也不能被看做唯心论，先进人物和先进思 想，是会起相当的作用的。
底下，顾氏从以后的历史中选择了几个他认为的反面人物，点名的是曹操和蔡邕，不点名的是 嵇康、阮籍及其他玄学集团中的人物。曹操是一位野心家，可以疵议之处自然很多，但他统一北方、 创立屯田，对社会也起好的作用。但他究竟是野心家，权诈术数，样样精通，所以即便“盗嫂”的陈 平那种人物，他也一再举例说可以使用；为达到一定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在儒学、经学家的顾炎 武，自然要予以谴责了。至于玄学学派，这在中国思想衍变史上是重大的转折；不吸收玄学的影响， 不吸收佛学的影响，儒学便不可能出现宋、明时期的新高潮。但玄学家是异端，而我们的顾先生则是 一“正”到底的正学。他一谈到异端派，就不免要口诛笔伐，这一点，我们只要理解到就行了。有升 华，也有低沉；有激进，也有保守：这就是货真价实、活龙活现的顾炎武的思想。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史称齐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
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
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 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1)。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 见卫玠，(2)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

著名于时，莫不崇敬(3)，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 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4)，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肖林下正始馀风。王 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5)，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 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6)《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 之风尚在。(7)——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 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馀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8)，此则虚名 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玄）、王（肃）为集汉 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 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 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 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昔者，嵇绍之父康(9)，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 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 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 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馀年之 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 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
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偏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
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 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10)。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 衣行酒(11)，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12)。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注：
　　(1)此指“竹林七贤”。“七贤”的名单是：阮籍、嵇康、山涛、向秀、 刘伶、阮咸、王戎。这七个人，《晋书》卷 49、43 中均有传。代表人物为阮 籍与嵇康，阮（210—263），陈留郡尉氏人；嵇（224—263），谯郡铚人。 嵇据说“非汤、武，薄周、孔。”“竹林”在河内郡，当今沁阳、武陟、修 武一带地方。
(2)卫玠，卫璀之孙，卫恒之子，《晋书》卷 36 有传，云王敦说“王辅
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见中华本页 1067）。按“辅嗣”， 王弼之字，《三国志·魏志》卷 28《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其传略。王敦 将卫玠与王弼并提，并加“金声玉振”之誉，足见尊重。
(3)支遁，字道林，东晋时人，事见《高僧传》卷 1。
　　(4)见《宋书》卷 54（《传》14）《羊玄保传》，玄保年 94 卒，子戎轻 薄，太祖（刘义隆）赐戎两弟名曰咸曰粲，指欲其有似于阮咸、阮粲（中华 本页 1536）。
(5)见《宋书》卷 62（《传》22）《王微传》（中华本页 1669）。 (6)见《南齐书》卷 33（《传》14）《张绪传》（中华本页 600）。 (7)见《南史》卷 30（《传》20）《何尚之传》。
　　(8)见《晋书》卷 91（《传》61）《儒林传·序》（中华本页 1346）。 (9)见《晋书》卷 89（《传》59）《忠义传》。嵇绍是嵇康之子，其父 为司马昭所杀，绍因山涛荐为司马炎（晋武帝）秘书丞。八王之乱，绍绞在
　　
其中。旋刘曜、王?、石勒同攻洛阳、怀帝司马炽自洛阳出奔，绍为侍中， 以身捍卫，死于帝侧，血溅御服，帝不忍濯去（中华本页 2300）。
　　(10)见《晋书》卷 88（《传》58）《王裒传》，王裒，字伟元，营陵（今 山东昌乐）人。西晋末，洛阳陷，裒不忍离坟垄去江东，为胡兵所害。（中 华本页 2277—2279）。
　　(11)《晋书》卷 5《怀帝纪》，永嘉 7 年正月，刘聪大会，使帝青衣行 酒。
　　(12)《左传》庄公十年，齐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 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讲：
这又是顾炎武氏的一篇大议论。假如我们可以把《正始》换另一个题目的话，就应该是《顾炎 武批判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不是不可以商榷的；但中外人写的思想史则都给魏晋玄学以前进性质的 评价；为什么顾氏有这样一种态度呢？
我考虑，顾氏在写这一段时，他思想上是不是具有如下的三种情况？其一、顾氏对两汉经学（夹 杂很多谶纬的经学）生命力的接近衰竭，受儒学、经学宗派情绪的锢闭，或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或者有所听闻，而不去接触和深化这一问题。其二、他对阮籍、嵇康这些人的时代遭遇，缺乏足够的 同情。像曹操、司马懿这样的野心家，连少数民族酋长石勒都嗤笑他们“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为 一种不屑为的举措。处在这样野心家政权底下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日子自然是很不好过的。他们的 颓废，实际是一种变态的反抗，跟“党锢”运动有着殊途同归的效果。但顾氏表扬“党锢”，而批判 “玄学”，这就是他个人思想感情的某些特点，我们后人就很难说话了。其三、顾氏对玄学学派给人 们僵化思惟上带来的活泼化的作用，也不提及。像《世说新语》这样的书，顾氏是不会不看的，也许 不会不喜欢的吧？那么俊俏犀利的言语，没有俊俏犀利的思惟，是写不出来的。而这种思惟是玄学带 来的，经学绝带不来。但顾氏对这种思惟上的优异，却也一字不提。
还有一种逻辑，也很奇怪。甲现象在前，乙观象在后，人们往往不管这甲、乙二现象间有无必 然联系、有无因果关系，就冒然判断甲是因，乙是果。举三个例。玄学风气在前，五胡乱晋在后，那 么，玄学就一定是导致乱晋的原因；王安石变法在前，金兵俘虏徽钦在后，那么，变法就一定是导致 北宋乱亡的原因；王阳明学派后学的泛滥在前，明亡在后，那么，王阳明思想就一定是导致明朝覆亡 的原因。这些逻辑，都是成问题的。到头来，这也不过是在派性操纵下的上纲而已。不要认为只有“文 化大革命”中，人们才会无限上纲；旧时代的人也多少会一点哪。
至于顾氏提出“亡国”和“亡天下”、“保国”和“保天下”关系的这些道理，却为后世人所 一再称道与引用。这在明末清初的现实社会中，起了一定的好作用。他说的“亡国”是亡政权，他说 的“亡天下”是亡原则。他说的“保国”是保政权，他说的“保天下”是保原则。现在我们的时代更 进步了，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亡”的和“保”的是什么样的政权和什么样的原则？这就是我们比 十七世纪人进步的地方。

宋世风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 王溥①，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②，以示意向；真、仁之世， 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③，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 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代之陋。故靖康之变④，志士投 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⑤。呜呼！观哀、 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
　　
《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⑥。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竞。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馀年，虽所用或非
其人⑦，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 公秉政⑧，骤奖趋媚之徒，深?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 子韶诸奸⑨，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⑩（“钻”者，取必入之 义。班固答宾戏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11)；《邓绾传》以颂王安石得官，谓 其乡人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12)）。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 圣、崇宁(13)，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盲之疾，遂不可治。后之人，但 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14)，而不知其 移人心、变士习，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于朝 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 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科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可谓知言者 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15)。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 崇宁者，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 陆游《岁暮感怀诗》，“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
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17)，此风犹未已。倘筑太 平基，请自厚俗始。”

注：
(1)范质、王溥，北宋初大臣，《宋史》卷 249 有传（中华本页 8793—
8797、 8799—8802）。 (2)“艺祖”，为历代开国帝王之通称，而宋人呼其太祖赵匡胤更寻常易
见。顾氏本人有“艺祖”一条，见《日知录》卷 24。韩通，《宋史》484 有
传，为“（后）周三臣”之一。陈桥兵变后为军校所杀，赵匡胤谓其“临难 不苟”（《宋史》中华本页 13970）。卫融《宋史》482《北汉世家》中有传。 宋人征北汉，融被俘誓死不屈，赵匡胤誉之为“忠臣”（中华本页 13942）。 (3)田锡、王禹偁，《宋史》卷 293 有传；范仲淹，《宋史》314 有传；
欧阳修，《宋史》319 有传；唐介，《宋史》316 有传。
(4)靖康，北宋钦宗年号（公元 1126—1127）。 (5)此指文天祥、陆秀夫等。 (6)见《周易》《剥》卦。其《彖辞》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朱熹《周易本义》曰，“一阳在上，剥未尽而能复生”。
(7)当指真宗朝遗用大臣王钦若、丁谓辈。 (8)王安石，元丰二年封舒国公、改荆国公，《宋史》327 有传（中华本
页 10541—10551）。 (9)邓绾，成都双流人；李定，扬州人；舒亶，明州慈谿人；蹇序辰，蹇
周辅之子，双流人；王子韶，太原人。《宋史》卷 329 均有《传》。大体李 定曾劾苏轼文章怨谤，李定亲自审理；舒亶行径近于酷吏，曾谓司马光“可 诛”，多所劾举，气陷熏灼；蹇序辰曾编写“奸臣”言行，分类成帙；王子 韶结交贵胄子弟，人称“衙内钻”。
(10)见《王子韶传》（中华本页 10612）。
　　(11)见《汉书》卷 100 上《（班固自）叙传》（中华本页 4227）。此段 班固自为“主人”，虚构有“宾”之戏言而笑致之答辞。
　　
(12)见《宋史》卷 329（中华本页 10597）。 (13)绍圣，北宋哲宗年号（公元 1094—1098）。崇宁，徽宗年号（公元
1102—1106）。 (14)顾氏“为百姓害”四字，读者应“一分为二”考虑。
　　(15)见《诗·小雅·鱼藻之什·角弓篇》，诗 8 章，此在第 6 章。历来 讲此二句者，未见讲的彻底明白。大体说，猱是猿；附是桴，木之粗皮者； 涂是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应因其所善而教之（孔颖达《毛诗 注疏》卷 15）。
　　(16)陆游，山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宋史》卷 395 有传（中华本 页 12057—12059）。
　　(17)今吉林省有河，辽金时名按楚虎水，女真（金）人发源于此，建国 后命为上京。因此，后世人多称金国或金朝为“金源”云。

讲：
截止到本段为止，顾炎武论历代“风俗”的片断选录，到此已四段了。什么是“风俗”？我想， 应该是人们普遍的意识形态表现，及其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顾氏这几则论“风俗”的文段，实际 上，也可以被我们当作中国思想流变史的重要参考。由先秦变到两汉、由两汉变到魏晋，然后经南北 朝隋唐到宋，这四个文段几乎都涉及到了。斯大林在讲民族共同体的四大特征时，“在共同经济生活 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就是第四条。可见，共同意识（心理）形态（风俗），这是一个重要的项目。
但顾氏这一段，却讲的比较特别。他集中精力，攻击王安石。王安石，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人，但他是个有见识有作为的历史人物，看到北宋地主经济土地集中、人民困穷的局面，立意改革。 改革，就事论事，一点错儿也没有。但古往今来的改革，无不遇到麻烦。其一、势必引发反改革的保 守派的反对，并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造成派性斗争。一搞派性斗争，就势必越来越乱套，很难弄清 真理在哪一边了。其二、要改革，势必需要积极分子。没有积极分子，什么运动也难搞起来。但古往 今来的积极分子，从来没有“清一色”的，总是好人也有，坏人也有。例如在王安石手下，像舒亶、 李定、蹇序辰、王文韶这些人，从传记看来，确是动机不纯、存心害人的人。但像常秩此人，皇帝三 召不至，王安石新法一行，却一召即至了。这就是说，常秩是有一定认识的，不是投机分子。可能有 一定认识的未占主流，投机分子倒是不少就是了。如何从积极分子中认真筛选好人、淘汰坏人，倒是 古往今来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顾氏的观点，读者一定要“一分为二”。不一定坚持一个方向永远不变，就是绝对的好。假如 真是如此，要辩证法何用呢？像卫融一心向着北汉，一保到底。赵匡胤用铁骨朵砸烂他脑袋他也不回 头，这就一定是好吗？相对地，王安石看到危机搞一点变法，就是坏吗？就是“害百姓”、“害朝廷” 吗？读者一定要认真思考，认真辨析。不过顾氏身处明清之际，对民族“立场”问题看得特别严重， 从而对其他“立场”问题也看得很严重，这倒是需要我们充分理解的。
清议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1)，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
(2)、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3)，载在《礼经》；
殊厥井疆，称于《毕命》(4)。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 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5)，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 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 (6)；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晋书·卞 壶传》(7)）。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脏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

与之更始。(8)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必有此语（齐、梁、陈诏亦云“洗除 先注”(9)，当日乡论清议，必有记注之目）。《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 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 民；而畏人之多言(10)，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鳏，所以登庸以 比(11)；三凶不才(12)，所以投畀：虽二帝之举错，亦未尝不询于刍荛(13)。 然则崇胆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倘亦四聪之所先(14)，而王治之不可 阙也。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 至矣。

注：
　　(1)“百辟”，《诗·小雅·桑扈》、《诗·大雅·假乐》、《周颂·烈 文》诸篇中，均有此辞。《中庸》亦复述及之。经解中，一般解释“百辟” 为畿内诸侯，亦即封国中之“君”也。
　　(2)“闾师”，为《周礼》“地官·司徒”下之一职称。其职为“任人”， 意思是负责安排各行业的人就业，如任农、任工、任商、任嫔（女工）、任 衡、任虞等。
(3)“郊”、“遂”，西周井田制下，域内分为“国”与“野”，“野”
中又有“郊”、“遂”。《周礼》，“载师”掌管“国”中土地之分配：“遂 人”掌郊遂土地之分配。
(4)《毕命》，《尚书·周书》中之一篇，《序》云康王作册毕，作《毕
命》。“殊厥井疆”是说，不安分的人，井田另外安排，经解说其用意是“彰 善瘅恶，树之风声”。
(5)“怀刑”，见《论语·里仁》篇，原字句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朱熹说，“怀德”是存善；“怀土”是溺安；“怀 刑”是畏法；“怀惠”是贪利。
(6)“九品中正”制的初创者，传说不一，有云曹操者，有云曹丕者，有
云曹■者。一般认为曹魏司空陈群之所创，然《三国志》22《陈群传》中未 载，宋人类书《太平御览》卷 214、265 中载之。
(7)见《晋书》卷 70《卞壶传》，大意有一王式者其继母反复于前后两
夫之间，王式因受物议，停废终身。 (8)见《宋书·武帝纪》下（中华本页 52）。
(9)分见《南齐书》卷 2《高帝纪》下《梁书》2《武帝纪》中，《陈书》
2《高祖纪》下。 (10)《诗·郑风·将仲子》篇有人言可畏之句。
(11)见《尚书·舜典》，此言尧选用舜，“登庸”，登用也。 (12)“三凶”，指共工、?兜、三苗。投畀（bì必）：投给。见《诗·小
雅·节南山·巷伯》篇，谓“谮人”可恨，投畀豹虎，豹虎不食。 (13)“询于刍荛”，见《诗·大雅·生民之什·板》篇 8 章中之第 3 章，
“刍荛”言探薪採禾之人。 (14)“四聪”，见《尚书·尧典》，朱熹说，广四方之视听也。

讲：
《清议》这一段，说的是社会舆论，或者叫群众舆论。这种舆论往往形成一种压力，使有的人

不敢尽情做坏事，所以起一定的好作用。但这种好作用，随着社会的不同段落，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 试看顾氏在这一节中所引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三代，甚至比三代更早；材料来源，多引自《诗》、
《书》、《礼》。在这些年代里，即便阶级已经出现，也有了国王和贵族，但人们财产的私有制还不 曾深化，在广大的农村公社地区，人们在其共同体中还保有一定平等的民主身份。那时，“清议”所 起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作用，就显的更明显些。自中央集权逐步深化、财产私有逐步深化以后，虽然也 有像“九品中正”这样品评人、选拔人的机构，但原始民主精神愈来愈丧失，那么参与议论的人大都 是代表别人讲话，例如代表野心家、代表军阀、代表地方豪绅，等等。但即便这些各有其代表性的品 评和清议，也还是带有稀少的但有时也是珍贵的“民意”成份。顾氏不曾区别这些，所以我们在“讲” 中予以补充。
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
等而下之，至于吏土，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
①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 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②。乃
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 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 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 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 洁者，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 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 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③。故昔人之言 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 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洿之俗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

注：
　　①见《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但顾氏往常节引，多是全文引录； 独此段为摘句连缀成段者。
②仲长敖，“二十五史”中无此人。只《全唐文》中引其作品，且云有
《集》二卷，馀不详。
③此见《南史》卷 74《孝义传下》末附“论曰”。

讲：
犹记不久前之“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人人交代检查自己的名利思想，最后归结为个人主 义。这自然是荒谬时代的陈迹了。但到今天，仍然存在着一个人“天天向上”的动力何在的问题。在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把动力归结为“为革命”。天天高喊“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到今天， 这只能当笑话讲了。顾炎武氏给我们提出三个档次：第一个档次：以义为利；第二个档次：以 名为利； 第三个档次：以利为利。在“极左派”们看来，除将第一档次中的“义”调换为“革命”还可允许之 外，第二第三档次的“名”和“利”都是坏东西。现在，我们从那样的年代拨乱反正过来了，我们怎 样来对待这“名”和“利”呢？顾氏的意思，最好是为“义”，但不得已而求其次，那么“名”似乎 比“利”还好一点。是不是如此呢？顾氏的思想对不对呢？对多少错多少呢？我谨把它留下来，给读 者思考。


廉耻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 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 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①然 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②孟子曰，人不 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③又曰，耻之于人大矣哉！为机变之巧者， 无所用耻焉。④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 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 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 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 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 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 相，亦不愿汝曹为之。⑤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 宛》诗人之意⑥。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注：
　　①此指《新五代史》。新旧两《五代史》《冯道传》均有“论”。薛居 正立论较温合，说冯“有古人之风”，“得大臣之体”，只是如女子之嫁夫 再三者，不得谓“忠”。（见《旧史》卷 126）。欧阳修立论较激进，说“予 读《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见《新五代史》
卷 54）
　　②见《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可谓“士”，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 四方，不辱君命。”
③见《孟子·尽心章》上。
④同第③注。
⑤见该书卷 2，可参看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页 36—37。
　　⑥见《诗·小雅·节南山之什》，诗中有“我心忧伤”、“毋忝尔所生”、 “教诲尔子”等句，故顾氏言及之。

讲：
这一段是顾炎武氏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狭窄的民族主义思想之充沛表露。他生当明、清之际，亲 眼看见读书人中有钱谦益、王铎、龚鼎孳、吴伟业等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故而在他的诗文中不断地 敲打这类人物，一再提倡名节和廉耻。顾氏这样写叫人钦佩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是这样说了，这样写 了，并且特别重要的是他也实践了。仔细检查顾氏一生七十岁的行谊，他是恪守了自己的信念的。他 不曾丧失过节操；他不曾丧失过廉耻。
　　　　　　　　　　　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夷狄行乎夷狄”(1)。然则将居中国而去人伦乎？非也。处夷狄之邦，
而不失吾中国之道，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六经”所载，帝舜滑
夏之《咨》(2)，殷宗“有截”之颂(3)，《礼记》“明堂”之位(4)，《春秋》

会盟之书：凡圣人以为内夏外夷之防也，如此其严也。文中子以《元经》之 帝魏(5)，谓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何其语之偷而悖乎？！宋陈 同甫谓黄初以来(6)，陵夷四百馀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 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以王仲淹之贤而犹为此言，(7)其无以异乎凡民 矣。夫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何以万古之心胸，而区区于旦暮 乎？（杨循吉作《金小史·序》曰，由当时观之，则完颜氏帝也、盟主也、 大国也；由后世观之，则夷狄也、盗贼也、禽兽也。(8)）此所谓偷也。汉 和帝时，侍御史鲁恭上硫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 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9)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 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孔子有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 夷狄，不可弃也。(10)夫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若乃相率而臣事之， 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导之以为虐于中国，而借口于“素夷狄”之文，则 子思之罪人也矣(11)。

注：
　　(1)见《礼记·中庸》篇，原文前后为“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 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2)见《尚书·舜典》，原文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五刑有服”。经解曰，“猾夏”，猾乱华夏之谓。 (3)见《诗·商烦·殷武》篇，原句曰“有截其所”，《笺》曰，高宗所
伐之处，皆服其罪。
　　(4)见《礼记·明堂位》篇，其末曰，（有虞氏、夏后氏、殷、周）四代 之服器，鲁兼用之，??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
(5)隋代学者王通，人称“文中子”。《元经》一书，一贯托为王通亲著
之书，而后世多谓为宋人阮逸所伪。 (6)陈亮，（1143—1194），字同甫，南宋婺州人，此见《龙川集》。 (7)仲淹为王通之字。王绩《游北山赋》自注云“吾兄通，字仲淹”。 (8)杨循吉，明成化进士，《明史》286《徐桢卿传》有附传。著作甚多。 (9)见《后汉书》卷 25《鲁恭传》（中华本页 876）。 (10)见《论语·子路篇》，孔子答樊迟问仁语。 (11)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
其传而作也”。

讲：
这不是一段普普通通的篇章，而是顾氏逝世后 13 年其私淑弟子潘耒（次耕）在福建所刊行的《日 知录》32 卷本所未敢收录、后世黄侃（季刚）据张溥泉（继）所藏《钞本》录出者。黄氏小书名曰《日 知录校记》，有中央大学 1933 专刊本，亦有《日知录集释》（下）“外七种”之一。这篇的特点是， 狭窄的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诸思想，表现得特别充分。这样说，并不是给我们所敬 爱的顾先生扣三顶帽子，而是站在今天“多民族大家庭”观念的立场上，必然要引导读者达成的科学 认识。但是，假如站在“历史主义”立场上来对待，顾氏做出这些论断，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明 清之际，民族矛盾十分严重，顾氏亲眼看见像土国宝这样的人，蹄袖挂翎，屠杀苏州抗清人民，这如 何不引发强烈的民族自卫思想！其二、谈到文化，则无疑华夏文化是当时水平最高的文化，顾氏吐出 的一句出自肺腑的话“中华无不复之日”，反映了顾氏对华夏文化的无限信心，这是精华，不是糟粕。 可惜当时，无论从汉族这边，或者从少数民族那边，对多民族融合与多民族文化融合，都缺乏认识，

民族中的霸权者又往往使用武力强迫推行民族文化的同化政策，那么引起反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胡服 自古承平日久，风气之来，必有其渐，而变中夏为夷狄，未必非一二好
异之徒启之也。《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 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① 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②《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 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其后董 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③《晋书·五行志》，泰始 之初，中国相尚用胡床、栢槃、及为羌煮、栢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 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中，又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袴口。百姓相戏曰，中 国必为胡所破。大毡毳产于胡，而中国以为袴头、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 矣，能无败乎？！至元康中，氏、羌互反；永嘉后，刘、石遂篡中都。自后 四夷迭据华土，是妖服之应也。④《大唐新语》，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 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幂罗，虽发自戎衣，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 皆用帷帽，施裙到头，甚为浅露；显庆中，（《册府元龟》咸亨二年九月） 诏曰，百官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 遂弃幂罗，曾不乘车，只坐担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宜行禁止；神龙之 后，幂罗殆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靓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 中，士流之妻，或衣文天服?衫鞭帽，内外一贯矣。⑤《唐书·车服志》， 武德间妇人曳履及线?，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着履，奴婢服■衫，而士 女衣胡服。⑥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妖服之应。《礼乐志》，玄宗好羯鼓， 尝称为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盖本戎羯之乐，其音《太簇》一均，龟 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声焦杀，特异众乐。开元二十四年，升 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川》、《甘州》之 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 伊川、甘州，皆陷吐蕃。⑦此皆已事之见于史书者也。呜呼！可不戒哉？！

注：
　　①平王，《日知录集释本》及黄侃《校记》本均作“平一”，兹照《左 传·僖二十二年》文改。辛有，周大夫。伊川，即洛阳以南伊水之地。
②陆浑之戎，据杜预《注》，原为允姓之戎。允姓之戎，原居三危。后
析为白狄与赤狄，赤秋与齐鲁郑卫相犯；白狄居今陕北，与秦晋相犯，故秦 晋诱之，使居陆浑。自平王东迁洛邑（前 770）至鲁僖二十二（前 638），相
距 132 年，此云“不及百年”，杜《注》云“举其事验，不必其年信”。
③见《后汉书》中华本页 3272。
　　④见《晋书》中华本页 823。“吉享”，《集释》本及黄侃《校记》本 均作“言享”，兹据《晋书》改。
⑤见刘肃《大唐新语》卷 10（中华本页 151）。
⑥见《旧唐书》卷 45《舆服志》（中华本页 1958）。
⑦见《新唐书》卷 22，《礼乐志》卷 12（中华本页 476）。

讲：

我们选讲这一条的理由有二：其一、这一段《胡服》和前一段《素夷狄行乎夷狄》，都是潘耒 编刻三十二卷本之未敢收，后人据黄侃（季刚）《校记》补出来的。其二、这一段，不是取其作者顾 先生思想特别激越的部分，而是取其作者顾先生思想特别窄狭、特别泥古的部分。我们说“窄狭”， 是指极其窄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我们说“泥古”，是指我们的顾先生竟不惜自阴阳、五行、 谶纬中找寻自己立论的根据了。一个民族，当然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并且以之作为自己的民族标 识。但这不等于说，应该排斥其他民族的服饰。历史上喜爱少数民族风俗的不只东汉灵帝，唐太宗长 子李承乾就“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 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新唐书》80，中华 本页 3564—3565），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当今我们国家领导人不都是西装领结，有时带维吾尔帽，
有时受献藏俗的哈达吗？ 以中国为例，周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确曾冲击过住在中原的文化较高的主干民族。但引发这些
事情的基因，并非由于主干民族中的哪个帝王对周边少数民族生活风俗的特殊爱好而勾引起来的。主 要矛盾要到内部去找寻。少数民族生产能力提高了，其社会内部凝结力也加强了，他们达到了叫做“军 事共产主义”的阶段，不自觉地就产生出向外掠夺的要求。他们组成的军队内部，保存着一种民主集 中的组织力，与中原主干民族的雇佣兵或徭役兵比较，显得有较强的战斗力。这才是历史上发生许多 周边民族向中原冲击的真正原因。

第五辑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画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兴也，其于
中古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 事邪？①是文王所作之辞，始名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 之法，②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归藏》， 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犹之《墨子》 书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 燕、齐、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之名以名之 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战于韩③，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蛊》，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成（公）十六年战于鄢陵，④公 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此 皆不用《周易》，而别有引据之辞，即所谓“三易”之法也（卜徒父以卜人 而掌此，犹《周官》之‘大卜’）。而《传》不言“易”。

注：
①见《易·系辞下》之第 2、第 6、第 8 章。
　　②见《周礼·春官宗伯·大卜》，云掌“三兆”、“三易”、“三梦” 之法，大体不外看卜象、查卦辞、原梦三项。大体每遇打仗、决策、气候、 疾病，都要看兆和查卦。
③此指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为秦所俘。徒父，秦方之司卜者。
④此指晋与楚、郑鄢陵之战，晋文公逐楚子，伤其目，楚师退。

讲：
顾氏《日知录》内容划分，历来就不一致，其弟子潘耒（次畊）分为八项，纪昀（晓岚）分为 十五项，顾氏在给友人书信中简括地划为三项，一、经术，二、治道，三、博闻（见《顾亭林诗文集》
页 103）。我们这本《导读》，到目前所已选录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治道”一项，“经术”一项选 录甚少。现在到第 5 辑，应该选注一些“经术”的内容了。
在“经”之中，顾氏对于《易》有特殊的造诣。他晚年在山东德州和陕西富平讲学，都是讲的
《易》。不过这“三易”一节并无深奥，只是作为《录》一千馀条之首，又作为对《易》的引子，我 们选录在这里了。它主要是说，《易》和《春秋》一样，可以是较窄的概念，也可以是较宽的概念。 窄时，《易》只是《周易》；宽时，《易》可以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种。《春秋》 宽时，可指各国的史记；窄时，只是鲁之《春秋》。此外，他还摘出了不见于《周易》卦爻辞的句子， 以证明《周易》之外，另有其他的来源。

朱子《周易本义》


　　《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1)谓之“经”。 “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谓之“传”。“传”分十篇，《彖 传》上、下二篇，《象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
《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汉书·艺文志》，《易

经》十二篇。（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孔（颖达）氏《正 义》曰，‘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
《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 十。陆德明《释文》曰，太史公论“六家要旨”，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 致而百虑”，谓之“易大传”。班固谓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 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前汉，“六经”与“传”皆别行；至 后汉诸儒，始合“经”“传”为一）。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 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2)。及朱元晦《本 义》始依古文(3)，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 近世晁氏始正其失，(4)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5)著为《经》二卷、
《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 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6)，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 之《程传》之后（《易经大全·凡例》曰，《程传》、《本义》，既已并行， 而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本从《程传》元本，而《本义》仍以类从）。 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 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仿此。此乃《彖·上》、《传》条下义， 今乃削“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 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 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
《乾》《坤》二卦之蕴；而馀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
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 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传》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 弃去不读，专用《本义》。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 监板《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相传且 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
秦之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
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盩(7)！ 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 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渖之书， (8)而《易》亡矣。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9)，而以《经》事之相类者 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 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之书，(10)而《春秋》亡矣。复程、朱 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11)必有待 于后之兴文教者。

注：
(1)彖（tu2n 团，去声）辞：论说《易》中卦义之文辞，也称卦辞。爻
（y2o 姚）辞：爻是组成八卦的长短横符号，“—”为阳爻，“--”为阴爻。 爻辞是说明六十四卦各爻象的文辞。
　　(2)程正夫，指程颐。颐与其兄颢，为北宋理学家，人称明道先生与伊川 先生。程颐所著《周易程氏传》凡四卷，见中华书局标点本《二程集》第 3 册。
(3)朱元晦，指朱熹，南宋大学者、理学家。《宋史》卷 429 有传。著有
《周易本义》。

(4)晁氏，指北宋人晁说之。 (5)吕氏，指明朝人吕柟（泾野），所著有《周易说翼》3 卷。 (6)《周易大全》4 卷，明永乐朝胡广等领衔修撰。 (7)盩，读如“丽”，与“戾”字义略同，违谬之意。 (8)拾渖，典出《左传·哀公 3 年》，鲁国宫庙遭火灾，富父槐曰，“无
备而官办，犹拾渖也”。渖，汁也，水汁落地不可拾。 (9)胡氏传，指宋胡安国所著《春秋传》30 卷。 (10)射■，为一种古人所喜欢的占卜性游戏，大体通晓术数者为之。 (11)啖，指啖助，唐中叶赵州人，《新唐书》卷 200 有传，尝著《春秋
集传》。赵，指赵汸，元末明初之休宁人，《明史》卷 282 有传，尝著《春 秋集传》及《左氏补注》等。

讲：
这一段说了两件事，一是《周易》的“经”、“传”间有安排上的混乱现象，二是科举制度和 八股文之类给经学带来若干的破坏。
到今天，什么文王作《彖》、周公作《爻辞》、甚至孔子作《十翼》之类的话，经清末民国以 来诸疑古学者的质疑，已经没有多少人信守了。有关《易》的增释，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是层层递生 的，这毫无问题。至于是否某名王、某圣贤所作，近代人已不甚感兴趣。但顾炎武坚守这些说法，其 中也有其合理的部分，如主张“经”、“传”间不可淆乱，现存《易经》中将一些词句乱挂在爻辞之 下的作法是不足取的。从这里，顾氏联系到宋朝两个大儒程颐和朱熹各自的易学著作《周易程氏传》 和《周易本义》二书间的差别，指出朱氏书安排的层次较好、较能反映种种释《易》的层次，而程氏 书则也不免于淆乱。可是永乐年间御纂的《大全》则以程本为主，朱本只是插入一些就是了。因此， 顾氏要替朱著做一点表彰，指出其书所具有的特点。
至于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对经学的破坏，则是完全应该声讨的。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它的经济 基础已显露崩解之象（如资本主义萌芽），但它的意识形态却有时显得更顽劣、更凶恶了。八股文是 文章官僚主义化的结果，在这种风气下，士子们使用算卦、测字、赌博等方法，拆散经传中的文句， 按官僚主义的需要装配起来，以博取功名利禄。从此，《易》也亡了，《春秋》也亡了。顾氏有感于 此，乃发出易学、春秋学、春秋三传学需要复兴的建议。这建议，带有某些近代科学的精神。

六爻言“位”


《易传》中言“位”者，有二义。 列贵贱者，存乎“位”。五为君位，二、三、四为臣位，故皆曰“同功
而异位”①。而初、上为无位之爻，譬之于人初为未仕之人；上，则隐沦之 士，皆不为臣也。（《明夷·上六》为失位之君，乃其变例。其但取初终之 义者②，亦不尽拘。）故《乾》之上曰，“贵而无位”；《需》之上曰“不 当位”。（王弼《注》③，《需·上六》曰，“处无位之地”，不当位者也。 程子《传》亦云，“此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④）。
　　若以一卦之体言之，则皆谓之位，故曰“六位时成”，⑤曰“易六位而 成章”，是则卦爻之位，非取象于人之位矣。此意，已见于王弼《略例》。 但必强彼合此，而谓初、上无阴阳定位，则不可通矣。《记》曰，“夫言岂 一端而已”⑥，夫各有所当也。

注：

　　①见《易·系辞下》，云六爻之中，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 而异位。
②“初终”之义，见《诗·大雅·荡》篇，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③“处无位之地”句，见《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 2 引王弼《注》。
④见程颐《周易程氏传》。亦见《二程集》。
　　⑤“六位”见《易·乾卦》有“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句，《疏》曰， 以所居上、下言之，谓之六位。以阳气升降言，谓之六龙。
　　⑥见《礼记·祭义》篇，“（子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 意思是问题总有两个方面，偏执一端就成形而上学，两个方面看问题，每一 方面有其自己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