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评述《孙子兵法》在战争规律、军事 谋略、军事哲学、军事心理学、军事地利学诸多领域中所表现出的深遂 思想及其对古今中外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的深远影响；第二部分对
《孙子兵法》十三篇原文进行注译，并逐篇归纳为若干要点进行较详细 地解说。其显著特点，一是把艰涩难懂的古文用深入浅出、通俗流畅的 语言白话化。二是把舍事取义的抽象概括的理论用大量的战例、故事、 生活实践具体化。融理论性、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因而具 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

白话孙子兵法

第一部分
《孙子兵法》评述

一、孙子的生平


　　孙子，姓孙，名武，字长卿，人们尊称其为孙子或孙武子，是春秋 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因为他的才华主要在吴国施展的，战 绩是在吴国创建的，因此也称吴孙子。其具体生卒年月尚不可考，大致 与孔子为同时代人，主要活动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
　　春秋时代的齐国，位于今山东东北部，濒临渤海，有渔盐之利，在 诸侯列国中是一个物产富庶、实力强盛的东方大国。公元前 685 年，齐 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革新军政，发展生产，终于成为“九合诸 侯，一匡天下”的一代春秋。霸主。杰出的大军事学家孙武就诞生在这 个国家里。
　　那是风云变幻的春秋末年。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压迫 越来越残酷，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奴隶起义和奴隶战争的 洪流，如惊涛骇浪，猛烈地冲刷着奴隶制的污泥浊水，从根本上打击和 动摇了奴隶主的腐朽统治，成为新社会从旧社会的母胎中诞生时的助产 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向奴隶主阶级 展开了经济、政治、军事和思想领域等各方面的斗争。奴隶主的统治江 河日下，“礼崩乐坏”。
孙武的家族正处在这一激烈动荡的旋涡之中。原来孙武的祖先就是
齐国的田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 记载，孙武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的后裔。公元前 672 年陈国发生内乱， 陈完逃奔齐国避难。齐桓公委之以“‘工正”之职，管理手工业生产。 陈完后来又改姓名为田完。经过几代之后，田氏家族发展为齐国新兴势 力的代表，同以国君为首的贵族们相对立，到齐景公时，田完的第四代 孙田桓子（陈无字）已是齐国的大夫。他用大斗借粮，小斗收进的办法 争取民众，使民众像流水般地归附在田氏门下，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齐国在攻打莒国的一次战争中，田完的五世孙、孙武的祖父田书立 了战功。齐景公便把乐安（今山东惠民）封给田书，作为他的采邑。又 赐姓孙氏，以示嘉奖。春秋时代，姓是全族的共同称号，而氏只是某一 支派的称号，田书这一支即是以田为姓，而又以孙为氏的。后来姓氏不
分，人们也就把孙武的氏作为他的姓了。
　　公元前 532 年夏季，田氏联合鲍氏，趁执政的旧贵族栾氏、高氏宴 饮方酣的时候，突然包围了他们。经过激战，栾氏、高氏战败，其主要 人物架施、高强两人逃往鲁国。这就是所谓的齐国“四姓之乱”。
　　这种纵横捭阖的斗争，势必在客观上为孙武提供了洞察统治集团上 层斗争的机会，锻炼了他善于应变的机智才能，使他的思想受到了新兴 地主阶级世界观的极大影响。同时，由于孙武的祖辈都精通军事，无锭 为孙武继承和学习先人的军事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齐国是历史上大 军事家姜子牙的封地，后来又是大政治家、军事家管仲的活动场所，留 下了极其丰富的军事遗产。齐桓公称霸以后，齐国又一度成为当时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活动的中心，成为豪杰荟萃的地方。这 样的社会环境，对孙武研究军事，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使他在青年时 代就成为学识渊博的军事人才。
“四姓之乱”，田氏、鲍氏取得了胜利。大约就在他们弹冠相庆的

时候，孙武——或许还有孙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却离开了放土齐国， 踏上了新的里程。他们到了南方新兴的吴国，即今江苏中部、南部一带。 他大约就在都城姑苏（今苏州）附近隐居，过着一种自耕农式的生活。 可能在耕耘之余，将祖辈所传下来的军事斗争经验加以总结整理，写成 了兵法。
　　正当孙武在军事学上有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储备时，他施展才智的历 史契机也终于到来了。公元前 512 年阖闾决心同楚国大战，但突将无前， 很觉踌躇。当时任吴王阖闾的谋臣的伍子胥借与吴王论兵之机，连续 7 次向吴王推荐孙武是真正可以“折冲销敌”的主将人选。于是，吴王决 定召见孙武。孙武便带上他那蔚为大观的兵法十三篇到吴宫晋见吴王。 在回答吴王的提问时，孙武那惊世骇俗的议论，新颖独特的见解，引起 了一心图霸的吴王的强烈共呜，他连声不迭地赞誉孙武高妙的战争见 解，为孙武横溢的军事才华所折服，立刻任命他为将军。从此，孙武与 伍子胥一起辅佐吴王，理国治军，使吴国迅速崛起。
　　据史实记载，孙武为将之后，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西破强楚，人郢，北威齐晋， 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意思是说，公元前 506 年，吴军对楚国实 行深远的战略奇袭，即吴楚柏举（今湖北麻城附近）之战，大败楚国， 攻占楚国首都郢，孙子有战功；公元前 484 年吴军在齐国艾陵重创齐军， 公元前 482 年黄他会盟，吴国取代了晋国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北威齐 晋”，孙武也有不可磨灭的战功。孙武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赫的战功，是 因为他有系统的军事理论作为指导，经过战争实践，更加印证了他的军 事理论的正确性。由此可以看出，孙武不仅是军事理论家，而且电是富 有军事组织才能的军事活动家。
从公元前 512 年任将军到公元前 4S2 年的黄池会盟，孙武在吴国有
着 30 年的戎马生涯，此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孙武最后的结局怎 样，尚不可考。但是，当吴国北威齐晋时，已是阅阎之子吴工夫差当政。 夫差倒行逆施，骄奢淫逸。可以想见，孙武对于夫差这样的君主是冰炭 不能相容的。据《越绝书》记载，江苏吴县东门外尚有孙武的坟墓。看 来，孙武没有像伍子胥那样被杀，很可能是飘然归隐，老死山林。

二、《孙子兵法》的成书问题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 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 军事理论著作。
　　《孙子兵法》在孙武晋见吴王阖闾时就已经成形，随后又增加了他 在吴国的战争经验，从而更加完备了。从现存的汉、唐、宋古籍对《孙 子兵法》的证引来看，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抄本。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 子兵法》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有文字不尽 相同的甲乙两个写本。
　　在西汉中期以前，《孙子兵法》13 篇是独立而完整的。《史记》在 孙武列传中这样写道，吴王阖闾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汉简《孙子兵法·见吴王》中，两次提到“十三扁（篇）”，可见《史 记》的记载并非虚妄之谈。
　　可是，西汉末年刘向《七录》则称《孙子兵法》三卷。不说“十三 篇”而说“三卷”，可能是由于从简策变为帛书的缘故。而晚于《史记》
100 多年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却记载为《孙子兵法》82 篇，图 9 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篇帙剧增的情况呢？
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篇帙骤增的原
因。他悦：82 篇中，除了孙武见阖闾以前所作的 13 篇外，其余 69 篇都 是孙武的佚文。这 69 篇佚文，大部分已失传了。但是毕以珣还是从古籍 中辑录到一些佚文。都收在《孙子叙录》中。他指出，这些佚文“其一 为《问答》若干篇，既见阖闾所作，即诸传记所引遗文是也。一为《八 阵图》，郑玄注《周礼》引之是也。一为《兵法杂占》。《太平御览》 所引是也。外又有《牝牡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俱见《隋经 籍志》。又有《三十二垒经》见《唐艺文志》”。他的判断和证明是正 确的。汉简《孙子兵法》下编中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
《地形二》，都是 13 篇以外的佚文或者后人的注释。
恢复 13 篇原型的工作，是由军事家曹操完成的。他把 13 篇以外的
69 篇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 文志》中都有著录，大概在唐以后才失传。
不料曹操恢复 13 篇本来面目的工作，到了唐代却引起了诗人社牧的
误会。他居然认为：孙子的书原来有十几万字，被曹操“削其繁剩，笔 其精切”，提炼出只剩 6000 多字的 13 篇。对于杜牧的这一误会，历史 学家大部予以批驳。例如，毕以珣指出：“孙子十三篇者，出于手定，
《史记》两称之，而杜牧以为魏武笔削所成，误矣。”但更有甚者的是， 宋朝梅尧臣、陈振孙、叶适等人，竟公开否认《孙子兵法》是孙武所著。 另外，由于《孙膑兵法》自隋朝以后失传，在清代以来的中外学者 中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说孙武与孙膑是一个人的，有说《孙子 兵法》与《孙膑兵法》是一本书的，有说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孙武其人 的，《孙子兵法》就是孙膑所作的，甚至竟有人说《孙子兵法》的作者 就是曹操等等。终于由于《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和 1978
年 7 月，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西汉木简《孙子兵法》的出土，使这些笼 罩在《孙子兵法》一书上的迷雾烟消云散了。

　　目前，仍有少数人以《孙子兵法》中所言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以 及某些军事制度方面的内容为依据，认定其书只能成书于战国中期或后 期，而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末年。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认为《孙 子兵法》一书成于春秋末期，其主要根据是：
　　第一，《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战争实践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认 为，任何一种新的学说的创立，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一方面，它必 须以前人留存的思想资料作为开拓新领域的起点；另一方面，又必须充 分地吸收所处时代的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成果，只有如此，才能有所建 树；与此同时，也将无一例外地反映出所属阶级的愿望和时代条件的限 制，孙武生活于春秋末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更替——奴隶社会向封建 社会过渡——之际，阶级斗争激烈，其主要体现就是战争。在此之前， 五伯——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宋襄——争霸，社会动荡不安。据 史籍记载，春秋初期共有 130 多个国家，在战争频繁、相互兼并的过程 中，出现了齐、晋、秦、楚、宋（其实宋并不强大）五个强国，它们相 互争雄，蹂躏弱小，压迫近邻，在孙武以前的约 200 年时间，大小战争 共发生了三四百次，有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争霸、尊周等问题上），有 经济斗争（主要反映在通商关系，以及以经济手段吸取他国财富上）， 有外交斗争（主要表现在联合、反联合，或保护对方，争取自己的势力 范围上），有军事斗争（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作战艺 术），《孙子兵法》正是总结这些斗争实践的产物。
第二，《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具体原则.是孙武总结他以前历史上所
出现的有关战争的历史事件得出的结论，例如，《孙子兵法》的首篇—
—《计篇》提出“庙算”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 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所谓“庙算”就是现代战前的最高 军事会议（日本称“御前会议”）的决策，对敌我有关战争诸因素作细 致的分析、判断（多算），有胜利的把握，才进行战争。“庙算”是属 于战略决策性的，只是确定带关键性的几个重要问题。可以说，这完全 是根据战前的政治、军事经验、外交、地理等等诸因素的综合分析的结 果所下的定论。下面的事例，则足以说明这点。
公元前 632 年，发生了晋楚城濮（在今山东鄄城西南）之战（见《左
传》），这是春秋时期规模颇大的一次战争，也是晋文公取得霸权地位、 为晋国以后长期称霸奠定基础的一次战争。战前，晋国君臣十分细致地 对双方的有利和不利诸因素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对这次战争经过记述得十分生动：“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
（到）晋告急。先轸（后任晋中军元帅）曰：‘报施（晋文公流亡时， 曾受到宋国的恩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在此一举）！’狐 偃（晋将）曰：‘楚始得曹，而新昏（婚）于卫，若代曹、卫，楚必救 之，则齐，宋免矣。’（这是‘围魏救赵’的最早战例）”先轸的中心 思想，是想趁此机会，发动战争，以奠定霸权。狐偃的策略，认为楚国 刚统治曹国，又和卫国有亲戚关系，如果直接进攻曹、卫，则齐、宋可 免遭楚国的侵略。晋文公采纳了这一策略。
　　第二年春天，晋国就出兵进攻曹、卫，部取得胜利，但楚国的大将 子玉仍继续围攻宋国。宋又派门尹般到晋军告急。晋文公说：“宋人告
　　
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晋文公的 意思是，如果不设法解救宋国危急，两国就会断交。但楚国不答应和解， 则须诉之战争。考虑当时楚军强大，尚须争取齐，秦两国的援助。如果 两国下出兵，怎么办？先轸说：“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 执（捉住）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 喜赂怒顽（齐、秦喜得贿赂又恨楚之顽固），能无故乎？”先轸的策略， 确实高明，不仅把齐、秦争取过来，而且又激怒了楚军，非战不可，这 样，就达到了“取威定霸”的目的。晋文公完全按先轸的意见去作，形 成了战前非常有利的战略态势，终于取得了城濮之战的空前胜利。
　　如果晋国在战前没有对战争进程作细致的分析、判断，然后才下决 心、定部署，而贸然地应战，那胜负之分，则实难预料。十分明显，孙 武把这些（类似事件在《左传》中有不少记述）战前决策归结为“庙算”。 我们说《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未年，但并不否认它在流传过程中 窜人后人对某些字词的修改或补充。例如，竹书的《用间篇》中，有“燕 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而苏秦远在孙武之后，显然这是后人臆增的
文字。

三、《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


　　在哲学领域内，《孙子乓法》虽然没有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 它所反映的军事哲学思想却有着丰富的内容，卓越的命题。它揭示出许 多战争中的普遍规律，较全面地论述了战争中致胜的因素，反映了比较 丰富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辩证法思想。

（一）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孙子兵法》中的朴素唯物论观点，首先表现力无神论和反天命的 态度。它在论述事先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和方法时说：“故明君贤将，所 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 干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孙武不 相信鬼神，不问卜，不凭老经验类比往事，不凭星辰运行去推测吉凶祸 福、而从了解敌人情况者的口中去取得。《孙子兵法》中也讲到“天”， 但他对于“天”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 制也。”（《计篇》）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是人格神的天是冰炭 不相容的。他还看到，自然界的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认识的，可 以利用的。“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都处 在运动、变化之中。对于自然界的于时、地利，可以使之服务于军事斗 争。《火攻》中对于天时的利用有许多古朴而又珍贵的论述。如说“昼 风久，夜风止”。白天刮了一天风，夜晚风势就会减弱直至停止，因而 这一夜就不宜发起火攻。
《孙子兵法》中朴素唯物论观点还表现在它努力探索战争规律，提
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用间》中指出：“故明君 贤将，所以动而胜人者，先知也。”“先知”，实质上就是在战争之前， 必须了解彼我的一切情况。“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2000 多年来， 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战争指导者，谁也不能违背这一原则。“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规律的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是孙子思想 的精华之一。
这一条规律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
想；从战争理论上讲，是判断分析情况的根本规律；从战争的指导意义 讲，是先求可胜之条件，再求必胜之机的重要抉择。
　　《孙子兵法》在论述彼己的内容时非常重视经济和国家的财政，看 到了经济是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作战》中说：“凡用兵之法，驰车 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 之村，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 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 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 也。夭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 取用于国，困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 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 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
　　
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从这些精彩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孙子兵法》看到了战争依赖于经
济，因而产生了速战速决的思想。因为战争大量消耗国家财富。国家财 政枯竭了，又要急于增加赋税，搞得国内家家空虚，这种恶性循环，会 导致诸侯有乘其弊而起的危险，倘使遇到这种情况，“虽有智者，不能 善其后矣”（《作战》）。就是基于这种种原因，所以用兵要速战速决， 不能久拖。（当时的一个国家很小，确实是财力、人力、资源有限，不 可能维持长期战争。）
　　《孙子兵法》在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时，还非常重视利用敌对国家 的资财、人力。认为：“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 石”（《作战》）。因之产生了“胜敌而益强”（《作战》）的原则。 孙子主张厚赏士卒，善待俘虏：“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作战》）， 以及利用缴获的武器、军用资财、俘虏，来充实自己的军队，达到“以 战养战”的目的。这些，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看到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诸如：敌我、彼己、 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迂直、利害、患利、勇 怯、劳逸、饱饥、安动、静哗、久速、治乱、远近、得失、安危等等， 这些矛盾关系就是原始的对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 法思想。
《孙子兵法》初具全面观察问题和避免片面性认识的思想。《孙子
兵法》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讲的是彼、己双方情况，不能只知一 方，而不知另一方。在论军争时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 指出军争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危的一面。要求将帅考虑问题“必杂于利 害”（《九变》）。即是说要兼顾到正反两个方面。在看到利时。要考 虑到还有害的一面；在看到害时，要考虑到还有利的一面。所谓”杂于 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这就告诉人们， 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才不至失去胜利的信心；在有利 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刊的因素，才能防止挫折的危险。例如，公元 200 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曹操因兵少粮缺，士 卒疲惫，后方不稳，处境困难，打算退保许昌。谋士荀彧认为：我以“十 分居一之众”的劣势兵力，阻击袁军已有半年之久，眼下袁绍的力量已 经衰竭，局面必将发生变化，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曹操采纳了荀 惑的意见，决心坚持危局，加强防守，不久，果然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 利。
　　《孙子兵法》还看到了治乱、勇怯、强弱、佚劳、饱饥、安动等等 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变化的。它说：“乱生于 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这就是说，乱可以从它的对 立面治中产生，怯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勇中产生，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强 中产生。它在论奇正、虚实中，主张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 变化无穷。在《势篇》中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又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奇正相生，
　　
加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就是说，战争的态势，无非奇正两种， 但奇正的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奇正的变化，谁也做不到尽头。在《军 争》中指出；“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 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侍劳，以饱待饥。此治 力者也。”这就是说，在军队的士气上，设法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 人松懈疲惫了才去打它（将“锐气”转化为“怠惰”）。在军心上，以 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在军 力上，以自己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的长途跋涉，以自己的从容休整来 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孙子兵法》在看到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会发生 变化后，又进一步指出某些矛盾是可以人力地促使它转化的。它说：“敌 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怎样促使这种变化呢？
《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 而不可为”（《形篇》）。认为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 去取得。它在《虚实》中论述了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如何争取主动， 避免被动，集中力量，去造成敌人被动和弱点，以战胜敌人。还说：“胜 可为也”（《虚实》）。就是说，如果能按照彼己双方情况，正确决定 自己行动，那未胜是”可为”的。《孙子兵法》的辩证法为时代和阶级 的限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属难能。《孙子兵法》对“胜可知，而不可 为”和“胜可为”的关系，对“可知”到“可为”的发展，尚未能作出 辩证统一的阐述，这是不能苛责古人的。然而能提出“胜可知”又提出 “胜可为”，就含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作为例证， 他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 十攻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 实》）。这里说的是，巧妙地运用“形人而我无形”的办法，形成“我 专而敌分”，“能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这就容易取得胜利了。
《孙子兵法》的辩证法思想虽然只限于军事领域并且是自发的、朴
素的和不系统的，但是，在 2000 多年前，《孙子兵法》就有这样丰富而 生动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则是难能可贵的。

四、《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思想


　　《孙子兵法》的中心思想是力求以智谋胜敌，而不只是以力胜敌的 军事谋略思想。它充分体现在战争、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方面。

（一）关于战争问题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 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把战争看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 亡的大事而加以认真研究，并且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 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火攻》）。它又说：“无恃其不来， 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主张 对敌对邻国可能的进攻，必须做好准备。这些论述，反映了它重视战争， 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
　　《孙子兵法》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提出了道、天、地、 将、法等“五事”，井分别作了阐述，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要有 一定的物质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有利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 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军事指挥等。这些也是《孙子兵法》 对战争问题的可贵见解。

（二）关于战略原则问题


　　《孙子兵法》中关于战略原则，包括作战方针、作战形式、作战指 导等，都体现了军事谋略思想。
在作战方针上，《孙子兵法》主张进攻速胜，强调“兵贵胜，不贵
久”（《作战》），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 这反映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政治上要求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经济、军队 组织等条件的限制。为了达到进攻还胜的目的，在具体作战上，《孙子 兵法》主张要充分准备，“先胜而后求战”（《形篇》）。要“并气积 力”（《九地》）、“并力、料敌，取人”（《行军》）、“并敌一向”
（《九地》）。这些都是要求要有充分的准备，要集中兵力。《孙子兵
法》对进攻行动要求突然性，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 要“避实而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这些 突然性都体现了避实击虚的奇袭思想和机动作战思想。所谓“虚”，是 指敌人的弱点。《孙子兵法》的进攻作战，主张速决。它说“兵之情主 速，乘人之不及”（《九地》）。要求军队的行动要“其疾如风”、” 动如雷震”（《军争》）。它注重造势，造成有利的进攻态势。说：“激 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篇》）。 要造成像湍急的水奔流倾泻，以至汹涌地冲走石头那样一种不可阻挡的 气势。然而在国家被侵略时，战略的持久防御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方针。 在作战形式上，《孙子兵法》主张在野外机动作战。它把“伐兵” 放在“攻城”之前，把“攻城”看作下策，以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谋攻》）。这反映当时进攻兵器还缺乏摧毁城堡的能力，攻城所费 代价过大，每每导致旷日持久，不利于速胜。所以《孙子兵法》主张“拔

入之城，而非攻也”（《谋攻》，似指奇袭和久困）。“伐兵”，就是 进攻敌人的军队，照现代的军事术语说，就是以军队为作战目标（不以 城堡或要塞为作战目标）。进攻敌人的军队，也有不同的打法。当时， 呆笨的车战已逐步让位给徒步作战，而《孙子兵法》主张的“勿击堂堂 之陈（阵）”（《军争》），正是新兴地主阶级寻求新的作战方式的表 现。《孙子兵法》认为野外机动作战是达到进攻速胜的有利的作战方式。 要在野外机动作战中消灭敌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善于调动敌人，这种 调动敌人的办法，《孙子兵法》称之为“动敌”。它说：“善动敌者， 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 就是说，要善于用佯动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使敌人听从调动， 然后用重兵来等待掩击它。对于固守高垒深沟的敌人，则采取“攻其所 必救”（《虚实》）的战法，调动敌人出来消灭它。《孙于兵法》要求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就是向敌人不及救援的地方进军，向敌 人意料不到的方向急进。”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九地》）， 这样就能“进而不可御”（《虚实》）了。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兵法》中是从多方面表达的，特别强调两个问 题，就是主动和灵活两个命题。
主动，这是作战指导，即指挥艺术首先要解决和掌握的问题，可以
说，在战场上失去主动权，那必然会处处被动、挨打。《孙子兵法》强 调主动，主要体现在“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先胜而后求 战”（《形篇》）的作战思想上。就是使自己立于主动的不败之地，使 自己的军队，先有胜利的条件，而后求战，以取得有把握的胜利；不是 侥幸地先战而后求胜。
《孙子兵法》“致人而下致于人”，“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是
高明的将帅首先要做到的。
　　《孙子兵法》中提出：“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下失敌之败 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凡 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 人”（《虚实》）。
十分明显，“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主动的真谛。只有先“立于
不败之地”（《形篇》），然后才有“而不失敌之败也”（《形篇》）。 也即是说。先掌握主动权，然后才能采取措施，调动敌人，导致敌人走 向失败的道路。
　　由于先人一着而占领战场的有利地位，就能调动敌人，并可以转化 敌我形势。为达此目的，就要察明敌人的情况和行动现律，而不让敌人 了解自己的情况和规律，即所谓“形人而我无形”（《虚实》）。这样 就”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虚实》）了。《孙子兵法》还提出， 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就是先要避免自己的 弱点，立于不败之地，以寻求消灭敌人的机会。而在侍机中，就要“以 治待乱，以静待哗??以佚（逸）待劳，以饱待饥”（《军争》）。《孙 子兵法》）还强调“我专而敌分”（《虚实》），就是要设法使自己兵 力集中而迫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样就有争取主动的力量，能够造成“以 十攻一??以众击寡（《虚实》）的有利态势。《孙子兵法》提出了造 成敌人过失，使敌人陷于被动地位的办法，加“示形”，即“能而示之
　　
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毛泽 东同志说过：“??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 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毛泽东选集》1
—4 卷袖珍合订本第 193 页）。又如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佚 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等办法，都能造成敌人的错觉和 不意，使敌人产生弱点，陷于被动。同时自己则保持主动，使自己的进 攻像“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势篇》）那样锐不可当，能所向无敌， 即谓“兵之所加，如以暇（石）投卵”（《势篇》）一般。
　　灵活，即灵活机动的思想。《孙子兵法》强调“因敌而致胜”（《虚 实》），要求敌变我亦变，反对战争中呆板的作战战术，反对战争中的 机械唯物论，反对固守过去的老一套的经验主义的做法。实质上，也就 是奇正变化，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使敌人无法捉摸，达到胜利的目的。
《孙子兵法》提出，双方作战，通常是用“正”（《形篇》）兵当敌， 用“奇”（《形篇》）取胜。这种“奇正之变”（《形篇》）是“不可 胜穷”（《形篇》）的。部署作战要巧设计谋，”为不可测”（《九地》）， 这样就可“巧能成事”（《九地》）。它说：“易其事，革其谋，使人 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要求战法经常变 化，计谋不断更新，使敌人无法识破机关；驻军常换地方，进军多绕迂 路。使敌推测不出意图。《孙子兵法》主张“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 地》），即不可千篇一律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战争情况。对不同的敌人要 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贪利的敌人，则“利而诱之”（《计篇》）；对骄 傲的敌人，则卑词示弱，使它麻痹松懈。敌对双方兵力对比不同，作战 方法也有所不同：“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形篇》），即兵力劣势， 采取防御；兵力优势，采取进攻。优势的程度不同，打法也不一样：“十 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谋攻》。“十”和“五”是用以 形容优势兵力的概况，并不是具体的规定。）它还提出对不同的战区（所 谓“九地”）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对不同的地形（所谓“六形”） 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措施。对特殊情况，则要求作特殊的机断处置：“涂 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九变》）， 它把作战方式因敌情而变化，比成水形因地形而变化，所谓“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
所谓“因敌而制胜”，就是要有一种指挥艺术来摆布敌人，把情况
搞清楚——“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势篇》）。这就是说，敌人听我摆布之后，我突然发起进攻（“以 卒待之”），必获全胜。
　　对于摆布敌人，《孙子兵法》还有精辟的论断：“故策之而知得失 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虚实》）。策之，是说比较、判断敌我之得失。作之，是说采取一 种动作，如“示形”之类，以侦知敌之动静（企图）。形之，是说采取 一种佯动，以察明战场地形之险易。角之，是说用战斗侦察，以摸清敌 人兵力部署、阵地弱点强点之所在。这样，就可作到：”进而不可御者， 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 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求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 战者，乖其所之也（把敌人引向他方）”（《虚实》）。

　　如此灵活运用，自然可以主宰战场，“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 可使无斗”（《虚实》）。
　　灵活用兵的核心问题，就是“兵不厌诈”。《孙子兵法》提出：“兵 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 近”（《计篇》）等等。所谓能与不能，用与不用，近与远，远与近， 全是体现灵活的精神。如“远而示之近”的原则，是说将在远处采取行 动，却在近处故意搞迷惑敌人的动作。例如，公元前 205 年，韩信隔黄 河进攻魏王豹。韩信本意是要从远处的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渡河， 袭击魏王豹的根据地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却故意在近处临晋怔集 渡河器材以迷惑敌人。结果，敌人将主力部署在临晋一带，安邑后方空 虚，夏阳方面也无戒备，被韩信渡河迂回成功。这是楚汉相争中主要战 役之一。

（三）关于军队建设问题


　　《孙子兵法》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根据 当时新的土地关系而企图革新军制的需要。它关于军队建设间题的思想 主要表现在对将帅和对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
《孙子兵法》关于治军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赏
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孙子兵法》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计 篇》）的要求，反映在治军中就是“上下同欲”（《谋攻》）。它说“令 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这“文”就是怀柔和重 赏，使士卒亲附；这“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孙子兵 法》提出“视卒若爱子”（《地形》），目的是要使他们夫拼死作战； 对俘虏提出“卒善而养之”（《作战》），目的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更加 壮大自己。《孙子兵法》的这些治军原则和方法，是当时社会上地主阶 级同农奴、奴隶及其他贫苦劳动者的阶级关系在治军思想上的反映，这 同奴隶主阶级军队中将帅对士卒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相比，有一定的 进步性。但是在军队内部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阶级对立的条件下，所谓 “爱卒”、“善俘”，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或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孙子兵法》很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选拔将帅的
新的标准，这从其在 13 篇所占的分量中便可以看出。不管是奴隶主阶级 的军队，还是新兴封建主的军队，它都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负有对 内镇压、对外抵御或侵略的职能。因此，从有甲骨文字记载的商朝开始， 奴隶主阶级就要求时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如“庠射一词，指的就是教 习射艺。在战争中也向奴隶们公开宣告：有功者赏，畏敌、逃跑者杀。 例如，商汤伐桀的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之战，商汤在战前动员 对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责汝。尔无下信，朕不食言。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汤誓》）。意思是说， 倘若士兵们努力作战，他就奖赏，说到做到；如果谁作战不力，他就连 同其妻室儿女全都杀掉，一个也不赦免。
　　由此可见，我们要评价《孙子兵法》在治军问题上的建树，不能仅 仅从一般意义上去考察，否则就无法分清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在 军队建设上的根本区别所在。
　　
　　自商周以来，军队控制在王室和诸侯国君手里，军队的基干都是其 宗族或家族的成员。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奴隶主贵族的没落，各国开始 实行官吏的任免制度，逐渐废弃世卿世禄制度。其中官吏的一个来源便 是立有军功的庶人工商。这就突破了少数奴隶主员族垄断官职的现象：
　　《孙子兵法》论述的建军思想正是适应这一历史趋势的，为了使新 兴地主阶级在军队中形成自己的军官队伍。它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选拔将 帅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计篇》）。孙子把具备五个条件 的将官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计篇》） 列入”七计”之中。迹五条标准是同世卿世禄、论资排辈的奴隶主阶级 的选将标准针锋相对的。对于废除在军队中的奴隶制等级制度，促进封 建官僚制度的形成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这五条标准是孙武关于治军问题 的着眼点。《孙子兵法》中有关教育训练赏罚等各方面的论述，都是这 五条标准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孙子兵法》对春秋末至战国初新兴的专职的将领提出许多要求， 主要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地形》），了解各方面的 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九地》）的政治头脑；要有勇有谋，要 有能“示形”、“任势”（《势篇》）、“料敌制胜”（《地形》）、 “通于九变”（《九变》）的指挥才能；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 而止”（《九地》）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地 形》）的负责精神；对士卒管教要严格，赏罚要严明，要能“令素行以 教其民”（《行军》），要能“与众相得”（《行军》），使士卒“亲 附”等等。《孙子兵法》认为，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国之辅也”（《谋 攻》）、“国之宝也”（《地形》）。当然《孙子兵法》这里说的“智、 信、仁、勇、严”，也是新兴地主阶级选将的标准和要求。
　　
五、《孙子兵法》的军事“地利”学说


　　在《孙子兵法》13 篇中有《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 四篇，专讲军事地形和军事地理的。其他篇章也有涉及到地形、地理问 题的地方。例如《军争》中说：“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不知山林、 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青，不能得地利”等。可见《孙 子兵法》对地形、地理之重视。
　　在《地形》中提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 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这里所 述的“地形”不能理解为现代军事术语中的“地形”概念，而是指具有 现代军事地形学和军事地理学含义的一个概念。鉴于有天时地利之说， 所以，我们这里将地形、地理统称为“地利”。
　　《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思想，特别重视“地利”，认为是克敌制 胜的重要条件，所以，他主张如果不具备“地利”条件，“攻城之法”， 为不得已。由于他所处时代的限制，终究认为“城有所不攻”（《九变》）， 因为“攻城则力屈”（《作战》）。如果出于不得己，一定要攻，那也 是兵家的下策，即“其下攻城”（《谋攻》）。孙子强调，“天时不如 地利”成为一个时代的兵家有代表性的理论。如兵车会战就需要选择有 利地形，且成为夺取胜利的关键，即《六韬·犬韬·战车》所说：“车 贵知地形。”
三国时期的军事家诸葛亮，在分析三国形成的军事条件时，指出曹
魏占天时，孙吴占地利，蜀汉占人和，这是就三个政权彼此鼎立的形势、 在军事上取其各自的持点而言的。曹魏有汉代基业之旧，又有汉献帝， 这是多么好的天时。孙吴得地利之便，据有江东，有长江天险可恃。蜀 汉则是一个以刘关张三人为核心、以五虎上将为支柱的团结集团。
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是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春
秋时期，由于指定地点会战，逐渐规模扩大，次数增多，武器改进等， 使人们在军事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地利的重要。而且，在这个历史时期， 地利又被军事家认为是具有相当意义的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得天时 地利者胜”。
《孙子兵法》强调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即用兵必因地形而制胜，所以地形为兵之助。指挥战争的人，能“知天 知地，胜乃不穷”（《地形》）。春秋时期，战争求得胜利，必须要“知 天知地”，就是既掌握天时，又要把握“地利”。所谓”地利”，首先 是对地形的掌握。《孙子兵法》分门别类地把有关地形问题加以区分。 在《地形》中，将其分为通、挂、支，隘、险、远六种类型；在《九地》， 又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种 类型。前者属于战场的自然地理，后者属于预想战场的地理形势和包括 同土以外的战略要点。我们概略（难以严格）地用现代军事术语加以区 分，前者应属于军事地形学的范畴，后者应属于军事地理学的范畴。
　　其次，地形属于自然状态，了解以后，应该如何使地形发挥有利于 我的作用，《孙子兵法》对上述每一类型，均有细致的解释和处置。他 在《地形》中指出：在通形地区“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在 挂形地区，“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在支形地区，“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 在隘形地区，“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去之，勿 从也”。在远形地区，“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地形》）。
《九地》中强调：“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 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孙子兵法》认为判断敌情求得胜利，必须考虑到地理形势的险易 和道路的远近，这是一个高级指挥人员必须牢固掌握的问题。并因此更 进一步地作出结论道：了解地理形势去进行战争，必然胜利，反之必败。 事实也正是这样，古今中外，因不了解战场的地理形势而遭到失败的比 比皆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在战场上 将其重骑兵用于不适当的地形上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战例更 多，如公元前 645 年，秦晋战于韩原（今陕西韩城一带），“晋戎马还 泞而止”，因为地形不熟，使战车陷于泥泞而无法行动，不仅战败，晋 惠公还被俘虏。公元前 589 年，齐倾公被晋军战败，在退却中，“骖絓
（挂）于木而止”，这是在迟却中不明地形，战车被丛木挂住。而不能 行动，齐倾公几乎被俘。
　　《孙子兵法》十分强调在沼泽地和对隐蔽地作战应注意之点。指出： “绝斥泽，惟亟去无留”；”军行有险阻、演井、葭苇、山林、蘙茎（yihuì， 指草深林密之地）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行军》）。这 是说，遇到盐碱和潮湿、沼泽地带，必须迅速通过；对于险要，特别是 隐蔽的地形，必须严密搜索，这是敌人打埋伏的地方。这些原则，仍不 失其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俄的沙门索诺 夫将军所率领的 10 万大军就是被德军全部歼灭于沼泽地带的。至于在险 要和隐蔽地区遭受伏击者，在现代战史上更是层出不穷。
《孙子兵法》非常重视“衢地”在战争中的作用。它对”衢地”是
这样下的定义：“诸候之地三瞩，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 衢地则台交。”又说：“衢地，吾将固其结”（《九地》）。十分明显： “衢地”的大概念，一般指的是不在本国领土之内的，但却是最重要的 战略要地，事先占领，就可以得到全局（天下）的利益。这个战略要点， 既不属于本国，必然距离很远，兴师动众去进行攫取，并不是容易做到 之事，而且必须是“先”敌而占领。孙子对攫取这样战略要点的手段也 是明确而合理可行的，即所谓”合交”和”固其结”，就是运用外交手 段而牢固地与属于此战略要点的国家结盟。
　　虽然，现代人类已进入空间，卫星也广泛应用于军事，特别是航天 飞机的发明，使得未来战争有在外层空间进行的可能。但归根结底，一 切还是要受大地的制约：卫星和航天飞机是发自大地，它们进行侦察并 加以摧毁的敌方战略要点、经济基地，都还是在大地之上。世界各国军 事院校学习的“想定”，在下决心，定计划所桐据的四个要素——敌情、 我情、时间、地点，仍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孙子兵法》关于“地利” 的思想对现代战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六、《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


　　军事心理学思想贯穿于《孙子兵法》全书之中，但不系统，带有自 发性。然而，它既是对前人和当时战争经验的总结，又对指导当时的战 争起了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探讨在各种不同战争环境中敌我双方心理 活动的一般规律，提高军事指挥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将帅修养上，它告诫 要注意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可能带来的危险。《九变》中指出：为将者， 有五种危险的性格和气质（“将有五危”）要戒除：一戒有勇无谋，只 知死拼，就有可能被诱杀（“必死，可杀也”）；二戒临阵畏怯，贪生 怕死，就可能被敌俘虏（“必生，可虏也”）；三戒急躁易怒，一触即 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忿速，可侮也”）；四戒廉洁好名，过 于自尊，就可能被敌凌辱而失去理智（“廉洁，可辱也”）；五戒过分 溺爱部属，易被敌人烦扰而陷于被动（“爱民，可烦也”）。《火攻》 中告戒“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战争中，指挥员的思想意志、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常可成为对方 “攻心”的缺口。因此，古今军事家都非常强调指挥员的思想品德修养 和气质性格陶冶，有的将领为了克服脾气暴躁的弱点，甚至专门把”制 怒”的匾额悬于厅堂、挂于卧室，时时慎思省悟，谨防由于忿怒而迸发 出的肝火烧昏头脑。
有人曾把人的性格加以分类，说军事指挥员的性格应该是惰性思维
型的——遇事沉着、冷静。且不说这种分类法是否科学，仅就指挥员应 该沉着、冷静来讲，却是颇有道理的。例如，楚汉战争中，一次刘邦与 项羽交战，刘邦大骂项羽，不料被项羽用箭射中胸口，不能坐立马上。 可是他没有马上抚摸伤口，而是曲身去摸脚，并对周围的将士大声说。 恶奴射伤我的脚趾。因此，将士们不知道他身受重伤，役有溃散，个个 仍奋勇迎敌。
古代军事家们在危险关头沉着、冷静，泰然处之的情绪和表现，对
于稳定军心，迷惑敌人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在冷兵器时代，沉着、冷 静对一个军事指挥员尚且如此重要；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中，由于大量 新式武器、装备，器材运用于战场，战场范围广阔，军队机动频繁，战 斗形式转换迅速，战机稍纵即逝，在战斗发展的进程中随时可能出现各 种想象不到的复杂情况，沉着、冷静对指挥员显得更加重要。譬如当受 领紧急而艰巨的任务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慌乱，通过精心思考， 找出利弊条件，有条不紊地制定出完成任务的计划和方法；当战场上突 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对情况作出正确的 分析、判断和处置；当处于危急关头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失去 理智，不动摇信念，采取正确措施，及时转危为安；当取得胜利时，只 有沉着、冷静，才能不轻敌，不松懈，不忘乎所以，并周密地筹划下一 步的行动。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沉着、冷静，不是优柔寡断，不是慢慢 吞吞，疲疲塌塌。沉着、冷静不是目的，目的是使一个指挥员保持稳定 的情绪，清醒的头脑，自由地运用其思维能力，在紧张、复杂、艰难的 情况下能够迅速果断地拿出良策妙计。
也许有人会问：人们不是常说军事指挥员最可贵的性格是勇敢和果

断吗？是的。大凡著名的军事家，都具有这种性格。但是，很多事实说 明，“匹大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 平然临之而下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任何勇敢的 行动、果断的决定，都是在沉着、冷静中认真思考的产物，如果失去了 沉着和冷静，而处于惊恐万状之中，无论何人，是断然也表现不出真正 的勇敢和果断的。特别是在战场上，这个问题会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不同的将领必然有不同的思维方法和心理特征。只有仔细分析每一 个性化的将帅的心理，才能针锋相对、灵活运筹，主动地拨动敌人的算 盘珠。诸葛亮敢于在大势己去的不利态势下城头抚琴，出奇弄险，那是 因为他摸透了司马懿的心理。空城计的胜利，可以看作是军事心理学的 妙用。空城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然而它最终化险为夷却并不 属于侥幸。这正如诸葛亮事后指出的那样，司马懿“料吾平生谨慎，必 不弄险”。在长期的交锋中，司马懿对于诸葛亮的谨慎用兵和不肯弄险 深信不疑，所以当人家一反常态偏偏弄了一次险的时候，便大出其所料。 司马懿在一匹空城面前疑虑重重，下了“宜速退兵”的命令，生动地表 明诸葛亮在揣度对方心理方面高人一筹。倘若魏军的统帅不是司马懿， 而是他的次子司马昭，诸葛先生就可能当俘虏。
空城计这则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敌方指挥员的气
质、性格及其在战争中的心理活动，是我们构成正确判断定下决心的重 要依据。不了解具体的对手，再微妙的韬略也难以见效。电影《战上海》 里，刘义老奸巨猾，邵壮刚愎自用。前者的心理是保存实力，隔岸观火； 后者的心理是不借血本，一味邀功。由于我军正确分析了敌人两种不同 的心理状态，狠打了狼羔子邵壮，并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加强政治瓦解， 迫使刘义倒戈。如此恰到好处的战争指导，是和军事心理学的应用分不 开的。
毛泽东是主张摸熟敌人指挥员脾气的；对敌人心理活动的精微分析
是他军事指挥艺术中非常精彩的部分。比如平律战役前，他在作战方针 中分析，华北 60 万蒋军预感到我军战略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将落在他们头 上，已成“惊弓之鸟”。但是由于傅系蒋系之间貌台神离，是守，是撤， 是从海上南逃靠拢蒋介石，还是西窜绥远自踞一隅，却尚在踌躇徘徊、 举棋不定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才产生了一系列环环紧扣、 妙不可言的战役步骤：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对华北诸敌隔而下围，围 而不打，淮海前线两周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这就巧妙地隐蔽了我 军企图，稳住了傅系，拖住了蒋系，迅速完成了对平津之敌的战略包围 和战役分割，陷敌于欲收不能、欲战不利、欲逃无路的绝境。
　　《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敌我双方争夺战争主动 权上，它提出“治气”、“治心”的主张。首先是”治气”。“三军可 夺气”（《军争》），即三军可以挫伤其锐气。《孙子兵法》解释说： “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 气者也”（《军争》）。这就把敌军“士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军 队初战的时候，士气比较旺盛；第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逐渐怠情； 第三，到了后期，士卒就会气竭思归。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 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意了才去打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
《尉缭子·战威·第四》中说：“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

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这就是说，研究军事，分析敌情，设法造 成敌人士气低落，部队涣散，使它的军队虽然形式上保持原建制，但实 际上己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是用政治策略取胜。显然，这是对《孙子兵 法》“三军可夺气”思想的解释和发挥。
　　富有实战经验的拿破仑说过：一支军队的实力，四分之三是由士气 构成的。这个比例不一定科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气是构成部队战 斗力的精神要素。一支军队的上气高低，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所以， 古今中外的名将，都把挫伤敌人的锐气，激励自己部队的士气，作为用 谋定策的重要内容。
　　夺其气，意在竭其力。这里就有一个疲惫敌人，适时用兵的问题， 也就是孙子讲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
　　毛泽东同志说：“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 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毛泽东选集》1——4 卷袖珍台订本 192
—193 页）。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军队战于长勺，曹刿采取后发制人以待 其衰的策略，等齐军击鼓三次、进攻受挫后再行反击，结果使齐军的士 气“三鼓而竭”，鲁军则一鼓作气，挫败齐军。在这里，善于调动敌人， 持重待机，乃是打击其士气的关键。我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的适应 当时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同上书
第 188 页）的“十六字诀”，以及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初期采用的“蘑菇
战术”，都是为了把敌人磨得锐气消尽、士气沮丧再予以歼灭。 士气，即兵士的战斗意志，既属于军事心理学的范畴，也属于政治
思想的范畴，自然和战争的性质分不开，和爱国心、民族感分不开，和
士兵的思想情绪分不开。所以，“夺气”的谋略也就包含着政治上瓦解 敌军的工作。楚汉相争末期的垓下一战，韩信用“四面楚歌”，使陷于 困境的楚军丧失斗志，加速了项羽的灭亡。晋朝时，大将军刘琨戍边守 防，被胡兵围困城中，危在旦夕。刘琅在万般无奈之际，忽然心生一计， 他乘星月当空，旷野寂静，三次登城吹奏胡前。这深沉哀怨的思乡曲， 勾起胡人的怀乡盼归之情，他们凄然洒泪，撤兵而去。刘琨不战而解重 围，这和韩信”四面楚歌”的用法相同，但情况各异。韩信的“四面楚 歌”，是处在优势主动地位时夺敌士气，以配合军事打击，刘琨“月夜 吹笳”，则是处在劣势地位，夺敌士气，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此联想到， 毛泽东同志把瓦解敌军工作列为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是 很有远见的。
　　在作战中，夺敌士气和鼓己上气，是指挥员需要相互关照的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古人激励部队上气的法术很多，有些仍可为今日借鉴， 但对于无产阶级军队来说，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 才是产生士气的精神源泉。建立在阶级觉悟之上的士气，才能不为敌所 夺，经得起持久战争的考验。
　　其次是“治心”。”将军可以夺心”（《军事》），即将军可以动 摇其决心。《孙子兵法》解释道：“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 这就是说，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 的哗恐，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十一家注孙子·军争》注中说：“心 者，将之所主也”，“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 彼之心可夺也”。这就是说，作战决心是指挥员用兵的思想主导。用气
　　
恼敌将的方法使他忿激，用疑兵扰乱敌将的情绪，用离间手段使敌营上 下互不信任，用示弱使敌将骄做麻痹，这样他的正确决心就会动摇改变 了。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心思中的猜疑犹如鸟中的蝙蝠，它永远是在 黄昏里飞的??这种心理使精神迷惘，疏远朋友，而且也扰乱事物，使 之不能顺利有恒。假如我们的指挥员能针对敌将心中的”蝙蝠”，广施 欺敌假象，使他沉溺于犹豫狐疑的烦恼中而遇事不决，这就是“夺心” 之一法。
　　夺心.也叫攻心。“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 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恩”，这是清人赵藩写在成都武侯祠诸葛殿前的一 副对联。据历史记载，孔明用兵作战，非常注重攻心。他提出的“用兵 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可以说是对孙武 “上兵伐谋”思想的发展。他用兵南中，推行“和抚”政策，七纵七擒， 收服孟获，可谓攻心的范例。
　　夺其心，意在乱其谋。指挥员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而指 挥员的判断，又常常受到心理活动和认识习惯的制约，如先入为主、常 见不疑、循规见常等。认识习惯，也往往是对方“夺心”的攻击点。1942
年 11 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发起了反攻作战。战役第一阶段，担任
芽插突击任务的西南方面军第 26 坦克军，突进到彼烈拉佐夫斯基附近 后，发现德军开始向顿河撤退。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断敌退路和防止德军 龟缩，军长罗金少将决定利用夜暗，秘密地派一支坦克先遣队，穿插到 位于敌防御纵深的卡拉奇城附近，抢占顿河上唯一剩下的一座桥梁。按 说、夜间秘密穿插、应当严格控制灯火，进行严密伪装，随时准备展开 战斗队形。可是罗金少将却一反常规，命令先迫部队成行军纵队，全部 打开车灯，沿着奥斯特罗夫到卡拉奇的公路，穿越德军防御阵地，安然 向渡河处开进。车灯照得大地雪亮，坦克一辆紧接着一辆在德军眼皮底 下行驶。如果这时德军实施两翼夹击。苏军这些坦克将全部成为德军反 坦克火器的活靶子。然而，德军指挥官看见这些坦克有条不紊，从容不 迫，竟然连起码的侦察手段都没有采取，就断定是自己撤退的部队，于 是于大开绿灯，让这支苏军坦克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就大摇大摆地突人 防御纵深数十公里，抢先夺占了顿河通道。苏军这一似乎是冒险的穿插 行动，可以说是灵活运用“夺心”计谋的成功。即所谓：假作真时真亦 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战斗行动中，它联系各种 地形条件分析士兵的心理，井提出相应措施。如“散地（诸侯在本国境 内作战的地区）则无战”（《九地》。即在散地上不宜作战，因为散地 处于本国，士兵离家较近，进无必死之心，退有投归之处，打起仗来， 容易逃散，所以不宜进攻敌人。再如“轻地（进入别人国境不深的地区） 则无止”（《九地》）。即在轻地上不宜停留，因为轻地离本国不远， 进入敌国不深，士兵恋家，难进易退，所以要前进不止。“九地之变， 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九地》）。这就是说，根据不同 地区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适应情况，伸缩进退，掌握士卒在不同情况 下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不能不认真考察和仔细研究的。可见，《孙子 兵法》的地形分类，不仅注意了地形本身的特征，同时还考虑了人的心
　　
理要素。
　　《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战斗过程中，它着眼部属 的处境心理：“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己则斗，过则从”（《九地》）。 这就是说，士卒的心理状态是：被包围就会协力抵御，迫不得已就会拼 死战斗，陷于危险的境地就会更好地听从指挥。《九地》中还指出，在 一定条件下，部队一旦置身于无路可走的绝境，就会面临生与死的选择， 就可能合力拼死求生，致死下败，尽力奋战（“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 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因此，必要的时候，要不拘常法，舍得把部 队置于逆境，以期激发他们无比的勇气，使他们能像春秋时候的勇士专 诸、曹刿那样勇敢（“兵士甚陷则不俱，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 已则斗。??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这些做法早被古代名将们 所实践，并取得了成功。《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率兵攻赵， 他命令 10000 人作先头部队先行，背靠河水摆阵势。赵军望见，讥笑汉 将不懂兵法，但战局一开，水边军士都拼死战斗。兵力、人数占绝对优 势的赵军非但不能打败汉军，反而被汉军所打败。事后部下问韩信为什 么要设”背水阵”，韩信说：“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 地而后存？’”这是根据《孙子兵法》“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 后生”（《九地》）的话演化而来的。韩信令部队背靠大河，前临大敌， 后退无路，从而坚定全军拼死求胜的决心，取得了以少胜多，临危反胜 的战绩。
《孙子兵法》的上述观点带有很大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
它重视心理要素，从各种情况着眼，分析心理，判断敌情，周密思索， 巧出奇谋的这些思想和作法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来，的确是难能可 贵的。

七、《孙子兵法》在国内的深远影响


　　《孙子兵法》13 篇共约 6000 余字，加之后人的断句标点也不过 8000 来字，但却文字苍古雄劲，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故争的最一般规律， 在中国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孙子兵法》是一部“舍事而言理”，采用”抽象法”论述军事领 域内部联系和规律的杰出著作。它又是从战略高度来论述军事问题的， 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详备富赡的内容。书中充满着对睿智聪颖的赞扬， 饱含着对昏馈愚昧的鞭挞，显露出对穷兵黩武的警告，贯穿着对军事哲 理的探索。许多名篇警句，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容量。这些，充分表现 出孙武过人的创作大赋和慧眼卓识。兵学家们学习它，得以登堂人室， 从而步人军事学的宝库；军事家们学习它，得以领悟制胜之本，从而点 燃起智慧的圣光。
　　《孙子兵法》早在战国时代就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 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汉代则为兵官的教科书，隋 唐称为兵经。明朝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说：“前孙子者，孙 子不能遗；垢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此种评价虽为溢美之辞，但确实 道出了《孙子兵法》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军事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兵学家在军事著作中征引《孙子兵法》文句的，可以举出《吴子》、
《孙膑兵法》、《尉缭子》、《潜夫论》、《淮南子》、《鹖冠子》等， 至于唐代的《李卫公问对》、宋代的《虎钤经》、元代的《百战奇法》、 明代的《登坛必究》，更是或全书、或某篇以发挥《孙子兵法》来树立 自己的学术论点的。
军事家直接以《孙子兵法》指导战争的，更是不计其数。以《史记》
为例，在孙膑、赵奢、韩信、黥布等人的列传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后世对于《孙子兵法》的学习是十分广泛的。秦末，项梁以之教过 项籍（见《史记·项羽本纪》）；汉初，武帝曾打算以之教霍去病（《史 记》卷 110）。《后汉书·冯异传》载：东汉名将冯异就很精通《孙子兵 法》。至于三国以后，由于曹操首注《孙子兵法》，以后注家蜂起，吴 有沈友，梁有孟氏，唐有杜牧、陈皞、纪燮、肖吉、贾林，宋有梅尧臣、 何延锡、张预、郑有贤等 10 余家，元有潘衍翁，明有刘寅、赵本学等 50
余家，清有汪淇、朱镛等 30 多家。
　　《孙子兵法》历来被尊为兵经，号称兵学鼻祖，两千多年来久负盛 誉。这只须略举数例便可看出。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 十三篇”（《索引述赞》）。宋朝郑厚在《芝圃折衷》中说：“孙子十 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 可用。《论语》、《易》、《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也。以 正台，以奇胜，非善也；正变为奇，奇变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为正， 即正为奇，善之善也。”明朝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说：“予承乏浙东， 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莫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 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纪效新书·自序》）。近代，伟大的革命 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 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 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孙中山选集》第 672 页）。
　　
八、《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巨大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