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点说明


　　《商君书》枝点于《韩非子》之后，其校点原则与彼相仿，在此不再赘 述。现仅述其异者，以助《商君书》之披阅焉。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类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然宋、元 以还，仅存二十六篇。至请代，宋刊本已无传，所传最古者为元刊本，今亦 不存焉，幸为严万里（即严可均）所得，且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取范 钦本、秦四麟本加以校正。光绪初年，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将严校元 刊本刻入，于是此本遂大行于世，成为《商君书》各种版本中最通行之本子。 今以光绪二年（1876 年）浙江书局所校刻之西吴严万里校本（简称严本，实 为浙江书局本）为底本，参校范钦本（即上海涵芬楼影印之天一阁本，实为 “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指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之《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 729 册中之《商子》）、崇文书局本（指光绪纪元夏月湖北崇 文书局所刊《子书百家》中之《商子》）、《群书治要》（据台湾商务印书
馆 1981 年影印之《宛委别藏》本）、《艺文类聚》（据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据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日 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刊本）、《新序》、《七国考》（据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征引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札迻》。 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于■《香草续校书》、王时省（王时润）《商君书
■诠》、简书所编《商君书笺正》、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高亨《商
君书在译》等诸家校注，予以点校分段。






校点说明

张 觉
一九九○年元月



现今传世的《韩非子》读本多达二、三十种，若论翻印次数之多，流布
之广，则无一可与长沙王先慎之《韩非子集解》伦比矣。故今以《韩非子集 解》光绪二十二年初刻本为底本，依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体例， 进行校勘、标点。
《集解》之文字，与他本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不外三端，一为王氏有
意校改所致，二为使用了异体字或古之通用字；三为刊印中校雠不慎而致误。 前者王氏皆有校说，现既以为底本，为尊重其学术观点，故一律不加改动。 其中或有王氏误改乾道本之处，或有乾道本之误而王氏未校改之处，几此种 种，前人多有考辨。今为便利读者阅览，故于王氏之误改处，酌情指出原有 之文字；于乾道本有误而王氏未改处，酌情注明他本之文字或校释家之校记。 如《说疑》篇“为人主者”一句。顾广圻校曰：“今本‘主’作‘臣’。按， 依上下文当作‘臣’。”以余之管见，顾氏非指“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 言”中之“主”而言；而指“为人主（今己改为“臣”）者，有侈用财货赂 以取誉者”之“主”而言。王先慎见顾校对于“为人主者”一语之下，竟不 覆核赵用贤本而率然依顾校将前者之“主”改为“臣”。《韩子浅解》虽亦 力纠王改之失，然谓“《集解》从今本改乾道本‘人主’作‘人臣’”，则 又非也。《集解》乃误会顾校而改，何“从今本”而改？又如《外储说左上》 “虞庆为屋”一节，顾广圻曰：“今本‘虞庆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

误。”王先慎竟依顾氏所云今本而改，殊不知今本初刊后又剜改一次，早在 “涂孺而椽生”之后补入“虞庆曰不然”五字（为小字），只不过“此宜卑” 之下忘删此五字而已。诸如此类，今皆酌加注明。
　　本书校勘时所用之主要文献版本是乾道本，即清嘉庆二十三年吴鼒仿宋 刻本《乾道本韩非子廿卷》。它为学术界所公认，后世翻刻者甚众，影响较 大者有浙江书局光绪元年“二十二子全书”刻本《韩非子》。王先慎谓《集 解》“以宋乾道本为主”，其实亦多出自浙江书局本，今悉依吴氏原刻本订 正之。其次是四部丛刊本（1919 年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清初钱曾述古堂影宋抄 本《韩非子》）、道藏本（1925 年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明正统十年所刻《道藏》）、 迂评本（明万历七年三月刻成之《韩子迂评》初刻本）、赵用贤本（明万历 十年吴郡赵用贤所刻之《韩非子》）、张榜本（明万历辛亥张榜辑刊之《韩 非子纂》）。乾道本、道藏本等均有缺失，唯独赵本为足本，享有盛誉。所 征引的诸家校说有，卢文沼《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馀编上》、 顾广圻《韩非子识误》、日本松皋圆《定本韩非子纂闻》、日本津田风卿《韩 非子解诂》、俞樾《诸子平议·韩非子平议》、孙诒让《札迻》、陶鸿庆《读 诸子札记》、刘师培《韩非子■补》、高亨《诸子新笺》、陈奇猷《韩非子 集释》，至于“王先谦曰”、“王先慎曰”，则录自《韩非子集解》。本书 之标点分段，虽参考过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梁启雄《韩子浅解》、周钟 灵等《韩非子索引》等书，然亦经仔细推敲斟酌。其与诸本同者，自非苟同， 其势不可异也；然时有与诸本异者，亦非刻意求奇，其理不可同也。


　　　　　　　　张觉 一九八九年五月于上海

附录一 申 子

校点说明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 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 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曰：“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 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今人间有上 下二篇，又有中书六篇，其篇中之言，皆合上下二篇，是书已备，过于太史 公所记也。”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汉书·艺文志》则于诸子略法家类著录《申子》六篇。凡此种种，可知《申 子》在汉代始传二篇，后又分为六篇，魏晋南北朝以后盛行卷子，又分为三 卷。然《隋书·经藉志》于子部法家类“《商君书》五卷”下却云：“梁有
《申子》三卷，韩相申不害撰，亡。”不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 书·艺文志》又在法家类著录申不害所撰“《申子》三卷”，而唐时所成之 各种类书及宋时所成之《太平御览》、《孔子集语》皆引有《申子》之文， 可见此书至唐、宋时尚未亡佚。今又考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与《宋史·艺 文志》，皆无著录，则该书或至南宋时已逐渐散逸。
　　元、明以还，此书无传，人们仅可从宋以前诸书之引文中略见《申子》 之片言只语。清代历城马国翰所辑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法家类》便从
　　
战国时韩非所著之《韩非子》、吕不韦所编之《吕氏春秋》、唐代欧阳询等 所编之《艺文类聚》、虞世南所编之《北堂书钞》、马总所辑之《意林》、 徐坚等所编之《初学记》、《文选》李善注、司马贞《史记索隐》、白居易
《六帖》、北宋李■等所编之《太平御览》、南宋薛据所辑之《孔子集语》 等书中辑得《申子》佚文二十四条。今将马氏所辑悉数录入，题为《佚文》， 所用《玉函山房辑佚书》之版本为同治十年（1871）济南皇华馆刊本。凡马 国翰之校记，原为双行小字，今一并录入，用小字单行出之，以与《申子》 正文相区别。至于文中错误处，则另出校记，且冠以“觉按”二字以与马氏 之校区别。
　　马国翰所辑，尚未完备。唐代魏征等所辑之《群书治要》，其卷 36 录有 申子之《大体》篇，虽未必完整，然其篇章之巨，远胜于马氏所辑诸条，故 今录之于前，所据底本为台湾商务印书馆于 1981 年影印之《宛委别藏》本， 其中有校记两则（四部丛刊本仅存“疏疑迹”一则），今亦录入，且加括号 以与正文相别。清代严可均所编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亦辑 有《申子》佚文，其中一条为《玉函山房辑佚书》及《群书治要》所无，今 录之于末，且冠以“严可均曰”以与马氏之校区别。
　　此外，明初陶宗仪所辑之《说郛》，其卷六《读子随识》亦辑有《申子》 一条（“尧之治也??”），此盖录自唐宋类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已据
《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辑入，故略而不列焉。
　　《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未存其目。据《群书治要》，则 知其中有《大体》篇，至于其它篇目，可考见者唯二：一曰《君臣》篇，一 曰《三符》篇。《太平御览》卷 221 引刘向《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 害《君臣》篇，使黄门郎张子乔正其字。”《汉书·元帝记》颜师古注引刘 向《别录》云：“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 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由此可知《申子》有《君臣》篇。《淮南 子·泰族训》：“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 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论衡·效力》：“韩用 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 挫军破，国并于秦。”由此可知《申子》有《三符》篇。其余三篇，则尚无 从考见焉。





附录二 慎 子

张觉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校点说明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 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 道哉！??慎到，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 著十二论。”十二论乃发明黄、老道德之术，则当为道家言。然其所著书乃 言治乱之事，故刘向又将其列于法家，与《韩非子》同。班固《汉书·艺文 志》诸子略法家类著录“《慎子》四十二篇”，较《史记》所记为多，盖汉 时征求遗书，乃致校定本有所增益耳。以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 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于法家类著录“《慎子》十卷”，唐马总《意
　　
林》又云“《慎子》十二卷”，皆不言其篇数，故隋、唐之时，此书有无缺 篇，不得而知。观其卷数尚富，谅亦无所亡佚。至宋代，此书亡其大半，仅 存十分之一。宋王尧臣等所撰《崇文总目》法家类著录“《慎子》一卷”。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宋赵希弁《附志》）诸子类亦著录“《慎子》 一卷”。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法家类著录“《慎子》一卷”，注云：“战 国时处士慎到撰，旧有十卷。汉有四十二篇，隋、唐分为十卷，今亡九卷三 十七篇。”宋王应鳞《汉艺文志考证》卷六法家类云：“《汉志》四十二篇， 今三十七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 五篇，滕辅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法家类著录”《慎子》一卷”， 其言云：“赵人慎到撰，《汉志》四十二篇，先于申、韩，称之。《唐志》 十卷，滕辅注。今麻沙刻本才五篇，固非全书也。??《崇文总目》言三十 七篇。”陈氏谓“《崇文总目》言三十七篇”，实误，然后人往往循此误说。 今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所载《崇文总目》，仅著录“《慎子》一卷”，未 云篇数。既为一卷，谅亦不足“三十七篇”。故陈氏此语中之“言”字，当 为“今亡”两字之讹。盖《崇文总目》原云“今亡三十七篇”耳，否则何以 仅存一卷？
自元、明以还，所传《慎子》之版本可归纳为三类： 其一为一卷五篇本，所存篇目与王应麟所言同，盖即宋本之旧。明初陶
宗仪所辑之《说郛》，其卷 40 即录有此本，注云“一卷全”。其后，万历五
年周子义等所刊《子■》中之《慎子》、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所刊《子书 百家》中之《慎子》，亦皆五篇本，不过另附潜庵子从马总《意林》中所辑 出之佚文十二条。至于《四库全书》中之《慎子》，则除残存五篇及《意林》 十二条外，尚有所谓“载《文献通考》”之《慎子》佚文二十条，其《慎子 提要》以为此本乃“明人捃拾残剩，重为编次”之书，甚是。至于姚际恒《古 今伪书考》、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疑五篇本为伪书，不足信。该本与 唐代《群书治要》所引多合，实不容置疑也。
其二为一卷七篇本，此乃清人据唐时类书辑补之本。清严可均曾从《群
书治要》抄出七篇，是为“四录堂本”《慎子》，但未流行。通行之七篇本， 乃钱熙祚所校之《守山阁丛书》本。钱氏据唐、宋类书补充明本之不足，校 正明本之讹误。非独依《群书治要》增补《知忠》、《君臣》两篇，而且于 原刻之五篇亦依唐、宋类书之引文多所补正，又依名书引文辑成《慎子逸文》 附于后。钱校本不仅包容了宋以来所传之五篇残本，而具亦尽量收罗了唐、 宋时各书之引文，实为《慎子》之最佳校本。此本自道光二十四年刊行后， 流传甚广。
　　其三为内外篇本。此本出现于明代万历间，为吴兴慎懋赏编辑校刊，今 易见者有二：一为中国学会 1928 年影印之《慎懋赏注慎子内外篇》，为《慎 子三种合帙》之一，与原刻全同。二为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江阴缪荃孙蕅香簃 抄本，即《四部丛刊》本。此本抄自万历本，除《慎子》内外篇外，尚附有 缪荃孙所辑之《补遗》与《逸文》，乃采自钱校本而略加删削，未足称道。 慎懋赏本《慎子》于明代突兀而出，令人生疑。梁启超、罗根泽等人曾辨其 为伪。
　　今以道光二十四年所刊《守山阁丛书》本（简称钱本）为底本，将钱氏 所校《慎子》七篇校点刊出。至于钱氏所辑逸文，亦悉数录入。此外，唐代 马总所辑《意林》卷二与明初陶宗仪所辑《说郛》卷六《读子随识》所引《慎
　　
子》文，尚有三条为钱校本所无，也附于篇末。钱氏之校记，原为双行小字， 今酌情摘录，且用小字单行出之，以与《慎子》正文相区别。至其未尽处， 则另出校记，且冠以“觉按”二字以别之。


张 觉 一九九○年元月

前 言


　　先秦显学，孔、孟倡仁义教化，墨翟主天志兼爱，老、庄言无为淳朴， 虽各成一家之说，然于世道人心之关注，于治乱兴废之补益，则未有过于商、 韩者也。商君假孝公之势，变法于秦，“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 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 君列传》）“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
（《战国策·秦策三》）其虽因宗室贵戚之怨望而终为秦惠王车裂，然百年 以后，李斯犹称“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 乐用，诸侯亲眼，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 列传》）其不朽之功，众口皆碑。至于申子，为韩相十五年，“内修政教， 外应诸侯”，致使七雄最弱者之韩，亦“国治兵强”，“终申子之身”而“无 侵韩者”（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而慎子，以区区布衣，游说于齐 之稷下，亦垂名于千载，后世多道其学。（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至 于韩非，虽未若商君、申子之遇君，郁郁于一隅而未得志也。然其说，“切 事情，明是非”（《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采其意而校其事，持久历 远遏奸劝善，韩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孔丛子·韩非非圣人辨》） 故谋杀韩非之李斯亦不得不称其言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木”（《史记·李 斯列传》）。法家之理论，实绩卓著，不仅促成强秦之一统，且亦支撑我国 封建帝制达二千余年。中国传统文化之基调，实乃阳儒阴法。所可叹者，乃 两汉以降，人主皆假崇儒之名，而行专制之实，阴取法家术治、势治之道而 阳弃其法治之学，为政罔遵法度，诛赏率由好恶，肆其淫威，民人侧目，乃 至华夏大国，变乱频仍，发展迟缓，国几不国，岂不悲哉？商、韩之法，欲 使上下皆以法律为衡，如此则官吏不能行其私，人主弗得肆其志，故其法治 之学终难大行于世。方今中华共和，荡涤积秽，祟尚法洽，然世人多道西方 之法，殊不知商、韩已倡此二千余年矣。数典忘祖，得无傎乎？岳麓书社梅 季坤先生拟以法家名著《商》、《韩》合刊，附录《申》、《慎》，由张觉 君精加校点，此书之问世，谅亦谋国君子、求学之士之所乐睹也。为助读者 披阅此书，今略述数子学术于下。
商君者，战国中卫之诸庶孽子也，姓公孙，名鞅，故又称公孙鞅、卫鞅，
后封于商，号商君，世因称商鞅焉。鞅少好刑名之学，初事魏相公叔痤，为 中庶子。及痤死，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遂于孝公元年（公元前 361 年）西 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而见孝公。初说孝公以帝王之道，不能用；继说之强 国之术，孝公大悦，遂用之。孝公三年，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 劝战阵。孝公善之，卒用鞅法。行之十年，乡邑大治。孝公十二年，鞅又集 小都乡邑为县，废井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乎，又统一度量衡。居五年， 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孝公二十二年，卫鞅破魏，封于於、 商，号为商君。及孝公卒，宗室多怨鞅，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卒为秦惠 王车裂以徇。其人虽不免惨死，然夷翟之秦，所以能跃为列强，长雄诸侯， 乃至兼并六国，实亦商君变法之功也。故战国之末，“藏商、管之法者家有 之”（《韩非子·五蠹》），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今传《商君书》二十四 篇，虽不尽出于商鞅之手，然其大旨，无多舛违，于此亦足以考见其学术之 大概。
商君为成绩卓著之政治家，故于政治，每多深入研讨之论。其言曰：“古

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 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 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 慎也。”（《君臣》）此其国家起源之学说也。
　　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然则慎之则何如？曰：以 力也。盖“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慎法》）此乃商君总 结历史之演变所得之国家暴力论也。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 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 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画策》）“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故神农教耕而 王天下，师其智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开塞》）
　　欲致强力，其道若何？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战》） “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入使民尽力，则草不 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算 地》）此商君之重农重战以求富国强兵之策略也。
　　何以使民入则尽力属农，出则致死计战？曰：“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 法，二曰信，三曰权。”（《修权》）“任法而国治矣。”（《慎法》）
商君以任法为治国之要，然则法治之原则若何？曰：“法者所以爱民也，
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更法》）“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 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开塞》）此 商君之变法论，亦即其立法之原则也。其变法之所以成功者在此，而其法治 之要义亦在此。
商君又曰：“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修
权》）然则商君法治之大要，赏、刑而已。商君又曰：“民信其赏，则事功 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赏厚而信， 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修权》）“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 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 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圣人不宥过，不赦 刑，故奸无起。”（《赏刑》）此乃商君执法之原则，亦即其所谓“信”也。 为鼓励农战，其赏刑亦有具体之内容。其言云：“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 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外 内》）“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
（《去强》）“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 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境内》）至于“失法离令”者，则有连坐之 重刑（参《赏刑》、《画策》、《境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 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外内》）如此，则 国富兵强可致也。
　　赏刑之行，有赖于权势，故商君以“权”为治国三要素之一，且以为“权 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修权》） 虽然，商君亦非以天下为君之私有也，其言云：“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 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 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 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
　　
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 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修权》）君主独制权柄，非为一已之利，须 为天下治天下，此商君之势治要义，而常为世人所忽略，读之者亦当察其公 心也。
　　要而言之，商君之学，以法为体，以刑为用，以农战为道，以富强为目 的，此即商君“强国之术”也。故商君实乃政治家之雄才，而亦为法家之巨 擘也。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其所重者， 乃君主无为之术也。所谓“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 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此老子之无为运用于 政治者也。至其刑名之术，亦多为韩非所继承，在《韩非子》书中可见其大 概也。慎子亦学黄老道德之术，曾发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论（参《史记》之
《田敬仲完世家》、《孟子荀卿列传》）。至其学术，则有属于道家者（见
《庄子·天下篇》），亦有属于法家者（见《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解 蔽篇》），而其所以与申、商鼎足而立者，乃其尚势之说。其言云：“贤而 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 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眼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威德》）慎子尚势，亦尊君，其言云：“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
（《德立》）然其尊君，又非以君之私利为至上也，其言云：“古者立天子 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 故立天予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 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威德》）故慎子崇尚权势，非以权 势为私利也，此说与商君同。后世之君长以权而谋一家之私利，固非商、慎 之道也，世之归罪于商、慎，得无在乎）？慎子尚势，亦重法，其言云：“民 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 也。”（佚文）“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威德》）至于执法之道， 慎子亦主张平等无私，其言云：“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 在。”（《君臣》）“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 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 功。”《佚文》慎子尚势重法，然其学于黄老，亦倡君主无为之术，其言云： “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 无与焉，仰成而已。??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则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顺， 治乱之分，不可不察也。”（《民杂》）
　　韩非者，战国末韩之诸公子也，曾与李斯俱事荀卿。非见韩之削弱，数 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其治国不务修明法制、求人任贤，反 举儒、侠无用之民，故观往者得失之变，著书十余万言。秦王见其书而悦之， 因急攻韩。韩非使秦而未见信用，为李斯谗杀，死于云阳。（参《史记》之
《老庄申韩列传》、《秦始皇本纪》）其人虽殁，然其思想之影响甚为广远， 李斯以之辅秦成统一之功，炎汉以之辅儒、道之不足而有王霸杂用之政，甚 而至于成为历代君主独裁政治之理论基础。故其书，实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罕见之经典巨著也。
　　溯自孔子倡仁义之道，墨子为兼爱之说，欲以道德说教匡救时弊，止列 国之吞并，正社会之秩序。然儒、墨之徒不绝于世而世益乱，此盖“仁义用 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必不济也。“是以圣 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此历史之进 化观，乃韩非政治思想之基础。韩非思想于现实政治之影响所以巨大在此， 而其思想历千载而不废亦以此也。
　　“当今争于气力”，故韩非主张治国者当以富国强兵、重农重战为先务。 富国强兵之道何如？唯法治可行。“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 强而敌弱。”（《有度》）韩非之所以主张法治者此也。
　　然则法治之要何如？曰：刑、德也。刑罚用以禁奸，德赏用以劝功，其 言云：“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禁暴”，“故民劝极力而 乐尽情”。（《守道》）“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 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 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五蠹》）此韩非立法之大要也。
　　韩非主张厚赏重罚，然必以可行为前提。其言曰：“明主立可为之赏， 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盲者 处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用 人》）此亦即所谓“循天顺人而明赏罚”（《用人》）、“不令而自然”（《安 危》）、“因道全法”《《大体》）之意也。此乃韩非法治学说之基本原则。 由此亦可知其法治学说之哲学基础乃老子自然之道也。
法治可使国官兵强，然于君主而言，则亦不可无术。《定法》云：“君
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若“徒法 而无术”，则虽“国富而兵强”，亦，“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故韩 非论术最详，其言云：“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难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
者也。”（《定法》）可见其术有种种不同，而术治之大要，则在“不欲见”
（《难三》），所谓“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明 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主道》）由此可见，其术治学说之哲学 基础亦老子自然无为之说也。
法之所以能推行于下，循于自然、藉于术治固其要者，然亦必因势而后
行。《功名》云：“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桀为天子，能制 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故 韩非特别强调权势于推行法治之重要作用：“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
（《八经》）
　　总上所述，韩非之政治思想，乃集法家法、术、势三派之大成。无法则 国不治，无势则法不行，无术则势不固。但商君主法，申子言术，慎到尚势， 各有所偏，韩非则以法、术、势三者相依而治。以使“臣有其劳，君有其成 功”（《主道》），“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朴，以道为舍。 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大体》）此即 韩非无为而治之政治理论。
　　韩非之学，诚如司马迁所言，乃“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然老子之自然无为，乃一种完全放任之说，欲以弃智绝圣、无欲无求之宣传 感化而达到还淳返朴、“小国寡民”之境界，此实为一种虚无之空想。而韩 非之自然无为，乃一种一切以法制为旨归之手段，“不游意于法之外”（《有 度》）、不越分而有所求，此即自然无为之大旨。至于法制之内，则不仅不
　　
摒弃欲利之心，而且提倡尽智尽力而立功名。故韩非之自然无为，乃一种现 实之手段。此韩非之取于老而不同于老者也。韩非多用《老子》之文，读者 执此以求，庶不致与老子之旨趣混淆也。韩非学于荀卿，亦有所取资焉。韩 非曰：“贵贱不相逾”（《有度》），“此尧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 北面而效功也”（《功名》）。又曰：“臣以为人生必事君养亲。”（《忠 孝》）此皆与荀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制》）之意相合，而《解老》 释仁、义、礼、廉亦每每随从师说。至于荀子称人性恶，韩非言人欲利；荀 子法后王，韩非举“新圣”（《五蠹》），则又“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 于道”者也。要而言之，韩非之学，乃冶儒、道、法于一炉，而中权则以法 为治，故其书亦为研究先秦学术者所必读也。其术治、势治学说虽为常人所 非议，然不读其书，则于中国之社会必茫茫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至如商、韩之文章，多长篇大论，笔锋犀利，剖析入微，多有警策妙语， 实乃我国古代议论文之典范，读之者亦必有助于为文也。


　　　　陈奇猷 一九九○年元月
　　　　
商 君 书 商 鞅

第一卷


更法第一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
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张（《新序·善谋篇》
作“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 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新序·善谋篇》“成”作“名”）， 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 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 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
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 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
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 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 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
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
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
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严万里曰“诸本及《史 记》作‘循古’，今据司马贞《索隐》改”）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 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怪”严本原作“恡”，《太平御览》
卷 195 引作“恠”，“恠”即“怪”字，今据改），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新 序·善谋篇》作“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 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垦令第二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馀日。邪 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馀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 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 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 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

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朱师辙曰： “绵眇阁本、明评校本作‘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民不贱农， 则勉农而不偷。??’当据改正。”）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孙诒让曰“贱” 当为“赋”之误）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
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王时省曰“籴”、“粜”二字当互易）。农无
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 裕利。无裕利则商怯。（高亨曰以上五句疑当作“商不得粜，则多岁不加乐， 饥岁无裕利。多岁不加乐，饥岁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 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 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严本“爱子”下有“不惰食”三 字，《七国考》卷二“垦令”条所引无此三字，今据删）、惰民不窳，而庸 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 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陶鸿庆曰疑本作“庸民益农”，承上“庸 民无所于食，是必农”而言），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
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
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 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下费粟。民不能喜（“喜”严本作“善”，今据范 钦本改）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 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
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孙诒让曰此句疑作“则诛愚乱农之民”，
“之”字草书与重文相似，故误为两“农”字也），无所于食，而必农；愚
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均出馀子之使令，以世使（朱师辙曰“世使”疑“册使”之讹）之，又
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馀子不游事
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
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 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 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 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高亨曰此句疑当作“盗粮者 无所售，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 私（高亨曰“私”下当有“稽”字），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 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孙诒让曰此句当作“则从迂者不

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 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 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 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 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 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
必垦矣。 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
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农
民不伤，奸民无朴（朱师辙曰明冯觐本、陈仁锡《诸子奇赏》本无“农民不 伤”句，作“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 败，则草必垦矣。

农战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 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 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
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 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 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 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 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
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 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 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 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 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 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 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 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馀以食亲，为 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 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 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朱师辙曰“俭 营”疑“偷营”之讹），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 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 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 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
　　
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高亨曰“作”字疑当作“非”） 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 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 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 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 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 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 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 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 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王时省曰“不远”上当增“亡国”二字）矣。 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 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 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 乡一束，家一员，犹（“犹”严本作“独”，今据《太平御览》卷 822 所引
《商子》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 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 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 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 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 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 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 富家也，技艺之足以■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 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 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 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 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 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 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 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 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
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 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 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 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 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则民不畜于农。故 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去强第四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 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
　　
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王时省曰“主” 当作“国”，“多”、“少”二字宜互易）。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战事兵 用曰强（朱师辙曰“曰”疑“国”字之讹，当作“战事兵用而国强”）。战 乱兵息（高亨曰据《弱民篇》“息”当作“怠”）而国削。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高亨曰本篇四处“虱 官”当作“虱害”）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 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高亨曰“六官”也当作“六害”）之朴一 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陶鸿庆曰“治法”、“治政”二字皆当倒乙）。 常官治者迁官。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 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 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荣（简书曰“荣”疑当作“劳”） 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 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 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 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于■曰“国”字衍），不至必 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 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日以难攻；国好言，日以易攻（俞樾曰两“日”字 乃“曰”字之误）。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严本脱“国”字，今据范
钦本补）以易攻者，出十亡百。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 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 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民”严本作“以”，今据范钦 本改）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 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 削国刑五赏五。
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作壹百岁，千岁强，千岁强
者王。威以一取十，以声取实，故能为威者王。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 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故攻官（高亨曰“攻官”当作“攻害”）、 攻力、攻敌。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令（高亨曰“令”当作“合”）用 三者威，必王。
十里断者国弱；九（严万里曰“九”当作“五”）里断者国强。以日治
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 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
强。
　　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 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 力。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
　　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朱师辙曰《品节》本作“粟生而金死，粟死 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 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 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 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

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 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 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
　　
第二卷


说民第五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举，奸之鼠
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 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 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规”严 本作“■”，今据四库全书本改正）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 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
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十”严本作“一”，今据范
钦本改）亡百。国好力，曰（“曰”严本作“日”，今据范钦本改。下同） 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 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 攻者，出十亡（“亡”严本作“必”，今据范钦本改）百。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 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朱师辙曰“法繁”当作“法简”） 则刑省。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 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 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 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 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
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民贫则弱国， 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 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三官无虱。 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
刑重。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 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 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 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 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
（王时省曰“要”疑当作“恶”），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 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 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 藏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 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 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 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 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馀，故曰：日治者王。官 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
　　
不听君，民不从官。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 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 开则行倍。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 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大小。 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 四（俞樾曰“都邑蹊道”下有阙文，据《来民篇》可补为“都邑蹊道居什一， 恶田居什一，良田居什四”。觉按：俞补“恶田居什一”当作“恶田居什二”）， 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 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 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则有馀，兵休民 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 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 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 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奚以知其然也？夫民 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 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
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民之性：饥而求食，劳
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 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礼，故 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 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生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 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 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 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 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主”严本误作“生”，今据范钦本改正） 有不令之臣。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 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 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 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单不荒，富 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 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陶 鸿庆曰上“说”字当作“谈”），则身修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 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 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 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 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 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 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
　　
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王时省曰“臣”当为“民” 字之误）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 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 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高 亨曰“治”疑当作“法”）可立，而民能可得。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 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 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年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 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藏（严本无“藏”字， 朱师辙曰《汇函》本、《品节》本“资”下有“藏”字，今据补）于地则朴， 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 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 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 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夫刑者所以夺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 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 也。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侥幸于民上侥于民上以利求（高亨 曰当作“则侥幸于上以求利”）。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小人 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则富 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诈生，国贫则上 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 位；衣锦（王时省曰“衣锦”句上疑当有“戮人”二字）食肉，则小人冀其 利。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 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 也。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简书曰“荣”字殆为 “劳”字之误）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 而主得专其柄。

开塞第七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 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 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严本无 “利”字，今据范钦本补）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 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 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 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 贵贵而尊宫。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 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 道异也。
　　故曰：王道有绳。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 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馀而知不 足；世知，则巧有馀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
　　
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 而问；世知，无馀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 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 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 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修汤、武，汤、武塞（朱师辙曰《品节》本作“汤、 武之道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 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
　　今日愿启之以效。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 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 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 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 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 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 其所恶。吾所谓利（陶鸿庆曰“利”乃“刑”字之误）者，义之本也；而世 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 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
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 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 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 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
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无”严本作 “不”，今据《艺文类聚》卷 52 所引改）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 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 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 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第三卷


壹言第八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
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 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 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 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 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 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 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 本而禁末者，富。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 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 劝民也。夫开而不塞，则短（陶鸿庆曰“短”乃“知”字之误，“知”与“智” 同）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 而不攻，则有奸虱。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治国者贵民壹，民壹 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 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 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
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法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 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 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俞 樾曰“令”乃“今”字之误）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 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民之于 上也（朱师辙曰此句当作“故上之于民也”），先刑而后赏。故圣人之为国 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 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 壹而已矣。

错法第九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 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举事而材自练者，功分明； 功分明，则民尽力；民尽力，则材自练。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 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 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三王五 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 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 竞于功，则兵必强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有地而 君，或强或弱者，乱治之谓也。苟有道，里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 井，财货可众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
　　
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德明教行，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 其有，使非其民。明王之所贵，惟爵其实，爵其实而荣显之。不荣，则民不 急列位；不显，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列爵禄赏不道其门， 则民不以死争位矣。人君而有好恶（陶鸿庆曰“人君”当作“人生”），故 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 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 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禄行而国贫者，有法立而乱者。此三者，国之 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请谒而后功力，则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陶鸿庆曰“死” 上当有“轻”字）犯难，而利禄可致也，则禄行而国贫矣。法无度数，而事 日烦，则法立而治乱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 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强矣。
　　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度 数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离朱见秋豪百步之外，而不 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圣人之存体性，不 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