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不可谓之史学。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 比刘知几《史通》。
　　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独力著史，惟万斯同之《明史稿》，最称巨制。 而魏源亦独力改著《元史》。柯劭劭之《新元史》，则近出之巨制也。源又 有《圣武记》，记清一代大事，有条贯。而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 黄宗羲始著《明儒学案》，为学史之祖。其《宋元学案》，则其子百家
与全祖望先后续成之。皆清代史学之光也。 史之缩本，则地志也。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
硕学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之总纂， 则阮元也；《广东通志》，则谢启昆也；《湖北通志》，则章学诚原稿也。 其在府县志：则《汾州府志》出戴震，《泾县志》、《淳化县志》出洪亮吉，
《三水县志》出孙星衍，《朝邑县志》出钱坫，《偃师志》、《安阳志》出 武亿，《富顺县志》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
《天门县志》出章学诚，《凤台县志》出李兆洛，《长沙志》出董祐诚，《遵 义府志》出郑珍、莫友芝。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 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

十五


　　顾炎武、刘献廷皆酷嗜地理学，所著书皆未成，而顾祖禹之《读史方舆 纪要》，言形势厄塞略尽，后人莫能尚，于是中清之地理学，亦偏于考古一 途。自戴震著《水地记》、《校水经注》，而《水经》为一时研究之中心。 孔广森有《水经释地》，全祖望有《新校水经注》，赵一清有《水经注释》， 张匡学有《水经注释地》，而近人杨守敬为《水经注疏》，尤集斯学大成，
（未刻，刻者仅《注疏要删》）而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则循水道治今地 理也。洪颐煊有《汉志水道疏证》，陈澧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亦以 水道治汉地理。阎若璩著《四书释地》，徐善著《春秋地名考略》，江永著
《春秋地名考实》，焦循著《毛诗地理释》，程恩泽著《国策地名考》，皆 考证先秦地理。其考证各史地理者，则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杨守敬
《隋书地理志考证》最精博。其通考历代者，有陈芳绩之《历代地理沿革表》， 李兆洛之《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皆便检阅。而杨守敬之《历代疆域志》、
《历代地理沿革图》，极综核。惜制图术未精。难言正确矣。自乾隆后边徼 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 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 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 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 开始端绪，而其后意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 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无总名， 最近浙江图书馆校刻）颇精赡。要之清代地理学偏于考古，故活学变为死学， 惟据全祖望著刘献廷传，知献廷有意治“人文地理”，惜其业不竟，而后亦 无继也。
自明徐光启以后，士大夫渐好治天文算学。清初则王锡阐、梅文鼎最专
精，而大师黄宗羲、江永辈皆提倡之。清圣祖尤笃嗜，召西士南怀仁等供奉 内廷。风声所被，向慕尤众。圣祖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锡阐 有《晓庵新法》。文鼎有《勿庵历算全书》二十九种。江永有《慎修数学》 九种。戴震校《周髀》以后迄六朝唐人算书十种，命曰《算经》。自尔而后， 经学家十九兼治天算。尤专门者，李锐、董祐诚、焦循、罗士琳、张作楠、 刘衡、徐有壬、邹伯奇、丁取忠、李善兰、华蘅芳。锐有《李氏遗书》，祐 诚有《董方立遗书》，循有《里堂学算记》，作楠有《翠微山房数学》，衡 有《六九轩算书》，有壬有《务民义斋算书》，伯奇有《邹征君遗书》，取 忠有《白芙堂算学丛书》，善兰有《则古昔斋算学》。而曾国藩设江南制造 局于上海，颇译泰西科学书，其算学名著多出善兰、蘅芳手，自是所谓“西 学”者渐兴矣。阮元著《畴人传》，罗士琳续补之，清代斯学变迁略具焉。 兹学中国发源甚古，而光大之实在清代，学者精研虚受，各有创获，其于西 来法，食而能化，足觇民族器量焉。

十六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 斯学滥觞。继此有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 洪颐煊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 字释》，皆考证精彻，而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专 举目录者，则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其后碑版出土日多，故《萃 编》、《访碑录》等再三续补而不能尽。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 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宗羲著《金石要例》， 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麐、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庚续有作。别有 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 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 其“金文学”则考证商周铜器。初，此等古物，惟集于内府，则有《西清古 鉴》、《宁寿鉴古》等官书，然其文字皆摹写取姿媚，失原形，又无释文， 有亦臆舛。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浸富， 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 金文之端开矣。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 荣、潘袒荫、吴大、罗振玉。式芬有《攟古录金文》，祖荫有《攀古楼彝 器款识》，大有《愙斋集古录》，皆称精博。其所以考证，多一时师友互 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前此尊
《说文》若六经，袝孔子以许慎，至是援古文籀文以难许者纷作。若庄述祖
之《说文古籀疏证》，孙诒让之《古籀拾遗》，其著也。诸器文字既可读， 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而其花文雕镂之研究，亦为美 术史上可宝之资，惜今尚未有从事者耳。最近复有龟甲文之学。龟甲文者， 光绪己亥在河南汤阴县出土，殆数万片，而文字不可识，共不审为何时物。 后罗振玉考定为殷文，著《贞卜文字》、《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 问篇》。而孙诒让著《名原》亦多根据甲文。近更有人言其物质非龟甲乃竹 简云。惜文至简，足供史材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迹可稽焉。
清儒之有功于史学者，更一端焉，则校勘也。古书传习愈希者，其传钞
踵刻，讹谬愈甚，驯至不可读，而其书以废。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雠之，校 勘遂成一专门学。其成绩可纪者，若汪中、毕沅之校《大戴礼记》，周廷寀、 赵怀玉之校《韩诗外传》，卢文之校《逸周书》，汪中、毕沅、孙诒让之 校《墨子》，谢墉之校《荀子》，孙星衍之校《孙子》、《吴子》，汪继培、 任大椿、秦恩复之校《列子》，顾广圻之校《国语》、《战国策》、《韩非 子》，毕沅、梁玉绳之校《吕氏春秋》，严可均之校《慎子》、《商君书》， 毕沅之校《山海经》，洪颐煊之校《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丁谦之校
《穆天子传》，戴震、卢文之校《春秋繁露》，汪中之校《贾谊新书》， 戴震之校《算经十书》，戴震、全祖望之校《水经注》，顾广圻之校《华阳 国志》。诸所校者，或遵善本，或据他书所征引，或以本文上下互证，或是 正其文字，或厘定其句读，或疏证其义训，往往有前此不可索解之语句，一 旦昭若发蒙。其功尤钜者，则所校多属先秦诸子，因此引起研究诸子学之兴 味。盖自汉武罢黜百家以后，直至清之中叶，诸子学可谓全废。若荀若墨， 以得罪孟子之故，凡莫敢齿及。及考证学兴，引据惟古是尚，学者始思及六 经以外，尚有如许可珍之籍。故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推勘及于诸子。其

后俞樾亦著《诸子平议》，与《群经平议》并列。而汪、戴、卢、孙、毕诸 贤，乃遍取古籍而校之。夫校其文必寻其义，寻其义则新理解出矣。故汪中 之《荀卿子通论》、《墨子序》、《墨子后序》（并见《述学》），孙星衍 之《墨子序》（平津馆丛书本《墨子》），我辈今日读之，诚觉甚平易，然 在当日，固发人所未发，且言人所不敢言也。后此洪颐煊著《管子义证》， 孙诒让著《墨子间诂》，王先慎著《韩非子集释》，则跻诸经而为之注矣。 及今而稍明达之学者，皆以子与经并重。思想蜕变之枢机，有捩于彼而辟于 此者，此类是已。
　　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 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 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 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 集，苟有片语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 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 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 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 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 多矣。
　　
十七


　　呜呼，自吾之生，而乾嘉学者已零落略尽，然十三岁肄业于广州之学海 堂，堂则前总督阮元所创，以朴学教于吾乡者也。其规模矩矱，一循百年之 旧。十六七岁游京师，亦获交当时耆宿数人，守先辈遗风不替者。中间涉览 诸大师著述，参以所闻见，盖当时“学者社会”之状况，可仿佛一二焉。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 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其自述曰：“所著
《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与友人论 门人书》）又曰：“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 反复寻觅，仅得十余条，??”（同《与人书》十）其成之难而视之重也如 此。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 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 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 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 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夫吾固屡言之矣，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 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 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 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 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 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 骤，而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既已如此，则试思每一步骤 进行中，所需资料几何，精力几何，非用极绵密之札记安能致者？训诂学之 模范的名著，共推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苟一察其 内容，即可知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又不惟专书为然耳， 即在札记本身中，其精到者，亦必先之以初稿之札记，——例如钱大昕发明 古书轻唇音，试读《十驾斋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 记，乃能产出。——故顾氏谓一年仅能得十余条，非虚言也。由此观之，则 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 之，札记之书则夥矣，其最可观者，《日知录》外，则有阎若璩之《潜邱札 记》，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臧琳之《经义杂记》，卢文之《钟山 札记》、《龙城札记》，孙志祖之《读书脞录》，王鸣盛之《蛾术编》，汪 中之《知新记》，洪亮吉之《晓读书斋四录》，赵翼之《陔余丛考》，王念 孙之《读书杂志》，王引之之《经义述闻》，何焯之《义门读书记》，臧庸 之《拜经日记》，梁玉绳之《瞥记》，俞正燮之《癸巳类稿》、《癸巳存稿》， 宋翔风之《过庭录》，陈澧之《东塾读书记》等。其他不可殚举。各家札记， 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原料性质者（对 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胪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 见者），有已成精制品者（意见经反复引证后认为定说者），而原料与粗制 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 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学校为聚集 讲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之。 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
　　
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 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 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 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
　　其为文也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壹归于雅正。语录文体，所不喜也， 而亦不以奇古为尚。顾炎武之论文曰：“孔子言：‘其旨远，其辞文’。又 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今讲学先 生从语录入者，多不善修辞。”又曰：“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今之不能 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 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舍今日恒用之字而 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日知录》十九）清学皆宗 炎武，文亦宗之。其所奉为信条者，一曰不欲，二曰不古，三曰不枝。盖此 种文体于学术上之说明，最为宜矣，然因此与当时所谓“古文家”者每不相 容。美文，清儒所最不擅长也。诸经师中，殆无一人能为诗者。——集中多 皆有诗，然真无足观。——其能为词者，仅一张惠言。能为骈体文者，有孔 广森、汪中、凌廷堪、洪亮吉、孙星衍、董祐诚，其文仍力洗浮艳，如其学 风。
　　
十八


　　兹学盛时，凡名家者，比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 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大抵后辈志学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 恒有先辈延主其家为课子弟。此先辈亦以子弟畜之，当奖诱增益其学；此先 辈家有藏书，足供其研索；所交游率当代学者，常得陪末座以广其闻见，于 是所学渐成矣。官之迁皆以年资，人无干进之心，即干亦无幸获。得第早而 享年永者，则驯跻卿相，否则以词馆郎署老。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塞士 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京官簿书期会至简，惟日夕闭户 亲书卷，得间与同气相过从，则互出所学相质。琉璃厂书贾，渐染风气，大 可人意，每过一肆，可以水日，不啻为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图书馆，——凌延 堪佣于书坊以成学，——学者滋便焉。其有外任学差或疆吏者，辄妙选名流 充幕选，所至则网罗遗逸，汲引后进，而从之游者，既得以稍裕生计，亦自 增其学。其学成名著而厌仕宦者，亦到处有逢迎，或书院山长，或各省府州 县修志，或大族姓修谱，或有力者刻书请鉴定，皆其职业也。凡此皆有相当 之报酬，又有益于学业，故学者常乐就之。吾常言：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 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 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 养出来，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
欧洲文艺复兴，固由时代环境所酝酿，与二三豪俊所浚发，然尚有立乎
其后以翼而辅之者，若罗马教皇尼古拉第五，佛罗棱萨之麦地奇家父子，拿 波里王阿尔芬梭，以及其他意大利自由市府之豪商阀族，皆沾染一时风尚， 为之先后疏附，直接间接提倡奖借者不少，故其业益昌。清学之在全盛期也 亦然。清高宗席祖父之业，承平殷阜，以右文之主自命，开四库馆，修《一 统志》，纂《续三通》、《皇朝三通》，修《会典》，修《通礼》，日不暇 给，其事皆有待于学者。内外大僚承风宏奖者甚众。嘉庆间，毕沅、阮元之 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 也。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 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若黄丕烈、鲍廷博辈 固自能别择雠校，其余则多有力者欲假此自显，聘名流董其事。乃至贩鸦片 起家之伍崇曜，亦有《粤雅堂丛书》之刻，而其书且以精审闻，他可推矣。 夫此类之人，则何与于学问？然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 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吾乃知时代思潮之为物，当运动热度最 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其在中国，则晚明之 心学，盛清之考证，皆其例也。

十九


　　以上诸师所论，皆为全盛期之正统派。此派远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 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而中间乾、嘉、 道百余年间，其气象更掩袭一世，实更无他派足与抗颜行。若强求其一焉， 则固有在此统一的权威之下而常怀反侧者，即所谓“古文家”者是已。
　　宋明理学极敝，然后清学兴。清学既兴，治理学者渐不复能成军。其在 启蒙期，犹为程、朱、陆、王守残垒者，有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 张尔岐、陆陇其、陆世仪诸人，皆尚名节厉实行，粹然纯儒，然皆硁硁自守， 所学遂不克光大。同时有汤斌、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辈，亦治宋学，颇 媕娿投时主好以跻通显。时清学壁垒未立，诸大师著述谈说，往往出入汉宋， 则亦相忘于道术而已。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 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名位略以斌、光地等，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 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 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 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范 从子鼐，欲从学戴震。震固不好为人师，谢之。震之规古文家也曰：“诸君 子之为之也，曰：是道也，非艺也。夫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 恶睹其非艺欤？”（《东原集·与方希原书》）钱大昕亦曰：“方氏所谓古 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法且不知，义更何有？??若方氏乃真 不读书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波澜意度近于古而喜之。??”（《潜研堂集》 三十三《与友人书》）由是诸方诸姚颇不平。鼐屡为文诋汉学破碎，而方东 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遗余力。自是两派始交恶。 其后阳湖恽敬、陆继辂自“桐城”受义法而稍变其体；张惠言、李兆洛皆治 证学，而亦好为文，与恽、陆同气，号“阳湖派”。戴、段派之考证学，虽 披靡一世，然规律太严整，且亦声希味淡，不能悉投众嗜，故诵习两派古文 家者卒不衰，然才力薄，罕能张其军者。咸同间，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 城”，尝为《圣哲画像赞》，至跻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国藩功业既焜燿 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至今犹有挟之以媚权贵欺流俗者。平心论之， “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与抗，亦可谓有 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罪于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 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 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耳。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 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 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 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 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 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
　　在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有一重要人物，曰会稽章学诚。学诚不屑于考 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 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其言“贤智学于 圣人，圣人学于百姓”，“集大成者乃周公而非孔子”（《原道篇》）；言 “六经皆史，而诸子又皆出于六经”（《易教》、《诗教》、《经解》诸篇）；
　　
言“战国以前无著述”（《诗教篇》）；言“古人之言，所以为公，未尝私 据为己有”（《言公篇》）；言“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说林篇》）； 言“后人之学胜于前人，乃后起之智虑所应尔”（《朱陆篇》）；言“学术 与一时风尚不必求适合”（《感遇篇》）；言“文不能彼此相易，不可舍己 之所求以摩古人之形似”（《文理篇》）；言“学贵自成一家，人所能者， 我不必以不能为愧”（《博约篇》）。书中创见类此者不可悉数，实为晚清 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

二十


　　道、咸以后，清学曷为而分裂耶？其原因，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有 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
　　所谓发于本学派自身者何耶？其一，考证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 究范围却甚拘迂。就中成绩最高者，惟训诂一科，然经数大师发明略尽，所 余者不过糟粕。其名物一科，考明堂，考燕寝，考弁服，考车制，原物今既 不存，聚讼终未由决。典章制度一科，言丧服，言禘祫，言封建，言井田， 在古代本世有损益变迁，即群书亦末由折衷通会。夫清学所以能夺明学之度 而与之代兴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实也？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 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甚至言《易》者摈“河图洛书”而代以“卦 气爻辰”，其矫诬正相类。诸如此类者尚多，殊不足以服人。要之清学以提 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其 二，凡一有机体发育至一定限度，则凝滞不复进，因凝滞而腐败，而衰谢， 此物理之恒也。政制之蜕变也亦然，学派之蜕变也亦然，清学之兴，对于明 之“学阀”而行革命也。乃至乾嘉以降，而清学已自成为炙手可热之一“学 阀”。即如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其意气排轧之处固甚多，而切中当时流 弊者抑亦不少，然正统派诸贤，莫之能受，其驺卒之依附末光者，且盛气以 临之。于是思想界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学派自身，既有缺点，而复行以 专制，此破灭之兆矣。其三，清学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既尊古 矣，则有更古焉者，固在所当尊。既善疑矣，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 不可疑之？盖清学经乾嘉全盛以后，恰如欧洲近世史初期，各国内部略奠定， 不能不有如科仑布其人者别求新陆，故在本派中有异军突起，而本派之命运， 遂根本摇动，则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矣。
所谓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何耶？其一，清初“经世致用”之一学派所
以中绝者，固由学风正趋于归纳的研究法，厌其空泛，抑亦因避触时忌，聊 以自藏。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即极，稍 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则最尊严之学阀， 自不得不首当其冲。其二，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 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一时 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凡学术之赓续发展，非比较的承 平时代则不能。咸同间之百学中落，固其宜矣。其三，“鸦片战役”以后， 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 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 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 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 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 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 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此则清学分裂之主要原因也。

二十一


　　清学分裂之导火线，则经学今古文之争也。何谓今古文？初，秦始皇焚 书，六经绝焉。汉兴，诸儒始渐以其学教授，而亦有派别。《易》则有施（雠）、 孟（喜）、梁丘（贺）三家，而同出田何；《书》则有欧阳（生）、大夏侯
（胜）、小夏侯（建）三家，而同出伏胜；《诗》则有齐、鲁、韩三家，《鲁 诗》出申公，《齐诗》出辕固，《韩诗》出韩婴；《春秋》则惟《公羊传》， 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同出胡毋生、董仲舒；《礼》则惟《仪礼》， 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而同出高堂生。此十四家者， 皆汉武帝、宣帝时立于学官，置博士教授，其写本皆用秦汉时通行篆书，谓 之今文。《史记·儒林传》所述经学传授止此，所谓十四博士是也。逮西汉 之末，则有所谓古文经传出焉。《易》则有费氏，谓东莱人费直所传；《书》 则有孔氏，谓孔子裔孔安国发其壁藏所献；《诗》则有毛氏，谓河间献王博 士毛公所传；《春秋》则《左氏传》，谓张苍曾以教授；《礼》则有《逸礼》 三十九篇，谓鲁共王得自孔子坏宅中；又有《周官》，谓河间献王所得。此 诸经传者，皆以科斗文字写，故谓之古文。两汉经师，多不信古文。刘歆屡 求以立学官，不得。歆称书让太常博士，谓其“专己守残，党同妒真”者也。 王莽擅汉，歆挟莽力立之；光武复废之，东京初叶，信者殊稀。至东汉末， 大师服虔、马融、郑玄皆尊习古文，古文学遂大昌。而其时争论焦点，则在
《春秋公羊传》。今文大家何休著《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公羊墨
守》，古文大家郑玄则著《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以驳之。玄 既淹博，遍注群经，其后晋杜预、王肃皆衍其绪，今文学遂衰。此两汉时今 古文哄争之一大公案也。
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
唐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皆杂宗郑、王。今所传《十三经 注疏》者，《易》用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用毛传 郑笺，《周礼》、《仪礼》、《礼记》皆用郑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 注，其余诸经，皆汲晚汉古文家之流。西汉所谓十四博士者，其学说皆亡， 仅存者惟《春秋公羊传》之何（休）注而已。自宋以后，程朱等亦遍注诸经， 而汉唐注疏废。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 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 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 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 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二十二


　　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则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 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今《十 三经注疏》本，《公羊传》虽用何注，而唐徐彦为之疏，于何义一无发明。
《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
《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 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 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 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 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 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段玉裁外 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自珍性詄宕，不检 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俶诡连犿，当时之人弗善也。 而自珍益以此自熹，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岁亦耽佛学， 好谈名理。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 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 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 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夏曾佑赠梁启超诗 云：“璱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庄），孤绪微茫接董生（仲舒）。” 此言“今文学”之渊源最分明。拟诸“正统派”，庄可比顾，龚、刘则阎、 胡也。
“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然因此知汉代经
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时辑 佚之学正极盛，古经说片语只字，搜集不遗余力，于是研究今文遗说者渐多。 冯登府有《三家诗异文疏证》，陈寿祺有《三家诗遗说考》，陈乔枞有《今 文尚书经说考》、《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 氏学疏证》，迮鹤寿有《齐诗翼氏学》，然皆不过言家法同异而已，未及真 伪问题。道光末，魏源著《诗古微》，始大攻《毛传》及《大小序》，谓为 晚出伪作。其言博辩，比于阎氏之《书疏证》，且亦时有新理解。其论《诗》 不为美刺而作，谓：“美刺固《毛诗》一家之例，??作诗者自道其情，情 达而止，??岂有欢愉哀乐，专为无病代呻者耶？”（《诗古微·齐鲁韩毛 异同论》中）此深合“为文艺而作文艺”之旨，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 又论诗乐合一，谓：“古者乐以诗为体，孔子正乐即正诗。”（同《夫子正 乐论》上）皆能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源又著《书古微》，谓不惟东 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即阎氏所攻者）为伪也，东汉马、郑之古文说，亦 非孔安国之旧。同时邵懿辰亦著《礼经通论》，谓《仪礼》十七篇为足本， 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者，出刘歆伪造。而刘逢禄故有《左氏春秋考证》， 谓：此书本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与《晏子春秋》、《吕 氏春秋》同性质，乃记事之书，非解经之书；其解经者，皆刘歆所窜入，《左 氏传》之名，亦歆所伪创。盖自刘书出而《左传》真伪成问题，自魏书出而
《毛诗》真伪成问题，自邵书出而《逸礼》真伪成问题。若《周礼》真伪， 则自宋以来成问题久矣。初时诸家不过各取一书为局部的研究而已，既而寻 其系统，则此诸书者，同为西汉末出现，其传授端绪，俱不可深考，同为刘

歆所主持争立。质言之，则所谓古文诸经传者，皆有连带关系，真则俱真， 伪则俱伪。于是将两汉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则康有为其人也。
　　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 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 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 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自珍、源 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 则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图志》，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论议（未刻）。源有
《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故后之治今文学 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二十三


　　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 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 书，乃尽弃其旧说。平，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 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平受其学，著《四 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 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
有为最初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周礼》、《逸礼》、
《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 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 非汉代之学，故更其名焉。《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 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 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 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 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 微言大义。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 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 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治考证 学，陈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伪经考》之著，二人者多 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 议处乃在小节目。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 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 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 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 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 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 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 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新学伪经考》出甫一年，遭清廷之 忌，毁其板，传习颇稀。其后有崔适者，著《史记探原》、《春秋复始》二 书，皆引申有为之说，益加精密，今文派之后劲也。
有为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其第三部著述，曰《大同书》。
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有为之治《公羊》也，不龂龂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 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 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 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 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 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 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 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 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 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 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

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 此。有为谓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误认欧洲之 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 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孔子改制考》之内容，大略如此， 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可得言焉。
　　一、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 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 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
　　二、语孔子之所以为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 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 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
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
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 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

二十四


　　右两书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所创作，则《大同书》也。初，有 为既从学于朱次琦毕业，退而独居西樵山者两年，专为深沉之思，穷极天人 之故，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 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 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 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谓大同。”此一段者，以今语释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天下??与能）， 国际联合主义存焉（讲信修睦），儿童公育主义存焉（故人不??其子）， 老病保险主义存焉（使老有??有所养），共产主义存焉（货恶??藏诸己）， 劳作神圣主义存焉（力恶??为己）。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 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乃衍其条理为书，略如左：
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
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大同书》之条理略如是。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原，善恶之
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由。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有 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 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有为悬此鹄为人 类进化之极轨，至其当由何道乃能致此？则未尝言。其第一眼目所谓男女同 栖当立期限者，是否适于人性，则亦未甚能自完其说。虽然，有为著此书时， 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 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呜呼！真可谓豪杰之士也已。
　　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 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 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 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 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自发 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 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有为当中日战役后，纠合青年学子数千人上 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
　　
此始。然有为既欲实行其小康主义的政治，不能无所求于人，终莫之能用， 屡遭窜逐。而后辈多不喜其所为，相与诋诃之。有为亦果于自信，而轻视后 辈，益为顽旧之态以相角。今老矣，殆不复与世相闻问，遂使国中有一大思 想家，而国人不蒙其泽，悲夫！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卒乃 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

二十五


　　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启超年十三， 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千秋所以辅益之者良厚。 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 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 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 虚日。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则点读《资治通 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 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 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 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启超益独力自任。启超治《伪 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 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 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 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 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 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 爱”、“非攻”诸论。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 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 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句曰：“??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 头如蚁，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 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 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 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详次节）而启超之学，受夏、 谭影响亦至臣。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
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 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已而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 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 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 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 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 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 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 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 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 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 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 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 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戊戌政变 前，某御史胪举札记批语数十条指斥清室鼓吹民权者具折揭参，卒兴大狱。 嗣同死焉，启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学堂解散。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 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

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 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
《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 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 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 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 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 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二十六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 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 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 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
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 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
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 而驳之，其言曰：
“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 而思想一窒；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 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 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 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 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 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詈以相夺，情状抑何可怜？?? 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生之结果也。??”（壬寅年《新民丛报》）又曰：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 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 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 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所恶 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同 上）
又曰：
“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一、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 已；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 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 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而 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句。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 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二、劝人行此制， 告之曰，吾先哲所尝行也；劝人治此学，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其势较易入，固也。然频以此相 诏，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 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文明。??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 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诚爱桃李也，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有名实者。”（乙卯年
《国风报》）
　　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题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 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 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 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 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 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 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 遂分。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 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 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 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 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 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 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未，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 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 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 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 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 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 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 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 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 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 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 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 “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 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 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 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 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 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 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 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
　　
二十七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 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之语， 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 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尝自裒其少作诗文刻之，题曰《东海褰冥 氏三十以前旧学》，示此后不复事此矣。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有《仁 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中多讥切清廷，假台人抒愤也。书成， 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于世。《仁 学自叙》曰：
“吾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 罗，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然既可冲决， 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
　　《仁学》内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论，遂启近 代科学。嗣同之“冲决罗网”，正其义也。《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 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此 计划，吾不敢谓终无成立之望，然以现在全世界学术进步之大势观之，则以 为期尚早，况在嗣同当时之中国耶？嗣同幼治算学，颇深造，亦尝尽读所谓 “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知识，尽量应用。又治佛教之“唯 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家“太 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 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 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尝曰：“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
（《仁学》卷上）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 媚大盗。”（《仁学》卷下）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 而嗣同尤为悍勇，其《仁学》所谓冲决罗网者，全书皆是也，不可悉举，姑 举数条为例。
嗣同明目张胆以诋名教，其言曰：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 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则共名也，君 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 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不能以此反之，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 尚。??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
　　嗣同对于善恶，有特别见解，谓“天地间无所谓恶，恶者名耳，非实也”， 谓“俗儒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恶 由名起”说，乃有极诡僻之论，曰：
“恶莫大淫杀。??男女构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习谓为 恶。向使生民之始，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诸朝庙，行诸都市，行诸稠人广众，如中国之 长揖拜跪，西国之抱腰接吻，则孰知为恶者？戕害生命名杀，此杀名也。然杀为恶，则凡杀皆当为恶。 人不当杀，则凡虎狼牛马鸡豚，又何当杀者，何以不并名恶也？或曰，‘人与人同类耳’。然则虎狼 于人不同类也，虎狼杀人，则名虎狼为恶；人杀虎狼，何以不名人为恶也？??”
此等论调，近于诡辩矣，然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正可察见。

　　《仁学》下篇，多政治谈。其篇首论国家起原及民治主义（文不具引）， 实当时谭、梁一派之根本信条，以殉教的精神力图传播者也。由今观之，其 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 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 曰：
“天下为君主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清之罪，浮于前此君主者乎？其土 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则俗则毳欲也。逞其凶残淫杀，攫取中原子女玉帛，?? 犹以为未餍。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其心思，挫其气节。??方命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 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
　　又曰：“吾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 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暗杀），亦 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此等言论，著诸竹帛，距后此“同盟会”、“光 复会”等之起，盖十五六年矣。
　　《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其言曰：“春秋大一统之义，天 地间不当有国也。”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 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 篇中此类之论，不一而足，皆当时今文学派所日倡道者。其后梁启超居东， 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
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彗星。

二十八


　　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 炳麟。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 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炳麟本一条理缜密之人， 及其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 綦大。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识》有所入。既亡命日本， 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 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 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 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 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 国土。其《菿汉微言》，深造语极多。其余《国故论衡》、《检论》、《文 录》诸篇，纯驳互见，尝自述治学进化之迹曰：
“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学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 旧义耳。??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义解渐深，卒未窥其究竟。及囚 系上海，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 易于契机。??
“??讲说许书，一旦解寤，旳然见语言文字本原，于是初为《文始》。??由是所见与笺疏 琐碎者殊矣。??
“为诸生说《庄子》，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 相会。??
“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 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菿汉微言》卷末）
　　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盖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 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虽然，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 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 免过当。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
　　
二十九


　　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 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 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 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 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 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 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 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 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甲午 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 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 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 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 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 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 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
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 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 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 不甘之，朵赜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 卫生良品足以为代。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
《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
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 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亦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颇 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 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
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 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 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 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
　　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原，曰不以学问为 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 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 过时则抛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论。其高秀者，则亦以“致用”为信条， 谓必出所学举而措之，乃为无负。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 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 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俗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 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
　　
宣之交，只能谓为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亦未敢轻许也。

三十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 亦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至乾 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辨难（《东原集》）。 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即绍升）， 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 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 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 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 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 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 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 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 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经典流通既广，求习较易，故研究者日众。就中亦分两派，则哲学的研 究，与宗教的信仰也。西洋哲学既输入，则对于印度哲学，自然引起连带的 兴味。而我国人历史上与此系之哲学因缘极深，研究自较易，且亦对于全世 界文化应负此种天职，有志者颇思自任焉。然其人极稀，其事业尚无可称述。 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 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佛教本非厌 也，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
焉。
　　学佛既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焉。往往有夙昔稔恶或 今方在热中奔竞中者，而亦自托于学佛，今日听经打坐，明日黩货陷人。净 宗他力横超之教，本有“带业往生”一义。稔恶之辈，断章取义，日日勇于 为恶，恃一声“阿弥陀佛”，谓可湔拔无余，直等于“罗马旧教”极敝时， 忏罪与犯罪，并行不悖。又中国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种种 邪魔外道惑世诬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乩坛盈城，图谶累牍。佛弟子曾不知 其为佛法所诃，为之推波助澜，甚至以二十年前新学之巨子，犹津津乐道之。 率此不变，则佛学将为思想界一大障，虽以吾辈夙尊佛法之人，亦结舌不敢 复道矣。
蒋方震曰：“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其一，希腊思想复活，
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复活，则‘宗教改革’也。我国今后 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 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自序）吾深韪其言。 中国之有佛教，虽深恶之者终不能遏绝之，其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 无可疑也。其益社会耶？害社会耶？则视新佛教徒能否出现而已。
　　更有当附论者，曰基督教。基督教本与吾国民性不近，故其影响其微。 其最初传来者，则旧教之“耶稣会”一派也。明士大夫徐光启辈，一时信奉， 入清转衰，重以教案屡起，益滋人厌。新教初来，亦受其影响。其后国人渐 相安，而教力在欧洲已日杀矣。各派教会在国内事业颇多，尤注意教育，然 皆竺旧，乏精神。对于数次新思想之运动，毫未参加，而间接反有阻力焉。 基督教之在清代，可谓无咎无誉，今后不改此度，则亦归于淘汰而已。
　　
三十一


　　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甚多。其最相异之一点，则美 术文学不发达也。清之美术（画），虽不能谓甚劣于前代，然绝未尝向新方 面有所发展，今不深论。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 曼，王士祯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 赵（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诗， 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嘉道间，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 薄。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 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 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以言夫词，清代固有作者，驾元明而上，若纳兰性 德、郭麐、张惠言、项鸿祚、谭献、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皆名其家， 然词固所共指为小道者也。以言夫曲，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 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以言夫小说，《红楼梦》 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以言夫散文，经师家朴实说理，毫不带文学臭味； 桐城派则以文为“司空城旦”矣。其初期魏禧、王源较可观，末期则魏源、 曾国藩、康有为。清人颇自夸其骈文，其实极工者仅一汪中，次则龚自珍、 谭嗣同。其最著名之胡天游、邵齐焘、洪亮吉辈，已堆垛柔曼无生气，余子 更不足道。要而论之，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文艺美 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此吾所敢昌言也。
清代何故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异其方向耶？所谓“文艺复兴”者，一
言以蔽之，曰返于希腊。希腊文明，本以美术为根干，无美术则无希腊，盖 南方岛国景物妍丽而多变化之民所特产也。而意大利之位置，亦适与相类。 希腊主要美术在雕刻，而其实物多传于后。故维那神像（雕刻裸体女神）之 发掘，为文艺复兴最初之动机，研究学问上古典，则其后起耳。故其方向特 趋重于美术，宜也。我国文明，发源于北部大平原。平原雄伟广荡而少变化， 不宜于发育美术。所谓复古者，使古代平原文明之精神复活，其美术的要素 极贫乏，则亦宜也。
然则曷为并文学亦不发达耶？欧洲文字衍声，故古今之差变剧；中国文
字衍形，故古今之差变微。文艺复兴时之欧人，虽竞相与研究希腊，或径以 希腊文作诗歌及其他著述，要之欲使希腊学普及，必须将希腊语译为拉丁或 当时各国通行语，否则人不能读。因此，而所谓新文体（国语新文学）者， 自然发生，如六朝隋唐译佛经，产生一种新文体，今代译西籍，亦产出一种 新文体，相因之势然也。我国不然，字体变迁不剧，研究古籍，无待迻译。 夫《论语》、《孟子》，稍通文义之人尽能读也，其不能读《论语》、《孟 子》者，则并《水浒》、《红楼》亦不能读也，故治古学者无须变其文与语。 既不变其文与语，故学问之实质虽变化，而传述此学问之文体语体无变化， 此清代文无特色之主要原因也。重以当时诸大师方以崇实黜华相标榜，顾炎 武曰：“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日知录》二十）所谓“纯文艺” 之文，极所轻蔑。高才之士，皆集于“科学的考证”之一途。其向文艺方面 讨生活者，皆第二派以下人物，此所以不能张其军也。

三十二


　　问曰：吾子屡言清代研究学术，饶有科学精神，何故自然科学，于此时 代并不发达耶？答曰：是亦有故。文化之所以进展，恒由后人承袭前人知识 之遗产，继长增高。凡袭有遗产之国民，必先将其遗产整理一番，再图向上， 此乃一定步骤。欧洲文艺复兴之价值，即在此。故当其时，科学亦并未发达 也，不过引其机以待将来。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 加整理，且亦确已能整理其一部分。凡一国民在一时期内，只能集中精力以 完成一事业，且必须如此，然后事业可以确实成就。清人集精力于此一点， 其贡献于我文化者已不少，实不能更责以其他。且其趋势，亦确向切近的方 面进行，例如言古音者，初惟求诸《诗经》、《易经》之韵，进而考历代之 变迁，更进而考古今各地方音，遂达于人类发音官能构造之研究，此即由博 古的考证引起自然科学的考证之明验也。故清儒所遵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 之先驱，其未能一蹴即几者，时代使然耳。
　　复次，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 料比较丰富。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 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科学上 之发明，亦何代无之？然皆带秘密的性质，故终不能光大，或不旋踵而绝， 即如医学上证治与药剂，其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凡发明之业，往往出 于偶然。发明者或并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以其发明之结果 公之于世，多数人用各种方法向各种方面研究之，然后偶然之事实，变为必 然之法则。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开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 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业也。夫在清代则安能如是，此又科学不能发 生之一原因也。
然而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
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而亦可以成就 也。清学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 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其晚出别派（今文学家）能为大胆的怀疑解放， 斯亦创作之先驱也。此清学之所为有价值也欤？

三十三


　　读吾书者，若认其所采材料尚正确，所批评亦不甚纰缪，则其应起之感 想，有数种如下：
　　其一，可见我国民确富有“学问的本能”。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 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 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
　　其二，对于先辈之“学者的人格”，可以生一种观感。所谓“学者的人 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 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
　　其三，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 归著于此点。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 经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贡献。必如是始能谓之增加遗产，对于本国之遗产当 有然，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有然。
　　其四，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 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 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 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吾著此书之宗旨，大略如是。而吾对于我国学术界之前途，实抱非常乐 观。盖吾稽诸历史，证诸时势，按诸我国民性，而信其于最近之将来，必能 演出数种潮流，各为充量之发展。吾今试为预言于此，吾祝吾观察之不谬，
而希望之不虚也。
　　一、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 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我国对于“形” 的科学（数理的），渊源本远，根柢本厚；对于“质”的科学（物理的）， 因机缘未熟，暂不发展。今后欧美科学，日日输入，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 粹之科学的头脑，凭借此等丰富之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 一等之科学国民。
二、佛教哲学，本为我先民最为珍贵之一遗产，特因发达太过，末流滋
弊，故清代学者，对于彼而生剧烈之反动。及清学发达太过，末流亦敝，则 还元的反动又起焉。适值全世界学风，亦同有此等倾向。物质文明烂熟，而 “精神上之饥饿”益不胜其苦痛。佛教哲学，盖应于此时代要求之一良药也。 我国民性，对于此种学问，本有特长，前此所以能发达者在此，今后此特性 必将复活。虽然，隋唐之佛教，非复印度之佛教，而今后复活之佛教亦必非 复隋唐之佛教。质言之，则“佛教上之宗教改革”而已。
　　三、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道 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有 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 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 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二千年来生计社会之组织，亦蒙此种 理想之赐，颇称均平健实。今此问题为全世界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 头脑，皆为所恼。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 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 最大之任务。
　　
　　四、我国文学美术根柢极深厚，气象皆雄伟，特以其为“平原文明”所 产育，故变化较少。然其中徐徐进化之迹，历然可寻，且每与外来之宗派接 触，恒能吸受以自广。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诸此方面，故一时若甚衰 落，然反动之征已见。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收入，我国民于最近 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 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
　　五、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 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 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 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
　　以吾所观察所希望，则与清代兴之新时代，最少当有上列之五大潮流， 在我学术界中，各为猛烈之运动，而并占重要之位置。若今日者，正其启蒙 期矣。吾更愿陈余义以自厉，且厉国人。
　　一、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 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诮“只教成半个学者”（《广阳杂记》卷五）， 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
　　二、善言政者，必曰“分地自治，分业自治”，学问亦然，当分业发展， 分地发展。分业发展之义易明，不赘述。所谓分地发展者，吾以为我国幅员， 广埒全欧，气候兼三带，各省或在平原，或在海滨，或在山谷。三者之民， 各有其特性，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我国将来政治上各省自治基础 确立后，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科学， 某省人最宜于文学美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量之发展。必如是，然后能为 本国文化、世界文化作充量之贡献。
三、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
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辨难，然一面 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
吾著此篇竟，吾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
横于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