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托伦斯:《关于财富的生产》,第 1 章。
① 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66—72 页。
出的反对意见。有些人把价值这个词看成是成本的同义词,有些人则认为这 个词包括一切有用的事物,这些人当然要反对将这个词纳入财富的定义;如 果在这样两个意义下使用价值这个词,对财富的这一定义我们也要表示反 对。但是还有些在通俗意义下使用价值这个词的作家也表示反对,认为按照 我们所采用的定义,同一事物,对这个人说来是财富,对另一人说来将不是 财富。这一后果是很明显的;并且,同样明显的是,即使就同一个人说来, 同一种技能,在某种情况下是财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不是财富。精通英国 法律在英国是可以获得丰富收入的,精通法国法律在法国也是这样;可是, 如果一个英国律师,除了英国法律方面的知识外别无他长而迁居到法国,或 者是一个法国律师在同样情况下迁居到英国,他就会立即从优裕的生活陷入 贫困。善于讲长篇故事,在亚洲可以博取厚利,在欧洲就一无出息;按照我 们的用语说来,这一技能在波斯是财富,在英国却不是财富。一个女演员, 如果她所信奉的教派,其教义与剧情不相容,她的歌喉和演奏才能就不能换 取收入,在晚会中就无法献技;因此我们就得说,她的才能这时已不是她财 富的一个部分。我们很难想象,对财富作出这一区别在语言上有什么妨碍。 正相反,我们觉得这在语言使用上是极其恰当的。
还有,托伦斯上校假设了一个孤立的家族或国家,在那里各人所消费的 是他自己所生产的,或者是,在那里的一切财货是共有的,然后根据归谬法 断言,在这类情况下,虽然也许存有大量商品,但是没有交换,因此就没有 按照我们使用的词义说来的财富。回答是,就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说,这就不 存在财富;因为在这样的事态下——假定这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就无法 应用。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农业、工艺或有助于商品(这在我们是交换的 对象)的生产的任何其他技术也许是可以研究的,可是政治经济学却不复存 在。还可以附带提到,如果把有价值的事物看作财富这一通常习惯,就人性 实际所表现的一切形态说来是方便的,那么在我们没有经验的一种社会状态 下,即使这一通常习惯是不方便的,我们也不必反对。
政治经济学四个基本命题概述
前已指出,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一般事实,可以概括成出于观测或出于 意识的结果的几个基本命题。当时所暗指的几个命题如次:
1.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
2. 限制世界上的人口或限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数的,只是精神 上或物质上的缺陷,或者是各阶级中各个人对于在养成的习惯下所要求 的那类财富可能不足以适应其要求的顾虑。
3.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的其他手段的力量,借助于将由此所生产 的产品作为继续生产的工具,可以无定限地增加。
4.假使农业技术不变,在某一地区以内的土地上所使用的增益劳 动,一般会产生比例递减的报酬,也就是说,尽管在土地上增加劳动, 虽然总的报酬有所增加,但报酬不能随着劳动成比例地增加。
这几个命题内,第一个是意识的问题,其余三个是观测的问题。第一和 第二个命题,除与财富这个词有关者外,很少使用到政治经济学中特有的抽 象观念,可以不必多求助于经济学中的特有用语来加以阐述,因此可以立即 进行讨论,第三和第四个命题则可以放在后面讨论。但是,第三和第四两个 命题的内容几乎是可以不言而喻的,因此尽可大胆假定其论点的正确。只要 想一想一个赤手空拳的人的力量和资本加机器的巨大力量这两者之间的差 异,对前一命题就不会有所怀疑。要肯定后一命题,只须作这样的设想,假 使这个论点是错误的,那么,除了最优等土地之外,别的土地就不会有人耕 种;因为,如果在一块田地上投入任何量的劳动而能取得报酬的等比例增加, 则这一块田地的产物也许就足以供应英国全部人口。
第一个基本命题——对财富的共同欲求
我们说,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可是切不可 认为我们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或任何人所想望的都是一切事物的无限数量,更 不是说财富确实是或应当是人类欲求的主要目标,虽然它是人类所希求的普 通目标。我们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会威到他的全部欲望已经获得充分满足, 每个人总有些未经满足的欲望,觉得再多得些财富,才可以使他满意。备人 的欲望性质不同,迫切的程度不同,正和各人个性不同的情形一样。有些人 求的是权势,有些人求的是荣誉,还有些人则求的是闲暇;有的需要身体上 的享受,有的则追求精神上的愉快;有些人急于为公众谋重大利益,还有少 数人——也许没有这种人——假使可以如他们的愿望,就不会让他们相熟的 人或朋友得到好处。金钱似乎是共同期求的唯一目标;这是因为金钱是抽象 的财富。一个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随其所好地满足他的种种奢望或虚荣, 就可以使他游情度日,就可以发挥他急公好义的精神,或施行他私人间的恩 惠,就可以千方百计地求得肉体上的快乐,避免肉体的劳苦,就可以用更大 代价求得精神上的愉快。任何人从事干这些方面的追求时,可以耗尽在他个 人所得范围以内数量不论怎样大的资产。上述种种,人人都不免要沾染上其 中的若干种,许多人或者样样都不能免,这就使得他们对财富的欲求必然永 远不能满足;虽然手里的钱财如何使用,各人所采取的方式是千差万别的。 于追求财富时所遭遇的牺牲,不论就量或质的方面说,在各个人之间,
或者甚至在同一个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差别。同样牺牲,而各人作出牺牲 时的严重程度不同;有些人不愿意放弃安逸或自修的空闲时间,有些人不愿 意放弃新鲜空气和乡村生活,有些人则不愿意放弃娱乐和交际;不但如此, 以对财富的绝对欲求为一方,以追求财富时克服困难的绝对意志为另一方, 两者的坚决程度也因人而异。这些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个人与民族的性格的某 些主要特征。经验证明,而且实际上也可以演绎地推定,凡是在财产最有保 障、社会地位升迁的途径最为公开的那些国家,就可以看到,人们会愿意作 出最艰巨的、持续得最长久的牺牲。荷兰与英国的居民,和其制度系导源于 英国的那些国家的居民,以及迄今为止最高度地享有这些利益的国家,直到 现在,对富裕的追求热情最高,成就也最大。但是,即使是墨西哥的印第安 人,虽然由于习性懒散,使他们甘受贫困——这在一个英国人看来,将感到 生活是个负累——他们也未尝不愿意在无须吃菩耐劳的情况下发财致富。
这里得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对这类彰明较著的事实不厌其详地谈了这 许多。首先是由于,我们虽然不能肯定这第一个命题是否有人认为有详述的 必要,但这个命题几乎是一切经济学推论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假设。这是工资 理论和利润理论——一般说来也是交换理论的基础。总之,这一命题在政治 经济学中的地位,就和万有引力在物理学或“全或无定律”(dictum de omtli et nullo)在论理学中的地位一样;离开了这一基本事实,推理就 无法进行,差不多一切其他命题只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注解。当我们试图表 述作为这门科学的依据的一些迹象时,似乎不应当略去这类迹象的基础;虽 然于说明看来没有人会怀疑的一些事实时,显得不免要费去读者一点时间。 但是还有个理由:这个命题表面上是显豁呈露的,暗中却未尝不受到怀 疑。有一种理论相当流行,并且受到大名家的支持,却与这个命题完全对立
——这里我们指的是关于生产过剩或普遍的供给过剩的理论。
所谓供给过剩,指的是某种商品的生产丰富,产量或者是绝对地超过了 它的预期消费者的欲求,或者是超过了消费者所能够或愿意提供交换的数量
——他们所提供的相等物不足以诱使生产者继续经营。书籍也许是最容易发
生过剩的一种商品。如果将印数过于压低,即刷费和广告费就会大大提高, 而作者对于其作品的可能需求的估计又很少会偏低,因此简直没有任何版本 是少于二百五十部的,也难得有少于五百部的。但是,按照我们所看到的统 计,即本按原定价格全数出清的,在二百个例子里也找不到一个。通常的情 况是,第一年销去五十部到一百部,第二年销去三十部或四十部,到了两年 之后,便被人置之脑后,未销出的部分只好付之书商间的定期拍卖。这时, 这部书能够得到的最好的遭遇是,在这个时机被购入以后重新向公众出售; 但大多数被认为是不值得当作一本书来买,而是当作废纸处理。这些书在书 铺里销不出去,它们的出路是,当作废纸被卖到市场, 用来包装香料、胡椒 和零星的这样那样。
我们选择了书籍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造成过剩的不是对买主资力估计的 错误,而是对买主意愿估计的错误。当开辟了一个新市场时,往往会由于两 个方面的误估而发生过剩。大家一定还记得,当我们与巴西和南美各国初次 通商时,我们将溜冰鞋、火炉用具和暖床设备运到那些热带地区。直到我们 已经知道了那一带的实际贫困情况,我们还是不断地运去种种货物,塞满了 那里的仓库,这些货物的确适合其地居民的需要,但远远不是他们的财力所 及。很明显,这类估计错误的情况必然会时常发生;足以使我们惊奇的也许
倒不是在于这类情况发生的频繁,而是在于这类情况的时常得以避免。但是, 所以会发生这类情况,显然只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之一:不是由于过剩的 那类财富原来是为某些人准备的,而这些人并不需要,就是由于这些人并不 具备足以适应上述财富生产者的欲求的其他财富,以便提供交换。由上述原 因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所造成的局部过剩,是商业中极其寻常的现象。但是, 与我们的理论对立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有可能的不仅是局部过剩,而 且是普遍过剩,认为会有可能同时存在一般的服务和商品的过剩,就是说, 一切的东西部太多了;这不但在关于商业的话题中时常听到,甚至有些名作 家也这样说。在普遍过剩这一假设下,一切财物就不仅是丰富,而且是过于 丰富,这时相等物的绝对缺乏就不再能成为戊因之一。很难设想,会发生这 样普通的商业上的矛盾状态,以致在多数情况下,正常的卖方与正常的买方 不能会合。很难设想,A 存有 B 的所需,B 也存有 A 的所需,而在多数情况下,
A 与 B 之间不设法互相进行交换,却会各自将其商品向 Y 和 Z 提供,而 Y 与
Z 也有其相互间的需要和供给,他们既无意干向 A 或 B 有所购买,却也会找 不到互相交换的手段。如果认为商人之间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盲昧状态以致造 成普遍过剩这一假设未免不近情理,那么此外足以作为存在普遍过剩的唯一 假设的只是欲求的普遍满足——一切所希求的那些物品都已有了充分供应, 因此彼此之间的多余物品再也找不到任何市场。这个论点跟我们所提出的每 个人都希望取得更多财富的命题是对立的。
第二个基本命题——人口受到限制的原因
上面已经说明我们使用财富这个词的意义,并且指出——说得恰当些是 向读者提醒——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是人们的共同愿望;现在 耍讨论的是政治经济学四个基本命题中的第二个,即,限制世界上的人口或 限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数的只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或者是各阶级 中各个人在养成的习惯下所要求的那类财富可能不足以适应其要求的顾虑。 现在一般都不否认——下达这一点还有指出的必要,这倒是要使人惊奇 的——任何种动物或植物,不论是通过生殖或结子,凡是能够增长的,必然 能够不断地日益增长,数目上的每一次增加,都能成为更进一步增加的源泉; 换句话说,只要有增长的能力,这种增长必然不是单纯的增加,而是越来越 大的增加,或者用一般的简明的提法来说,必然不是按算术比本增加,而是 按几何比率增加。任何种动物或植物,凡是能够增长的,其增长率必然取决 于其平均繁殖力,或构成各该种的个体的平均生存期。我们晓得,小麦是一 年生植物,其平均繁殖力大致为一对六;根据这个假设,单是一亩地的产物, 经过十四年就可以铺满全球。至于人类能够增长的速度,业经通过观察确定, 就一个相当长的观测期间说,在气候温和的广泛地区内,每二十五年增加一
倍。
在同样气候下,人类的生殖力必然相同。这里所以提到气候,因为在热 带气候下有时会看到,由于青春期的提早,如果不如节制——事实上大概是 有所节制的——不及时停止生育,就会使生殖力提高。上述温带地区的增长 率,在美国已经完全实现,这就其地居民的寿命说来并不足异。因此可以推 定,就组成人类的各个人的平均生殖力和平均寿命说来,人数每二十五年可 以增加一倍。按照这个速度,每个国家的人口,每经五个世纪,将比原数增
加一百万倍以上。按照这个速度,经过五百年,英国的人口将超过十五万亿; 这样多的人,在这个国家将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增长力。问 题是,靠了什么样的约束,才使人口的扩张受到抑制的?全世界的人口,现 在的并不是五百年前的一百万倍,事实上,在这段时期人口增加大概还不到 一倍,肯定不到三倍。这是怎么回事呢?
马尔萨斯先生把人口增长的制约分为防止性和积极性两类。前者的作用 是限制生殖,后者的作用是缩短寿命。前者足以降低出生率,后者则足以提 高死亡率。生殖和寿命是应加考虑的仅有的两个因素,因此很明显,他作出 的分类是彻底的。防止性的制约因素是乱交和不结婚,积极性的制约因素是 物质上的欠缺。前者是精神上的缺陷;后者除极少数例外——这些例外既那 样地少见,对结果实际上不会发生影响——是由于对我们列入财富项下的某 些事物可能发生欠缺的顾虑。因此,防止性制约和积极性制约的内容,不外 是慎重的态度、精神上的缺陷和物质上的缺陷。试先研究一下积极性制约。 我们已经看到,这类制约所包括的是,不论在什么方式下,足以缩短人 类生存期间的一切成因——例如有碍健康的职业、艰苦的工作、常年受雨淋 日炙、衣食不周或过于菲薄、儿童营养不足、种种方面的纵欲过度,以及出 于自然原因的或是在大城市中的空气污浊、战争、杀婴、瘟疫、饥荒等等。 共中有些是出于自然规律,有些是出于人们的罪行和愚昧,但都可以把它们 直接看成物质上的缺陷,虽然有许多在不同程度的间接关系上是精神上的缺
陷的结果。
物质上的缺陷发挥作用时,其决定性的和不可抗的形态是生活必需品不 足——由于艰苦或饥饿而造成死亡。这几乎是无理性动物的增殖的唯一制 约。至于人类,随着生活状况的降低,会越来越屈从于这一制约的势力。在 最低级的野蛮状态下,这是主要的和显而易见的制约力量。在高度文明社会 中,这一力量几乎是难以觉察的;但这只是由于另一替代力量在发挥作用。 前已指出,这是一个通则,在某一地区范围以内的土地上,耕种时尽管 增加劳动,所得的却是比例递减的报酬。另一方面,就人类的生殖力和寿命 来说,在某一地区的人口,却至少每二十五年可以增加一倍。这就很明显, 粮食生产可以增加的速度和人口不加制约时可以增加的速度全然不同。按期 生产的粮食数量每作一次增加,一般就会使进一步的按期增加更加困难。另 一方面,现有人口的每一次增加,却扩大了进一步增加的手段。如果不论是 缺陷或对缺陷的顾虑都不足以制约英国的人口,则其人口在一个世纪内将增 加到二亿。假定我们生产或输入二亿人口的生活资料是做得到的,那么,在 一百二十五年以后养活四亿人口,或者是在一百五十年以后养活八亿人口, 这难道也是做得到的吗?但是很明显,如果不加制约,则远在一个世纪过去 之前,远在二亿那个数目到达之前,无论我们的制度怎样优良,气候怎样适 宜,无论我们怎样刻苦耐劳,也无法防止我们的生活资料越来越感到缺乏, 从而使我们的进展受到阻碍。即使一切共他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约束力量都 可以摆脱,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放荡的生活,即使我们在居住、工作和习惯 各方面都是有利于健康的,并且也不会由于对贫困或失业的顾虑以致使婚姻 推迟或受到阻碍——即使是这样,但是饥荒作为一个最后手段,不久必然会
发挥其特有威力,使我们人口的增殖受到抑制。 但是,我们虽然可以肯定,不存在一切其他制约力量时,饥荒这一不可
抗拒的力量必然会压倒一切,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事态从来没有
发生,将来也决不会发生。 第一点,足以减速人口增殖的一切其他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缺陷的不存在
这一事实表明,这时人类所享有的不仅是高度文化,而且是高于所已经享有 的文化。不可能设想,象这样一个社会会缺乏充分的明智,从而预见到人口 增长过速的弊病,会不具有充分的慎重态度,从而防止这种弊病。在这样情 况下,防止性制约就会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甚至无须接近于任何积极性制 约。
第二点,象饥荒这样激动人的、这样残酷的一种积极性制约,一旦发生 风后而不带来共他种种的祸害是不可能的。疫病是它必然的伴随物,凶杀和 战争是它的继起者。成群的人,眼看着自己朝不保暮,他们周围的妻子、儿 女和父母在挨饿,决不会乖乖地躺倒等死。如果存在着贫富不均状态,饥荒 一般就会引起剧烈的内战——穷人暴动起来反抗富人。在未开化民族中,这 就会引起大规模的敌意的迁徒,整个民族会不顾一切地越过邻国边界,结果 为了要夺取更广大和更肥沃的土地,或者是自趋灭亡,或者是消灭土地上原 来的占有人,或者是把他们赶走,使他们也成为侵略者。
实际上,一切积极性制约,由于彼此之间的反应,都有互相启发、互相 加剧的倾向;某一制约力量所直接引起的破坏,一般也许是一种或多种其他 制约力量所间接促成。在半开化民族中,范围最广、消耗最大的积极性制约 是掠夺性战争。容易招致这种攻击的地区,不免要遭受其他种种的灾害。单 是对受到侵害的恐惧,一般就足以促使大量人口不得不侷促在拥挤的、因此 也是不利于健康的城市,耕种也就不得不在和这些城市贴近的土地上进行, 由此即使不完全破坏商业,也必然要损害商业到那样程度,使它不能成为获 得生活资料的一个手段;一旦侵略当真来到,就往往会使受到侵略的社会全 部被毁灭。非洲和亚洲中部人口比较稀少,造成这一情况的就是这种制约力 量。
布鲁斯(Bruce)从阿比西尼亚到塞纳尔(SenTlaar)的旅途中,穿过曾
经遭到达文纳阿拉伯人(theDaveina Aiabs)袭击的阿特巴拉(Atbara)地 区。但见整个地区是一片荒凉。他在一个村庄加利加拉(Garigara)过了一 夜,这里的庄稼在一年前被毁坏。居民全部都饿死了,他们的遗骸浚有掩埋, 散布在这个村庄原来的所在地。旅客们就在白骨累累中架起帐篷;他们竟找 不到一块没有尸体的干净土地。他的下一个落脚处是提蒂(Teawa)。他说, “这里只是在静静地候着,直到那些阿拉伯人决意向它进攻,到了那个时候, 它的大片麦田就会被千军万马在一夜之间焚成焦土,遗留下来的只是狼藉遍 地的当地居民的尸骸,跟悲惨的加利加拉村的情形一样。”
在未开化或半开化民族中,就对其人口的各种积极性制约而论,其中重 要程度次于战争的是饥荒。如果一个民族在给养上所依靠的主要是最容易取 得的那类生活资料——上述一些民族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单是季节的变 化,就已经会不时地形成致命的打击。如果社会组织得比较健全,这类变化 带来的灾害就可以减轻;所以会这样,部分是由于富裕阶级的积有余粮,部 分是通过输入的调剂,主要则有赖于用代价较低的食品代替。但是就一个未 开化的、因此也就是贫困的、对外没有商业关系的民族说来,这却是最可怕 的全国性灾害。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类国家的史乘,总是把饥荒看作国内头 等重大事件之一,记录得特别详细。这些国家似乎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往复 摆动;一端是当人口增长到粮食供应的极限时不得不忍受的困乏,另一端是
通过战争、瘟疫或饥荒使人口减少时残存者得以享有的丰盈。此外的一些积 极性制约,如杀婴和有害健康的气候、习惯或环境,与其说是会实际减少人 口或实际防止人口增加,不如说是足以助长早婚。有人认为杀婴反而有利于 人口的增加,因为由此对结婚就无须审慎考虑;另一方面,杀婴这一措施在 想象中似乎轻而易举,然而出于作父母的天性,临时往往畏缩。有些地区绝 对有窖健康,完全没有固定居民,只有一些异乡人暂时驻足,因此其人数须 不断补充。例如,意大利的某些最不合卫生的地区,情况就是这样。一些大 工业的城市,即使其地的气候极其适宜,情况也属于这一类;除非在清洁卫 生和空气流通方面格外注意并给以高明的技术处理。在新拓殖地域,如美洲 的边远地区,土地辽阔,生活资料在不断增加,这就使任何防止性制约都没 有必要,这时任何足风缩短寿命的原因就必然要妨碍到人口的增长。但是除 这类例外,有害健康这一现象,与其说是足以减少实际居民人数,不如说是 足以加速先后各代的相继死亡。瑞士有几处最合卫生条件的地区,其一年的 死亡率每四十八个内还不到一个。荷兰有许多低湿地区,其死亡率为二十三 对一强。但不可由此就轻率地认为前者人口的密度高于后者,或认为前者人 口增植的速度高于后者。实际上情形适得其反。在上述瑞士的那些地区,其 出生也同死亡一样的稀少,因此其地的人口不多而稳定。在荷兰的那些地区 则出生略多于死亡,因此其地的人口既稠密而且在增长中。很明显,在既定 的一年出生对总人口的比例下,人口的增殖率必然取决于一年死亡对总人口 的比例,在既定的一年死亡对总人口的比例下,人口的增殖率必然取决于一 年出生对总人口的比例;简短些说,人口增长的速度,在既定的平均寿命下 必然取决于生殖力,在既定的生殖力下必然取决于平均寿命。如果两者都是 已知的,就可据以计算增长率;如果只知其一,就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如 果一年的出生要占到现有人数一个很大的部分,就可以由此推断,不是人口 增长得非常迅速,就是积极性制约在起着有力的作用。否则,如果死亡率很 低,就可以由此推断,不是人口在迅速增长,就是防止性制约在起着有力的 作用。英国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长,但是防止性制约的力量比在美国的要 大得多,结果美国人口的增长率比英国大约要高出一倍。再说,上述瑞士乡 村中的平均寿命与英国的相同;但是在英国的防止性制约,与美国对照时固 然显得非常有力,与瑞士某些地区对照时却软弱得多,结果一年的死亡率彼 此相同,而瑞士的人口是稳定的,英国的人口却在迅速增长。
但是,一个国家内人民的平均寿命,尽管不足以作为其人口是稳定还是
在增长中的一个确证,却是其人民生活是否繁荣的比较最可靠的证验,比立 法者以前所依据的出生人数要可靠得多。不论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都 不免具有足以直接或间接缩短寿命的倾向,但是其中有许多却具有足以提高 生殖力的直接倾向。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特别长,超过任何其他人口同样稠密 的地区的这一平均率,这是我们在气候、制度和习惯方面的一般优越的一个 确证。
现在要进而讨论的是对人口增长的防止性制约。前已指出,这类制约因 素是乱交和不结婚。
前一点似乎没有多大的重要意义,无须详细讨论。据说这对某些南海岛 的上层阶级的人口增长是发生了相当作用的,在西印度黑人的相当大的范围 内,也同样发生着作用。但南海贵族的情况并不值得加以单独考虑。至于就 西即度奴隶之间的情况说,其他形态的精神缺陷和物质缺陷还多得很,如果
单是将这一缺陷消除,也未必能促进其人口的增长。 但是,除去这类例外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妇女,其生殖力会因乱交而受
到阻碍或降低,至于以卖淫为专业的那些不幸的人们,自当别论。这种人只 是全世界人口中一个极小的部分,由于这部分人的无所生育而使人口受到的 制约,尽可以置之度外。
现在剩下的唯一制约是不结婚。读者一定明白,这里使用“结婚”这个 词时,指的并不是那种特有形式的永久的男女之间的关系——这在基督教国 家只是对这种关系才给以这个名义——而是多半会引起生育儿女那种情况下 的男女同居。我们已经看到,所以不结婚,几乎完全是由于对缺乏我们总称 之为财富中的某些事物的顾虑,换句话说,是由于抱着慎重态度。当然也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尽管家道富足,教养儿女的费用不在话下,而依然 抱独身主义。但是处于这样地位的人为数极少,只能说是例外情况,即使这 一类人彼此之间将这一行为着成常事,实际上是不常见的,并不值得注意。 因此,于研究防止性制约时,尽可凰集中注意于慎重态度这一成因,从 而假定,足以直接缩短人类的寿命的不外是物质上的缺陷,足以抑制其生殖
力的不外是对某类财富不足的顾虑,这决不会使我们陷入错误。 对某类财富不足的顾虑,固然基本上是人口增长的唯一防止性制约;但
是很明显,对不同种类的某些物品缺乏的顾虑,对一切人们说来,所引起的
作用会大有差别,即使所惟恐缺乏的是同样物品,对不同阶级的个人在心理 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惟恐缺乏的可能是谷物,也可能是丝绸,这两个方面 的顾虑,对一切英国人说来,在心理上将引起完全不同的作用。如果惟恐缺 乏的是肉类,对不同阶级的英国人,会在心理上受到不同的影响。因此,为 了适应这里的目的,不妨将各项财富分为必需品、场面用品和奢侈品三大类, 然后说明对分别属于各该类财富缺乏的顾虑所发生的不同影响。但是首先必 须尽可能确切他说明我们所使用的必需品、场面用品和奢侈品这儿个词的意 义;这些词自从精神科学最初受到注意以来就一直在使用,但很少注意到词 义的正确与始终一贯。
读者一定明了,这些都是相关名词,将某一商品或服务说成是必需品、
场面用品或奢侈品时,必然是联系到某个人而言的。 所谓必需品指的是,使某个人得以保持对于完成其日常工作说来所必不
可少的健康和体力而必须使用的那些事物。
所谓场面用品指的是,某个人为了保持他在社会的现时地位而必须使用 的那些事物。
某个人于此外所使用的一切事物,也就是说,所有他的那部分消费,对 于他的健康和体力说来或是对于他在社会的现时地位的保持说来不是必不可 少的,我们都把它们叫作奢侈品。
很明显,同一事物,由不同国家的人民消费时,或者甚至由同一国家不 同的个人消费时,可以是奢侈品或场面用品,也可以是必需品。
鞋子是英格兰一切居民的必需品。我们的习惯是这样,没有人能离开这 件东西,缺少了它健康就要受到损害。对苏格兰下层社会的人们说来它却是 奢侈品;风俗使他们惯于赤着脚走路,并不威到不方便,也不咸到有损体面。 一个出身下层社会的苏格兰人如果上升到中层社会,对他说来,这件东西就 成了场面用品。他穿上鞋子不是为了保护他的一双脚,而是为了保持他在社 会上的身分。那里上层社会的人们却从小就习惯于穿鞋;对这些人说来,跟
英格兰一切的人们一样,鞋子是必需品。在土耳其的上层社会,酒是奢侈品, 烟草是场面用品。在欧洲则情形恰好相反。土耳其人的喝酒和欧洲人的抽烟, 并不是符合而是违反卫生条件和社交礼貌的。但是酒在欧洲以及烟在土耳其 是敬客的必备之物,如果掉个头,在这个国家用那一样、在那个国家用这一 样来敬客,那就不成体统了。
据说运煤工人、驳船工人以及伦敦某些其他体力劳动者,不借助于黑啤 酒的刺激,就无法忍受其劳苦。如果确是这样,对这些人说来黑啤酒是必需 品;对一切其他的人说来却是奢侈品。马车对时髦的妇女说来是场面用品, 对医师说来是必需品,对小商人说来是奢侈品。
某一商品,究竟应当把它看作场面用品还是奢侈品,如果不说明地点、 时间和使用者的身分,这个问题显然就无法答复。在英国,同一套服装,百 年以前只是还过得去而已,现在看来却显得过于华丽了;然而现在由一位绅 士置备的很平常的住宅和家具,在百年以前即使供贵族使用,也要觉得过于 奢华。至于一种商品之所以有资格被称为必需品,共原因却比较地带有永久 性和普遍性。这类原因部分取决于有关的那个个人从小所养成的习惯,部分 取决于他的职业的性质,是轻工作还是重劳动,需要艰苦耐劳到什么程度, 并且部分还须取决于他生活地区的气候。
这些原因内的头两个,已经用大家所熟知的鞋子和黑啤洒的事例说明。
但主要原因是气候。取暖的燃料、避寒的密室和衣服,对一个拉伯兰人的生 存说来是必要的;但是在热带地区,这些事物非但无用,而且有害。习惯和 工作是变化得很慢的,气候是简直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因此,尽管场面用品 和奢侈品在不断变化,而某一地区备阶层居民所必需的那类商品,大都经过 几个世纪而一无变化。
不论哪一阶级,由于单是对奢侈品缺乏的顾虑而形成的制约力量,总是
极其轻微。促使男女进行结合的动机——也许可以说是天性——是极其强烈 的,单是由于对丧失与健康或社会地位无关的用品的顾虑,决不会发生多大 的抑制作用。即使单是对于缺乏必需品的顾虑,也不足以使人口的增长显著 地受到阻碍。我们已经看到,在比较未开化的国家,也只是在这些国家,缺 乏必需品是常见的事,防止性制约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他们未尝不觉察到 这种危险,但是由于缺少远见和自制,使这类制约无法对他们发生影响。另 一方面,在文他高度发展的国家,任一个人或其尚待组织的家庭可能遭到实 际贫困的那种危险,对男女结合的动机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是这样的危险 在这样的国家里看来过于渺茫,不能由此构成普遍的行为准则。
较大的防止性制约是丧失场面用品的顾虑,也就是借助于在较长期的浊 身生活中的积累、取得购买足以提高共社会地位的场面用品的手段的希望。 一方面是恋爱与结婚,另方面是仔细打算,审慎从事;当一个英国人在这两 者之间迟疑不决时,他所担心的并不是全家的真正挨饿,他晓得,遇到了真 正困难时,他有救贫法为保障。但是,无论他怎样地不存奢望,当他考虑到 他的收入用以维持独身生活是足够的,结了婚之后,这一收入也许不足以保 持他的社会地位这一层时,他总不能不感到忧虑;将来也许无法使他的子女 受到他自己所享受的教育的利益;总之,他所担心的是他的身分会下降。进 取心较强的人会延迟结婚;这不但是由于身分下降的顾虑,而且是出于一种 希望,要想在无所牵累的情况下争取升腾。在这样的进程中,如愿以偿的希 望往往会越来越渺茫,就这样一直蹉跎到那一天,到了那个时候,要实现大
概每个人会在他青年时代构成的那种幸福家庭计划的时间已经过去。 长期稳定的文明国家,所以不至于受到人口大大超过生活资料足量供应
所引起的祸害,就是由于这种对不同于必需品的场面用品的欲求。古代朴素 生活与近代奢侈生活的对比,是日常谈论中最常见的活题之一。安于贫困, 不从此为耻,不爱虚荣,杜绝糜费,是一直为人们所赞扬的美德,别的美德, 不管有多大价值,很少会比它受到更大的重视,一切有高度文化的民族,都 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具有这种美德的。反过来说,铺张浪费是要受到谴责的, 别的恶习,不管有多大毒害,很少会比它受到更普遍的指摘,每一代似乎都 把这一恶习看成它自己的特征。
初看起来似乎可以肯定,不必要的消费既足以减少个人的财富,对国家 的财富也必然具有同样的效应。分别地考虑时就会觉得很明显,非生产性的 消费,不管它使消费者得到多大的满足,必然会使社会的富力受到在这一限 度上的削弱。共同的赊积由此减少了这许多,消灭了这许多。一国的资本既 然是由各个人的总储蓄组成,这就可以肯定,如果各人都罄其所有,尽力花 费,则一国的全部资本将逐渐消耗,造成普遍穷困。但显得同样肯定的是, 如果各个人的消费都仅仅以必需品为限,则造成的将是同样普遍、同样严重 的穷困。
我们已经看到,人民的生殖力如果不受到抱慎重态度这一因素的抑制,
那就必然会引起几乎是属于一切形态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缺陷。在这样的假 设情况下,社会的需要将以维持生活所必要的衣食住三者为限,而且都将以 最低劣的材料构成。现今在文明国家中从事于耕种的只是其人口的一部分。 一般他说,国家的财富越是增加,这部分人口所占的比例就越小;在英国还 不到三分之一,而且从事于这一劳动的有很大一个部分是奢侈品生产者。实 际上,以土豆供作粮食,要比谷物丰富五六倍,比肉类丰富二十倍以上;从 爱尔兰下层民众的外貌和精力来判断,土豆也同样适宜于健康,肉类和谷物 的代价既高于土豆,就不妨把前两者看作就这一限度说来的奢侈品。在与私 有财产的存在相一致、与对财富的欲求相一致的情况下,事实上这也不能使 耕种方式导向尽可能大的报酬的取得。目的是在于与农业的有利经营相一致 的最大报酬的取得;但是于追求这一目的时,为了节约劳动或节约时间,产 物的数量必然会经常受到牺牲。
如果除必需品之外别无所求,那末现在的土地分配和现在的分工就都将
发生变化。各个家庭除各占一小块土地以便取得共所需的土豆和牛奶之外, 就不会愿意占有更多的土地。即使这些家庭尽力从事于精耕细作,它们也应 当还有余力从事于制造其自身所需要的简陋用具。这时全国人民都将成为农 业人口。现在英国从事于农业的计 761,348 户,虽然他们的劳动距离从事于 生产尽可能大的数量这一目标还远得很,但是在不依靠进口方面大量帮助的 情况下,可以为全国 2,745,336 户供应共所需的粮食。如果全国都从事于 农业,并且于耕作中以追求产物的数量为唯一目标,则在通常气候下,英国 的农产品所能供养的人数将不是一千五百万,大概至少是六千万;以欧洲而 论,所能供养的人数将不是二亿,而是八亿。这时在欧洲对人口增长的制约 力量如果并不比在美国所见到的强大,则在五十年内,欧洲的人口就可以增 加到八亿。在这里所假设的情况下,欧洲人口的增长速度,很有可能会超过 美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那时防止性制约将不复存在,因为没有理由预计会发 生饥荒,结婚就不会由于抱慎重态度而受到阻碍,甚至也不会推迟,而早婚
的习惯将使放荡生活告一结束;那时一切习惯既然都是高度合乎卫生的,积 极性制约将缩减到最低度。
到此为止,这一图景看起来似乎相当美满;它所显示的社会状态当然不 是富裕的,不是优越的,但是足以养活为数极其众多的健康、甚至强壮的民 众,他们享受着由早婚而来的种种幸福。但这一状态显然不能持久存在;实 际上大概决不能延续到二百五十年。到了那个时候,欧洲的人口将达到三万 亿以上;整个地球上可以容许这么许多的人口生存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人口的增长迟早必须加以制约。我们已经看到,慎重态度是唯一 与缺陷或穷困无关的制约。但是,促使男女实行婚嫁的情欲是非常炽烈的, 各个人对于他自己优良的操行和远大的前途又是信心极强的,这就往往会遭 遇到种种缺陷——不管是什么样的缺陷;慎重态度这一制约力量,就是由于 对可能发生这类缺陷的顾虑而来的。如果缺陷是在于丧失奢侈品,那是可以 不介意的;即使是丧失场面用品,也还是受得了的。但是在这里的假设情况 下,慎重态度这一制约力量的形成,只是由于对必需品缺乏的顾虑;而必需 品的缺乏,在许多实际发生的事例中,将造成在形态上最可怕的积极性制约。 所以会发生必需品缺乏这一缺陷,不但可能是由于一切人们——那些急于结 婚的人当然不在例外——都容易犯的对前途估计的错误,而且可能是由于不 是凭个人的慎重态度所能提防的意外事故。一次的歉收是可以预防的,一连 几次的凶年(这样的情况的确会发生),就会使这里的假设情况下的民众陷 于绝对的饥荒。如果连续的歉收发生于平时很着重于奢侈品消费的国家,那 末暂时牺牲这类消费,情势就可以得到缓和。平时供酿酒厂作原料的谷物就 是一项貯积,随时可用以接济急需;平时用以饲养家畜但也可以供作人类食 用的粮食,情形也是这样。此外,原来是要向国外购人奢侈品和奢隆品的原 料的,现在可以改购必需品;例如,原来是要输入葡萄酒的,现在可以输入 谷物。
有些人也许会说,实际上也的确说过,现在地球上人口盼分布既不平衡,
各地的施耕情况也参差不一,因此,一切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国家尽可以实行 移民,这件事既轻而易举,而且可以开辟广大资源,这就可以使一切对人口 增长的由慎重态度形成的制约没有存在的必要。
很明显,使用于法兰德斯(Flanders)和苏格兰低地区的最优等土地的
资本和技术,如果能应用到可以供人类居住的全世界各地,那么能够供养的 人口也许比现在要大十倍、百倍、甚至五百倍,这些人所享有的给养也许跟 现在为数据说约计十亿的全世界人口所享有的不相上下,也许还要好得多。 在几个世纪、或者不如说是好几百个世纪以后,这种美妙的幻想可能——我 们且不说未必可能——会成为事实。但是一切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被其他文 明国家包围着的文明国家或大国,会敢于依靠移民这一手段作为对人口的永 久制约或适当制约。为什么说“没有一个被其他文明国家包围着的文明国家 或大国”呢?这是因为我们晓得,在中亚细亚和欧洲北部的游牧部落以及某 些小国如古希腊和腓尼基的一些城邦的过剩人口,前者经常以殖民为出路, 后者经常以武装移民为出路;还有,出于欧洲血统的美国人有广阔的大陆为 后盾,他们尽有漫无限制地加速其繁殖力的余地,这样的环境他们已经享受 了几个世纪,看来还可以享受几个世纪。但是,在现在组织下的欧洲是不能 学样的。从欧洲的立场来看,一切陆地上的边疆都已经有了主人,为殖民地 而进行侵占是不可能的,孤独的旅客要受到语言不同、法律不同、技术不同、
甚至宗教不同的种种障碍;如果舍此另谋,那就得航行到海外,费用既大而 且距离遥远,到了目的地,或者是那里的一切还没有安定下来,因此一般说 来不利于健康,或者是仍然同上述安定地区的情形一样,要碰到法律上、语 言上、宗教上和技术上彼此扞格的种种障碍。这就使大规模和有计划的移民 出境无法坚决进行。即使在同一统制范围内的不同地区,如果语言不同或习 惯不同或相隔很远,彼此之间也不能有多大帮助。奥地利的领土,含有欧洲 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也同样含有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是伦巴迪
(Lombardy)平原的居民并没有移入匈牙利。如果有什么欧洲国家可以希望 用移民出境来完全代替抱慎重态度这一对人口增长的制约力量,那么可以抱 有这种希望的,也许是英伦诸岛的人民。我们在每个半球上都拥有不见人烟 的大陆,我们掌握着世界上空前巨大的海军,可以把我们运送到那些地区, 我们也累积了空前巨大的资本,足以负担这方面的费用,我们的人民不但具 有高度的进取心,而且特别富有在这方面的进取心。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就 享有这些优点;差不多从都锋王朝的时代以来,我们就占有了在本土以外的 广大区域,其范围远远超过了我们在欧洲的领地。然而,在这一长时期间, 就移民出境对我们人口所发生的影响来说,是多么轻微?我们过去送出的和 现在送出的一批又一批的人,似乎立即被另一批人所替代。我们已经建立了 一个帝国,此后也许还要建立许多;但是,设置了一个殖民地之后,其人口 的增加,主要并不是由于来自其母国的为数比较少的移尺,而是由于人们的 漫无约束的生殖力。 在本书的后一部分,我们对于妨碍移民的种种原因还要作出较详细的解 释。国前要反复说明的只是,一切经验证明,就任何人口众多而文化相当高 的广大地域如欧洲、中国或印度说来,移民并不足以抑制人口。因此,看来 只有对结婚抱慎重态度和在消费方面要保持相当水平的习惯,才能持久防止 生活资料受到人口增长的过大压力,以致不断招致积极性制约的痛苦。由于 只有文明社会才存在着上述前一习惯,只有富裕社会才存在着上述后一习 惯;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一个国家在文化程度和富裕程度上日益进展时, 积极性制约就势必为防止性制约所取代。如果这个说法是可靠的,那么,随 着社会的逐步进展,人口过剩——说得明确些,也就是人口过多,以致不能 获得必需品充分的、有规则的供应——的弊害势心逐渐缩减。财富增加以后, 上一代的奢侈品就会成为下一代的场面用品。这时日益成为风气的,不仅是 更求舒适、更求便利的爱好,还有得不到这类事物时的耻辱感觉。劳动生产 力在多方面的增长,必然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有更多的舒适和便利。这 既是越来越有利的演进,也显得是越来越自然的演进:更多的舒适和便利不 仅应当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同时出现,还应当领先一步,在人口增加之前出现。
但是,我们虽然认为当文化逐步提高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是 一个在减退中的弊害,却决不是否认在一切长期安定的国家中这一压力的普 遍存在。实际上,除开其本身即殖民地所在、正在将古老国家的知识应用到 空闲地区的那些国家之外,这一压力在其他一切国家都是不能免的。我们认 为欧洲绝大部分的情形是这样:如果人口比现有的少些,其地的人民就可以 比现在富裕些;如果其人口的增长率能够降低,今后的生活就可以有所改善。 不论什么样的社会改革方案,如果不兼顾到提高财富生产和防止人口作相应 增加的两个方面,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前者的实现有赖于立法机关,后者的 实现则有赖于个人的审慎和远见。前者的实现必须依靠社会中的统治阶级,
而后者的实现则差不多须完全取决于下层民众。作为改进的一个手段,总的 说来,后者比较有效。时后者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出把力,但也可以掉头不 顾。但是就目前欧洲的舆论和商业及财政政策来说,坚持前者,也许可以取 得较大的进展。忽视了任一个方面的政治家,只是考虑了问题的一个部分。 但是无可否认,我们的看法并不是披接受了的意见;或者应当这样说, 我们的见解几乎同直接讨论人口问题的每一个作家——不管是属于这一派还 是那一派——的说法都是对立的。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个经济学家,在他 著作中以讨论人口原理为专题的那个部分,总是站在两个对立派别的这一边 或那一边,两派不但互相对立,而且跟这里所力图说明的论点也是对立的。 一派认为,当人口增加时,必然会同时出现的不仅是生产力的绝对增长,还 有生产力的相对增长;认为人口的密度是繁荣的起因,也是判断繁荣的标准; 认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如果都能摆脱一切对人口增长的自然制约和人为 制约,以尽可能大的速度进行繁殖,即使一连经过许多世代,也庆不会威到
任何威胁。”①
另一流派则认为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倾向(这里用倾向这 个词来表示可能性或盖然性);也就是说,无论生活资料的现在情况怎样, 人口完全有可能赶上它,甚至还竭力要超过它,这种趋势所以会受到阻挡, 主要是由于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必然要引起的那些弊害和苦难。
我们在前面作出的分析对上述第一类作家已经提供了一个答复,这里不
再重复。对于还有一类作家的意见,有必要加以比较详尽的讨论;这里准备 先引录几段麦克库洛赫先生、穆勒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的话。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他所编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的一
些富有意义的评注中,有一段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很值得注意。这一段的目 的之一是要表明,美国的人口今后在一个很长期间,决不能按照如过去百年 以来那样的速度继续增长。我们完全相信这一预期的正确。我们所以选录下 面这一段,并不是反对他关于美国的见解,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是他所提出的 关于人口问题的一般原则。
麦克库洛赫先生写道,“也许可以说,我们必须估计到在社会发展过程
中在农业科学方面可能出现的一些改进的效应,或者是,在将来的某个时期 可能出现的进一步高产的谷物品种。但是很容易看出,这样的改革和变化即 使完全实现,其效应也只是一时的,决不能影响到如下的一个原则的真实: 归根到底,人类的增殖力必然要压倒生活资料的增长。假定由于某种出乎寻 常的改进,在英国每年生产的粮食和生活必需的其他物品的数量,突然提高 了一倍,结果一切阶级的人们的生活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精神上的制约就 不必如以前那样地严格,结婚年龄也就可以提早;人口增长的原则受到了这 样有力的刺激之后,在一个很短的期间,人口将再度增长到与生活资料处于 同样的水平。这时由于在结婚方面人们的习惯上必然要引起的改变,由于人 口正在增长到增加了的粮食供应的水平,就会引起人口过剩、死亡率提高的 极大危险。因此,虽然不可能为技术进步设下任何一定的限制,可是很明显, 即使粮食供应原来是丰富的,它也不能在任一个相当的长时期,不断地与人 口作等比例的增长。劣等地需要资本和劳动的较大支出才能获得与优等地同 样的供应,而在社会的进展中,必然要考虑到对劣等地的耕种——否则将发
① 斯克罗普(Scrope):《政治经济学原理》,1833 年版,第 276 页。
生何种后果,这一点对每个人说来都是极其明显的——这一点表明,随着人 口密度的提高,增加粮食供应的困难会越来越严重。”
穆勒先生的见解,见于他讨论工资的那个部分。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二章第二节里说,“如果出于自然的趋势,资本(他用这个词来表示的是, 劳动的工具、劳动借助于工具从事生产时所使用的原料和劳动者的生活资 料)增长的速度高于人口,要保持人民的繁荣的生活状况,那就没有困难。 否则,如果出于自然的趋势,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资本,那就会引起很大的 困难。工资会不断地倾向于下降,使人民越来越贫穷,由此必然要发生的后 果是困苦和堕落。贫穷和跟着发生的困苦扩大以后,死亡率就必然要提高。 由于生活资料的缺乏,一个大家庭里的许多儿女,其中只有一个部分可以抚 养成人。人口增长不管是在什么比例下高于资本的增长,出生的人们将按照 这个高出的比例死亡;结果,资本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比例将依然相等,工资 将不再下降。在多数地区,人口增长确有超过资本实际增长的速度的倾向; 在世界上多数地区的人民的生活状况就是一个铁证。差不多在一切国家,其 广大人民的生活总是贫穷和困苦的。假使资本增长的速度高于人口,这种情 况就不会发生。那时工资必然会提高;在高工资下,工人就可以摆脱供应不 足的困苦。人类所以会普逼陷于这样的困苦状态,其原因只能是出于如下两 个假设之一:或者是出于自然的趋势,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资本;或者是由 于某种原因,资本没有能按照其应有的增势增长得那样快。因此,这一问题 的研究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
穆勒先生研究的结果是否定了第二个假设,肯定了第一个假设,就是说,
他认为出于自然的趋势,人口增长高于资本增长的速度。 马尔萨斯先生在他长期的和辉煌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在见解上似乎经过
了很大的转变。在他那部杰作的第一版里,他把人口增长说成是广大人民长
远幸福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即使在他著作的最后一版里,下面所引录的仍然 不外于这个思想范畴。
“很少国家不是在不断地努力,使其人口增长超过其生活资料的增长,
这种不断的努力会不断地使下层社会陷于贫困,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无法得到 显著的长远的改进。在现在的社会状态下,造成这一现象的似乎是由于这样 一种想法:在我们看来,任一国家的生活资料可以与其人民的安乐生活之所 需恰恰相等。由于对人口增长的不断努力——即使在最恶劣的社会中情形也 是这样——使人数的增加走在生活资料增加的前面。因此,原来供应一千一 百万人的粮食,现在必须分摊给一千一百五十万人。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 更加恶化,其中许多人将陷于严重的贫困。劳动者人数由此也会超过市场中 工作的需要,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而粮食的价格这时将趋于上升。因 此,劳动者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才能赚得与以前相等的收入。在这样艰苦的 期间,要养家活口困难极大,成家的念头受到了严重抑制,于是人口增长的 速度将降低。这个时候工价低贱,劳动者人数众多,并且有进一步勤奋工作 的必要,这就鼓励了耕农,在他们的耕地上添雇人手,从事于开辟新地,在 已有的耕地上进一步完善地改良土壤,改进施肥,直到生活资料对人口的比 例,也许会终于达到与这里的设定期间开始时的这一比例相等的程度。这时 劳动者的处境就又觉得比较从容,对人口的抑制就多少有所放松。经过一个 短时期之后,这种在人类幸福方面的起伏过程会反复重演。”以上一段见《人 口原理》第一篇第二章。“根据人口原理,人口具有比粮食增加得快的倾向。
因此,使一国的国民增加到生活资料的十足限度是一个不变的倾向;所谓限 度,这里指的是足以供养稳定的全国人口的粮食的最低数量。”以上见同上 书第三篇第一章注释。
但是,当西尼尔先生向他提出在不存在干扰因素下、生活资料的增长速 度多半会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一相反的论点时,他似乎推翻了——我们不 说是他上面的说词,而是——从上面的说词所得出的推断。
马尔萨斯先生这样说:“关于您所反对的那个说法(人口增长有高于粮 食增长的速度的趋势),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抑制人口的阻力不复存在,人 口增势就随时会有超过粮食增势的倾向;并且,即使这类阻力足以防止人口 增长对生活资料发生成胁,甚至足以使前者对后者保持较大的落后距离;然 而,不管实际上是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粮食,还是粮食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 情形总是这样:除开处于有利环境的新殖民地外,人口总是在威胁着粮食, 总是会随时发动攻势,使其增长速度超过粮食的实际增长速度。”
“我们完全同意,人类凭其理性与远见,天然赋有设法减轻因人口对粮 食施加的压力而引起的祸害的能力。我们还进一步同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随着教育的推广和知识的普及,极有可能的是,这类祸害会大大减轻,劳动 阶级的生活会有所改善。”①
经过这样解释之后的马尔萨斯先生的见解,是和穆勒先生及麦克库洛赫
先生的见解对立的。他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因人口对粮食施加的压力而 引起的祸害会有所减轻”的说法是认可的;而麦克库洛赫先生的说法是,“归 根到底,人类的增殖力必然要压倒生活资料的增长”,穆勒先生的说法是, “人口增长确有超过资本实际增长的速度的倾向,在世界上多数地区的人民 的生活状况就是一个铁证。”教长惠特力以其惯有的敏锐识力对这个问题作 了分析,说明其症结是在于用词上的含糊。
他写道:“有些人的看法是这样,认为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有高于生活资
料增长速度的倾向,因此可以预计,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会一代比一代加 重(除非有新的特出的补救办法可以借助),从而使人类福利受到越来越大 的打击;尽管一切文明国家在财富的量上有了相应增长,而这个论调依然不 变。所以会这样,也许主要是由于没有能看出‘倾向’这个词作为论证中媒 辞的一个部分时意义的含糊。所谓会引起某一结果的‘倾向’,有时其含义 是一种原因的存在,这种原因如果听任它发挥作用,不受阻挠,就会产生这 一结果。按照这个意义,我们就的确可以说,地球,或者是环绕着一个中心 运动的任何别的物体,会有突然逸出常轨的倾向;就是说,某一物体虽然为 向心力所控制,但离心力仍然朝着离心的方向活动。我们还可以说,对人类 说来所具有的较大倾向是跌倒在地上,而不是直立在地上;就是说,地心吸 力和重心的位置是这样,人类假使不是靠了肌力的自发努力,则一阵微风就 可从把他吹倒。因此还可以说,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倾向;这就 是说,人类是具有这样一种倾向的,如果不加抑制,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但是,有时也可以把‘会引起某一结果的倾向’的含义看成是‘这样 一种事态的存在,由此可以预料会发生某一结果’。在上述论证的两个前提 中,‘倾向’这个词就是在这两种意义下使用的。但是,按照后一意义,地 球所具有的较大倾向是保持它的常轨,而不是逸出常轨,人类所具有的较大
① 西尼尔的《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的《附录》,第 61—82 页。
倾向是直立在地上,而不是跌倒在地上,并且(这是可以根据任一国家的比 较开化和比较未开化时期的历史对照来证明的),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 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具有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的倾向。例如在我们这个国家,最 近五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然而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却比五 百年前要低得多——虽然还远远高于所可能想望的比率。”①
很明显,如果世界的现状跟有纪录以来最初的状况相比是相对地贫困, 那就无可否认,人口的增长具有高于生活资料增长的倾向。如果生活资料与 人口持续地处于完全不变的比例,那就很明显,前者的增势与后者的增势相 等。如果生活资料比人口增加得快得多,那就很明显,不但上述论点是错误 的,而且跟它相反的论点是正确的,就是说,生活资料具有比人口增加得快 的自然(用这个词来表示的意义是“多半会发生的”)倾向。我们可以看一 看,那些现在已经开化的国家的最初纪录中所显示的图景是怎样的;或者—
—实际上是一样的——可以看一看,一些野蛮国家的现在处境是怎样的。我 们看到的只是,习以为常的贫困和不时发生的饥荒;人口稀少。可是生活资 料更加稀少。我们承认——事实上也无可否认——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其广 大人民的生活是贫穷的、困苦的;然而,贫穷和困苦既然是从最初就已经存 在的现象,那么关系到其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其财富增长的速度这一倾向 时,从上述贫困的持续存在,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推论呢?如果能发现这样一 个国家,它的贫困程度低于在野蛮国家中普通有在的贫困程度,这就足以证 明,在这个国家所处的环境下,生活资料的增长具有超过人口增长的倾向。 要晓得,每个文明国家所处的就是这种情况。即使是爱尔兰,那是极有可能 要被用来作为说明这类事物的倾向的一个例子的,那里的人口稠密而生活贫 困,但是那里的八百万人口在今天的困乏情况,跟它当初只含有若干家族的 猎人和渔夫时代的生活状态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在我们自己的早期历 史中经常要遇到的是饥荒和由饥荒而来的疫病。现在,虽然我们的人口已经 增加了三四倍,这类灾害却不再听到。
美国是人口显著增加和不断增加的最明确的例子。那里 提供了一个大
好的活动场所,人口尽可以无所顾忌地增长,可是,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 依然赶不上生活资料的增势。最初的移民在整个殖民区域内陷于绝对的困 乏,他们的后代跟穷困和苦难展开了长期的奋斗;但是人口每有一次增加, 生活资料似乎就同时、甚至还领先一步有了更大的增加。如果我们承认在人 类中存在着从未开化进展到开他的自然倾向,并且承认生活资料在开化状态 下比在未开化状态下相对地更加充裕——事实上这两点都是无可否认的—— 那就必然可以断定,生活资料的增加,具有在比例上大于人口增加的自然倾 向。
马尔萨斯先生在共早期发表的著作中,对于他自己的论点有时也许过于 夸张,这在一种学理的发现者说来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即使他犯了这个错 误,也并不影响实际的结论,这些结论就造幅人群这一点说来,使他可以和 亚当·斯密并列而无愧。只要我们认识到人类的苦乐主要取决于生活资料与 人口两者的相对发展,而两者的发展是有它的原因的,这些原因在人类的控 制范围以内,因此是可以加以调节的;那么,在不存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 具有较高速度的倾向的不管是生活资料还是人口,就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
① 教长惠特力:《政治经济学演讲》,第 9 讲。
题。这就是马尔萨斯先生根据事实和推理得出的主要论点,这类论点与根深 抵固的偏见相对立,引起了各式各样的叫嚣和抗议,有多种多样的诡辩对它 进行攻击:但是现在终于获得了多数的明白事理者的赞可,甚至那些对事理 不加深究即信以为真的人,大多数也接受了这类论点。
至于足以促使生活资料与人口作相对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关于在这方面 的作出解释,实在是政治学作家的职责,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作家的职责。这 里只须提一提,知识、财产的安全、国内交换和国外交换的自由和获致权力 与地位的机会均等是一些主要原因;这些原因既足以促进生活资料增长,并 且由于提高了人民的品性,使他们得以在较低的速度下进行繁殖。反之,对 交换和商业的限制使多数人不能享有上进机会的人为障碍,尤其是愚昧无知 和人身与财产的不安全,是一些一般的原因,由此既足以降低劳动的生产力, 而且会造成一种但顾眼前不计将来的野蛮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慎重态度这 一制约力量就不复存在,生殖力总是在尽力争取超过生活资料的供应限度, 这时抑制着人口增势的就只是贫困和堕落。这里所以使用一般原因这个词, 是由于要将某些国家所特有的、需要加以单独考虑的那些原因除外——例 如,在中国关于生育儿女的迷信愿望,在爱尔兰的以前足以造成大量自由世 袭地领有农的政治动机,以及在英格兰某些地区的救贫法的施行,等等。但 是,如果将这类个别事例除外,则一般说来,凡是足以败坏人民的品性或是 降低人民的生产力的,都具有降低 生活资料对人口的比例的倾向,反过来也 是这样。因此,当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时,一般说来是治 理失当的征兆,表明其间还有更加深固的弊病,而上述现象只是其后果之一。 关于穆勒先生和麦克库洛赫先生,我们尽管在前面引录了他们著作中的 那几节,可是我们认为这里所谈的一些见解也就是他们两位的见解。我们认 为两位杰出作家对于近五百年来欧洲居民的情况已逐渐有所改善这一点,都 不会有所怀疑;并且也不会以为改善已经达到了顶点,或是以为其演进会有 任何明确的限度。当他们谈到对人类前途的展望时,所教导的学说跟我们的 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当他们专门讨论人口问题时所使用的一些言词,我们 却不敢贸然附和。当这样使用这些言词时,我们相信他们自己并没有被引入 歧途;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致没有能看到,由此却会使别人发生误解。 有些人对政治经济学只有肤浅的认识(这类人构成了知识分子中的多数); 在我们看来无可否认,这类人就的确在这样表达方式的人口理论下发生了误 解。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人口增长是具有比粮食增长得快的倾向的”,“是 会使一国的人口完全赶上其生活资料供额的最高限度的”,他们就会由此得 出结论:既然具有发生的倾向,这就势必要发生。由于人口增加也许要引起 贫困,他们就以为必然会这样;由于生活资料的增加也许要被跟着发生的待 供应的人数的相应增加所抵消,他们就以为演进的结果必然会是这样。不幸 的是,有许多人,由于疏懒,或利己观念,或一时的沮丧,会欣然接受这样 的论点。一切改革方案所不免要引起的麻烦或花费,借此就可以安然避免。 他们会这样说,“发动大规模的移民出境又何济于事,反正整个真空会立即 被必然要增加的人口所填满。我们又何必要变更谷物法?即使粮食暂时比较 充裕,不要多久,人口依然会与生活资料处于同一水平,我们依然会跟以前
一样地困苦。” 还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头脑、遇事不求甚解的人,他们并没有对
这类学说表示赞同的智力,然而却相信这是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获得公认的成
果之一。这类人将在荒谬观点下得来的论证应用到整个科学;他们并不深究 推论的是否正确,也不愿意去检查一下使这类要不得的结论得以产生的那些 前提。
我们认为这类误解流行得非常广泛,因此敢于耗费读者一些时间,作了 这一冗长的讨论;这一讨论,也许有人要认为只是在用词上如何求其更加切 当这一点上的争执,也许还有人要认为所力图证明的只是些不言而喻的事实 而已。
第三个基本命题——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 的其他手段的力量,借助于将由此所生产的产 品作为继续生产的工具,可以无定限地增加
生产。前面已经说明这里使用的财富这个词的意义,对人口理论也已经 提出了一个概要,现在要接下去研究的是生产,也就是生产财富的手段。我 们首先应当给动词生产和名词产品下个定义。
产品。就政治经济学而论,进行生产是促使现存的一些物质的状态发生 变化,由于这一变化的发生,或者是由此造成的结果,可以换取某些事物。 这一变化的结果是产品。大家都知道,物质是不增不减的,人类所能做的, 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能因所能做的,只是变更现存物质的状态。由 于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只是财富,因此这里所讨论的只限于其结果为财富的 那类变化,我们不得不将一切其他的变化从产品的定义内除去。孩子们在海 滩上用沙搭成一座高楼,搭成后又把它踢倒,其间每一次动作所发生的效应, 跟工人建成一座宫殿或拆毁一座宫殿的效应,属于同一类型;但后者的努力 使他有权利可以获得报酬,应当把他说成是在进行生产,他动作的结果,不 管是在空地上建起楼台,还是使原来有屋宇之处成为空地,都应当把它说成 是产品。
产品被分成服务和商品。产品被分成两类: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或者
用不同的字眼来表达的同样区别是商品和服务。亚当·斯密将劳动划分成生 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这是众所周知的;上述区别似乎就是出于这一暗示。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作出的划分原则未尝不方便;但是,如果把那种一切 其他劳动非此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的劳动说成是非生产性,却不免感到困难, 因此创造了服务或非物质产品这个词,用以表示这种劳动的成果。
但是,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区别,不论是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
或是物质产品生产者和非物质产品生产者,或是商品和服务,作出时所依据 的并不是存在于我们所要考虑的那些事物本身的差别,而是存在于引起我们 注意的那些方式上的差别。有时我们所注意的,主要并不是使事物发生变化 的动作,而是动作的结果,即变化了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把造 成这一变化的那个人叫作生产劳动者,或者是商品或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否 则,如果我们所注意的主要并不是变化了的事物,而是造成这一变化的动作, 经济学家就把造成这一变化的那个人叫作非生产劳动者,把他的那一番努力 叫作服务或非物质产品。制鞋工人将皮革、线和蜡改变成一双鞋。擦皮鞋工 人把一双龌龊的鞋子改变成一双干净的鞋子。在前一情况下我们所注意的主 要是改变了的事物,因此我们把制鞋工人说成是制造鞋子或生产鞋子的。在 后一情况下我们所注意的主要是擦皮鞋工人所完成的动作。我们并不把他说
成是制造或生产了一双干净的鞋子这一商品,而是认为他完成了擦干净了一 双鞋子的服务。当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动作和一种结果;但 是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所注意的主要是结果,在另一情况下所注意的主要是动 作。
至于那些足以直接促使我们主要注意于动作或主要注意于结果的原因, 似乎首先是所引起的变更的程度,其次是由于这一变更而获得利益的人购买 这一利益时的方式。如果变更是轻微的,尤其是如果发生了变更的那一事物 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名称,那么我们所注意的就主要是动作。我们不说厨师制 造了一盆烤牛肉,而是说他烹调了一盆烤牛肉;可是我们却会说他做了一盆 布丁,或是做了一些比较精细的拼盆,我们把这些叫作特制菜肴。名称的改 变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成衣工把一块衣料做成了一件外套,可是我们不说染 工把一块未染的衣料做成了一块染好了的衣料。一块衣料经过染工的手所引 起的变更也许比经过成衣工的手所引起的变更更大,但是经过成衣工的手之 后,这块衣料就改换了名称,经过染工的手时其名称却皮有改换;染工没有 使衣料获得一个新名称,因此,在我们的心目中,在他的手里也没有产生一 件新事物。
然而,主要条件是支付报酬时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生产者所惯于售 出和我们所惯于购入的并不是生产者的劳动,而是使用了他的劳动的那一事 物;例如,我们买一副假发或一箱药品时情形就是这样。在另一些情况下, 我们所购入的并不是经过了改变的某一事物,而是改变这一事物的劳动;例 如,我们求助于理发师或医师时就属于这类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 所专心注意的自然是在于我们所惯于购入的事物;我们所惯于购入的也许是 劳动,也许是花费了劳动的事物,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所惯于购入的也许是 服务,也许是商品,随着情况的不同,我们就把服务或商品看成是所生产的 事物。不论是绘画或是演技,其最终目的是从模仿中得来的愉快。画家和演 员所采用的手段属于同一类型。两者所运用的都是人身的器官,但画家运用 时在于将色彩涂抹在画布上,演员是在于使他自己处于某种姿态,发出某种 声调。演员所售出的是他所发挥的力量本身;但画家所售出的不是他所发挥 的力量,而是经他使用了那些力量的图画。两者售出他们所发挥的力量的方 式,构成了仆役和其他劳动阶级之间的唯一差别。仆 役将煤从地下室搬到 客厅,矿工则将煤从矿底搬到矿口,两者所完成的是性质完全相同的工作。 但是,煤被采出以后终于运到消费者的地下室时,消费者所支付的是煤本身 的代价,他付给仆役的则是把煤搬上来这一动作的代价。因此,把矿工说成 是生产物质商品——煤的,把仆役说成是生产非物质产品——服务的。实际 上两者所生产的是同样事物,都是改变了一些现有物质的地位;但是我们所 专心注意的,在一个情况下是动作,在另一个情况下是动作的结果。
在社会的比较原始状态下,几乎一切制造都是在家庭中进行;英雄时代 的王后和王女是惯于从事监督其侍女的劳动的。分工的结果把织机和捻杆从 大厅赶到了制造厂;我们在上面的一些说法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当说,分 工的结果使纺织工人从非生产劳动者变成了生产劳动者,从非物质服务的生 产者变成了物质商品的生产者。
服务与商品的区别。 我们固然反对这样地使用术语,把生产者因其所 生产的产品性质不同而分成服务的生产者和商品的生产者,但是我们并不否 认作出服务与商品本身之间的区别的恰当——把服务这个词应用于促使事物
现有状态发生变化的动作,把商品这个词应用于所变他的事物,使产品这个 词包括商品和服务两者。
应当看到,在日常语言中并不把某个人说成是生产某一事物,除非他是 专为这个目的进行的。假使英国的一个采牡蛎的碰巧在一只牡蛎内发现一粒 珍珠,我们不会说他是珍珠的生产者,只说他是珍珠的偶然发现者。但是, 我们却把在锡兰的采牡蛎的——其专业是捞取珍珠贝——称为珍珠的生产 者。单就珍珠的存在而论,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出于自然的作用;珍珠作为一 件珍贵物品的存在,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出于捞取者的作用——把它从无价值 的地位发掘出来。在一种情况下他是有意这样做的,在另一情况下只是出于 偶然。在一种情况下人们所注意的是捞取者的作用,因此把他叫作珍珠的生 产者。在另一情况下人们所注意的是自然的作用,因此只是把他叫作占有者。 但是在我们看来,就科学的立场说,比较恰当的分类办法是在两种情况下都 把他叫作生产者。
消费的定义。经济学家大都把消费和生产摆在对立地位。他们把消费说 成是财富的任一部分的全部毁灭或部分毁灭;认为这是一切生产的最终目 的。
萨依先生说,“一切产品都是耍被消费掉的;因此,所创造的一切价值 都是要毁灭的,创造只是为了毁灭。”①
马尔萨斯先生说,“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巨大目的。”②麦克库洛赫先生说,
“消费的意义就是消灭使商品成为有用的或合用的那些特质。消费艺术品或 工业品就是夺去构成这些产品的效用的实质,因此也就是夺去劳动所给与这 些产品的交换价值。消费实际上是人类努力的目的,如果一种商品处于被使 用的适当状态而没有能被及时消费,这就发生了损失。”③
差不多一切生产出来的事物都是要毁灭的,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说
为了要毁灭一件事物而进行生产。生产一件事物的目的是要加以利用。毁灭 是随着使用而发生的事态;人们不但不想造成这一事态,而且希望尽可能地 避免这一事态。实际上有些事物,除非遭到意外的伤害,似乎是不容易毁灭 的。美术馆里的雕象,或者是藏在橱柜里的宝石,或者是一枚勋章,可以保 存几个世纪而没有明显地变质。还有些别的事物,例如食品和燃料,在使用 的那一动作中即被消灭。由于这些都是最不可缺少的商品,因此,消费这个 字眼就被普遍用来表示对任何事物的使用。但是,大多数商品的毁坏是由于 多种多样的动因,我们把这些动因概括地叫作时间,由此所起的作用是我们 要尽力阻止、尽力推迟的。假使消费果真是一切生产的目的,那么就得把住 宅的住户称为住宅的消费者,但是如果把他称为住宅的破坏者是要使人感到 非常奇怪的;因为无疑的是,如果把房子空着不住人,就必然会毁坏得更快。 如果在政治经济学用语中,用“使用”这个词来代替“消费”,那将是一种 改进。然而,要更改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将继续使 用消费这个词,不过得预先说明,我们用这个词时指的主要是对一件事物的 使用,在这样情况下,一件事物的毁灭一般说来是偶然的,但不一定是偶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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