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见本卷第 11 页。——编者注
① 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

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 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 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①
　　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 活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才可能和应当是无产阶 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 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一方 面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 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 附属品。
　　因为不要忘记，彼得格勒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政府 没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无论警察、脱离人民的军队或是权势 极大的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都不存在。这是事实。这正是反映了巴黎公社 类型国家的特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旧公式包括不了的。应当善于使公式适 应实际生活，而不是重复一些已经失去意义的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 专政”的词句。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以便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现在执政的是资产 阶级。而农民群众难道不也是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阶级吗？ 怎么能得出结论说这一阶层不能取得政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 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尔什维克往往是这样议论的。
我的回答是：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形势时，不
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自由
地进入了第二个政府即附属政府，自由地补充、发展和完善着这个政府。同
时，他们又同样自由地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这是一种丝毫没有“违 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现象，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曾屡次指出，资产阶 级所以能够维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还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 无组织。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太可笑了。 农民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这是可能的。我不仅没有忘记这种可能， 没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我在直接地确切地表述土地纲领时还估
计到一种新现象，即贫雇农和农民业主之间发生着更深刻的分裂。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农民会听从社会革命党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
的劝告；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受了资产者的影响，转向护国主义，劝告人们 等待立宪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直到现在连召开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①可能，



① 见约·沃·歌德《浮士德》第 1 部第 4 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① 为了使我的话不被人误解，我马上要预先声明：我绝对赞成雇农和农民苏维 埃立刻夺取全部土地，但 是，它们自己要严格遵守秩序和纪律，丝毫能毁坏 机器、建筑物和牲畜，万万不能破坏经济和粮食生产，

农民会继续保持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协议，保持他们目前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 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忘记土地运动和土地纲领，将是极大的错误。但是 忘记现实，同样会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实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同农民已 达成协议的事实，或者用更确切的、少带法律含义而多带经济和阶级含义的 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同农民已实行阶级合作的事实。
　　只有这一事实不再成为事实，只有农民离开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 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而这一 点要留待以后专门去谈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想到将来可能有这样的阶段，而忘记在农民同资产 阶级达成协议的现在自己所负的责任，他就会变成一个小资产者。因为他在 实际上会鼓动无产阶级去信任小资产阶级（“它，这个小资产阶级，这些农 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就一定会同资产阶级分开”）。他只想到 “可能”有一个愉快而甜蜜的未来，那时农民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 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 品，他只想到“可能”有这样一个愉快的未来而忘记了不愉快的现在，忘记 了农民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目前还在充
当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充当李沃夫“陛下”的反对派[25]。 我们上面所假设的这种人，很像甜蜜蜜的路易·勃朗和媚人的考茨基分
子，决不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 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 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26]，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 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 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 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 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 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 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
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
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 有布朗基主义[20]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像大
家所知道的，也正像马克思在 1871 年、恩格斯在 1891 年所详细论述过的①，
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 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我在提纲中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要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 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着 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 工作。
愚昧无知的人或普列汉诺夫先生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可以叫喊什么


而要加强生产，因为士 兵需要加倍的粮食，人民也不应当再挨饿。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4—336、371—386 页。——编者注

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谁只要肯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 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却明明是大多数 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在这样的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自然不会而且绝 对不会陷入布朗基主义的泥潭。这样做，也不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因 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否认在从资产阶级统治向无产阶级统治过渡的时期必须 有国家和国家政权。而我则用丝毫不会引起误会的明确态度，坚决主张在 这个时期必须有国家，不过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这种国家 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而是没有常备军、没有同人民对立的警 察、没有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的国家。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统一报》[17]上拚命地叫喊无政府主义，这只 不过是再次证明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在《真理报》（第 26 号）上曾向普 列汉诺夫挑战，要他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1、1872、1875 年在国家问 题上是怎样教导的①，普列汉诺夫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只能是默不作答， 只能像被激怒了的资产阶级那样咆哮一通。
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
说。顺便提一下，在他那本论无政府主义的德文小册子[27]里，就已经可以 看出这种不懂的迹象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尤·加米涅夫同志在《真理报》第 27 号上的一篇短
评中是怎样表述他同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的“分歧”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更 确切地了解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
加米涅夫同志写道：“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 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有两大错误：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问题提得不正确。这种抽象的、简 单的、单色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提法，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谁这样 提问题，谁现在只是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谁就无法了解 极其复杂的至少是“两色”的现实。这是从理论上说。而在实践上，他就是 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举手投降。
确实是这样。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通常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除了现实的政府外，还存 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后一个 “也是政府”，它自己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自己使自己依附于资产阶级 政府。
　　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 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
　　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 复活是徒劳无益的。
第二，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俄国是否还能建立一个脱离 资产阶级政府的单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的 策略不能建筑在情况不明的基础上。
如果这样的专政还有可能，那么，走向这种专政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立


① 见本卷第 18 页。——编者注

刻坚决地、彻底地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 离。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小资产阶级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转向了沙文主义（＝护国主
义），“支持”资产阶级，依赖资产阶级，害怕撇开资产阶级等等。 这个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取得政权，但是它不愿意，那怎么才能“推
动”它去执掌政权呢？ 只有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分离出来，摆脱这些小资产者的畏缩心
理，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摆脱 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团结起来，才能使小资产阶级觉得脚下发“烫”，在一 定条件下不得不把政权拿过来；甚至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也是在一定的情 况下）也会赞成齐赫泽、策列铁里、社会革命党人和斯切克洛夫掌握无限权 力，建立单一政权，因为这些人毕竟都是“护国派”！
　　谁立即迅速而彻底地使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 义政党）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谁就是在下述两种可能情况下正确地反映 运动的利益，一种情况是俄国还会出现一个单独的、自主的、不服从于资产 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一种情况是小资产阶级不能摆脱资产阶 级，永远（也就是一直到社会主义来临）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我们之间。
谁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个简单的公式行事，谁
就像是在保证小资产阶级一定能够不依赖资产阶级。这样做他也就是在目前 乖乖地向小资产阶级投降。
附带说一下，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公式”，不妨回忆一下我
在《两种策略》（1905 年 7 月）中特别强调的一段话（《十二年来》第 435 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
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它的未来 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 争??”①
加米涅夫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到了 1917 年，还只看到无产阶级和农民
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过去。而实际上，这个专政的未来已经开始，因为雇佣工 人和小业主这两者的利益和政策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并且是在“护国主 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这样的极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这里我要涉及加米涅夫同志上述议论中的第二个错误。他责备我，说我
的公式“指望”“这个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 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在提纲的第 8 条中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①
　　一个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不可能反对把实 施社会主义当作直接任务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俄国建立“公社国家”（即按照巴黎公社类型建立 起来的国家），也不能“立刻”办到，因为这需要所有（或大多数）苏维埃



① 见本版选集第 1 卷第 591 页。——编者注
① 见本卷第 16 页。——编者注

中的大多数代表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 洛夫等人的策略和政策的全部错误和全部危害。而我十分明确地声明过，我 在这方面只“指望”“耐心的”说明（如果要实现“立刻”就能实行的转变， 还用得着耐心吗？）！
　　加米涅夫同志有点“不耐心地”说过了头，他重复了资产阶级对巴黎公 社的偏见，似乎巴黎公社想“立刻”实施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惜 的是公社迟迟没有实施社会主义。公社的真实本质并不在资产者通常寻找的 那些地方，而在于它创立了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型。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已经诞 生，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加米涅夫同志没有深入思考事实，思考目前存在的苏维埃的意义，思考 苏维埃在类型上、在社会政治性质上同巴黎公社国家的一致，他不去研究事 实，却开始谈论我似乎“指望”“立刻”会发生的事情。很遗憾，他是在重 演许多资产者的故伎：不让人们注意迫切的、现实的、实际生活提出来的问 题，如什么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按类型来说是否高于议会制共和国，它是 否更有益于人民，是否更民主，是否更有利于斗争（例如同缺粮作斗争） 等等，而引导人们去注意“指望立刻转变”这种空洞的、貌似科学而实际毫 无内容的、教授们感兴趣的毫无生气的问题。
这是一个空洞的虚构的问题。我所“指望”的仅仅是，无非是：工人、
士兵和农民在处理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粮食分配、改善士兵给养等等实际困 难问题上，会比官吏和警察高明。
我深信，工兵代表苏维埃会比议会制共和国更快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
主动性（关于这两种国家类型的比较，在另一封信里再详谈）。它们会更好 地、更实际地、更正确地决定怎样才能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以及究竟能 够采取哪些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对银行实行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 银行，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今天，德国的
容克[28]和资产者正采取这种步骤来对付人民。明天，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 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它就会更好得多地采取这种步骤来为人民谋福利。
是什么东西迫使我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呢？
　　是饥荒，经济失调，即将临头的崩溃，战争的惨祸，以及战争给人类带 来的惨痛的创伤。
加米涅夫同志在他的短评的结尾说：“在广泛的讨论中，他希望自己的
观点能够被接受，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唯一可能接受的观点，因为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希望继续成为而且应该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党，而不至 于变成共产党员宣传员的小团体。”
　　我认为，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形势的估计是非常错误的。加米涅 夫同志把“群众的党”和“宣传员的小团体”对立起来。但是要知道，“群 众”现在正好感染上“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在这种时候，一个国际主义 者能够抵制“群众的”狂热，不是比“希望继续”同群众“在一起”，即一 起感染上流行病要更体面些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欧洲各交战国里，沙 文主义者不也是借口希望“继续同群众在一起”来为自己辩护吗？难道不应 该在一定时期内站在少数地位来反对“群众的”狂热吗？为了把无产阶级的 路线从“群众的”护国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中解脱出来，宣传员的工 作不正好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吗？把无产阶级 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搅在一 起，不分析群众内部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护国主义得以流行的条件之一。轻
　　
蔑地谈论无产阶级路线的“宣传员的小团体”，恐怕不太妥当吧。


1917 年 4 月由彼得格勒波涛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 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第 135—149 页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29]

　　　　　　　　（1917 年 4 月 10 日[23 日]） 俄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有下列基本特征：
这次革命的阶级性


　　1.仅仅代表一小撮操纵全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官吏）的农奴主- 地主的旧沙皇政权已经被打碎和废除，但还没有被彻底摧毁。君主制还没有 正式废除。罗曼诺夫匪帮还在策划保留君主制的阴谋。农奴主-地主的大土地 占有制还没有消灭。
　　2.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转到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 地主手里。就这一点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同那些在 1906—1914 年间异常热心地拥护血腥 的尼古拉和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公开君主派（如古契柯夫和其他一些比立宪民
主党人[5]更右的政治家）缔结了同盟。李沃夫之流的资产阶级新政府，企图 而且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家族就在俄国恢复君主制问题进行谈判。这个政府 在革命词句的掩护下，任命旧制度的拥护者担任国家要职。这个政府把国家 机器的全部机构（军队、警察、官吏）交给资产阶级，力求使整个机构的改 革愈少愈好。新政府已开始竭力阻挠群众的革命创举，不让人民从下面夺取 政权（这是革命真正胜利的唯一保障）。
直到现在，这个政府连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它并不触动
地主土地占有制这一农奴主沙皇制度的物质基础。对金融垄断组织、大银行、 资本家的辛迪加和卡特尔等等的活动，它根本不想去调查、公布和监督。
新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最主要的部长职位（内务部、陆军部，即指挥军
队、警察、官吏，指挥压迫群众的全部机构的司令部），都属于明显的君主 派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这些昨天的共和派，违背 自己意愿的共和派，只得到一些不能直接指挥人民、同国家政权机构没有直
接关系的次要职位。劳动派[10]代表和“也是社会党人”的亚·克伦斯基， 除了用响亮的词句麻痹人民的警惕性，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根本不起任何作 用。
　　由于这一切原因，即使在对内政策上，资产阶级新政府也不配享有无产 阶级的丝毫信任，而无产阶级也不应当予以任何支持。

新政府的对外政策


　　3.由于客观条件，现在对外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 面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是为了瓜分资本主义赃物，为了扼杀弱 小民族而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勾结起来进行战争的政府。
　　新政府屈从于俄国资本及其强有力的保护者和主子即世界上最富有的英 法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违反由兵工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绝大多数民族十分
　　
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愿望，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去制止各民族为资本家的利 益而互相残杀。它甚至不公布那些明明具有掠夺内容（瓜分波斯，抢劫中国， 抢劫土耳其，瓜分奥地利，夺取东普鲁士，夺取德国殖民地等等）、明明把 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强盗资本联结在一起的秘密条约。它承认沙皇政府缔结 的这些条约；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其他专制魔王掠夺和压迫了更多的民族， 它不仅压迫大俄罗斯民族，而且玷污和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它变成屠杀其 他民族的刽子手。
　　新政府在承认这些可耻的掠夺性条约以后，违反由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 俄国大多数民族明白提出的要求，不向交战的各国人民建议立刻停战。它只 是用一些冠冕堂皇、有声有色、但毫无内容的宣言和词句来敷衍搪塞，这样 的宣言和词句在资产阶级的外交家口里，一向是用来欺骗被压迫人民中轻信 而幼稚的群众的。
　　4.因此，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配享有丝毫信任，不仅如此，向它继 续提出要求，要它表达俄国各族人民的和平意志，要它放弃兼并等等，实际 上也只是欺骗人民，让人民空抱不能实现的希望，阻碍人民觉醒，间接使人 民容忍战争继续打下去，而这一战争的真正社会性质，则不是由善良的愿望 决定的，而是由进行战争的政府的阶级性质，由这个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同俄、 英、法等等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联系，以及由这个阶级所实行的真正的实际 政策决定的。

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和它的阶级意义


　　5.我国革命最主要的特点，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特点，就是在革命胜利后 的最初几天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所谓两个政权并存，就是说有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一个是主要的、真正
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 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加的、“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 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显然是绝大多数的人民， 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 年 3 月的俄
国革命不仅推翻了整个沙皇君主制，不仅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 已经到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 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居民群众的直接力 量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6.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然得到大多数地方苏维埃 信任的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苏维埃，竟 自愿把国家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及其临时 政府，自愿把首位让给临时政府，同它达成支持它的协议，而自己则只是充 当监视和监督立宪会议的召开（召开的日期，临时政府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宣 布）的角色。
　　这种史无前例的异常独特的情况，使 两种专政交织在一起：一种是资产 阶级专政（因为李沃夫之流的政府是一种专政，就是说，是既不依靠法律， 也不依靠预先表示出来的民意，而是依靠暴力夺取的一种政权，而且这种夺 取是由一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来实现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工兵代表苏维埃）。

　　毫无疑问，这种“交织”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 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现在，俄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在各处 拚命用各种办法排除、削弱和消灭兵工代表苏维埃，以求建立资产阶级的单 一政权。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只是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时刻，这时革命 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 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这种过渡的不稳定的局面的阶级意义（以及阶级原因）在于：我国革命 也同其他一切革命一样，要求群众有高度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同沙 皇制度作斗争，同时一下子就把数量空前的普通人卷进了运动。
　　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 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 剧地增加起来。
　　俄国就是这样。俄国正在沸腾。在政治上沉睡了 10 年、因受沙皇制度残 酷压迫和替地主工厂主做苦工而在政治上受压抑的千百万群众，现在已经觉 醒过来并渴望干预政治了。这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小业主，小资产者， 即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那些人。在欧洲各国中，俄国是最富有小资 产阶级性的国家。
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
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 广大的工人群众。
小资产阶级过的生活是业主式的，不是无产阶级式的（就其在社会生产
中的地位而言），所以它在生活上依赖资产阶级，在思想方式上也跟着资产 阶级走。
对资本家即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就是俄
国群众的政治现状的特点，这就是在欧洲一个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的 社会经济基础上以革命速度产生出来的现象。这就是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 维埃之间达成“协议”的阶级根源（我要强调说：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 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默默达成的协议，轻信地不觉悟地让出政权）； 这种协议给了古契柯夫之流一块肥肉，给了他们真正的政权，而苏维埃所得 到的只是克伦斯基之流的许诺、尊敬（暂时的）、恭维、空话、保证和奉承。 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较少，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是造成这种情况的
另一个原因。
　　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一直到社会革命党人[16]，都始终是小资产阶级的 党派，组织委员会[7]的党（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也是一样；非党的革命 者（斯切克洛夫等）同样随波逐流，或者没有抵挡住、没有来得及抵挡住这 种浪潮。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


　　7.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群众和阶级，而不是注重个别 人物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实际情况的特点必然造成当前策略的 特点。
这种特点提出了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酸醋和苦汁掺入到革命民

主词句的甜水中去”（这是我们党中央委员泰奥多罗维奇同志昨天在彼得格 勒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30]上说的，这句话说得非常中肯）。要进行批评， 说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训练和团结觉悟的无产 阶级共产党的成员，使无产阶级从“普遍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中解脱出来。 这好像“只是”一种宣传工作。其实这是最实际的革命工作，不如此就 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因为目前革命所以停顿，所以被空话阻塞而在“原地 踏步”，并不是由于外界的阻碍，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使用暴力（古契柯 夫暂时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士兵群众），而是由于群众的轻信的
不觉悟。 只有同这种轻信的不觉悟作斗争（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并且应当是用同志
的态度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指出实际生活的经验 等），我们才能从猖獗一 时的革命空话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提高群众的觉 悟，发扬群众在地方上大胆坚决的首创精神，促使他们自动地去实现、发展 并巩固自由、民主和全部土地归全民所有的原则。
　　8.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的经验创造了两种保持对人民压迫的 方法。第一种是使用暴力。尼古拉·罗曼诺夫一世（刑棍尼古拉）和尼古拉 二世（血腥的尼古拉）已把这种屠杀方法淋漓尽致地表演给俄国人民看了。 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被受过多次大革命和群众革命运动“教训 的”英法资产阶级修饰得非常精巧。这种方法就是欺骗，恭维，说空话，无 数的许诺，小恩小惠，小处让步，大处不放等等。
俄国当前的特点就是从第一种方法极其迅速地转到第二种方法，从用暴
力压迫人民转到恭维人民，用诺言欺骗人民。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31]。米 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把持着政权，维护资本的利润，为了俄国资本和英法资本 的利益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时用空洞的诺言、堂皇的宣言、娓娓动听的 声明来敷衍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这类“厨子”的高谈阔论，尽管 这些“厨子”在那里不断地威胁、劝告、央求、恳请、要求、慷慨陈词?? 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
这种轻信的不觉悟和不觉悟的轻信，必然会日益消失，特别是对无产者
和贫苦农民更是这样，因为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教他们不要信 任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应该”教导人民信任资产阶级。无产者应该教导
人民不信任资产阶级。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9.“几乎把一切”都吞没了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它的最大最鲜明的表现 要算是革命护国主义了。正是革命护国主义是俄国革命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 的死敌。
　　谁在这一点上失足而不能自拔，谁就谈不上革命。不过群众的失足和领 袖不同，因此，他们的解脱方法也不一样，他们是经过另一条发展道路、经 过另一种方法求得解脱的。
　　革命护国主义一方面是群众受资产阶级欺骗的结果，是农民和一部分工 人轻信的不觉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的反映，因为小 业主从兼并和银行利润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他们“神圣地”保卫着以残害其
　　
他民族来腐蚀大俄罗斯人的沙皇制度的传统。 资产阶级欺骗人民，利用了高尚的革命自豪感，把事情说成似乎由于革
命的这一阶段，由于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准共和国代替了沙皇君主国，战 争的社会政治性质在俄国方面就发生了变化。人民也就相信了（暂时地相信 了）这种谎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的偏见，即认为除了大俄罗斯民族 以外俄国的其他民族都是大俄罗斯人的某种私有财产或世袭领地。沙皇制度 卑鄙地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大俄罗斯人习惯于把其他民族都看成一种下等 人，“理应”受大俄罗斯支配，这种腐蚀作用是不能一下子就消除的。
　　我们要善于向群众说明，决定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的，不是某些个人、 集团以至某些民族的“善良愿望”，而是进行战争的那个阶级的地位，那个 阶级的政治（战争是这一政治的继续），资本这一在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 的经济力量的种种联系，国际资本的帝国主义性质，俄国在财政、银行、 外交上对英法等国的依赖等等。要巧妙地用群众易懂的话说明这个道理，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谁也不能不出差错地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宣传的方向，确切些说，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是这样，而且 只能是这样。不管用多么漂亮的话，用怎样的“实际”理由来辩护，对革命 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都是背叛社会主义，都是彻底背弃国际主义。
“打倒战争”的口号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估计到当前任务的特点，
没有估计到必须用另一种方法去对待广大群众。我看，这个口号就同“打倒 沙皇”的口号一样，“想当年”笨拙的鼓动家带着“打倒沙皇”的口号贸然 闯到农村，结果挨了一顿打。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拥护者是真心诚意的—— 不是指个人，而是指阶级来说，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阶级（工人和贫苦农 民），在兼并和扼杀别的民族方面确实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与资产者和“知 识分子”先生们的情况不同，这些人明明知道不放弃资本的统治就不能放弃 兼并，却还要用漂亮的词句、无边无际的许诺、多不胜数的担保来无耻地欺 骗群众。
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把问题看得非常简单平常，他们说：“我并不愿意
兼并，但是德国人向我‘闯过来了’，因此我维护的是正义的事业，而完全 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的利益。”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再三解释，告诉他 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愿望，而在于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关系和条件，在 于战争同资本利益、同国际银行网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反对护国主义，才 是严肃的，才有希望取得成效——也许不会很快取得，但这种成效会是牢固 而可靠的。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10.战争不是“凭愿望”就能结束的。靠单方面的决定是结束不了战争的。 像一个护国派士兵所说的“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结束不了战争的。
　　靠各国社会党人的“协议”、全世界无产者发起的“行动”、各国人民 的“意志”等等，是结束不了战争的。所有这类充满在护国派、半护国派、 半国际主义派报纸的文章中的词句，所有这类充满在无数的决议、号召书、 宣言以及兵工代表苏维埃的决议中的词句，无非是小资产者的空洞的、天真 的、善良的愿望而已。关于“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关于无产阶级轮 番发起革命行动（继俄国无产阶级之后，按“顺序”该是德国无产阶级）等
　　
等词句，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一切都是路易·勃朗主义，都是甜蜜的幻想， 都是玩“政治运动”游戏，实际上是再现关于猫儿瓦西卡的寓言。
　　虽然战争确实只有利于资本家强盗，只会使他们发财，但战争并不是由 资本家强盗的恶念造成的。战争是由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资本的发展、全世 界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另 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 不能跳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争得民主的非强 制的和约。
　　1917 年二、三月的俄国革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开端。这 次革命迈出了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是只有迈出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转到 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这将是在全世界“突破战线”——突破 资本利益的战线的开始；无产阶级只有突破这条战线，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 的惨祸，给人类带来持久和平的幸福。
　　俄国革命既然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也就把俄国无产阶级推上了这种 “突破”资本“战线”的阵地。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11.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目前还没有为人们所理解，这不仅表现在大多 数人还不明白苏维埃的阶级意义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表现在他们 还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确切些说，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最完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类型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权力属于议
会；国家机器，管理的机构和机关，和往常一样，有常备军、警察以及实际 上从不撤换、拥有特权、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
但是从 19 世纪末开始的革命时代，产生了一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国家；
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国家从某些方面来看已经不成其为国家，“已经不 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①。这就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它以人民自己的直 接武装代替了脱离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巴黎公社的实质就在于此。资产阶级 的著作家们曾谩骂和诽谤巴黎公社，错误地认为巴黎公社打算立刻“实施” 社会主义。
1905 年和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开始建立的正是这种国家类型。由全俄人
民代表立宪会议或由苏维埃会议统一起来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共和国， 现在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它的出现是由于千百万人民的主动，是由于人民按 照自己的方式自动地创立民主制度，既不等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教授先生们拟 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 中的老学究和老顽固（如普列汉诺夫先生或考茨基）放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的歪曲。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承认在任何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从资本 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
与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 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上述时期需要的，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 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和旧类型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 页。——编者注

　　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回到君主国是非常容易的（历史证明了这一 点），因为整个压迫机器——军队、警察、官吏仍然原封不动。而公社和工 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则打碎并铲除这个机器。
　　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自主的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 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工兵代表苏维埃则与此相反。
　　工兵代表苏维埃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马克思曾把这 种国家类型叫作“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①。
　　通常有人反驳说：俄国人民还没有条件“实施”公社。这是农奴主的论 调，他们也曾经说过：农民还没有条件享受自由。凡是在经济现实中和在绝 大多数人民的意识中还没有绝对成熟的改革，公社即工农代表苏维埃都没有 “实施”，也不打算“实施”，而且也不应当实施。经济破坏和战争造成的 危机愈深，就愈需要最完善的政治形式，以便更容易地医治战争给人类带来 的可怕的创伤。俄国人民的组织经验愈少，就愈应当坚决着手人民自己的组 织建设，而不是专靠一批资产阶级政客和占据“肥缺”的官吏去做。
　　我们愈迅速抛弃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旧偏 见，愈热心帮助人民立刻在各地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使其支配全部生活， 李沃夫之流先生们愈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人民就会愈容易选中（通过立宪 会议，如果李沃夫迟迟不召开立宪会议，那就不通过它）工农代表苏维埃共 和国。人民自己进行新的组织建设，起初难免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而不断 前进，总比等待李沃夫先生召集法学教授来草拟关于召开立宪会议、关于永 远保存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和扼杀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法律要好。
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并做好宣传，那么，不仅无产者而且十分之九的农民
也会起来反对恢复警察，反对从不撤换的、拥有特权的官吏，反对脱离人民 的军队。新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这里。
12.用民兵代替警察，这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产生出来并正在俄国大多数
地方实行的改革。我们应该向群众说明，在大多数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中， 这种改革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资产阶级，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阶级，也 总是恢复专制制度下的那种脱离人民、受资产者指挥、惯于多方压迫人民的 旧式警察。
不让警察恢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全民的民兵，把它和军队融合
起来（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从 15 岁到 65 岁（可以大体上以此 为少年和老人参加的年龄标准）的男女公民，人人应当参加民兵。资本家应 当按照雇佣工人和仆人等等在民兵中执行公务的天数付给他们报酬。不仅要 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 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 至于护理病人、照料流离失所的孩子、注意饮食卫生等等的“警察”职能， 除非妇女享有实际上的而不是纸上的平等，是根本不能完满实现的。
　　不让警察恢复；发动全体人民的组织力量来建立人人参加的民兵，—— 这就是无产阶级为捍卫、巩固和发展革命而应当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任务。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8 页。——编者注


13.现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俄国农村在最近是否会展开强大的土地革
命。我们无法知道，农民中近年来确已加深的阶级分化，即一部分人成为雇 农、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另一部分人成为富裕农民和中 等农民（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这样的问题，要靠 实际经验，也只能靠实际经验来解决。
　　但是，为了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仅绝对必须 立即提出土地纲领，而且绝对必须宣传那些立刻可以实现的实际措施。
　　我们应当要求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是说，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家中央 政权所有。这个政权应该规定移民用地的数量等等，定出保护森林、改良土 壤等等的法律，严禁土地所有者（国家）和租地者（农户）之间有任何中介 行为（严禁土地转租）。但是支配土地的权力以及规定地方上占用土地的条 件，都应完全由各区域和各地方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而绝不应操在官 僚、官吏的手里。
　　为了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和增加产量，为了发展合理化的大农场和对它 们实行社会监督，我们应当在农民委员会内部争取把没收来的地主田庄都改 建成大规模的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苏维埃负责监督。
社会革命党人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词藻和政策，特别是什么“消费”
土地份额、“劳动”土地份额以及“土地社会化”等等空谈；与之相反，无 产阶级政党应当说明，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小经济制度决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 生活贫困和遭受压迫的状况。
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一定要立刻把农民代表苏维埃拆散，但它应当说明，
必须组织单独的雇农代表苏维埃和单独的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代表苏维埃， 或者至少要组织这种阶级地位的代表，作为总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单独的党 派，举行单独的定期会议。否则，民粹主义者说到农民时的那些小资产阶级 的甜言蜜语，就会成为富裕农民欺骗贫苦群众的护身符，而富裕农民只不过 是资本家的一个变种而已。
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按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或完全是官
吏的腔调进行宣传，劝告农民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不要夺取地主土地，不要 进行土地改革，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号召农民立刻自动地实行土地 改革，并根据当地农民代表的决定立刻没收地主土地。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坚持必须增加食品生产，以供应前方士兵和城市，
严禁任何损坏牲畜、工具、机器和建筑物等现象发生。
　　14.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坚持宣布并坚持立刻实行的， 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并入或被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 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充分自由。
　　没有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不过是资产阶 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
　　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 力求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但是它不想通过暴力，而只想通过 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由联合来达到这个目的。
　　俄罗斯共和国愈民主，它组建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愈顺利，各民 族劳动群众自愿趋向这种共和国的力量就愈大。
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尽规定保障少

数民族权利的办法，——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15.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只有躲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以这 个真理为借口，替那种不执行实际上业已成熟的迫切革命措施的拖延政策进 行辩护，而这类措施在战时已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因为这是同日 益逼近的经济的彻底崩溃和饥荒作斗争所绝对必要的。
　　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 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 持实现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 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医治战争的创伤， 不可能防止即将临头的破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不去侵犯那些正是 靠“战争”大发横财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空前的高额利润。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


　　16.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义务正是在现时特别突出地提到了首要地位。 现在，只有懒汉才不拿国际主义发愿起誓，连沙文主义护国派，连普列 汉诺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连克伦斯基也都自称为国际主义者。所以无 产阶级政党更有责任把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口头上的国际主义作一个鲜明、确
切、清晰的对照。
　　只向各国工人发表宣言，空口担保自己忠于国际主义，企图直接或间接 地规定各交战国革命无产阶级发起行动的“顺序”，硬要在各交战国社会党 人之间订立关于革命斗争的“协议”，忙于召开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开展和平 运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主张、企图或计划，无论它们的炮制者怎样真诚， 但从客观意义来看，都只是空话，至多不过是天真的善良愿望，只能为沙文 主义者欺骗群众打掩护。在玩弄议会欺诈手段方面最圆滑、最老练的法国社 会沙文主义者早就打破了纪录，他们一方面高喊空前响亮的和平主义和国际 主义的词句，同时又极其可耻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加入进行帝国主义战 争的内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公债（像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 斯切克洛夫近来在俄国所做的那样），反对本国的革命斗争等等。
　　好心肠的人常常忘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严峻而又险恶的环境。这种环 境容不得空谈，而且会嘲弄天真甜美的愿望。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 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 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和马尼洛夫精神[32]。 战争爆发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所有国家都造成了
三种派别；谁要是离开现实的基础，不承认这三种派别的存在，不对它们进 行分析，不为真正的国际主义派进行彻底斗争，他一定会软弱无力，束手无 策，陷入错误。

三种派别如下：
　　（1）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 这些人同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首先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
这些人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各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大多数都是这样。这就是俄国的普列汉 诺夫先生之流，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盖得、桑巴等，意大
利的比索拉蒂之流，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33]和“拉布分子”（指“工 党”的领袖们）[34] ，瑞典的布兰亭之流，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和他的党，
丹麦的斯陶宁格和他的党，美国的维克多·伯杰及其他“保卫祖国派”等等。
　　（2）第二派即所谓“中派”，这些人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真正的国 际主义者之间。
　　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 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对政府多方施加“压力”，从多方面“要求”本国政 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赞成各种各样有利于和平的运动，赞成没有兼 并的和约等等，同时也赞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和平。“中派”赞成“团 结一致”，反对分裂。
　　“中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的王国，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 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
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绝 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他们是那
些客观上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优厚的工资、荣耀的职位等等）的工人阶层和 集团，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帮助他们为瓜分资本主 义的赃物而进行争斗。
“中派”是一些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的环境等等败坏
了的守旧派，是习惯于待遇优厚的职位和“安稳的”工作的官吏。从历史上 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 的阶段即从 1871—1914 年的阶段向新阶段的过渡；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 级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一门艺术方面，这门艺术就 是广泛而又广泛地进行缓慢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从第一次 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创了社会革命的纪元那时起，新阶段的到来在客观上 就成为必然的了。
　　“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 年） 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 1914 年 8 月起就非 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中派”就是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和帝国
国会中的所谓“工作小组”[35]，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和整个所谓“米诺 利特”（少数派）[36]，英国的菲力浦·斯诺登、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 立工党”[37]的其他许多领袖以及一部分英国社会党[38]的领袖，美国的莫里
斯·希尔奎特以及其他许多人，意大利的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等，
瑞士的罗伯特·格里姆等，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之流，俄国的组织委员 会的党——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
自然，个别人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从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转到“中派”立场，

或者从后者转到前者。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 级随意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同样，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 个派别随意转到另一派别，虽然有人力求融合各个派别，但政治生活中的派 别是各不相同的。
（3）第三派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齐美尔瓦尔德左
派”[39]（我们把他们 1915 年 9 月发表的宣言作为附录转载于后，使读者能 够就原件了解这一派别的产生）。
　　这一派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既同社会沙文主义也同“中派”彻底决裂。 他们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的帝国主义资 产阶级。他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本国”。他们坚决反对社会和平主义 者的甜言蜜语（社会和平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 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梦想不打破资本的枷锁和统治而获得永久 的和平），反对利用种种借口来否认因这次战争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适当的和及时的。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即“国际派”[40]，卡尔·李 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新 国际的最有名望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卡尔·李
卜克内西曾在国会（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随后他又到柏 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成的传单，号 召“打倒政府”。他被逮捕并被判处苦役。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 在德国少说也有几百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同他本国的普列汉诺夫之
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等等）作无情 的斗争，而且同他本国的中派即同他们的齐赫泽、策列铁里（即考茨基、 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 110 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
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团结一致”，反对全体议 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 级革命。除他以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像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 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所正确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一具发臭的死 尸。
德国另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团体是不来梅的《工人政治》[41]。 堪称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在法国有洛里欧和他的朋友们（布尔德朗和
梅尔黑姆已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以及在日内瓦出版《明日》杂志[42] 的 法国人昂利·吉尔波；在英国，有《工联主义者报》[43] 及英国社会党和独
立工党的部分党员（如罗素·威廉斯，他曾公开号召同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
们分裂），有苏格兰的国民教师社会党人马克林，他因从事反战的革命斗争 而被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判处苦役，因同一罪名而入狱的还有几百个英国社会 党人。他们，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美国，有“社会主义工
人党”[44]以及机会主义“社会党”[45]内那些从 1917 年 1 月开始出版《国 际主义者周报》[46] 的人；在荷兰，有出版《论坛报》的“论坛派”（潘涅
库克、赫尔曼·哥尔特、怀恩科普、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后者曾是齐美


尔瓦尔德的中派，现在已转向我们）[47]；在瑞典，有青年党或左派党[48]， 党的领袖有林德哈根、图雷·涅尔曼、卡尔松、斯特勒姆、塞·霍格伦，霍 格伦曾在齐美尔瓦尔德亲自参加建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工作，现因进 行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判罪入狱；在丹麦，有特里尔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退 出了以斯陶宁格大臣为首的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丹麦“社会民主党”
[49]；在保加利亚，有“紧密派”[50]；在意大利，最接近国际主义的是党的 书记康斯坦丁诺·拉查理和中央机关报《前进报》[51]的编辑塞拉蒂；在波
兰，有拉狄克、加涅茨基和其他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起来的社会民
主党的领袖；此外还有罗莎·卢森堡、梯什卡和其他由“总执行委员会”[52] 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们草拟了举行“全 民投票”的理由书（1917 年 1 月）同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作斗 争，1917 年 2 月 11 日，他们在特斯举行的社会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上提出 了原则上革命的反战决议[53]；在奥地利，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左派青 年朋友，其中一部分人常在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内活动，极其 反动的奥地利政府现已查封了这个俱乐部，这个政府还因弗·阿德勒英勇地
——但欠考虑地——枪击首相而对他进行迫害；以及其他等人。 问题不在于细微差别，就是在左派中也有不同的细微差别。问题在于派
别。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国
际主义者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只有他们才代表社会主义的整个 未来，只有他们才是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在社会民主党人以至所有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在
帝国主义战争这种环境中客观上必然要起变化。谁如果只限于向资产阶级政 府“要求”缔结和约或“要求”它“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等等，他在 实际上就是堕落到改良派的立场。因为战争问题在客观上只能用革命手段 来解决。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摆脱战争而缔结民主的非强制的
和约，可以使各国人民从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老爷们亿万利息的盘剥下解 放出来。
可以而且应当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但是不能陷入马
尼洛夫精神和改良主义去要求那些与帝国主义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和 阶级斩断这些联系；而不斩断这些联系，用战争反对战争的一切议论都只是 空洞的骗人的词句。
“考茨基派”即“中派”是口头上的革命家，实际上的改良主义者，是
口头上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帮凶。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17.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一开始就站到动摇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 立场上，这就使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 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主要缺点，它破产（因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 破产了）的原因，就是在同社会沙文主义、同以在海牙（荷兰）的王德威尔 得、胡斯曼等等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旧国际彻底决裂的问题上，在这样一个
　　
实际决定一切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动摇不定。 在我国还有人不知道，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考茨基派。而这正是一
个不能不考虑到的基本事实，现在西欧已经都知道这个事实。就连沙文主义 者，德国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海尔曼，即极端沙文主义的《开姆尼茨报》的编
辑兼由帕尔乌斯出版的极端沙文主义的《钟声》[54]的撰稿人海尔曼（自然 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热烈主张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人）， 也不得不在报刊上承认，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 一个东西。
　　到 1916 年底和 1917 年初，这个事实被完全确认了。虽然昆塔尔宣言[55] 斥责了社会和平主义，但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右派，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多数 派，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方面去了，如：考茨基之流在 1917 年 1 月和 2 月的 一系列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致投票赞成社 会党的和平主义决议（1916 年 12 月通过）和“劳动总联合会”的和平主义
决议[56]（劳动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该决议也是在 1916 年 12 月通过的）；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这样，他们全党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 的立场，而屠拉梯本人在 1916 年 12 月 17 日的演说中，甚至“滑到了”（当 然不是偶然的）用民族主义词句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57] 和昆塔尔代表会议[58]的主席罗伯特·格里 姆，在 1917 年 1 月，同他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 古斯塔夫·弥勒等）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 1917 年 1 月和 2 月举行的各国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两次会议上，有一
些国家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如国际青年组织书记和出色的国际主义报纸《青 年国际》[59]的编辑明岑贝格，我党中央的代表季诺维也夫，波兰社会民主
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代表卡·拉狄克，“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施坦等，曾正式痛斥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这种口是心非 的两面派行为。
俄国无产阶级得到的很多；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机会像在
俄国那样发挥出那么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德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德的“考茨
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
系了。应该立刻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应该是为了了解 情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
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并且在活动 了。
　　这就是我在上面一一提到的那些“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他们， 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为数尚少，那么就请每个俄国工人问一问自 己：在 1917 年二、三月革命的前夜，俄国的觉悟的革命者多不多呢？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主张和政策。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宣布”国际主义，而在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做 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对订立协议和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抱希望。只要

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国际间的往来就会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事专政 的铁钳钳住。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附加的政府的“共和主义者” 米留可夫，在 1917 年 4 月也没有准许瑞士社会党人、瑞士社会党[60]书记、 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 滕进入俄国（虽然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是来探望妻子的亲属的，又因他在 里加参加过 1905 年的革命，为此坐过俄国的监狱，并为获准出狱曾向沙皇政 府缴纳过保释金，他来是想取回这笔保释金的。），既然“共和主义者”米 留可夫竟能够在 1917 年 4 月的俄国做出这种事来，那么现在资产阶级关于 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的诺言、词句和宣言究竟有什么价值，也就可想而 知了。
　　英国政府拘留托洛茨基应当怎样解释呢？不让马尔托夫离开瑞士，想把 他骗到英国，使他遭到同托洛茨基一样的命运，这又应当怎样解释呢？
我们不要陷入幻想，不要自己骗自己。 既然事实证明，一些忠于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连从斯德哥尔摩进入我国
都得不到许可，连他们的信件都不准寄来（尽管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完全 可以用最严密的手续来审查这些信件的），那么，“等待”召开国际代表大 会或会议就无异是背叛国际主义。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建立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
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上万正在举 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畏惧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秘密传单 上看到我们的决定，看到我们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 般的信任，看到我们现在也决心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看到了这 一切，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信念了。
多得者应当多予。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的自由。我们利
用这种自由，不是为了鼓吹支持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革命护国主义”， 而是要勇敢地、忠实地、本着无产阶级的和李卜克内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国 际，建立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以及“中派”这些动摇分子势不两立的 国际。
18.根据上述情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对谈不到统一的问题，就不
必多费唇舌了。 宁可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只剩下两个人——这就是说和革命无产阶级在
一起——也丝毫不能有同组织委员会的党，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统一的想
法，因为这些人甘愿同《工人报》[61] 的波特列索夫结成联盟，在工人代表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公债[62] ，他们已经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 场了。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63] 谁想帮助动摇分子，首先要自己不动摇。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
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19.现在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名称问题，我们应该像马克 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
　　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 据的。社会民主党在下面主要两点上歪曲和背叛了这个宣言：（1）工人没有
　　
祖国，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2）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被第二国际歪曲了。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 如在 1875 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 1894 年又更 通俗地重复谈过这一点。①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 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 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这是我的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我们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称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 不正确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 第二国际（1889—1914 年）的领袖们，像普列汉诺夫先生、考茨基等等，
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歪曲了。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是必
需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资 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指 1871 年巴黎公社以及 1905 年
和 1917 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论据是：现实生活，革命，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创立了这种
新“国家”，虽然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可是这种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
义上的国家了。 这已经是群众的实践问题而不只是领袖们的理论了。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由脱离人民的武装队伍来控制群众。
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也是国家，因为我们需要武装队伍，需要最严
格的秩序，需要用暴力来无情地镇压君主派和古契柯夫-资产阶级的一切反 革命尝试。
但是，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在俄
国许多地方，这种武装队伍就是群众自己，就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那些居于 人民之上、脱离人民、拥有特权、实际上从不撤换的人。
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看通常是资产阶级的那种民主，这种民主
通过旧的君主制的管理机关即警察、军队和官吏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要向前看正在诞生的新的民主，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因为民主
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
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不仅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这个词在目前，在 1917
年 3 月以后，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 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 家“消亡”的前驱。
我的第四个论据，就是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 现在的形势已和 1871—1914 年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识地容
忍了“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用语。因为当时，在巴黎公社 失败之后，历史把缓慢的组织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此外别无他法。无政府 主义者当时（现在还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错误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5 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89—490 页。——编者
注

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时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工 人被帝国主义的利润所腐蚀，巴黎公社遭到失败，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 刚刚（1871 年）胜利，半农奴制的俄国仍然沉睡不醒。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了解了要
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 我们也应该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决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
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 的却是跳蚤。”①
　　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 全人类濒临深渊，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并且不知还会使多少百万人走向粗 野和死亡。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当这个革命开始的时候，当这个革命怯懦地、不坚决地、不自觉地、对
资产阶级过分信任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大多数的（这是真情，这是事实） “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民主党”报纸——要知 道影响群众的正是这种工具——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跑到“本 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群众惶惑不安，糊里糊涂，受了这些领袖的欺骗。
　　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 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
就让“许多”工人去真诚地理解社会民主党吧。现在是学习区别主观的
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时候了。 主观上，这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的领袖。 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却是这样：我们党的旧名称便于人们欺骗群众，阻
碍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议会党团中处处见到那些说话
最响亮、行动最引人注目的领袖，而这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 “主张”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他们都拿着 “社会民主党”所开的旧期票要求兑现??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会把我们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淆起
来??” 为什么我们不怕同社会民族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混淆起来，不怕同
法兰西共和国激进社会党人[64]这个用资产阶级手段欺骗群众最高明最狡猾 的资产阶级政党混淆起来呢？“??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 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正是这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把明天的革命 任务，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把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把包围着 无产者的那帮“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家伙对实际事业的破坏都丢开不管了。 这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守旧的理由。
而我们是要改造世界。我们要结束这场有数万万人卷进去、有千百亿资 本利益纠缠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而这场战争除了进行人类史上最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
可是我们又自己怕自己。我们还舍不得脱掉那件“穿惯了的”、“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