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后天的投资银行、国际银行和货币。不管好坏——双方各执已见——
90 年代全球金融结构由比利、所罗门及其交易商和推销商在六七十年代创建 而成，并在 80 年代由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他们如虎添翼的才能扩大和装饰 得很完美。他们继而主导各种金融王国，是由于他们能发挥所罗门公司得自 于与各地交易的能量。
　　由于主导所罗门的人知道买家不是投资发行商，承销活动日益成为出售 股票和债券的游戏，而不是为经济活动融资的冒险行为。由于这些纸券的价 值日益成为其他纸券价格的函数，而不是真实的生产和消费函数，一种新的 金融文化应运而生。所罗门所能提供的是纸券的价格，金融活动中所强调的 是从长期保持关系仅仅是认识到直接的个人交易——然后到“产品”被买进 卖出。
　　在 80 年代，当比利、所罗门心怀不满冷眼旁观时，原先粗浅、仅凭判断 的行业成为一种必须凭借人们对数字有敏锐洞察力才能做的行业，而这些人 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也不甚了解。所罗门不像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兰 伯待那样曲解传统银行技巧的欺诈行，凭借自己操纵市场的伎俩“创造”价 值；所罗门从不牵涉于与伊万·博斯基、丹尼斯·莱文和迈克尔·米尔肯名 字相连的任何“内部交易”丑闻。但是”所罗门文化”是去获得越来越多的 生意，将客户与所罗门凝结成钢铁般的关系，去交易任何东西、一切东西（有 人说：“如果你要求，他们会对你的家俱投标”），他们无疑会创造新纪录
——无人知道接下去会出现什么。
　　外部条件，尤其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基本出借人和投资者的大机构 的成长，为所罗门金融渠道的形成提供了动力。事实上将金融与实际经济相 隔离，以逻辑为依据构筑抽象之墙，吓倒了那些可能会问是否有如此大量的 国民财富真正用于金融工程的实际之士。所罗门的人并非市场创造者——在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利奥·梅拉梅德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理查德·桑杜尔 创造了能扩展所有交易领域的期货合同——但他们只是构筑市场的工具设计 者，期货合同被那些只知道写东西的聪明人用于开拓市场，先是由所罗门公 司，后由其他竞争者。当那些竞争者掌握了这些设计技巧，并凭其智慧将其 变成能供所罗门公司从新市场获取厚利的复杂的体系，结果显示那些步所罗 门之后尘的年轻人从未学会为什么有反对欺诈的规则。

感知为实


　　追溯所罗门工作方式的形成，那是个极其自然的过程。折扣行是交易性 企业，从一家银行买进纸券出售给另一家。折扣行基本每天与市场双方打交 道，从与他们做生意的所有银行获得信息，所有金融中介机构都是以获得他 们客户所没有的信息为主，而且常常是合法的，它们的信息来源于市场旋风 之中，他们从中能比外人看到和感悟到更多的东西。
　　罗伯特·多尔，穿红条衬衣工作的红脸庞人，当了 8 年的商业银行家之 后，于 60 年代来到所罗门，他从当时主管所罗门政府债券部的威廉·西蒙那 儿了解了借用和运用市场的区别。多尔的工作是找到明天早晨的贷款，以使 西蒙能支付他那天早晨要交割的所买进的纸券。1969 年的一天，当资金极其 紧缺时，多尔发现找不到贷款对象，像西蒙预计的那样以 5.25％利率“买进”
（即借进）当夜钱；多尔满怀顾虑找到西蒙，西蒙说：“好吧，就以 5.25％

利率卖掉它，不断卖出；当利率下降时，卖得更多”。 多尔照他说的去做了，卖出他不曾有的钱。利率急剧下降，因为市场上
其他人认为有新的大贷者已来临；多尔转而买进他抛出的，最后从货币市场 上以 4.5％的低利率得到了西蒙所需的贷款。当他做完这一切时，他已以低 于西蒙想付的 5.25％的利率提供给西蒙所需求的资金，同时也为公司赚了 钱。
　　折扣行买进卖出的工具会常常以所能获得的最低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 因为它们是质量最高的工具并对获得贷款有保证。实际上中央银行常常通过 折扣行来执行货币政策。英格兰银行所进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常常是通过周 围的一批折扣行，从市场买进纸券，投入货币量，或卖出纸币吸纳货币。乔 纳斯·奥登斯 20 年代一日数次地出现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也是出于同样的 目的。折扣行的信用可靠度部分是起因于银行相信，政府中央银行会保证： 一旦折扣行倒闭，折扣行的银行客户将不会蒙受损失。如果市场上货币极其 短缺，中央银行会对折扣行买进的纸券“再折扣”以使其免遭麻烦。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美国以“初级商行”取代“折扣行”，只有美国折扣公司保存 了原名，但基本原则还是没变多少。
　　是阿瑟·所罗门发现了从折扣行所获得的信息能用于增加公司债券交易 的机会，在交易行的风险大于债券市场风险，因为利率的变动不会对刚上市 几天或几周的品种的价格有影响，但却对几年后到期时以旧利率支付的纸券 价格猛烈冲击。交易的原则却是相同的：“使市场”有利可图，交易者必须 知道买卖双方目前的意向态度，而不是债券内在价值。在任何一天，金融市 场的价格不是由“基准”决定，而是取决于参与者所相信的明天的价格动向。 那些同时以保险公司和银行信托部门名义买进卖出的中介机构会比那些只作 为买家或卖家的市场参与者有更多纸券的信息来指导自己的投资决策。
债券交易商便给债券“定价”，以一个价格投标买进，再以略高价格卖
给别家。他脑子里必须对在这一利率下目前一些公司支付的债券价格了如指 掌，使一些顾客愿意提供的成交量与另一些客户所需的成交量相匹配。他必 须了解公司自己的存量：他是否觉得持有这么多纸券所罗门公司能获利？是 否持仓量已过重？
另外几笔生意的成交情况如何？在淮的手中？公司其他客户是否愿意吃
进或抛出？市场上知道的所罗门存量是多少？ 像多尔那样借出钱来降低借入的成本，拥有别人不知道的大存量的交易
商可能会买入更多纸券来哄抬价格，引起公众兴趣， 使跟风者增多，价格也
就愈加升高。但是一旦其他人了解所罗门有存货出手，他们会很高兴地卖空 证券以满足所罗门的需要，然后等着看索利不再想套在手中，让索利公司亏 损，而其他人从中获利。如果没有存货而顾客想买进，索利如何能轻松地通 过获得他需要的债券来满足他的愿望，买进或借人？如果所罗门公司卖空来 满足需要买进的客户需求，会不会接着买入平仓时抬高价格，使交易无利可 图呢？
　　有时候，交易商发现自己处于竞争状态下，客户从其他交易商那儿也获 得投标或开价；有时候他发现自己孤独无助，价格也根据情况而变化。毕竟 公司是靠交易商购买证券时的价格与他卖出时所能开出的价格之差赚钱的。 他付给一个客户越少，收取另外一个客户越多，所罗门兄弟公司所获利润就 越大。但是所罗门交易商的双边价格都受到所罗门联系人的很大影响。有联
　　
系人的客户所愿买进或卖出时才开始有交易。在《吹牛牌局》一书中，交易 商用嘲讽的口气问年轻的推销员迈克尔·刘易斯：“瞧瞧，你到底是在为谁 工作，这个家伙还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在 60 年代，对于所有这时期声誉平 平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很简单但会不同于交易商期望从 80 年代的刘易斯 口中所获得的答案。60 年代所罗门对推销商培训的结果也就是顾客开出的他 们的工资单，如果客户不满意，所罗门就无法赚钱。
　　比利·所罗门喜欢说：如果一个客户不高兴，他会找到另一个可能他喜 欢的公司。这样的话，所罗门就会吃不消。哈利·纳尔逊是 1966 年从美林·林 奇公司来到所罗门的销售经理，继承了使顾客感到受骗的交易方法，那是动 用很多钱的大交易。他把问题交给比利，比利说：“如果他不满意那价格， 告诉他自己开价”，想想那句话，纳尔逊说：“比利是个很相信应创造条件 对客户尽职的人。”这很困难，但与所罗门的市场竞争者喜欢说的所罗门“买 生意”没有很大区别。这与一位老资格交易商对比利的评价也不矛盾，他说 比利有时候无法分清”谁是顾客，谁在紧逼公司”。
　　推销商一直是压低差价的一股力量。他们不是根据所做交易的赢利或亏 损来评判功过，而是完全根据交易量和所创红利来定。交易柜台却相反，每 天都由交易所创利润来评判。尽管有时候交易商也是推销商，通过电话为商 家快速投标（意识到，电话线另一端的人所听的内容取决于他们近期是如何 与所罗门达成交易的），他们和推销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完全可感觉到。这 两组人互相需要对方但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通常情形是交易商开出的价格是推销商势力为函数要素。芝加哥的大陆
银行是哈利·布朗开帐户的地方，布朗是第二号合伙人，仅次于比利自己， 他时刻注意让大陆获得最好价格。威廉·西蒙在他当所罗门两大交易柜负责 人时就记得“要知道，我们提到帐户时常用数字，大陆银行的帐号是 211， 每当我听到它是 211，我就退缩了。他们该感到害羞，他们在赚我们的钱， 他们应来说：”我们会归功于你们”。
比尔·西蒙记得有一次当查尔斯·西蒙来到他的地方债券柜， 此人与他
无血缘关系。带来令人不悦的消息，即纽约州将发行利率 4.25%的 2.5 亿美 元债券用于资助有价值的项目，查利已告诉纽约州审计员阿瑟·莱维特，所 罗门将承购 7000 万美元，比尔大声尖叫：“你说什么，我们要承购 7000 万？ 这狗屁玩意要付 4.25，叫我怎么卖掉它？你要怎么耍我？”他的喊叫惊动了 整个交易厅，而查利解释了比尔也知道的事实，阿瑟·莱维特是他的最大、 最好的客户，莱维特控制着的纽约州退休基金给所罗门带来的生意比世上任 何机构都多，查利说：“我们会在一周后通过交易赚回来还”。比尔不想与 自己最好的推销员发生争执，就买进了债券。比尔·西蒙说：“但莱维特绝 不会打电话来说这归功于你们。”他记得：“3 个月后，行政管理委员找上 门来问我：为什么还留着那狗屁玩意，他们让我亏本卖掉它”。
　　当问及他这一事件是否有背于比尔的常情，查尔斯·西蒙想了一会儿. 摇着他那硕大肥胖的头，嘟哝道：“差价太大”。债券利率是 4.25，而买入 却要支付 4.375，这样的事情可能吗？查尔斯·西蒙点点头，这有可能发生。 一位 70 年代进入公司直到 1990 年才离开的人说：”比利·所罗门很清 楚拉斯维加斯的交易规则。如果你做十笔生意，你必须做对 6 笔，这样才会 赢钱；如果你做 1000 笔生意，你只要做对 501 次。而交易商做的生意越多，
打交道的顾客就越多，他被那些比他知道更多的人耍弄的机会越小。比利·所

罗门告诉新来公司者：“我们要以尽可能多的次数，与尽可能多的客户、做 尽可能多的生意。”
　　所罗门所从事的债券买卖的本质在于：总有些客户不得不做些什么事 情。银行信托部门得支付实业税，保险公司在投保者遭难后支付投保财产拥 有者保险金时需要现金，养老基金必须付退休金：他们必须出手各种证券。 或者是寡妇卖掉百货店，保险公司预订半年度红利，养老基金从公司获取报 酬，他们都得买入证券。有时候，证券经理会改变投资策略；他们会需要更 安全的短期债券，尽管这样利息会减少，或者他们会增加风险性大和期限较 长的债券以增加收入，或者他们听到一些风声，会认为应该拥有或卖掉那些 不再感兴趣的证券。
　　所罗门联络员的部分职能是使所罗门存有的债券显得有吸引力。打给客 户最值钱的电话是说服客户买进所罗门内存有的债券，而通过卖给所罗门内 一些不足的债券来支付。所罗门的推销商知道交易者的存货，有时能将想法 灌输进客户脑中。事实上，所罗门债券交易活动常常围绕与客户进行掉期而 展开，这形成了推销商和交易商的思维习惯，使公司在 80 年代得以长足发 展。
　　比利·所罗门经常坚持认为债券，甚至是政府债券交易比公司所从事的 股票买卖风险更大。人寿保险公司作为政府债券最大的市场倾向于购买债券 并长期待有，他们的统计师告诉他们每年所需要的资金，其中总有一定的比 例是来自对那些年要到期的重新估价的政府债券。但是政府根据每年发布的 赤字规模发行债券，每年到期的量与保险公司的需求无关。如果所罗门公司 在交易过程中恰巧买进了保险公司已全部买进的一年后到期的债券，这种债 券会产生真空地带——市场上没有任何投标价格，到 70 年代未，当芝加哥期 货交易所开始进行财政部债券期货合同交易，卖空者可以以任何还有 15 年到 期的债券交割，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但是到了所罗门成为全国主要的政府 债券交易公司时，公司需要很大勇气和资金才能允许交易商在财政部债券上 大量持仓。
因此比利·所罗门找到一位从不畏惧的人，一位名叫威廉·西蒙的年轻
人，他瘦高个、带着角质架眼镜、表情严肃。西蒙在 50 年代早期从莱法特学 院毕业来到联合证券公司，才干了两年便成为他所在的一流公司交易操作部 的负责人。联合与伊斯特曼·狄龙公司合并后，西蒙回忆说，“我被告知要 减轻持仓量，干这于那的。有时是赶上牛市，有时又挨到熊市，他们期待行 情看涨，一旦行情稍变，他们便有麻烦。”他想离开原公司，威登公司这家 不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的野心勃勃的交易行，在 1963 年便以当时高昂的年
薪 12.5 万美金雇佣了他，一年后比利出资 5 万年薪将他从威登买走，许诺在
9 月份让他成为地方部主要交易商并“考虑合伙关系”。西蒙同样适应于所 罗门的社会结构，如戴尔·霍罗威茨所说：“我们都是天主教徒，没有新教 徒。”
西蒙被证实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交易员之一，他后来谦虚地说：”我在
与 C·J·迪瓦恩公司的乔·克罗斯竞争，”他补充说：“当然你要么长见识 要么灭亡，”来缓解一下自己身背谦虚重负的“人们也会这样说我”。站在 自己台子一角，至少一个耳朵听电话，当别人喝着咖啡神情高度紧张时、他 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冰水，他与他的交易员们大声叫嚷互传信息，打着电话， 感觉着这时候是跟进还是背道而驰，当市场收盘时，他会与助手戴尔·霍罗

威茨回到合伙人餐厅，他们一起一边不停地玩金罗美牌，一边喝一、两杯酒， 有时候，牌桌会开到奥斯卡，其他公司的债券交易商，特别是摩根·盖伦替 公司的人会加入其中，西蒙会在第二天早晨赶回到合伙人餐厅。像古特弗罗 因德那样，他是从地方柜出道来到“辛迪加部”，并试图使所罗门加入公司 来承销生意，他还是个早餐常到者。一位 70 年代早期的年轻合伙人说：”我 们只是坐着，听着学点东西。”另一人说：“比尔教东西最多的时候是在交 易大厅里，你得两只耳朵同时听不同的内容”。
　　1966 年是债券的熊市年，所罗门在其政府交易证券方面损失修重，政府 柜的头是吉拉德·斯潘塞，一位平淡无味、不十分聪明但很英俊的人。50 年 代公司少有的离婚案之一就发生在一位合伙人的妻子与丈夫离婚后嫁给斯潘 塞，两个男人仍然是合伙者。在本·利维警惕的目光下，斯潘塞冷静而审慎 地行事，现在他及其主要推销员都被要求提前退休，比利要让西蒙接管政府 柜台。他同意了，但前提是仍然管理地方证券部，他轻松地告诉比利：他同 时能管好两部分，因为它们在交易厅的同一端。当夏季来临时，西蒙感觉到 联储会有所松动；他将公司资金一古脑儿全都投于长期政府债券，每当市场 松动时就买进。
　　本·利维不高兴了。现在他已在公司十多年了，但仍然每天光顾办公室， 坐在自己的桌边，做年轻人的顾问，出主意。艾拉·哈里斯那时刚到公司， 后来到芝加哥成为全国第一个合并和接收专家，他那时一旦到纽约，便来到 利维的桌边。哈里斯说：“他是个很棒很棒的人，他对年轻合伙人真是好极 了。我每次来纽约总喜欢和他交谈。”西蒙则热情不高，他最近说：“利维 到处晃荡，吃午饭”，比利相信他的话，西蒙的部门是他的舞台。哈里·布 朗仍然每周从芝加哥来到这儿，作为公司第二大合伙人，他也常管政府柜。 最后有一天，西蒙叫嚷道：“我不想再仰人鼻息了，去他妈的。如果你喜欢 我的职位，你可以拿去，”——布朗和利维都决定离他远点。西蒙为公司赚 了大笔钱，被认命为薪金委员会主席，因为他最适合于发牢骚的职位，使得 下属不能只因为利润高点就期望拿更高的工资。
西蒙自由地将公司资本构筑政府债券交易存货，当然也被银行行为所强
化，银行很乐于借贷以这种存货为后盾的债券。而且，公司大可放心：纽约 联邦储备银行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每周四早晨，财政部柜的一位高级人 员——斯潘塞，接着是西蒙，然后是比尔·布雷弗尔德，再后戴尔，最后是 汤姆·斯特劳斯，很少是比利·所罗门自己——会来到自由大街联储总部与 联储”公开市场”柜的头目交谈，先是阿伦·霍姆斯，后来是彼特·斯特莱 特。所罗门的交易员会非正式地将公司的持仓量及个人对于市场上其他人行 为的看法坦露无遗。在 70 年代早期，当索利决定在不寻常的星期一财政部债 券拍卖中投标花大笔钱购买新的 6 个月债券时，比利打电话给联储，确保他 们不反对。戴尔记得当时心里很明白：除非联储预先允许，公司不会买进超 过发行量 25％的债券。
　　政府债券不是比利提供给交易员们权力构建存量的唯一领域。1974 年夏 天，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兼并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前一天下午四点钟， 银行一职员打电话给福利债券柜台负责人斯但利·科恩，让他在第二天早晨 开市时看好这家银行债券。科恩说：“我今晚想买，如何？”那人说：“好 的——只要在第二天早晨九点之前打电话。”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持有大量 债券不太感兴趣，而偏好于取得大笔现金来支付大额的收买价（包括由纽约
　　
联邦储备银行宣布的数额，这已将富兰克林外汇处于贴水状态）。科恩投标 了他认为富兰克林能接受的价格，他回忆说：“如果市场是 81-3.你不要投
标 81，因为毕竟你买得那么多。”那也有个缓冲，联储肯定会在后来支撑市 价上涨，因为这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富兰克林接受了科 恩价值 1 亿美元的债券的报价，所罗门在转手卖出后赚了几百万。比利当时 并没有意向让这类交易发生。科恩不知道比利是否了解真相，他并没说声谢 谢。

大宗股票


　　作为交易行的所罗门公司尽管始终在进行柜台股票交易，尤其是银行股 票，大部分由于技术原因直到 60 年代才上市交易。但它对纽约证券交易所介 入很少。它的客户是机构，机构受制于“谨慎者”规则，大部分法院解释该 法规为即便不是禁止也要限制普通股票交易。但是当 50 年代结束时，“谨慎” 的司法观点变化了。银行信托部为了管理帐户、保险公司，增长着的养老金
——当然，还有大部分是普通股基金的互助基金——在股票中占据日益壮大 的地位，最后他们在一旦能做到时便想大批量买进或卖出。
但是股票交易是一种组织处理大量小散户的体系，如果一个机构投资者
大笔买进或抛出，他会使市场价格抬高或下降，那些信誓旦旦地要让股票市 场保持有序的“专家们”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处置大宗股票买卖。技 术高超的经纪商可能会持续数周或数月在交易现场从事大笔交易而不会出现 大的价格起伏，但 总是存在买卖单子泄露给其他参与者的危险。任何情况下， 一位准备进入或撤出市场的投资者总是立即执行决定，从不等到几周或几个 月之后。那些准备购买大量股票的机构总想让市场在存在大宗股票买卖后不 对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经纪商进行普通股票的”大宗交易”有利也有弊。直到 1975 年，纽约证
券交易所才要求客户固定付给为其进行股票交易的经纪商以佣金，佣金额根 据每 100 股及其倍数计算，即 1 万股交易得付给经纪商每 100 股交易最少佣 金额的 100 倍。不是交易所成员的经纪行能使大宗买卖比成员公司便宜，一 些这样的公司（包括付给比尔·西蒙年薪 12.5 万美元的威登公司）还在所谓 的三级市场上开设了大宗交易的据点。所罗门无法在这三级市场上交易，因 为纽约证交所规则要求成员公司向市场公开客户的单子，在交易大厅执行交 易。公众对这一规则的兴趣只在于保证交易的公开记录，随着时间推移，证 券交易委员会只坚持允许公司出示在纽约证交所之外进行交易的债券清单。 这些地区性交易（在芝加哥、费城、旧金山等）并不强行需要最低佣金额， 这就为加入其内的纽约证交所的成员公司提供了大笔交易的便利。所罗门在
1965 年加入了所有三个地区交易，当然常常是玩花样：股票自身的价格能调 整，或骗取场外交易，让机构逃脱一些佣金束缚。
　　如果大宗交易能奏效，就必须有个中间机构愿意买进和持有（定势）这 些市场不愿以此价格接受的大宗股票，并下个赌注。即便不是现在，它也能 在不久的将来不受损失地脱手。这样，大宗股票买卖就如同所罗门每天从事 的那种债券交易——乔·奥登斯和比利·所罗门早在 50 年代就看到了机会之 所在。但事实上所罗门并非大宗股票的第一玩家，开创者是贝尔·斯特恩公 司的萨利姆·L（西）·刘易斯，一位在 20 年代供职于所罗门兄弟公司而无
　　
任何建树的进取性的商人（大笨个，是个半职业橄榄球运动员），但在 1933 年，作为贝尔·斯特恩公司雇员，他凭本能买进公司债券，正如内森·罗斯 柴尔德所说：“当时有血腥的竞争”。
　　基于这些胜利，刘易斯成为基层首位套利者，通过不断地同时买进和卖 出那些在两个不同市场有略微价格差异的债券，赚了量小而能确保的利润。 他又将这业务扩展，进行可转换债券与那些能转换股票间的交易，然后又从 事兼并收购业务，即两家即将合并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还围绕合并合同包含 的价格之间波动数月。这一游戏在 60 年代十分有趣，当时“联合大企业”不 是根据现金而根据“中国资金”即拥有的股份来组建，因此，为此目的创造 出值市场股价的生意的股票。大公司戈德曼·萨克斯的格斯·利维在这行当 享有声誉（同时是位热衷于慈善事业，供职于许多慈善协会，在公众眼中有 较高地位的人），但是刘易斯是华尔街内人所惧怕和效仿的人，正是刘易斯 开始将贝尔·斯特恩公司作为提供大宗交易商的服务机构，所罗门回忆道： “我看着他投入 50 万股，我说：”他们知道的跟我们也差不多”。
　　所罗门人对经营股票都没有经验。在 60 年代早期，比利试图组建股票交 易商，但大多数人昏了头，最后大多数人都赔了钱。1964 年，比利从美林雇 佣哈利·纳尔逊作为推销经理——纳尔逊说：“这里一个有趣但不可能做事 的职位，因为推销员是合伙人而我不是。当我第一天来到所罗门时处境非常 艰难。在美林我是国家机构销售部经理助手，后来又是纽约机构办公室经理， 我认为自己懂得些债券估价，来到所罗门一看有那么多东西要学习，真是大 吃一惊”。
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作为“辛迪加部”经理，掌管着所罗门与大承销行
的交易，比其他人更了解股票，因为大承销行常将一些零碎股票的承销让他 做，在比利的帮助下，他主管小额股票交易柜。在纳尔逊来到后，三个年轻 人被雇作股票市场交易推销员，他们是汉斯·克蒂斯，一个穿着极其考究、 注重打扮的烟鬼。后来是所罗门在纽约证交所的场内交易员（以后又是所罗 门对手第一波斯顿驻东京办公室负责人，再后来又到所罗门任股票部经理）； 迈克·布隆伯格，公司第一位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后来在 90 年代创建、拥有 并经营着发展最迅速的信息服务业；萨利姆·B（山迪）·刘易斯，西的儿子。 扬·刘易斯是西的四个孩子中的长子，生就具备了其父亲无可预料的威 慑力和影响力。10 岁时他实在不能进行自我约束，以致他的父母送他到芝加 哥市鲁诺·贝特尔海姆的索尼尔·塞克曼儿童精神病学校，在 6 年的课程学 习后，他成为德国难民心理学家杰出的成功教育模范（几年后，获贝特尔海 姆退休金。书写有关集中营经历，儿童教育和其他主题时，山迪这位风险在 套利合伙关系中取得非凡成功的经理，每隔一年送他一辆新的奔驰轿车）。 让贝特尔海姆欣喜的是芝加哥大学录取了山迪，但他不十分喜欢大学，退学 出来后在贝特尔海姆的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贝特尔海姆因担忧而反对—
—他决定到华尔街一试身手向父亲挑战。比利·所罗门在芝加哥给了他一份 工作，但认为他不能避嫌于西而反对他去纽约。古特弗罗因德却认为大可不 必，这完全取决于如何对待与处理这种关系。
　　刘易斯，克蒂斯和另一位名叫罗伯特·斯皮尔格的更有经验的交易员开 始描绘所罗门公司股票交易的蓝图。山迪和克蒂斯会一起上路，在回家途中 拜访西，仔细分析结果，有时会忙到凌晨三点。像父亲一样，山迪融合了交 易能力和对客户所需的洞察力，他也要求政府控制。他与所罗门波士顿办公
　　
室发生了争执，那儿的推销员想维持自己的地位，保持自己与那儿的大互助 基金总部联系的特权。
　　来公司不到两年，27 岁的刘易斯就成为所罗门股票柜负责人，每天只有 古特弗罗因德和所罗门临巡指导一番。苗条而健壮的他（贝尔特海姆是健美 体操行家）极其聪明，接受能力极强，但他无法接受旁人的指手划脚，他后 来说：“我从儿童精神病学校出来，我也以此为标准衡量别人。”他发现推 销员根据客户的喜好善举来讨好他们，认为此举是“不诚实”的表现，他拒 绝推销商主动要求做的交易，当自己想做的生意无法做时便大骂公司。比 利·所罗门在电话里听到他告诉他父亲：“这些该死的管理公司的笨蛋们不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所罗门说：”他责骂每个人‘你是破货，你是糟货’”， 最后，在一交易大厅里山迪骂比利是王八蛋，当天晚上比利打电话叫他滚蛋， 山迪说：“你与你的合伙人们商量过吗？”比利只得作罢。
　　在 60 年代末公司的上升阶段，被委以重任的新人不多，对大宗交易和定 势方面作出大胆决定，所罗门和古特弗罗因德仍然不时地自己掌管这些机 会。直到 1968 年，或多或少地他们开始接管别人的生意，尤其是西·刘易斯 的。一位柜台新手记得有一次将可怕的消息带到比利的办公桌。当时贝尔·斯 特恩已打电话说西正买进 5 万股，答应提供给比利让他以优惠价买进一半股 份，即 2.5 万股，年轻的交易商来告诉比利：“我们被耍了，我有个熟人在 场上交易，他说贝尔·斯特恩刚卖出 2.5 万股或更多。现在已没有买价了， 我们要遭殃了。”比利冲他挥挥手，露出轻松的笑容说：”我们在学习，我 们仍然在学习”。
在那些 1966 年与山迪·刘易斯有过麻烦的人中有一位叫理查德·罗森塔
尔的，10 年以前他 15 岁时，便从纽约高中退学来华尔街工作，他是个高个 黑发、牙齿外龇的人，一双黑眼睛总在厚厚的镜片后转动，他是众所公认的 所罗门有史以来雇员中最聪明、最鬼的人。一位看到罗森塔尔掌权高峰期的 人说：“你可以将世界上结构最复杂的公司的材料给迪基，给他一杯水，把 他关在一间小屋里，他能在一、两个小时之后拿着情况分析表出来”。罗森 塔尔创建了在合并收购界玩套利游戏的新方法；事实上，他是以后使伊万·博 斯基成名的“风险套利”交易法之父，他是第一个注意博斯基为何许人的。 迈克尔·齐默尔曼曾在罗森塔尔手下工作，以后成为索利商业银行部负责人， 他记得罗森塔尔曾告诉他解雇任何与博斯基做生意的人，罗森塔尔说：“他 必定获得内部消息，因为没有人能比我还聪明”。
罗森塔尔 27 岁时就成为公司合伙人。在 80 年代末成为所罗门金融办公
室总负责人，目睹公司财力旺盛的历史的杰勒德·罗森说罗森塔尔的四、五 人的股票和转换交易部财源滚滚，养着那些在股票部其他岗位上工作的、大 多数不赚钱的大批人。罗森塔尔所做的不止这些。在人们能从”公司资金” 来描绘曾一度是公司债务或股票券的悬挂着的铃、哨子和圣诞装饰物时，罗 森塔尔找到了新的纸券。尽管古特弗罗因德因在 1976 年发行优先股票拯救了 GEICO 保险公司而声誉鹊起，（这一行动使他得到了沃伦·巴菲特，GEICO 最大投资人对公司的忠诚）而罗森塔尔是整个活动的设计者。
　　1981 年，罗森塔尔是将公司出售给菲布罗的主要力量，使公司从合伙关 系变成上市公司，毫无疑问建立了索利历史上的分水岭。1982 年，由于闲言 碎语纷纷责问公司是如何失去优势的，罗森塔尔离开了公司，两年后他死于 私人飞机失事事件，他的飞机引擎停息，油料无法进入燃料系统。他曾对年
　　
轻人那么乐善好施，甚至为一个自己去开公司的人提供资助。他过着堪为典 范的个人生活：与高中时的情人结婚，有三个孩子，热衷于用一些他从出售 公司中获得的钱来扩建和修建住宅。在所罗门公司模式下，他乐善好施，为 学校和医院捐赠了一大笔钱。他的葬礼非常隆重，但所罗门合伙人中到场的 却廖廖无几。
　　欺骗成性（如果他注意到他与比利说话时有人在听时，他会找机会告诉 那人——当然是作为朋友——这真是太糟糕了，比利不喜欢他），罗森塔尔 被所有合伙人认为患有病理学上的说谎症，以挑拨别人之间的关系为乐趣。 当他到了威彻斯特私人学校董事会时，所罗门的合伙人之一警告邀他加入的 主席说，他这年将不得安宁——不到 6 个月，那主席与罗森塔尔大吵一场离 去了。但他为所罗门所做的工作中，人缘好并不起作用。套利是加总利润为 零的游戏，即赢家赢钱是由于他比别人聪明，先他人知道可能的价格关系， 这不是一个需要交易人甚至朋友的行当。
　　佩里尽管有这些活动，罗森塔尔这几年一直忙于建立对股票交易柜的操 纵，因为从 1968 年起，他不得不忍受杰伊·佩里。跟他一样也是个年轻、黑 发、瘦削肩膀的眼睛近视，同样咄咄逼人和不可信赖（但并非恶毒）。佩里 来自阿肯色州热泉城，他在那儿逐个录下自己的叫卖声，一遍遍反复播放来 练习销售艺术。在达斯莫宁斯的美林公司他成为推销员而进入证券业，1964 年，他作为推销员加入了所罗门圣路易斯办事处，他以赚钱为生做得非常出 色，被奖赏成为少有的城外雇员中的合伙人。比利认为他是个真正的交易员， 是所罗门进行大宗买卖所需要的人才，但他并没告诉佩里他的决定，只是将 他带到纽约做一个福利柜的低级职员——坐在旁边桌上的人说他发现的第一 件事是“他狗屁不通，坐在那儿眼睛发愣，试图搞个明白”。佩里问比利他 该做什么，回答是“学习”，在他花了 3 个月观看债券交易后，比利才让他 到股票柜成为所罗门大宗股票交易员。
佩里很快成为那行当最出色的人。与他共事的人说：“如果我有笔生意，
我会让杰伊做，但做完后我不会再有这个朋友”。佩里也是迄今以来最为抛 头露面的大宗买卖商，他和所罗门喜欢引起媒介注意，在所有商业杂志上都 有关于他的态度和行动的文章，1969 年（商业周刊）就有漫不经心的评论， 说他“看来总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甚至在闭市时也如此”。在（俱乐部的 最后几天）一书中，克里斯·韦尔斯描述了 1974 年时的柜台情况：


杰伊·伊里放下电话尖声说：“好吧，我们走”。 他转动摇椅，站起身，又拿起电话，按动通往公共系统的按纽，对接线
员说：“好吧，我们需要你帮忙”。 他的话回荡在整个巨大的交易厅，传到十个地方办事处。“罗默·哈斯，
上日卖价 94，今天升了 2 分，我们买进 9 万股，我们要做这大宗生意”。 几秒钟之内，交易推销商机械地按动直接与全国 120 个大机构投机商交
易柜相连接的按纽。按下。“罗默·哈斯，明白了吗？”按下。“做一笔罗 默·哈斯，你吭声呀？”


　　韦尔斯写道，与此同时，在查阅了有关互助基金持股情况的报告后，佩 里给成员下达了指令：
　　
“鲍比，化学基金拥有大量股份，他们怎么说？
　　??杰克，最大的股东是 ICA，他们怎么说？”???迪基，你去过德 赖弗斯吗？”佩里站起身，看了一眼 15 个交易员，像一个足球教练在场上催 促道：“快点，快点，我们要吃进”。


　　这些在打电话的交易推销商与其说是提供还不如说是在得到信息。他们 不是问客户是否要买进或抛掉这股票，而是他们是否有兴趣，原来的客户是 否想买进或抛掉，所罗门在交易完成时的风险是否是拥有或缺乏大量这样的 股票，问题都是一样的。如果有大批票抛售而没有大批想购买的客户，佩里 得告诉他们价格将低于上一个交易日所处的 94，这可能意味着放弃买卖。如 果有大批人想买进，佩里会知道他能抛掉这些股票，收进佣金，甚至可能在 一两天后从他持有（持有的存货）的大宗股票任何的部分赚钱，可以放心大 胆地将所罗门借进的钱长期压在罗姆·汉斯公司上。
　　在这通电话的过程中，至少有一次机会将罗姆·汉斯大宗股票消息泄露 给其他大宗股票持有商（尤其是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罗伯特·努钦，佩里 不断在与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两人互相交换着扮演的角色），他们会从中 作祟而坏事，所有交易都蕴含着大量游戏因素，当财政部拍卖债券的最后一 个半小时内，交易商们来回商量着，讨论谁在虚股市场有仓位，什么客户以 多少量开价，债券是否会成为“强者”囊中物或商家会立即出手转卖等等。 之前，比利·所罗门说，他有一次问比利·布雷弗尔德（70 年代中是所罗门 交易商，后来是大和证券纽约分部财政证券柜负责人。他无论到哪儿，都是 那个市场的权威人物）为什么他打和接那些电话。
布雷弗尔德很不耐烦他说：“我从其他商家那儿获得信息”。
比利说：“但是你也给了他们有关我们的很多信息。” 布雷弗尔德说：“但我没讲实情”。 比利问：“什么使你认为他们告诉了你真话？” 那时候，莫里斯·奥菲特有个股票研究小组能为佩里及其交易商提供许
多有关罗姆·汉斯的信息，但他们不想要。他们是纯粹的交易商，只对市场
人气感兴趣，即对预期买者和其他卖家的感觉（比利需要从莫里斯·奥菲特 那儿取得挪威奇的信息是因为他不是个交易商，他是个推销商，他然后会对 买该股票的人说这公司的好话，小拉斯洛·比里尼为所罗门开发研究计划，
在 80 年代为培养交易员上有关股票的课，讲给他们听那时的故事，所罗门曾
吃进大量梅萨比信托公司股票，因为相信那是家日本银行。直到卖出后才发 现那是家矿业公司。
　　当问题是涉及吃进一小笔股票，有理由认为不必对公司有很多了解。在 大宗交易业无论他们花多大的工作量，客户更想比经纪商了解更多有关公司 的信息，经纪商所想知道的唯一一件客户不知道的事情是市场状况。在奥本 海默公司由里昂·利维和杰克·纳什掌权时大宗交易柜的头威尔·K·温斯但 是华尔街智慧型。强有力的经营者，1970 年 6 月在《机构投资家）上发表文 章谈到自己的问题。


　　大量建仓的买卖方式，顾名思义是失败者的游戏??因为证券价格严格 他说由供求关系决定，大宗交易商几乎每次都立足于错误的起点。他将自己 放入一个缺少自然，真实买家或卖家的位置中，在由他的公司进行广泛的搜
　　
集信息之后才行动。他不是根据他想玩的股票进行挑选，他的选择由他的客 户们为他作出。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 1970 年应国会要求研究这行当后发现，大宗买卖“基 本是亏损大户”。大宗买卖确实变动了价格，但价格并不反弹。如果在大宗 成交前股价是 30，大宗买价是 29，那些持有股票的经纪行通常会以低于 29 的价格抛出。证交委发现，70 年代平均而言，大宗交易占总交易 23％，而在
这 23％中他损失 0.5％。但全部大宗买卖的初始客户佣金超过这损失费，从 交易双方所获取的佣金（大宗交易商在卖给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大宗生意中
获 2 ）能带来利润。当存在协议佣金时，这一铺垫额会消失，大宗交易
5
便无利可图，甚至对所罗门兄弟公司也如此——直到 80 年代期货和期权市场 兴起，使得像所罗门这佯的商行能凭借自己在中央市场中大客户大量订购把 玩“衍生工具”才赚钱。
　　一旦大宗买卖无利可图，罗森塔尔可以赶走佩里，而佩里事实上由于工 作紧张身心恶化，与妻子离了婚，自己也有了毒痛。杰伊·佩里对所罗门兄 弟公司的发展和占纽约证券交易所半数成交量以上的大宗股票买卖交易功不 可没，正如查尔斯·西蒙所说的，他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年轻人”。1976 年，比利让他到达拉斯为所罗门新开办事处，达拉斯办公室内外没人能受得 了他。他又到另外公司工作，不久便去世。

富丽堂皇的“房间”


　　1970 年，所罗门公司出于自身需要从华尔街 60 号搬迁到曼哈顿最南端 的纽约广场，那是幢壮观的新建筑，所罗门占据 41 层至 45 层。两层高的交 易厅占据整个楼面，面积达 7500 平方英尺，为 187 个交易商和推销员包括古 特弗罗因德和比利设计的办公桌上有电话控制台。公关部顾问梅尔·亚当斯 劝说比利作广告宣传这房间是世上最大的证券市场，股票和债券机构老板能 在其内进行竞价交易。餐厅（现在共有七个，加上一个快餐部）面向伊斯特 河和皇后街，来房间的参观者能站在阳台上跳过交易商眺望纽约港。在参观 者下面是 96 英尺长的电子屏幕，不断闪现交易量最大的债券品种。在房间的 两端由电灯泡组成的计时屏幕呈现着纽约和全美股票交易情况。那时没有计 算机屏幕。房间里很嘈杂，特别是在交易进行时，设计者没有作任何努力减 轻嘈杂声。成对的办公桌三面被一腰高的隔板隔开；地毯铺在混凝土地板上 呈细方块，上面布满胶泥雕花，天花板太远了没有什么区别，镶嵌着金属泛 光灯，轻轻地租盖着罩子。来到朝着房间的阳台的参观者会被来自交易厅的 动物园般的吼叫声惊呆，例如，当 11：30 分联邦储备的人来到市场与主要交 易商谈生意时。
　　自 60 年代末以来，所罗门兄弟、赫茨勒公司一直公布有保证声明的年度 报告，尽管作为合伙公司它没有义务这样做。1974 年的报告包括房间的地 图，根据部门划分显示：国际部、政府和联邦机关、兔税证券部、公司债券 部、优先股票部、公共福利债券交易部、交通运输债券交易部、上市或不上 市公共股票交易销售部、套利和可转换证券交易部、辛迪加部、交易商联系 部，一些地方只是简单地被称为总销售单位。管理合伙人有一张单独放在靠
　　
近电梯房间那端中央的桌子。所罗门和后来的古特弗罗因德几乎每天都在那 儿，尽管他俩都在其他层面有单人办公室。1974 年在纽约基地的 33 名合伙 人中 27 人在交易厅工作。研究和投资银行部的人在交易厅也有办公桌，因为 所罗门的一切事情都基于交易活动，但是他们有一个层面的办公室让他们打 电话，在那儿他们能听到自己想要的消息。
　　作为极度活跃的大漩涡的交易厅形象更像是电影院而不是市场，除了商 品和期货交易的一些场地外，生活其中的交易商很像跳伞者和灭火队员：枯 燥的几小时，恐慌的一瞬间。组织也是照这秩序，因为不同人交易不同品种， 甚至在部门内部也如此，常常是一部分市场非常繁忙时，其他却很沉闷，人 们打电话给妻子和女朋友股票代理人，赌注登记者，900 个笑话和性交谈电 话或给其他交易厅的交易商打电话看看那儿有什么事情。实用的笑话，常常 充满孩子气，有时又十分残酷，往往在男人们（现在也有女人们）转动着椅 子到处张望时便产生了。
　　当然，今天已有无所不在的计算机屏幕来查看——每张桌子有二个甚至 四个专门程序供每个交易商和推销商使用，使他们很快就能了解几个市场的 情况。在最沉闷的时刻，每个人眼睛盯着屏幕上跳动的一个个、一行行数字， 或按动按钮查看从其他跳动中的数字中能了解什么信息，在这些图表中能找 到值得欣赏的。像电视机一样，数字屏幕试图将人们隔离在自我的世界里， 了解他们认为想了解的东西，不多也不少。这儿喊叫声比过去少了，无疑也 少了起码的事业感。
这个房间已成历史，在 1991 年保尔·莫泽进行他那昏了头的水银资产管
理公司投标时就放弃了。在纽约广场工作 21 年后，索利搬到了第六世界贸易 中心空着的大楼里，这楼理论上是开发商拉里·西尔弗斯但为投机建造的， 但事实上却曾是德雷克塞尔·伯纳姆想要的。这儿有两个两层楼交易厅，一 个供股票交易，另一个专供固定品种和外汇交易，个人办公室排在朝河那边 供他们观光。地上铺满厚地毯，吸附了从天花板、墙布上掉下的脏物——这 被证实力考虑欠周。所罗门的交易厅不再让人感到兴奋，那些领略过去房间 气氛的人觉得它令人不安地肃穆、安静，明显地标志着公司的衰败。
然而交易商仍是自高自大之辈，他们的奖赏更多地来源于一笔成功的交
易而不是他们赚的钱。不幸的是，这种自我需要与首先要求成功交易相冲突， 即交易商得发现并尽快地清除亏损的赌注，承认这种需求的体系称作“配合 市场。”在每天交易结束时，投资银行所拥有的每张纸券至少在理论上要重 新评估，看看哪一天哪张单子值钱。因此交易商被迫关注自己所持股票发生 了什么、由什么组成，经理们能发现交易商是否给公司带来了麻烦。
　　亨利·考夫曼博士是公司多年来的研究主任和副总经理，他说：”所罗 门的最大力量在于如果市场第二天价格下落，会有明显的迹象进行资产变现
[就是说，交易商不得不估计抛出多少大宗股票才可能压低价格；他不能只估 算那儿的最后一笔交易价格下股票总价值，这可能只牵涉几种债券或几百股 股票。]如果你持有的价格看跌只是就市价而言，而市价并非一成不变，那么 你所持有的仍可计算”。这一结果每天晚上都被记在华尔街 60 号合伙者餐厅 旁桌子上的总帐簿上。比利的死党，公司营业部负责人文森特·墨菲在六、 七十年代每晚都呆得很晚将数字记入簿册。
　　管理层要想从交易清算所内每晚传出的成千上万的票据和货币信息中得 到报告是不可能的。交易员必须告诉老板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他们交易赔了
　　
钱，他们会设法隐瞒事实，直到市价回涨时再报告，甚至是最精明的交易商 偶尔也会对市场失算。墨菲记得曾受到哈利·布朗的警告，要他在记帐以前 每晚巡查一遍交易商柜台，这是布朗每周去芝加哥所做的事情之一。哈斯·克 蒂斯和罗怕特·斯皮格尔并排坐在所罗门工业交易桌边时，发现自我消遁的 事实：每月一天，每人得互换交易位置，避免舞弊，比利总是采取戏剧性行 动，一早带来消息说：债券市场将崩溃，他要让所有交易商卖出持有的债券。 然后，当晚他和墨菲检查舞弊行为。
　　到了 80 年代，保持和弄清公司仓位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单个交易商 自己常常并不知道是真的处于“多头”还是“空头”，出错交易商常常不卖 掉进错的仓位，而是买进期权再卖掉，或卖出相关指数的期货合同，或者甚 至进行牵涉外汇，对利率变动方向进行投资或投机于你单看个人交易是损失 的证券进行复杂的掉期运作。到了 80 年代末，交易商为管理者传递错误的报 告，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露馅。一位在所罗门执行委员会的银行家说：“其 结果是人人在说谎”。
　　80 年代结束时，所罗门的交易活动很少由客户订单决定，而更多地取决 于数字分析。德莱克·莫干称此为”反常”，他是威尔士人，曾效职于英国 财政部，就任所罗门东京办事处要位，在 1991 年事件后成为公司高级管理 者。最突出的是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的期货合同与这些股票在纽约证券 交易所现金市场价格之间的“指数套利”，当期货合同价格低于股票实际指 数总价格，反应灵敏的交易商会买进指数，抛出实际股票，保证自己获利； 反之，当指数较高，就得通过卖出合同，买进股票来获利。
这种活动会错误配置资源，减少潜在的国民生产值，因为股票市场的经
济目的是区别对待不同的投资——高股价，以奖赏那些持有成功企业股票的 股东——不根据称为股票指数的人为“商品”市场变动来使整个股市摇摆不 定。但更大的问题潜伏其下，因为这使得有市场实力的交易商——所罗门作 为最有实力者——能制造异常来获利。渗透的市场——期权交易场所，在伦 敦未公开的市场路透社的计算机——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人们能通过操纵一个 市场来变动另一市场的价格，到了 80 年代，由大商行进行的交易越来越像在
20 年代股票交易中不屑一顾的“聚赌”活动。
　　交易的道德在于交易商明确标明每次交易记号，这是真正的道德，在一 个律师泛滥，合同多如牛毛的社会，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基本上从未签过一 纸，每当硬碰硬要拿钱支付实际证券时，古特弗罗因德和所罗门几乎毫无例 外地相信：人们都是按照在交易大厅里，电话中和饭桌前所说的去做。
　　如同所有的道德准则，受其束缚者讨厌它；也像道德标准一样，它的力 量建立在被抓住的概率上，但是，当存在四种方式“标刻”市场掉期活动而 有四种不同结果时，很难揭示错误标价，然后，正如纽约联储的 E·查拉尔 德·科里根 1992 年在纽约州银行家协会所指出的存在的问题“透支活动?? 必须被高级管理层，以及交易商和分析家搞清楚”。1991 年年底，所罗门有
8000 亿美元的各种透支资产来掩盖交易商的行为，所罗门管理者没有人试图 装着搞懂，但是建立在公司透支资产和透支债务额之上的利润是公司所报权 益的一半。
　　人们不再纠缠于顾客/推销商/交易商关系，那样涉及到无休止的有关人 际关系影响，有时是操纵行为的争议。撇开这层关系，羞耻感及害怕丧失羞 耻感已荡然无存，需要有一大批监察者来维护市场诚实性，在约翰·古特弗
　　
罗因德时代的所罗门公司，没有多少人想监察那些赚钱的部门；在罗纳德·里 根和乔治·布什的内阁里，没有多少人想对赚钱采取任何约束管理。贪婪是 善行，越贪婪越好。欺诈固然不可取，但仅仅是效率失灵的摩擦力，毕竟有 那么多最好的人在行骗。

第三章 数字的魔力


　　在 50 年代，所罗门的推销员和交易员职责的区别意味着：只有推销员知 道或关心在交易厅之外发生的重大事情。从交易员的观点来看，卖出债券很 容易，你只要带着客户到外面大吃大喝、玩乐一番，把他们摆平，等他们回 去后，就会很心甘情愿地为每张债券多付 2 美元。问题的难点在于怎么瞄准 市场某一点，使投标和开出的价格既让客户能接受，又使公司能赚钱。从推 销员的观点看，交易员是一帮只会大吃大喝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知 道任何东西的价格，但对其价值一无所知，使推销员很难将快烂掉的存货处 理给客户。
　　对 50 年代的查尔斯·西蒙来说，交易厅与世隔绝的偏狭性同样意味着由 于其他竞争来开出的好价格使公司失掉了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与客户通电 话，用他的交易员提供给他的价格开给客户想买进或抛出的证券报价——尤 其是在做政府债券时——对方会告诉他，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开价，西 蒙总会与客户讲好话，套出谁在与他作对，大多数情况下是 C·J·迪瓦因的 公司。
　　但是迪瓦因并没在所罗门的市场内制造内部市场——同时以低价开给买 家和以高价开给卖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将几天后会上涨的债券以好价格开 给卖家，将几天后会跌价的债券以好价格抛给买家；换句话说，迪瓦因的人 比所罗门的人聪明：他们通过准确猜测市场的走势来增加利润。克里斯·迪 瓦因是露天停车场的随从，受到哈罗蒂奥·奥尔加朋友般的善待——得到纽 约银行行长的赏识。为什么他会比当时掌管索利政府部交易的本·利维以及 积极进行柜台交易的加里·斯潘塞聪明呢？不久西蒙得出了结论：每周一次， 纽约大学的教授马库斯·纳德勒会放下大学的教鞭，离开学术圈来到 C·J·迪 瓦因的交易桌前给政府债券交易员们讲课。
纳德勒是位德国难民，他开的金融市场夜校课程吸引了近 200 名学生。
西蒙也注册了，他让鲁道夫·斯默特涅和他一起去，然后是比利·所罗门也 去了几周。西蒙回忆说：“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当山姆大叔①借了这么多钱， 他的信用评级仍没下降，为什么利率下降而不是上升。纳德勒解释说政府借 钱越多，存在的钱也越多，这着实让我们这些一窍不通的人大吃一惊。纳德 勒引人入胜的讲课激发了我们这些从没上过大学的人的兴趣。斯默特涅没受 过教育，也不想受教育，他去那儿是因为想明白为什么我如此崇拜纳德勒。 我叫他“博士”.他住在 86 大街的河岸大道。每天晚上上课结束后我开车送 博士回家，那时我独享与老人相处的欢乐。
　　西蒙不久便了解，除了是否有更多的卖家或买家外，债券交易还有很多 学问。在政府债券收益（半年利率支付）与两 A 级的福利、铁路和工业债券 收益之间存在长期的比率关系，交易的机会来源于“利润曲线”的非连续性
——曲线图显示美国财政部债券发行在到期前不同时间点上不同的利率。通 常，短期债券的利率大大低于长期债券（利润曲线从图形左边底座处向右边 顶端上升），但有时候曲线会变得平缓，甚至反方向变化。当利润曲线形状 或质量收益发生变化，发现情况的内行交易商能大赚一笔；而不懂此道的交 易商只能喝西北风。



① 山姆大叔指美国政府。

　　纳德勒邀请所罗门加入他在纽约大学建立的货币市场者俱乐部，每月碰 面讨论生意经。在这些聚会上，西蒙这位所罗门行政委员，比利少壮运动队 的成员（比利 43 岁，西蒙 45 岁）开始知道老一代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但是 西德尼·霍默的名字第一次印入西蒙的脑海是 50 年代中在布法罗储蓄银行工 作中，而不是在学习中，银行的证券部经理爱德华·库恩斯当时告诉西蒙， 有人建议他以 103 的价格卖掉 5％的中泽西 5 年期债券，将这笔钱以 95 价格 买进 4％的艾奇逊·托普卡·桑塔·费 4 年期的债券，霍默便是幕后建议人。
西蒙说，“我明白我知道的不如霍默先生多，你无疑得提高认识”。 库恩斯说：“当你回纽约时，你能否问一下霍默怎么看，我们是否可以
听他的？” 西德尼·霍默是美国早期伟大歌唱家之一路易丝·霍默的儿子，路易丝
是大都会歌剧院当红的女高音，也是交响乐舞台领唱。霍默进入哈佛，但却 认为自己生就是搞“债券”的料，于是他为金融机构进行投资管理的斯克德·斯 蒂文斯·克拉克公司工作。西蒙回忆说：“我打电话给霍默，我是否能请他 到当时城里最好的饭馆马索莱蒂斯吃饭，他说：‘好的，我可以与你共进午 餐，你是谁？’当他告诉我维也纳在 100 年内有五个杰出人物，贷款从一个 君王手中转到另一个君王，我便知道他知识渊博，我很喜欢听，马上被他吸 引了。对债券市场和华尔街，他是绝对的权威，他是华尔街知识分子的典型。 那时我为纽约州银行家举办年度投资讲座，我邀请他演讲了一次。”
霍默为斯克德·斯蒂文斯·克拉克公司已做了几笔交易，同时也成为西
蒙的客户，西蒙回忆说：”如果有他妈的价格欺诈，那是霍默。经常是我得 叫你回来，与他做生意真难，但我一直崇拜他。我曾告诉他：你得写本书。 在他住在格莱姆西公园一座一定是查尔斯·亚当斯曾用过的古老公寓，有着 我所见过的最古老的家具时，这个念头就浮现在我脑海。这套公寓马路对面 住着奈德·霍尔斯膝，他当时身患癌症，他的妻子每天开车送他到办公室。 我安排他们让西德尼搭个便车。那位希腊皇帝，傲慢自负的家伙，一路上听 着西德尼的咒语；他在学习供求关系。霍默有条基本准则：如果三 A 级（最 高级）债券比财政债券收益高出 20％，你就买此债券；如果它们高出比例少
于 15％，你就买财政债券。我记得有一天在交易大厅，霍尔斯膝打电话给银
行家信托公司说：收益率不正常，我知道他套住了。奈德成为债券业他妈的 大玩主。”
“后来我从《纽约时代报》上看到斯克德·斯蒂文斯·克拉克公司推选
了五名新领导。霍默从没当过头，他们没有选他。我告诉比利我认为我们可 以雇霍默，他让我去办。我们在 21 饭馆吃午饭，我把这消息告诉他，他开了 个条件：他要作为合伙人进来”。1960 年霍默成为第一个作为合伙人进入所 罗门公司的人，作为公司在为 AT＆T 可转换债券市场获利的受益人（部分收 益人），在这笔交易中公司留存了一笔可观的钱可为他提供做合伙人的机会。 霍默是个明显的书呆子式人物，蓄一撮平板小胡子，戴一幅深度近视眼镜， 一副具有很大欺骗性的庄重样子，因为事实上他是个风趣的人。他写了系列 文章“债券的乐趣”，有的取名”债券推销员 21 条禁忌”。
　　起初，霍默的作用是在合伙人桌上（他很少到交易大厅）和通过他的文 章来教育交易员，在最后几年，他的文章充实了由他内侄马丁·莱博维茨统 计学博士提供的数学分析，马了后来也成为所罗门的合伙人（他起初受雇于 推销主任哈利·彼得森。彼得森的念头触发于他以前的工作：培养一名计算
　　
机专家为商业办公部地毯合同投标）。他俩的合作成果是《利润簿册奥秘》。 不久。推销员们发现霍默提供给他们的是交易的原始资料：客户与所罗门做 两笔交易，以一种债券与另一种进行掉期。在霍默的指导下，推销员能在更 高一个层次上了解客户的公司。
　　比利·所罗门回忆说：“当你想买进 2 年期、卖出 5 年期时。他想到所 有套期保值法。事实上，霍默所做的重要性远不止这些：他变革了固定收入 品种（债券）的估价和交易，使所罗门生意的利润和数量成倍增加，转变了 保险公司和慈善基金投资和交易形式。所罗门交易上的势力很大程度上来自 于霍默那基于简单洞察力的工作。除了霍默，其他人没注意的是，乔·奥顿 斯的利润簿册——每位所罗门新手都要熟记这些数字——是错误的。他们假 定利率固定，但利润并非固定不变。”
　　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寻一番，因其在所罗门事件中有着内在的重要性和 关键性，（《利润簿册奥秘）出版于 1972 年，但到 1987 年再版不下于 22 次）。例如，两种 1000 美元面值的 20 年期债券，一种在当时利率为 5％的 情况下每年支付 50 美元利息，因而以面值出售，另一种支付 4％利率，或每
年 40 美元的利息。奥顿斯的利润簿册说 4％债券的正确价格约为 900 美元。
100 美元 20 年之后卖出的利润（每年 5 美元）能给 4％的债券带来 45 美元，
即 900 美元的 5％。奥登斯的利润簿册上当然比这计算要复杂些，但也不是 太复杂。
这种分析的问题在于忽视了两次年度息票再投资“利息的利息”。如果
利率上升，1000 美元、4％债券的价格为 900 美元一 100 美元折扣——会让 买者远不如去买 5％债券，因为 5％债券持有者会因为每年以更高利率对支付 利息进行再投资而获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如果利率下降，100 美元 4％债 券的折扣能让买者更占便宜，因为它已抵消了债券将付给他的 4％和他购买 时的市场利率 5％之间的差额。如果看其极端事例——霍默和莱博维茨书中 指出——不自己承受可能的严重后果（如在 1972 年，没有公司或政府曾发行 或认真考虑发行这种纸券）——那些认为利率会下降的人会购买零息票债 券，在这种债券中，利率不是每次支付，而是以承诺的利率每年累积，直到 连本带息一次付清。事实上，这种债券保证买者能每年以今天的利率对年收 益进行再投资，直到债券连本带利付清那天。
在《利润簿册奥秘》一书出版几年后，比尔·布雷弗尔德问纽约联邦储
备银行是否反对所罗门将 30 年期财政部债券“分解”，后以两次分离的投资 形式卖给客户。一种是零息票债券。以连本带息支付形式提供面值的债券（以
6％利率计，1000 美元 30 年期债券售价 175 美元）；另一种代表 60 次半年 度息票权益的债券（每次 30 美元，6％利率）。第一种是专为那些认为利率 会下降，愿意固定于 6％的人设计的；第二种专为那些认为利率会上升，想 以更高利率对息票进行再投资的人设计的。因为这能同时开发两个市场，所 罗门能以总价格高于总债券上市价格卖出两种“分解”债券。联储说希望所 罗门不要那样做，几乎在 10 年里所罗门没有这样做。当到了 1981 年，在西 德尼·霍默去世后 4 年，“分解”息票（CATS）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所罗门进一步扩展这种分析，为那些认为利率短期内会上升、长期会下 降或相反的人设计投资品种。霍默的各种先见之明改变了股票及债券交易， 并成为坐镇于几乎所有现代金融机构巅峰的资产“负债委员会”的工作基础， 在八、九十年代由投资界炙手可热的人设计的各种异想天开的“衍生”证券、
　　
期货和期权合同，却来源于经由莱布维茨系统化的霍默的分析，现在这些都 已进入计算机程序。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霍默明白，虽然基本原理很有 用，但它们仅能作为基础而不能代替判断，而不是所有跟从者都记住了这点。 对所罗门来说，霍默一举成为合伙关系的重要性是研究不再从属于交易 商或推销员，人们明白霍默的工作完全独立于他们的需求和愿望：他会决定 什么会对他们有用。事实上，他将大部分时间倾注于丰碑性的书《利率的历 史》，一本溯源到色目人（农夫将为借给他玉米种子的商人支付多少玉米？） 直至现代货币市场的利率发展路径的调查书籍。在 1977 年此书再版的前言 上。霍默写道：“当本书还纯粹是 40 页混乱的符号和表格时，我的朋友查尔 斯·西蒙先生，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合伙人，给予我热诚的鼓励将我的想 法写成书籍”。霍默的学术作品由公司广为传播，尤其是在 1963 年梅尔·亚
当斯出任公关主任之后。 当比利与亚当斯谈论时，霍默坐在一旁吃饭，亚当斯是个身材极其瘦小
的人，他过去的经历只限于航空。霍默冷冷地说：“我们要在 6 个月之内知 道你是否胜任”，亚当斯出版霍默的作品为所罗门创造了双重形象：他们既 是在生意场上杀价的商人，又是支持出版金融方面基础研究专著的商行，那 是像摩根·斯坦利，第一波士顿和戈德曼·萨克斯之类老商行从没做过的。 艾德加·阿伦森在 70 年代领导所罗门国外部，1980 年愤然离开公司，说： “梅尔·亚当斯将那些人带出，热火朝天地玩了四小时平纳克尔牌，让他们 成为投资银行家”。甚至像查尔斯·西蒙，作为执行委员会成员曾建议反对 雇佣公关公司（“如果你真的好，人们自会发现你”），也开始接近亚当斯； 在他的请求下，亚当斯花了两个月时间清洗在纽约大学的名声，然后又以公 关为由劝说比利资助大学 300 万美元在商学院建立所罗门中心。

多姆博士对信贷的评论


　　1961 年，马库斯·纳德勒与西蒙谈起他最好的学生亨利·考夫曼，他在 一家小型人民工业银行工作时从纽约州立大学获取了博士学位，24 岁的他在 那儿就任信贷部经理。他博士论文是关于对小企业的贷款，以博士头衔，他 出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助理主任。他也是纳德勒货币市场者的成员。几 十年后，凭众多的名誉，他仍然名列于货币市场者名人录中。霍默是金融历 史学家，考夫曼则精通联储试图探寻明白的经济现象的伴生基金流分析法， 他的技巧正是投资行所需的。
　　西蒙将他带到华尔街 60 号与霍默共进午餐，考夫曼注意到所有合伙人都 坐在交易厅。他后来说：“我想他们很好地看管着自己的钱”。霍默对考夫 曼印象很好，很高兴在他注重历史时有这么一位展望未来的人。亚当斯记得 在考夫曼加入公司后的一天，他安排一个会议让考夫曼露面讲话。霍默召来 他问起他是否真的确信这次会议能给所罗门招徕大笔生意，“因为亨利的时 间是非常宝贵的”。
　　从比利的观点来看，考夫曼是第一个后来时髦地称为联储探子（考夫曼 说：“在今天已习以为常，而在当时却很少）的人。在考夫曼来董事会时， 美国政府正在巨大压力下捍卫外国政府减少使用美元而不是黄金作为储存货 币，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竭尽全力使金价维持在每盎司 32 美元，回 想起来，这是白痴行为：巴塞尔国际安置银行的头米尔顿·吉尔伯特提到，
　　
1968 年美国政府很不悦，因为它不再能以在 1933 年固定的金价来购买黄金； 但是，如果美国政府想用 1933 年的价格在 1968 年支付雪弗莱或土地，它也 付不起。林登·约翰逊坚持有个预算能供他买枪支和黄油制造过热的经济， 为了维持美元的外汇价值和避免国内通货膨胀，联储成为政府的关键工具。 但是当联储很容易地通过买卖财政证券来提高或降低短期利率时，所有债务 品种价格都变化了。债券到期时间越长，价格变动越大。
　　比利·所罗门作为公司老板是政府债券最大的交易商，与联邦储备委员 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奈·马丁有业务上和社交上的往来；马丁在到华盛顿 之前做了几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当学术界的亚瑟·伯恩斯继任马丁的职 位时，考夫曼作为学术人士邀请伯恩斯来索利吃饭，伯恩斯和比利志趣不投。 比利说：“这是我所遇见过的最为自高自大的人。他点燃烟管说，‘我不同 于其他主席，他们总让他人先作主，自己最后投票，我总是先作主，为什么 我得让别人犯错误呢？’”当然，马丁和伯恩斯都小心翼翼地从不染指于联 储可能会采取的行动。考夫曼，这位纽约联储经济部的退役者，也武装得能 在不染指中心的情况下诊断利率的未来变动趋势。难怪由于亨利·考夫曼给 他们信心让他们预测联储在短期的行为，使所罗门的交易员们愿意比对手承 担更大的仓位。这种增长自然也是自行增长。竞争减弱了：美林买下了 C·J·迪 瓦因，不明白这一业务，自然撤回到第二位。
考夫曼是个非常庄重的人，略带口音，高而宽的前额上牵拉着细棕色头
发，身着背心和前克，他是德国难民，但不是知识分子难民的儿子。他的父 亲是屠夫，亨利是他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的思维和言语部极其精确， 在他还是个年轻人时，这种庄重严谨就让人情赖。他从来不追随时尚：作为 纳德勒和霍默的学生，他总是更强调价格而不是金钱多少。当货币主义盛行 一时时，他的座右铭是“金钱重要，信贷更重要”。1979 年后，吉米·卡特 任命保尔·沃尔克为联储主席，尽管沃尔克向白宫提出要求保证从不批评他 的部门可能采取的降低通胀的行动；考夫曼对信贷供求的分析变得极其珍 贵。他每周的“信贷评记”散发于所罗门客户和其他利益部门的数量不少于
1.3 万份，他也被报界冠以“多姆博士”而名噪一时。
　　和比利·所罗门类似但超过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亨利·考夫曼在那些 荣耀的年份里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公众形象的化身。每周三至四次，他会与所 罗门的重要客户共进午餐或晚宴，通常在公司第一纽约广场交易大厅上面富 丽堂皇、气派非凡的餐厅里，他经常光顾公司城外分支机构，会有租用的舞 厅欢迎他“私人演说”，听众多达 500 名。1967 年成为合伙人，1972 年成为 公司“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1980 年，他将作 12 月中旬的来年预测，成 为重大事情的特邀佳宾，在傍晚时分作报告，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的大舞 厅照例是坐满了一排排的人。在演讲结束时，流水般的客户和竞争者狼吞虎 咽地吃着这年大丰收的东西，包括两公斤装的鱼子酱罐头（新闻界开始时曾 在侧房就演讲向考夫曼提问，并要确保鱼子酱不至于浪费）。当索利公司在 考夫曼演讲结束后为嘟哝埋怨的董事们开设了生鱼片冷饭团时，全球权力斗 争的巨头们看到了世界运动中金钱权威的力量。
　　考夫曼的第一个要求是让他的部门独立。不像霍默，他还在交易大厅放 着张办公桌，喜欢偶尔露露面，接近通过交易者电话传出的信息，但这并不 是说他在监听交易员与外界的通话，他那些人不想知道——如果偶尔知道了 也并不在乎——交易商在债券或利率敏感型股票上是多头还是空头。他说：
　　
“交易商会打电话说：‘你为什么那么说？你知道我们的仓位是多头’，通 常情况下，研究在华尔街处于从属地位，必须出于公司的利益去做。命令被 传下，但我不受此影响”。
　　如果研究部门的观点公开化，所罗门的交易员和推销员们必须像公众一 样去了解——当考夫曼的名声和传奇在整个华尔街扩散，多姆博士的分析成 为市场狂热的原因时，这种限制越来越必要。对外界来说，许多人相信所罗 门是由于预先知道考夫曼将说的消息而获利，历史也确实记载了有那么几天 所罗门的交易员在早晨看来已知道考夫曼在那个下午会讲的消息，但毫无疑 问，考夫曼是对他的分析严加保密直至公布于众。他的巨大成功来自 1982 年，当时联储紧缩货币供应已达两年之久，各家损失惨重，他宣布浪潮将转 向，联储会放松银根，因而正确预测了牛市，那时道·琼斯工业股指数成三 倍上升，使那些债券和抵押贷款股东大发横财。
　　考夫曼回忆道：“那是个星期二的早晨，执行委员会在沃尔多夫开了个 会，在准备星期一晚上已完成的有关改变政策的简要，上午 8：00 到沃尔多 夫的路上，我将简要让司机交给秘书，让她打在屏幕上，于完后给我打个电 话。我秘书打电话时会议已开始，我在和她通电话，古特弗罗因德问：‘什 么事这么重要’？艾拉·哈里斯，汤姆·斯特劳斯，迪克·施梅尔克都在那 儿，我向他们讲述我在干的事情，约翰嚷道：‘你认为是那样么？结果出来 了吗’？”
公司没有一个人为此高兴。考夫曼目睹自己的公司从 1967 年六、七个人
发展到 1988 年的 400 人，他手下的人和交易商、推销商一样，为公司所创下 的利润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有些合伙人无法明白他们是何以赚到奖金的。 一位七、八十年代在执行委员会与他共事的交易商有一种说法，可能也部分 反应了古特弗罗因德的看法。他说：“亨利的部门每年花费 5000 万美元，我 们从这些开销中得到了什么？事实是他不告诉我们他将发布的消息。我总认 为他应该告诉我们，但他没有。我们没有从那些看《信贷评论》的客户那儿 获得佣金，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奖赏那些他们得以获得传统的对个股‘研究’ 成果的商行。我常与那些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看重《信贷评论》的人共进午餐， 每当我问起他们是否向我们订购以致谢意时，他们总是说：‘不’”。
考夫曼固执的保守主义也惹恼了执行委员会。另一个来自银行方面的成
员记得：“亨利会大叫，看看你们在为那些微不足道的生意冒那么大的风险。” 正是为了免得听见阻止他扩展计划的抱怨声，1986 年古特弗罗因德开除了考 夫曼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内部执行委员会的席位，将他请到仍然经常抛头露面 但不那么重要的所罗门控股有限公司。考夫曼由于在 80 年代一系列政策事件 中失利，他放弃了有关他个人地位的争议。如果他没在古特弗罗因德执行委 员会之列，他认为无法保护他的研究人员免遭那些失去客户的交易商和推销 商的愤怒责难，因为是研究部门的预测损害了他们的地位和建议。
　　前所罗门银行家艾拉·哈里斯从自己在利莎德·弗雷斯芝加哥公司的旁 观者角度评述考夫曼从公司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他们赶走了 亨利，他们便是驱逐了最后一名卫士”。在亨利离开后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 在古特弗罗因德接管之前，无人能在决策层中起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