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就唯物主义的技术性的哲学意义而言，这一点也适用于唯物主义，就是说，适用于从留基伯与德谟克利
特的时代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一种学说，认为“物质”是最终的实体，可以独立于经验而存在。我想利 用举例说明上面正文的机会，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唯物主义”一词有很多意思，但与刚才所说的技术意义 无关。“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心命题（对我个人而言同样没有意义）是说，归根到底，实体（或者“世界”） 是“精神”，这种哲学可以同时为两种目的服务得一样好：它可以提供一个哲学的例证，这种哲学是在它 提出了一个对经济学施加影响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它也会作为另一个例证，说明一个有很多含义并 常常互相混淆的词，那就是“思想”（Ideal）。

　　第二、我的论点当然也不意味着人类行为本身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心理过 程——推理的动机或方法，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任何类型的—— 不受哲学、宗教或伦理信念的影响，或与之没有相互关系。我自己的社会心 理学观点碰巧认为这种相关远远不是绝对的——一个强盗头子也许会十分诚 恳地承认谦恭温顺和利他主义的信条——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所 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科学关于这种人类行为的命题，而不是怀疑宗教或哲学因 素一定要进人这种行为的任何解释，如果目的在于要求解释的完全与真实的 话。这一点也适用于科学的经济学家的“政治”以及他为了影响“政策”可 能提出的任何忠告或建议。所有我们论点所牵涉到的，是它不适用于他的工 具与“定理”。①
　　第三、我的论点并不引起对经济命题的逻辑自律或哲学定理的一般考虑 的依赖，这将仍然与后者的影响并存，而这种影响系以一种在逻辑上不正当 的方式潜入分析工作过程的，这种命题，例如说商人聚会的地方常常发展为 城镇，并不带有任何哲学的内涵；或者这种命题，例如普通意义的测验在时 间数列之间的相关中并无用处，对于自然神论者与无神论者都一样地正确； 或者这些命题，例如生产要素报酬率的增加会减少它的供给量，可以与任何 哲学相容而毫不勉强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可以讲得通。但是我并不要求 我的读者完全信赖这类论证，无论它们怎样使某些人感到信服。现在我并不 打算建立我的论点，我只是宣布这一论点并解释其意义而已。在后面各编中 会提出我的论据，到那时我们将会看到即使那些持有明确的哲学观点的经济 学家，例如洛克、休谟、魁奈，特别是马克思，事实上在他们从事分析工作 时并没有受到这些哲学观点的影响。
对于任何技术意义上的哲学本质上不能影响经济分析、实质上也没有影
响过这一论点，其所以要如此加以强调，是因为与此相反的论点乃是对经济 分析演进的虚伪解释的最重要来源之一。这些虚伪的解释对于许多经济学史 家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人往往是主要对哲学方面有兴趣，因而对这些方面 给予过份的重视。这些材料充斥于文献之中，但并不总是容易识别其本质—
—都是装腔作势，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却能把科学观念的源流弄得无影无踪。




















① 如果读者感到这是一个很难弄清的区别，我也表示同情。实际上，正是这种经济学家的政治倾向和他的
分析之间的关系、政治倾向和他的哲学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哲学”扩大一点，包括一个人关于“公 平”、“正义”、“可取”等等的看法在内，就格外明显——阻碍了大部分经济学家接受上面的论证，可 是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这只不过是简单的常识而已。

第四章 经济学的社会学

1.经济学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吗？
[（a）“经济法则”的特殊性质]
[（b）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偏见的阐释]
　　[（c）经济分析史如何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史区分？如何与经济思想史区 分？]
[（d）科学方法：想象和程序的规则]
　　[这一章没有完成。本章开头列出的最后两节，并没有进行处理，这两节 的标题是：
2.科学努力的动力与科学发展的机制
3.一般科学工作人员和经济科学人员]


我们曾经指出过，有一个科学部门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科学（科学学）。 这门科学从逻辑着手，在某种程度上也从认识论着手，研究其他单项学科中 使用的科学程序的一般规律。但是还有一门关于科学的科学，叫做科学的社 会学①，它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也就是说，它分析社会力量与过 程，这些社会力量与过程产生特殊的科学活动方式，决定其发展速度，使它 的方向朝着某些主题而不是朝着其他同等可能的主题，推动某些程序方法的 形成而舍弃其他方法，建立那些足以决定科研路线或个人工作成败的社会机 制，提高或降低科学家（按我们的定义说的）及其工作的地位与影响，等等。 我们应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在工具加工的知识领域内工作的人员易于形成职 业团体，这一事实特别有助于向读者说明为什么科学工作构成了社会学研究 的一个适当的主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如此。在这方面，我们的兴趣当然主 要只限于在经济分析史的导论中对我们有用的课题，其中意识形态问题是最 主要的，将在第（1）节中首先加以讨论；第（2）节我们将考察科学努力的 动力与科学发展的机制；最后第（3）节我们再讨论某些有关一般科学人员和 经济科学人员的问题。




















① [熊彼特给这个脚注留下了地方，但是他没有写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1950）
第 11 页，他对“知识的社会学”作了如下解释：“德文是 Wisse-nssoziologie，这方面最杰出的作家是马克 斯·舍勒与卡尔·曼海姆。曼海姆关于这个题目有一篇文章登在德文的《社会学词典》上，可以作为一篇 入门文献来读。”]

1.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吗？


　　[（a）“经济法则”的特殊性质。]经济过程的历史性或“演进”性 无疑限制了经济学家可能确定的一般概念与它们（“经济法则”）之间一般 关系的范围。当然，如果要先验地断定任何这种概念与关系是根本无法确定 的，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显然也不合情理。特别是，我们用来研究社会 集团的概念不一定要为这些集团本身的成员所熟悉：“收入”这个概念在十 四世纪以前中世纪的人们是不熟悉的，可是在分析他们的经济时，我们并不 因此就不能使用这个概念。但“经济法则”确实要比任何自然科学的“法则” 缺乏稳定性，它们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结果，忽视这个事实曾经 造成了许多过失。另外一点也是不错的，那就是当我们试图解释人类的态度 倾向时，特别是在时间和文化方面离开我们很久的人们的态度时，我们很容 易误解他们，如果我们粗疏地以自己的态度来代替他们的态度，尤其是如果 我们尽力想探索他们的思想活动。这一切还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变得更为糟 糕，那就是从事分析的观察者自己也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且是他在 这个环境中的特殊位置的产物——这会决定他看到某些事物而看不到另一些 事物，而且是从一定角度去看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环境因素甚至可以赋予 观察者以一种下意识的渴望从一定角度来看待事物。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经济 分析中意识形态偏见的问题上来了。
现代心理学与心理疗法使我们熟悉我们思维的一种习惯，叫做“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①这种习惯就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朋 友、我们的敌人、我们的职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画一幅图画，藉以 安慰我们自己和感动别人；画出来的东西也许更多地表现了我们喜欢它们是 什么样子，而不一定表现它们实际是什么样子。比我们自己更为成功的竞争 者，很可能是由于通过我们鄙视的手法而取胜的。说不定异党的领袖是一个 骗子。我们所爱的女子就是毫无人类弱点的安琪儿。敌国之内全都是怪物， 而我们自己的国家却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之邦。如此等等。这种习惯对于正常 人的心理健康和愉快的重要性自然十分明显，①可是对于这种习惯在言词上的 表现形式加以正确的判断，其重要性同样也十分明显。
[（b）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偏见的阐释。 ]在这种现象的全部重要性得
到行家的认识并加以运用以前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发现了它， 并用来批判他们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认识到人们的观念 或观念体系，并不象编史工作现在仍然不加区别地设想的那样，是历史过程 的主要动力；它们只是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的“上层建筑”，这一点在我们叙 述中的适当地方还要加以说明。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任何时间在任何特定



① 我将要就我的意思加以解释的“理性化”，必须和这个词的其他含义加以仔细区分，特别是下面两种：
（1）我们有时指的是合理化，就是采取旨在改进某些事物的行动，例如使一个工业企业符合于顾问专家们 满意的标准。（2）在科研工作中我们有时也提到合理化，指的是把一系列经验事实的发现和解释这些发现 的某种理论原理联系起来。例如我们说，把观察到的商业行为用利润最大化的原理加以合理化。上述含义 都和我们正在讨论的理性化没有关系。
①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理性化做法的要点：它们为我们的心理机能提供了一种自卫，这就使许多人难以忍 受的生活变得容易忍受一些。不过让我补充一句，这种理性化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它们在心理分析工作 中的作用。

的社会集团中流行的观念或观念体系，只要它们包含关于事实的命题或者从 事实得出的推论，都很容易受到玷污，其理由正和一个人关于他自己个人行 为的理论容易受到站污一样，那就是说，人们的观念易于赞美那些处于上升 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它们的行动，因而容易为它们描绘或暗示出可能与事实 严重不符的图画来。例如中世纪的骑士自以为是扶贫济弱、保护基督教信仰 的卫士，而他们的实际行为，尤其是产生以及维护他们那个世界的社会结构 的其他因素，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阶级的观察者心目中一定会有非常不同 的看法。这些观念体系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①他的论点是，他那个时代大 部分经济学不是别的，全都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对于我们透 视历史过程以及理解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它的真正价值要受到三个缺点的 损害，但还不足以毁灭它，现在立即注意一下也好。
　　第一、虽然马克思对他不赞成的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特点是这样敏感， 但对存在于他自己观念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却完全没有觉察。可是他所讲 的意识形态概念原则上又是普遍适用的。显然我们不能说，其他地方都是意 识形态，②只有我们自己站在一块代表绝对真理的岩石之上。劳工组织的意识 形态比起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既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坏。
　　第二、马克思主义对思想的各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分析归结为阶级利益的 不同，而阶级利益又只是用经济利益来解释。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社 会的意识形态，赤裸裸地说，就是对他所谓的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讴歌，而他 们的阶级利益又是围绕着金钱利润的追逐。那些不是赞美从事商业的资本家 的行为而是赞美其他东西，例如民族性格与民族行为之类的意识形态，因而 也必须能归结到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上面去，无论是如何间接地关联起来。 可是这一层意思并没有包含在意识形态的解释原则之内，而是构成了一种另 外的、更值得怀疑的理论。上述的原则本身只包含两个意思：意识形态是上 层建筑，由它们下面的客观社会结构的实体所产生，并建立在这些实体之上； 同时它们以一种特有的倾向性来反映这些现实，这些现实能不能完全用纯经 济的意义来加以描述，又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想深入下去，只须记 住一点，就是我们准备对“意识形态影响”这个概念赋予一种更为广泛得多 的含义。社会地位对于塑造我们的思想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因素；但这并不等 于说我们的思想完全是我们阶级地位中的经济因素所塑造；即使是这样，也 并非完全由一种界限十分明确的阶级或集团利益所塑造。①
第三、马克思，特别是他的大部分信徒，过于轻易地认为所有受到意识
形态影响的陈述因此都应受到谴责。但是有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份， 那就是意识形态也和个别的理性化一样，并不是扯谎。还必须加上一句，受 意识形态制约的有关事实的陈述也不一定都错。人们往往很容易抓住机会把 自己不喜欢的一整套命题简单地称之为意识形态，加以一笔勾销。这种手法 无疑非常有效，就象攻击一个对字时只要攻击他的个人动机就行了。但逻辑



① 这个名词起源于法国，最初不过就是指观念的分析，特别是指孔狄亚克的理论。偶而它似乎也用于和“道
德哲学”这个名词大致相同的意思，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社会科学。德斯蒂·德特拉西使用这个词时用的 就是这种含义。拿破仑一世也用过这个词，但意思不同，带有一种贬义；他把反对他的政府的那些人，例 如拉斐特，称为空想理论家（ideologues），他认为这些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家。
② [熊彼特在这里以及上一段倒数第二句提到意识形态时，都用铅笔在旁边注上“虚妄？”的字样。]
① [这个问题在本书全书中都会不时提到。]

上这是不允许的。前面已经指出，解释一个人为什么说他所说的话，不管解 释得怎样有理有据，都不能告诉我们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同样，出于一 种意识形态背景的论述虽然值得怀疑，但也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伽利略本人 和反对伽利略的人，双方都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 说他是“正确的”。我们这样说到底有什么逻辑的保证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来找出，识别，以及可能的话，消除经济分析中受到意识形态玷污的因素？ 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还有足够的东西保留下来吗？
　　我们将会了解，上述问题的答案虽然已经用例子加以说明，目前还是暂 时性的；同时，我将要制定的原则是否站得住脚，只能用它们在整个这本书 中的应用情况来判断。不过在我们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以前，必须首先澄清一 个初步的认识问题。
　　有些最强烈地主张经济学说以及原则上整个科学都是受了意识形态谬误 玷污的人，试图通过一道安全梯，象避开火灾一样逃避有可能存在“科学真 理”这一显然不可避免的结论。不幸得很，我们必须把这道安全梯堵死。K. 曼海姆教授说过，尽管意识形态谬误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总还有些“不偏不 倚的知识分子”在空间自由飘荡；他们享有免于这种命运的特权。比较现实 一点地说，每个人都是意识形态谬误之下的牺牲品，只有站在真理岩石之上 的现代激进知识分子不是，而他是人间一切事物最公正的审判官。我们说， 这方面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这位知识分子事实上不过是一堆偏见，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靠虔诚的信仰力量全力维持的。除此而外，我们不能跟着 曼海姆走下他的安全梯，因为我们已经充分接受了意识形态偏见无所不在的 主张，因而看不出某些集团可以超然于这种偏见之外，只看出他们自己谬误 的体系中特别恶劣的部分。现在我们转到正题上。
第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定义加以修改后的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显
然不是威胁经济分析的唯一危险。特别有另外两种危险应该指出，因为它们 很容易与意识形态偏见相混淆，一个是“特殊的辩护者”有可能对事实或程 序的规则加以窜改。这方面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这里我只想提醒读者，特 殊的辩护与受意识形态砧污的分析不是一回事。另一个危险来自经济学家对 他们观察的过程给予价值判断这一根深蒂固的习惯。一个经济学家的价值判 断常常流露了他的意识形态，但那并不是他的意识形态：对于无可非难地早 已成立的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可能给予价值判断；而另一方面，对 于带着意识形态偏差所看到的事实，也有可能不给予任何价值判断。我们在 这里不打算讨论价值判断问题。在其他场合再谈更方便一些，特别是我在第 四编第四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正式辩论时，将要提出详细报告。①
[（c）经济分析史如何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史区分，如何与经济思想 史区分？ ]但是，上面对于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陈述与价值判断所作的区 分，不应解释为对它们之间同源关系的否定。这种同源关系甚至是为什么我 想到要把经济学史——经济分析史——和政治经济学体系史以及经济思想史 加以区分的一个主要理由。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我是指一整套经济政策的 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 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这些体系就其包含有真正分析 工作在内而言，的确还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内。举例说，A.斯密的《国富



① [不幸得很，这一章只有 1943 年所写的未完成稿。这是熊彼特抽出来准备重写和扩大的几节之一。]

论》从事实上和意愿上说，都是我们刚才定义的一套政治经济学体系，因此 与我们无关。它之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是因为 A.斯密的政治原则和方案—
—他谨慎提出的自由贸易及其他主张——仅仅是一项伟大分析工作成就的外 套。换言之，我们对他为什么主张进行辩护倒没有多大兴趣，我们注意的是 他怎样辩护以及他使用了哪些分析工具。他的政治原则和方案本身（包括意 识形态——流露的价值判断）无疑对他自己和他的读者们是至关重要的，而 且也是他的著作在公众中取得成功、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主要原 因。可是我准备把所有这些当作只是他的时代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表达，除 此而外，就没有什么价值。
　　上面所说的同样也适用于所谓“经济思想”，经济思想是有关经济问题 特别是有关公共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总和，而公共政策是与特定时间与 地点浮现于公众舆论中的那些问题有关的。可是公众舆论从来不是什么无差 别或者清一色的东西，而是当时社会划分为各种性质的集团和阶级的结果。 换言之，公众舆论多多少少不可靠地反映了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在这个社 会中所形成的集团意向或态度，而且有的时候较另外一些时候更不可靠。既 然这些集团意向有不同的机会表现它们自己，特别是有不同的机会在可供后 代观察的文献著作中留下它们的烙印，于是怎样加以解释就成了问题，这一 问题一般很难解决，有时甚至无法解决。一时一地的公众舆论不仅随阶层不 同而有所差别，而且在同一水平或同一垂直阶层中，又因个人地位与知识而 有所差别。对政治家是一回事，对这些政治家所“代表”的店主、农民与工 人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公众舆论也可以由隶属于或依附于特殊社会阶层的作 家把它形成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另一方面，它可以和分析工作紧紧相接或互 相重叠，象常常出现于工商业资产阶级成员所写的论著那样。就后一种情况 来说，我们当然要尽量从表达时代习尚的陈词滥调中挑出这种分析的成就， 因为这些陈词滥调与改进我们的理论工具的努力无关，因而我们对其不感兴 趣。无论在任何具体情况下实现这个想法有多大困难，我们对不同的思想素 材所作的区分，原则上还是十分清晰的。
我想，和经济分析史相平行，另外再写一部有关经济问题的流行看法的
历史，也是可以做到的。根据同样理由，也能写出一部经济思想史，追溯人 们所抱的态度在历史上演变的线索，顺便提一捉分忻上的成就。这样一部历 史倒是真的可以显示我们所说的舆论态度与当时使分析家感到兴趣的问题之 间的密切联系，而分析家正是在这些问题所形成的一般态度与时代精神之下 研究他们的问题的。我们自己的计划正好相反。当然，我们绝对不会忽视分 析家在各个时期进行他们工作时所处的一般经济思想的环境，可是这些环境 及其历史变迁绝不是我们的主要兴趣所在。这些东西有时对分析工作起促进 作用，有时起阻碍作用，而在我们这台戏里，自始至终都是分析工作在扮演 主角。从经常产生影响的舆论背景与分析工作的相互纠缠之中，理出分析工 作的线索，我们将发现一个事实，在这里不妨立即加以注意。
　　分析工作的发展，无论受到市场上各种利益与态度的干扰行多大，都显 示出一种特性，完全不存在于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 演变之中。这种特性最好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古至今，经济分析家对于我 们所谓竞争价格的现象都或多或少感到兴趣。当现代的一个学生在比较高深 的研究水平上碰到这个现象，例如说在希克斯或萨缪尔森的著作中，他会接 触到一大堆概念和问题，这些东西可能一开始使他感到困难，而对于比较晚
　　
近的作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来说，肯定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这个 学生不久也会发现，一种新的工具所提出与解决的问题，是老一辈的作家们 很难找到答案的，即使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虽然是常识，却 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在穆勒与萨缪尔森之间已经有了“科学进步”是什么意思。 这就和我们说在穆勒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拔牙的技术有了进步是一个意思。 我们之所以能说竞争价格理论取得了进步，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说已经有一套公认的标准，当然这是存在于一个专家内行圈子里面的标 准，使我们有可能把各种竞争价格的理论排出一个顺序，其中每项理论都可 以毫不含糊地标明比前面的一项更为高明。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个顺序是和时 间的推移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后来的竞争价格理论几乎在分析的完善 程度上总是比前面的理论高一筹；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可能归咎于分析工 作以外的干扰，不过，虽然我们能够谈到分析的进步，同时不能否认“进步” 一词所指的事实，可是在经济思想领域和任何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 中，却没有进步可言。举个例子，说从查理曼大帝立法与行政措施中表现的 他对经济政策的观念，要比汉谟拉比王的经济思想优越一些；或者说斯图亚 特王朝的公告所表现的一般政策原则要比查理曼大帝的政策原则高明一些； 或者说有时写在英国国会法案前面的政策宣言更要比斯图亚特王朝的公告高 明一些，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我们可以同情于上述任何情况下某些受惠 阶层的利益，而不大同情于另一些情况下另一些阶层的利益，从而按照我们 偏好的顺序把这些文件加以排队。但是任何一套经济思想在这种排队中占居 的地位会由于判断者的价值观而有所不同，其余则留待我们在情绪上、在审 美观点上对于这些文件所表现的各种生活方式的褒贬来决定，那时我们所处 的地位，就很象人们问起高更与蒂希安两位画家谁更伟大一样。也就是说，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唯一合理的回答是：你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同样的 情况当然也适用于一切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如果我们把它们技术上的优缺点 排除在外的话。我们甚至可以选择现代独裁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要亚当·斯密 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或者相反。但任何这一类选择都属于同一主观判断的范 畴，就象桑巴特所说的，一个人喜欢金发女郎甚于喜欢褐发女郎一样。换言 之，在经济政策或其他任何政策问题上，进步这个名词是没有客观意义的， 因为人与人之间在比较时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不消说，以上论证看来可以 满意地澄清经济学史家之间在这一点上的分歧。他们有些人想的是技术上的 分析与掌握更多的资料，这时谈到我们这个领域的科学进步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些人谈的是习尚的变迁，而习尚本身一方面是社会条件变化的产物，另 一方面又改变了对政策的意见以及各种愿望；这对否认在我们这个领域有什 么进步不进步的问题，则是正确的。这两部分人错就只错在忽视除了他们专 门考虑的一个方面外，人类对经济主题的思考还有另一个方面。如果认为经 济分析的发展不是别的，只是不断变化的公众舆论倾向的反映，或者沉溺于 一种天真幼稚的信仰，认为政治态度只是进步的洞察力的表现，那就完全错
了。
　　[（d）科学方法：想象和程序的规则。 ]现在，我们在探讨意识形态 偏见方面已经可以进行第二步了，也就是在我们称为“经济分析”的这个狭 窄领域内，这种偏见对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到底有多大威胁。有些读者也许甚 至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把所有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都看成是受到意识形态局 限的，又因为我们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浮现于公众舆论”中有关经济主
　　
题的较为零星的看法也认为都属于意识形态，我们似乎已经承认了所有需要 承认的东西，因而就不存在什么第二步了。特别是有些读者，他们的主要兴 趣是研究那些形成政策或至少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思想史，或者与人们对于经 济事务管理中什么才叫公平或者可取的想法有密切关系的思想史，而对技术 性经济分析的发展的兴趣仅居于次要地位，这些人很可能会承认——也许把 肩膀一耸——我们这一套工具箱也和其他任何科学的技巧一样，是不受意识 形态的影响的。对不起得很，我们还不能这样认为。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科 学方法本身，以便弄清在什么地方意识形态的因素会进入科学方法，以及我 们如何去识别或者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始我们的研究的，也就是说， 我们很少是从头做起的。但是假定我们确实是白手起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 步骤呢？显然，为了给我们自己安排任何课题，我们首先必须具体确定一套 互相关联的现象作为我们分析工作值得努力的目标。换句话说，分析工作必 然要有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前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本书 中把这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称之为“想像”（Vision）。有意思的是，这种 想像不仅必须在历史上先于任何领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现，而且每当有人告诉 我们从某一角度去观察事物，而这个角度的来源不能从这门科学原有水平的 事实、方法与结果中找到时，那么这种想像也许会重新进入每一门已经确立 的科学的历史之中。
让我们立即以我们这门学科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明显事例来说明这个
问题。已故的凯恩斯爵士科学成果的批评者与赞美者都会同意一种说法，就 是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突出的 成就，而且它至少支配了它出版以后十年的分析工作。《通论》提供了一个 分析工具，由作者在第 18 章中加以总结。如果我们跟着他的阐述一步步走下 去（特别是看他书上第 249—254 页），我们会发现设计这个工具是为了方便 地表达“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某些事实——虽然凯恩斯自己也强调过， 发现这些事实应归功于他作为特殊性而不是作为“逻辑的必然性”的几张基 本表式（消费倾向、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这种分析方式将在适当的 地方①予以讨论，届时将指出，我们所说的特殊性也就是一个英国知识分子心 目中英国日趋衰老的资本主义的特性。这些特性无疑是以前根据事实研究而 确定的。“基于我们对当代人类性格的一般知识”，它们“看来是可以归属 于我们[英国] 这个世界的”（见第 250 页）。这里不是讨论这个概念优点与 缺点的地方。”在这里要紧的是：它乃是一种概念的形成或我们所说的想像， 这征凯恩斯和其他人对它作出分析的努力以前即已存在。在这里，这种方法 以无比的清晰性呈现出来，因为我们可以在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
（1919）一书颇具卓识的短短几页中看到这种想像的形成，虽然在分析上尚 未成熟。就一个有广泛兴趣的人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来说，他在 1919 至
1936 年这整个时期都在致力于完成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经济过程的特殊想 像，而这种想像至迟在 1919 年就已经固定在凯恩斯的脑海中了。他的这些努 力开始时并不顺利，以后就愈益成功。从我们这门学科以及其他许多学科还 可以举出其他事例借以说明我们这种“思想方法”。但这个例子也许最能说 明问题。



① 参阅第五编第五章。[对凯恩斯《通论》的评价，显然是为了写《经济分析史》而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当我们从引起我们注意的一套现象中看到了我们想象的图景时，无论这 套现象是在处女地还是在以前已经耕耘过的土地上，我们的分析努力就开始 了。第一步工作是把想像化为语言或概念，使它的组成部分在一幅多少有点 秩序的图型或图画中各得其所，并且给它们各起一个名字，以便识别和加以 摆布。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几乎自动地做了其他两项工作。一方面， 除了那些已经抓住的事实外，我们又收集了更多的事实，同时学会抛弃原先 想像中存在的其他一些事实；另一方面，构筑我们的图型或图画的工作本身， 就会在我们原有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加上新的概念与关系，同时也会 消除另外一些概念与关系。收集事实的工作与“理论”工作在永无休止的取 舍关系中，自然会互相检验，互相提出新的要求，最后产生“科学的模式”； 这就是它们与原有想像中保留下来的成份相互作用的暂时联合产品，现在就 可以用越来越严格的连贯性、适当性标准来要求于它了。以上就是对于我们 琢磨出所谓科学命题的过程的一种粗浅的、但我想不会引入歧途的陈述。现 在应该完全可以看清，这里有一扇大门可以让意识形态进入这个方法之中。 事实上它在楼下就已登堂入室，进到我们曾经说过的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中。 分析工作是用我们对事物的想像所提供的材料开始的。而这种想像几乎从定 义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它把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形象体现出来，不管什么 地方，只要有任何可能的动机希望从某种角度而不从另一角度去看待事物， 那么我们实际怎样看事物和我们希望怎样看事物之间的界限就很难划清。我 们的想像越是诚实和朴质，对于最后是否能出现可以称之为普遍真理的东西 就越让人怀疑。由此而得出的有关社会科学的推论是很明显的；有人认为病 恨一种社会制度的人能够比热爱它的人形成更为客观的想像，甚至这种看法 也不正确。因为热爱固然会造成歪曲，但痛恨会歪曲得更利害，我们唯一的 安慰是，幸而有大量现象不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我们的情绪，因而在某一个 人和另一个人心目中看来都很相同。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分析工作中所使用 的程序规则之不受意识形态干扰，差不多与相反情况下想像之深受其干扰同 样明显。固然坚贞的忠诚与强烈的憎恨都可能影响这些规则，但这些规则本 身能相当有效地揭露出误用的地方，因为这些规则中有许多是从很少或完全 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学科的科研实践中产生井强制我们接受的。还有一点也 同样重要：那就是这些规则有助于从我们开始工作的想像中消除因受意识形 态的影响而犯的错误，这就是它们特有的长处，而它们这样做是出于自动， 与研究工作者个人的愿望无关。他不得不积累起来的新事实，会自行强加于 他的图式之上。那些如果他不去建立别人也会建立的新概念和新关系，必然 要来证实他的意识形态，否则就会把它们毁掉。如果让这个过程充分发生作 用，那就不能保证我们心中不出现新的意识形态，但最终会把现有意识形态 中的错误清除出去。当然，在经济学中，更多地在其他社会科学中，这种严 格可以证明的事物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凡属于个人经验和印象的事物总有些 边缘末梢的部分，事实上不可能把其中的意识形态或者故意的不诚实①因素完



① 上述的故意不诚实，其作用由于下列事实而大大加强：那就是许多足以干扰逻辑效果的事情，在我们这
门学科领域内，对于实际搞干扰的那种人并不一定表现为不诚实。他可能在根本上过于相估他所拥护的真 理，甚至宁死也不愿对相反的事实或分析材料给予新的重视。一个人为他的理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谎。 现在我们不打算像次到意识形态偏见时一样在这里解释这个因素，但可想而知，这种不诚实肯定会增加意 识形态偏见的有害影响。

全驱除出去。因此从我们的论证中所能得到的安慰永远是不完全的。但是我 们已经大大缩小了为意识形态所玷污的命题的领域；也就是说，已经把它压 缩下来使我们经常能够找到意识形态可能活动的地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的论证确实也已经相当彻底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熊彼特没有完成他的导论，写到这里就停止了。下面三段是我们在这一 编的笔记与手稿中发现的，尚未打字。]
　　虽然我希望上面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会帮助读者了解我们不得不在其 中进行工作的处境，一方面使他提高警惕，一方面又不要使他对我们的方法 与结果的“客观有效性”产生无谓的悲观情绪，但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问 题的回答，其中包括搜索、诊断和消除意识形态虚妄的一套规则，不能搞得 那样简单明确，像通常人们所做的那样肯定科学的经济学史是，或者不是， 一部意识形态史。对于前一种意见，即认为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的看 法，我们不得不作出很大的让步，这些让步会使所有那些有关经济生活的广 泛哲学——例如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受到怀疑，而这些哲学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正是在经济思想的创造中最今人感兴趣和富有魅力的部 分。更糟的是我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虽然有一种机制倾向于自动地摧毁意识 形态，但也许这是一个消耗时间的过程，会遇到许多阻力，而另一方面还得 承认，我们从来也难以保证不会有新的意识形态侵入以取代正在消逝的旧意 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举出几个例子惜以告诉人们如何使用我们的规则， 也许对上面的讨论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下面把我们的例子分成四组：
第一、当我们查看我们的理论或统计工具箱的内容时，我们发现其中有
许多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例如，我们发现叫作边际代替率的概念，从 1900 年以来就代替比较旧的边际效用概念，在价值理论中愈来愈多地被人们使 用。那些愿意用边际代替率而不用边际效用概念的人，纯粹是出于技术上的 原因，这与经济生活的任何意识形态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事实上也没有谁 提出相反的意见。同样，一般的显著性测定是否适用于时间数列之间的相关， 这个问题对经济分析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要从建立否定答案的论证中 寻找意识形态偏见，那将是浪费时间，因为从一开始这种显著性测定在性质 上就显然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使用这些不诱钢式的概念或理论来推 理所取得的结果，仍然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玷污。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如 果还有什么意识形态偏见的话，那就应该从我们推理的其他因素中去寻找 了。
第二、有些工具或理论虽然可以说实际上是中性的，但由于人们错误地
相信它们和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关，仍然具有假定的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意义。 我们刚才已经指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就是从边际效用价值论过渡到以边 际代替率概念为基础的价值论，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因为每一种理论都 可以同等地与任何意识形态并行不悖。但是在价值理论发展的上一个阶段， 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反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人们之中就有马克思主义的劳 动价值论者，他们认为——也和许多边际效用论者想的一样——以劳动还是 以边际效用来“解释”经济价值，这种选择取决于我们对经济过程的想像或 者看法，这和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工资而外一 切收入的来源都是剥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关于价值就是凝聚的劳动这 个观念就是证据中的首要环节。可是第三编将指出，意识形态??
[熊彼特差不多已经写完了第四章的第一节（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

吗？）。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熊彼特在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会 长时发表的演说“科学与意识形态”，见《美国经济评论》1949 年 3 月号。 第四章看来是导论部分的最后一章。本来还有两节（2.科学努力的动力 与科学发展的机制，3.一般科学人员和经济科学人员）。这两个题目在这本 分析史全书中时常有所论述（可查阅这些标题下的索引），而且是结合作者 关于“学派”的概念来谈的。例如关于李嘉图学派，他说：“而且这个集团 是我们意念中的一个真正学派：有一个祖师，一种学说，成员之间团结一致；
有一个核心；有它的影响范围；有边缘末梢。” 有几段初稿（也许是口授的），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科学人员有所论述，
是在作者的笔记中找出来的，附印于后。] 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由一个社会集团专门从事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技术，这
一定义同这个集团的“科学”活动所产生的方法与结果的意识形态方面有什 么关系，读者是不难看出的。显然在其成员之间必定有某种程度的凝聚力， 至少在这个集团已经取得相当确定的存在地位时，会有一种合作精神，产生 出明显的或者下意识的规则，依照这些规则，成员可以彼此互相承认，而且 允许某些人加入，而把另一些人排斥在外。看一下这些事实所引起的一些现 象，就可以了解我们关于科学的社会学这个题目所能说的仅有的一点看法。 如果有可能设想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着手自行研 究已成为科学努力目标的那些现象中的任何一套现象，他必然也能体会到一 条非常简单而又非常基本的真理。这个人首先必须认识他预备研究的现象， 而且要认识这些现象之间有些关联，以及它们与其他现象有所区别。这种认 识是一种认识行为，但并不构成分析工作的一部分。反之，它只是向分析工 作提供对象或素材，因而是分析的先决条件。于是分析工作本身就含有两种 不同的然而又不可分割的活动。一个在于使想像的内容概念化。所谓概念化，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把想像中的各种组成成份以准确的概念来加以固定，给 它们一定的标志或名称以便于识别，同时（用定理或命题）确立它们之间的 关系。另一种活动就是猎取更多的经验资料（事实），借以丰富和核对原先 已经掌握的资料。应该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而在两者之间 一定有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为了概念化，往往引起对更多的事实的猎取； 而新发现的事实又一定被插进来和加以概念化。在一种永无休止的连续过程 中，这两种活动改进、加深和修正了原先的想像，同时也互相改进了彼此的 结果。在我们科学努力的任何特定阶段，我们确实试图建立图式、体系或模 式，以便尽量妥善地描述我们感兴趣的整套现象，然后以“演绎的”或“归 纳的”方式加以发展。但是这些模式在本质上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总是和 我们所能掌握的事实有关。以上是关于科学程序的一个很不完全的描述，但 揭示了一个我们还要反复强调的事实：在“理论”与“寻找事实”之间并没 有、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根本的对立，更不要说在演绎与归纳之间了。我们的
任务之一，就是要说明为什么有时又会出现这种对立。 实际上当前没有一个科学工作者是从他自己独立的想像开始，而经历了
所有这些工作阶段的。只要一门科学是活生生的，就永远会不断有人直观地 看到它的新奇的方面。可是足以产生新鲜方法、命题或者导致新奇事实的发 现——此时这些事实就以新假说或限制条件的形式进入这门科学——的那种 想像，仅能添加在现有的科学结构之上，或也许只能部分地替代这些结构， 而这些结构的大部分自然而然是会世代相传下去的。实际上，并不是整个社

会，甚至也不是任意一部分人把科学知识的财产传下去的，而是有一个或多 或少确定的专家集团，不仅把他们的方法与结果，而且把有关今后发展的方 向、手段的意见传授给继起的后代。在大部分情况下，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 是不能从公认的专家传授以外的任何来源获得的；如果能够的话，也必然是 具有非凡的创造性与毅力的人。让我们简单看一看这个事实所产生的若干后 果。
　　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社会机制是极其节省劳动的。利用这个社会机制， 任何初学者只要遵循他所受到的劝告并从事指定给他的工作，都可以获得有 关事实的知识，抓住问题，掌握方法，而节省很多精力，以便腾出大部分力 量去开拓他老师力所能及的边界以外的土地。所以应该可以相信，上述社会 机制主要地不仅对概念工具的发展与事实知识的积累有利，而且甚至提供了 通常所谓科学进步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不过事情显然还有另外的一面。 传授任何已确立的科学都会给初学者的头脑套上框框，使他或许具有的创造 性受到压仰。这将产生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后果。由于现有科学结构所产生 的抵抗力，视野与方法的重大改变最先是受到阻碍，接着就不是通过改造而 是以革命的方式来临，而旧结构中也许具有永恒价值或至少还没有来得及充 分产生成果的那些成份，很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因此，正像革命者有 大量理由憎恨某些人强调科学的连续性、捍卫旧的见解、对抗新的看法一样， 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理由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本书将指出这方面的很多 例子。
其次，现存的结构一旦建立以后就有延续下去的倾向，这一事实在科学
努力的领域中也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说明了一个不易解释的现象，也就是 “传代”的现象。举例说，有一个年龄分布比例不变的人口，其中进入科学 行业的人数恰好等于退休的人数。某一行业，例如说科学的经济学家们也就 显示出一个固定的年龄分布比例。无疑，我们可以按年龄划分出一些小组， 他们的视野和方法也许还有发展前途，而在这些年龄组之内我们还看不出有 什么对抗性的问题存在。然而这不是科学的传代问题，因为我们也看到在征 何特定的时间，所有年龄组的大多数人都显示某些态度相似之处，所以可以 说有 1880—1900 年的一代人，而且可以把这一代与 1920—1940 年的一代作 对比，虽然年青与年老的人在第一个时期大致上的区别同他们在第二个时期 的区别一样大。如果方法与结果的变动以均匀的速度发生，那么这一点就没 有什么重要。就经济学家的情况来说，人们倾向于以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迁，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吸引两个时代注意的实际问题的变化，来解释这种现象。 但是我们发现在不变的环境里活动的科学也具有同样的现象。正是这种情况 提供了我们弄清问题性质和寻求解决办法的线索。问题与方法不仅因为环境 的变迁而变化。它们还由于包含在一种科学结构内的分析工作有一种抵制变
化的方式而发生变化。 第三、那些献身于一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工作专家，以及甚至献身于任何
学科的科学工作专家，都倾向于变成一个社会学的集团。也就是说，除了对 于科学工作或某种特殊科学本身的兴趣而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共同之点。在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讲授一门他们正在培育的科学，并依靠教书为生。自然 而然，这就会产生一种社会与经济类型为人。这个集团也会用是否能胜任工 作以外的理由来接受或拒绝接受共同工作的人员。在经济学方面，这种集团 的形成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熟，但一旦成熟，它的意义就远较物理学方

面的集团大得多。我们会看到在大多数国家中，在经济课题方面发表著作的 人几乎来自社会的各个部门。在早先年代，确实有促成集团化的一些因素， 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天主教经院派的博士们，但在所有其余的情况下，各 种类型的人由社会各阶层、各种不同的收入等级而来。在英国，甚至十九世 纪上半叶，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加上“但书”才能用 “职业”这个名词。当时英国确实有一个经济学家的职业，就是说有些撰写 经济课题的作家，他们互相承认他们职业上的资格。但后来科学工作就和教 书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经济学的职业，在这里职业这个名词的含义就比较 完备了，而且这种经济学的职业对社会与政治问题产生的态度大致相似，同 样是基于相似的科学观点以外的其他一些理由。这种生活环境的相似与社会 地位的相似，产生了相似的生活哲学以及对社会现象相似的价值判断。如果 不是因为它和科学的学派现象有密切联系，就没有必要详细叙述它的后果。 既然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分析史中将不可避免地要起重要作用，我们最好还是 停下来研究一下它的意义。

第二编 从开始到初期古典学派境地（约到 1790 年）

第一章 希腊—罗马的经济学

1.本编的计划
[2.从开始到柏拉图]
[3.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成就]
[4.论国家、私有财产与奴隶制的起源]
[5.亚里士多德的“纯”经济学]
（a）价值
（b）货币
（c）利息
[6.希腊哲学]
[7.罗马人的贡献]
[（a）分析工作的缺乏]
[（b）罗马法的重要性]
[（c）农业方面的著作]
[8.早期基督教思想]

1.本编的计划


　　在第一编中就曾经说明过，按照我们在那里对“科学”所下的定义，从 来没有一门科学是由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创立或缔造出来的，一般也不可能确 定它“诞生”的准确日期。我们现今的所谓“经济学”，其为人们所承认是 经历了一个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末的缓慢发展过程的。不过在第一编 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也许有助于我们变得比较精确一些，至少就阐述的需要 来说是如此：那就是“古典学派境地”这个概念。①这种古典学派境地出现于 十八世纪的后半叶，而以前从未出现过。根据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决 定从 1750 年到 1800 年之间的某时开始，而这一时期的顶峰也许是 A.斯密的
《国富论》（1776）。然而，每一部古典学派境地的著作都要总结或巩固那 些导致这一境地所做的工作——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因而无法根据它本 身来了解它。所以，在本编中我们将试图叙述从“开始”到《国宫论》出版 后二十年这整个二千多年的历史。既然这段历史时期中许多世纪没有文字记 载，叙述起来反倒方便不少。
　　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古典学派境地是两种类型研究成果合并的产物，彼此 有一定区别，有必要分开考虑。①一种是哲学家在几百年研究工作中缓慢积累 起来的事实资料和理论工具。另一种与此稍不相干，是由实际工作人员在讨 论当时政治问题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事实和理论。我们不能把这种未成熟的经 济学的两个来源严格区分开来。一方面既有许多情况界乎两者之间，如不采 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就无法分类；另一方面，直到重农学派的时代，那些学 者的分析技巧还很简单，属于常识的范围，即使没有学问的实际工作者也能 掌握它们，因而这些学者的著作并不能视为与我们的目的无关而加以摒弃； 相反地，它们常常具有本书中所谓的科学水平。不过广义地说，我们这样区 分还是站得住脚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经济思想”——即任何特定时间，任何特定社会中流
行的对于经济事务的意见，与其说属于经济学史的范围，毋宁说属于经济史 的范围——和“经济分析”——即我们所说的科学努力的结果间的区别。经 济思想史起始于有关古代神权政治国家的记载，其经济所呈现的现象和我们 所处的社会井非完全不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从根本上说也不是那样毫不相 同。可是经济分析史则仅从希腊人开始。
古代埃及具有一种依赖于灌溉系统的计划经济。亚述人与巴比伦人的神



① [熊彼特本打算在第一编若干章节中详述他关于“古典学派境地”的概念（以及分期问题所包含的困难），
特别是他为什么要把经济分析史的内容安排在第二、第二和第四编三个主要部分加以阐述。这些章节他未 能完成。不过读者可以在全书中间断地发现他提到这些问题，特别是在第三编第一章以及第四编第一章。 正如熊彼特所指出，本书中所谓“古典”一词有三种含义，彼此应加以区别。以前它是指从亚当·斯密到 约翰·穆勒这一段时期的经济学文献。“它一直保留这个标记，直到‘古典’这个词失去了尊崇的含义， 开始代表‘陈腐’为止，这时凯恩斯勋爵就用这个词指 A.马歇尔与当时他的追随者的学说（或者简单地说， 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熊彼特本人用“古典学派境地”这个名词来描述经过长期论战所造成的实质性 的一致看法，也就是新做的工作和以前开创性工作的统一。当他想用古典这个名词于第一种意义时（即从 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他就加上引号，“以免混淆”（见第三编第一章第 1 节）。]
① 象分期一样，设置这种类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虽然这样做的确是有事实根据的，却不必看得太 认真，否则旨在帮助读者，倒成了误解的来源。只有记住这一点，分期与分类才会有用。

权政治国家拥有庞大的军事与官僚机构以及复杂的司法制度，其中汉漠拉比 王的法典（约在公元前二千年）是最早的法制里程碑；它们采取一种活跃的 对外政策；它们还把货币制度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程度，而且知道借贷与银行 业务。以色列的圣经，特别是其中有关立法的部分，显示出当时已经完全掌 握了希伯来国家的实际经济问题。但是看不出分析方面努力的痕迹。我们也 许最能在古代中国找到这种痕迹，因为那是我们所知道的具有最古老文字文 化的地方。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 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尚存的中国古典文献常论及这些问题，主要是从伦 理观点论述，例如孔夫子（公元前 551—478 年）和孟子（公元前 372—288 年，其著作已在 1932 年由 L.A.里亚尔译成英文）的教义都曾涉及这些问题。 孔夫子一生有两个阶段曾担任实际行政工作，又是一个改革家。从他们的著 作中可以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货币管理与兑换 管制的方法，这似乎先得有相当的分析才行。由一再发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 的现象，无疑曾经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但是没有留 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 著作的。①
　　这样明确的推断当然是很不可靠的。也许有些分析没有留下记载。但是 可以想象这种分析工作不会很多。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相对于科学知识来说， 普通常识在经济学领域要比在其他几乎任何领域内流传得更广。因此完全可 以理解，不管经济问题多么重要，要激起特殊的科学好奇心，较之自然现象 所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自然界蕴藏的奥秘探索起来非常令人兴奋；而经济 生活则是最普通的、最单调的经验的总和。社会问题主要是从哲学与政治方 面使学者感兴趣；而从科学角度来说，这些问题一开始并不显得那么有趣， 甚至根本不成其为“问题”。

[2.从开始到柏拉图]


　　就我们所知，在我们的文化祖先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初步的经 济分析是一个微小的——甚至很微小的——成分。像他们的数学与几何学、 他们的天文学、力学、光学一样，他们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以后所有进一步 工作的本源。不过不像他们在上述学科中取得的成绩，他们的经济学未能取 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没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标签：他们的所谓经济
（Oeconomicus，o?xoζ即家庭，vóμoζ即法律或规则），仅指管理家庭的
实际智慧；亚里土多德派的所谓 Chrematistics（xημα即所有物或财富）
与经济学这个标签最为接近，主要系指商业活动的金钱方面。他们把经济推 理与他们有关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哲学思想揉在一起，很少为经济课题本身而 研究经济课题。这也许正说明了，与他们在其他学科内的灿烂成果相比，为 什么他们在经济学领域内的成就如此微小。对这种成就给以较高评价的古典 派学者和经济学家们，实际想到的是一般的哲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 学。他们还很容易错误地把任何与后来发展似乎有关的想法都当作一种发明 来加以喝采，忘记了在经济学中，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有关基本事实



① 不过请参阅 E.D.托马斯所著《中国政治思想》（1927）；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1936）；
以及黄昌辰（译音）的《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

的陈述之所以重要，仅仅是由于它们所负荷的上层结构的缘故；如果没有这 种上层结构，它们就平淡无奇了。情况既然如此，那么遗留给我们的希腊经 济思想①，也许在柏拉图（公元前 427—347 年）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322 年）著作中可以发现一鳞半爪。 希腊人的思想即使在最抽象的地方也总是围绕人类生活的具体问题而展
开的。这些生活问题又总是集中体现在希腊城邦（po-lis）观念上，因为对 希腊人来说，城邦是文明生活存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通过独特地综 合处理在不同世界中总是与我们在一起的各种因素，希腊哲学家实质上是政 治哲学家；他是从城邦的角度来观察宇宙的，他认为反映在城邦中的就是整 个宇宙（其中包括全部思想世界和其他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物）。诡辩学者 似乎是最先像我们现在这样来分析宇宙的一些人；他们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思 想方法（其中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始祖。但柏拉图的目的完全不是分析而 是一种理想城邦的超经验的想象，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作为艺术创作的城邦。 他在《理想国》①一书中为“理想国”所描绘的画图没有什么分析，就象画家 笔下的维纳斯不是什么科学解剖一样。不用说，就这一点而言，实际怎样和 应该怎样之间的差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理想国》和以它为最高成就的全 部文献（大部分已经散失），其艺术性质最好用一个德文名词 staatsromane
（从字义上来说就是国家传奇）来表述。由于英语中没有一个适当的同义词，
我们只好用“乌托邦”这个词。读者也许知道，多多少少是在柏拉图的影响 下，这种类型的文献在文艺复兴时期又行时起来，以后零零星星地继续出现， 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为止。②
然而经济分析终于出现了。在画家笔下的维纳斯与科学解剖学描述的事
实之间是有关系的。正如柏拉图的“马性”观念显然与看得见的马的特性有



① 我们这里不考虑经济背景和当时社会上的舆论，但是读者在上述两方面可以很容易地从 G.M.卡尔霍恩所
著《古代雅典人的商业生活》（1926）一书中得到启发。这本书还能使读者深切地感到，在对商业行为的 反应方面，我们和古代希腊人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希腊的诗人和史学家的著 作才和我们相干；虽然史学家中有些人，特别是苏西戴兹与波利比亚斯可以引起汪何研究社会的人的兴趣， 在这里就不需要考虑了。这里也不需要谈论色诺芬，虽然他的《经济学》）（Oe-conomicus）正是有关家 庭管理的一种论著，直到十六世纪这类问题都是以相似的名称为题目；还有他有关雅典财政的论著 Foroi， 当然也使经济史学家很感兴趣（就像伪造的色诺芬论雅典共和国政治的一本著作，亦复如此，这似乎主要 是在佩里克尔以后雅典激进政体的反对派所写的一部大书中残存的一部分）。在“哲学家”中间，柏拉图 与亚里士多德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我们这样一中简略的评介中，只要引述他们这两个人就够了。有关 他们的大量文献资料，对经济学当然很少注意，有时是粗浅地谈到。一般读者只要仔细看看 M.G.W.莱思特 纳的《希腊经济学》（1923）中代表作的部分译丈，也就够了。同时请参阅奥古斯特·索琼的《古希腊的 经济理论》（1898）。不过，似乎不能不提到以下几部经典著作，如菲斯台尔·德·库朗的《古代城邦》
（英译本第 12 版，由 W.斯莫尔翻译，1921 年）：T.冈珀茨的《希腊人的空想》（由马格纳斯和贝里翻译，
1901—1902 年），以及 U.冯·维拉莫维茨一默伦多夫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国家与社会》（第 2 版，1923
年），这些著作很好地描述了经济分析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重要事情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
① 这是 B.乔伊特的一个标准英译本，其中包括对柏拉图的生平、著述、哲学的介绍文章以及对这部著作的 分析。
② 就我所知，对希腊“国家传奇”最好的一部解释——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是埃德加·萨林的《柏 拉图及其希腊乌托邦》（1921），这部著作自然反映了它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在 这里讨论。同时参看罗伯特，冯·波尔曼的《古代世界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史》（1912）。

某种关系那样，理想国的观念与他观察实际的国家所得到的资料也是有关联 的。对于这种明示的或隐含在柏拉图体系内的事实或事实之间关系的观察， 其分析性或科学性（记住：对这两个词我们都没有附加任何补充解释）决没 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在稍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分析性质的推理更为 显著，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把它本身作为一种目的来追求的，因此也就没有 走得很远。
　　柏拉图把其理想国设想为一个小城邦，其公民数目尽量保持不变。财富 也和人口一样是固定的。一切经济与非经济活动都是严格规定的——战士、 农民、工匠等等都组织在永恒的社会等级之内，男女待遇完全一样。政府即 依托于其中一个等级，也就是监护人或统治者这一等级；他们共同生活，没 有个人财产或家庭关系。在《法律篇》这本书中对此作了很大的变革——主 要是为了和现实相协调——但并没有触及根本原则。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 虽然柏拉图对后世许多共产主义的设想有明显影响，但把他说成是共产主义 者或社会主义者或者这些运动的先驱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种充满力量与光 辉的创造物是无法归类的，而必须作为独一无二的范例来加以理解，假使可 以理解的话。基于同样理由，也不可能把他当作法西斯主义者。但是如果我 们坚持要用我们自己制造的紧身衣或框框强加于他，则法西斯主义的紧身衣 似乎比共产主义的紧身衣更为适合：柏拉图的“宪法”除了对于代表最完美 理想的最高阶层外，并不排斥私有财产；同时，它对个人生活实行严格的管 制，包括限制个人财富和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它在本质上是“团体的”；它 承认领导阶级存在的必要性——这些特征都非常有助于给法西斯主义下定 义。
象这样的分析背景，当我们提出“为什么有这种僵硬的静止状态”时，
就会显现在眼前了。我们很难不这样回答（不管对于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这 种回答是如何单调平淡）：柏拉图之所以把他的理想加以静态化，是因为他 不喜欢他那个时代的混乱多变。他对当时发生的事变显然持否定态度。他憎 恨西西里岛的僭主（tyran- nos）（虽然我们决不能把这个词译成暴君
[tyrant]）。他几乎肯定是鄙视雅典民主政治的。不过他知道僭主政治是从
民主政治产生的，而且归根到底是民主政治的实际可行的替代办法。他转而 又将民主政治解释成对寡头政治不可避免的反动，而寡头政治又是财富不均 的结果；财富的不均，他认为是商业企业所造成（《理想国》VIII）。从寡 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 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而潜主政治则很不合他的口味。柏拉 图主张的静止状态作为救治之方，不管我们怎样想，在这种诊断后面，不是 有点儿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社会学的分析吗？
　　我们不需要继续考虑柏拉图偶而接触到的许多经济课题，只要举出两个 例子就够了。他的等级制度，是根源于对某种分工的必要性的认识（《理想 国》11，第 370 页）。他对经济学上这个永恒的、显而易见的现象特别小心 地加以发挥。在这方面假使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地方，那就是他（以及亚里 士多德）强调的不是分工本身所引起的效率提高，而是由于分工使每个人专 做最适合他性格的工作而带来的效率提高；这种对人们内在能力差别的认识 值得一提，因为后来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再就是柏拉图顺便提到了货币是 为了便利交换而设计的一种“符号”（《理想国》11，第 371 页；朱厄特曾 将他的希腊文译作“货币一符号”）。这种偶然的说法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不足以把有关货币性质的任何明确看法归功于柏拉图。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 他的货币政策——例如他反对使用金银，他认为国内货币拿到国外是无用的
——在原理上确实是与一种理论的逻辑推断相吻合的；依照这个理论，货币 价值原则上与制造货币的材料无关。鉴于这一事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主张柏 拉图是货币的两个基本理论之一的最先为人所知的倡导人，正如主张亚里士 多德是另一理论的最先为人所知的倡导人，大概不算过份吧（参阅下面第 5b 节）。当然，这些理论不可能起源于他们，不过他们确实传授过这些理论， 而且他们赋予这些理论的含义，与中世纪末期以来重新拣起这些理论的作者 们所理解的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这样认为，因为那些作者们所 显示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已经够清楚了。这种继承关系事实上是经 得起严格考证的。
　　柏拉图的对话录（Eryxias）并非他本人所著，但却已夹杂在他的著作中 传给了我们，其中并没有什么内容与他通常的看法相矛盾。在这里之所以提 到它，是因为它是柏拉图唯一残存下来的、专门谈论经济的著作，而且是为 了经济而谈经济。否则对话录的内容——主要是和欲望联系起来研究财富的 性质，同时小心地与货币相区别——就不会引起我们多大兴趣了。

[3.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成就]


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大不一样。在他的著作中不仅缺乏柏拉图的那种吸引 人的魅力，我们所发现的反而是（如果这样说不致冒犯这样一位伟人的话） 一套斯文尔雅、平淡无奇、带有庸人气味、而且很有点浮夸的常识。也不仅 是亚里士多德远较柏拉图善于调和——无论如何，他远较柏拉图坦白——与 论述当时浩繁的文献中盛行的意见。主要的不同在于一种分析的意向，这在 柏拉图头脑中可说是不存在的，但却是亚里士多德的原动力，这从他论证的 逻辑结构可以看出来。若观察一下他的工作方法，那就更清楚了。举例来说， 他的政治概念和学说就是从他辛苦收集的希腊各国宪法中提炼出来的。当然 他也追求“最完善的国家”①以实现“善良的生活”，追求“至善”与正义。 他也满怀善恶的判断，而且和我们一样，看得很绝对。他也和我们一样对他 的行为结果赋予规范的形式。最后，他还承担改恶从善的劝导责任（这是我 们所不为的）。②可是，不管所有这一切对他、以及对二千多年以后所有的读 者是如何重要，在这里和我们是完全无关的；我已经说过，而且还要利用每 一个机会一再重复，这一切只能影响分析的目标和动机，而不能影响分析的 本质。③



① 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也是主要对希腊城邦进行哲理研究的一个人。不管他杰出的学生作出什么功绩，城
邦制对他来说仍然是值得认真注意的唯一生活方式。亚历山大在政治建设方页搞的大规模试验丝毫没有动 摇他的理想，使他思考那个试验所展示的广阔远景，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他这个人的特点。
② 因此他不同意当时在希腊逐渐流行的关于行为的苦乐学说。虽然他没有对快乐下一个功利主义的定义， 他却把快乐的观念作为他社会哲学的中心。谁要是这样做了，就已经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也已经犯下了 原罪：至于他是否重视美德与恶行或快乐与痛苦，那是第二性的——从第一性到第二性，道路是铺平了的。
③ 如果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意向有任何怀疑，只要看一看他的纲领性声明就可以消除：“一如其他科学 部门.在政治学中，这种[特定的][现象的]复合体必须经常分解为构成整体的简单要要或最小的成份”（《政 治学》I.1）。不错，“分解”仅仅是在字义上等于“分析”，而且实际上只是指我们所谓的分析活动的一

　　但是他的分析成就中仅有一小部分与经济问题有关。他主要的工作以及 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 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 政治社会学之下。他所著的《政治学》应该作为他对国家与社会的一篇论文 或教科书来加以评价。他的《尼科马奇伦乓学》（相传这本书是以这位哲学 家的儿子尼科马奇斯的名字来命名的——译注）——这是从规范的角度对人 类行为全面论述的一篇著作——也是如此偏重于对政治人、城邦中的人的讨 论，以致我们必须视为《政治学》的姊妹篇。这两本书在一起，构成了对统 一的社会科学最早的系统论述。读者也许知道，在霍布斯的时代以前，所有 称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东西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摄取营养的。为了我 们的目的，只须指出以下几点就够了：（1）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优秀的分析 家，不仅非常注意所用的概念，而且他还将他的概念综合成一套理论工具， 也就是一套互相关联、结合使用的分析工具，这是他对后代的一个不可估量 的贡献：（2）上面所提到的他的“归纳法”确实意味着他不仅研究了变化的 状态，而且研究了变化的过程；（3）他曾试图区分根源于普遍的、内在的必 然性而存在的社会有机体或行为的特征，与法律或习俗规定的社会有机体或 行为的特征之间的差别；（4）他曾从目的性及其所呈现的利弊来讨论社会制 度，以致使他本人和他的追随者屈服于一种特殊的唯理论亦即目的论①的错 误。我们现在把他有关自然法则的概念暂时搁在一旁，先来考察他的三个典 型分析样本。

[4.论国家、私有财产与奴隶制的起源]


与人们普遍的印象相反，亚里士多德并不接受柏拉图关于国家从族长制 的家庭或氏族发展起来的观点。他也不完全接受当时诡辩学家中流行的所谓 “社会契约”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却经常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他甚至偶尔 谈到一种原始的盟约，所以社会契约的思想就很容易地被他的弟子所接受。 这一点很有意思，原因有二：首先，十七、十八世纪，社会契约说成了一种 思潮的中心内容，其拥护者最恨人们称他们为亚里士多德派。其次，亚里士 多德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可以代表他对诡辩学派的一般态度。亚里士多德有许 多地方看来很像是受了诡辩学派的影响，可是他始终反对他们，或者毋宁说 是反对他们持有的观点。要解释这种态度也许并不困难，因为持有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