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我希望我能够停下来对这位文宫、学者、银行家、教师和大使（B.G.尼布尔，1776—1831）的生平和著
作说个大概，他的《罗马史》（1811—1832 年）一书把罗马史的研究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由 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是经济学家：他是通货政策的权威；他写有《国际金融和银行史探 讨》（A.特伦德编，1929 年）一书。泰奥多尔·蒙森的著名的《罗马史》是在 1854—1856 年出版的。
① G.L.冯·莫勒（1790—1872）：《德国马尔克状况史》（1856 年）；《德国??庄园状况史》（1862—
1863 年）；《德国乡村状况史》（1865—1866 年）；《德国都市状况史》（1869—1871 年）。
① N.D.菲斯特尔·德·库朗热斯（1830—1889）：《古代城市》（主要是希腊的城邦），1864 年；英译本，
1874 年。

用的，但是确立其声誊的著作则是在本时期发表的。该书是历史学家在建立 理论方面所完成的一部最有教益的著作。②最后应提到 J.J.巴霍芬的那本历 史人种学著作，③虽然该书也是在下一时期产生影响的。
　　最后，第四，文化史④虽则自然不是一种新东西，也作为一门公认的专门 科学建立起来了。它同我们学科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对于文化史，既可以从大处落墨，也可以从细微之处着墨。下面的脚注 提到了这两种形式的杰出大师，即伯克哈特和里尔。

3.社会学与政治科学：环境决定论


　　我们知道，社会学肇始于经院哲学家，甚至渊源于希腊人。但直到下一 时期（参阅第四编第三章），社会学作为一独立研究领域的地位才得到人们 的承认。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的，社会学的确 是由孔德命名的，但对这个事实不应赋予巨大的重要性。诚然已经进行了许 多重要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但这些工作仍然是彼此不协调的，缺乏系统的。 其中绝大多数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哲学家的社会学， 有一种法律学家的社会学，有一种历史学家的社会学。其中每一种都采取了 许多彼此极为不同的形式，这些形式相互之间的关系亦千差万别。把这些形 式勉强归入若干大类是很危险的。但是，为了作一个扼要的说明，可以把它 们分为“抽象的”和“历史的”两种混合体。从实际上的重要性来看，边沁 派的功利主义在前者中居于首要地位，①历史法理学在后者中居于首要地位。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尽可能地采用这种先验图式，另外，我们将试图通过从 这个时期的论述政府与政治的文献——对于这些文献，那时已开始越来越多 地使用“政治科学”一词——中所能搜集到的东西，并通过简要论述会使经 济学家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思想流派即“环境决定论”，来补充我们的社会学 成果。
（a）政府与政治的自然法社会学。让我们回忆一下，以前在我们前进
途中的不同阶段已经确立了三种结果。第一，一切社会科学的历史起源都是 在自然法这个概念中，自然法从最初阶殷起就是同“利害共同体”或“社会” 这种或多或少是明确的概念相联系的。希腊人可能把后者同政府的概念混在 了一起。在城市国家的条件下，他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经院学者是不会 犯这种分析上的错误的，因为他们时代的实际问题以及他们自己在社会有机 体中所处的地位会使他们看得很清楚：“国家”或“政府”——或“国君”
——是一个不同的行为者，它有它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一定同人民或利



② 亨利·梅因爵士：《古代法》（1861 年）。经济学研究者不仅应当知道“从身份到契约”这个口号，而
且还应该对梅因的著作有更多的了解。
③ 即我将要提到的巴霍芬的那本著作：《母权》（1861 年），该书是论述母权制的全部文献的源头。
④ 这是又一个难于翻译的词，只能用 historyofculture（文化史）这个不像英文的词。文明史
（Historyofcivilization）不完全正确。社会史（HistoryofGivilSociety）更会引起误解。
① 所谓抽象的社会学系指根据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推演出来的社会学。在抽象社会学中，除边沁派的功 利主义外，其他类型的社会学，或社会学的片断，主要可以在思辨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例如，康德描述 了他所谓“法律理论”中的“形而上学因素”（《全集》，第九卷，第 72 页以下）。这种理论是非常抽象 和非历史的，当然决不是功利主义的。

害共同体的利益（共同利益）相一致。“社会”究竟是自然法哲学家的发现， 还是浪漫主义者的发现，抑或是更晚的派别的发现，这是社会学史中的传奇 之一。①第二，我们已经看到，功利主义是一种自然法的体系。像所有的自然 法体系一样，它在原则上是无所不包的，在实际做法上也几乎是如此。它被 设想为一种单一的社会科学，既是规范的，又是分析的，包括伦理学，政府 和法律制度，直至诉讼程序和犯罪学实践——对这两者边沁本人至少是同对 任何经济问题一样非常感兴趣——的全部细节。第三，我们知道，这种功利 主义的统一社会科学是个人生义的、经验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最后一 词在这里只是意味着，这种体系在它的分析方面和在它的规范方面，都严格 地排除一切不能由功利主义的或快乐主义的理性标准检验的东西。读者如果 对下述两个主要事实给以适当的注意，就会给自己省去许多麻烦，并大大地 增进他对于学说史的理解。其一，个人主义不一定包含经验主义或这种意义 上的理性主义：①经验主义不一定包含个人主义和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而 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也不一定包含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但是，其二，像 边沁那样的强有力的综合，不但在朋友们的心目中，而且在敌人们的心目中， 必然会造成在这种综合中的所有因素相关联，以致即使不相关联，也会给人 以逻辑上相关联的印象。②
而且，由于其本身的性质，这种体系无法考虑到政治生活的事实以及国
家、政府、政党和官僚机构实际起作用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体系的 基本的先入之见在像经济学这样的领域中害处是很少的，因为在经济学中， “马厩和谷仓逻辑”可以被认为是关于实际趋势的一种还算过得去的表述。 但是把它应用于政治的事实，就意味着对政治结构和机制的实质——真正的 逻辑——的非经验主义的和不科学的漠视，只会带来一厢情愿的幻想，而且 这些幻想也不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公民都是有理性的、都意识到了自身的（长 远）利益，都可以自由投票，政府则都是按照这种利益行动、表达这种意志 的代表，这难道不是童话的极好例子吗？因而，我们可以预期，这种体系对 于一种有用的政治社会学不会作出任何的贡献。而这种预期几乎被可悲地证 实了。有力的常识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边沁在《政府论断片》 （1776 年） 中所陈述的政府哲学，当然也挽救了他许许多多关于司法程序之类的实际建 议。但是詹姆斯·穆勒的《政府论》①只能说是一种没有得到挽救的胡说，虽 然看来也是难于根绝的胡说。而且，该书纯粹思辨的性质——与同一作者在 其经济理论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无疑是抽象论证的性质大不相同②——是很明



① 如果有一个作家实际上能够被指摘为把国家和社会混淆起来的话，这个作家就是浪漫主义者 A.米勒，因
为他称国家为“人类事务的总和”（《纲要》，第一卷，第 60 页）。
① 理性主义一词的这种意义，自然同我们在另一个地方（第二编，第一章，第 6 节）赋予它的意义毫无关 系。但是，许多作家一直把这两个意义以及其他意义混同在一起，这是产生相互间的误解与毫无意义的对 抗和争论的肥沃土壤。
② 实际上，下述事实在过去和现在都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在所提到的这些名词中，只有“经验主义的”
（就反形而上学的这种意义说）一词具有相当稳定的意义。上一脚注表明：就“理性的”或”理性主义的” 一词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而就“个人主义”一词来说，情况则更糟。
① 《大英百科全书》（1823 年补编）。
② 在说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以后，这种差别应当是明显的。但是这一点不论就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还是就 我们较为广泛的目的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当前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对于功利主义前提的一般反

显的。这在当时就被许多非功利主义作家例如麦考莱认识到了。但远为重要 的是：约翰，穆勒（不提他父亲的名字）把“不科学的”这个意义明确的形 容词加在了边沁派的政治理论上（《逻辑学》，第六编，第八章，第三节）； 此外，他还急切而又有所克制他说出了关于这种政治理论需要说的几乎其他 一切东西。在这方面，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约翰·穆勒超越了他早期的 边沁主义。但是他从来不曾完全摆脱功利主义的桎梏：他的《论自由》与《关 于代议制政府的考察》这两篇论文，虽然无疑地由于较广阔的眼界和较深刻 的识见而部分地得到了挽救，但仍然是“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这样，约翰·穆 勒的理论究竟是放弃了还是改进了他父亲的理论，就永远是历史学家见仁见 智的问题了。①
非功利主义的和反功利主义的哲学家们也不断提出自然法体系和相应的 国家哲学，但所涉及的范围却要狭窄得多，其中大多数反映了浪漫主义情绪 的影响，要不然就是反映了康德或者黑格尔的影响。②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 从这个领域所能收集到的果实确是很少的。法律学家也在继续创造自然法的 纯理论。可是，最有价值的纯理论是在特殊领域，例如宪法或刑法中。③这种 类型的涉及范围较为广泛的计划，由于历史学派日益上升的威望而迅速受到 阻抑。④可是，还是应该提及属于这一类型的一本极有影响的著作，即施塔尔 的那本著作。①其余的讲演者则表现出了一种重要趋势，就是把自己关于法



对理由，在经济理论的特殊情况下，不一定构成反对的理由；我们较为广泛的目的是想让人们理解，为什
么对于任何一种哲学的一般反对理由，其本身并不适用于同那种哲学在实际上或表面上有联系的任何一种 特殊理论。因此，让我以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来复述这个论点：任何理论都包含了抽象，从而决不会完全 与现实相适合，因此之故，经济理论不可避免地在这种意义上是不现实的；但是它的前提是从对追求利润 和锱铢必较的生意人所作的现实观察得来的；而政治理论（詹姆斯·穆勒式的）的前提则不是从对政治行 为者即政治家所作的观察得来的，而是从一个完全假想的行为者即有理性的选民来假定的；因此，这些前 提，从而由这些前提得出的结论，不仅是抽象的，而且还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是不现实的。
① 稍后我们将看得更为清楚，这恰恰同价值理论的情况一样；在约翰·穆勒的广阔研究领域的一切组成部 分中，他的学术地位和所得的评价也完全是这样。
② 可以列出一个相当长的名单，主要是德国的著作，至于英国，则应提到 T.H.格林的著作。我们只回忆一 下已经提到过的那本最早、最有影响的著作，即费希特的《自然法基础》（1796—1797 年）。我们提到黑 格尔把国家赞美为“绝对理性”的化身，仅仅是作为一种珍闻。无怪乎他受到普鲁士官僚们的欢迎。
③ 作为例子，我只提及 P.J.A.冯·费尔巴哈（不要把他同哲学家 L.A.费尔巴哈混同起来）在其《自然法批 判》（1796 年）一书中提出的犯罪学。
④ 但读者应记住：历史学派既反对边沁派“实验主义”类型的抽象思辨，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类型的 抽象思辨，因为这些是同自然法已经没有什么两样的抽象思辨；他们反对这样的自然法。可是，从我们的 观点看来，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历史学派的法理学家所作的任何综合也应该列入自然法主体之内，正如 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所作的综合仍然是经济学，并且甚至可以纳入经济理论的概念中一样（例如，在市场 起源的”理论”方面）。
① F.J.施塔尔（《历史观点的法律哲学》，第一卷，1830 年；第二卷，1837 年）可以说是路德派的明星， 在弗里德里克·威廉四世的时代上升为普鲁上学术生活中的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这部著作的名称对第一卷 是恰当的，因为它攻击了功利主义自然法的理性主义（与此相连的是，因为它赞同法理学历史学派的观点）， 但对第二卷就不恰当了，因为在这一卷中，施塔尔在找到了他的方位以后，就攻击法理学的历史学派，并 全然以路德的神学作为自己的基础。见闻广博的读者会发觉没有 K.弗兰茨的名字（《国家的自然哲学》，
1870 年），就像他们会发觉没有许多其他人的名字——例如约瑟夫。德·迈斯特尔的名字——以及所有论

律。哲学的演讲转变为关于法律哲学的历史的演讲。②
　　（b）历史学家的政府与政治社会学。身为专业历史学家或者至少是注 视历史现实的作家们，就政治方面而论，一定会比功利主义的或其他的理论 家做得更好，因为要忽视明明白白摆着的事实，在历史学家是比较难于办到 的。例如，埃德蒙·伯克就是一个满腔热情地观察具体情势的人，不论在耽 于忿怒的爆发，还是在提供冷静的忠告时，都是这样，并且知道如何据此提 炼出一般的结论，后者已使他的著作得到政治智慧宝库的名声，即使对于不 喜欢他的政治学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可以说，他是用实例法讲授政治学， 而且正如每一个人所知道的，其效果是很好的。①其次，从来没有人以思想的 深刻去称赞麦考莱勋爵。但就对政治过程的性质的洞察力来说，他却比詹姆 斯·穆勒不知强多少倍，并且他对后者在《爱丁堡评论》 （1829 年）中所 作的功利主义政治理论陈述进行的批判，就其已经谈到的而论，都是完全恰 当的，虽然批判得不够深入。政治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一门“科学”（而不是 科学的对象），虽然是一门“实验”②科学。他使用“实验”这个词，只不过 是意味着：功利主义的政治原则是脱离政治实际的；只有观察政治实际，才 能得出一般的结论。他不曾试图明白地作出这种一般的结论。
假若他曾经这样作，我们可以肯定，这些一般的结论会是理想化的辉格



述教会和国家的相关文献一样。作为辩护，我只提请读者注意这个不全面的概述的特殊目的。
② 我很不愿离开这个题目.它是欧洲大陆经济学的近邻，在其范围内，大陆经济学的许多特色都可以得到解 释，特别是可以解释德国经济学家为什么那么诸熟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在别处，特别是在进行制度主义 争论时的美国，需要经过努力才能发现这种联系，但对于欧洲大陆的大学所造就的许多乃至大多数人来说， 这种联系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欧洲大陆许多学经济的人，在尚未听说过技术经济学以前，就已经吸收了 有关法律制度的社会学——这对于他的知识装备来说，是颇有意义的。因此，我要提到两个杰出人物的名 字，他们无疑地总的说来是法学家，但他们仍然影响了许多经济学家。他们的影响属于下一时期而不是属 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但两人均在 1870 年以前刊行了他们的最具特色的著作。鲁道夫·冯·格奈斯特
（1816—1895）是个典型的亲英派的德国自由主义者，一个许多学科的但特别是宪法和行政法的权威。参 阅《现代英国的宪法和行政法》（1857—1863 年）。鲁道夫·冯·耶林（1818—1892）：《罗马法精髓》
（1852—1865 年）。就我所知，两书均无英译本，虽然他们两人后来的著作都有英译本（例如，格奈斯特 的《英国宪法史》，1882 年，英译本，1889 年：耶林的《法律的标的》，1877—1883 年，英泽本，1913 年）。
① 埃德蒙·伯克（1729—1797）的名字——不必叙述有关他的细节——在对这个时期的知识背景作不管怎 样简要的说明时，都是不能省略的，虽然就年代来说，他的最具特色的著作属于上一时期。学经济的人应 当仔细阅读他的著作，不但是为了学习人们应当怎样在政治问题上进行推理，而且也是为了学习人们应当 怎样在经济问题上进行推理。像读者所看到的，我感到难于附和一般的人，把伯克作为一个思想家来异口 同声地赞美。事实上，给政党下以下定义的人，肯定不是什么深刻的分析空，他认为政党是一群为了根据 他们全都同意的某种原则去促进公共利益而从事合作的人；而且，他显然受了他那时代的趋势的影响，把 合理化当作分析上的解释。读者只要试着把伯克的定义应用于例如美国的两大政党，就能够很容易看出这 种定义非常缺乏现实性。
② 注意“实验”一词的这种用法是有趣的。功利主义者是经验主义的哲学家，是相信能应用物理学研究方 法的人，他们特别宣称，他们的方法是”实验的”。“理论家”和“反理论家”都试图把这个由于物理实 验的成功而获得了颂扬意义的词据为己有，这种情形也贯穿于从十七世纪起的经济学的整个历史，这是我 们会一再看到的。实际上，这个词应用到社会现象方面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使用这个词的作家们所想要表 达的是什么，必须按每一种情况去分别确定。

党政治。那些不曾试图作出有关政治的一般结论的历史学家，情形亦复如此。
①最后，让我们回忆一下德·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1835—1840 年）， 我认为该书是这个时期政治分析文献中最美丽的花朵。②产生这个时期的“巨 著”之一的这种成就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它没有表述什么新发现的事实或原 则；它没有使用任何精巧的技术；它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取悦于公众（特别是 美国公众）。由古老文明的果实培育出来的一个极为聪明的头脑，不辞无限 的辛劳去从事观察，并且卓越地使观察结果服从于分析的目的。
　　全部奥妙尽在于此，但那是很了不起的，并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 书，会使我们在成功地进行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艺术中得到更好的训练。
但是，这个时期的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最大成就，是由卡尔·马克思的 名字来代表的。我们此刻还没有掌握为证明这一点所必要的事实，这种事实 将在下一节（第 4b 节中提供。在这里我只想预先说一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社会阶级理论和国家（政府）理论，①一方面是使国家从茫茫云雾中落到地面 上来的首次严肃尝试，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对边沁派理论的最好批评。不幸的 是，这种科学的国家理论，像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那么多的其他东西一样，由 于其作者的特别狭窄的意识形态而几乎被糟蹋了。这是多么可惜，但同时， 又是多么好的一个教训和多么大的一个挑战！举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另外一种 类型的政治分析，这种分析从十八世纪的微不足道的萌芽开始，在本时期内 得到了某些进展，虽然它不曾走得很远。政治分析一经感觉到有应用科学方 法的必要时，它必然会碰到批评的问题——即逻辑意义上的批评，而不是政 治意义上的批评，也就是对政治概念和政治推理进行批评——和机制的问 题。
一个本人就是卓越的政治家的人，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1802—



① 由于这个题目对我们非常重要，我要提到几个例子：历史学家乔治·韦茨所写的《政治学要义》（1862
年）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本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知识分子的谬见；具有强烈党派观念（自由党）的历 史学家 F.C.达尔曼所写的《政治学，它的根基与现实情况对策的探索》（1835 年）是一项富于才智的分析； 党派观念更强（急进派）的历史学家 K.w.R.冯·罗特克所写的《理性法和政治学教科书》（1829—1835 年） 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戴上一副非常合适的遮眼罩，一个人会完全丧失对历史现实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 从历史研究中可以得到的主要的实际好处。最后，在这里可以提到这样一本书，它在年代上属于下一时期， 但却是一个极好的实例，可以表明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的最好的历史家笔下的“政治科学”：J.R.西伊莱的
《政治科学导论》（初版由 H.西季成克编辑，于 1896 年出版——是从西伊莱就这个题目举行的“谈话课” 中搜集而来的，这种谈话课对通行的正式讲课办法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偏离）。
② 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无需介绍的，因为他的名字和著作已经渗人了中等学校—
—因为这种成功是那么当之无愧，所以就更有点难于解释了。请注意他的其余著作，参阅《全集》（博蒙 编，1860—1865 年）。
① 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是社会学的、即不是恩辨的理论简要地包含在《共产党宣言》中；在那里一简洁
的句子把它概括为：政府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一个委员会（译者按：《共产党宣言》原文为“现代 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因此，没有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 东西——国家本身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就已经死亡了：这个命题由列宁拾起来，并大加强调（1）。关于这 种国家和政治理论所应当说的，不可能都在这里说完。那个核心句子当然充其量也不过是片面的真理。但 它间接地暗示了比那个片面真理更为重要的某种东西，即这样的想法：国家（政府，政治家和官僚）不是 一种应当对它加以哲理化或崇拜的东西，而是一种应当对它来进行现实分析的东西，就像我们分析例如任 何一个工业部门那样。

1863）所写的一本书，说明了对于批评意识的觉醒。②另外一个有几分像政治 家但主要是学界领袖的人，弗朗茨·冯·霍耳岑多夫（1829—1889）的稍后 的一本著作，表明人们已日益感到有必要分析舆论的机制问题。
（c）环境决定论。 一种包含有机械唯物论——或者几乎等于是相同 的东西，感觉唯物论——成分的时代精神，必定会精确地按照这个成分的相 对力量，促进那种强调环境因素的解释价值的社会学理论。因此，我们看到 有一种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可以称其为孟德斯鸠思想的庸俗化形式。①举两个 例子就够了。哲学家（不是那个法律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人是其物质环境 的产物，如果我们加上为了把这个命题提高到还可以对它进行讨论的水平所 必须加上的限制，在这里我们就有一种理论，它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又已经明 显地或是暗暗地惹人注意了。费尔巴哈在环境因素中强调食物②这个因素，这 在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布克尔③那里也是很明显的。如果篇幅允许的活，我们将 分三个方面来考察布克尔的著作，但事实上只能略为提到一下。第一，有这 样一种想法：通过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归纳”，可以得到同他所恕象的物 理学“规律”完全相同的那种规律，从而将历史变成一种科学。在意图上， 布克尔不是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才是真正“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后 来自然是完全归功于马克思了。可是，一旦我们钻研布克尔的著作，就会无 比清楚地看到：这种想法在性质上纯粹是空想的；尽管他想付诸实施这一想 法，然而他实际上被一种纯粹的空论所支配，后者自始至终都把事实勉强纳 入一种预想的图式中。第二；对这种想法作了概念上的补充，这是由决定社 会状况及其变化的三种规律——物质的，道德的（即关于人类行为的命题） 和智力的——构成的。后者（主要是技术对物质环境日益增强的控制）提供 了“进步”的动力，这是一个同我们即将称为孔多塞与孔德的进化论有联系 的原则。就这些方面即分析的方面而论，甚至我们关于这本书所已经说过的 一点点也嫌太多了：它的重要性全部在于为分析的失败提供了一个例案研



② 《论政治学中的观察与推理方法》（1852 年），这本书已被人完全忘记了，而其作者也已被人忘得差不
多了。但两者都值得人们记起，这本书值得热心地向读者推荐，因为经济学家非常需要它所提供的那种教 训，该书作者我们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了（前面第二章）。
① 在我看来，孟德斯鸠似乎井十过高估计环境因素的解释价值。我无法断定十九世纪后半期社会学文献中 颇为频繁地出现的环境决定论——例如在赫德的著作中——在多大程度上应归结为孟德斯鸠的影响。《论 法的精神》是那个世纪的最有名的和传诵最广的著作之一。另一方面，有那么多的其他源泉，人们可以从 中得到环境决定论的启发，所以即使在孟德斯坞被引证的场合下，也很难作出绝对的断定。
② L.A.费尔巴哈（《全集》，1903—1911 年，第十卷，第 22 页）说过这样一句名言：“DerMenSchistwaserisst。” 大意是：“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这句话一经译出，便失去了双关俏皮的味道，这是表达出整个内心世 界的句子之一。费尔巴哈的著作是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恰当地形容为“庸俗唯物论”的东西通俗化的 文学潮流的一部分。让我们顺便指出以下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实：费尔巴哈的许多（如果不是全部）思想 一定投合马克思的心意，因为它们同马克思的著作的一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然而，马克思总是同它们进 行斗争（例如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1926 年，和恩格斯的《路得维希·费尔巴哈??》，
1888 年；英译本，A.A.刘易斯译，1903 年），而所提出的论点由于出自马克思，却常常不那么令人信服。 不过，解释是很简单的：不论马克思在其他方面如何，他毕竟是个学识非常渊博的人；把那种东西囫囵吞 下去，是他所办不到的。
③ H.T.布克尔：《英国文明史》（共两卷，1857—1861 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事实上它不过是被 设想为一个巨大计划的引论。论述布克尔的文献数量很多。

究，可以告诉我们在一个非空论的计划背后如何寻找空论的倾向，和在表面 上很大的一套科学器械背后如何寻找外行艺术。但是还有第三，这本书在所 有类型的人——富人和穷人，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英国人和 外国人——那里都取得了几乎无法令人置信的成功。只是由于这种成功，才 抬高了这本书的地位：当时许许多多外行人都读了这本书，对那一时期公众 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该书提出的学说在我们所试图描述的知识背 景中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像其他“理论”一样，环境决定论能够被很容易地驱向极端，以至 变成明显的胡说。但在其范围以内，它却是社会现象分析家的不可缺少 的帮手，例如，对米什莱说来，就是如此。这种情况，可以由（在这方 面）类似的“种族论”的情况来说明。这里要提出的一个可悲的然而很 重要的看法是：在社会科学中：有些因素总是在发挥作用，从而迫使理 论走到胡说的地步，并且几乎总是使得它们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和各种政 治党派斗争的原因，环境决定论和种族论两者均适合于那么多的书籍， 以致这两种理论没有一种能对我们理解社会过程作出贡献——它们的 朋友和它们的敌人总是共同致力于防止它们做到这一点。让我们提及这 个时期的另外一部著作，即 F.T.（不是乔治）韦茨的《原始民族人类学》
（1859—1864 年），特别是第一卷，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偏见，终
于使环境因素和种族因素彼此平衡，而且就此而论，平衡得令人十分满 意。

4.进化论


　　社会现象是有史时期中的一种独特过程，而无止总的和不可倒转的变化 就是这种现象的最明显的特征。如果我们所说的“进化论”只不过意味着承 认这种事实，那么所有关于社会现象的推理一定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它本 身就是进化的，或者它是同进化有关的。可是，在这里，进化论的含义并不 以此为限。一个人可以承认上述事实，但却不把它当作自己思想的枢轴和自 己方法的指导原则。功利主义体系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有人问詹姆斯。 穆勒，他是否意识到社会变化的发生，他会一笑置之，并且还会认为这 个提问者的智力未免太低了。然而，他的各种体系，不论是经济理论体系， 政治理论体系，还是心理学理论体系，都不是进化论的，即他的思想在上述 任何一个领域中并不是以进化为枢轴而旋转的。而对我们来说，这将是进化 论的标准，不论是在哲学方面（也包括纯粹形而上学的恩辨），还是在任何
“科学”领域方面。这： 种意义的进化论在十八世纪就得到了发展，但在十九世纪才达到’并且
超过它的最高水准。 但是要注意，存在一种扰乱的因素，其影响将在许多方面被感觉到，而
不仅是在这一节中。除了在明白规定的标准以内，①进化这个概念本身是同任



① 例如，在牙科这个专门职业公认的标准范围以内，断定说现在拔牙比在一个世纪以前“拔得好”，甚至
说牙医甲拔牙比牙医乙“拔得好”，都是有意义的命题。类似的说法也适用于技术经济理论。但是在比较 各种社会结构或各种文明时，以及一般说来在特定的标准范围以外时，情形显然就不再是这样了。

何评价完全无关的。就此而论，我们只承认： 如果人们喜欢一种变化，就将其描述为进步；如果他们不喜欢，就将其
描述为退步或退化。但在十八世纪，进化被天真地同——向着理性统治的—
—进步等同起来了，即是说，它在定义上就包含一种价值判断。而这种天真 的观念联合在整个十九世纪一直继续存在着，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严肃 的研究工作中表现出来了它逐渐解体的迹象。生意兴隆和阶级地位不断上升 的资产阶级，对于某些类型的“进步”曾有过一定的信心，而资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心理的书面说明者都表现了一种可悲的趋势，即把这种对于自己所希 望发生的某种变化抱有的信心同某种推动文明甚或推动宇宙的不可抗拒的力 量连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努力避免这种幼稚病，不论共作为时代精神的特 点是多么重要。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和作具体说明，最好把进化主义的思想分成五种不同 的——虽然常常是部分重叠的——类型，在这一个时期的以及在下一个时期 的知识背景中，它们全都显得非常重要：以下所述均指两个时期，虽然例子 是从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个时期找出来的。
（a）哲学家的进化论。 黑格尔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尽管我可以为 这种大胆行为百般道歉，我还是要把同本书目的有关的一点提出如下。让我 们假定存在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不管我们怎样称呼它，总之那是最后的 和绝对的实在，并且让我们因此而站在一种极端唯心主义①哲学的立场上。让 我们，在同一个时候并且在同一种意义上，把同一的实在明确规定为全部 实有的和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的总和。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可能的，只要我们 把这些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看作仿佛是体现（表现）那种实体的魔术符号②，就 像如果我们信奉通常意义上的泛神论，我们会做的那样。现在，那个实体被 假定要在一种正、反、合的本质上是逻辑的过程中经历一种内在的进化。③ 而可以观察到的实在也是如此。这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投合一种人的心 意，而绝对不会投合另一种人的心意。我们将进而提出一个定义和一点评论。 定义是：根据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它在表露自己的内容时就在经验的实 在中造成一系列的变化——概念所作的推理，我们称之为放射性的 。评论 是：读者会注意到，在黑格尔关于进化的这个放射性的概念中。即使我们把 这个概念的形而上学的装饰都抛弃掉，也还留下某种东西，即这样一种看法， 或者也许是发现：我们从经验中所了解到的实在，其本身可能就是从内在的



① 用来指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当然同伦理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唯心
主义和理想主义在英文中是一个词。——译者）。
② 这就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的原意（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和理性等同起来的话）：凡是存在 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合乎理性的）；凡是合理的（可以想出的）东西，都是存在的。从原意讲，这句话 并没有给予保守主义态度以汪何支持。但是读者不难认识到，要使得它这样做是多么容易。况且，黑格尔 的措辞也引诱人们去作这样的解释。这甚至是使他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③ 不敬的人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机会，可以证明黑格尔的体系是胡说。由于他们不能升到黑格尔的高度而 走到了错误的方向，他们——带着恶意的微笑——指出：这一项哲理推究是很不容易译成英文的。aufheben 这个德语动词有两种意义：取消和提高。黑格尔断定说，一个命题甲是乙，和它的反命题甲不是乙，彼此 aufheben 而成为某种更高的东西，即包括两者的内容的综合物。但是互相矛盾的两个陈述，不能从彼此提 高的意义说彼此 aufheben 而成为某种内含更多的东西：它们只是彼此取消，即彼此消灭——这对黑格尔和 进化来说，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自然，这种情势是可以得到挽救的。可是，这对我们依然是一种警告。

必要性引出的一种进化过程，而不是一组寻找一种确定状况或水平的现象， 如果是这样的现象，那就需要有一个外部因素——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同的因 素——去把它们推动到另一种状态或水平，像同牛顿力学的类比所表明的那 样。如果这种看法站得住脚的话，那它自然是极端重要的，例如，在哲学方 面，由此而有可能从本来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发展成为可以称作是黑格 尔唯物论的东西，许多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就是这样做的。在社会学方面， 它对于社会变化的事实提出了一种新的探讨途径。
　　在往下讨论以前，我们可以指出，有另外两种方法，有时被哲学家用来 赋予他们的哲学以进化的色彩。“进步”很是流行，哲学家像其他人一样， 也欢喜自己变得时髦，无神论者或唯物论者，特别是半通俗的那一种，倾向 于用知识的进步去代替他所抛弃的实体，也就是说，倾向于从下面（d）将要 描述的孔多塞与孔德的进化论中借用某种东西；或者倾向于把生物进化论
（e）用于哲学的目的。这种东西，作为一种哲学不管我们对它作何评价，仍 不失为通俗的文献。


　　（b）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 我刚刚提到过一种物质化的黑格尔哲学 对于社会学可能具有的含义。这一点表明，在这里，黑格尔对马克思毕竟产 生了并非仅仅是用语上的影响①。然而，如果我们主张马克思的所谓“唯物史 观”对黑格尔主义具有实质上的独立性，如果我们把它列为另外一种进化论， 我们这样作是由于两种考虑。第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发展，是与马克思 同黑格尔的关系不相牵涉的。我们知道，②他的分析是从批评这样一种当时的
（并且显然是永远的）错误开始的，即创造历史的行为是由观念（或“人心
的进步”）决定的，而这些观念又是由于纯粹心智的过程而侵人行为者的。 从这种批评开始，是一个完全正确和极其实证的方法，但同黑格尔的思辨毫 无关系。第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在性质上是一种工作假说。它同任何哲学 或信条都是可以相容的，因而不应当把它同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连在一起—
—不论是黑格尔主义或者唯物主义，对它都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够的。所
剩下的又只是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用语的偏好——以及他自己和大多数（虽 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听起来是反宗教的任何东西的偏好。
在那个假说中所体现的成就以及这种成就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对它的主
要之点作简要的和大胆的说明来最好地得到表述。（1） “文明社会”——用一个十八世纪的名词——的全部文化表现，从根本
上说乃是共阶级结构的函数。①（2）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最后地和主要地



① 纯粹用语上的影响有许多例子，顺便可以举出一个，单纯的读者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马克思那么经常地谈到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他所指的只不过是相互发生反作用的事实或趋势， 但从黑格尔逻辑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矛盾。这产生了一种好笑的结果。直到今天，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 按照普通逻辑和普通说法的意义来理解“矛盾”一词，认为马克思在每一次谈到”矛盾”时，都是想要以 这种普通意义的逻辑上的不一致指控资本主义制度——自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② 例如参阅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行人克尔，芝加哥，1904 年）所写的导言。读书德文原 版是 1859 年刊行的，《导言》载《新时代》，1902—1903 年；该书的期通英译本把“最近刊行的”导言 列在了附录中。
① 我重复一遍：这里所使用的“涵数”一词，并不包含因果决定关系。事实上，坚持这样一种“绝对的” 或“机械的”决定关系的企图，除了使这种理论极其容易被人反驳外，不会有任何其他好处。恩格斯和普

是由生产结构支配的，即是说，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 主要是由他或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3）社会生产过程显示出一种 内在的进化（改变它自己的经济的事实、从而也改变社会的事实的趋势）。 除此之外，我们要加上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的主要之点，这个理论在逻辑 上是同说明经济史观的（1）至（3）点可以分开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图式 中构成了经济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1’）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可以分 解为两个阶级：拥有物质生产手段的资产阶级和不拥有这种手段的无产阶 级，物质生产手段由雇主拥有就是“资本”，但是如果由使用这种手段的工 人拥有，则不是“资本”。（2’）由于这两个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 他们的利益必然是互相冲突的。（3’）从而引起的阶级斗争或阶级战争提供 了实现经济进化趋势的经济和政治机制，这种趋势在于改变（变革）各个时 代的每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文明的一切形式，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用三个口 号来概括：政治、政策，艺术、科学、宗教的和其他的信仰或创造，全都是 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①历史的进化是由经济的进化推动的；历史就是阶 级斗争的历史。②
　　用极简单的话来说明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我们所能做到的公平的表述 就是如此，这种成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性；③虽然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成分的价值 是彼此非常不同的，或者毋宁说，它们受到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削弱是彼 此非常不同的。除了达到煽动的目的以外，对于任何目的来说：价值最小的， 是马克思将其同自
己的经济史观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阶级理论：对于认真的分析，两个阶级
的图式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单单强调阶级矛盾，如同凯里和巴师夏单单强调 阶级调和（参阅后面第四章）一样，显然是错误的，并且显然具有意识形态



列汉诺夫是关于这个题目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他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且都把这种严格性大大
地放松了。强调“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做的方法之一。
① 这种理论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应用我们己在第一编中讨论过了，即一切思想都具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 上的偏见”的学说。
② 马克思关于社会进化和阶级的思想自然是他所写的一切东西的基础，有关这些思想的评论在他的著作中 到处都是——这并没有使得对它们更易于作公平的处理。但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下列各种在我看来是在试 图作出解释时应当利用的最重要的来源：《共产党宣言》；《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 月十八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有英译本；关于出版年代及出版公司，参阅斯威奇，前引书，第
382 页。
③ 我认为，这种成就应当归之于马克思一个人。因为对于每一种涉及面如此之大的成就，自然都可以列出 一些先驱者的名字。但是同我们在类似的场合下惯常于找到的相比，这种先驱者的数目是相当少的。唯一 的还有一点可以为之辩护的有资格的人是洛伦茨·冯·施泰因（1815—1890），他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 义与共产主义》（1842 年；以后的版本改称《法国社会运动史》，1850 年，新版，1921 年）一书，实际 上是把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同社会运动与经济变化的现实联系起来的一项重要分析。可是，这并不是经济 史观；更不可能从施泰因所讨论的社会主义作家们那里，或是从论述革命、复辟以及奥尔良王朝统治的法 国历史学家那里去找到经济史观。就我根据对于他们的了解所能作出的判断而言，在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过 程中.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经济的因素，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但这显然是不够的，我觉得，在这种文 献中找到有任何使人联想是对整个历史过程作经济解释的东西的那些人，他们所具有的经济史观的概念， 是同我所认为它应当采取的概念不同的。仅仅承认经济因素的重要性，那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其本身 既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没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圣西门的情况可能是一个例外，将在下面谈到。

色彩；这样的命题，即社会组织形式的进化，是由只有根据这两个阶级之间 的斗争才能说明的一种机制所造成的，是过于简单化的东西，它把实际发生 作用的机制所具的要素都消除了。可是，必须加上一个限制：尽管我们从马 克思那里得到的是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受到意识形态歪曲的定义，尽 管我们因此而得到的对政治机制的描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我们却也得到 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即对于阶级现象的重要性有了极为充分的了解。 假如在这个领域内存在过任何没有偏见的研究，那么，马克思的提示老早就 应当引导人们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了。
　　然而经济史观却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 用，如果我们小心地表述它，把“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决定论”这些用 语所暗示的一切哲学上的雄心都抛开，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 的成就。于是（1）点和（3）点就可以针对反对的意见来加以辩护，这些反 对意见大部分证明是出于误解。①第（2）点则不那么可靠；它可以很好地应
用于某些历史形态，而却根本不能应用于其他一些历史形态。①这个问题马克 思似乎没有根认真地进行研究。但还有另一个问题，为了求其解决，马克思 付出了自己余生的大部分巨大能力。显然，以经济史观作为基础的宏大建筑 物，在没有充分分析整个人类文明进化所依赖的经济部门的内在进化以前， 不得不继续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中。因此，对他来说，经济史观依然是一个计 划，而不是一种本身具有价值的成就。
我们已处于一个正确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十分重要的关头。一方面，我们
现在能够想象出他的一元论的“社会科学”，这是源于功利主义的唯一无所 不包的重要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把社会学 的一切部门和经济学结合成为一个单一而均匀的整体的——这是一种大胆 的尝试，致使其现代信徒们头晕目眩，甚至比当年站得太近的恩格斯晕得还 厉害。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面目。它的一个 个特征，或某些特征，将在适当的地方谈到和评价。在这里，我只想指出， 这种构思是极伟大的，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
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①不论是它的假定还是它的技术，都难免要受到严
重的反对，虽然部分地是由于它还没有完成。但是，在最有力的批评给予了 它最严重的打击以后，一种经济过程内在进化的伟大景象依然存在，这种过 程以某种方式通过积累发生作用，以某种方式摧毁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经济 和社会，并以某种方式造成了无法维持的社会局面，后者将以某种方式让位 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正是这个事实，并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 权把马克思称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他不只是一个经济分析家，我们在本节



① 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可以用像大规模制造业消灭工匠阶级那样的过程来说明。但是，正如杜林所指出的，
能够引证其他的例子来表明，这种“因果关系”常常被倒转过来了——事实自然是，在生产条件与社会结 构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处境可以这样来略微予以改进，就是承认社会结构 可以比产生它的生产条件存在得更久，这将说明一定数量的不一致之处，而不破坏这个原理。另一个办法 更危险些：我们可以例如把一群军事征服者的活动说成是“生产性的”，然后说，在枝征服国所产生的社 会结构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几乎等于使这个原理成为一种同义反复。
① 代们将在别的地方讨论斯密，李嘉图和穆勒对经济变比理论所作的贡献，即使是认为经济变化理论有优 点的那些读者——甚至假定这种理论可能为马克思提供了出发点——也将不得不承认：经济变化理论在马 克思的理论旁边显得是那么幼稚。

中已经看到了。他不只是一个分析家，那是无需再加以说明的。


　　[关于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人对本节所涉及的向题的看法的讨论，参阅O. H. 泰勒：《熊彼特与马克思：熊彼特体系中的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载《经 济学季刊》， 1951 年 11 月。这是一篇评论熊彼特的《帝国主义与社会阶 级》（英译本，保罗·M.斯威奇编并著有导言，1951 年）一书的文章。]


　　（c）历史学家的进化论。 仅仅专注于描述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事 件，并不意味着本节所称的进化论。因此，专业历史学家就并非由于其职业 而就是进化论者。只有当他们试图把社会的状态——经济的状态，政治的状 态，文化的状态或一般的状态——排成序列，并认为其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 每一个这样的状态是下一状态发生的必要的和充足的条件时，他们才成为进 化论者，一种不同的进化论者。这样做的最古老和最原始的方式，就是构想 一种经济所必须经历的典型阶段。这种方法在这个时期是由弗里德里希·李 斯特所代表的，他的图式——狩猎，农业，农业加制造业，农业和制造业加 商业——从卡尔·克尼斯那里得到了应有的批评；①如果不是由于下述事实， 我们确实应当把这种图式看作是毫无价值的：它可以用来（李斯特就是用来） 作为一种简单的说明手段，使初学者（或公众）把这样一个训诫深印脑海， 即经济政策是同变动中的经济结构有关的，所以不能由一套不变的处方构 成。另外一个例子是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的图式：交换经济，货币经济， 信用经济。除此之外，在这方面便没有什么好报道的了——越是好的历史学 家，越不喜欢这样的构造——只不过在那个时期的历史著作中经常可以遇到 一种对于进化顺序的模糊信念，这种进化顺序被认为类似于个人的青年、成 年和老年这种历史顺序。就我所知，有一个眈于这种信念而又不被它引向错 误道路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那就是 w.罗雪尔。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 “经济史规律”的信念构成了他的方法论同施穆勒的方法论的主要不同点之 一，不过后者也有他自己的类型序列：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地区经济和国 家经济。
（d）孔多塞与孔德的唯智主义的进化论。孔多塞③比任何其他作家都
更多地从事于这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的推敲，这种理论同启蒙运动的思想有 着明确的联系，并且在理性的一切拥护者的著作中都隐隐地或者明显地存在 着：让我们称它为唯智主义的进化论。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就其主要内 容而言，这种理论简单说来是：人类的理智是一种一定的力量，它对人的物 质环境，并且在任何一定的阶段，对人类在自己历史的以前各阶段上所获得 的信仰或思想习惯进行着不断的征服战。这种不断的斗争所造成的结果是， 一方面，对于自然的真正规律的洞察有无止境的增进，从而对于自然力的生 产技术上的控制更加完善了；另一方面，人类不断摆脱错误的和反社会的信 仰与偏向：人类的智能在使自己臻于完善的过程中，使得整个人性也臻于完 善，从而使人类的制度也臻于完善，没有可以指定的限制。既然许多读者的



① 参阅他的《从历史方法的观点来看的政治经济学》（1853 年；增订版，1883 年）。
② 李斯特、希尔德布兰德和罗雪尔的著作将在后面第四章第 5 节讨论。
③ 孔多塞侯爵（1743—1794）：《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1795 年；参阅前面，第二编，第二章，笋 7d
节）。

心中大抵都充满了这种理论——也许达到了认为这种“人类心智的进步”是 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地步——我们最好是确实说明，我们了解到有反对它 的理由：这种理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它假定了它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 在信仰方面，在知识与技术的总和方面，在思想的习惯方面，变化——适应 性的变化，也可能是自动的变化——无疑地在历史上是同社会进化的其他表 现相联系的。但它们至少是为一种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的事实所制约的，而 它们起作用的方式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例如现代实证论或现代的飞机归之 于人类心智的进步，我们显然对于解释它们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事实上，我 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只是把问题换了一个提法。如果我们为了挽救这一点 而乞灵于人类智力的可以臻于完善的性质，我们仍然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只 是假设了解决办法。而如果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引入其他解释因素，例 如生物学上的因素，那我们也就离开了唯智主义的进化论这个停泊所了。
　　但是，尽管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这种理论在继承启蒙运动传统的自由 人士或进步人士的圈子中仍旧残存了下来。可以再次提出莱基和布克尔来证 明这一点，不管他们的立论是多么不同。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孔德的见解 是特别有意思的。根据他的三个阶段的先验图式或“规律”，文明是从一种 宗教的或魔术的阶段演进到一种形而上学的阶段，然后又演进到一种科学的 阶段。这种图式显然是得自启蒙运动的思想，同孔多塞的思想没有什么本质 上的区别。而且，它不仅令人难以置信地狭隘，并且按孔德自己的意义来说， 还是思辨的和不科学的：按照他的“实证”计划的路线进行研究，立即就会 发现，有一些因素和机制是不能归并为那种“规律”所体现的那一个因素的。 可是，要注意，从表面上看，那种规律似乎很容易证明：合理的科学程序（虽 然不是在政治中）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特点之一；而魔术则在事实上是 原始智力的特色——问题只是，这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以及对于这种关联在 多大的程度上可以作因果关系的解释。
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态度显然是社会
现象，而不单纯是个人现象。因此，孔德的阶段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心理或集 团心理发展中的阶段。孔德比起孔多塞来要明确得多，他在事实上采用了这 个概念，并且还做了一些工作去加以精制。在他的集体心理和浪漫主义者的 民族精神之间，自然是有着天壤的差别。可是，当作分析的工具来看，两者 都差不多是相同的东西。并且两者都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 的工作。
（e）达尔文的进化论。 这是需要在此予以注意的唯一的一种生物进
化论。拉马克的影响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被达尔文的影响代替了（不过， 达尔文提到拉马克的次数是很多的）；而孟德尔虽然在 1866 年公布了他的三 条定律，却根本没有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①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三版以



① G.J.孟德尔（1822—1884），是个奥占斯丁派的僧侣，不仅进行了出色的实验工作——这是专家们的意见；
我自己自然没有什么意见——而且对这种实验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当他所得的结果被独立地重新发现（大 约在 1900 年）以后，他的理论说明被证实是生物学家们可以接受的。他没有试图将其应用于社会的过程。 既然我们对科学的社会学感兴趣，问题就发生了：一种最重要的戌就没有被人注意，从这个案例中我们能 学到什么呢？可是，考察一下这个案例，似乎表明它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教训。罗伯特·迈耶把他的发现（热 功当量）直接告诉了在专业上显然有地位的人们（至少有一个人），他们是能够并且应当懂得它和公布它 的。库尔诺在伟大学术中心之一的光天化日之下刊行了他的《研究》（参阅下面，第四编，第七章）。但

及以后各版中所增加的《历史概略》会把那些有决定意义的观念逐渐出现的 迷人故事告诉读者，因而在此毋需赘述。②然而，关于这本书的社会意义以及 它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必须提出下面的评论。①
　　首先，《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两书在我们的这个时期的时代精 神图画中，构成了最大的一块色彩。它们对于人类的宇宙概念的永久重要性， 足以与太阳中心说相比拟，它们被一般公众非常广泛地阅读着，热烈地讨论 着，并且在资产阶级心房的重新装饰中是惹人注目的，尽管在大多数场合， 这件新家具似乎并没有排挤掉仍然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家具，只不过是占据了 空下的地方罢了，我们的根本的信仰和态度，不是任何书籍的力量所能造成 或动摇的；特别是，我不认为任何有教养的人会发现自己的信仰由于阅读达 尔文而被摧毁，只要那个人还有可以被摧毁的任何信仰的话。②
　　其次，尽管我们对于达尔文主义在说明原因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认为是 很大或者很小，但它作为一种象征所具有的重要性却是无可置疑的。它出现 了，并且迅速取得了成功，这都恰恰发生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上层建筑 理论来说它应当是这样的时候。
而且它只是一条更广阔的大河之中的一股水流，正如地质学中的独立的 然而又是类似的发展足以表明的。③这也是裹挟着上述其他各种进化论的同一 条大河。但在所有其他方面，那些进化论在逻辑上既与达尔文主义无关，亦 与其他任何生物学理论无关：十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点，以便避免那种 威胁到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知识史的理解的混淆。在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出现 时，马克思可能感到很满意。但是他自己的进化论同这种进化论是风马牛不



是孟德尔住在一个外省城镇的修道院中，并且在一种不知名的本地期刊上发表他的研究结果，这就是说，
其发表的方式等于是把他的研究结果掩盖起来。因此，这个被忽视的案例是不说自明的。
② 我劝读者仔细地阅读该书。该书是几本最重要的科学史之一，它就我们感兴趣的对象之一——人类智力 进步的方式和科学发展的机制——提供了一种案例研究。此外，它还阐明了一个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起着 某种作用的概念，即“优先权被承认的不足”的概念，达尔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充分承认”理想例子，来 说明上述概念的意义。这个人所做的一切对于他自己以及对于产生他的经济和文化制度都是一种活生生的 颂扬——在读者感到要对资本主义的文明（以及附带地，要对研究组织的更为现代的形式）沉思默想的时 候，我提请他注意这一点。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得出他的劳动成果，到发表 的时间就更长。《物种起源》出版于 1859 年。《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出版于 1871 年，在沃格特和海克 尔（还有其他人）已经宣布赞成该书的主要命题之后。该书第 3，4，5，19 章讨论与普通社会学和经济社 会学直接有关的问题。达尔文非常爽气地推荐的赫伯特·斯宾塞的那篇论文，首先发表在 1852 年的《领导 者》杂志上，斯宾塞的《心理学》出版于 1855 年，而穆勒重述“古典”经济思想的《原理》，则出版于
1848 年。
① 读者会看到，在下文中，我自然并不敢把这本书当作它自己领域内的一项专业成就去加以评判，因此， 这样一个微妙为问题，即一个研究工作者在涉及到不属于他自己的那些研究领域内的研究结果和研究程序 的事情时应当怎样行事才算合适的问题，此刻还不会产生，虽然联系到“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理论它就会 产生。
② 我说的是有教养的人，因为对于在解释和批评方面缺乏防御手段的那种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来说，情形 就会两样。然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可以躲藏在权威的背后。
③ 这些都是同查尔斯·赖尔爵士（1797—1875）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几乎就像生物学的发展同达尔文的名 字联在一起一样。他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 年）并没有完全“把秘密暴露出来”，但是，从含意 上讲，它同他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1863 年）说得一样多。

相及的，彼此都没有给予对方以支持。 再次，达尔文主义或达尔文主义的议论在后来确曾侵入社会学和经济
学。这将在我们考察下一时期的知识背景时涉及到（第四编，第三章）。就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来说，除了我们可以设想达尔文主义对于人民的 一般思想习惯曾有过影响以外，①
　　我找不出对于社会科学还有什么重大的影响。达尔文和斯宾塞两人对心 理学均有所贡献，而后者更表现了一种把前者的学说应用于社会学方面的倾 向。但是仅此而已。在结尾时，我想要评论一下达尔文的这个说法：他从马 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得到了启示。不同意一个人关于他自己的心理过程的说 明，看起来的确是很危险的。但是，极其不重要的事件或暗示是可以引导出 某种思想潮流的；达尔文自己不曾把马尔萨斯的著作包括在上面提到的《历 史概略》中，虽然他在自己的导言中曾经提到它；而且仅仅是“在每一类中 出生的个体比能够活下来的更多”这句话（并且，它算不算马尔萨斯主义还 有疑问），其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老生常谈。因此，我恐怕，经济学对达尔文 学说的发展所提供的服务，也同那群著名的鹅对罗马所提供的服务有些类 似。

5.心理学与逻辑学


　　在心理学领域内，这个时期的工作的最有意义的产品，是抢在下一时期 发展之前的、或者至少是预告下一时期发展的那些产品。
我所指的，是 P.J.卡巴尼斯、F.J.加尔（他的著作也包括反射动作的最
初理论）、查尔斯·贝尔爵士和 P.P.布罗卡的大脑解剖学；是特腾斯和博内 的生理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以后经约翰尼斯·P.米勒、E.H.韦伯、R.H.洛 茨、G.T.费克纳继续加以研究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是克劳德·贝尔纳所研 究的有关方面；①并且，如果我们坚持把民族心理学包括在心理学中的话，我 们所指的还有 F.T.韦茨的著作，在前面讨论“环境决定论”的一节中曾经提 到过他。其次，如果我们把关于集体心理的哲学也包括进去，并且如果我们 喜欢称之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先驱的话，则我们一方面需要加上孔德，另一 方面需要加上赫德和许多其他“浪漫主义
[（a）观念联想论的和进化论的心理学 。]但是同技术经济学可能具
有的心理学基础——如果这样一种基础对于我们确实有用处的话——比较直



① 1872 年，瓦尔特·白哲特刊行了他的《物理学与政治学》（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生物学与社会学》或
者《对于历史的生物学解释》），在他所利用的东西中，即有达尔文的社会心理学。这本书本身只不过是 一件才气焕发的外行艺术品，但它含有许多暗示，后来都得出了结果，这本书至今依然值得一读。
① 提到这些名字仅仅是为读者引一下路，读者如果想要更进一步，那么在任何一本心理学史中都可以见到 这些名字，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举出书名及其出版年代的原故。卡巴尼斯、布罗卡、韦伯和费克纳的名字 是同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成就联在一起的。有一些将在第四编的有关章节中再次提到，以便我们不致失去 我们的线索。读者自然明白，我没有资格判断像加尔或洛茨的著作在技术方面的价值，因而我所选择的名 字可能会把人引人歧途：这个名单是一个经济学家所开的名单，他的印象部分地是从偶然的阅读（可是， 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专家的指导进行的）和偶然的接触得来的。例如，布罗卡的名字列在这个名单中， 是因为这位作者把大脑解剖和文化人类学两方面的研究在一种异乎寻常的程度上结合起来进行，还因为他 的著作在我形成性格的时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接有关的，还是赫尔巴特（1776—1841）和贝内克（1798—1854）的心理学。
①前者研究出了一种简单的概念工具来分析心理现象，这种现象不是求助于生 理学，而是从内省观察得来的。经济学家可能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什么，虽 然更多地是向他的方法学习，而不是向他的成果学习。不过，除了少数没有 丝毫意义的引证之外，我没有能够找出任何例子来证明：他的心理学或是他 的普通哲学对于经济学家的专业著作产生过任何影响。我不知道，对于这个 时期的心理学著作中的一个因素、并且从经济学史的观点来看是最为重要的 一个因素，即哈特莱的观念联想论，应否作出同样的断定。这种观念联想论 到当时应该已经过时了，但由于哈特莱著作的新版（1791 年）和我们自己的 同行詹姆斯·穆勒的卓有成效的重新阐述②而又复苏了：心灵，就是洛克说的 一张白纸；精神生活，就是联想的机械体系。甚至约翰·穆勒也感到不能满 足于这种解释，而 A.贝恩则把它同达尔文的因素以及得自德国生理心理学家 的因素结合起来，把它变成了一种远远不合乎观念联想论正统观念的东西。 但对我们却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既然这种观念联想论的正统观念是边沁派的 正统观念的。一部分，难道它就不会影响作为功利主义正统观念另一部分的 这一集团的经济学吗？自然，我们是这样预料的，但是我们将会感到失望： 这个例子很好他说明了一个广泛的体系同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性 质。心理学的观念联想论同功利主义的哲学或者功利主义的伦理理论或一般 行为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说，的确补充了功利主义。但是， 如果根据这一点，我们进而考察詹姆斯·穆勒的关于经济理论的那部篇幅不 大的论著，我们会发现，它的命题同观念联想论者的心理学完全没有关系， 并且同任何其他心理学是一样可以相容的：功利主义的经济学虽然是边沁帝 国中的一个省，但却是一个自治省，即使同帝国分离，也能够生活得同样好。 这证实了我们在其他方面已经得到的一个结论。①
唯一需要加上的东西，就是进化论的心理学。正如已经提到的，达尔文
和斯宾塞都想回答人类心灵如何获得每一种“心力”的问题：他们都试图建 立关于“本能”、感情、好奇心、记忆、注意、信仰、道德观念、社会美德 等等起源的理论。应当指出，这种努力并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心理学：例如， 分析“记忆”的能力是一回事，而关于我们是怎样才具有这种能力的假说则 是另一回事。可是，关于起源的假说是可以启发真正的心理学理论的，因而 达尔文的影响很快就开始在专业心理学中表现出来乃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 情。可是，经济学家并未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同经济行为 问题，同经济行为在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具有的适应性问题有着明显



① 例如参阅 J.F.赫尔巴特的《心理学教科书》（1816 年）和他的《作为科学的心理学》（1824—1825 年）。
赫尔巴特的非常有影响的哲学和教育学在这里并不使我们感兴趣。F.F.贝内克的《伦理学的物理学的基础》
（1822 年；同康德的《伦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是不同的两极）和《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教科书》
（1833 年）使心理学变成了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的唯一基础，并为本书所说的“心理学主义”提供了一 个极好的例证。
② 《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1829 年）。
① 特另，要注意到，这对休谟也是同样适用的：他的经济学不论是同他的心理学，还是同他的哲学，都是 毫无牵涉的。对洛克亦复如此。另一方面，观念联想论同功利主义经济学的关系由于这个事实而复杂化了： 边沁自己的经济学同其他功利主义者的经济学是不同的，尽管这些功利主义者在除此之外的每件事情上都 是边沁的信徒。

的关系，这确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b）逻辑学，认识论以及相关的学科。]在这些学科中，①不论是在 哲学基础方面（康德；黑格尔的《逻辑学：》从任何技术的意义讲都不是逻 辑学，虽然在某些方面同逻辑学有关），还是在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发展方 面（洛茨，德·摩尔根），可以说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从我们的观点来看， 重要的是要提到一个人的著作，这个人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学科的历史 上占有主要地位，这个人就是理查德·惠特利②（英国圣公会的都柏林主教）。 对于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的图画有着巨大意义的，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即惠厄 尔的《归纳科学史》（1837 年）一书，这是为实现一种一再被表述的——在 我们自己的时代，是由 J.杜威表述的——迫切要求所作的努力，也就是使逻 辑学更加接近于科学的实际程序。现代经验主义逻辑学，如卡尔纳普、弗兰 克、理查德·冯·米塞斯、施利克等维也纳大学的实证主义者所讲授的那种 现代经验主义逻辑学，其纲领是要分析科学的程序，并抛弃其他一切东西， 特别是所有“形而上学”，认为这些东西不仅与科学程序毫不相关，而且是 毫无意义的，在主观上，惠厄尔同这种纲领或是用来执行它的概念结构自然 都是离得很远的，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他的著作由于对穆勒的《逻辑学》产 生了影响，所以是走向逻辑实证论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c）约翰·穆勒的逻辑学。]以上所作的简短叙述，使我们有了准备，
可以进而讨论我们主要感兴趣的一部著作。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约翰·穆勒 的《逻辑学》是应当受到尊崇的，这不仅因为我们认为该书的作者是我们自 己的人，也不仅因为我们经济学家阅读它比阅读那时候的任何其他方法论著 作的可能性都要大，而且还因为它是那个世纪的伟大著作之一，它是那个世 纪的时代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一般读书界的影响是其他逻辑学著 作所从来不曾有过的。它在我们的图画中虽不是像《物种起源》那么惊人的 一片色彩，却是同样不可少的一片色彩，尽管当我们回顾在各自的领域内造 成今天情势的历史上一系列的成就和思想时，它不像《物种起源》那样鲜艳， 尽管穆勒①的著作已经失去了生命，不像达尔文的著作那样还具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