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评价变得敏锐，然而假定的评价依然存在。我们能征求对这些评价的最严 厉的批评，但是我们所不能做的是假装不知道在某些地方还有完全客观的方 法，即一种内在主观地论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实际上迫使人们对可接受和 不可接受的科学理论都同意。
　　================================================①这篇论文是 亨普尔在 1942 年所发表的同一论题的更谨慎的版本，引起了历史学家关于 历史解释意义的大争论。关于假定－推论模式的更早的不那么正式和精确的 阐述可以在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找到，该书 1934 年在德国第一次 出版，随后 1959 年在英国出版。的确，早在 1843 年穆勒也有过类似的阐述。
　　①我们知道牛顿完全意识到这种反对；对此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 道：“引力必然是由一个按照某种规律不断地施动的施动者引起的，但究竟 这个施动者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我留给我的读者们去思考”（在图尔明与 戈德菲尔德，1963 年，第 281— 2 页中的引用；又见图尔明与戈德菲尔德，
1965 年，第 217— 20 页；哈里森，1965 说”到“催眠术”到“催眠术研究”） 表明了，很多充分验证过的自然现象，例如把催眠术作为一种医疗麻醉的有 效运用，甚至现在人们也不能从相互作用的因果示系方面对之进行解释。
　　①达尔文受到一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鼓励，而受到另一个 经济学家弗莱门·詹金的坚决批评，后者是爱丁堡大学的工程学教授，他恰
好是画出需求和供给曲线的第一个英国经济学家。注意到上述情况我们会感 到满意。
是詹金第一个以《物种的起源》1867 年的观点表明达尔文的理论是不
正确的，正如达尔文后来所说的那样。可能是詹金的反对使达尔文在第六版 的《物种的起源》中插进了新的一章，重现了拉马克的思想（见詹金，1973 年，特别是第 344— 5 页；图尔明和戈德菲尔德，1967 年，第 9 章；吉斯林，
1969 年，第 173— 4 页，李，1969 年）。
　　①斯克里文的论说是值得全部引述的：“我们应该认识（达尔文的）‘已 经达到的现实’，而不是去探索社会科学家所偏爱的（牛顿的）‘将到来的秘
密’；这是解释的但不带预言性的科学家的范例。”出于类似的考虑，波普（见
1976 年，第 168，171— 80 页；又 1972 年 a，第 69，241— 2，267— 8 页） 下结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 的研究框架——一种可用于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的可能框架。”①历史学家已 经以同样的方式争论说，历史解释的覆盖律模式错误地解释了历史学家所真 正做的东西：历史是一种“个人署名的”而不是一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 学科，它所关心的是对特定的事件和特定的人的研究，而并不关心一般的发 展规律（见德雷，1957 年；1966 年）。但是亨普尔的最初观点的实质是，甚 至是单个的事件也是难以解释的，除非是借助于某种一般化的东西，即使这
种东西是锁碎的；这实质上是还认为，一般地历史学家并不能提供比一个“解 释草图”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既不能把他们的一般化明确化，又不能保证 它们是经过充分验证的。因此，在历史哲学家之间的亨普尔－德雷争论完全 重演了在科学哲学家之间的公认观点争论（见麦克莱兰，1975 年，第 2 章 中慎重和中肯的概括）。
　　①哲学史简直是零乱地塞满解决“归纳问题”的不成功的企图的历史。 甚至经济学家也不能阻止试图拒绝休谟的诡计。例如，罗伊·哈罗德（1956 年）写了一整本书，企图证明把归纳作为概率论证的一种是正确的，概率被
　　
视为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事件的客观特征。就概率的概念而论，争论的问 题牵涉到了某些很深的疑难问题，对此我们在这里还不能讨论它（但请见艾 尔，1970 年）。
　　①对于某些瞄准波普责难归纳主义的攻击可从忽略“归纳”这个术语 的双重意义这种趋势中找到根源（例见格韵鲍姆，1976 年）。巴克（1957 年） 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虽然他对波普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某些想望 的东西。
①对这些法则的完整的陈列，参见约翰逊（1975 年，第 2，4— 11 章）
这是一本有用的书，然而作者对能在今天被认为是科学哲学的所有东西都不 同情。第 83 页］。
①②这可能是糟糕的翻译造成的问题：德文书名 logikder ? Eorschung
翻成《研究的逻辑》（TheLogicofInguiry）更准确。 因此波普评论说，牛顿相信他必须采用培根的归纳方法，这会使他的
成就“更加辉煌：它们是在同错误的方法论信仰里古怪的东西作斗争中取得 的”（见波普和埃塞利斯 1977 长时间里也把他看做是教条的实证主义者和操 作主义者（见 1976 年，第 96— 7 页）。
　　①人们通常还能发现对波普的解释忽略了在他的方法论法则中阻止“免 疫战略”的重大要素：例见艾尔（1976 年，第 157— 9 页）；哈雷（1972 年，
第 48— 52 页）；威廉斯（1975 年）；甚至可参见马吉（1973 年）。
　　①拉卡多斯（1978 年，Ⅰ，第 25 页）评论说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现代 统计学中某些最有趣的发展的哲学基础。”内曼－皮尔逊方法完全是建立在 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拉卡多斯并没有指出在事实上内曼－皮
尔逊的理论是独立地发展的，并且大部分是在波普的证伪主义之前发展的，
而波普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理论。又见阿克曼（1976 年，第 84— 5 页）。布 雷斯韦特（1960 年，第 199 页）在评论了“归纳问题”同费歇尔论检验的 意义的早年著作，以及同后来 A．沃尔德在统计决定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之 后，在一个毫不隐晦的注脚中说：“虽然好几个论逻辑的作者都参考了费歇 尔的‘最大可能性’方法，但是我知道只有两本论逻辑的著作，C．W．丘奇 曼的《经验推断理论》（纽约，1948 年）和 R．卡纳普的《概率的逻辑基础》 是参考了沃尔德的著作——或确实地说是参考了内曼和皮尔逊的早至 1933 年的著作的。”①很有趣的是，达尔文（见 1968 年，第 228— 9 页）在一点 上做了这种波普主义的详细说明：“如果能够证明任何一个物种的结构中的 任何部分是为了专属于其他物种的好处而建立起来的，这就将消灭我的理 论，因为这是不能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对此他引了响尾蛇的响尾为例子， 但是他又立即回避了利他主义行为的问题，补充道，“我在这里没有篇幅进 入或这或那的这类事例。”如何解释动物中的利他主义仍然是现代社会生物 学家所长期关心的问题。
　　①正象波拉尼（1958 年，第 6 页）所评论的，“从术语的普通意义上来 看，伟大的理论极少是简单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都很难理解；提起解释相 对论的那些事实只需要几分钟，但是经过多年的学习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这 门理论，能够从来龙去脉上理解那些事实。”


第二章　从波普到新的异端




一、 库恩的范例
　　我们已经看到波普的方法论是普通的规范式的，他劝告人们在科学中 从事坚实的实践。这种劝告可能是根据过去最好的科学得出的，当然也可能 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在理论上和公认观点是一 致的，虽然在很多其他方面他的观点和公认观点不同。然而，库恩在《科学
革命的结构》里几乎完全放弃了公认观点，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规范的劝告
而是实证的描述。更有甚者，对于被波普视为背离最好实践的科学而不愿意 接受的那些理论，库恩是倾向于保护，使它们免受批评，这些就成为库恩解 释科学行为的中心问题。库恩把正规科学，也就是按照正统的理论框架解决 问题的活动，视为统治的和革命的科学，视为科学史上的例外。革命的科学，
也就是由于不断遭到反驳和异常现象的积累，一个理论框架被另外的理论框
架所推翻。一种很诱人的说法是，对于波起来说科学总是处于不断革命的状 态，科学史是不断的猜想和反驳的历史；而对于库恩来说，科学史的标志是， 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时期的科学状态得到了保护，只是偶然地受到打搅， 这是由于间断地出现了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范例跳到另外的科学范例，
但是在两个范例之间没有概念上的联系。
　　为了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必须从给术语下定义开始。在库恩的 第一本书里，他频繁地按词典上的释义用范例这个术语来代表过去科学成就 中的某种典范的例子，这种例子还继续作为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的楷 模。但是他还在很不同的意义上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选择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
套技术手段，甚至处处都给范例以一个更广的、通用的、对世界形而上学的
看法的含义；事实上，大多数读者读这本书后所记得的是这个术语的后面这 个含义。在第二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 年）里，库恩承认了早先版 本中的术语是不精确的①，他建议用训练的矩阵这个术语来代替范例这个术 语：“说是‘训练的’，因为它牵涉到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所共有的独特的纪
律；说是‘矩阵’，因为它是由各种有秩序的元素组成的，每个元素都要求
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见 1970 年 a，第 182 页）。”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语 言，库恩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一个特定的团体成员们的信仰、价值、技术手 段等等的完全配合。”库恩还说，再次写这本书时，他将从讨论科学的职业 化开始，然后才考察科学家们各自的“范例”或“训练的矩阵”（见 1970 年
a，第 173 页）。
　　库恩做了重大的让步，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和大家所公认的概念不同， 有自己的独特特征，而是由于“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中的激烈的变动，特 别是由于在“革命危机”时期交流的普遍失败这个特点。让我们来提醒自己 库恩的论证中的主要论点：从事正规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团
体，他们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和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有一致的
意见；更有甚者，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规定中只有团体成员们的判断才被 视为是贴切的，其结果是正规科学变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决难题的自 立的、积累的过程；当正规科学的确被打破的时候，各种理论早已扩散，方 法论的争论早已出现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
方法，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就会发现，我们早已认识到这种方法，但是以前忽
视了；新旧两代人相互之间把过去当做在旧的分析框架中未解决的难题来谈

论，这种现象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巩固的例证；由于新的满意和新的失望 总是并存的，向新方法的转换总是具有宗教经验的性质，牵涉到一种哥式塔 式的转换；当新的分析框架取得了胜利之后，就挨次形成了另一代的正规科 学。
熟悉科学史的读者会立刻想到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或爱恩斯坦—
—福兰克革命。
　　然而，所谓的哥白尼革命花了 150 年才完成，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每走 一步都争论很大①；甚至牛顿革命也费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赢得欧洲整个 科学界的接受。而在这段时间中，对于牛顿的新理论每前进一步，在卡特主 义者、莱布尼兹主义者和牛顿主义者之间都进行了痛苦的争论；①同样地，
在 20 世纪从古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转换既与相互之 间的不理解无关，也与准宗教式的转变无关，而是一种哥式塔式的转变。如 果科学家们直接卷入到“现代物理学的危机”是可信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说
（见图尔明，1972 年，第 103— 5NAME="a4">②但是，很难说对这些观点进 行争论是有必要的，因为库恩在他的书的第二版中已经率直地承认了他早先 对科学革命的描述受到了修辞上的夸张之害：在科学革命中范例的变化并不 意味着科学争论的完全断绝，而是在互相竞争的但并不完全对应的理论之间 的选择；在智力危机器间，科学家们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仅是一种程度的问题； 范例变更的“革命”的说法仅是为了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提出来支持一个新 的范例的论证总是含有非理性的要素，这些要素是难以从逻辑上或数学上验 证的（见库恩 1970 年 a，第 199— 200 页）。就象这样说还不充分似的，库 恩抱怨说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被错误地理解为仅仅指大的革命，如哥白尼的、 牛顿的、达尔文的或爱因斯坦的革命；他现在坚持说他的理论概念正是直接 指在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小的变化，对于那些在“拥有也许不到 25 个直接成 员的孤单的团体”之外的人，这些变化也许看起来一点也不是革命的（见库
恩 1970 年 a，第 180— 1 页）。 换句话说，在库恩后来的版本里，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由大
量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范例为标志的；这些范例中有的可能不是相对应的，
当然不会全都这样；各种范例之间不是突然地相互替代的，无论如何，新的 范例不会是充分成熟的，而是通过在长期的智力较量中取得胜利才出现的。
①很明显，这种让步大大地冲淡了库恩最初的观点的看起来很激烈的含义。
然而，在库恩的观点中留下来的是强调在科学争论中规范判断的作用，特别 是在关系到对相互竞争的科学方法的选择时，这种判断就更加重要。这种判 断带有一种模糊的公式化，在象认识论的理性化这种认识因素方面比在象权 威、等级和有关团体这种社会学的因素方面有更深的可疑性，而这些因素是
科学行为的决定因素。看来库恩所做过的事情是把劝告和描述溶合了起来， 从而从科学史中导出他的科学方法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对科学社会学的贡
献，而不是对方法论的贡献，这样对于库恩主义者和波普主义者之间的对抗 产生了某种绝境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因此，库恩自己强调了他的方法和 波普的方法的相似点，坚持认为他也象波普一样是“科学进步的信服者”， 然而同时又承认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固有的社会学本质（见库恩 1970 年
b，第 1— 4，19— 21，205— 7，238，252— 3 页）。同样地，波普主义者也承
认在事实上“按人－小时计算的正规科学要比不正规科学多得多”（见沃特

金 1970 年，第 32 页；还有阿克曼，1976 年，第 50— 3 页），但是他们把这 种对现实主义的让步看做是同基本上是致力于规范研究的科学哲学无关的； 用波普自己的话来说，“转向科学的目标及其可能的进步的启蒙、蒙，转向 社会学或心理学（或??转向科学史），这样的思想依我看来是令人惊讶和 失望的”（见波普，1970 年，第 57 页）。
二、 方法论和历史
　　对库恩的书的讨论已经完全把我们带回到关于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和实 证的科学史之间的关系这个老的难题中来，这个难题缠着科学理论的公认观 点已经超过了一代人。这个难题是这样的：如果相信有可能写一部“象事实 上所发生过的”科学史而不带任何区分“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的偏见，
不带任何关于可靠的科学实践的先入之见，那么在写知识的历史时就会犯推 理谬误。如果波普关于推理的神秘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那些想告诉人们“它 是什么”的人将发现自己结果被驱使去告诉人们“它应该是什么”：由于用 这一方式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来陈述历史，他们必定会把他们暗含的关于科 学解释的本质的观点显露出来。总之，在科学史上所有的陈述都装满了方法 论。
　　另一方面，看起来所有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陈述也同样装满了历史。鼓 吹某种科学方法的优点而却完全忽略了现在或过去科学家们是不是事实上运 用了那种方法，这种做法完全是武断的；事实上波普也发现他不可能不引用 科学史作为他的方法论观点的部分证据。这样，我们就显得是陷入了恶劣循 环，这个循环暗示着我们既不可能摆脱方法论而完全进行编纂科学史的描 述，也不可能进行与历史无关的纯科学方法论的描述。①我想，并没有真正 的逃脱恶劣循环的出路。为了证明这个断言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参考拉卡多 斯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很清楚地是筹划把恶劣循环转变为良好循环。拉卡 多斯在一系列文章中把波普的科学哲学发展和延伸为历史研究的批评工具。 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 1968— 1971 年间发表的，在其中他引用了康德的名言 中的一句译文作为他的格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 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见拉卡多斯，1978 年，Ⅰ，第 102 页）这句格 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所讨论的难题或恶劣循环。
三、 科学研究框架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进攻的方法论，因为按他的方法论标准，很 多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由于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而被抛弃。库恩的方法论 则是一种防守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寻求为科学实践辩护而不是对之 批评。①在另一方面，拉卡多斯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是把波普的与历史无关
的（如果说不是反历史的）、进攻的方法论和库恩的相对的、防守的方法论 调和起来，然而这种调和仍然是坚定地留在波普主义者的阵营里。②对于科 学的认识拉卡多斯比波普要“软”但是比库恩要“硬”得多。他总是更多地 倾向于批评借助于好的方法论的坏科学而不是去评价期求于科学实践的方法 论思索。
　　就象对于波普一样，对于拉卡多斯来说，方法论本身也不能为科学家 解决科学问题提供一本法则；与方法论相联系的是评价的逻辑，是评价完全 清楚明了的理论的一套非机械的法则。然而，和波普不同的是，评价的逻辑 曾经同时被拉卡多斯当做历史的理论意欲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作为规范 的科学方法论，评价的逻辑是不能用经验来反驳的，因为它是从独特的认识
　　
论观点中得出的。但是作为历史的理论，断言说在过去，科学家的行为确实 是经常和可证伪方法论一致的，那么评价的逻辑完全是可以反驳的。拉卡多 斯好象是说，如果科学史是符合规范的方法论的，那么除了哲学的理由之外， 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赞同证伪主义；如果两者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我们就有 了抛弃我们的规范原则的理由。换句话说，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 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 多大。①拉卡多斯从否认个人的理论是科学评价的合适单元开始他的论述； 他认为，什么应该评价，什么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评价，这或多或少是互相联 系的一簇理论或者一簇科学研究（SRP）。②当对特定的研究战略或科学研究 框架进行证伪时，这些战略或框架就会在其辅助的假设下发生变化，波普曾 认的方法论上的判定”，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它除了包含纯粹的形而上学式 的信仰之外，还包含“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事实上这些启发是由一 系列的“做”和一系列的“不能做”组成的（见拉卡多斯，第 49— 52 页）。 保护带包含了科研框架的灵活部分，硬核正是在这里和辅助性假设结合起来 形成了特定的可检验的理论，由此科研框架才赢得了科学的声誉。
　　很清楚，象硬核和保护带这样的术语是由于对它们天真的联想而选捡 出来的。然而，让我们注意在拉卡多斯的纲要里，没有哪一个实证主义者执 意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形而上学。
　　就象波普一样（见波普，1965 年，第 38 页），拉卡多斯已相信不带有 形而上学的做法的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小心翼翼 地在硬核里藏了起来，很象是在玩扑克游戏时，牌子在分牌的人手中藏了起 来那样，而真正的科学游戏却以牌子的形式在玩牌人的手中发生，也就是说， 可证伪理论藏在保护带中。①拉卡多斯认为，波普的可证伪标准并不仅仅是 要求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说所有科学史都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科学家对进步的 科研框架的偏好超过对退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这是一种“理性”偏好，看 起来这是由于在进步的科研框架中所得的内容总是超过所失的内容，他把任 何按这种偏好去做的企图都定义为科学史的内在性（见拉卡多斯，1978 年，
第 102 页）。 通过对比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把
它和外在的这个词语联系起来的所有来自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正常压力，
而是任何科学家没有按照科研框架方法论活动的例子；例如，当退步的科研 框架比进步的科研框架更简单时，人们就偏爱于选择前者。拉卡多斯从不妄 说有朝一日内在的历史会变成全部历史：这样说将暗含着科学家总是完全“理 性的”，这就成了库恩主义的命题了，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命题的（见拉卡多
斯，1978 年，第 130，133 页）。他承认，根据历史的证据，认为全部科学 史都能用纯“内在的”理性重新构造来解释的观点也许是站不住脚的，但是 他劝告我们在采纳外在的历史之前优先考虑内在的历史。
拉卡多斯还劝告说，我们所能采取的二中择一的做法是，“在正文中叙
述内在的历史，而在注脚中指出，从内在历史重新构造的角度看，事实上的 历史是怎样地‘行为不当’的”（见拉卡多斯，1978 年，第 120 页）。他本 人在写尤勒的多面体数学原理史这本著名的著作时遵从了这种劝说（见拉卡 多斯，1976 年）。①拉卡多斯设想，按这种方式写科学史事实上只需要很少
的注脚来提及外在的历史。
为了回答拉卡多斯对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诬蔑，库恩缩小拉卡多斯

的理论和他的理论的差别，说：“虽然他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他的分析工具 则恰如所需地和我的相近：硬核，在保险带中发挥作用以及退步情形和我的 范例、正规科学以及危机是很靠近的同义词。”（见卡恩，1970 年 b，第 256 页）。然而，库恩坚持说“拉卡多斯所想象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用哲 学杜撰出来的例子。按这种做法，历史基本上不再对先前的哲学地位有丝毫 影响，因为正是哲学排外地塑造了历史”（见库恩，1971 年，第 143 页）。
　　拉卡多斯回答了这种争论，声称自己的科学史编纂学方法完全能够在 事后指出新颖的历史事实，按照现在的科学史学家的方法，这些事实是没料 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编纂的研究框架方法论”将通过科研框架方 法论自我维护：当和仅当这个框架促使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时，这个框架就 被证明是“进步的”（见拉卡多斯，1978 年，Ⅰ，第 131 地构思了自然的或 社会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不是象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那样，把每几百年的 科学历史分割开来提炼所得神分裂症，特别是由于拉卡多斯无论是对科学 家、对学术刊物还是对科研基金都没有做特别的时间限制。费叶拉本德骂道
（见费叶拉本德，1976 说他是一个贼就赞扬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人们可以 评评这种轻浮的观点。”很清楚，拉卡多斯努力把评价和建议分开，坚持显 然是规范的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然而他的方法论在科学史上是不是能够成为 科研框架的基础，必须由它的经过严格检验的成功或者其他失败、甚至是重 大的失败来判断。①
四、 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在拉卡多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弱化波普主义的“进攻性”特征和放宽他 的方法论所容许的界限这种趋势。其他近年的对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例如汉 森、波拉尼和图尔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趋势，费叶拉本德在这方面走得更 远。②所有上述批评家都反对实证主义对“发现的来龙去脉”和“证明的来
龙去脉”的划分（特别请参见图尔明，1972 年，第 478— 84 页；费叶拉本 德，1975 年，第 5，14 章）。当然，他们也同意不能把对理论的逻辑的和经 验的证明简化为对理论的历史渊源的阐述，但是他们完全拒绝把正当的事后 评价和对理论起源的研究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他们都跟着库恩和拉卡多斯 反对波普主义的属于完全脱离历史的科学哲学的科研框架，因为他们每个人 都更加重复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基本是公共的和合作的性质：从可回答的结果 的不确定性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可检验性是科学的特点，单是这一特点就使 科学和其他人类思维活动区别开来。甚至在波拉尼的《个人知识》这本标题 突出的书里，关于科学的基本论点和标题也是矛盾的：不管是什么科学知识 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知识，个人知识是不能传达给其他人的（例见波拉尼，1958 年，第 21，153，164，183，292— 4 页；又见齐曼，1967 年，1978 年）。
　　对于个人的知识是不是能够被强迫传达给其他人这种观点大家可能会 有争议，但是对于科学理论应该以观察来评价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
为这至少在原则上是适用于所有观察者的。然而，一旦承认这一点，对科学
理论的评价将会被新的观察所改变就立即变得很明显，其结果是，一种不可 避免的演化因素就悄悄地潜入了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之中。于是，波普主义者 对“遗传谬误”的攻击，历史的渊源和经验性的正确之间的搅混，都接踵而 来了。
在科学理论新观点中的另一个固执的看法是认为所有经验性的观察都
必定是装满了理论的，甚至普通的感知活动，例如看、触、听，都是深深地

以先前的概念化为条件的；汉森认为这是一种固定的观念（见汉森，1965 年，第 7 页），他说：“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
①从这一特别的方面看，科学理论的新观点向着波普的观点方面靠拢。波普
很早以前就很欣赏这个矛盾，即一方面要求以可观察的理论预言来对理论进 行有魄力的检验，而同时又承认所有的观察实际上都是用理论来解释的。波 普不躲避这一显现出来的矛盾，而是明智地拒绝对观察这个术语下定义：“我 认为（观察）应该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术语使得它在使用中变得足够精确。”（见
波普，1965 年，第 103 页；又第 107 页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总象是一
种使人绝望的劝告：看来是给了我们外衣，结果却发现这外衣是透明的。② 但是那些吸取了杜海姆的不可驳论题的意义以及拉卡多斯主义关于所有检验 都涉及到在事实和两个对抗理论之间的三角斗争的教训的人，他们在前进中 将承认经验观察都充满理论的性质。
是的，事实或多或少是带有理论的，但是事实不必要完全由它们所支
持的理论来组成。看起来有三种事实。有的事实是人们观察到的事件，在那 里观察是大量的或自供证据的，因而人们所追究的事实通常是绝对地被接受 的。但是还有的是推断的事实，例如原子和基因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确 实是直接的经验资料，然而这样的事实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的地位为依据
的。最后，还有更多的假说的事实，在那里证据既是可疑的又是受竞争性解
释支配的（例如，心灵感应，吵闹鬼和 UFO 景观）；世界当然充满了神秘的 “事实”，这些“事实”还有待于理性解释（见米切尔，1974 年）。总之， 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理论的，因为即使在人们所追究的某种理论 是假的时候，事实还可以是真的；事实和很多理论在低水平上也许是一致的，
然而在高水平上又是互相抵触的；在细察事实的过程中总是牵涉到更多和更
少地易错的理论之间的相对比较。一旦我们承认我们得不到完全的确定的知 识，在我们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的那种深刻的理论性质中就没有什么固有的 不满意的东西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装满理论的事实这个概念和库恩主义的关于在接续 的理论、范例或科研框架中内容的丧失从而竞争的理论体系之间即使不是严
格地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但也难以比较这个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达到一 种状态，在那里不管在互相抵触的理论之间进行什么样的理性选择都显得没 有基础。费叶拉本德在《反方法》一书中以极大的智慧和雄辩进行争论的正 是这种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甚至说对于他的态度用“轻率的达达主义
（Dadaism）”比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来描述更好（见费叶拉本德，1975
为“一个从极端波普主义的波普到极端库恩主义的库恩的旅行”（见巴斯卡，
1975 年，第 39 页）。
　　《反方法》一书所争论的首先是，不管科学方法论的圣典是怎样看起 来有理的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这种圣典对科学史的某些侵犯都不是无罪 的；更甚地，某些伟大的科学家只有通过精心地打破稳固的科研框架的每一 个法规才取得了成功（见费叶拉本德，1975 起来从而形成新的特例和更一
般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论题是一种神话：在对抗的和科学的理论之间的重叠 是如此之小，使得甚至是复杂的证伪主义也被迫在理性估价中抛锚（同上书，
第 177— 8 页）。第三点是，不管人们对科学进步是如何想象和如何衡量的， 它都不可阻拦地发生了，因为科学家从来就不会被任何科学哲学所羁绊：科
学哲学只不过是某种“冒牌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发现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不会阻止进步的唯一原则是：“顺其自然”（见同上书，第 302，23 页）。 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
更有甚者，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
区分开来（同上，第 179，297 页）。他解释说，“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没有 理性的方法论原则，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将会 象‘顺其自然’一样空虚和不确定；‘顺其自然’并不表达任何我自己的信 念，而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危险境地的一种诙谐的总结”（见费叶拉本德，1978
年，188 页；又 127— 8，142— 3，186— 8 页）。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
科学中的方法，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为 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一个人就还必须是反达达主义者”）。
　　但是，费叶拉本德并不只是想把方法论的重要性降低到适当的地位； 他的芒刺所对准的真正靶子是科学本身的压制性影响，特别是对准认为科学
的建立使科学本身能够发现揭示真理的正确方法这种假设：国家和科学应该
分开，以便父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学 习魔术而不是科学，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见费叶拉本德，1975 年，
第 299 页）。最终的、更高层次的唯一价值是自由而不是科学。 正象一个批评家所说的：“对于费拉本德来说，唯一名符其实的自由是
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见巴斯卡，1975 年，第 42 页）。在最后，费叶
拉本德的《反方法》一书终于以爱的力量的哲学代替了科学哲学。①
五、 回到最初的原则
　　象费叶拉本德一样极端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愿主义，不但成功 地消灭了它自己的分析和建议，并且也消灭了认为它有所贡献的课题，而我 们又想从这些东西中得出什么呢？经过许多世纪的对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归 纳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必须下结论说，科学等同于神话，科学中的一切都
象梦一样消失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占星术并不比核物理学好或者坏—— 不管怎么样，对于相命，占星术总有一些应验的证据，它从一个人降生时星 座的位置上预言了个人的职业选择；①巫婆能够和电子一样真实——其事实 是两个世纪多来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巫术（见第 45 页，特雷弗－罗珀，
1969 年）；的确一直有外层空间的超人在拜访我们，因为冯·达尼肯这样说 了，他运用的是古老的验证戏法，这种戏法不需要参考其他得到很好地证实 的解释；埃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想让我们相信，金星是大概在公元前 1500 年由木星发射的，差点和地球相撞，只是在公元前 800 年左右才固定在现在 的轨道上，如果考虑到当代的灾难就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说明了圣经或多或少 是正确的；②植物有感情，能接收人类的谈话；③信念医疗等同于现代医学； 作为对无神论的回答，唯灵论又回到商业中来。
　　如果我们抗拒上述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要充分清楚这种抗拒力是不 能以认识论这块假定的稳固基岩做基础的。我们也不能依赖实践，正象列宁 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社会集团的实践是以特定的思想为基础的，因而我们 是不能依赖这种实践经验的；实践将会证明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和耶路撒冷 草案的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这就象相信在莫斯科审判中判定托洛斯基分子 的阴谋一样容易，这只不过是愚弄大众舆论的想象的罪名。
　　①我们能给顺其自然的哲学的唯一回答是科学的典范所提供的诫律。 尽管有所有的那些不足，科学还是迄今人类所设计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唯一自 我反省、自我纠正的系统；不管知识的惯性，不管内在的保守主义，也不管
　　
等级的封闭以把异教徒迫于绝境，科学社团还是保持忠于知识竞争的典范， 在那里不允许有证据和辩论之外的其他武器。
个别的科学家有时候是缺乏那些典范的，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社
团就是开放社会中的范例。
六、 方法论的一元论问题
　　在说到科学时，我们至此还很少提到社会科学，更少提到经济学。然 而，为了完成我们后面要分析的经济方法论的背景工作，我们现在必须提出 一个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著名的问题：有没有一种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 的科学而不管它们的学科内容，或者社会科学应该运用它独有的探索逻辑
吗？有很多社会科学家从科学哲学中寻找如何更好地模仿物理学、化学和生 物，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对自己的学科内容有直觉的理解 力，而自然科学家是有点反对这种理解力的。甚至那些坚决地坚持所有的科 学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家，有时候为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正 确的解释也制定特殊的探讨方法。因此，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首先 宣布了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所有理论的或一般化的科学都（应该）采 用同样的方法，不管它们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后就为社会科学 规定了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社会理论的任务是以描述的和唯名论 的方式仔细地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以个人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态 度、期望、关系等等。”（见波普 1957 年，第 130，136 页）。所有这些至少 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有点混乱的。
　　让我们从对关于科学单一体的教条或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的争 论进行分类开始。没人否认社会科学经常使用和自然科学中通常的方法不同 的研究技术，例如，和很多自然科学中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技术相比，在人 类学中用的是现场观察技术，在社会学中用的是社会调查技术，在心理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用的是多变异统计分析技术。
　　然而，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并 不比自然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大，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并不是和研究的技术有关，而是和理论的“证明的来 龙去脉”有关。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接受或者拒绝这门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 基本原理。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有区别的方法论，就是 鼓吹认为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或者假说在方法上应该是正确的，而这种方法 和证实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和假说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这种观点是惊人 的。
　　对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的绝对的否认，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 一元论。
　　对于上述教条有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反对观点。旧的反对观点是某些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属于新康德学派，他们的观点是围绕着
Verstehen（文化知解）或“悟”这个概念的。旧的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的
某些晚期著作，这些著作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这些活动好象总是由社会法规 控制着。让我们挨个来看这两个观点。
　　德文 Verstehen 这个词指的是通过直觉和神入的方法来自内在的理解， 这是和通过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自外界的知识相对的；换句话说，第一人称
的知识就象我们的人类同类一样是易于理解的，而第三人称的知识可能没有
任何对应物，但是能用人类的术语来描绘。很显然，自然科学家拒绝这种亲

临其境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因为他们不能想象这种知识是否和原子或分子 一样。①但是社会科学家总觉得他们是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们 所分析的人类活动者他们能够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能够把自我的反省作 为关于这些活动者的行为的知识的源泉，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就有一种超过学 习自然现象的学生的长处。“悟”不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充分解释的一个必要 特征，从而使象斯金纳的行为主义那样的心理学变得不合格，而且和自然科 学家的门外汉的知识相比，它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源泉。
　“悟”教条的方法论困难和把自我反省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证据的方法 论困难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对于“悟”的某种特别的用法是可靠的？如 果我们向一种特别的神入活动挑战，神入者怎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 如果证实神入的方法能够独立地建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通常是很冗长 的。此外，我们可能会怀疑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真的借助于过量的信息，这些
信息是从反省和神入中获得的，因为第一手的知识创造了如何处理既精心而
又不明智地错误引导的报告这种讨厌的问题。相应地，要为直觉和神入制造 一个事例作为社会科学家可用的知识的额外的源泉也是很容易的，这样做有 助于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假说的发明，但是要在“证明的来龙去脉”中支持“悟” 的社会科学是很困难的（见尼格尔 1961 年，第 473— 6，480— 5 页；拉纳德，
1966 年，第 72— 3 页；莱斯诺夫 1974 年，第 99— 104 页）。
　　彼特·温奇在他的那本人们讨论得很多的《一种社会科学的思想》（1958 年）中强烈地、甚至是荒唐地叙述了新的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 观点是和马克斯·韦伯的某些方法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样板的观点联系 在一起的，而思想样板的观点又是和人的代理人从属于他们的活动这样的含
义联结在一起的。①这种思想的主线是，上述含义并不是一个开放给因果分
析的范畴，由于法规引导的人的活动形成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科学中 的解释不能以自然的原因和结果来解释，而是应该以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 释。换句话说，适合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只能从“学习法规”中得到，在学习 法则的过程中又使我们进一步知道其内在的现象，使我们有行为和那些法规
相一致的经验。于是，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新的反对观点最终和“悟”教条
这个旧的反对观点揉合起来了；这两种观点都从属于同一的批评，即，对于 和法规支配的行为有关的断言，我们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可检验的方法（见拉 纳德，1966 年，第 81“悟”的问题和法规引导行为的丰富含义是直接而的确 又很混乱地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个波普主义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原理 坚持认为，只有从个人的信仰、态度和决策方面看，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 方面的现象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是充分的。这一原理是和恐怕还没有站住脚的 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原理相对的，后者假定社会整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功 能，而这些整体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能简化为组成他们的个人的信仰、态度和
活动的。波普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强调并不明确（见阿 拉曼，1976 年，第 166 页），在本世纪 50 年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大的辩 论，但是波普本人并没有参加辩论。①争论成功地清除了不可避免地缠绕在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绝对性周围的某些混乱。看起来早在 1908 年熊彼特就 发明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 “政治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 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 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见马克卢普，1978 人主义的辩

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 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见波普，1957 年，第 76— 93 页）；在弗里 德里奇·哈耶克早期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见弗里德里奇·哈耶克，1973 年）也可以看到和熊彼特相同的倾向，看来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的模仿
（见马克卢普，1978 年，第 514— 6）促使波普形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
②类似地，如果不是波普自己，波普的很多追随者也从人们所谓的“本体论 的个人主义”中推究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命题是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
是由个人创造的，从而集合的现象只不过是从真正的个人决策中推究出来的
假定的抽象物。但是，虽然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很显然是真实的，它也不一定 关系到我们应不应该研究集合的现象，也就是关系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把它和一个这样的命题等同 起来，这命题就是所有社会学的概念都可以并且应该简化为心理学的概念。
但是波普把这种解释宣称为心理说。然而，波普对心理说的攻击已被发现是
没有说服力的，在这方面的许多争论在事实上已经转到对不可简化的“社会 的事实”或制度和也许可以简化的“社会的规律”进行区分上来，从这方面 看，可以认为波普坚持社会的规律可以简化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幸 的是，波普还认为“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追踪有意的人类活动的
无意的社会反响”（见波普，1972 年 b，第 342 页；又第 124— 5 页；1962
年，Ⅱ，第 95 页；1972 年 a，第 160 页注）。但是，怎么可能没有正常的社 会规律，也就是关于整体的前提怎么会不超过组成它的各部分的前提的总和 呢？毫无疑问，在霍布斯和洛克时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论的个人主义， 的确最终形成了 18 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无意结果教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
没有什么理由说对个人活动的无意的副产品的研究现在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
必要的或甚至是主要的特征。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变成方法论 的个人主义的专横呢？从上面的观点看来，注意一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严 格的解释（或者在这方面的“悟”教条）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什么是很有益的。 实际上，这种解释将排除掉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
学命题。由于至今只有很少宏观经济学命题做了这种简化，所以，几乎整个
公认的宏观经济学都要被排除掉。在一种有如此毁灭性的含义的方法论原理 里面，肯定有某些错误。在这里提到经济学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普自己曾 经解释说，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问题中的 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中的运用。波普在他的知识传记里把这
种事态分析方法解释为：??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一
般化的企图，以便使之能在其他理论的社会科学中运用??这种方法包括了 建立一个社会局势模型，特别是包括了制度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一个代理 人用他的活动来解释他的活动的理性（零特点）。于是，这就是可检验的社 会科学假说的模型［见波普，1976 年，第 117— 18 页；又 1957 年，第 140— 1 页；1972 年 a，第 178— 9，188 页］。
　　无论如何，让我们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有启发的假设来推荐： 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 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但是 当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陷入沉默，认为我们不可以蔑视方法论的
个人主义原理。正象有一个辩论的参加者所写的：我们最能向社会科学家提
出的问题是??他是否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作为虔诚地希望达到顶点的

东西、作为一种近乎是尽量地封闭的思想牢记在心里。这至少可促使他向人 们保证他决不再把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可疑的团体心理和非个人的“力量” 拿来戏弄；他决不再把不可观察的性质归于同样是不可观察的团体实体。与 此同时，他将不会由于方法论的认可就不管什么东西如何不精确，有多少问 题，都顽固地坚持［见布罗德贝克，1973 年，第 293 页］。
　　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 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 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即使在“硬的”自然科学和“软的”社会科学 之间只有一度之差，这一度也是相当大的。没有哪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吹虚是 现代化学的普遍定律，是粒子物理学的数字常数，有牛顿动力学的预言的正 确性。若是把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和气象学这些自然科学相 比较，情况就要好一些，但即使在这里，在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和我们 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距离。①从原理方面看，在自然科学 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也许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从实践方面看， 这两者之间的划分几乎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比如说，文学批评的原理的区 别一样大。
　　===============================================①事实上已经区 分了库恩该书第一版中范例这个术语的 21 种不同的定义（见马斯特曼，1970 年，60— 5 页）。
　　①顺便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科学史上长期呼吁把简单作为科学进 步的标准的最好例子：哥白尼的 DeRevolutionlbusOrbiumCaelestium 没有 达到象托勒密的 Almagest 那种预言的精确性，甚至也没有摆脱充塞在地心
说的托勒密理论中的本轮和离心圈的说法，但是哥白尼的学说是对当时人们
所知道的行星运动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事实的更简便的解释
（见库恩，1957 年，第 168— 71 页）。
　　②在所有对库恩的书的批评中，没有哪一种比图尔明的批评打击性更 大的了（见图尔明，1972 年，第 98— 117 页），他从库恩在 1961 年发表的
第一个声明到库恩的书在 1970 年的最后一版来追究库恩的思想。关于对库
恩的书有深切的同情但在很多方面有同样严厉的批评可参阅萨普（1974 年，
第 135— 51 页）。
　　①就象库恩在他早期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是在不列 颠的大学里，牛顿物理学也花了 40 年才稳固地取代了卡特物理学。”（见库
恩 1957 年，第 259 页）。
　　①简而言之，库恩最终放弃了沃特金发现在他的书中所埋藏的 4 个互 相区别的论题，即（1）范例垄断论题——一个范例容不得其他的竞争对手；
（2）不相容论题——新旧范例之间是不相容和不对应的；（3）无空档论题
——科学家们不会在抛弃旧理论和接受新理论之间挣扎；（4）哥式塔转换或 即刻范例论题——科学家们向新范例的转换是迅速和完全的。
　　①有一个经常自认自己从波普那里得益的科学家充分地表达了恶劣循 环。
在讨论用科学家的实践来检验科学方法论这个疑题时，彼德·米达沃
（1967 年，第 169 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正确的，那么就没 有必要把它付诸检验，因为检验不会否定它的正确性。”关于哲学家和科学 史学家广泛地认识到这个恶劣循环的证据可参看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

（1970 年，第 46，50，198，233，236— 8 页）；阿钦斯坦（1974 年）；赫西
（1973 年）；和劳丹（1977 年，第 5 章）。
　　②我们将会看到，布卢尔（1971 年，第 104 页）在描绘拉卡多斯的研 究工作的特征时离题太远了，他说拉卡多斯的“大量修正的做法构成了对波 普方法的根本背叛，是全盘地销售某些最具有库恩主义者立场特征的东西。” 然而，在认为拉卡多斯和库恩只有很小的区别而忽略了拉卡多斯的争论的整 体目标方面，布卢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见格林，1977 年，第 6— 7 页）。
①我应该把进攻的和防守的方法论的区分归功于拉特斯（1974 年）。
　　①②如果科学研究框架的概念使某些读者感到含糊，那么他们必须记 住理论的概念也是同样含糊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很窄的、技术的意义上使 用理论这个术语，要对它的概念下定义也是很困难的（见阿钦斯坦，1968 年，第 4 章）。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理解拉卡多斯的著作的。应该说拉卡多斯不
是一个随和的作者，很难强其他进行精确的解释。他喜欢在注脚中做重大的 立论，喜欢到处为不同的知识地位贴标签，喜欢制造新的用语和表达方式， 喜欢前前后后引用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就好象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全部 东西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这样做阻碍了人们对他的东西的
简便的理解。
　　①拉卡多斯的“硬核”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和以熊彼特的“想象力” 观点考察经济学史是一致的——“先行分析的认识行为为分析的努力提供了 素材”（见熊彼特，1954 年，第 41— 3 页）——或者和古尔德纳的“世界假 说”是一致的，在他的解释里极力想象为什么社会学家们要采纳某种理论而 又反对其他的（见古尔德纳，1971 年，第 2 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可 以当做关于拉卡多斯的“硬核”本质的特殊理论来读；在相信“意识形态” 在科学的理论化中起了有意义的作用方面，马克思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认 为思想意识的阶级特征在接受或反对一个科学理论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
面，他又非常错误（见塞利格，1977 年，特别是第 26— 45，87— 94 页）。
①更真实的说法是，拉卡多斯的劝告是把他写的尤勒理论史理性化，
该著作在 1964 年发表。这部才气焕发的著作是以柏拉图式的对话写的，所 有对数学史的引用都放在注脚里：这种做法表明了象“严密”、“高雅”、“证 明”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纯逻辑的古老的数学概念不仅是附属于象“中肯”、 “朴素”、“推理需要”这些对应的科学概念的，而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是从
属于科学发展的。
　　②加斯顿·巴克拉德是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他在法国之外鲜为人知， 应该把他和英国及美国的公认观点批评家联系起来。对巴克拉德的评论参见 巴斯卡（1975 年）。
　　①拉卡多斯的一个学生对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重新做系统的解释，证 实了他的方法论的失败：见沃勒尔（1976 年，第 161— 76 页）。关于对拉卡
多斯的其他令人信服的批评，见伯格森（1976 年）和图尔明（1976 年）。
　　②参见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这方面对波普所做的总的来说可以理解 但又是强词夺理的、怀疑主义的批评：海因兹（1977 年，第 6 章）。
①经济学家们应该很熟悉汉森的观点：萨缪尔逊《经济学》的观点。
（1976 年，第 10— 12 页）第一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
①然而，没有什么对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的批评能够降低该书的

横蛮的“诱惑力”，这个词的最好的含义是：该书对科学学术界的不恭是巧 妙的，它迷恋于所有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占星者和上帝的证人的经 历，它不但取笑其他人同时也取笑自己；的确，很难知道作者是不是一直在 嘲弄你。《反方法》被广泛地评论，费叶拉本德在一本新书（1978 年）对他 的评论者做了很有特色的反应，他对评论者的回答有他们的评论的两倍长， 谴责他们对他的书错误地理解，错误地解释，回避问题，而最差劲的是缺乏 幽默。他向我们保证说，除了科学家所偏爱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能够 补足理性的科学步骤，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方法是什么；他的反证大部分是 成功经验的个人秘史加上非正统的医术。
　　③这种特别的猜测是缺乏理论的，仅仅以几个假设的实验结果为依据， 当然还根据其很深的心理学要求（见汤普金斯和伯德，1973 年）。
　　②如果回到 100 万年前左右，维利科夫斯基的观点会显得更加有理。 他的理论是理论充满预言的杰出例子，实际上所有那些例子都是特别的；加
之，他责骂失误也象责骂成功一样频繁（见戈德史密斯，1977 年）。
①见 W．图恩特（1973 年，第 158，162— 74 页）。
　　库恩至少主张（见库恩 1970 年 b，第 7— 10 页），在波普的划分标准下， 应该承认不同于“世俗”占星术（预言整个民族和种族的未来）的“相命”
占星术（预言个人的未来）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虽然这是已经被驳倒的观点。
又见艾森克（1979 年）。
　　①对此波拉尼已经说过（见波拉尼，1958 年，第 183 星占、咒语、神 谕、巫术、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的巫医和开业医生的医疗法，所有这些都在 众眼之下通过他们假定的实践成功稳固地建立了几世纪。科学的方法是为了 阐述事物的本质这个目的精确地设计出来的，这种设计是在更加细心地控制
的条件下，以比现实问题造成的情况中所出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进行的。”
①对于在《如果事物可以谈论》的标题下为 Verstehen 教条的有趣辩护，见 马克卢普（1978 年，第 315— 32 页）。
　　①韦伯的思想样板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特别的构思，这种构 思特别地和觉得人的代理人和事件产生于这些代理人（例如经济人，资本主
义，官僚，等等）的活动这样的思想有关。简而言之，韦伯的思想样板的定 义涉及到把 VerAstehen 作为这种样板的基本要素。很多人都误解了韦伯的 意思，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晦涩地说：思想样板既不是“思想”，也不是“样 板”。伯格（1976 年）和马克卢普（1978 年，第 8，9 章）都极好地解释了
韦伯的非常含糊的思想样板理论。
　　②哈耶克回顾了很多他早期的反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现在他采取 的是和波普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见巴里，1979 年，第 2 章。
　　①实际上整个争论是由克里斯曼（1969 年，第 7 期）和奥内尔（1973 年）重新挑起的；又见尼格尔（1961 年，第 535— 44 页）；卢克（1973 年）；
瑞安（1970①见马克卢普（1978 年，第 345— 67 页）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
的审慎企图，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真的是低劣的吗？他的回答是是，但又 并不象大多数人看起来所想的那样差。



第二篇　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

第三章　证实主义者，大部分十九世纪的故事




一、 经济学方法论的史前史
一种有点费解但又很有意义的差别，把 19 世纪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
和 20 世纪的、或干脆说和最近 40 年左右里的现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区 别开来。大不列颠的 19 世纪方法论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理论的 前提上，并且不断地告诫他们的读者说，对经济预言的检验最多不过是一种 冒险的事情。据说前提是通过一个人的内省，或者通过对自己的周围的因果
观察中得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前提就成为在前的真理，而人们也知 道这种在前的真理是比经验优越的；纯推理的过程从前提导出结论，但是只 有在不存在干扰的原因的情况下，结论才能成为在后的真实性。因此，检验 经济学含义的目的是要判决经济论证的可用性，并不是真的要判断它的确实 性。这些 19 世纪的作者们是富有独创性的，他们的独创因忽略了经济预言 而出现争议，在寻找其中的原因时，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束缚，他们只知道 没有任何经验的或其他的依据能够证明一个人可以反对某种特定的经济理 论。简而言之，大不列颠 19 世纪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是证实主义者而不是证 伪主义者，他们所鼓吹的是防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设计来保护年轻科 学的安全的，使之能抵挡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攻击。
　　如果我们把 1776 年《国富论》的发表视为经济学做为一种独立的原理 “诞生”的标志，那么到 1827 年拿骚·威廉·思诺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 导论》，政治经济科学的萌芽刚好过了 50 年。这是第一本自觉地讨论经济方 法论中的问题的著作，作者 10 年后在他的《政治经济科学概况》（1836 年） 中精细地扩大了这种讨论。在 1836 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发表了他 大名鼎鼎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这篇论文树 立了他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评论者的声望。他通过一部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大 作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声望，这部大作是《逻辑体系》，紧接其后的是一本严 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 年）。另一本重要的划时期的著作是约 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1875 年），而 整个古典方法论年代都被约翰·纳维利·凯恩斯以不会出错的权威性的术语 概括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1890 年）里，这本书是和阿尔弗雷德·马 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同一年发表的，这两本书呈现了共同的调和的方法 论前景。
　　这并不是说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缺少方法 论原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们明白地说出来，也许是他们 认为方法论原理的重要性是太明显了，以至用不着为之进行辩护。亚当·斯 密是一个特别使人震惊的例子，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不同部分的论证采用了 极不相同的模式。在《国富论》的第一、第二册，斯密无拘无束地运用了比
较静态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和李嘉图的著作连在一起。而在《国富论》的
第三、四、五册以及在《道德情感论》中的大部分，斯密举例运用了所谓的

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极不相同的方法。 要把这些苏格兰历史方法的特征描述出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不管
是亚当·斯密还是其他这个学派的成员都没有用很多文字把这些方法记述下
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方法显得是一方面包括了对历史阶段理论的坚 定的信念，认为经济生产的一定的“模式”或类型和人的本质的某种永久的 原理是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深深地承认简单和优雅是对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做充分解释的至高无上的标准（见斯金纳，1965 学写了一篇令
人吃惊的、学识渊博的论文，即《带领和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用天文学史
来描述》这篇论文大概是在 1750 年左右写的，但只是在作者死了以后在 1799 年才发表。
　　①斯密的论文是在牛顿的《基本原理》问世后仅仅 60 周年的时候写的， 他把牛顿的方法描述为一种这样的方法之一，即“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某
种基本的或被证明了的原理，我们就以之解释一些现象，用同一条链把它们
串连在一起。”由于《道德情感论》把对他人的同情做为中心的作用，而《国 富论》把利己行为做为中心的作用，这两本书都可以看做是斯密首先是审慎 地企图把牛顿的方法用于伦理学，然后才用于经济学（见斯金纳，1974 年，
第 180— 1 页）。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关于天文学的论文里，斯密并不 认为科学起源于人们对了解物质的本质的一种清闲的好奇或冲动，而是认为
科学起源于人们要把“奇妙、惊讶和赞美”推向极限的欲望。甚至他判断科 学思想的标准更多的是审美学而不是严格的认知论。他也更多地强调用象引 力这种单个的熟悉的原理能解释不同的现象的优越性，而不是强调做出精确 的预言的能力，这种偏好如果不比他判断科学思想标准的偏好更甚，至少也
是同等的。
　　无论是在斯密对哥白尼革命的解释还是对牛顿革命的解释中，都有很 多因袭主义的东西，这也许是受到休谟初期同样的因袭主义激励的；这也就 是说，斯密拒绝把牛顿力学做为一种“真理”来描述，这是和当时一般的观 点截然相反的（见汤普森，1965 年，第 223— 3 页；林格伦，1969 年，第 901 页；霍兰德，1977 年，第 134— 7，151— 2 页，斯金纳，1974 年）。然而， 对于斯密把科学理论当做“想象中的机器”这种观点中的真实含义我们不必 过于担心，因为他的论文完全没有引起那些紧跟他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注 意，而且看来对 19 世纪的科学哲学也的确没有什么影响。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 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甚至李嘉图的社会哲学也只有在大 量的讽刺里才隐约可辩（见哈奇森，1978 年，第 7— 10 页，第 2 章）。虽然 李嘉图的方法论观点只有在他著作中的字里行间才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信服 我们今天所谓的“解释的假说—推理模式”，是这种模式的维护者，他有力 地否认事实能自己解释自己。人们总是很难弄清楚李嘉图究竟是把他的理论 体系的预言——生产食物的不断增加的成本、人口对食物供应的压力、收入 中归于地主部分的不断增加的份额，以及投资机会的不断消失——当做是有 条件的趋势描述还是无条件的历史预告，因为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 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的确，熊彼特已经把李嘉图把高度抽 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称为“李嘉图恶习”
（见熊彼特，1954 年，第 472— 3 页）。一方面，“李嘉图告诉马尔萨斯说他 的目标是阐明原理，因此他就“设想有力的事例??这些事例也许能表明这

些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不断地告诉国会说，某些经济学结论“象万 有引力定律一样确定无疑。”①不管怎么样，李嘉图的继承者从他的著作中 得到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启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 研究方法，而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结果的确定性。
　　对于李嘉图的方法论，特别是对李嘉图专一地注意经济作用力的长期 均衡推论的习惯，马尔萨斯有很深的疑惑，虽然他从未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 怀疑，但是他确实是怀疑在斯密的著作中有一种归纳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完 全和李嘉图的演绎方法相反的。然而，虽然马尔萨斯的论证风格和李嘉图的 有别，在价值问题和“一般的供过于求”的可能性上两个人也有很大的分歧， 可是他们分析这些问题时的方法论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二、 穆勒的论文
　　李嘉图在 1823 年去世，而在 19 世纪的 30 年代就发生了对李嘉图理论 体系的激烈争论，在这个争论中，李嘉图的主要弟子詹姆斯·穆勒和约翰·雷 姆萨伊·麦克库勒克企图把李嘉图主义和经济学本身等同起来。这个知识的 争论时期好象是要产生一场方法论分类，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处于这种
危急的局面。这时，不管是思诺还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认为有必要建 立统治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的原理。
对于纯粹和严格地实证的科学和不纯的、继承下来的经济学的规范艺
术（这个问题我们将到第五章再讨论）之间的区分，我们是很熟悉的，但第 一个宣称这种区分的是思诺；他还第一个明确地建立了这样的思想，即认为 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基本是“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这些前提是观察的结果， 或者是一些觉悟，几乎每一个人只要他听到这些前提都会承认这些前提对于
他的思想来说是很熟悉的，”从思诺的这些结论于是就得出只有在不出现“特
别的搅乱原因”（鲍利，1949 年，第 43 页中引用）的情况下才站得住脚的 东西。更甚的是，思诺还把“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简化为四条，即（1） 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小的牺牲使财富最大化；（2）人口的增长趋向于比生 活资料的增长要快；（3）使用机器的劳动能够生产正的净产品；（4）农业要
受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见鲍利，1949 年，第 46— 8 页）。思诺在这里也象
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一样显得是最有独创性的古典经济学家。然而，对于这些 同样的问题的讨论，穆勒就立即变得比思诺更加小心和有眼力，更甚的是， 穆勒比思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检验纯理论的结论上。
　　穆勒 1836 年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从思诺对科学和政治经 济艺术的区分开始的，这种区分是在一系列现实的真理和一整套规范的规则
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再次以思诺的方式把经济学科分类为“思想的科学”， 这种分类主要是考虑到人的动机和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模式（见穆勒，1961 年，第 312 页，317— 18）。这种区分直接导致穆勒写下很有名的一段文章， 在这段文章里，“经济人”这个邪恶的概念诞生了。尽管这段文章很长，但
是很值得我们几乎全部引用以便反复阅读：现在人们对“政治经济学”这个
术语的通常理解??把每个其他人的热情或动机完全抽象了；没有被抽象的 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出自与人们对财富的欲望永远是对抗的本性的热情或动 机，即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情 或动机是有其自己的精打细算的，因为它并不象其他的欲望那样仅仅是偶然
地和对财富的追求相抵触，而是总象一种累赘或阻碍一样伴随着这种追求，
因此它是不可分离地和追求财富的考虑揉合在一块的。政治经济学把人视为

仅仅是要取得财富和消费财富；它要表明，生活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人， 除非他们的行为动机处于我们上面说到的有两个永远相互对立的动机制约的 程度，否则，只要他们的动机是他们的全部行为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有的行 为过程是应该鼓励的??这种科学??进行??处于这样的假设之下，即人 是一种由其本质需要所决定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想要更多的财 富而不是更少的财富，这一点就象我们在上面已经特别指出的人是由两种互 相对立的动机构成的一样，没有任何例外。这并不是说有哪一位政治经济学 家曾经荒唐到认为人真的是这样构成的，而是因为以上所说的是科学有必要 处理的一种模式。当一个结果是依赖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时，这些原因每 次只能研究一个，必须分别地考察它们的作用规律，如果我们希望通过这些 原因来取得预告或者控制结果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这样做??也许，没有哪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的活动仅仅是由于对财富的欲望而没有受到任何冲动的 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考虑到人的这部分行为，财富甚至不是人的主要目标， 政治经济学也并没有假装它的结论可用于对此进行解释。但是，在人的活动 中也有特定的部分，在那里取得财富是主要的和众所公认的目的。仅是对这 些部分政治经济学才关心。政治经济学需要采取的研究方式就是要把这个主 要的、公认的目的当做就象真的是人活动的唯一目的一样；在所有同等简单 的假说里面，这对假说是最接近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在我们 所提出的人的活动的特定部分里面，如果没有来自其他因素的阻碍，取得财 富的欲望会产生什么样的活动。以这种方式就可以取得比采取其他可行的方 式更接近于人的这部分活动秩序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通过针对来自人的其 他部分活动的影响做适当的调整来纠正，可以证明这种纠正和任何特别事例 的结果都是相互干涉的。只有在很少几个最惊人的事例（如人口定律这个重 要的定律）中这种纠正才被篡解为政治经济学的自我解释；于是出于实际运 用的缘故，纯粹的科学安排的严格性有点背离了。
　　至今就人们所知的或可以假定的都表明，人追求财富的行为受到人的 任何其他的本性的旁侧影响，这种影响比以最少的劳动和通过自我克制取得 最大量的财富的欲望的影响更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至今还不能解释或预告 实际的事件，除非用和来自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当的、正确的调整来修正 这些结论（见穆勒，1967 年，第 321— 3 页）。
　　穆勒关于经济人的定义中有的特征需要强调。穆勒并不是说我们应该 象他那样地看待整个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宣称我们能够正确地预告一个
人在经济事务中的实际行为。
　　这种说法是“现实人”的理论，思诺不管穆勒的论文一生中都坚持这 种理论（见鲍利，1949 年，第 47— 8，61— 2 页）。
　“现实人”理论后来为阿尔弗雷德·马尔萨斯所接受，而且人们敢说， 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这种理论（见惠特克，1975 年，第 1043，1045
页注；马克卢普，1978 年，第 11 章）。①穆勒所说的是，我们应该把特定
的经济动机抽象化，这些经济动机如，在受到生计收入限制的情况下使财富 最大化，追求闲暇；但同时又要承认生活中非经济动机（比如习惯和风俗） 的存在，即使这种生活是属于经济学的一般范畴的。总之，穆勒所运用的是 “虚构的人”的理论。此外，他又强调经济领域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这
个事实。从这个程度上说，政治经济学做了两次抽象：第一次是对真正受到
货币收入推动的行为所做的抽象，第二次是对与“其他方面的冲动”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