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土长）借款者的偏爱。然而，这种有选择的信贷看来并没有严重地阻 碍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放款的上限规定并没有显示出严重地限制市场的运 转。
　　新加坡，甚至从 1819 年建立时起，便是这一地区的贸易和金融中心。 新加坡对于外国商品和资本一直实施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即使在今天也 继续在执行。所有与外汇管制以及行政性的、在数量上有选择的信贷政策有 关的残留做法在 1975 年最终地得到消除。在同一年份，制定利率的银行卡 特尔也放弃了。但是 1968 年建立的境外货币市场—— “亚洲美元市场”—— 激起了新加坡金融部门迅速发展的高潮。在 80 年代，鼓励金融事业深化的 努力包括：在财政上鼓励境外的放款财团、基金管理和包销证券的财团，以 及保销和管理国际证券的发行。1984 年从事金融方面期货交易的“新加坡 国际货币交易所”（SIMEX）的建立是金融发展中的另一里程碑。第二家证券 交易所，即“新加坡经销和自动报价系统证券交易所”（SES— DAQ）是 1987 年开办的，它使建立时间较短的本地公司得以为扩大本身的业务而随时得到 长期资金。
　　　菲律宾的金融改革尽管对于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作出了努力，菲律 宾在实际经济和金融两个方面所取得的发展业绩在 80 年代东盟五个国家中 是给人印象最浅的。与泰国不同，第二次石油冲击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并没有 导致执行修正的货市金融措施，以增加 80 年代本国资金的筹措。菲律宾反 而继续严重地依赖外国的储蓄。从战后年代到 80 年代，一直不断地采取有 利于进口替代工业而不利于出口的财政刺激措施。此外，还执行有选择的信 贷政策，以有补贴的利率对入优先的部门，集团和地区发放贷款。从 1973 年起，由政府控制浮动的菲律宾比索经常被固定在不切实际的水平上，频繁 地进行大幅度的贬值是常见的事。1981 年取消了外汇管制，可是 1983 年又 重新加紧管制，因为当时由于通货膨胀加剧、硬性规定利率的上限和政治的 不稳定而发生了资金外逃的现象。虽然官方的利率上限规定在 1984 年取消， 很大比重的国内贷款仍然是由政府控制和金融机构按照非市场的优惠条件进 行分配的，并且由寡头控制的银行系统不允许市场力量左右利率。所以，与 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同，菲律宾的经历是：连续不断的 各种限制阻碍了金融部门的发展，正如内向型政策曾经限制了实际经济部门 的发展一样。当然，根本的政治基础薄弱也使有效的政策难以制和贯彻执行。 东南亚金融体制的发展
货币化与金融的深化
　　　衡量金融深化速度的最常用的尺度是货币流通总量 M1．M2 和 M3 对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因为所有东盟国家的都没有 M3 的数字， 货币流通总量范围比 M1/GDP 宽的 M2／GDP。其中可观察到许多有趣的现象。 第一、用 M2／GDP 的增长来衡量，80 年代在所有 5 个东盟国家的经济中都
发生了金融深化现象。第二、在进行上过重大金融改革的两个国家（印度尼
西亚和泰国）中，正是大致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即泰国的 1982 年和印度尼 西亚的 l983 年，M1／GDP 有了迅速增长，而且泰国的比率超过了马来西亚 以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比率。
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
　　调动本国储蓄来为经济增长筹资，涉及到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所起的 中间媒介作用。金融中介作用扩大的一种表现是以下几种金融机构资产的增
　　
加：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NBPIs）。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 两个国家，又一次在变化的格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两个国家的银 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者的资产增长率要比中央银行高得多，结果银行资产 的相对份额有了显著的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对份额稍有提高，而中央 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理所当然地下降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 可以归功于由于取消利率的上限规定和减少对政府证券的受控制的购买而造 成的私人存款和放款的急剧增长。中央银行的资产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对政府、国营企业和优先的部门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急剧减少。 在马来西亚，三种类型金融机构的增长分布得比较均匀。马来西亚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增长势力较强，在很大程度上是若干有远见的基金计划迅速扩大的 结果。在新加坡，“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MAS）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相比，在资产方面有了较大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储备金形式的资 产的迅速积累，而并不意味着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存在任何 阻碍。另一方面，菲律宾中央银行的资产有了急剧增长，其在金融系统的资 产中的份额急剧上升，从 23．8％提高到 35．8％。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它的连续不断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另一方面，增加对本国公 共债务的受控制的购买。高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导致了银行和非 银行金融机构的缓慢增长。
商业银行的私营部门存款和贷款
　　金融系统所起的中介作用扩大的第三个指数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和放款 的增加，商业银行对私营部门来说是短期和中期可贷放资金的传统来源。
　　在资产额、私营部门的存款和放款增长率方面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和 泰国这两个国家。不仅如此，私人存改款的增加还超过了资产总额的增长，
这意味着向私营部门和向更为市场导向的银行业提供更多资金的一种转变。 然而在菲律宾，放款的增长小于资产的增长，这表明商业银行受控制地购买 了更多的政府证券。因为早在 80 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的银行系 统已经十分发达，资产的基数十分巨大，所以这两个国家商业银行系统相对
来说增长较慢是意料之中的。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增长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就产生了组织证券市场，即货币市场和资本 市场的需要。
　　在货币市场方面，东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货币 市场根基不深，而且不太活跃。市场所使用的票据继续由银行同业的资金和
短期政府证券占统治地位。然而，采用可买卖的短期政府货币票据，使得东 盟各国的政府能够通过象公开市场业务这样一些货币方面的措施来实施货币 政策，而不是通过行政措施或数量方面的措施来实施。
　　在资本市场方面，资本市场包括债务票据和股本票据两个方面。1980 年以前，东盟只存在两个活跃的资本市场，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
由于东盟各国政府宁愿通过财政预算的分配来获得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的资 金，所以没有鼓励二次交易的迫切要求。虽然在东盟地区长期政府证券的二 次交易仍处于待开发状态，有关私人股本和借款票据的证券化已经取得惊人 进展。
1988 年 10 月和 12 月以来，印度尼西亚采取的金融措施已经对股票市
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些金融措施包括：1、取消有关养老

金、投资基金和持股公司的所得税；2、取消支付给公司投资者和有组织的 集体投资者的债券最终股息和利息付款的所得税以及 3、把初级市场、列入 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场外交易中外国人的股票拥有权提高到 49％。
　　泰国资本市场进行改革的目的是要为本国厂商获得更多的长期资金来 源。自从 1980 年改革以来所采取的措施包括：①减少公司所得税和股息税， 取消证券交易税；②对于为公众购买股票筹资的证券公司提供财政方面的刺 激；③放松对外国投资者的外汇管制，允许他们不必事先得到泰国银行的许 可，便可从证券销售的收益中汇出不超过 50 万美元的金额。
　　到 70 年代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股票市场的体制结构已经处于很好的 状态。到 80 年代后半期，由于更加出口导向的经济为马来西亚的股票市提 供了动力，外国的直接投资日益增加。新加坡连续不断的金融革新，如建立 SESDAQ、“CLOB 国际”和与 NASDAQ 的联系为股票市场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 两国政府决定对本国某些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逐步实行私有化，看来导致了 股票市场的进一步深化。
　　从 1985 年到 1990 年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市场资本总额增长了 9 倍；而 泰国在同一时期的扩大额几乎达到 21 倍。在平均交易额方面，印度尼西亚 上升 157 倍，而泰国上升 40 倍以上。事实上部份地因为国家的规模较大， 泰国同新加坡相比现在有着较大的周转额。
储蓄和投资的比率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金融发展的相对成就能从其储 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中看到。例如，泰国国内储蓄总额（GDS）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率从 1985 年的 21％提高到 1989 年的 31％。然而，这一比率仍然 低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许是因为泰国的人均收入较低以及不象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两国那样存在着例如退休储蓄基金计划那样的强制性储蓄的缘故。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比率也在 1989 年提高到 30
％以上，这一比率对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开始阶段来说是
很典型的。菲律宾又是个例外，它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低于 20％。 金融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金融深化的另一个指数是银行、保险和不动产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的地位相对提高。而这一部门的相对地位在 80 年代有了提高，尤其是泰国 和新加坡。
　　总之，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的金融政策经过重大变革以后， 金融业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不是结论性的，两国金融的迅速发展是全
面的，既影响到各种金融机构，也影响到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不断地实施市场导向的金融政策的做法，保证了两国金融机构和资本 市场能达到比较合乎标准，但又是持久的发展。然而由于前面所谈过的原因， 菲律宾在 80 年代没有能设法实现同样的金融发展。
东南亚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
　　一般来说，储蓄有两个来源一一本国的和外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 援助、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形式的外国储蓄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外国援助与公共外债
　　对于新加坡来说，外国援助的流人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年份中它占 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从没有超过 0．5％。从 1988 年起，马来西亚和泰国由 于本国的高储蓄率和出口的迅速增长，外援的重要性消失了。从 1987 年起
　　
流入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援助稍有增加，而在 80 年代后期菲律对外援的依赖 有了明显的增加。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政府在刚发生第二次石油冲击以后（1980－
1983 年）增加了对外的借款。印度尼西亚也在 1982 年石油价格下跌以后增 加了对外借款。1985－1986 年的经济衰退也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 律宾和泰国增加了它们对外公共债务的依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和泰国在 1985 年的未偿还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
息率都要比 198l 年高得多。然而，马来西亚和泰国金融的发展导致了本国
储蓄更为有效的动用，与此同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又使出口收益大大地增 加。结果，对外债的需要减少了。从 1988 年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 泰国开始清偿对外公共债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也大大地降低了。然而，印度尼西亚的外债负担在 80
年代后半期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印尼盾的急剧贬值。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及较
小程度上的印度尼西亚，在减少对外国公共债务依赖方面的成就，是这些国 家能够增加本国的储蓄以便为加速的资本形成率提供资金的直接结果。
外国直接投资(FDI)
　　外国直接投资爆发式的增长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在 80 年代 后期的共同经历。这些国家向需要外资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转变，发生在一 个意外的时刻。1985 年广场协议的结论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日元的高 市值反过来使海外设资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东盟五国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海
外投资受益者（菲律宾受益较小）。在 80 年代后期，当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 成为净资本出口国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得到了 第二次推动。在印度尼西亚，从 1986 年到 1990 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 净流入额增加了 5 倍以上（从 2．58 亿美元增加到 13．59 亿美元）。外国直 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相应地从 1986 年的 1．46 提高到 1990 年的
3．74。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的增加甚至比印度尼西亚更为显著。 前者的外国直接投资扩大了 11 倍以上（从 1986 年的 2．62 亿美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29．31 亿美元）。马来西亚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进展，它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近 6 倍（从 5．28 亿美元增加
到 30．08 亿美元）。随着这些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急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 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急剧上升。新加坡继续是一个坚决接受外国直接投 资的国家。然而，菲律宾并不那么幸运。直到 1988 年外国直接投资才真正 有了增加，但随后由于政治上一直不稳定并且衰观经济持续发生困难，因而 流入额减少了。
　　总之，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增加， 加上在调动本国储蓄方面取得的成功，使得对于公共外债的需求减少了。
　金融发展带来的结果 新加坡成为地区金融中心
　　近几年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银行增加了它们对邻国，包括泰国、马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联合放款活动。这种增加要归因于美国和日本的银行 在本国发生清偿问题后逐步从地区的放款市场撤走。
　　新加坡的“亚洲美元银行”已经存在了差不多 25 年。位于本区域内的 境外货币市场究竟对它的经济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很
少。有一个实际数据，就是东盟在新加坡的“亚洲货币单位”（ACUs）放款

和存款额中的份额。然而，我们确实知道 ACU 资产／负债的规模在1980－1990 年间增长很非常迅速—— 达到 4 倍以上，其中大多数的资金是同新加坡以外 的银行之间的交易。新加坡的银行，一般来说已经成为 ACU 资金的纯存款户。 我们可以假设（但没有具体数据证明）：“亚洲美元市场”一直在东盟地区的 经济增长中起着日益提高的中间媒介作用。
金融的日益相互依存
　　东南亚金融体系的日益开放和尖端化（在工具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 也意味着在金融方面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市场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 依赖日益增长。这一趋势会由于贸易和投资方面（尤其同经合组织国家）的 相互依赖而进一步加强。它的后果是：来自国际间的金融冲击会以更快的速
度向国内体系传播。一个恰切的案例是 1987 年 10 月的股票市场行情大跌。 续约股票市场的指数下降 23％，而新加坡下降了 32％；吉隆坡 24％；曼谷
11％；马尼拉 7％。在 1990 年 9－10 月的海湾危机头一个月里，美国的股
票市场指数下降了 22％，马尼拉和曼谷分别下降了 40％和 54％，而新加坡、 吉隆坡和雅加达降低了大约 28％。
日益发展的地区一体化
　　另一趋势是由于各种原因，东南亚的经济日益一体化。第一，目前在 以制成品出口和外资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方面有着共同的相似之外。东 盟国家随后发生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格局中的趋 同现象。第二，象“柔佛一新加坡一廖内经济增长三角区”和建议中的包括
马来西亚的摈榔屿和半岛北部几个州、泰国南邻和印度尼西亚西北部的“北 方经济增长三角区”这样一些小区域经济区的开发，也许将是 90 年代越来 越常见的典型发展格局。第三，1 月下旬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东盟高级会 议上最新签订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域协定”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跨国境产 品市场的一体化总是会带来要求协调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条例以及 要求资本流动能更自由地跨越东盟各国边境的各种压力。这方面的证据之一 是要求将新加坡元在地区内使用。但这一压力一直受到“新加坡货币主管当 局”的抵制，为的是要避免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很可能引起的汇率管理 问题。对于未来由于产品市场一体化日益发展而引起的这类性质的压力，也 许要由地区的货币主管当局来处理。
　　总之，近几年来东南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取得的成 就，是由许许多多外部和内部的有利因素促成的。从内部来说，东南亚各国 进行了实际经济和金融的欢革。目标在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经济改革 得到了大力贯彻，用牺牲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为代价，促进 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和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广泛的金融改革和不断的金融革 新，一方面提高了本国储蓄额，另一方面在本国和外国的资源之间更有效地 起了中间媒介作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所推行的广泛的金融改革，以及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金融的不断发展，通过银行系统鼓励了私人储蓄和用市场放款 活动取代有选择的信贷。这些国家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其资本市场的扩 大甚至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是短期和长期市场放款活 动的有力增长。它为本国经济的扩大提供了资金，最终导致了所有四个国家 实际经济的迅速增长和金融的深化。
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最近发生影响韩国和泰国银行系统的危机之后，预言亚洲其他地区

的银行系统也将遭遇类似情况已成时髦之举。在遥远的欧洲或美国的董事会 会议室和风险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一些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变得模 糊不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生的任何混乱，都将给它的邻国造成问题。但是 这种看法是短视的。为了评估银行的风险，应当着重研究每个国家（地区） 银行系统的长处和短处。
　　的确，在货币游戏中显然存在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泰国有决心、 有储备，它的货币铢还是被击败了，而这个地区的一些中央银行之间签署的 大肆宣传的条约却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菲律宾的比索也被击败，这实际上并 不是因为经济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变化，而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已经设法成功 地支持比索了。其他货币也受到同样的压力，预料还会有惊人的事发生。
　　但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不适应银行系统。当然，同样的问题会产生同样 的结果，而且这个地区的一些银行系统实际上也遇到类似的头疼问题。然而， 多米诺骨牌效应意味着，使得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垮掉的问题，接着也会影 响到邻近地区的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
　　在银行系统的运气过分依赖货币稳定和外币资金供应时，这种效应很 可能会发生。在最近这次危机发生时，泰国的银行系统极其脆弱，国内借款 人的外币债务额很高，可是避免或减轻经济损失的自然的保值手段有限，而 且还处于银行清偿能力低下和资产质量下降的情况之下。但是，毫无疑问，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银行比泰国的银行更能经受得住货币冲 击。
银行系统大不相同
　　亚洲以外的观察家常常认为亚洲国家（地区）都是一样的，可实际上 这个地区的银行系统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比一般说来各个国家（地区）之 间的差别还大。它们表现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稍稍花点时间对它们仔细加 以研究可能是明智的。
　　要指出的第一点是，主权风险与银行风险常常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 现象在亚洲或许比别的地方更严重。在韩国和日本等低风险国家，银行疲弱 无力，而在菲律宾或斯里兰卡等较高风险的国家，一些私营部门的银行却很 强劲有力。
　　另一个不同的情况是，许多国家拥有若干国有银行和在政府密切监督 下营业的银行。这些银行通常显示出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这主要 是因为它们的资产质量极其糟糕。它们被用来当作政府推行开发和金融政策 的渠道。贷款分类和提供贷款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完善。这些银行不在 我们的评论之列。
　　在纯私有部门，只有在香港和新加坡能找到相当好的资产质量，菲律 宾和马来西亚与它们还差着很大一段距离。这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 它们的管理当局在不同程度上享有最佳声誉。香港、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银行 还有很高的资本比率，而在另一个极端，韩国、日本、中国、泰国、印度尼 西亚、印度支那和印度次大陆的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却很糟。
不动产贷款
　　不动产问题以不同方式使银行蒙受打击。不动产借款人承受的直接风 险在这个地区大不相同，香港排在风险名单的首位，接下来是泰国、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大多数种类的贷款中，不动产被当作抵押品， 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指导许多银行系统的依然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当铺心态。
　　
提供贷款所依据的是抵押品所值数额的大小，而不大考虑借贷者靠他主要的 经营活动偿还本息的能力。
不动产影响银行的方式各不相同。泰国房地产的全面供应过剩并未影
响价格，因为供应过剩的很大部分掌握在那些并不是以房地产作为抵押获得 贷款的房地产主手中，而且他们并不是迫切需要出售这些不动产。在香港， 或许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动产）市场是靠越来越富裕的居民对更大 空间的真正需要支撑着的。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有一些不动产部门是兴
旺的，而另一些部门，例如商用房地产和豪华的公寓住宅，则接近于陷入困
境。
效率评判与风险分析
　　清偿能力低下历来是造成银行破产的原因。在这个方面，泰国和印度 尼西亚极其虚弱无力，而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印度次大陆却比较强。清偿 能力是银行生存的关键。一家银行可以破产，不盈利，排在资产质量表的比 较偏下的一端，但是，如果当局给它足够的清偿能力和某种修改帐目的余地，
它还是能渡过难关存活下去的。 衡量银行营运费用的尺度是效率。影响效率的因素有薪金、劳动法、
勤奋程度、租金的高低、经营管理是否得当、营业额的多少和分支机构的数 量。在这个方面，看来只有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依然保持高效率，而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效率极其低下。 净利差幅度依然是这个地区银行收入的最大来源，而利差的大小主要
是由利率结构、是否存在竞争和一些既定的作法决定的。香港、印度、马来
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净利差幅度很大，而台湾、中国、新加 坡和日本的净利差幅度却很小。
　　要用利润率来估量真正的营业盈利率很难是准确的，这主要是因为银 行往往用非经常投资收益来支持它们并不充分的收入，例如在台湾和韩国就 是这样，也是因为不现实的提供贷款的方针，而这些方针是造成它们帐目上 长年累月存在着不盈利的资产的原因。这种情况影响到日本、韩国、中国、
台湾、泰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次大陆。
　　有趣的是，在效率低下的银行系统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银行依 然兴旺发展，因为它们的利差幅度依然很大，但是这种情况不会长期持续下 去。韩国银行的利差幅度小，而且效率低下，这是它的银行正在苦苦挣扎的 原因。
最后，人们得要把所有因素合在一起，才能对一家特定银行营业情况
可能回升的速度作出估对。由可以估算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才 能造成现金流动—— 这是弥补已知的资产质量缺陷所必须的。这是银行风险 分析中最为关系重大的起缓和作用的措施。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在 一定程度上泰国排在风险分析表的首位，而韩国和台湾则排在末尾。总而言 之，很难发现亚洲的两个银行系统的风险特征是相似的。虽然可以说货币大 幅度浮动和整个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给银行带来消极影响，但是大部分其他因 素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它们。
　


《金融风暴》—索罗斯其人

索罗斯及其组织
　　乔治&索罗斯 1930 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 年他移居到英国，并 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 年去美国，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 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当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当学生时，索罗斯开始熟悉哲 学家卡尔&波普的著作，这对他的思想和后来对他的慈善活动有有深刻的影
响。
　　　1979 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 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 1987 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 金会。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 31 个国家中运作，遍及 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
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 立了其它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州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1994 年，包 括在网络内的基金会大约花费了 3 亿美元，1995 年为 3.5 亿美元，而 1996 年为 3.62 亿美元。预计 1997 年将维持在同样的水平上。
除了有关东欧和前苏联在政治和经济变化方面的论文之外，索罗斯是
《财务的炼金术》的作者，该书由 Simon&Schuster 于 1987 年出版，1994 年由 JohnWiley&Sons 再版 ；《苏维埃体系的开放》 1990 年由 Weidenfeld&Nicholson 出版；《民主政治的保险业》1991 年由自由出版 社出版。索罗斯最新的书《停留在转弯之前》是由 JohnWiley&Sons 于
1995 年 9 月出版。 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
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1995 年波伦亚大学 （意大利）将最高荣誉── LaureaHonorisCausa 授予索罗斯先生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
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是 LCC 索罗斯基金董事会的主席，民间投资管理处确认它作为 量子基金集团的顾问。量子基金在量子集团内是最老和最大的基金，普遍认 为在其 28 年历史中在全世界的任何投资基金中具有最好的业绩。
　索罗斯基金会网络
　　由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创建和提供资金的许多非盈利性基金 会和机构，现已联合在一个非正式的网络中，即称为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这 个网络实质上是由具有自主权的所谓“国家基金会”的机构所组成的一个集 团。它在 31 个国家中进行工作，遍及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
海地，危地马拉及美国。目前正计划在南非地区的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
托、莫桑比克、马拉维、纳米比亚、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建立 9 个 新的基金会。所有这些基金会分担共同的任务去支持开放社会的发展。为达 此目标，他们操作和支持了有关教育、文明社会、独立媒体、国际电脑网络 和电子函件通信、出版、人权、艺术和文化，以及社会、法律和经济改革方
面的一系列计划和倡议。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
（TheOpenSocietyInstitute-NewYork）和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
（TheOpenSocietyInstitute-Budapest）通过对 2 个或更多个基金会制定共 同发行计划和通过提供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对这些基金会和机构提供援 助。由乔治&索罗斯创建的其它机构，包括有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 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1996 年，这些机构在慈善活动方面总共花费了 3.62

亿美元。1997 年预计为网络提供的经费也达同样规模。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是一个由民间进行操作和 提供拨款的基金会，其宗旨是通过支持教育、社会和法律改革，以及通过对 复杂的和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赞助，去促进世界各地 开放社会的发展。由乔治&索罗斯创建和提供资金的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是
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在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 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等 31 个国家中进行运作和具有自主权的非盈利性机 构。这个研究所与其以匈牙利为基地的姐妹机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 所一起，通过共同发布网络项目及提供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去帮助这些基 金会和机构。
　　　开放社会研究所有哪些项目？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项目分成三个 主要类型：针对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的项目；针对美国的项目；以及针对世 界其它地区的项目。
　　在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范围内，针对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的许多项目常 称为“网络项目”。网络项目是由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布达佩斯开 放社会研究所或基金会之一，致力于网络中 2 个或更多个基金会重要的共同 发布。
以纽约为基地的网络项目包括艺术和文化项目，东方项目，儿童和青
年项目，英语项目，国际电脑互联网项目，医学和健康项目，妇女项目。以 布达佩斯为基地的网络项目包括宪法和立法政策研究所，教育项目支持单 元，高等教育支持项目，图书馆项目，媒体项目，开放社会档案，出版中心， 以及奖学金项目。
以美国为基地的项目是国际性的，它包括缅甸计划，中部欧亚计划，
强制移民计划，地雷计划和索罗斯文件基金。 针对美国的项目包括犯罪问题中心，公众与文化；帮助合法移民的
EmmaLazarus 基金；Lindesmith 中心，它是一个毒品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有
关死亡问题的题目；开放社会联谊会项目；以及针对竞选运动财务改革，教 育改革，生育权利，青少年怀孕，青年发展，法律行业中的道德标准，医学 和新闻业等这些领域的项目。
　　要进一步了解以上任何项目的详细资料，可与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公 众事务办事处（212/887-0668）联系。
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
　　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成立于 1993 年，其目的是为教育、社会和法 律改革方面开发项目和提供方法。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 网络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在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 马拉和美国等 31 个国家中进行运作和具有自主权的非盈利性机构。布达佩 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与其姐妹机构──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一起，通过在共同
出版物方面建立网络项目和提供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去援助这些基金会和
机构。此外，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通过中欧和东欧以及前苏联支持丰富 多彩的其它许多倡议，其重点是在人权、少数民族和少数争端，文明社会和 妇女问题。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项目包括：宪法和立法政策研究所， 教育项目支持单元，高等教育支持项目，图书馆网络项目，媒体网络项目，
网络出版中心，奖学金网络项目（也以纽约为基地），以及开放社会档案。
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及其分支机构，设在位于布达佩斯商业区的中部欧

州大学内，而且他们的项目利用了大学的资源。
　关于“开放社会”的概念
　　开放社会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协会，即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同时需要有一种公共机构去保护所有的人， 使每个人都有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开放社会这个术语是通过哲学家卡 尔&波普（KarlPopper）1945 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而流行的。 广义地说，开放社会的特征是依赖法律的裁决，存在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
多种多样和朝气蓬勃的文明社会，并且尊重少数派和少数人的意见。
阿莱&奈尔（AryehNeier）
　　阿莱&奈尔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所长。1993 年参加开放社会研究所之 前，他担任人权监察协会执行理事 12 年。在此以前，他在美国法定自由权 联合会工作了 15 年，其中 8 年任国家主任。奈尔先生曾在纽约大学任法律 副教授 12 年以上。他是全国和纽约书评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并在《纽约时
代杂志》《纽约时代书评》和《外交政策》等期刊上发表文章。他在《纽约 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民权保卫者先驱报》等报纸 上公开发表的文章达 100 篇以上。他是 4 本书的作者（正在写第 5 本），此 外为 20 本以上的书写过部分章节。他曾在国内的主要大学中作过讲演，并 常在“夜间热线”、“McNEIL-Lehrer 新闻时间”和“今日项目”等电视项目 中出现。他曾 3 次获得荣誉学位，并获得 AmericanBar 协会的 Gavel 奖。
索罗斯哲学自述 不稳定性
　　经济理论创立了一个理想世界，即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相互独立， 价格由这两因素作用而达到某一均衡。但是在现实社会，金融市场价格在形
成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本能的相互作用使金 融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自由放任主义否认金融市场本身存在不稳定 性，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不稳定性已大大超出了金融市场的范围，它影响着人们行为导向的价 值观。在经济理论诞生以前，人们由一系列道德行为规范所诱导，这些道德
行为规范已根植于传统、宗教与文化之中。但市场价值观，带来冲突与对抗， 有凌驾于传统价格观之势。广告、市场营销、以至包装都将影响人们的偏好 已为常见。随市场机制不断扩张影响势力，人们仍将在原有价值体系上行为 的神话，将越来越难以维持。
开放社会受到基础价值观不足的负面影响，并随机动性与我们开放社
会的全球化的提高而进一步恶化。当人们正式生根于他们的的社会，他们必 须注意到社会对他们的看法；但是当他们能轻易地迁离时，他们仅仅关注其 自己。在全球的文化、宗教与习俗有如此之多的差别，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基 础也就相当困难。放任自由理念，承继了自利的行为导向原则，忽视了市场
倾向中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
社会公平
　　自由放任主义视供给与需求状况为已给定的，并视政府干预为最大邪 恶，也就极力反对收入的再分配。我可以同意那种对财富的再分配进行的所 有尝试并不是完全有效率的，但是并不认为任何一点尝试都不去作。财富通 过自身的机制进行集中，如何没有某种机制进行再分配，不公平将变得不可
忍受。将财富集中与适者生存相匹配的观点，否认了通过继承而获取财富的

事实。
　　适者生存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行动导向原则，在某些方面是有错 误的，它建立在过时了的进化理论之上，正如经济学的均衡论建立在牛顿物 理学之上一样。导致物种的变化是变异，变异的发生有着多种极为复杂的方 式，而物种与其生存环境及其他物种之间相互影响，这是一种双向反馈机制。
国际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自由主义同样视适者生存为一种最适宜的导向原则， 反对在国际合作中由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在国际关系中被视为最为强大资源 的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是一个极大的嘲弄。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的还 有其他一些伪科学、地缘政治学，它们主张国家没有原则，仅有利益，且这
种利益由所具基础（如地理位置）来决定。这种宿命论是十九世纪科学法的 残余。
开放社会的可畏障碍
　　开放社会是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不 完全是可以改善的。在开放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与政治安排的改进、 文化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的发展前景是无限的，但是在建立作为一种组织原则 的开放社会上却存在极大的障碍。
首先，开放社会的概念表面上是自相矛盾，如果终极的真理具有不可
获性，我们又如何可以将一种谬误视为一种真理呢？而对真理的需求也仅是 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拥有完全的信息，信仰就变得 并不必需。
　　信念应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要迫使我们去遵守这一系列的规则， 如果我们认识到，信念而不是终极真理只会压制我们的选择，我们就更可能
忍受其他信念并以我们的经验而进行修正。大部分人倾于证实他们信念是终 极真理，事实上这种证实通常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判别，由我们自身的失误而 得出的信念苍白无力。这是一个老于世故的概念，比仅仅的纯理论更难以奏 效，比如我的国家（或家庭或我自己的兴趣）的对与错。
如果我们的过失是如此不容置疑，缘何仍具有感召力？仅仅能由此产
生结论，而最好的判别是成功，事实上，开放社会较封闭社会可能导致更为 繁荣、更富革新精神、更令人振奋。但是成功并不是建立一种信念的基础， 因为成功并不能认为一定是正确无误的一样。开放社会中，对成功的崇拜已 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我们的正误观，这在当今开放社会已经发
生。以先取得成功作为判别正确与错误，是一种极大的危害，特别是以金钱
为准，更为甚者认为只要失去了金钱，一切皆已远去。 但是，这并未所有问题。即使开放社会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但也不致
于能有效地保证它得以奏效，开放社会仅仅提供了一套框架，该框架中可以 融合各种社会与政治事件的观点，并没有对这些事件提供某种固定的结论。
如果某种固定的观点得以提出，这就不可能是一种开放社会。这意味着，在
开放社会中人们考虑除自己的信念，也将包融其他人的信念。由开放社会取 出的，仅在封闭社会才存在。
　　另一困难是，采纳开放社会作为一种目标，通常的最好达到途径是间 接，这就是我的基金会正做的事情：鼓励发展教育、文化与多媒体、文明社
会、经济改革等等，这在开放社会也并未普及。具有冲突的观点与兴趣碰撞
出无准备的结果，而不是精心设计下的产出，社会在此时将可能变得更为开

放。如果给出最为一般的惯例，以允许具有冲突性观点与利益的人们能共处 于同一环境，这种冲突性的观点与兴趣才将产生出一个开放的社会。在成熟 的民主政治体系，这类惯例是固定存在的，但在我们全球的开放社会中，他 们却是欠发展的和不充分的。
　　在目前，我们从全球开放社会中受益，但我们也缺乏必需的规则体系 使其得到保护。国际社会在处理苏联崩溃中出现的某些新的问题，显得无能 为力。在我的基金的主要活动地区，我可以觉察到关闭的趋势。随冲突的升 级，欧洲联盟将转向闭关自守，美国将独立无援。
　　目前我未有准备着手解决这些危机，而仅试图说明这一难点。我谴责 盛行的自由放任态度，它相信在关心公众利益的同时并不妨碍对私利的追 求。我相信开放社会的概念，它需要精心培育以使其奏效，提供更好的导向 以便于行动。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我信瘵准备去面对困难，如果我们有理 论不同意坚持这一行动方针，但当自由世界如共产主义世界般瓦解时，我们 不应袖手旁观。
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
　　德国《图片报》发表“今日焦点人物”文章言：一个人倚仗自己的资 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此人就是 66 岁的亿万富翁乔治& 索罗斯。这个国家是泰国，它的货币是铢。
　　现在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演呢？像这样的人是怎样作好准备来冲击泰铢 这样的货币呢？他如何从铢中获得几十亿利润呢？他需要耐心、许多钱（索 罗斯可操纵 150 亿马克基金）和一次经济危机（就像泰国现在的危机）。
　他在泰国故伎重演
　　泰国这头小老虎受了伤。此时“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出动了。他的 做法非常简单：他只是散布谣言。他的话对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就是金科玉 律，谣言在全世界不胫而走。
6 月 27 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
排除使铢贬值 20 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这就是对铢宣判了死 刑。现在全世界投机家就知道这一点：卖掉铢，卖掉泰国股票。”而泰国政 府却无能为力。最后的出路是：它在 7 月 2 日放开泰铢的汇价（过去是同美 元挂钩），其后果是自由下落。一美元可以买 30 泰铢（此前是近 20 铢）。”
索罗斯现在等待泰国铢落到最低点，然后便大量买进泰铢和泰国股票。全世 界投机倒把分子都在等待索罗斯发出信号。他一购买，大家都跟着购买，泰 铢和股票也跟着上涨。行市上升，交易所的交易赢利便滚滚流入他的私囊。 他不顾交易所投机家的大忌而同中央银行对抗，并且又一次得手。
股市天才、业余哲学家和慈善家
　　“下一次金融危机肯定会到来。问题只在于什么时间。”这是乔治&索 罗斯不久前在纽约宣布的。对于他自己以数以十亿计的资金作赌注来对付泰 国铢，从而会给危机火上加油，他却保持沉默。索罗斯量子基金会的经理斯 坦利&德鲁肯米勒在上周泰国中央银行宣告屈服之后承认：“我们赢利了。”
索罗斯闻名于世是在 1992 年，当时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向这位匈牙利人俯首 称臣。通过货币投机，索罗斯在使他的投资者的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为自己 聚集了 25 亿美元以上的私人财产。索罗斯正慷慨地把这些钱花出去。他是 美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地设立的基金会即开放社会研究所在 全世界有 50 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 1000 人。

　　这位 1930 年出生的大投机家早在 1989 年就已经从日常交易中抽身引 退。只有在采取向英镑或泰国铢进攻这样的大行动时，索罗斯才积极参与。 在这种行动中，没有人愿意放弃利用这位老人的辨别力。
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
　　尽管完全有财力享受世界上每一种奢华，但乔治&索罗斯对此却很少有 兴趣，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如果对某个慈善 项目感兴趣，索罗斯就会慷慨地向其提供资助，为此他可以在一天之内掏出
1 亿美元。只有一件事索罗斯是一个子儿也不掏的：有关犹太人的项目；“我
保持中立。”这位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说。 索罗斯最想拯救整个世界。这位金融投机商承认，他有时把自己视作
一个神。无论如何，这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所做的善事是不容抹杀的。例 如，他捐献了 5000 万美元以上的资金，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波黑采取援助
措施和在萨拉热窝建造一个紧急供水系统。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
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索罗斯承担了他们中接近 1／3 的人的年薪。 索罗斯对世界进行改良的愿望与他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但是，这 位业余哲学家却不能容忍世人以一种完全扭曲的理论来解释他的善行。索罗 斯认为，“在共产主义失败之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成为自由人类最大的威
胁。他说：“我只能一再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市场中留有投
机的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 尔，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听过他的课。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 人》一书为索罗斯向世界专制政权宣战提供了合适的理论依据。索罗斯亲身 经历过独裁政体的暴政。在纳粹占领匈牙利时期，当时还是一名犹太儿童的
索罗斯曾被父亲用篡改过的身分证明隐藏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官员家
中。共产党在匈牙利掌权之后，索罗斯一家被迫流亡英国。
“未能实现当哲学家的抱负”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一个“未能实现当哲学家抱负的人”。如果读了他最 近就全球化问题发表的长篇大论，你也定会得出同样的印象。按照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史蒂夫&汉克的说法，他以此证明了“一个清楚的头脑和大量
的金钱并不是必然一起出现的”。 索罗斯自己也认为他离精神错乱并不太远。他的祖父就是偏执狂。他
偶尔也幻想自己会发疯。对个人健康的担心使他开始追寻人生的意义，为此
他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 索罗斯被看作是一个变化无常、思想跳跃性很强的人，他多年的老友、
摩根一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说：“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 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当然，这并不能保证这位金融界的杂技演员偶尔 也会失误。例如，在 1994 年对日元的投机活动中他在一天之内就损失了 6 亿美元，对此他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乔治&索罗斯在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得到英格兰银行的原谅。1992 年他投
下巨额赌注与英镑较量，结果严重损害了英国为防止货币贬值和被迫退出欧 洲货币体系所作的努力。
　　而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给索罗斯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朋友。例如， 当索罗斯捐资 1600 万美元支持那些主张开放软毒品市场的团体时，克林顿
政府就感到很扫兴。此外，索罗斯还的不遗余力的反对者。他甚至对保守的
政治家也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有民族主义倾向。例如，捷克思理瓦茨拉夫&

克劳斯就被索罗斯视作“最糟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化身”。
索罗斯如何统率“量子基金”赚钱
　　乔治×索罗斯统率“量子基金”（QuantumFund）在二十年中创造出三 百倍的回报，被喻为全球最佳的基金经理。
　　量子基金在 1969 年推出时还只是一个资本额仅 400 万美元的基金，此 时命名为双鹰基金（DoubleEagleFund）。1973 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在这 短短的五年间，资产值已增至 1200 万美元。1978 年索罗斯又把以自由名字
命名的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以之命名，要追求的是基金的增长速度足以美
物理学中的量子。至 1981 年 9 月，基金资产已达 1 亿美元，至今更激增至
20 亿美元。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已使量子基金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成 功的投资实体之一。如果 1969 投资 1000 美元，并把红利再投资的话，今天 的价值将远额 200 万美元。
量子基金就其资产规模而言，在美国现有 4000 多家共同基金拥有 2 亿
余亿资产的状况下算不上什么，但它上述的增长业绩都是颇为令人惊叹的。 并且，它的运作同普通的资本组合比较起来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一是善于 充分利用杠杆原理，但很少认购期权，而是巧妙利用借贷和抵押，购入证券 以购取最大的收益；二是投资于很多不同类型及风险的资产。既投资于货币，
投资于别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和期权等。最近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基金，
叫“量子工业资产”，专门从事工业投资，购买企业的实际拥有权或部分拥 有权。但不太涉足于风险高，回报亦高的衍生金融工具；三是在这些不同的 资产类型中既做空头也做多头；四是在侧重于大量使用财务杠杆的基础上， 购买短期证券，以保持高度的灵活性，有较强的投机性。索罗斯认为短期证
券比长期证券的业绩要好得多；五是在与投资者的关系方面，它是一种业绩
基金，即基金管理人员所得的报酬是与盈利成正式的，而不是按照后者所管 理的基金规模而定的。并且，在基金中有管理人员的资金，索罗斯本人就是 基金的重要持股者。他们把按基金业绩所得的酬金再投资于基金。这样，基 金存在的时间越久越成功，基金管理人员在其中所拥有的份额也越大。他们
可说是与基金同甘苦、共命运，在持股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有一种利益的同一
性。
　　除了这些基本特点之外，索罗斯还把基金定位为利用大趋势，即配合 市场走势搞宏观投资。实际上其大部分钱也是在宏观投资中赚来的。这其实 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投资策略。首先是确定市场当时的宏观走势，然后选出股 票、债券或其它类别，最后在所选的投资类别中再选中要投资的项目，如股
票、债券、货币或期权等。这相当于三度的资产分配，有时候能够把其资产
的 1005 以按其宏观投资观点来配置，效率很高。 量子基金的优异业绩虽与其一些特点有关，如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敬而
远之，而喜欢采取最简单的投资方式，令索罗斯因祸得福，避过了因衍生工 具而引发的股灾。但是，任何一家投资机构的成功，却都要以对大趋势的准
确把握为根本。索罗斯本人就声称他自己的分析能力不太强，但确实有一种 很强的判能力，并在这种批判能力之上构筑非凡的判断力。索罗斯领导的量 子基金正是凭这种敏锐的判断力和准确的预期大获成功。在 92 年 9 月欧洲 货币体系出现危机英镑脱钩的一役中，短短的几天竟赚取 10 亿美元之巨。
索罗斯对市场独特的感悟理论
索罗斯对市场趋势之所以有如此神奇的把握能力并在投资界取得骄人

成绩，是与其喜欢分析思考的性格有关的。他是一位祖籍匈牙利的犹太人， 继承了犹太人既善于经商又长于哲学思维的禀赋。在分十七岁那年，因纳粹 德国入侵而前往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经济学。令人惊叹的是，虽然 他现在成为金融界的巨匠之一，却并没有正式接受过财务学的训练。他在长 期的实践操作中感到在经济学院的所学与现实世界太远，逐渐形成了一套自 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框架。在他迄今为止出版的四本著作中，他向世人 表述了他独特的认识感悟。
　　索罗斯认为我们对身处的世界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他不同意经济学 上经常假定的人对市场有完全认知的能力。我们身处的世界每一刻都在变 化，无人可以对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有完全的认知。因此他也不相信建立在 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近 20 年来有长足发展的衡量投资组合风险的一些方 法，而竭力去寻找那些非均衡状态，认为这种状态发出了促使他采取行动的
信号，并觉得当我们要通过对客观环境的认知而作出任何决定时，那实际上
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的行为是会影响环境，但环境亦同时会影响我们 的认识和行为。这就是乔治 FACE="Symbol">×索罗斯所谓的反射理论的出发 点。他指出，现实反映了人们的想法，人类行为都会改变客观环境，是基于 人对现实环境的理解而作出的决定，索罗斯称之为参与作用，那是和一种主 动的行为。这两种作用相反地运行，又相互地影响，而每一个作用的产生， 都需要一个对立的因素，当环境与人产生第一个影响时，其它连锁反应亦会 陆续发生，因此统称为“反射作用”。
　　索罗斯把他的这种哲学思想应用于对投资市场的认识。他认为股票的 价格及市场的趋势均会产生反射作用，就算基本因素没有任何变化。当在， 如果基本因素没改变，市场又会很快地纠正过来。
　　股票市场一向认为股价是股票本身价值的反映，从而股价与股票的价 值有直接的关系。索罗斯就认为其中的关系是一种微妙的反射关系。他认为 投资者通常对股票市场及股票的认可均会有所偏差，而且市场本身亦具有某 种程度的预测（Predictive）或估计（Anticipative）的能力。索罗斯认为 者的偏差会造成种种反射作用，并会与投资者所身处的市场形成一种互动的 关系。由于投资者仅是市场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决定又会影响市场，这样， 索罗斯就以市场的偏差代替投资者的偏差。这种偏差实际上就是指市场上占 主导地位的投资者的判断，它会直接影响到股介的走势。看好的市场偏差， 将会使股价上扬，看淡的偏差，便会使股价下跌。
　　不过，在索罗斯的理论中还包括另一个因素，即市场的趋势。这种趋 势无论是否为投资者所察觉，均能影响股价。但是，这种趋势的影响力有大 有小，亦会受投资者偏差的影响。因此，股价的走势是由市场的偏差及市和 场的趋势两者相互影响而决定的。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方式就是反射理论 所谓的被动式的认知作用及主动式的参与作用的过程。这就是市场的趋势影
响了投资者，此为认知的影响，是被动的。当投资者通过对市场的参与而影
响了市场，便是主动作用。这样一来，股票的波动进一步影响了投资者市场 的偏差及市场的趋势。
　　因此，股价其实就是由市场趋势及市场偏差的反射作用所影响的，但 同时两者却又受股价的影响。这三者均能加强其它两者的影响力，当它们向
同一方向加强时，或在此后又往另一方面发展时，它们的形态就是常说的盛
或衰（Boom-bust）。

　　索罗斯把股价加强市场的走势称为自我加强走势 （ Self- reinforcing），反之则称为自我调整（Self-corrcting）过程。同样，市场 趋势和市场偏差也会以自我加强或自我调整的形态表现出来。当市场趋势被 加强时，市场的预测与实际股价的分歧将会扩大，如果相反，就会自我调整， 将分歧缩小。这些现象就称为股票市场的上升或下调。如果市场偏差令股份 向上游动，这是正面的偏差；如果下浮，则为负面的偏差。索罗斯指出，市 场的趋势可以令市场的偏差进一步加速或令其调整。
　　上述就是索罗斯反射理论的主要内容，虽甚简略，但亦可见其敢于否 定传统思维的勇气，另辟蹊经。独排众议，相信市场的运行并非都是有效率 而合理的，其中必有一些漏洞，而且市场的价格也往往有错，并按照这种理 论思路去寻找所有其它投资理论的缺陷，从而能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并注 意观察那种趋势可能即将告终的稳约可见的迹象，做到在趋势发生转折之前
背潮流而驰而大获成功。也正是这种勇于创新的魄力和基于哲学思考的神奇
感觉，使他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上有影响的人物。
　　　　　　　　　　　　索罗斯南北出击 法国《论坛报》报道，索罗斯从俄罗斯到阿根廷四面出击。 匈牙利裔美国人乔治&索罗斯是金融家（索罗斯量子基金会）、投机者
（l992 年“同英镑摔跤者”）和慈善家（开放社会研究所），现在他使世界
各地都在谈论他。两个星期前他谴责东盟接纳实行独裁政治的缅甸为成员 国，从而引起了种种议论。
实际上，现在乔治&索罗斯更感兴趣的是俄罗斯。他在 7 月 29 日证实
了俄罗斯报界的消息。这些消息说，他向俄罗斯电信投资公司投资了 9．8 亿美元（约 61．5 亿法郎）。这家公司是穆斯特财团的成员，它以 18．7 亿 美元赢得了拍卖，获得了穆斯特财团 25％的股份。
　　索罗斯可能还准备在俄罗斯石油领域投资。俄罗斯的《今日报》说， 他可能将向莫斯科出 10 亿美元以控制俄罗斯石油公司，这是俄罗斯第九大 石油公司，目前它仍属国家所有。
在地球的另一端，索罗斯瞄准了阿根廷。他在那里已是第一大地产主，
他还想成为那里的最大银行家之一他在当地的机构伊尔萨公司最近宣布，希 望在对国家抵押银行实行私有化时成为购买的竞争者。索罗斯已经在阿根廷 的农业和不动产方面投资了 4 亿美元。他在潘帕斯草原拥有 40 万公顷土地
和 1．7 万头牲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富有地区，他还购买了一些商业中 心和办公大楼。最近几周，他又获得了原属美国人斯威夫特&阿穆尔的 5 万
公顷土地。这块地位于拉普拉塔河畔，如果布宜诺斯艾利斯能够赢得 2004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届时将在这里修建奥运村。如果他买下国家抵押银行（资 产总额约为 43 亿美元）的话，这将是他在阿根廷最大的一笔投资。
索罗斯与巴菲特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今年度二百大亿万富豪排行榜，有两 位是完全凭靠纵横国际金融市场致富的美国投资大家，一位是名列第二的沃 伦&巴菲特，一位则是名列第 131 的乔冶&索罗斯。这两人在国际金融圈都是 赫赫有名，然而他们的投资策略却是南辕北辙。
　　现年 67 岁的巴菲特自小就展现出他在数字与投资方面的天份。地在 8 岁时就开始阅读父亲所收集的股市书籍。他的父亲是一名股票经纪人，而他
在 11 岁时就投入美国股市，买进他的第一只股票。1956 年，当时才 26 岁

的巴菲特真正展开他的投资事业，与 6 位朋友共同投资 10．5 万美元，投资 美国股市。此一合伙投资事业在往后的 13 年间平均每年有 29．5％的投资 报酬率，总资产高达 2600 万美元。而同期间道— 琼斯指数有 5 年是呈下跌 的，由此可见巴菲特投资策略的高明。1965 年，巴菲特买下英国波克夏哈 萨威公司，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张投资版图。
　　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可归纳为四大步骤：一、不要理会股市每天的起伏。 巴菲特认为股市的存在只是提供大家一个投资活动场所，而受到投资活动的 影响，股市行情自然会有起伏。然而投资人不应随着股市行情起舞，而应先 有万全的准备，彻底了解自己所要投资的目标，并坚信自己能够打败股市指 数的变动。二、不要过度担心经济情势的变化。巴菲特认为没有人能够预测 经济情势未来的变化，而因应经济景气变化所做的投资决定往往会在下一波 经济景气中变成错误的抉择，因此投资人所应做的是选择在任何经济情势下 都有获利空间的企业。三、买下公司，而不是股票。巴菲特认为投资必须能 够看得长，想得远。买下一只股票，也就等于是拥有一家公司部分的所有权， 而这家公司未来的任何获利有部分是归你所有。四、管理企业的投资组合。 他认为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拥有企业，让这些企业为其创造财富。
　　被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视为超级大作手的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他的发 迹是先着 1969 年与另一位投资专家吉姆&罗杰斯联手成立的量子基金。该基 金自成立以来平均每年的投资报酬率高达 35％，而且只有在 1981 年出现过 赔钱的纪录。索罗斯的投资理论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市场行情则是涨 久必跌，跌久必涨，他只要能够掌握到其中的契机与矛盾，在国际金融市场 就可无往不利，这也就是他著名的“错误理论”“大起大落理论”。而他最著 名的战绩是他在 1992 年利用欧盟各国之间在迈向统一大业之途中的矛盾， 大力放空意大利里拉与英镑等相对弱势货币，造成欧洲汇率危机，进而迫使 里拉与英镑相继脱离欧洲货币机制。当然，他也自其中大捞一票。索罗斯在 国际间建立有庞大的人际关系网洛。他通过投资与慈善活动与各国政要建立 良好关系，然后利用这些关系获得由其他一般管道无从得知的消息，在市场 上进行炒作。而国际金融界有些人士也因此指责索罗斯所从事的根本就是内 线交易。
　　巴菲特与索罗斯可说是当前全球投资热潮中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前 者是注重基本面，做长不做短的保守派，后者则是强调消息面，逮到机会一 心要大捞一笔的豪赌派。至于他们两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纵横术到底孰优孰 劣，或许由他们在《福布斯》杂志上的排行榜可一窥端倪。
索罗斯该不该骂？
　　《南华早报》方思涌评马哈迪尔骂索罗斯一事：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 币不稳，索罗斯是否罪魁祸首，目前还难以断定；但货币投机是防不胜防的 活动，有关国家必须妥善管理本身的财经制度，才能使投机者无机可趁。在 最近这阵东南亚货币危机声中，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多次抨击著名货币
炒家索罗斯。开始时是旁敲侧击，后来是指名道姓，直指他破坏各国的经济。 最强烈的一次抨击是在 8 月的一个星期六。马哈迪医生说，索罗斯一面声称 要维护人权，一方面却使整个区域国家的经济受到破坏。他还说，“我们努 力了三、四十年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才能达到今日的水平，突然却有人挟著 数十亿美元，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摧毁了我们的成果”。以一国首相之尊，马 哈迪医生一再对一个有头面的人物痛加斥责，这可显出可爱的性格。由此也

可看出，这次的货币危机对有关国家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在马哈迪医生投下重磅的攻击之前，其他受害的国家如泰国也曾几次
指认索罗斯是这次投机活动的罪魁祸首。虽然索罗斯矢口否认有这回事，甚
至美国政府也替他辩护，他这么成为千夫所指，要说完全和这类活动毫无干 涉，似乎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尤其是他在过去已有前科，在 1992 年的英 镑事件和 1994 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中，他都插有一手。
　　索罗斯这么一挨骂，在本地区的名气骤然大起来了。我说是本地区， 那是因为他在西方世界本来就是来头不小的人物，只是因为他这次“眷顾”
到本地区来，才格外引起我们的注意。特别是马哈迪医生提到他既要维护人 权，又破坏其他国家经济，更令人对他的双重面目感到兴趣。　其实，只要 开启网际网络，就可找到许多有关索罗斯的资料。我这里先抄出一段有关他 的生平，“索罗斯在 1930 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47 年移居英国，
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 年，他到美国。自此通过他自己设立和管理
的国际投资基金累积大量的财富”。后面的一部分则叙述这个有犹太血统的 金融家在求学期间深受哲学家卡尔．波珀的影响。因此在发了财之后也变成 了慈善家，鼓吹“开放社会”的思想。先后在三十几个前共产国家和一些发 展中国家设立基金。为了推展“开放社会”运动，这些基金每年拨出三、四
亿美元在教育、文化和社会方面从事改革工作。　对于什么是“开放社会”，
索罗斯这么说：“开放社会”是指没有人能够垄断事实，人人都可有不同见 解和利益，因此需要有某些机构出来保障人人和平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如果 细读这段文字，我们也可看出，索罗斯的所谓“开放社会”，事实上是和西 方国家所鼓吹的人权异曲同工的。因此，在索罗斯的言谈中，人权是个常见
的词汇，也因为这样，索罗斯今年 1 月间在布达佩斯的一次演讲中，强烈批
评缅甸的军人执政团是残暴的独裁者，呼吁西方国家停止到缅甸投资，呼吁 游客不要到缅甸去旅游。像这类社会活动，索罗斯是大张旗鼓的干，发布的 资料有如汗牛充栋。可是，这些是在他腰缠万贯之后才兴起的雅兴。他的真 正事业是搞投资和投机买卖，他旗下的匡特姆（Quantum）基金拥有 120 亿
美元的资金，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交易，在过去二十多年来，表现还是同业
中的佼佼者。凡是投资基金，它们的投资活动其实和投机只是一线之隔。长 期把钱投在某一个地方，可说是投资；投资变成短线时，就是投机，特别是 在货币市场上，两军对垒时，都是速战速决，更说不上什么投资了。这些年 来，由于索罗斯已到富可敌国的地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一听到他的名字
都无不特别打起精神来。索罗斯出道很早，不过，他的名字之所以响亮，则
拜赐 1992 年和英格兰银行的一役。当时，在不足几天的时光里，英镑在他 的强力出击下连连败退，一举给他带来 10 亿美元的盈利。过后，在墨西哥 货币危机，还有这次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事件中（特别是在泰国先掀起第一波 时），都有索罗斯的影子在里头。当然，不像他的慈善事业那样可到处吹嘘，
资料唾手可得，索罗斯的买卖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这倒不是说他的
勾当是非法的事实上，那是绝对合法的。可是，鉴于商业理由，却非要保密 不可。所以，人们不仅不容易找到匡特姆基金的资料和动向，如果它在市场 上有什么动静，也是等到真相大白时才让人恍然大悟。　从最近几年历次发 生的货币危机来看，这种投机活动所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以马来西亚来说，
中央银行耗用了几十亿的储备，还只能使马币苦苦守在低水平。在一个星期
间就跌了 5%。而国内的利率却上升到双位数的水平。单是看这几个数字，

就可看出大马为这场货币战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简单的说，投机者是乘人 之危下手的，就像是病菌在人体虚弱时侵入体内一样。由此也可看出，马哈 迪所说的是发自受害国的心声，索罗斯该不该骂，答案昭然若揭。　当然， 如果索罗斯不认帐，而且又无从证明是他干的，那就有骂错人的危险。同时， 骂跑了一个索罗斯，还有许许多多小索罗斯。骂了他们或者能解气，但却无 济于事，骂了之后不会吓退他们。少了一个索罗斯，只要有机可趁，其他的 小索罗斯还是会出现的，也不能保证事件不会重演。　实际上，除了抨击投 机活动外，这次备受货币投机风暴打击的国家不妨也进行反思。这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根本的因素消除投机者进袭的条件，不给投机者有 见缝插针的机会。对此，不言而喻的，答案就是要搞好经济，而且不只是要 求经济有发展，还要使它保持稳健的发展。大凡在自由经济国家里，经济和 财务上一有漏洞出现，必然会给对方下手的机会。相反的，如果经济基础稳 固，储备和盈余足够，金融体系健全，就像城池固若金汤，敌人见了往往也 会知难而退。
　　可是，在理论上，每个国家都希望把经济搞好，只是客观事实未必能 按主观的愿望发展。有时，外围的因素也影响到本国的经济。那么，在经济 表现不如意时，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风雨交加的局面。面对这种可能性，当 中央银行的自保能力削弱时，形势就很险恶。目前，各国除了自己奋力作战， 或接受货币贬值的事实外，似乎还没有什么良方。在过去，当防卫安全有问 题时，有些国家采取了集体防卫的方式；可是，在金融事业上，各国却找不 到一条共同御敌之道。在此之前，东南亚国家已有墨西哥的前车之鉴，互相 之间签署了联防协约，可惜的是，这类协约禁不住投机风浪的冲击而失败。
8 月中，亚太区 11 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在上海举行会议。会后虽然没有 透露对这次金融风暴的应对办法，但从与会者会前会后的言论看来，显然的 这个课题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另外一合作的渠道　则是国际货币基金会在今 年初所安排的协议。由 25 个国家提供 476 亿美元，成为应付货币危机的备 用贷款，可是，这项计划主要是用在善后，而在危机发生时却无法产生急救
的作用。不过，从这种种措施来看，经过这次东南亚所发生的事件后，国际
上对集体应付货币危机的认识也更深。人们也看出，今后的金融市场会趋于 集体防卫的概，目前所进行的种种安排也正是将来一整套救市的雏型计划。